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吧（Internet cafe 或coffeenet）在中国实在是一种十分特殊的事物。从英文上来看，Internet cafe 和coffeenet都与咖啡有关，在国外也确实如此，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咖啡馆提供上网服务，而单纯的网吧在国外已经较少见到。但是，自从1996年11月中国的第一家网吧 在北京开业，网吧在中国就如星火燎原般快速地发展起来了。中国的网吧承担的功能从提供单纯地上网（浏览网页）到逐渐演变为娱乐的场所（玩游戏、看视频﹑聊天等），渐渐已发展成为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场所。在普通人的心目中，网吧可能只是一种简单的娱乐场所，并且经常与低下的社会风气联系在一起。 在家乡上海的一个月中，我有幸去了几次网吧，对网吧也做了一定的观察。我发现，在几所网吧中可以找到一些共性。在城市中，外来务工人员构成了整个网吧顾客群的主体。 其占顾客群总人数的比例，我粗略地估算，可能在六成以上。而城市中的其他群体，则占到将近四成。而这些人的年龄，20到30岁的可以占到八成到九成。留心观察还可以发现，城市中的网吧，数量是十分多，分布是十分广的。据有关调查资料统计 ，上海的网吧总数达到了1500余家，在各区县都有分布。其中杨浦区和浦东新区更是达到了249家和208家。网吧作为盈利的场所，其在城市中的大量分布，反映了城市中各种不同群体对其的需求很强。 那么，为什么城市中的这些人对网吧会有这么强烈的需求呢？也许在十年之前，这件事还很好理解。那时网络即使在城市中也并不是很普及，拥有电脑对大多数工薪阶层来说并非易事，而接入互联网所产生的费用在当时也是比较昂贵的。而现在，购买电脑和接入互联网的花费已经大大降低，在城市中，电脑的普及率已经显著提高。 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享受大型网络游戏所带来的快乐，而YY等语音软件的出现并流行，更是方便了人们与好友组队一同游戏。另一方面，网吧中的环境也远远不如家中，尽管《中华人们共和国消防法》和《上海市公共场所控烟吸烟条例》都禁止在网吧内吸烟，网吧内还是有不少人吞云吐雾，令人难受。此外，多数的网吧很少对键盘、桌椅进行清洁。可以说，整个网吧的环境是恶劣的。 既然网吧的环境并不让人舒适，这些人如今也已经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满足玩游戏、看视频等在网吧内可以满足的需求，为什么城市还是有大量网吧存在呢？ 这是一个问题。笔者将根据不同的群体，试图探索他们乐于前往网吧的原因，以对这一问题做一些申论。 （一)城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员为何愿意去网吧？ 前文已经提到过，在笔者观察的几家网吧中，外来务工人员在网吧整个顾客群中的比例是相当高的。而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大多都已成年，他们为何还这么需要网吧中的这些娱乐呢？ 我们可以先看看外来务工人员在整个城市中的生活。上海市2011年的常住人口为2347.76万 人，而非本市户籍的外来人口为935.36万 人，外来人口已占常住人口总量的四成。外来人口在整个城市中占到了相当的比例，而他们的生活却又是比较艰难的。有相当部分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仅仅是城市最低工资标准所规定的工资，其余外来务工人员收入也大多在两三千元左右，较户籍人口是偏低的。不仅仅如此，由于我国从建国初就确立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在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资源上的严重不平衡。这些都给外来务工人员这一群体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中认为，中国五千年以来一直是一个农业国家，整个民族一直依靠土地而生。而整个国家中可耕作的土地是有限的，技术进步也相当缓慢，所以其经济形态一直属于匮乏经济（economy of scarcity）。匮乏经济的特征是修己以顺天，也就是控制自己的欲望来应付有限的资源。也就是牺牲生活程度来迁就现实。在传统中华文化中，只要不饥不寒，就已经属于小康了。 上面的这段论述，意在说明在中华文化中有降低生活程度来迁就现实的文化传统。而从农村来到城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员，多多少少会带有很强的这样的观念来生活。他们在城市中生活艰难，便只能想办法牺牲自己的生活程度了。而网吧就恰恰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场所。在城市中，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常常需要一个能暂时容身的地方，就比如前一段时间春运当中，有一些农民工从江浙地区到上海来坐火车返乡，买完票时间又太早，便选择在网吧中打发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的时间。他们住不起酒店、宾馆，城市中暂时又没有其他更好的能提供给他们的栖身之处，便选择了在网吧度过这段时间。网吧的花费相比酒店﹑宾馆确实是便宜太多了，在我所去的几家网吧中，3到4元便可上网一小时，最高级的一家网吧也不过5元一小时，而如果选择包夜上网（一般是晚上11点到上午8点或9点）则只要10元。 而除了这种为了暂时容身来到网吧的情况之外，来网吧娱乐的显然是更常见的情况了。网吧的花费不多﹑来去方便固然是他们来网吧娱乐的一方面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是在网吧娱乐本身对外来务工人员这一群体的吸引。 而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要提出一个“阈限”（liminal phase）的概念。阈限原来是一个心理学名词，指外界引起有机体感觉的最小刺激量。 而在文化人类学中，“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民俗学家范o盖纳普最早提出，指的是从正常状态下的社会行为模式之中分离出来的时间和空间。阈限既是一种仪式也是一种状态。” 并且阈限常常要通过仪式而发生，在这种仪式中，阈限的实体的地位可能提升也可能会被逆转。在阈限的情况下，“阈限的实体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他们在法律﹑习俗﹑传统和典礼所指定和安排的那些位置之间的地方。作为这样的一种存在，他们不清晰﹑不确定的特点被多种多样的象征手段在众多的社会之中表现了出来。” 在人类学中，阈限这一概念很强调与仪式的关联。而在网吧中，我觉得上网娱乐（尤其是玩大型网络游戏）可以说是一种阈限的状态。在网吧中，人们置身于空气混浊﹑光线昏暗﹑相对嘈杂的环境，与外界相隔离，人们在网吧中娱乐，很容易就可以进入到与原有生活状态相异的一种时间和空间了。他们在家中固然也可以进行这些娱乐，但家中相对干净、整洁的环境很难与原有的生活状态相离，家中的琐事也常常会打断娱乐，因此就很难淡化他们原有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很难可以进入这样一种阈限的状态。而在网吧中，通过完成擦桌子、抖掉键盘里的灰尘（网吧中的桌子﹑键盘常常有烟灰存在）、按下红色的按钮这些仪式性的过程后，人们就进入了这种网吧中特有的状态--开始了激情的游戏，享受与许多人一起游戏的快乐，暂时告别了原有的社会地位、生存压力，而进入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自由的时间和空间中去了。 外来务工人员来到网吧娱乐，正是由于这种状态对他们的吸引。在整个城市中，他们在乡村原有的血缘和乡土纽带逐渐淡化或是断裂。而城市本来就是高度理智、高度冷漠的，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相比其他国家进行得异常快速，超越于世俗之上的纯粹宗教没有能广泛地深入人心，而城市中的社会组织发展也得并不顺利，可以说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逐渐被原子化了。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正越来越变成一个个孤独的个体。他们空虚的灵魂需要得到一定的满足。而网吧所提供的娱乐形式和娱乐内容，正契合了他们的这种需要。 所以，城市中的网吧可以说是整个城市适应了进程务工人员的产物，也可以说是进城务工人员适应城市生活以后所产生的需求的产物，是人与环境互动的产物。这种互动，潘光旦先生有一个“位育（adaption）”的概念，可以很好地形容它。“位育”一词来源于《中庸》，是指人与环境﹑环境与人的相互适应。潘光旦先生的“位育”主要是指文化上的。而对于我们这里的这一问题，也可以用位育来解释。伴随着城市中大量外来人口的导入，原有的城市中的社会结构已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而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又没有能有效地建立起来。网吧就成为了外来务工群体为了位育处境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场所。在网吧中，外来务工人员可以应付一时安身的困难，也可以满足精神上的需要，缓解由整个城市中生活压力所带来的紧张感和在城市中缺乏组织、被原子化所产生的虚无感。但这毕竟是一种暂时性的办法，要真正对外来务工群体作出妥善的安排，还需要建立新的社会结构，需要我们长久的努力。 (二)城市中的其他群体为何愿意去网吧？ 前面我们已经对城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员愿意去网吧的原因作了一些申论，那么城市中其他的一些群体在网吧的顾客群中也占到了将近四成。他们为何又会选择去网吧呢？ 快速的城市化不仅给进程务工的外来务工人员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也给原本就生活在城市中的“原住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城市中原有的单位制度瓦解，人们开始与整个国家、社会的关系变得疏离起来。而上海人从原有的石库门里弄逐渐搬到新楼房居住，原有的社会人际关系也逐渐淡化，对社区的认同出现缺失。更重要的是，城市人是整个国家单胎化政策的最主要“受惠者”，在城市中，计划生育是贯彻执行得最好、最彻底的。而由此引发的问题也是且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最严重的。 这一连串的问题导致了城市中的“原住民”也面临着许许多多的考验。尤其是年青一代，他们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可能经常会面对来自家长的沉重压力和内心的孤独感。而已经长大成人的70后80后群体也面对着巨大的工作压力，生活的节奏高度紧张，常常无法找到合适的放松方式。 而在网吧中，他们可以自由地享受游戏所带来的快乐﹑释放心理上的负担，而没有家长﹑家庭责任或是工作压力对他们的束缚。并且与此同时，我认为他们也是在进入阈限的状态。他们在网吧中游戏时，也模糊了自己原有的社会身份，消解了他们原有的在整个社会中的孤独感。 城市里的这些年轻人，来到网吧，确实是喜欢玩游戏的。他们在网吧中，享受到了更多游戏带来的快乐，也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在那里，他们可以进入一个更自由的环境，与自己的同伴或是身份模糊化后的外来务工人员等其他社会群体一同游戏，得到彻底的放松。在网吧中，没有城市人或是外地人，也没有高富帅或是矮穷挫，只有来上网娱乐的人，在这里，人人是高度平等的。（事实上个别网吧设有包厢和卡座，但与普通上网区在价格和服务上的差别很小）这些城市里的“原住民”与外来务工人员一样，也需要在精神上得到释放，在心灵上得到满足，但网吧的他们的吸引终究不像对外来务工群体那么大。由于经济条件的允许，城市中的“原住民”常常还可以选择去KTV（KTV每小时的花费显然比网吧高出许多）唱歌等其他的娱乐方式来满足同样的需求。因此，在网吧中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 （三）结语 经过了以上对网吧中不同群体人群来网吧的需求的探索，我们对网吧和网吧中的人有了更深的了解，他们显然不仅仅代表着城市中的低俗文化，而是整个处于快速城市化中的中国的特殊产物。人们来到网吧，确实是为了娱乐而来，但在网吧娱乐，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精神满足、更大程度地释放自己的压力。其实在我们的邻国日本，许多大城市中也有与我们的网吧极相似的漫画茶馆，在那里，顾客除了看漫画外也可以玩游戏、过夜，甚至还可以淋浴。而其中的顾客也是抱着与我国城市中网吧顾客差不多的心态而来。城市的快节奏生活让每个生活于其中的人都生活疲惫，辛苦地奔波于都市之中。而网吧成了人们位育不断加快的生活的产物，也同时是城市为了位育人们疲惫的身心的产物。它让人们进入到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忘记自己原有的身份和地位，全身心地投入到娱乐之中。重新回想网吧中的人们，他们在整个城市中是不容易的，在网吧娱乐并不是一个好的爱好，却成了他们最好的放松方式。我想，当越来越多的人渐渐融入城市，慢慢开始拥有了真正的市民意识，也许网吧的种种功能在将来可能可以被城市中的更多更好的休闲﹑娱乐方式所替代。 在本文的写作当中，对许多问题的论述并不严密。对文中提到的“阈限”、“位育”等理论的运用，可能有生搬硬套之嫌。短短几次对网吧的观察，对于真正的田野调查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得到的数据也十分有限，很难客观﹑全面地分析问题。在本文中，还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们对游戏本身的热爱，过度地将人们在网吧娱乐与社会结构﹑城市化联系在了一起。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 [1] 资料来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D%91%E5%90%A7 也有说法认为中国第一家网吧诞生于1995年或1997年。 [2] 我去过广州鹭江附近的网吧，也可以证实这一说法。 [3] 资料来源：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上海网吧基本情况调研报告，2004年4月。 [4] 2000年我国个人计算机普及率为8.9%，2011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83%。城市中这一数字应当更高。资料来源：《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国际统计数据2000。 http://www.stats.gov.cn/was40/gjtjj_detail.jsp?searchword=%B5%E7%C4%D4%C6%D5%BC%B0%C2%CA&channelid=6697&record=9 [5]http://www.popinfo.gov.cn/dr/stat/ssh/2012522/000000003500041001134467043.html?openpath=spfp/stat/ssh 数据来源：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为委员会。 [6] http://www.popinfo.gov.cn/dr/stat/ssh/2012522/000000003500041001134467043.html?openpath=spfp/stat/ssh数据来源：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为委员会。 [7] 见百度百科“阈限”词条。http://baike.baidu.com/view/493650.htm [8] 此处参考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44f231e0100z2fx.html对阈限概念的解释。 [9] 此处参考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44f231e0100z2fx.html对阈限概念的解释。 参考资料： 1.费孝通《乡土重建》世纪出版集团 2.费孝通《乡土中国》世纪出版集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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