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青与偶像嘉宝 | |
文艺江青:白天指导样板戏 晚上沉迷好莱坞
2013年05月08日
来源：经济观察网
原标题 [《瑞典女王》：好莱坞的异数]
启之
江青：我非常喜欢嘉宝
“我非常喜欢嘉宝。”这是1972年夏天，江青对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副教授维特克女士说的。为什么呢？江青列出了三条理由：因为“她气质高贵，性格有一点叛逆，她的表演毫不做作，也不夸张，在19世纪资产阶级电影中绝对是一流的”。
江青这一评价可谓知人。在好莱坞的女星中，嘉宝气质之高贵，无人可比。气质是天生的，与血统、遗传、贫富、贵贱无关。嘉宝出身贫寒，但这并不妨碍她气质超凡。即使是扮演香艳的角色，她也不是靠性感、色相、美貌来吸引男人。如同柳如是一样，她吸引男性的，是独特的精神风采。这一风采隐现在她的眼神、举止和一颦一笑之中，无论男女都会为之倾倒。
她对世俗的叛逆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她终生不嫁，对好莱坞“伟大的情人”吉尔伯特的多次求婚毫不动心。1945年，她在世界影坛上正如日中天之际，她突然宣布息影。那时，她才36岁。在此后的45年中，她深居简出，远离媒体，逃避名利。柳如是常着儒服男装，她也喜欢穿着男服、戴着帽子散步。江青说她“有一点叛逆”，实在是客气。
至于嘉宝的表演，江青说她“在20世纪资产阶级电影中绝对是一流的”。这不是过誉。嘉宝有四部电影：《安娜—克里斯蒂》、《罗曼史》、《茶花女》、《妮诺奇卡》获得奥斯卡提名。1954年，在她息影18年后，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授予她特别荣誉奖，表彰她的非凡贡献，称赞她的演技超群。
江青称赞嘉宝，是因为她的出身、性格和审美与嘉宝有类似之处。嘉宝出身于贫苦的工人家庭，她14岁时，父亲得了肾病，因无钱医治而逝。嘉宝上戏校时，总穿一件黑天鹅绒斗篷，为的是掩饰里面那些左缝右补的衣裙。江青虽然出身于小业主，但她的母亲是二房，江青很小的时候，其母就出去分过，日子从来不宽裕。她上戏校的时候，“穷得连贴身的背心都买不起，常常空心穿旗袍。”（王素萍：《她还没叫江青的时候》93页）
江青从小就喜欢向秩序挑战，她六岁时，为抵制缠脚而战，成功地瞒过了母亲。五年级时，跟修身老师叫板，被学校开除。在戏校，男生都不敢在夜里进文庙，而她竟独自一人深更半夜地摘下了孔子像头上的“平天冠”。这种性格使她在上海时出尽了风头：演戏争角色，恋爱闹婚变。嘉宝只是在自己身上改变着世俗，她从来不曾伤害别人；江青则把这种改变扩展到了外部世界，为了满足自己，她从来不在乎伤害别人。
嘉宝的表演风格之所以得到江青的赞许，是因为，在她还叫蓝苹的时候，就养成了对“自然本色”的喜爱。她欣赏阮玲玉和王人美，因为她们自然。她讨厌陆丽霞，因为她扭捏做作。她演的娜拉，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她的表演被称为自然本色。在她为“高大全”英雄的伪崇高操劳的时候，自然本色的审美趣味仍旧隐藏在她的内心某处。革命把江青塑造成了一个优秀的两面派和杰出的实用主义者，使她能够在同一天里扮演两种完全对立的角色在外面指导着既做作又夸张的无产阶级艺术，回到钓鱼台，就观赏资产阶级电影，沉浸于嘉宝的“不做作、不夸张”的表演艺术之中。
女王：我要培养和平的艺术
《瑞典女王》摄于1933年，嘉宝在片中饰演克莉斯汀女王。估计江青在上海时看过它，且印象深刻。否则她不会对嘉宝如此了解，并且在三十多年后，还向维特克夫人推崇这部电影。
故事从1632年讲起，那一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战死沙场，其女克莉斯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登基。14年后，这位年仅20岁的女王做了一件扭转了欧洲历史的大事。这是一场令人感动又催人反省的戏
皇宫，女王坐在宝座上，略带疲倦地扫视了大殿里的“方阵”：议员、贵族、主教和农民代表。军乐奏响，查里亲王女王的表兄，凯旋的英雄，军队的统帅，上身着皮甲，下身是紧身裤，足蹬带着马刺的皮靴，像运动员一样，迈着矫健而轻快的步子走了进来，后面是一队一身铠甲的士兵。
女王起身，欢迎亲王归来。亲王受宠若惊，挺直腰杆，抖动着小胡子，向女王发出誓言：“敌人伤亡惨重，我军大获全胜，为了女王，为了祖国，我愿意重返沙场……”
大殿中，一片欢呼声。
枢密大臣，一位头秃齿豁的长者；贵族代表，一个瘦小枯干的绅士；大主教，一个须眉皆白的老翁；纷纷表态，请女王继承先王遗志，为了信仰，为了上帝，抓住时机，增派军队，将那些野蛮人斩尽杀绝。让他们向瑞典赔偿战争损失，赔得他们一分不剩……
查里亲王受到激励，又抖动起小胡子，要求女王批准他立即出征。
女王说话：“你们都表态了，可是，我想听听农夫怎么说，是他们冒着危险去打仗。”她把脸转向最边上的“方阵”，请前排的一位老伯说话。
那位老伯站了起来，小心地往前走了几步，两手堆在胸前：“我们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就打起来了。叫我们上战场，我们就去了。”“你们再也不用去了！”女王握起拳头，用力地挥舞了一下。“生活中还有比战争更重要的事。我受够了战争，我在摇篮里，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在打仗了。打够了。我要邀请各大国迅速而体面地议和。”
这一下可炸了窝岂有此理，打了胜仗，反要议和？！议员、大臣、贵族、将军七嘴八舌，摆出各种理由试图说服女王，女王舌战群英
主教：“那些异教徒已经在我们手心里，要让他们跪下求饶！”
女王：“大主教，难道要把不同信仰的人全部杀掉吗？你野心太大了！”
大臣：“如果敌人不接受我们的条件呢？”
女王：“那就提出他们能够接受的条件。”
贵族：“您一定要为先王报仇！”
女王：“别提报仇了，要让先王得到公正的评价。”
将军：“我们的官兵不能白死，要让他们赔偿！”
……
女王皱眉，站起，扫视大殿，大呼小叫停止了，人们起立，看着女王。“我郑重地告诉你们，我再也不想打仗了。战利品、荣誉、战旗和军号，这些发光的词藻的后面是什么呢？是死亡和毁灭。是成千上万的残废者。胜利的瑞典在被蹂躏的欧洲像死海中的一个岛屿。告诉你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百姓们得到安全与快乐，我要培养和平的艺术，生活的艺术！”
女王沙哑的嗓音在大殿中回荡。
顾彬：《狼图腾》让中国丢脸
瑞典王宫坐落在斯德哥尔摩的中心地带，占地面积不大，就是加上它前后的马路，也不及一个太和殿。李泽厚说，西方的教堂、宫殿之所以往高了去，是因为人家心中有个上帝；中国的皇宫、庙宇之所以像摊煎饼似的向平面发展，是因为中国人不想从中“获得某种神秘、紧张的灵感、悔悟或激情。而是提供某种明确、实用的观念情调”（《美的历程》77页）。换句话说，中国人只想着现世。
想着现世，是不是就更好斗，更尚武，更渴望大一统？我不知道。但是，在瑞典的经历使我得知，克莉斯汀女王的和平主义、人道精神是很难被国人接受的，即使他们移民到了这个北欧福地。
十几年前，我到隆德大学做客座，认识了若干移民当地的华人。这些人，无论是来自北京，还是来自天津、沈阳，无论毕业于清华，还是毕业于复旦，一提起“台独”来，个个禳袖奋襟，怒目切齿。
“要叫我，早就派解放军过去，把他们全灭了。”
“派什么军队呀，送他们一百枚远程导弹就解决问题。”
“擒贼先擒王，先把李登辉、陈阿扁灭了！”
一位计算机女工程师的发言最惊人：“我儿子还小，要是再大点儿，我就送他去解放台湾！”
……
那劲头一点也不亚于克莉斯汀座下的将军和大臣。我问他们：“你打了导弹之后，不派人去吗？人家跟你打游击，你能把宝岛变成焦土？把两千万台湾同胞全杀了吗？”
“你就眼看着他们分裂中国吗？你还是不是中国人了！”这些归化瑞典的前中国人怒气冲冲地质问我。
前几年，出了一本畅销书《狼图腾》，评论家称其为千古奇书，震撼世界。好事者则要为作者姜戎申请诺贝尔奖。没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诺奖评委马悦然不理不睬，德国汉学家顾彬说话了：“这本书让中国丢脸。”“它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
中国记者请他解释。顾彬的说法让国人大吃一惊：“《狼图腾》的问题在于语言、形式、思维意识。它总是在重复纳粹主义式的‘血’、‘土地’、‘强者’之类的概念。如果书中的主张在中国具有代表性并受到欢迎，那么这是中国人不光彩的一面。”
浸泡在爱国主义中的中国文人不干了，他们纷纷在媒体上讨伐这位不知趣的老外。顾彬的话让人深省：“我从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长大的德国人的角度来看这部作品。应该知道，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德国历史有着沉重、严肃的反省、深思和自我批判。我们对一些词非常敏感。比如说，纳粹分子主张的‘血’、‘土地’、‘强者’等。甚至‘民族’、‘国家’、‘爱国主义’等词至今仍很难被接受。”
顾彬的心与克莉斯汀女王是相通的。
女王：我告诉你怎么打铁了吗？
国王也有人权问题。国王代表国家，所以，其人权又与主权、与国家、与民族难分难解。克莉斯汀爱上了西班牙特使，一位长着热烈多情的黑眼睛，蓄着小黑胡，富于异国情调的西班牙贵族。女王与他在雪地里邂逅，在旅店里重逢，特使那特有的诗人气质征服了这位打算做个“单身汉”的女王。
堂堂瑞典女王竟与小小的西班牙特使谈情说爱？是可忍，孰不可忍。上至贵族重臣，下至草民百姓，一致要求女王嫁给查里亲王，以保证王室血统的纯正。
重臣们开会，一致要求特使离开瑞典。“百姓的愿望”成了他们最好的借口。
女王怒了：“为什么？我过问过百姓的私生活吗？我命令他们该爱谁吗？我幸福了，就少为他们出力了吗？”
女王双手握拳，怒视着臣僚们：“还叫我统治者，这种称呼简直愚蠢得出奇！连我最个人的事都由别人说了算，这是什么统治者？我有我的自由，不能让国家剥夺。对你们不讲道理的强制，对宫廷中阴谋策划的强制，我绝不屈服！”
警卫司令跑进来报告：“皇宫外面围满了百姓，他们来势汹汹，嚷嚷着要见陛下。”
女王向大门走去。
警卫司令：“卫兵们已经准备好了，枪都装上了子弹，开枪吗？”
“不！”女王头也不回。
“那就把领头闹事的抓起来？”
“不！”女王斩钉截铁。
“那……”
“让他们进来！我不怕我的百姓。”女王昂首挺胸向外走。
大臣们怕出事，竭力劝阻，女王请他们闭嘴，谁也不许跟着。她一个人走出大殿，命令警卫司令：把卫兵们统统撤下，马上打开皇宫大门。
门开了，成百上千的百姓高举着火把，叫喊着，呼啸着，像一群疯子涌进大门，冲向王宫，跨上台阶。女王站在台阶上面的平台上，雕像一般，静静地注视着汹涌的人潮。百姓在距离女王七八级台阶的地方停住了。
女王摘下皮帽：“怎么？百姓们。这是善意的拜访吗？怎么没人说话？”
人群里发出吼声：“叫西班牙人滚回去！”
女王朝最前面的一个壮汉点头：“你，我的好百姓，过来。”
那汉子向前迈了两个台阶。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一个铁匠。”
“你是一个好铁匠吗？”
“是的，我的父亲就是铁匠，我父亲的父亲也是铁匠。”
“如果我到你的铁匠铺里，说我不喜欢你干的活儿。告诉你应该怎么打铁，怎么加料，行吗？”
铁匠无语。
女王：“我的事情是管理国家，我有办法管好它。你的事情是干好你的活儿，这都是祖传的。我的父亲就是国王，父亲的父亲也是国王。我的父亲为瑞典而死，我为瑞典而生。我的好百姓，回去干你们的事吧，我的事让我来做。”
铁匠如梦方醒，转过身，举起双臂高喊：女王万岁！
人群响应：女王万岁！女王万岁！
聚在一起的群众是最简单、最愚蠢、最情绪化，因此，也是最容易被挑动被改变的两脚动物。女王的几句话，顷刻之间改变了情势，疯子还是疯子，只不过从疯狂地反对西班牙特使，变成了疯狂地热爱自己的女王。
克莉斯汀，轻松又调皮地扬了扬眉毛，转身走回大殿，那些跟她的父亲同龄的将军、议员、贵族和大臣们还没回过味来，一场由暴民引起的排外主义的动乱就这样结束了，实在让这些“爱国主义”者于心不甘他们想假手于民，逼迫女王就范。
人权胜利了，国家让了步。但这只是假象。瑞典国财务大臣与西班牙特使决斗，特使伤重而亡，国家借助财政大臣的手，向人们证明，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幸福哪怕你是一国之主。克莉斯汀女王的爱情之花刚刚开放就凋零了。发誓绝不屈服的女王，孤独地站在船边，茫然地看着大海就像她无法战胜大海一样，她也无法征服命运。
江青：我真想发给她一个大奖
嘉宝是表演艺术家，江青是政治投机家。艺术家不懂政治，但有正义感，所以，嘉宝说，她要杀死希特勒。投机家懂得艺术，但不懂廉耻。所以，江青自封为“文艺旗手”。
这部影片唤起了江青什么情感，给予了她何种感受，我们无从知道，或许克莉斯汀的个性引起了她的共鸣，或许女王浪漫的爱情让她的心动，或许权力的威力让她心仪，或许女王魅力令她倾倒……
但是，所有的革命者都讲究实用，所有的激进派都是多面人，江青向维特克解释说，嘉宝的影片之所以不宜公映，是因为公众会对它进行政治批判。而这对嘉宝不公平。维特克夫人没有反问江青：为什么中国会有这种政治批判？是谁把这种思维方式注入到国人的思想之中？为什么只有她，才有权力观赏《瑞典女王》？
心理学说，心智不健全者有多种表现，没有内疚感是其一，没有自知之明是其二。这两条江青都占了，所以，她会理直气壮地为嘉宝抱不平：“为什么美国的金像奖不发给嘉宝？这简直不公平。”她会大言不惭地拜托维特克：“如果你回到美国，能见到嘉宝，请你把我的话转告她，我真想发给她一个大奖。”
(责任编辑：李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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