《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 |
● 资中筠等 |
时间:2011年10月8日 周六 14:00 ~17:00 地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临琼楼2层(文津街7号,北海公园南门西侧) 发言嘉宾:资中筠、刘苏里、王逸舟、邵燕祥、阎连科、赵梅、雷颐等 主持人:梁文道 资中筠:我不是一个多产作家,弄了半天就这些了 刘瑞琳:欢迎和感谢各位来到这里参加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出版《资中筠自选集》,其实和孙先生结缘还是在去年的沙龙中,2010年我们要做一个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要找一个人撑撑场,我们一致认为非资先生莫属,那是深秋,天气非常冷,资先生来的很早,说了很多的话。第二天的沙龙中资先生和易中天先生有一个对谈,反响非常好。在要送资先生回去的时候,我斗胆跟资先生说:“我们是否有机会出版您的书?”也许就是在那一刻开启了我们出版《资中筠自选集》的荣幸。 出版资老师的书,对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来说,既是出版工作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也是一个新格局的开启。非常巧合,资先生这套集有五卷,每一卷都代表了一个方向。比如,《感时忧世》代表了对现实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关怀等等。可以说,我们有机会出版他的书其实是发自内心的深深地认同,我们每一位出版社的同事都感觉到能够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非常荣幸。 下面我把话筒交给今天的特约主持梁文道先生,文道今天是特意从香港赶来,有请文道。 梁文道:很荣幸今天来主持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今天是天时人和,天时今天是寒露,天气刚刚好,我们这个地方又很安静,前面是中南海,旁边看出去是北海,北海是皇帝的私家园林,现在变成公园,虽然现在是工作日,很多人进去玩。 今天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学者、作家、前辈,大家一起来自然是因为资中筠先生,我就不多说废话,等一下今天是以一个类似研讨会的方式进行今天的首发式。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流程,等一下我们依次请刘苏里、王逸舟、邵燕祥、阎连科、赵梅、雷颐等几位,我们会请他们针对这五本著作的其中一卷做出一些评论发言,雷颐先生做一个整体的评论发言。每一个人发言的时间是十分钟,资中筠先生会就着每位嘉宾的发言交流5分钟。接下来会有一个30分钟的自由发言时间,所有的在场嘉宾都可以一起来讨论和交流,到最后资先生有一个总体的回应。这就是我们今天大致的流程。 我先说一件事情,我看到后面有很多年轻朋友,一定都很仰慕资先生的为人和风采,于是都想来亲近亲近,甚至书都准备好了要来签名,但是希望各位体量,今天恐怕我们没有办法满足大家这方面的想法了,等一下结束以后千万别蜂拥而上围着资先生转。 下面有请资中筠先生上台。 刘瑞琳:资先生,今天这个书刚刚到,好像是今天早上从印刷厂才印出来的,还满意吧? 资中筠:我也是刚刚看到,但是我觉得印的很好,很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现在不想多讲,一个是表示感谢,一个是表示感动,因为我从来不觉得我的书有多少读者,还值得那么多人来关心,很高兴!我这个书有很多是旧作,原来有几个集子,都是从90年代末到二零零几年出的,我一般每隔几年发表一些短的东西,把它集起来出一本集子。现在又有两三年没出集子了,有的人说应该再出一个,过去的那些就买不到了,于是有的出版社说是不是出一个全集全部出一次?我觉得不见得所有的东西老是出,而且太杂,因为我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什么都有,不见得所有人都感兴趣。所以,我就自己选了一下,按照性质分一下类。过去是不包括写国际问题的,这次把有关国际问题中好懂一点的、还不是太尖涩的文章出了一集。所以,这里面既有新的,又有旧的,向大家交代一下。 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弄了半天就是这些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厚爱,以后我会把自己的想法再跟大家做一个交代。 梁文道:虽然按照内容、方向大致分成了五册,但是这五册里面还是有些东西是贯通的,哪怕是一些散文,但是我仍然感到到里面有某种的忧国的情节在里面。这三十年来的文字结成五册,终于用自己的笔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能够读到了所谓知识分子的道统,怎么样继续发扬,尤其是岁数已经不太小了,她仍然针对近年很多国家面对的问题、社会的气氛,各方面的时事都注意到,都有想法。 关于《感时忧世》这一册,我们特别请到一位嘉宾上来谈谈想法和看法,有请刘苏里先生。 刘苏里:七年来始终没有忘记的一段话 刘苏里: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七年前,也是一个秋天,“读书25周年”的一个民间庆祝活动,我们请到了资先生和陈先生有一个小规模的讲座。当时我和资先生通话的时候问资先生,“您是否能够答应某年某月某日出席这样一个活动?”资先生说“讲什么?”“您可以随意”。资先生就说,“我讲一个文明与野蛮吧”,我当时在电话里就咯噔一下,因为“文明与野蛮”是一个很大的题。在一个春和风暖的下午,资先生到了会场,在两个小时的活动当中,给我印像最深的是,七年以来,我始终没有忘记的是资先生的一段话,他在讲座中特别提到:“比起上一辈,章太炎、胡适先生,我自己就是一个野蛮人。”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震惊,七年来我没有忘却这句话。以我对资本先生的了解,怎么这样一个人自称是野蛮人呢?如果资先生是一个野蛮人的话,我这一代人是什么?至少七年以来,我个人的活动和很多想法正是由资先生的这句话重新开启了我对自己活动和想法一个思考。 我谈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我对资先生所有文字的一个体会,特别是上个世纪末到这个世纪初十几年的文字,我从资先生最早的文章到后面的几个集子,《锦瑟无端》等等大作,我是资先生十五年以上的读者。我的一个感觉或者体会,资先生这十几年以来的创作,我猜想,她正是在那天下午说的那一句话大的背景下所进行的,她这一代人如果是作为野蛮人,那十几年以来所作所为想力求脱颖而被束缚,同样我们这一代人要比资先生更加沉重、更加困难、更加无望。 资先生的创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包括《感时忧世》,陈乐民先生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坚持鼓吹启蒙这样的大背景,这也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陈先生生前,资先生跟他一唱一和,在我们这个社会大环境下并没有应该有的回响和回声,而在这个独唱中自己加进自己的一段曲子。那么,在陈先生去世以后,资先生跟我讲陈先生关于启蒙的论述被重视的不够,我说是的,几十年以前是救亡压倒启蒙,几十年以后现在是挣钱压倒了启蒙,谁还会在意启蒙吗?尤其是当今之时大国崛起、中国模式,我们需要启蒙别人。那么,资先生第一卷所有的文章是围绕着她感受到的艰难时势发出的危难的声音和陈先生的一唱一和。 我希望未来的某一个年代,当我们很多代的孙辈们提起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他们还可以说那个时代还有一些不那么像野蛮人的人,我希望自己是其中一员。谢谢大家! 资中筠:关于启蒙的方面我再说一下,这些年来我自己胡说八道都不记得都说过什么了,不过我确实是有这样一个感觉,我们是愧对先贤的,先贤们已经做过很多的工作,我们在这儿辨得没完没了,他们早就讲明白了,我有这样一个感觉。 至于刘苏里先生,他绝对不会是野蛮人,因为他看过很多书,我对于他读书之多是非常敬佩的,他读书速度非常之快。 梁文道:刚才资先生提到启蒙,刘先生也提到启蒙,启蒙很有意思,很多人都说我们已经告别启蒙了,西方八十年代很多人重新检讨启蒙种种,中国有一种趋势,中国总是在我们自己还没有完成启蒙过程的时候,就开始讨论很多“我们其实早就应该告别启蒙了”,其实资先生的书中常常会提到康德谈启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感时忧世》就是资先生对国家的种种问题坚持从启蒙的角度去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试图对我们今天有一些警醒和提醒。 非常谢谢刘苏里先生,接下来请到北大关系学院的王逸舟先生。《坐观天下》有资先生自己的一些看法,试图让大家了解这些想法,王先生正是这个行业的专家,请问王先生看完这本书有什么想法。 王逸舟:三个突出也是受益更多的地方 王逸舟:谢谢文道!我是这个领域非常晚的一个后生,实际上是九十年代初期不能做研究了,跟陈老师、资老师学习国际关系。《坐观天下》这一集确实能够反映出资老师的一个特点,在几乎所有外人看来,一个崛起强大的中国有非常深刻的人文、忧患意识,可以说是一种盛世危言,这有非常好的体现,但是如果光看目录看不出来,包括国际关系的理论、基金会制度、中国人的世界观等等,都是很广义问题的研究,但是如果仔细读这本书,参加他各种各样的讨论,我觉得有三个突出也是我自己收受益更多的地方。 第一,资先生的国际问题研究摆脱了到现在还相当强大的一种传统,就是一种契合决策分析。这两个不一样,有一种特别强烈的魂,有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在那里,而这些东西摆脱了对策上的研究。 第二,有一种非常广阔的对全球化时代变迁的洞察的思想,来看中国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如何积极的互动。你能够感到资老师能够发出一些不同的东西,比如讲到在战争中死很容易,但是真正讲和平的时候,也需要英雄,需要拉丁这种勇气,非常不容易。而且不只是在这些问题上,在台湾问题发生分歧的时候,资老师从广义上人的角度、文明的角度,从人类作为地球上的一个族群去看如何朝着更高的阶段发展,这一点可能是大部分人做不到的。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普遍的研究,缺少这种历史的、国学的、哲学的文化背景,往外面讲就是太将气了,一辈子只是关注某一个问题、某一个人物、某一本书,而缺少用人文的情怀去关注。资老师对国际问题的很多文章都透出这种精神,让读者能够感受到更开阔、更进步的、人类更加朝着追求真理的方向去走。 资老师特别到在八十年代初期曾经像很多思想者、学者一样,有一种欣喜、热情,甚至是一种惊喜的心态,但是越到后来,越感到一种忧虑,感到一种莫名的担忧。这一点我想请教资老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转变?我在北大上课,我发现很年轻的学生,比我们这一代经过重大变故的人更悲观,我们是不是自己变得更匠气了?或者是有既得利益,看不到社会或者其他人的考虑了?这是我比较关心的,做国际问题研究,在任何人看来中国这个时代应该是越来越有精气神、越来越有底气,是不是现在人变得更野蛮了、只是追求钱了,如果往下走,会不会有一个转机?比如说,通过启蒙运动。还是说,全球化的发展只是带来了这种经济层面的繁荣,而变得忧虑了?我们看到全球化的过程中很多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特点,但是对现实来说,毕竟这个社会、国际关系我们需要往前去推,如果有很强的忧虑意识,怎么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呢?我想向资老师请教这个问题。 资中筠:落后了半个多世纪的问题现在还没解决 资中筠:我简单地说两点,从全人类的角度和中国本身的角度来讲。 从全人类的角度来讲忧虑,就包括我去年和易中天的对话中提到的,整个的科技发展,对人类是造福还是造祸的问题,人能不能控制自己,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解答。另外,从目前来看,几乎所有的国家或者实体,都面临着一个转折点,比如说欧洲,欧盟现在遇到危机,过了这个坎儿会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如果过不了这个坎儿就失败了,就作为一次失败的尝试,它以后会怎么样就很难讲。比如美国,从二十世纪初的运动以后现在又变成一个坎儿,现在华尔街的游行是非常好的迹像,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没有9·11的话,会早一点发生,这是一个好事,在这个推动之下能不能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它过得了、过不了这个坎儿又是一个问题。 而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是低层次上的,起码是落后了半个多世纪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我为什么说八十年代的时候乐观呢?因为又是一个新的气像、新的时代到来了,我们以为会一步一步的走向大家知道的那个发展的道路,但是它的发展方向不对了。现在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向,尽管GDP不断增强,因为你最后需要的是公平和正义,我们向往的都是一个公平、争议、平等、自由的社会,这个方向现在是背道而驰的,而且越来越不公平,而且看不到用什么办法达到公平和正义。我所贯穿的忧虑就是我所有的集子里贯穿的忧虑,这个忧虑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以为可以解决,但是现在看起来还看不到扭转的方向是什么。 梁文道:资先生的很多著作和今天选集里面的文章,没有短期很多技术性的政策研究等等,比如她在谈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关于美国国家的把握,但是又不是一个很浮泛的、文学式的观察。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就会看出一些特点,我印像很深的是资先生提到美国国家的强弱与否不是整个经济的总量,不是看它GDP的比重,而是要看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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