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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评论家称莫言不是个怯懦的人:他敢于仗义执言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4-21 06:36
标题: 评论家称莫言不是个怯懦的人:他敢于仗义执言
评论家称莫言不是个怯懦的人:他敢于仗义执言

2013年04月19日
来源:长江日报 
  昨晚,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理论家谢有顺应华中科技大学人文教育基地之邀,在该校西五楼向学生作演讲,题目是《莫言小说与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观》。他说,由莫言掀起的“诺奖热”、文学热迄今未退,足以说明“莫言事件”的重大性。很多讨论的参与者、旁观者由于对莫言及其作品缺乏基本了解,引起了种种误读,他希望大伙儿回到莫言作品本身,回归文学和真相,让讨论结出富有知识含量的果实。
  莫言并非像他自称的那般怯懦
  谢有顺与莫言有过交往。他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透露,早在莫言获诺奖之前,作家方方就和他俩有过口头协议,今春要邀请他们进驻华中科大共同讲学,“莫言后来得了奖,来不了了”。
  对于莫言获奖,国内争议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认为他的获奖意味着中国文学获得世界肯定,“奥运、世博、诺奖”三大高峰一一被中国人“征服”;另一方面引为耻辱,认为诺奖“太没有价值追求”,颁给了一个对现实政治毫无己见、与权力社会“甜蜜合作”、不问民生疾苦的人。谢有顺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有失偏颇。他说,莫言作品《蛙》对我国计生政策提出了深刻反思,《丰乳肥臀》曾引起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反感,联名要求莫言反省、写检查,莫言也迫于压力从军队转到地方。《生死疲劳》则对土改进行了深刻剖析,比如其中“冤鬼”地主的声音:“拿走我的地也就算了,为什么非要枪毙我呢?”
  面对媒体采访时莫言多次表达自己是个怯懦的人,谢有顺认为这是他在自嘲,是幽默感的表现。实际上,莫言敢于仗义执言。他曾经当着有关部门领导的面指出“禁映贾樟柯的电影是一种犯罪”。后来贾樟柯很快从地下走入阳光,虽然说无法考证是否莫言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他自有其勇敢一面。
  文学很多时候在于寻求终极关怀
  莫言在诺奖授奖仪式上曾表示自己仅是一个会讲故事的手艺人。谢有顺认为,那种用政治立场评判文学高下的做法经常会缩减文学的意义,甚至伤害文学。文学是永恒的存在,一个有追求的作家不会囿于一时之见。“文学不回答今天、明天或者是后天的问题,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它提出的问题也许在千年前难以回答,千年后也难以回答。”
  谢有顺说,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老人最终拖回了一条大鱼,一条被蚕食得只剩骨架的大鱼。老人究竟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我们无法定论。文学就是在这种莫衷一是的纷争里给人拓宽思考和想象的空间,提供美的愉悦。
  他还介绍,自己曾在“台独”热潮高涨期间访问台湾,与当地知识分子攀谈,他们大多表示反对台独,而他们的反对理由很有意思:有的人因为陈水扁将国学大师钱穆赶出了居住几十年的老房子;有的则是无法忍受“台独后的台湾”将李白的诗、曹雪芹的《红楼梦》划入“外国文学”范畴。谢有顺说,李白、曹雪芹当年埋头创作,怎么可能想到自己的作品在后世会“成为指导两岸形势发展的武器”?苏东坡和王安石曾经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可现在有谁记得他们的政治立场差异?
  谢有顺认为,对莫言作品我们不宜作过多的政治判断,作家有权利在作品中进行自由、迂回的表达,他的观点也许慢热,但却持续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
  “莫言热”说明文学在中国依然重要
  “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文学边缘化了”,种种说法曾流传一时,但是莫言获奖之后社会所表现出的高度关注,又似乎说明这些判断都站不住脚。谢有顺认为,这证明文学事件依然是中国的主流话语,其背后有着深刻的、不被意识明显觉察的历史文化因素。
  谢有顺指出,我国历来“以文学立国”,文学具有“准宗教”地位。我国缺乏宗教传统,很多人生终极问题都由文学提出、再由文学来解答,可以说,不懂中国文学就不可能懂得中国人为什么这样活而不是那样活。举一个很小的例子,中国人取名字讲究雅致、用典、差异化,而不像西方人清一色叫约翰、玛莉亚等,不像他们那样爱从宗教经典中找依据。一个即使标榜信佛的中国家庭,也不会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一灯”、“空相”。他会认为那不吉利。中国的中产阶级买了别墅,会在周围种几棵竹子,室内养几盆兰草,这其中就浸染了中国情怀,文学外化为具体的物质形态,有的人在每日悄然实践,不见得是有意为之,但是充分说明了文学强大的潜移默化作用。
  “所以,不要怕从事中文写作没人看,不要担心文学边缘化。中国经济富足之后,文化的兴盛迟早要来。” (记者刘功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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