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年前我就认为，80后这一代作家崛起后，一种深刻的文学断裂才真正出现——变革和断裂是有根本不同的。我读他们的作品，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不仅这一代人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连他们的出场方式，作品的传播方式，和前面几代作家比起来，也有着天壤之别。尽管用一个年代来命名一代人的文学，是机械的，不科学的，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也是一种不争的事实。 在固有的文学制度里，之前的几代作家，都是通过期刊、评论家和文学史来塑造自己的文学影响与文学地位的，但随着消费主义的兴盛及网络等新媒体的活跃，在最初那批80后作家身上，这种三位一体的文学机制不但发生了剧烈的动摇，而且有土崩瓦解之势。出版社、媒体、读者见面会所构成的新的三位一体的文学机制，成了塑造新一代作家声名的主体力量。他们的写作，多数是读者在场，甚至是以读者为中心的写作。通过博客、微博、读者见面会或媒体宣传等，他们能时刻感受读者的存在，读者也能时刻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文学写作重视读者，也是值得尊重的选择，读者多与少，能从一个侧面见证他们的写作价值。但是，文学的终极意义，终归不是由市场所决定的。文学关乎人生追问和艺术探索，关乎经验的展开和刻写，以及对人类生活中那些精神疑难的辨识和表达。写作是对这种生活可能性的敞开，也是对一种固化、死寂的现实所作出的孤绝反抗。问题是，在市场意识形态的强力压迫下，不少作家表现出了一种精神屈服性，在写作上普遍接受娱乐化、偶像化和符号化的风习。他们的话语方式、精神姿态极具表演性，有的作者，在媒体前的作态，与他真实的文字水平完全脱节。经验的碎片，浅阅读，削平深度，消费符号与小资趣味，等等，这些都是许多成名较早的80后作家作品的显著特征。一旦他们的文学抱负仅仅局限于讲述读者喜欢的庸常故事，并借此获得高份额的市场利益，艺术探索和精神追问，很可能就由此停顿。 我想，这不仅是文学的危机，更是一种精神创造的危机，一种写作主体的危机。 类似的作品读多了，这样的作者见多了，难免会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在这一代人里，那种经由传统经典浸染、熏陶，苦苦磨练技艺的写作者，难道就真的无从寻觅了吗？ 当我的眼光从那些喧嚣的风潮中转离，很快就发现，原来这一代人中也有新的力量在探索、在成长，“伟大的传统”并没有死去。这些作家，其实也写作多年了，并不新，只是他们之前普遍被文学市场所忽略，被同代人所遮蔽，也被批评界所遗忘。他们没有投合于那种新三位一体的成名捷径，而是和前面几代作家一样，以传统期刊作为阵地，由短篇到中篇，由中篇到长篇，慢慢打磨自己的写作技艺，一点点地经营自己的叙事美学。河南文艺出版社“80后新活力作家文丛”这次推出的三位作者，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成长起来的新作家，他们的存在，构成了我们观察80后这一作家群体的新向度。 我重视这种纯粹的文学向度。 王威廉是近年崛起的青年作家，他的写作深刻而凝重，以超越同代人的思辨性不断拓宽小说的文体边界，可以看作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小说运动在今天的回响和赓续。他的长篇小说《获救者》不只是一次文学想象力的冒险，更是思想与人性之旅的冒险。小说充满了隐喻与象征、思辨与哲理，又笼罩在一层梦境般的荒诞中，是一部突破常规、充满奇思的幻想小说。 《获救者》虚构了一个隐藏在地下的洞穴王国，叫做“塔哈”，全部由残疾人组成。三个年轻人，在盛夏的阳光中误入塔哈，他们逐级参观塔哈的社会，见识了不准谈论尊严的禁忌、疯狂洗脑的净化中心、热衷于社会实验的古怪学者，还有神秘莫测的领袖。王威廉正是在这个封闭的空间内，展开他个人关于人类政治与文化生活的思考。塔哈王国原本是为了反对地面上健全人的歧视而建立，但实际上“地下”与“地上”却是密不可分，他们的“残缺”与我们的“健全”也绝非泾渭分明，两者之间，在精神层面上保持着一种同构的关系。这不禁令人想起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的论述，正是疯癫的存在，才让文明得以证明自身是“文明”的。王威廉在《获救者》中思考了人类的苦难是如何造就，又是如何不可或缺的，显示出了他善于在思想上用力的独特气象。他的这种叙事实践，承传了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作家所开创的现代主义文学传统。 李德南也值得注意。他硕士读的是哲学，现在是中文系的在读博士生，主要以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作为言说方式。这两年，他用了不少时间来研究80后文学，也试图用小说的形式来处理他们这一代人的生存经验。在《遍地伤花》里，李德南以略带哀伤的笔墨，祭奠渐渐远去的青春，呈现出了80后这代人在面临人生转折时恍惚、迷惘的精神状态。尤其是他所塑造的周克等“失败者”的形象，因承载着复杂的时代信息而令人印象深刻。李德南的小说有很浓的“学院派”气味。他似乎特别喜欢互文的手法，经常出其不意地引入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昆德拉、纳博科夫、大江健三郎、加缪等作家的文本或人物形象，借此拓展小说的张力，呈现现代西方思想对中国知识人的影响。 小说是对内心的勘探，是对精神复杂性的描述。《遍地伤花》虽然有一个爱情小说、成长小说的架构，但也不乏对现时代种种精神乱象的揭示、讽刺与批评。阅读这部小说，让我想起格非的《春尽江南》。它们的叙事都冷静从容，不动声色地设置比喻与象征，糅合现实与寓言、诗与哲学，也都以诗人的人生经历作为线索，由此切入不同的社会与精神层面。虽然《遍地伤花》在叙事上不如《春尽江南》那么精致、细腻，但它同样质地不凡。 三位作者中，郑小驴年纪最轻。他在语言和叙事上的天赋，在同代作家中是出类拔萃的。比起一般的作家，他有着更清晰的文学史传承，作品中也贯彻着独特的生活经验和精神立场。和他同代的作家，很多都注重现在，书写绝对的自我；他们笔下的经验，常常呈现出极度个人化的色彩；他们所苦苦追问的，也多是情爱的困局，并习惯在情爱的自我表达中夸耀自己独特的生活观。而对于历史，甚至对父母一代的生活，他们甚少有关注的兴趣。郑小驴的写作，却以书写父辈的人生为出发点。近年来，他先后在《山花》、《十月》、《江南》、《西湖》等既传统又不乏先锋色彩的杂志发表了《1921年的童谣》、《一九四五年的长河》、《梅子黄时雨》等作品。这些作品涉及二十世纪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可以看作是余华、苏童、叶兆言等人小说中的历史叙事在当下的延续。 当然，郑小驴也在试图处理自己切身的历史与现实经验，比如像《少儿不宜》、《痒》、《鬼节》、《飞利浦剃须刀》、《弥天》、《柏拉图的洞穴》、《不存在的婴儿》等作品，或是写计划生育所造成的历史剧痛，或是写城市化进程中乡土世界所面临的困境，或是写80后一代在社会历史更迭中的迷茫与挣扎，笔触细腻，叙事老到，也贯注着很强的批判意识。 在很多作家持续地迎合市场和读者，为时代的风潮所裹挟的时候，这三位青年作家都有志赓续一种“伟大的传统”，并试图用自身的艺术实践来丰富这个传统。这种写作值得期许。他们身上那种独异的写作姿态和精神立场也证明，现在试图用任何的总体性来概括80后的写作，都是无效的，即便他们从同一个地方出发，最终抵达的也不会是相同的目的地；而文学真正的希望，就在于它总是不断地抵达，又不断地重新出发。面对一个总体性己经彻底溃散、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时代，文学作为个人主义最后的堡垒，它的存在本身便已成了一个象征——过往的岁月告诉我们，这样的象征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所照见的，往往是一个时代不为人所知的精神内面。 我期待有更多这样的青年作家找到属于他独有的方式，坚定地表达自我，持续发声。尤其是当这些新的写作面孔集中出现在一个平台上时，必然会凝聚成一种柔韧的力量，在改变我们对一个写作群体近乎板结的印象的同时，也展示出新一代作家完全不同的写作活力。无论他们的文字表情还是精神着迷点，都既新异、大胆，又来路清晰、气场纯正。他们是这代作家中最早自觉接续传统血缘，又最渴望在叙事上寻求新变的，我希望他们也能走得最远。 |
| 改编自畅销青春小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下简称《致青春》）的同名电影还在各大城市狂揽票房；又有消息传出，改编自畅销青春小说《小时代》的同名电影将于下月上映。当青春题材竞相在大荧幕上掀起热潮，本就长居畅销榜单的青春文学再迎“东风”。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2012年“开卷”小说类图书畅销排行榜上，青春文学占据前20席中的6席，其中郭敬明作品《小时代3.0刺金时代》位居榜首。而《致青春》作者辛夷坞的另外几部作品的影视改编权也相继尘埃落定。 不过，当下部分青春文学作品口碑并不佳，不仅在主题选择上呈现出同质化的局面，在文学表达上也逐渐堕入平庸的境地。这些作品似乎是将青春窄化成了情与爱的个人化游戏，作者或苍白或扭曲地表达着青春的美好，却最终使得他们笔下的青春有些虚伪、功利和故作姿态。青春文学本该让人们看到更为丰富的天地。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青春都是最美丽的时代，它并不是某些作者笔下俊男美女的“专利”，而是代表了我们所有人的努力和成长。这才是我们向青春“致敬”的真正理由。 网络时代的功利化使得青春文学一味迎合市场需求 青春文学作为重要的文学类型，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古典时期。法国作家维克托·雨果就曾在《悲惨世界》中赞叹，“青春即使在痛苦之中也闪耀着它的华彩”。德国大师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更是创造了古典时期青春文学的一个巅峰。而当代西方文学中，青春题材的作品更是佳作辈出：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开创了青春文学写作的新时代；罗伯特·麦卡蒙则尝试将魔幻与青春两大元素融合起来，创作出如梦如幻的青春巨作《奇风岁月》；当然不容忽视的还有前几年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英国作家罗琳凭借这部长达7卷的史诗，将青春文学的阅读魅力发挥到淋漓尽致。 回望国内的作家，他们在新时代里同样创作出不少青春题材的优秀作品。王安忆的“三恋”、陈丹燕的《女中学生三部曲》、郁秀的《花季雨季》均是这些作品中的代表。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网络作家等新类型作家的涌起，对传统文学写作产生了巨大冲击，这种冲击同样影响到了青春文学的创作。其中，安妮宝贝、蔡智恒两位作家可以说是这些“新作家”中的典型代表，前者阴暗忧郁的气质和后者幽默清纯的风格，也成为此后青春文学作家主要模仿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新时代作家的出现的确给青春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可能，同时也更符合青春期少年对于生活的想象，因而这些作品在给类型文学带来清新空气的同时，也获得了较好的市场反响。然而，由于网络时代的功利化，部分青春文学的创作者或出版者，开始一味地迎合这样的市场需求。因此国内的青春文学逐渐走入上述两种风格的桎梏中，最终使得当下的部分青春文学作品，不仅在主题选择上呈现出同质化的局面，而且在文学表达上也逐渐堕入平庸的境地。 当下青春小说只是在反复描摹少男少女之间的情和爱 青春之所以成为古往今来作家们钟爱表达的主题之一，我想是因为其中包含着朝气蓬勃的生命力，永远向上、曲折不挠的韧劲，以及对未来永远怀有希望的美好。然而，放眼望去，我们当下部分青春小说只是在反复描摹少男少女之间的情和爱：在《左耳》里，青春似乎就意味着流产和堕胎；在《何以笙箫默》里，青春则意味着一个高帅富男孩对一个怀有公主梦的女孩的依恋；而对于当下大红大紫的《致青春》，青春则是一位“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美少女”和两位男性精英之间的感情纠葛。 诚然，我们不能否认，青春期的爱情的确动人，但爱情肯定并不就等于青春的所有内涵。我们的青春并不是为爱而生的，青春更不会因为没有了你侬我侬的小情小调就变得腐朽。 青春的时代，是一个人迅速成长的时代，它之所以宝贵，之所以值得被不断的回忆，就因为它代表着我们人生中的许多第一次：第一次没有父母的陪伴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生活，第一次自己做饭，第一次靠着自己的努力赚到金钱，第一次牵到心爱的人的手；不仅如此，我们还第一次做错事但需要自己去承担，第一次面对挫折但只能自己咬牙坚持，这些所有关于“第一次”的喜怒哀乐，才构成了青春中那些值得我们铭记的部分。 显然，无论是罗琳、塞林格这样的西方作家，还是王安忆、陈丹燕这些国内的前辈作家，都要比当下某些青春文学作者更加懂得青春的意义。在塞林格、陈丹燕的笔下，我们读到了青春的苦恼和叛逆；在罗琳的魔幻故事里，我们则能读到少年们从懵懂到成熟的整个过程；而在王安忆那里，我们更是能深入到少年的心里，触摸到我们或熟悉或陌生的情感。这样来看，某些“致青春”们的青春就实在过于苍白和空洞，所以，我们或者曾经还会为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而落泪，但现在恐怕再也不会为已经写到3.0的“小时代”而有任何感动。 太多青春文学作者笔下的爱情，让人难觅纯真的感觉 当然，我们并不是完全反对青春文学描写爱情，毕竟，青春时代爱情之纯洁很容易让人久久惦记，正如济慈在《人生四季》里吟唱的：“青春的情思细细的把蜜汁的芳香欣赏，在梦里最贴近的天堂”。 然而，当今一些青春文学作者笔下的爱情，却始终无法让人体会到这种“天堂”的感觉。《曾有一个人，爱我如生命》中，作者似乎想要用普希金的诗歌来让书中的爱情显得更为纯真，但这个发生在一个东欧国家却又带着一点京味儿的故事，被加入了黑帮、犯罪、异国等诸多流行小说的元素，最终显得是不伦不类，普希金华美的诗句到头来也只能充当绣花枕头上的装饰。而《致青春》中的爱情则有点生搬硬造，其中的情节安排有太多言情小说和职场小说的痕迹：譬如郑微与陈孝正那种“不打不相识”的相恋，不正是言情小说最喜爱的桥段，更何况这个桥段此前已被用于描写郑微和阮莞的关系发展上，同样的桥段在同一故事中的不同人际中出现，作者该是多么缺乏想象力，这样写出来的爱情又如何让人发自内心地感到感动呢？更不用提明晓溪、顾漫等网络作家笔下的爱情故事了：总是一个女孩被一个或多个精英男士追求的烂俗情节，分明只是为了满足作者的自恋情结，又哪里有真实的爱情可言。 另外，这些青春小说的作者，总是费尽心机地在通过各种手段想让读者读到故事里的爱情，他们不是借着文艺气息浓重的语句来装点，就是让“爱”字充斥其间以作提示。例如《致青春》里，当郑微在思考自己与林静、陈孝正之间的关系时，作者如此写道：“照片里的这个人是她曾经深深喜欢过的一个男孩，即使这个男孩后来不告而别，他仍然是她心目中最重要的一个人，这是一段她不能、也不愿意抹杀的记忆，只不过，现在小飞龙一心一意地爱着的，想与之共度一生的人，只有他陈孝正，她不会骗一个她爱着的人。”短短一段话中，作者不断提及“喜欢”、“爱”等类似词汇，让人直感文字的描写和表达是如此呆板，非但没让人感到爱的甜蜜，却只觉文字的枯燥乏味。事实上，古今中外描写青春爱情的妙笔实在太多，前段时间传颂甚广的《怦然心动》正是其中的代表。在这部轻小说中，作者文德琳·范·德拉安南细腻地刻画了发生在一对青春期男女孩间的爱情。与我们的青春作者不同，文德琳通过男女主人公互相交错的成长经历和内心独白，生动刻画了一段令人“怦然心动”的青葱爱情，但在她的叙事间，却很少能看到感情强烈的描写。尤其是这部作品的点睛之句更是叙述平白：“有些人沦为平庸浅薄，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可不经意间，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彩虹般绚丽的人，从此以后，其他人就不过是匆匆浮云”，全句没有一个色彩强烈的修饰词，但读来却分明是直达人心，让人印象深刻。 人物刻画的单薄与细节呈现的庸俗，导致一些青春小说陷入平庸 除去主题选择的同质化外，部分青春小说在文学表达上也大多陷入平庸的境地。这种平庸一方面显示在人物刻画的单薄上，另一方面则更明显地表现在细节呈现上的庸俗。 从《致青春》到《泡沫之夏》，从《何以笙箫默》到《曾有一个人爱我如生命》，这些青春小说的人物刻画大多照搬言情小说“俊男美女”的套路，而具体到人物形象上则大多单薄无力。《致青春》中的郑微是“一张讨喜的圆脸，小巧的尖下巴，大而灵动的眼睛，秀气挺直的鼻子”，而另一个女性角色阮莞则是“五官精致、气质出众”，如此潦草的描写谈不上让人对角色有深刻印象。更为严重的是，《致青春》的前半段对于林静的描写仅有间接的虚写，而后半段这位“真命天子”的出场却几乎是横空出世，这种描写的跳跃性更是让这个人物的形象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如果说，《致青春》的作者还在试图分清不同的人物形象，那么《何以笙箫默》中的人物描写就是在完全展示作者薄弱的文学功底。作者在叙述中不断地表达男主角是如何的英俊潇洒、才华横溢，但是从外貌到对白，再到行为的描写，几乎全都是平铺直叙，而且言辞间还明显带有港台电视剧的痕迹，口语化的叙事根本毫无文学美感可言。例如：“他远远地站着，不急着靠近。他今天穿得很随意，简单的衬衫长裤，却硬是能穿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英气来。”这种学生作文似的文笔在整部作品中比比皆是，这样缺乏表达能力的叙事，无论作者多么努力想要描写男主角的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却最终只让人感到角色毫无特点。 而提到某些青春文学的庸俗化，最典型的案例当然就属安妮宝贝和郭敬明。安妮宝贝的作品中曾出现过哈根达斯、kenzo的香水、伊都锦的长裙等物质符号，这种书写风格长期以来都被评论者诟病。有评论认为，这种物质化的表达是对张爱玲等前辈作家私人化叙事的模仿，但笔者却认为这是反映出了作者表达能力的贫乏，以及对都市生活理解的肤浅。作为同样的私人化叙事的代表，村上春树笔下的都市描写就生动许多，例如在《1Q84》的开头如此写道：“汽车行列从刚才到现在完全没有前进。人们被阻挡在那里，无所事事，只能盯著她的一举一动。这个女人到底要做什么？他们满怀疑问。关心和漠不关心，羡慕和轻蔑交错的视线，投注在下到铁栅另一头的青豆身上。”寥寥数语，村上春树就把大都市人们之间冷漠、寂寥的人际关系跃然纸上了。同样，王安忆在《长恨歌》开头一章中的场景描写，亦是都会描写的经典段落。与此相对，安妮宝贝等青春文学作者们的都市描写，无论是对细节的把握还是整体的调度，都缺乏必要的功力，最后只能依靠物质元素的堆砌来完成。而这种庸俗化的趋势，在郭敬明那里更是达到一种极端。他的作品中，总是满篇满目地充斥着各种品牌的名称，有时品牌甚至干脆替代了修饰词的功能，如“一个DIESEL的包”这样的表述在他笔下随处可见。这种赤裸裸的物质表达，看似是想为了呈现人物角色高贵的身份，最终却让作品的文学趣味俗不可耐。 我们某些青春文学作品就这样逐渐走向空洞和苍白，或苍白或扭曲地表达着青春的美好，最终使得他们笔下的青春如此虚伪、功利和故作姿态。所以，我们必须让青春文学回到正常的表达上来，我们需要在青春文学中看到更为丰富的天地。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青春都是最美丽的时代，它并不是某些作者笔下俊男美女的“专利”，而是代表了我们所有人的努力和成长。这才是我们向青春“致敬”的真正理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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