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风格追求中显现文化生命
看管斌先生的画，我们能够发现他的师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黄格胜先生，30年前，他先是私淑、后是入室于黄先生，现在则是黄先生的研究生。长期以来，管斌先生的艺术思想得益于黄格胜先生系统化的以“格物致知”为其核心思想的理论体系的滋养，而在技法上，则立足黄格胜先生以“隐迹立形”为造型基本原理的“以线造型”的手法。这使他20多年前就能创作出一些引起画坛瞩目的力作。管斌先生的另一个老师是大自然，从他的《灌阳江口老街》、《泰山雄姿》、《苗寨春色》、《紫金独秀》、《青山净远》等作品，我们能够感觉到他的画，无不是行走在名川大山之中进行写生之后创作出来的，他的作品中的鲜活的生活气息，便首先来自他对自然山川风物的切身体验与感受。
总体上看管斌先生的画，其作品多以桂北风光为主兼及其它地域的自然景观，他都能把它们画得清雄、遒媚而充满诗意。在以桂北风光为主的作品中，他表达了对那片土地深沉真挚的热爱。在这之中，他是把“自然”问题作为一个中心课题进行思考来进行创作的。结果是，在管斌先生的作品中，我们展卷即能看到他首先是发现了“自然生命”在特定文化思想光照下，能够具有特定的文化灵魂，譬如，在《苗寨情韵》这一类作品中，我们因此而看到了中国古代道家学者洁净的文化心灵在具有现代性的图式语言、笔墨技法中的活跃闪烁；而在他的《巍峨泰山》这一类兼及其它地域景观的作品中，我们则因此看到了充满浩大阳刚而雍容灿烂的儒家思想光辉对他的画面图像语言的普照。于是，这也成为管斌先生作品具有鲜明的意象符号的奥妙所在——在管斌先生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他的作品中的意象之美，其实还不是他的作品作为文化符号传播的终极目标。管斌先生是在《文心雕龙》所讲的“万取一收”之中，使他的作品的意象之中内蕴了鲜明的感情意旨和精神意指的。所以，这也就铸就了他的绘画，成为了有文化生命的精神图腾，使我们能在看到他的作品的那一刹那，以“目击道存”的方式，获得其作品蕴含的文化思想对我们心灵的观照。
总之，正是由于如上原因，管斌先生在造型上对他的导师善于用“线”的特点最终有了特殊的理解。即：他是在面对自然生命存在和文化生命存在的双向把握之中，推敲了中国画的“线”，感悟、发现了“线”的秘密，从而使他的目光能像X光的照射，以“胸有丘壑”的态度，看出隐藏在自然山水表面内里的“骨骼”，从而，能使他在创作中浑身都是技术性的解数，且最终使体现在其锋尖毫末的笔功之中，似乎一直有鲜活的血液滚动，有鲜活的灵魂闪烁。这就多少表明，管斌先生是通过高超的技法，而以个性化的追求显现文化生命的方式，来使他的作品一直能鼓荡着勃发的生命气息，并以此引发欣赏着升发审美快感的。
二、超越门派之见中的兼容并蓄
中国的水墨文化，一直以挥写“精神结构”的方式而光耀世界艺坛。管斌先生绘画的文脉，归根结底，发端于北宋五代山水画的构成方式。所以，他首先注重的是在“行万里路”中通过“格物致知”，而使他的表现欲在“得其寰中”之中，使画面成为他自己的文化精神的“肉身”；其次，他的作品追求的是“现代版”的山水画。为此，他十分注重在立足本师的文化取向的前提下，广取博收、转益多师。在十数年的时间里，管斌先生经常走访、出入于程大利、陈玉圃、张复兴等诸当代绘画名家门下，在兼容并蓄之中，以“超越”的方式将不同学派的优点整合在他的风格手法之中。于是，这就使得他的作品，能在当代多元化的文化生态景观中独树一帜。他的《灌阳江口老街》、《泰山雄姿》、《苗寨春色》、《紫金独秀》、《青山净远》等作品，正是他的如是文化品格和兼容精神的写照。
管斌先生的画作，大多倾向“气”、“力”、“韵”的充沛表现，他继承了他的导师开创的虽以自然山水壮阔瑰丽的自然景象为素材，但却往往又被渲染得富有浪漫激情的风范，并在这个基础上超越了具体的自然山川是某一处具体的景观的局囿，而使他的画面，具有了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真山水”才具有的文化气息。于是，我们也就看到，管斌先生是以创造性的个性化风格语言续统的。这就是说，管斌先生的作品风格，最终是由个性化的技术、美学、文化这三个部分组成的。在他的作品中，这三个部分相互关联、相辅相成、互相渗透，共同构成了稳定的三角结构（中国画属人的文化性就体现在这个三角结构中）。而也正是对这样的三角结构的全方位的把握和有机运用，使他的作品的气、韵、势、景、思、情，乃至，笔、墨、境、界，无不感人至深。所以，面对他的作品，我们也就自然而然能够看到，在他那由“搜妙创真”得来的画面山水的浩然正气之中，其内蕴着的文化生命也就不息周流如流水高山，这就使得中国山水画在文化思想上所达到的高度，在管斌先生的作品中，成为有魂、有命、有性、有情而又有血、有肉的存在。
总之，总体上看管斌先生的作品，立即就会产生一种清爽舒适的感觉。他的画，有“山含瑞气，水带恩光”之美，放眼一望，立即就能令欣赏者心花开放。使欣赏者犹如身处一派清雅恬静、吉祥喜气的佳境。这就表明，管斌先生在创作时，能够把自然美、历史传统、时代精神，统统通过“还原于现象的本质之真”的方式，整合、升华成了具有文化符号属性的意象图像。所以，在管斌先生的作品中，他也就自然能够做到删拨大要、心随笔运、取象不惑，将画面的笔墨，表现得骨强、筋健、肉腴、气旺、血活，将画面的意象、格调和境界，表现得文形自然、如飞如动，且备仪不俗。
三、在再现自然的过程中回溯文化
在大都市，蹩得有些闷了的人们，看看管斌先生的画，不免会怀想自然山水的清幽，顿时会觉得他的画面，离我们的心灵很近。所以，可以说管斌先生的画是有魔力的。他再现了一个我们需要宣泄怀乡之心的地方，提供给了我们寄托怀古之情的一种形式。他的画，能让我们对自然山水的怀想得到释放，使我们感到离自然天籁很近。于是，仔细分析管斌先生的作品，我们相信他展纸濡墨之时，心灵能闪光，眼前绝无俗虚。所以，他在进行创作的那一刹那，意念中自然而然地就能立即立起一方文化时空，那是一团“气”，他想表现的自然景观，将会幻化于其中——这就是清代画家石涛和尚所说的“在混沌中放出光明”的本义。
管斌先生的作品，确有展卷即一片光明的美感。他是广西画派的生力军，他的作品中的这种光明，得于师承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公元815年至819年，柳宗元任柳州刺史，在这四年时间里，柳宗元给广西带来了中原文化，促进了广西文化的发展，广西本土文化也影响了柳宗元的文学创作，使柳宗元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管斌先生在艺术思想上，也就能够“直探圣学本原”；即他能够把中国古代儒家学者提出的以良心、良知、良能为立身处世的准则，与他自己对艺术风格的选择和审美境界的定位，紧密相联，并于此中，将中国人的存养工夫渗透到他的笔墨表达（这个“存养工夫”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存养此心于合乎天理，第二，反省思诚，省察克治自我道德修养，第三，是事上磨炼，使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得到实际的运用和体认）。南朝宋时的宗炳曾在《画山水序》中说，画家展开卷帛准备作画，首先要坐在那里穷究画面上的四方景观，俟于在所欲表现的画面景致中看到圣贤思想的照耀，并于其中对古奥的圣人之道有所理解，看到圣贤的精神风采和画家自己的精神风貌的两相融洽，然后，才可以在画面布兹成岭、绘写山川。这是一种以圣贤的眼光在回溯自然踪迹中，显现文化光辉的方式与方法，管斌先生把握得极为到位。对管斌先生感人至深的画作，我们应该作如是观。
总之，正是在如上意义上，现在看来，管斌先生的绘画，是技法高超而具有文化使命感的绘画。对审美欣赏者而言，他的绘画，无疑能够转换性地表现出一种超越于欣赏自然生命时的更大的价值与意义。归根结底，绘画的现实语言表现，应该关注现实文化的发展、追求社会与人生理想中的真、善、美的高扬。管斌先生的绘画，就是这样的能够令其转换性地表现出一种追求更大的生命意义的艺术形态。这无疑是当代画家的绘画所应该具备的一种必需的品质。这就是管斌先生的绘画的形式美感以及精神境界的高迈给予我们的启示。
2009年7月12日于北京鼓楼东大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