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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陈向明：质的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教师之友网》管季超荐书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6-11 12:48
标题: 陈向明：质的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教师之友网》管季超荐书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评介“质的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的专著，对目前国际社会科学界提出的有关理论问题以及新近发展出来的操作手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结合有关西方学者以及作者自己的研究实例对其进行了生动的展示和说明。“质的研究方法”目前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与“量的研究方法”相提并论、交相辉映的一种研究方法，它要求研究者深入社会现象，通过亲身体验了解研究对象的存在方式和意义解释，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之上建立相关理论。
　　因其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结合，本书既可以作为社会科学（及其分支学科）方法论以及方法课程的教材，也可以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和业余爱好者参考使用。


作者简介
　　陈向明，女，湖南省华容县人，1953年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在湖南省长沙市度过青少年时期，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工人及中小学代课教师八年。1977年入湖南师范大学外语系学习英语语言文学，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攻读英语文体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88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于1989年和1994年先后获得教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现在在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任职，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学研究方法、课程与教学、跨文化人际交往和比较教育学，其他研究兴趣包括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咨询等。同时受聘为世界银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英国国际发展部等国际组织担任项目顾问或专家，并主持或参与国际国内各类教育研究和发展项目使余项。
　　目前已发表专著《旅居者和外国人--中国留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1998），并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社会学研究》、《教育研究》、《教育研究与实验》等国内学术刊物和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






目录
第一部分 质的研究的理论背景
第一章  导论——什么是“质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  质的研究历史发展——我从哪里来？
第三章  质的研究分类——我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第二部分 质的研究的准备阶段
第四章  质的研究的设计——我可以如何做？
第五章  研究设计的组成部分——我具体打算怎么做？
第六章  研究对象的抽样——我想找谁进行研究？
第七章  研究者个人因素对研究的影响——我是谁？
第八章  研究关系对研究的影响——我与被研究者是什么关系？
第九章  进入研究现场——我如何与被研究者建立关系？

第三部分 质的研究的资料收集
第十章  访谈——我如何了解被研究者的所思所想？
第十一章  访谈中的提问——我想知道什么？
第十二章  访谈中的倾诉——我听到了什么？
第十三章  访谈中的回应——我应该如何与对方对话？
第十四章  焦点团体访谈——我如何级织一群人一起交谈？
第十五章  观察——我如何了解被研究进的所作所为？
第十六章  观察的实施——我看到了什么？
第十七章  收集实物——我找到了什么？

第四部分 质的研究的资料分析
第十八章  资料的整理和初步分析——我想到了什么？
第十九章  资料的归类和深入分析——我可以做什么？
第二十章  质的研究中的理论建构——我可以说什么？
第二十一章  研究结果的成文方式——我可以如何说我的故事？

第五部分 质的研究的检测手段
第二十二章  质的研究的质量评价——我如何知道什么是一个“好的研究”？
第二十三章  质的研究中的效度问题——我如何知道研究结果是否“真实”？
第二十四章  质的研究中的推论问题——我如何知道研究结果是否有“代表性”？
第二十五章  质的研究中的伦理道德问题——我如何知道研究是否符合道德规范？

第六部分 质的研究的发展前景
第二十六章  质的研究的发展趋势——我们将往哪里走？
第二十七章  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结合——我们有什么新的机遇？
参考资料
西文人名地名汉译对照
图表一览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6-11 13:16
保障归档电子文件真实性的策略研究
陈东宝        鲁伟
         西南财经大学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内容摘要：如何保证电子文件的行政有效性和法律凭证性即保障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可以实现电子公文和纸质公文一样得到科学保管和有效开发利用，使档案工作适应知识经济和电子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为当前社会改革与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档案信息服务，是档案界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通过对保障归档电子文件真实性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分析评述，从分析保障归档电子文件真实性面临的挑战入手，提出了保障归档档子文件真实性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进而提出保障归档电子文件真实性的策略。
　　关键词：电子文件 真实性 策略

一、研究现状综述
　　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广泛运用，如何保护电子文件在形成、传输、保存过程中的真实性并对其进行切实维护，并相应建立一套基本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该问题涉及众多学术门类，比如档案学、古文书学、凭证及版权法、计算机科学、历史学、存储介质的化学性质、法律制裁等，众多国家的政府机关、国际组织、私人组织和企业都进入该领域研究。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为应对电子文件所带来的挑战，国际档案界开展了跨国研究，成立了“永久保护真实电子文件国际研究项目(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Permanent Authentic Records in Electronic Systems,简称 InterPARES)”，包括中国、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多个国家的档案馆及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共同参与研究，目的是为永久保护电子生成的文件及其真实性建立一套基本的理论知识和方法，为制订有关长期保管电子文件真实方面的方针和标准规范提供指南。产生了《关于永久保护电子文件的真实性的概念要求》、《电子文件真实性鉴定模式及主要研究成果》、《电子文件保护策略：InterPARES研究的若干重点》、《关于如何制订长期保护真实电子文件政策的理论框架》等等成果。
InterPARES项目已经对永久保护电子文件的发展战略、策略设计出了总体框架，但由于该项目的研究主要建立在理论、原则和概念的基础上，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实践方案。此外，这些理论、原则和概念需要每一个参与国家在细节上进行检查。这些细节是根据其文化、法律、管理、程序、文件和技术范围等而制定的原则和标准；需要每一个参与国家对其有效性和实用性进行评估。
　　（二）国内研究现状
　　电子生成的文件及其真实性保障问题也是目前我国文档管理领域面临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电子文件继承了传统文件的基本特征，但是电子文件同时也具有了不同于传统文件形态的典型特点，比较突出的就是其真实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如何解决电子文件的保真、保存和有效等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国家和地方档案部门已着手电子文件真实性保障问题的研究，并呈现出研究主题多样性、措施多样化的特点，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也应看到，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电子文件真实性保障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尽管中国也积极参与了保障电子文件真实性的国际合作研究，但并没有明显突破，还没有取得国际档案界的认同。我们需要在了解国际档案界在长久保护电子文件的真实性方面的研究动态和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电子文件真实性保障研究工作，提出切实可行的策略和方法。
因此，有必要再借鉴国际保障电子文件真实性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和现代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进一步研究适合我国的保障电子文件真实性的策略和方法。
二、信息时代保障归档电子文件真实性面临的挑战
　　电子文件的真实性是档案工作者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因为真实性是电子文件的生命，也是其具有凭证和查考作用的保证。由于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所带来的诸如载体的脆弱不稳定性、技术的更新和法律等巨大挑战，使得永久保存真实的电子文件对现代档案工作者来说又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因行政、法律和文件方面的原因需永久保存的电子文件，其存在和真实性受到威胁：技术更新换代、系统不兼容、存储介质不稳定、维持多个记录保存系统的困难、数据不具法律效力、数据不具永久保存能力、真实性数据易被人为变动。
　　在信息环境下，保障电子文件真实性面临的问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因电子文件易更改而难于保障其真实性；二是因载体不耐久而难于永久存储电子文件；三是因信息系统(包括硬件和软件)的更新换代而无法利用电子文件，因为电子文件的利用要依赖信息系统。国内外对于保障电子文件真实性研究只有概念和理论框架，并没有有效地实践策略，档案工作者都期待着有一个完善的可操作的保护电子文件真实性的方法、标准或技术。
　　2008年9月1日，教育部、国家档案局联合发布了第27号令《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的重要特色便是要求各高校加强电子文件归档的管理与规范工作，以适应知识经济和电子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保证高校档案工作为高校改革与发展和社会建设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办法》指出，高校档案机构要“组织实施档案信息化建设和电子文件归档工作”，并强调指出“高等学校应当对纸质档案材料与电子档案材料同步归档”。但是，电子环境下，文件信息容易被伪造、篡改或误改，并且可以做到不留痕迹，无法亲笔签字认证等等。正是这些特点极易造成电子文件的不真实，而目前我们使用的档案管理系统还无法保障归档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如何解决电子文件在归档与管理过程中的真实、完整和有效问题，迫在眉睫。否则，就要影响到电子文件行政有效性和法律证据性，也无法贯彻落实教育部第27号令。因此，我们有针对性地选择保障电子文件真实性的方法与策略研究这一课题，以期提供一个电子文件真实性保障的可借鉴的解决方案，以解决档案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总之，本课题研究有关保障电子文件真实性的方法和策略，以提供给档案工作者可以参照的具体实践，也可以为国家或部门制定长期保护电子文件真实性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标准规范提供指南。
三、保障归档电子文件真实性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
　　（一）理论基础
　　要想保障归档电子文件真实性，必须以系统理论为指导，以文书学、文件管理流程重组理论、文件连续体理论和新来源观为理论基础，立足于电子文件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发展的需求。保障归档电子文件真实性的要求贯穿于电子文件全部流转过程，因此，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影响到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必须重视电子文件的整个流转系统。
　　（二）基本思路
　　笔者认为，保障归档电子文件真实性可以制订一个研究电子文件的模板，即：将电子文件分解成介质、文件结构的外在元素、文件结构的内在元素、批注、背景五个元素，对各个元素在鉴定电子文件上的作用加以分析，并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加入新的元素到模板之中。观察各个元素在保障电子文件真实性方面所起作用，分析对各个元素产生破坏的因素，从而加以防范，以达到保障电子文件真实性的目的。继而从归档方法、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系统设计等方面提出一个规范的保障电子文件真实性的管理模式。
四、保障归档电子文件真实性的策略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研究和笔者工作实践，笔者认为电子文件真实性的确定和永久性必须完全贯穿于产生、鉴定和保存的文件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保障归档电子文件真实性的策略与方法关键在以下两点：
　　首先，从文件生成者到保管者，必须经过鉴定。文件保存部门负有鉴定之责，真实性的认证可从产生者当中获得电子文件真实性的核心信息。
其次，要保障归档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必须保护电子文件的数字成份不被修改。这个数字成份指的是一个数字实体，这个实体包含电子文件、数据或有序的元数据、结构、明确的内容、构成文件特征的元素、外部现象、文件传送过程以及文件产生的直接背景以及特殊的保存方法。
　　为保证这个数字实体不被修改，保障归档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必须有一套科学合理的电子文件控制系统，即从归档方法、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系统设计等方面提出一个规范的保障电子文件真实性的管理模式。笔者把这个控制系统称为一个“保护链”，这个控制系统贯穿了文件的整个生命周期，并在文件的任何活动中保护文件的本质属性和完整性不受影响。电子文件控制系统通过对移交电子文件的内容信息、背景信息、元数据等进行信息包完整封装，并通过数字签名技术、权限管理及认证技术、数字水印技术、对电子文件的任何访问或操作进行审计追踪技术等，实现对移交电子文件是否完整、符合规范以及是否真实、内容有没有被篡改等的检查，从而保证接收的电子文件是真实、完整和有效的。
　　以上两点保障归档电子文件真实性的策略回应了不同的需要，一方面电子文件只是作为存贮、保护、加工的单元来处理，另一方面电子文件的长期保护始于一个可靠的文件保管系统并由可信赖的保管者来长期保管，从而最终实现保障电子文件真实性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法律法规类：
①《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教育部 国家档案局令 第27号 2008年9月1日
②《电子文件管理细则》（征求意见稿）国家档案局 2008年
③《电子公文归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档案局 2005年
④《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GB/T 18894--2002）2003年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 2005年
（2）论文类：
①安小米：《国外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研究》，《档案学通讯》，2009年第1期。
②张文浩:《电子档案信息保存生命周期研究》，《档案学通讯》，2006年第1期。
③张文浩：《永久保存真实的电子文件策略研究》，《档案学研究》，2006年第5期。
（3）著作类：
冯惠玲：《电子文件管理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1月版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6-11 13:17
我国档案异地备份问题分析和对策研究




                                                    天津市档案局   荣 华




由于档案具有不可再生性的特点，保证档案在任何情况下都处于安全的状态是重中之重。重要档案异地备份是档案部门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的积极举措，是信息化社会对档案工作的新要求。




一、建立档案异地备份的必要性


1、信息化社会对档案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随着我国信息化的普及和政府电子政务的开展，档案部门接收的电子文件以及纸质档案、音像档案等数字化后的数据呈几何级增长，这些数据资源是国家宝贵的档案财富。海量电子档案数据的安全存储已成为档案馆目前必须面临的挑战，许多人为与自然因素都有可能损坏数据，绝大多数档案数据损失后是不可重建或重建后其凭证效力会消失或削弱的，其损失是无法估价的。为了避免电子档案数据的失真与损毁，确保档案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与可用性，开展异地备份工作是积极应对数字时代档案信息安全挑战的一种有效方法。


2、汶川特大地震给档案保管安全敲响了警钟。


四川汶川大地震不仅夺去了数万人生命，摧毁了无数房屋财产，也严重地破坏和威胁着灾区的档案。据报道，灾区许多档案库房倒塌，大批档案被掩埋、浸湿，大量电子文件被毁。北川县档案馆1000平米在地震中垮塌，全部档案（约8.5万卷）被楼房废墟和后山泥石掩埋。广元市档案馆库房顶部垮塌，消防供水管道破裂， 5万余卷档案被水浸湿。剑阁县档案馆3万余卷档案被水浸湿。绵阳市全市13076平米的档案馆舍中受损7204平米，874168卷档案中受损和处于危房中的有259443卷，离震中较远的成都市约10万卷档案处于危房中，约1560卷档案被雨水浸湿。


“5·12”汶川特大地震给珍贵档案资料造成的无法挽回的损毁给档案保管安全敲响了警钟，给我们档案安全的启示是：自然灾害、人为灾害，甚至社会灾害都是威胁档案安全的潜在因素，灾害一旦发生，本地保存的档案可能会遭受毁灭性的损失，因此，为了降低危害档案安全的各种灾害风险，必然要对重要档案进行异地备份。


3、国家有关法规规范对档案备份提出了要求


《电子文件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条第四款要求电子文件应当实行备份制度。 国家档案局6号令《电子公文归档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七条要求：“归档的电子公文，应按本单位档案分类方案进行分类、整理，并拷贝至耐久性好的载体上，一式3套，一套封存保管，一套异地保管，一套提供利用。”


国家标准《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第7款要求：“把带有归档标识的电子文件集中，拷贝到耐久性的载体上，一式3套，一套封存保管，一套供查阅使用，第3套异地保存。”国家标准《CAD电子文件光盘存储、归档与档案管理要求》也明确指出：“归档的电子文件至少要一式二套，一套封存保管，一套供查阅利用。必要时，复制第三套，异地保存。”这些规定是对异地备份保存必要性的肯定，也为异地备份保存提供了法规依据。


中办国办在《2006-2020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中明确提出建设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要“全面加强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坚持积极防御、综合防范，探索和把握信息化与信息安全的内在规律，主动应对信息安全挑战，实现信息化与信息安全协调发展。”要“从实际出发，促进资源共享，重视灾难备份建设，增强信息基础设施和重要信息系统的抗毁能力和灾难恢复能力。”


4、国家档案局推出了重要档案异地备份制度


2009年10月30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档案馆工作会议指出，为确保国家档案安全，各级国家档案馆要通过建立异地备份库等形式，对本级重要档案及电子文件实行异地备份，对重要的电子文件还要实行异质备份，确保电子文件的长期可读，确保档案信息资源的绝对安全。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在会议上指出：“在危害档案安全的突发社会事件和自然灾害频发的今天，我们必须强化风险防范意识，提高灾害应对能力，采用新的手段，重新实施重要档案异地备份制度，在不同的地方存放重要档案的重份或缩微品、光盘等复制品。”“省以上档案馆凡有后库的都应恢复使用，存放档案副本；没有后库的，应与其他省档案馆互在本馆为对方建立备份档案库房，互为对方存放备份档案。”


2009年、2010年的全国档案局馆长会议上和全国档案安全工作会议上,以及杨冬权局长提出”安全第一”战略中, 都强调档案安全备份工作的重要性.




二、档案异地备份工作的主要实践方式


对于档案异地备份的形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第一，馆际相互备份。这也是预防灾害的最好办法。第二，利用网络技术建立“异地容灾备份系统”，这样可以实现实时备份、互为备份，在紧急情况下可保证正常档案信息服务。第三，采用前馆后库的形式备份。第四，利用移动存储技术进行离线或在线备份，这种方法投入不多，简便易行，且机动灵活，方便突发情况下的转移。

        1、后库备份：



我国从古到今，都对重要档案实行多套异地备份，建立后库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如清代皇家档案就在沈阳建立后库备份。我国许多档案馆在上世纪６０年代都为备战而建立了后库。有些省市，如陕西、河北等省档案馆正在积极利用后库改建新建档案备份基地。2010年5月，甘肃省档案馆在榆中县银山乡开工建设3781平方米的档案异地备份库。


辽宁省档案局(馆)提出2008年8月申请，2009年开工建设建立辽宁省电子档案异地容灾备份中心，地点在省档案馆后库，和省馆相距300公里，投资600余万，建立满足电子数据容灾备份国家标准、面积1500平米的全省电子档案容灾备份中心，实现辽宁省档案馆和辽宁省内各市县三级档案数据的远程异地容灾备份与恢复功能。2010年10月15日，国家档案局在辽宁召开全国档案馆电子文件（档案）备份中心建设现场会推广辽宁做法。

        2、区域集中备份



学习与借鉴其他大型系统的容灾备份方式，建立区域的电子档案数据的集中备份中心，如2004年，淄博市数字档案馆暨电子公文专网传输异地备份工作站开通。2006年10月，陕西省电子文件备份中心建立，目的是为了保持完整、安全、可靠的信息管理中枢。”山东省首家数字档案异地备份中心——泰安市数字档案异地备份中心在宁阳举行开通仪式。绍兴市档案局与中国电信合作，通过电信IDC机房托管服务器、存储设备和VNP光纤线路，于2009年正式启动档案馆数据异地备份容灾系统。安徽省、江西省等地建立电子文件中心，也起到区域的异地备份作用。

         2009年12月，浙江省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电子文件和数字档案登记备份工作的通知》，要求全省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区域内具有重要保存价值的档案与电子文件进行登记，并由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对经过登记的电子文件进行备份，对纸质和其他载体的档案进行数字化全息复制并备份。截止2011年5月，浙江省档案局已共接收电子公文和数字化成果备份光盘1522张、数据量约为3.76T；已在线或离线接收社保、公积金、民政优抚、土地审批等10个单位的14种电子业务数据共803084MB，接收省妇保医院首批病历档案备份光盘350多张。浙江省已有30多个市县建立了档案与电子文件登记备份中心或增加了内设机构，在省级层面，2010年已经基本完成了电子公文归档和室藏传统档案数字化、登记备份工作，并同时开展了医院病历档案、民营企业知识产权档案登记备份试点。2010年全省各地对1482个机关、119个重点建设项目、51个企业的档案与电子文件进行了登记备份，备份数据总量约为31T。

　
3、馆际备份


馆际互备是电子资源离线异地备份的成本低、方便操作的一种方式。2009年4月3日，天津开发区档案馆将第一批重要档案数据——71张光盘共计300GB的档案信息异地备份到天津市档案馆，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档案信息的安全。


自2009年10月30日全国档案馆工作会议提出建立副省级档案馆重要档案互备制度以来，北京市档案馆和陕西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与重庆市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和广州市国家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和青海省档案馆、海南省档案馆与江西省档案馆、贵州省档案馆与云南省档案馆、内蒙古档案馆和吉林省档案馆、哈尔滨市档案馆与南京市档案馆、贵阳市档案局与长沙市档案局、太原市档案馆与郑州市档案馆、乌鲁木齐市档案局（馆）与扬州市档案局（馆）等档案馆互结对子互为对方的备份基地。


截至2010年3月，全国副省级市以上国家档案馆的异地备份结对工作已全面完成，47家档案馆全部结为对子，馆际互备工作全面启动，为国家重要档案信息资源的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当前档案异地备份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家档案局在最近的几次会议上都强调做好重要档案异地备份的重要性，各地也积极响应认真落实档案异地备份制度，也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存在着以下问题：


1、对重要档案异地备份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存在着侥幸心理。由于做异地备份需要对重要档案进行同质的仿真复制或异质的数字化扫描加工或缩微处理，涉及档案管理的各项基础工作，投入人员多、工作量大、所需资金多，再加上本地的突发性，地域性灾难发生的频率不高，许多单位认为做档案的备份就像买保险那样，它们也许永远不会用到，因此不愿意在上面花费太多的精力和金钱，另一方面，因担心档案的异地备份保管会造成本馆馆藏档案特色的损失，造成说的重要，干着次要，工作推着走，应付了事。


2、缺乏顶层设计和统一规划。目前对备份工作仅要求全国副省级市以上国家综合档案馆自愿结对并提出在2012年前完成互备的时间要求，提倡地级、县级档案馆也这样做，对重要档案实行异地备份。但对异地备份没有全局考虑，对副省级以下各级综合档案馆、各专业档案馆、各部门档案馆的异地备份如何处理？何时完成？因国家层面整体设计、统一规划、战略部署与方法指导的缺失，导致我国异地备份工作没有全面展开、整体水平较低，存在着随意性强、业务不规范、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如仅目前各地签订的档案异地备份协议名称就有《档案异地备份协议》、《档案数据备份异地保管协议》、《重要档案异地备份工作协议》、《重要档案数据异地备份协议》、《档案数据异地备份协议》等五六种之多。


3、无法保证异地备份选择保存地址符合规范要求。重要档案异地备份首先要解决异地问题，虽然《档案馆防灾减灾规范》明确要求：为确保档案安全，档案备份基地的选择要求两地相距300公里以上，且不在同一流域或同一地震带上，对于电子档案备份还应不在同一电网。目前，重要档案异地备份工作是选择自愿的基础上结对，虽然调动各地的积极性，但无法保证备份基地选择符合规范要求，因现在好多档案馆并不完全是按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建设的，即使是所谓的标准档案馆，在大洪水、大地震，以及这些自然灾害所衍生的次生灾害，如断电情况下的火灾、海啸、泥石流、有害气体污染等，能不能防住还是个未知数。


4、重要档案异地备份工作缺乏具体要求。异地备份工作的对象是重要档案，但重要档案的界定应没有统一标准，造成不清楚哪些重要档案需要采用异地备份？目前开展的异地备份工作，基本是电子档案数据的备份，是否需要进行同质的异地备份，还是只进行异质的异地备份？异地备份工作的主要有哪些内容？需要建立哪些规章制度？备份基地应要具备有什么样的软硬件条件？应当符合哪些标准规范？负有哪些责任？随着档案异地备份工作的逐步深入和时间的推移，档案异地备份后的后期管理问题也将逐步呈现出来。如，对备份档案的转存、平时的抽样机读检测该由谁做，大量的管理成本该由谁支付等问题。


5、对异地重要档案涉及的存储方式、相关技术和设备以及日后管理研究不够，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目前电子档案备份设备、数据的安全检查工作基本上规定是由甲方负责，在大数据量的情况下如何对存在异地（乙方）的电子档案数据进行安全检查？异地备份常用介质有光盘、移动硬盘、硬盘、磁带和磁盘阵列等，对于大容量档案数据存在的数据迁移时间长、数量大、运输困难等安全隐患，如10TB的档案数据，完整拷贝一次大约需30天左右。


6、缺乏异地备份长效的工作机制。重要档案异地备份是项长期工作，档案的异地备份及其备份后的管理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资金如何保证、馆际之间协调机制如何建立，异地备份工作和档案的全文数字化工作如何联动。




  四、档案异地备份工作对策建议



1、 展开重要档案异地备份顶层设计，重要档案异地备份是事关档案长期保存和安全的大事，应有长期规划通盘考虑，建立全国异地备份的总体框架，构建全方位的实施方略、确定发展方向、基本格局和推进步骤。要处理好重要档案异地备份和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容灾备份的关系，应与相关部门联合合制定下发档案异地备份制度的文件，使不同地区档案馆之间的异地备份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2、加强我国档案异地备份基地选址指导。水灾、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这些都是档案安全保护的大敌，灾难来时或许无法预测，但防范措施一定要提前准备。而“异地备份”的“异地”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个“异地”究竟该如何确定必须有一个原则，这是异地备份工作成败的关键。如果这个“异地”选择的不当，那等于没有备份，容灾能力几乎为零！应加强对我国水灾、地震、海啸、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调查，指导档案备份基地的选址符合“两地相距300公里以上，且不在同一流域或同一地震带上” 要求。另外，要关注异地备份库房的位置选择，最好选在当地历年最大洪水警戒线之上。选好备份地，建好备份档案库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定要高度关注。另外异地备份需配备专门的设备，比如防磁柜、恒温设备、防盗设备等必要的设施。


3、高度关注档案异地备份的载体选择。目前，档案备份的载体主要有光盘、磁带、磁盘、缩微胶片等。目前光盘市场比较混杂，一般光盘质量无法保证，备份的光盘应采用一次写光盘并符合国家标准的档案级光盘，但光盘存储容量较小，另需要专用光盘检查仪定期检测。磁盘具有存储量大、读取速度快等特点，它能满足动态的增量备份需求，是在线备份的主要载体，也被广泛用于的异地备份载体，但无法保证不可删改，安全性不高；磁带是离线备份的重要载体，也是异地备份的常用载体，但为防磁带粘连，需要经常到带，工作量较大。缩微胶片具有很好的安全性，能满足确保档案信息长久保存的需求，是运用较多的备份载体，但是由于缩微胶片成本较高、查看不方便，因此，它主要用来备份对安全性要求高但现阶段利用率不高的重要档案。


4、加大档案备份技术的研究。备份技术需要不断研发，要用较少的载体来备份大量的档案信息，用生命周期长的载体来保证备份体的可读性和可利用性，用技术手段来进行备份工作的日常维护。目前国际上出现的另外一种档案存储备份技术值得关注，如日立公司推出的“日立内容归档平台”，它的特点是存储容量大，采用一系列安全手段保证存入数据不可更改，设备昂贵。“能够在审计时确保的完整、能够控制数据保留和更新的管理策略，以及在需要时能够进行搜索和检索。”我国也开展档案备份技术的研究，如天津市档案局和北京八九数码有限公司研究成功一套档案异地备份系统，实现存储容量大、存入数据不可更改、系统自动分级检查、携带安全方便等功能，档案备份的可靠性（3年内没有任何数据损失的可能性）由每块磁盘的98%、4块磁盘的92.2%上升到99.7％，效果良好。


“异地备份”，需要把重要档案资料实行多套备用制，多库保存，也可备份计算机数据分地保存，对珍贵档案进行缩微复制分地保存。


5、加强对需异地备份的重要档案内容的研究。各个档案馆实施异地备份的档案应该包括三类：首先是本馆拥有的具有永久保存价值而且能够突出本馆特色的馆藏档案；其次是涉及民生的档案资源，如婚姻、房地产、医疗卫生、养老保险等重要民生档案馆；再次是征集到本地重要的名人档案。在对重要档案进行异质备份的同时，还可以考虑对本馆特藏库所保存的重要档案进行仿真并异地备份，最大限度保护本馆馆藏档案特色。


6、建立档案异地备份长效机制。 对重要档案进行异地备份应当作为一项重大战略进行实施，应当将档案异地备份工作放在一个地方文化遗产的传承和有效保护的高度来考虑。涉及对重要档案的甄别，对纸质档案、重要的音频视频档案进行全文数字化，还需要对正在生成的电子文件进行指导接收，档案异地备份工作的后期管理问题，都需要提前进行研究和约定，需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需要建立一套长效机制来解决涉及的资金、人员和组织等问题。另外，需要备份档案资料很重要，而在这些重要档案文件中，或多或少会涉及到国家权益文件，还会涉及到一些商业秘密，这些档案文件有的不宜公开或没到解密时间，如果在异地备份的过程中，出现了泄密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失怎么办？这些都需要有应急方案。当前档案异地备份的初级阶段，档案局馆靠节俭有限的经费来开展这项工作，还能将就维持。随着工作的逐步深入和时间的推移，大量的工作和管理成本将凸现出来，严重制约这项工作的开展。应尽早着手，争取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


档案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原始记录，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文化财富，是一个民族重要的历史记忆。我们应从保护与传承历史文化的高度，要本着为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确保重要档案“形成一批、鉴定一批、备份一批”，确实做好重要档案的异地备份工作。

      （2011年全国档案事业发展高层论坛发言材料）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6-11 13:25
调查新闻学
调查新闻学（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西方新闻学派之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诞生于美国。“水门事件”后，特别是《华盛顿邮报》两名记者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合著的《总统的全班人马》一书出版之后，在美国新闻界广为流行。
调查新闻学的拥护者把自己看作是本世纪二十年代的“掏粪者”的信徒，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有西摩·赫什、斯通、麦克威廉斯和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汤姆·怀特赛德等人。他们力图揭发个人和团体的形形色色的营私舞弊，揭露各种违反法律和不道德想行为；而犯罪者千方百计设法掩盖自己的行为，逃避社会舆论的谴责。调查性报道就是对被隐瞒的丑闻所进行的公开报道，往往涉及政府官员、政客、联合公司与政治团体的头目。
新闻工作者在采写这类问题所使用的手段和方法与秘密警察进行调查的方法相似，这也就是新闻学中的这一流派被称为“调查新闻学”的缘故。美国已经有相当一大批介绍这一流派主要实践者的书籍，这些书籍探讨了“调查新闻学”的理论原理。[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6-11 13:27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概述

源于语言学研究的结构主义（包括后结构主义）哲学思潮把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方法当做学术研究的普遍方法，以具有客观结构的语言取代个体主体存在的人来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力图超越传统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和心理主义的的理论框架，它们或致力于寻求固定的结构，或强调结构的流动变化，或把结构主义理论用于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在思想界形成了巨大影响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作为一种非常流行的国际性思潮，结构主义还对后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并成为其中的主要力量之一。本章主要介绍结构主义的概况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的的哲学思想。
一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概况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法国哲学中出现过两次重要变更。第一次是以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结构主义向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提出挑战。第二次是结构主义内部的衍化。德里达、福柯等人要求消解结构主义的固定和僵化的概念结构和理论框架。
结构主义（包括后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而是具有不同倾向的学者因在不同意义上将原来主要在语言学中运用的结构主义方法推广用于从事其他研究而形成的一种庞杂的思潮。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不是还原主义的就是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方法的中心课题就是从混杂的现象背后找出秩序或者结构来。
结构主义的产生与现代自然科学对事物的深层结构的研究、特别是系统和模型方法的运用相关，由于这些方法被移用于众多领域，就具有了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的哲学意义。不过，结构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正式形成则直接源于20世纪以来语言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哲学中出现的所谓语言的转向。语言转向的根本意义是把哲学理论的出发点由作为个体主体存在的人转向超越个体主体而具有某种“客观”结构和体系的语言。结构主义实际上就是把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方法当做学术研究中的普遍方法。
各派结构主义的的共同特征是从既定的语言结构（系统、模式、型式）及与之相应的思维结构出发来解释其所研究的领域的现象。他们对结构概念的解释在如下几个方面有一致之处。第一，认为结构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是按照一定的模式（规则、秩序）由许多成分（要素、单元）组成，其中任何一个成分的变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而作为系统、整体的结构正体现了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通过揭示和阐释这些关系，就可理解所涉及的领域的各种现象。第二，把结构划分为深层与表层等不同层次。第三，认为结构作为一种理智和观念的存在具有超越作为主体的个人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它们是无人格的。第四，大都否定结构的历史性，认为结构超越时间性。
结构主义作为当代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潮最早出现在法国，也一直以法国为中心，但它很快成了一种国际性思潮而在西方国家流行。
二 结构主义的语言学模式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是瑞士著名的语言学家。他认为语言是一个体系，也就是一种先验结构。语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构成一个网络，成为一个语言的体系（符号体系），这就是语言的结构。一切符号都可以分为能指者与所指者。索绪尔把同时性的语言研究（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与历时性语言研究（作为个人现象的语言）区别开来，强调同时性研究的重要性。同时性语言研究就是从一个时期的语言的横断面来研究这个语言，而历时性语言研究则是从一种语言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这个语言。他认为由此结合成一个结构有两种关系，一是结构段关系，一是聚合体关系。前者是一个单词同其前后可能出现的单词的关系。后者指一个句子中的一个词可以用另一个词置换而不会引起这个结构段不能接受。由此可见，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是以同时性研究为基础，把言语和语言区别开来的语言体系，它由结构段关系与聚合体关系形成语言中的差别体系。这种语言学的分析模式成为以后结构主义方法论的组成部分之一。
在索绪尔之后，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的语言学观点也对结构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强调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能力而不是语言现象。他把语言分为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通过提出短句结构规则和推导模式说明了他的结构与转换的方法。他认为人有一种先天的语言生成能力（他认为这是大脑的作用），小孩由于这种能力，所以在听到少数句子之后，就可以说出他没有听到过的句子。因此，语言生成中决定性的是生成能力，而不是经过经验而形成的语言。他提出语法是语言的深层结构，而根据语言的生存能力、语法所形成的话语则是语言的表层结构。
三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社会理论
把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运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是从法国社会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 Levi-Strauss,1908-）开始的。他早年攻读法律、哲学和心理学。主要著作有：《亲族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热带闲愁》（1955）、《结构人类学》（1955，1973）、《野性的思维》（1962）、《神话学》（1946－1971）。
他的结构主义哲学观点主要表现在他对人类学中的亲属关系和神话等的研究中。他对它们进行结构分析，从复杂和混乱的现象中发现秩序即固定的模式、结构。他认为以往人类学研究的缺点在于只看到亲属关系中的成分，而没有看到它的结构。在他看来，亲属关系的各个项之所以有意义是由于它们结合成一个体系，即亲属结构，这与词结合为句子一样。亲属结构与语言结构都是在人类心灵活动中的无意识层次中建立起来的，所以这种婚姻规则与亲属结构在不同的社会中也有相似的地方。亲属结构的意义和作用是杜绝乱婚。神话可分为神话结构和神话故事。前者是不可见的，从它派生出来的各种神话故事，只是这个神话结构的各种表达。神话结构相当于语言，是无意识的产物；而神话故事则相当于言语，是有意识的产物。有意识只是无意识的一种表达。
从哲学视角上说，列维－斯特劳斯的核心思想就是用结构、模式的观点来反对和取代强调主体的作用的传统哲学，特别是萨特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因为按照他的看法，无论是亲属关系或神话，其存在及其特性都取决于先验的存在于人的心灵中的无意识结构，或者说是这种无意识结构的体现，它们超越作为主体的个人的认识活动，而主体本身被看做是构成模式、结构的复杂关系网络中的一个关系项。他由此认为，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去构成人，而是去分解人。他声称构建了一种反主体性形而上学和人类中心论的“新人道主义”。
四 阿尔图塞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
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生于阿尔及利亚，194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他在《读，<资本论>》（1968）一书中把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资本论》对立起来，企图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他区分了理论实践与政治实践，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了独特解释。他由此形成了所谓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著作还有《保卫马克思》（1966）、《列宁与哲学》（1970）《政治与历史》（1972）等。
1、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对立
阿尔图塞把意识形态与科学对立起来，认为意识形态是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的体系，具有独特逻辑和规律。它们在特定的社会历史中存在，并作为历史而起作用。意识形态的实践和社会功能压倒了理论职能，因而不同于科学。他赞成科学，认为只有科学才是理性的批判，并主张对意识形态进行严厉的批判。
他认为“意识形态”这个词本来是指“概念的发生学理论”到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用以指统治着一个人或一个社会集团的思想概念和表象体系。他 企图由此证明意识形态不像科学能超越阶级利益和人们的实际利益。阿尔图塞从意识形态与科学对立的理论出发，认为马克思一生中经历了一次从意识形态的前科学状态到独创的科学体系的革命转变。这个转变发生于1845年，成分开展于1857年以后，他把这次转变叫做“认识论上的决裂”。他认为马克思青年时代把政治利益加到理论中间，不科学；后期著作《资本论》讲到了资本主义的结构，因而是科学。他还以反对经验主义的名义反对反映论。认为经验主义模糊了思想对象与实在对象的区别，知识是理论实践所制造出来的，并不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他认为费尔巴哈和青年马克思都犯有这种经验主义的错误。
2、理论与实践
他把实践分为经济实践、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和理论实践四种前三种实践构成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实践则形成理论知识。他提出“依据症候的阅读”方法，其实质在于采用弗洛伊德的方法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出无意识的结构来。他反对经验主义，认为科学认识的对象不是现实的客体而是概念的客体。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是以劳动价值论和法国社会主义这两种概念的抽象为原料，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为形成理论的工具，而《资本论》则是这种理论的产物，是具体的。这种理论产生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过程。
3、社会的多元决定论
阿尔图塞把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观点运用于说明社会的发展，认为社会发展不是一元而是多元决定的。他由此提出了多元决定的辩证法或者说结构的辩证法。
他认为，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决定社会发展的多种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又是由绝对精神这个惟一的内在的原理所决定，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元决定的。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则是多元决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决定社会的发展不仅是经济方面的阶级对立，而且有上层建筑方面的许多矛盾。这些不同的矛盾彼此并存、处于平等的地位。阿尔图塞把他的多元论叫做“结构因果性”，同时批判“线性因果性”和“表现因果性”。线性因果性是指一个因素对一个因素的作用，实际上是机械的因果性。表现的因果性是指整体决定部分，但又把整体当做本质，把部分还原为整体的表象。这是使整体简单化了的因果性，特指黑格尔的辩证法。
阿尔图塞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的最大成就就是把资本主义理解为没有主体的过程。他还认为社会的各种结构的联系与各结构轮流占有主导地位，以及“归根到底”由经济这个成分决定的说法，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与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的解释。
五 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说
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生于巴黎，在那里学习医学和精神病学，并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和医疗活动。他把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精神分析学说结合起来，也把精神分析的医疗与哲学研究结合起来，由此对弗洛伊德的学说作了新的解释。
他的主要论点是“无意识的话语具有一种语言结构”和“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拉康的“镜像阶段”是对弗洛伊德的里必多学说的新解释。他在俄的浦斯情结之外提出了“镜像阶段”。该阶段是婴儿对外界事物的一种识别活动，揭示出了里必多的精神活动。从这个时候开始，婴儿总是对外界保持一种疑问状态，通过想象和对幻想的事物的反省，形成他对世界的了解。在这个认识过程中，婴儿通过想象与外界建立了一种双元对立关系，这也是一种对话，一种语言的结构，这就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运用于研究婴儿最初的无意识的认识活动中了。
他还把这种双元对立关系运用于说明人的个性的形成。人的个性分为想象、象征和现实三个层次。想象通过镜像阶段把有意识地、无意识地所知觉的和想象到的东西记录下来，形成世界的图像。象征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中所说的“能指者”。象征的结构决定了主体的是非善恶的原则与人的行为的准则。现实的东西是由想象的东西与象征的东西结合而成。在象征的东西限制之下所实现出来的想象中的要求就是现实的东西，这就是人的个性中能够实在存在的东西。
拉康的精神分析观点还强调语言在进行精神分析治疗中的作用。他提出了本能的语言与欲望的语言的理论。在治疗中，从患者讲到的东西推测他被压抑的东西，把他所没有讲出来的东西补充起来，构造出他的本能话语的全部，也就是“按照症状来阅读”。拉康的这种观点强调精神病患者所压抑的本能具有语言性质，而且通过语言就可以启发患者把他压抑的东西发泄出来，这就把精神分析与结构主义理论结合起来，把结构主义运用于无意识的研究，发展了结构主义的理论。
六 发生学结构主义
发生学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是瑞士心理学家、哲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1895-1980）.他早年研究生物学，后任日内瓦 大学儿童心理学教授。他把心理学研究与生物学。数学。哲学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发生认识论”。主要著作有“《儿童的语言与思想》（1923）、《儿童的道德判断》（1932）、《逻辑学与心理学》（1953）、《发生认识论》（1970）。
他认为儿童智力发展经过四个阶段：感知运动阶段、前运演阶段、具体运演阶段和形式运演阶段。皮亚杰用认识的内在结构的变化来说明认识阶段的发展，把认识的发展看做是内在结构的组织和再组织的过程。他认为智力发展的动力有四个因素，一是成熟；二是个体对物理环境中所发生动作而获得的经验；三是社会环境中所取得的经验；四是平衡，这是发展中的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
他以为智力本质上是一种适应，是客体对主体的作用，主体不断自我调节而 构造出不同的心理机能。适应有两种形式：同化和顺应。前者把环境中产生的新因素纳入机体已有的图式或结构之中，使主体原来的动作结构得以加强和丰富。后者是在主体原来的动作不适应于客观变化时，主体改变原来的动作，以新的动作适应环境。同化和顺应都是为了达到平衡，主体与客体不适应就产生了不平衡，通过适应过程，又达到了平衡。因而智力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
皮亚杰还论证了结构的整体性3、转换性和自调性。整体性是说结构具有内部融贯性，各成分在结构中具有有机联系，整体与其部分都服从内在规律。转换性是指结构并不是静止的，有一些内在的规律控制结构的运动发展，语言按照它的转换规律，由旧的句子转换出许多新的句子。自调性是说结构由于其本身的规律而自行调整，并不借助于外在因素，所以结构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的。
总的说来，发生学结构主义是新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一个中间阶段。结构主义主张有一种固定的结构，后结构主义则认为结构是流动的、变化的、不固定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正是从发生学来说明结构如何发生变化的，这为流动的结构论奠定了基础。
七 巴尔特结构消融论与文本批判论
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主要研究文艺理论，不把文艺批评和社会性研究结合起来。他曾同意萨特的观点，以后转向结构主义，后来又批判结构主义，提出了一种取消结构的分析文本的理论。主要著作有：《作品的零度》（1953）、《论拉辛》（1964）、《批判与真实》（1960）、《S/Z》（1970)、《文本的喜悦》（1973）。
文学的“零度‘是指离开对现实的确切描写的文学态度，主张去掉文学中的华丽修辞以及不必要的结构而找出其“无意识的原型”。这个理论就是结构消融论。这种理论的出发点是认为文学是一种符号，这种符号的统一体至少有两种记号系统第一种是由所指者、意指作用和能指者这三个层次所组成的语言交流系统；第二种就是文学系统。他认为我们读一个作品时，总要追求作品文字后面的意义，甚至第一次读时是一种理解，而第二次读时又寻到了另一种理解。这样，作品的结构就不是固定的了，作品的结构可以由于阅读的进行而经常变动。那么，如何去进行这种消融结构的工作，即如何阅读呢？按照他的理论，阅读首先是把文学放在语言的上下文中去了解，而不是把它放在与事物的关系或与思想的关系上去了解。符号就是符号本身，不代表任何事物。文学的意义是读者或文学批评家所赋予的。意义的结构是流动可变的。但总的说来。这种变动的意义是在一个框架之内，读者或文学批评家就是在这个框架之内进行多价解释。对文学作品的了解不是绝对的，而总是相对的。
巴尔特对了解作品文本的过程又作了可读性与可写性的划分。后者（特别是在阅读新小说、荒诞派等作品时）要求读者就像一个作者那样，与原作者一道去进行创作，创立我们现在的世界。因此，可写性的阅读只是一种“信碼的游戏”，人们不是得到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是进行无休止的创作，在分析创作中得到快乐。巴尔特的文本批判也就是结构分析。
总的说来，巴尔特的后期结构主义观点仍来自列维－斯特劳斯，文学作品是一种符号的观点也来自列维－斯特劳斯之把神话等等看成符号，他的消解结构，对文本的多价解释则是对列维－斯特劳斯的模式与结构的相对性质的发挥。从结构的主观性质来说，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一个主张有固定的结构，另一个则认为没有固定的结构。二者的区别毋宁说是来源于研究对象的不同。
八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是著名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家。他提出了著名的解构战略，并且以此为指导对西方文化中的许多经典文本进行了解构性的读解，在欧美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主要著作有：《文字与差异》、《论文字家》、《声音与现象》（1967）、《哲学的边缘》（1972）、《撒播》（1972）、《立场》（1972）、《海德格尔和问题》（1990）、《从法律到哲学》（1990）、《论友谊的政治》（1994）等。
在德里达看来，“解构”就是消除和分解结构。这里的“结构”实质上是指西方文化之“根”，即“逻各斯中心主义”。他认为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就是这些隐喻或换喻的历史。它的原型是将“存在”确定为“在场”。它将证明，所有这些与根本法则、原则、或中心相联系的名称都提示着某种不变的存在。他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是指在场的形而上学与语音中心论的结合体，它意味着语言能够完善地再现和把握思想和存在。传统哲学总是将存在规定为在场，寻求确定的基础和第一因。而语音中心论则是指一种把语音或言语作为语言之本质的语言观。它认为鲜活的言语比不在场的文字能更好地表达思想。
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主要是通过批判索绪尔语言学结构主义来进行的。他认为索绪尔囿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束缚，坚持将差异局限在语言系统之内，认为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者一一对应的纵向关系，能指被认为是反映或控制了意义，也即“再现”了所指。德里达力图打破这一纵向关系，用能指与能指之间的横向关系。他认为语言实质上是一种自我参照的系统，酷似一种漫无头绪的游戏，各种因素在其中互相作用、变化，所有的因素都互为“踪迹”。德里达进一步否定在场 和中心，认为在场和非在事实上都不是独立自主的，每一方都在唤起、暗示、激发、需要另一方，在场和非在是相互延异、相互替补和互为踪迹的。延异表示在场延搁到非在，同时非在又延滞了在场。撒播表明了每篇文本的意义的不自足性，或者标志着一种不可还原的和生生不息的意义的多样性。踪迹既是一种在场，又是一种非在。因为踪迹意指受到磨损而残存下来的东西，意味着半隐半现的标记。说它在场，是因为它已经存在；说它非在，是因为它曾抹去。因而，踪迹就是延异本身，它在“在场－非在”的游戏中起作用。但是，这种游戏是没有中心和原因的，它是一种符号之间“替补”的活动。这种替补活动是永远不会结束的。文本不再是一个业已完成的集子，而是一种起区别作用的网状结构，是由各种踪迹织成的织品，这织品不停地指出其自身之外的东西，指出其他起区别作用的踪迹。
德里达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文字概念：源初文字，它是一种广义的文字，包括了原来狭义的文字和声音，但是它还不仅于此，雕塑、壁画等等都是它的表现形式。在德里达看来，解构实践不仅仅是简单地指出形而上学的结构界限，而且在打破和消解这一传统的基础是，既要显示出体系内部的停滞和矛盾，又要提出一种新思想的可能性。显然，这种新思想不再是以在场的形而上学为基础，相反，在场的形而上学是以其为条件和根据的。德里达的问题是：“在场的形而上学得以可能的条件和限度？”。他还提出“潜结构”概念，它意味着一种“开放的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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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福柯的后结构主义
福柯（Mirkel Foucault,1926-1984）反对启蒙运动将理性、解放和进步等同起来，认为现代性实质上是一种控制和统治的形式，主体和知识等等都是被它构造出来的产物。他从各个f方面对这种控制形式作了深入研究，包括病理学、医学、监狱和性学等等。他的计划旨在对我们的历史时代进行批判，也即质疑和揭示知识、理性、社会制度和主体性的现代形式，认为这些看似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在一定社会和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而且具有权力和控制结构。主要著作有：《癫狂和非理性：古代时代的癫狂史》（1961）、《诊所的诞生》（1963）、《词于物》（1966）、《知识考古学》（1969）、《规训与惩罚》（1975）、《性经验史》（1976，1984，1984）等。
1、对现代性的批评
福柯把现代性分为两个时期：古典时期（1660－1800）和现代时期（1800－1950）。在古典时期，一种强有力的控制人类的方式开始形成，并在现代时期达到高峰。启蒙运动所宣扬的历史进步的观念其实只是控制和塑造人的权力机制和技术日臻完善。福柯认为现代理性是一种强制力量，他集中关注个人在社会制度、话语和实践中被控制和被塑造成社会主体。在古典时期，人的理性从神学束缚下被解放，它试图在一片混乱和狼藉中重建社会秩序。它用知识系统和话语实践来区分和规范各种经验形式。启蒙的理性神话用“求全求同”的虚妄来掩饰和压制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福柯用不可沟通性、差异性和离散性来对抗现代性的理性压抑。在其思想早期，他把自己的立场定义为“知识考古学”。这一考古学方法既不同于解释学方法，也与结构主义划清了界限。福柯认为那些组装我们话语理性的各种规则并不是普遍和不变的，它们都将随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并且只对特定时期的话语实践有效。这些规则只是知识、知觉和真理的历史的先验条件。它们构成文化的基本信碼，即知识型，决定了特定历史时期里各种经验秩序和社会实践。
考古学方法关注一个“推论的空间”，即研究在推论空间中各种要素如何历史地被整合到某一规范结构之中，而后这一结构又如何解体和被新的结构所取代。因而福柯反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进步的观念，历史只是历史中各要素不断离散与重组的水平域展开，没有任何终极目标在引导历史。
2、尼采和谱系学方法
1970年前后，福柯从考古学方法转向了谱系学方法，也即从对理论和知识的考古学研究转向对社会制度和话语实践的谱系学研究：把话语置入社会制度和实践之中，揭示其中的权力机制。谱系学方法并不与考古学方法相对立，两者是互补的。
福柯受到尼采《道德谱系学》的强力影响。和尼采对道德、禁欲、正义和惩罚的谱系学分析一样，福柯对那些被主流社会和科学所排斥和遗忘的边缘性话语进行了历史研究。认为这些边缘话语，诸如癫狂话语、医疗话语、惩罚话语和性话语。都有着独立的历史和制度。这些微观话语是无法用宏观的国家和经济制度来解释的。现代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提倡规范严谨的总体性话语，因而也无法解释这些微观话语。
3、权力－知识－主体：福柯的后现代分析
从70 年代起，福柯开始在非总体化、非表现性和反人本主义的框架下重新思考现代权力的本质及其运作方式。提出了一套后现代的微观权力论。他反对两种现代宏观权力论：马克思的经济主义模式和现代法律模式前者主张经济决定论，后者则在法权、道德权力和政治主权的意义上解释权力，它是专属于法人主体的。福柯认为“权力”是一个尚未规定的、推论的、非主体化的生产性过程，它把人体不断地构成和塑造为符合一定社会规范的主体，它本质上不是压迫性的、而是生产性力量，它只关注生产性力量，让它们发展并且规范它们，而不愿阻碍它们、压抑它们或者毁灭它们。此外，福柯认为“知识”是与权力控制分不开的。任何时期的“知识型”同时就是权力机制。因而，现代性的理性观念和解放观念受到质疑和批判。但他也肯定理性对独断论和教条的批判作用。
4、伦理学和自我的技术学
从80年代起，福柯关注“自我的伦理学”。即阐述个体是如何通过一套伦理学和自我塑造的技术来创造他们自己的同一性。他力图显示出古希腊罗马的伦理与中世纪基督教伦理、现代伦理的差别，它们之间的连续与断裂。连续性在于，它们都强调欲望必须用道德来规范；但它们的规范方式则大不相同，从而形成了从古希腊罗马的伦理到中世纪－现代伦理之间的断裂。他认为要走出中世纪－现代的禁欲伦理学，我们有必要重新研究古希腊罗马的适度伦理学，因为它是一个可供后现代文化借鉴的案例。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6-11 13:28
网络民族志视角下的“网络水军”[转]

网络水军具有一定的组织结构，在此以网络水军的典型代表“KF联盟”为例，探讨网络水军的组织结构。
　　QQ群、团队专属论坛、YY语音是网络水军的主要传播平台，任务发布和成员交流均在此进行。“KF联盟”YY语音频道中设有新手接待厅、答疑解惑厅、任务发布厅和会议大厅等，每个厅都有专人负责管理。这些平台给“水军”们提供了一个构建相互关系的空间，成员们起初互不相识，由于共同的“事业”、共同的兴趣会聚在一起，通过这些交流平台，成员们渐渐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并渐渐产生群体归属感和认同感。
　　“KF联盟”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组织，塔顶为总负责，他手下有一批管理员，每个管理员被分派到一个或多个部门（即QQ群）管理普通的网络水军职员，类似“统帅-将领-士兵”的组织架构。不同的部门往往有两三个管理者，分别负责发放任务、带领新手熟悉业务等。水军们做完任务后，将成果反馈给任务发放者，任务发放者会对任务效果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水军”按照固定的格式在支付宝上请款，整个过程如同环环相扣的流水线。网络水军自发形成一些不成文的规定：不发雷同帖子，发帖时IP地址切换，不向外人透露群内任务等。
　　网络水军的从业者
　　成为网络水军的门槛极低，只需一台联网的电脑即可在家执行任务，越来越多的网民加入这个队伍，一些大学生利用闲暇时间成为兼职“水军”；一些家庭主妇也加入到“水军”团体。
　　网络水军的社会关系具有强关系和弱关系双重属性。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强关系和弱关系理论。强关系是指较稳定、不会随意变更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存在于亲人圈子、学业圈子、工作圈子、朋友圈子等不可随意变更的社会圈子中。弱关系是指相对松散、容易形成也容易解散的社会关系。不稳定性是网络社区的重要特点，人们很容易就加入到一个社区，也许很久不在群中“冒泡”，也许因为一点小事就从群中退出，所以网络社会中的社会关系较多体现为弱关系。网络水军既体现网络社会中常有的弱关系，同时，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由于“工作”的需要，网络水军又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具有强关系的某些特征。网络水军有着共同的追求——做任务获利，这为他们构成同质的强关系网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KF联盟”经常有人发问有没有任务，管理员每发一个任务一般不出几分钟就被“抢走”。团体内的管理人员还会采取人为手段来增强这种强关系，促进团队稳定发展。“KF任务群”在群共享内有专门针对新人的文件，内容包括切换IP的方法、快速注册需要的账号等，管理人员耐心回答新人的各种提问。除了解决业务上的难题外，以情感人也是“水军”稳固关系的手段之一。“KF”团队管理者之一“YY”曾在团队论坛中写了一个关于该水军开创者的帖子，动情地叙说了“KF联盟”的创办艰辛过程和创办者的坚持。该帖子发表后反响非常强烈，引起了“水军”们的共鸣，唤起了众多成员对“老大”的钦佩与认可。
　　格兰诺维特认为：“强关系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弱关系则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联系纽带。”[6]网络水军弱关系体现在“水军”群体中不断有新成员进来。网络社交中的弱关系扩大了人们的交往范围和传播环境，在一个个网络社交节点的作用下，众多新成员进入了“水军”群体，打破了行业壁垒，给网络水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机会。成员在不断进来的同时也有成员不断退出，在大多数“水军”群内，有一部分成员，甚至大部分成员很少接任务，有的甚至从未接过任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部分和群内成员交往频率极低的“水军”不能列入网络水军行列。
　　网络水军是存在于网络虚拟世界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制造虚假舆论，甚至充当“打手”进行商业攻击，导致受众对网络舆论的信任度降低，网络舆论场混乱无序。为了网络的良性发展，必须对网络水军进行遏制。但是，遏制网络水军不能只依靠行政力量，要从内在需求动手，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釜底抽薪，让网络水军无用武之处，同时，还可用法律手段制约网络水军的商业攻击。引导受众辨别水军、正确对待网络信息、提高媒介素养等任务已经迫在眉睫，这有赖于对网络水军进行客观和深入的研究。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6-11 13:30
中国民族志电影回顾 1957-1966年

1957年到1979年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与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等摄制单位合作，先后完成了21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片长共123本（每本一盘，放映约10分钟）。涉及16个少数民族。其中通过全面综合的拍摄来记录反映有关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的有14部，占总数的71%；纪录反映原始社会及其残余的有11部、奴隶制社会一部、封建农奴制社会三部；其它的关于家庭婚姻两部、文化艺术四部。

影片简介：
《佤族》
片 长：4本 约40分钟
形 式：黑白
制作格式： 35毫米
制作时间： 1957年
拍摄地点：云南 思茅 西盟
顾 问：谭碧波
拍摄提纲：谭碧波 徐志远
摄 影：郑治国 杨光海
拍摄了云南省西盟山佤族解放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度的情况。除部落联盟、刀耕火种和生活习俗以外，对剽牛、拉木鼓、砍牛尾巴、猎取人头祭祀等也有所反映。

《鄂伦春族》

片 长：8本 72分钟
形 式：黑白
制作格式：35毫米
制作时间：1963年
拍摄地点：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朝阳、斯木克 黑龙江塔河县十八站
顾 问： 秋 浦
编 剧： 杨光海 赵复兴
吕光天 满都尔图
导演兼摄影： 杨光海
录 音： 史家振
解 说： 王连元
音 乐： 李 亮
剪 接： 张征然
效 果： 孙 凯
制 片： 伍远明

影片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五十年代鄂伦春族原始的狩猎生产生活方式，通过鄂伦春人的社会组织“乌力楞”的变迁，勾画出我国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以狩猎为主的鄂伦春族由家族公社到农村公社的变化，描绘了由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没有阶级逐渐向阶级社会过度的情景。此外，对鄂伦春族的婚姻、丧葬、服饰、手工艺品以及萨满教等也作了记录。

《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

片 长：6本 约60分钟
形 式：黑白
制作格式：1965年
制作时间：1957年
拍摄地点：云南 丽江 永宁
顾问： 秋 浦
编剧： 詹承绪 杨光海
导演： 杨光海
摄影： 袁尧柱
录音： 赵德旺
动画： 郑成杨
解说： 周庆瑜

在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公社的纳西族，解放前处于封建领主社会，但长期以来还保存着原始母系社会特征，保存着以母系为核心的母系家庭，保存着男不娶，女不嫁的“阿注婚姻”。男阿注到女阿注家过夜，晚上来白天走的“半同居”婚姻生活。本片对这种婚姻形式，特点和母系家庭作了如实的记录。

图片作者 /张士美 蔡家麒
关于杨光海
1932年生于云南大理白族家庭
1947年初从大理到昆明，在子雄摄影室学习摄影
1950年考入西南军区军政大学
1952年调入八一电影制片产任纪录片摄影。参加拍摄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修筑康藏公路《战胜怒江天险》、《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等纪录片。
1957年受人大民委委托拍摄少数民族社会纪录影片
1960年调入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任编导摄影。仍受托拍摄少数民族社会科学纪录片。1977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任电影组组长编导摄影师。
1989年5月德国福莱堡国际人类学电影研讨会展映了《佤族》、《苦聪人》、《独龙族》、《鄂伦春族》、《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等影片，编导杨光海应邀参会，并作了中国人类学电影概况和今后发展主题发言。同年5月，上述影片在西柏林“世界文化人之家”展映交流，引起德国学者对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关注和研究。
1997年5月芬兰赫尔辛基人类学电影节展影交流了《独龙族》、《鄂伦春族》等影片
1998年5月编导杨光海作为嘉宾应邀参加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举办的人类学电影节，并赴德国汉堡世界著名的民族志博物馆进行参观交流。
2001年10月，德国莱比锡市举办“四十五年来的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回顾展映交流。《独龙族》、《鄂伦春族》、《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三部影片，作为开场影片放映。编导杨光海作了拍片情况介绍，并回答了与会专家学者的提问。组织者还为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回顾展出了专刊，以《收藏影子的人》为书名，介绍了杨光海及所拍影片内容简介和图片。
杨光海在八一厂、北京科影厂、民族研究所编导摄影的人类学影片和录像总计约 30多部。有《佤族》、《苦聪人》、《独龙族》、《鄂伦春族》、《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今日赫哲族的渔猎生活》，以及《苗族》、《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苗族的工艺美术》、《苗族的节庆》等系列片；《海南黎族民俗考察》、《海南苗族》、《海南回族》等系列片；《大理白族的名胜古迹》、《大理白族的建筑艺术》、《大理白族的本主崇拜》、《大理白族的丧葬习俗》、《大理白族的工艺美术》、《大理白族的节庆活动》等系列片；《畲族祭祖学师》、《畲族的婚姻习俗》、《畲族妇女服饰》、《畲族霞坪村祖图》等系列片；《哈萨克族的游牧经济》、《哈萨克族地区的自然风光与名胜古迹》、《哈萨克族的婚姻》、《哈萨克族的物质文化》、《哈萨克族的宗教信仰》、《哈萨克族的丧葬习俗》、《哈萨克的节庆与娱乐活动》等系列片。
杨光海在二十世纪 50-60年代拍摄的人类学影片全部被德国、日本等国有关机构收藏，译制英文版，广泛传播研究。他撰写的论文《从事影视人类学36年的回顾与思考》、《影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谈人类学影剧本的编写》、《人类学电影导演基础》、《我国民族学电影之我见》等。专著《影视人类学概论》（合著）。编辑《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资料汇编》两册（内部发行）。杨光海拍摄人类学影片40余年来，在中国早期人类学影片的拍摄实践和较早沟通中国影视人类学与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也为中国影视人类学在国际影视人类学领域中占有一席地位，打下了基础。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6-11 13:31
生态宣言：走向生态文明
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

自20世纪末以来，洪涝、干旱、沙尘、酷热、奇寒、地震、蝗虫、赤潮、泥石流、非典、疯牛病、禽流感……无数灾害在地球上蜂起；江、河、湖、海在污染中哭泣，森林、草地、耕地在沙漠化中呼号，生物资源在浩劫中走向灭绝，矿物、能源在滥采中走向枯竭……人类的生存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
面对各种灾害的肆虐，人类越来越紧迫地感到高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生态安全，随时都有坠落的危险。人们不禁要问：“可持续发展”有否可能？人类在地球上还能安全生存下去吗？！
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及人的行为方式的科学，始终以关怀人类生存及未来为其根本的价值取向和学术使命。正是出于这种取向和使命，以及对当今生存危机的高度关注， 2004年5月29日至31日，来自海峡两岸的近百位中国人类学者在银川聚会，以“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为主题展开了对话与讨论，兹宣言如下：

一、生态危机和文化理念

“生态危机”导因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其直接原因出自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文化理念。这种文化理念的核心是“制天”，即对生态系统的盲目征服和粗暴改造。
现代以来，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生产方式与消费行为又使这种“制天”取向进一步膨胀，加剧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如对有限资源的无限度开采、对消费欲望的无节制诱发，以及对财富占有的严重不公。
因此，我们认为：在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后面潜藏着更为深刻的文化危机，需要通过结合地方性传统的具体考察和世界范围的广泛比较来获取解决危机的其他文化资源。

二、族群传统与多元生态

任何一种与地域相结合的文化理念都不仅会影响特定族群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环境，而且会影响其他相邻族群以及更大范围的生态系统的改变，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地球和人类的生存前景。
有幸的是，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的生态观是多元并存的，蕴涵于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并非只有一种征服自然的“制天”理念。即便在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西方社会，也不断产生着与“制天”理念相反的诸多学说，其中有的甚至视“掠夺性发展”为文化帝国主义之行径。
在中国传统里，包含着儒家“至中和”思想、道家“道法自然”观，以及佛家的“众生平等”说——主张在“敬天”的基础上实现宇宙万物的和谐、连续和一体，强调人对自然的尊重与回馈。同时，在处理生态资源与族群竞争的关系上，“中国经验”也因其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和延绵不断的漫长历史，为寻求今日生态危机及其相关冲突的解决之道，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与价值资源。
三、关于人类学使命和中国声音

人类学自诞生以来，始终关注人与文化以及生存和发展问题。面对当今的生态危机，全球的人类学者有责任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经过近百年的引进和开拓，中国人类学积累了丰富的本土经验，无论出于“关怀天下”的经世传统抑或是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忧虑，中国人类学者都有责任和义务联合起来，就人类的生态问题发出中国的声音。
我们认为，面对人类的生态危机和共同未来，必须关爱人类的生命家园，为此，我们呼吁：
1.摒弃破坏生态的“制天”取向，恢复和弘扬尊重自然的“敬天”传统。
2.尊重使“天人和谐”与文化多样性得以维系的地方性知识和不同的大、小传统。
3.开展世界范围的族群对话，为保护地球家园的生态平衡提供文化生态的坚实根基。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自然走向文明的阶段，如今在生态危机的威胁下已处在从文明回归自然的紧要关头，如何摆脱自身行为对生存环境的破坏、在族群互补的基础上重建维护生态和谐的文化理念，这是一个关系到全球人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对此悠悠大事，全球的人类学者携起手来，走向生态文明！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但有无数的族群文化可以保护人类与自然的生态平衡！爱护和保护地球，人类才能永续发展！

2004年6月1日于中国银川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6-11 13:33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0-2011年）来源期刊目录
经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指导委员会审定，共527种
学科分类（25类）
法学                           21种
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          70种
管理学                       26种
环境科学                     5种
教育学                      37种
经济学                       72种
考古学                       7种
历史学                      26种
马克思主义                   12种
民族学                       13种
人文、经济地理              7种
社会学                       9种
体育学                       10种
统计学                      4种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20种
外国文学                     6种
心理学                      7种
新闻学与传播学               15种
艺术学                       19种
哲学                         12种
政治学                       39种
中国文学                    15种
宗教学                       3种
综合性社会科学               50种
　　

民族学（13种）
　
序号
刊  名
期 刊 信 息
1
民族研究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6号楼（100081）
（010）68932934
2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成都市一环路南四段16号（610041）
（028）85522071
3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100081）
（010）68933635
4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武汉市民院路708号（430074）
（027）67842094
5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南宁市大学东路188号（530006）
（0771）3260122
6
中国藏学
北京市北四环东路131号（100101）
（010）64937904
7
世界民族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100081）
（010）68932802
8
西北民族研究
兰州市西北新村1号西北民族大学（730030）
（0931）2928881  2938256
9
广西民族研究
南宁市云景路1号（530028）
（0771）5589053
10
贵州民族研究
贵阳市市北路扁井巷27号（550004）
（0851）6615623
11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昆明市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650031）
（0871）5137404
12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银川市文昌路（750021）
（0951）2066907
13
民俗研究
济南市山东大学东校区新校（250100）
（0531）88364626  88362166
社会学（9种）
　
序号
刊  名
期 刊 信 息
1
社会学研究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100732）
（010）65122608
2
中国人口科学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100732）
（010）85195419
3
人口研究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100872）
（010）62511320
4
人口与经济
北京市朝阳门外红庙首都经济贸易大学（100026）
（010）65976473
5
人口学刊
长春市前进大街2699号（130012）
（0431）85166392
6
社会
上海市上大路99号32信箱（200444）
（021）66135633
7
人口与发展 （原：市场与人口分析）
北京市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100871）
（010）62759200
8
南方人口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510275）
（020）84036605
9
西北人口
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730000）
（0931）8912629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6-11 13:35
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园地
——纪念人类学高级论坛成立十周年
刘冰清 韦小鹏


摘  要：从 2002 年到 2011 年，人类学高级论坛不仅成功举办了 9 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发展和完善了自己的论坛模式，加强了海峡两岸三地人类学界的沟通、交流，出版了 9 部年会论文集和两辑 10 多部的人类学著作，还形成了开放的格局、边缘的战略、民间的路线等特点，造就了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园地。
关键词：中国人类学; 人类学高级论坛; 学术园地


2002 年 5 月，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在广西南宁召开，时至今日，人类学高级论坛已走过十年历程，形成了开放的格局、边缘的战略、民间的路线等特点，造就了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园地。
一、人类学高级论坛的成立背景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重建，中国人类学学会的成立，标着中国人类学学科恢复重建。随后，中国大陆人类学研究机构的设立，如雨后春笋，研究队伍也不断扩大，各种规模的学术会议也逐渐增多。这不但是让人欣喜的丰收，而且极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类学的学科重建，但其背后也潜藏着危机，“中国的人类学后续力量缺乏，出版的译著、专著非常有限，无法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科研中心，其恢复的工作可以说举步维艰。”［1］( P. 130 －137)
为了探讨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问题，解决中国人类学后续力量缺乏问题，从更高层面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问题进行探讨，经国家教委批准，在费孝通先生及海内外热心人士和机构的支持下，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于 1995 年六七月间，主办了首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此后，“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分别在北京、厦门、昆明等地连续办了 6 届，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人类学学科重建，而且还为中国人类学培养了一大批后续力量，造就了数十位当下中国人类学的骨干人物。
步入 21 世纪后，随着中国人类学学术梯队逐步得到完善和发展，经过“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洗礼，或到海外深造的中国中青年人类学学者，已成长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开始挑起发展和壮大中国人类学的重担。与此同时，国际人类学发展迅速，人类学各个分支纷纷兴起，人类学跨学科互动也日趋频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办班模式已难以适应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需求。时任广西民族学院( 现为广西民族大学) 学报执行主编的徐杰舜教授敏锐地意识到，要解决这种发展瓶颈，就必须搭建一个范围更广泛、环境更宽松、气氛更活跃的学术对话、交流、沟通和理解平台，以便学者们“从更高、更新的层次上讨论和研究人类学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的应用，从更高、更新的层次上讨论和研究中国人类学乃至国际人类学的发展。”［2］( P. 2)
为此，徐杰舜积极行动，倡导设立人类学高级论坛。
2001 年 9 月，徐杰舜教授前往台湾进行学术访问，途经香港时，访问了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陈志明教授。当徐教授把设立“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倡议向陈志明教授征求意见时，当即得到积极响应和支持。同样的场景亦发生在徐教授访问台湾东华大学会见童春发教授、乔健教授时; 发生在徐教授访问台湾中正大学会见林冠群教授、廖幼华副教授时; 出现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李亦园先生、黄应贵教授、庄英章教授的办公室里; 出现在台湾清华大学陈祥水教授的会客室内。
2001 年 10 月，从台湾回到南宁后，徐杰舜教授根据李亦园、乔健等人类学家的意见，起草了《关于设立“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倡议书》，寄往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澳门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台湾花莲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台湾宜兰佛光大学人类学系等科研单位。不假多日，对设立“人类学高级论坛”表示支持和响应的回音纷至沓来。2002 年 3 月 1 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与海峡两岸三地的人类学科研机构和高校共 22 个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设立“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倡议书》。
2002 年 5 月 13 日，“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在广西南宁广西民族学院隆重召开，宣告人类学高级论坛正式成立。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李亦园先生特发贺信，祝贺人类学高级论坛成立。
二、人类学高级论坛十年学术历程
2002 年 5 月 13 日至 15 日，“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在广西南宁广西民族学院隆重召开，会议主题: 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社会。
论坛顾问费孝通先生在给大会发来的贺信中语重心长地说: “在 21 世纪，随着文化交往的复杂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差异的双重发展，研究文化的人类学学科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众目睽睽的情景下，人类学者能为人类、为世界做点什么?”“这也许就是新世纪对我们和我们学科的新挑战。”［3］( P. 4)
论坛顾问李亦园先生因身体原因不能赴会，他在贺信中亦寓意深刻地说: “中国人类学研究实有很灿烂的前景，希望人类学的同仁共同努力，人类学要为中国的民族文化而发展，人类学也要为关心全人类的未来而存在。”［4］( P. 5)
与其说这是两位人类学大师隔海相望的“世纪问答”，不如说这是人类学前辈对后辈的谆谆教导和殷切希望。
出席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的海峡两岸三地的近 70 位专家学者，除了乔健、郝时远等教授就大会主题“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社会”做主题发言外，与会的学者们还就人类学与中国都市社会、人类学与中国乡村社会、人类学与中国少数民族社会、人类学与中国族群文化、人类学与科技文化和人类学与商业社会等专题展开了学术讨论。
从此，人类学高级论坛成为中国人类学的一个学术平台，迅速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认同，从 2003年到 2010 年，先后由中央民族大学、宁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吉首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学院、内蒙古大学和凯里学院分别举办了第 2 届到第 9 届论坛。
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的第 2 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在以“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经验”为主题进行学术讨论的同时，还举行了几乎囊括大陆所有人类学民族学学术机构领导的“高峰论坛”，就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地位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在宁夏大学举行的第 3 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会后《文汇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论坛顾问李亦园先生《生态环境、文化理念与人类永续发展》讲演的主要内容。论坛起草并通过了《生态宣言: 走向生态文明》( 即《银川宣言》) ，提出在族群互补的基础上重建维护生态和谐的文化理念。
在中南民族大学举行的第 4 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创新性地发表了《乡土中国与人类学研究》绿皮书，对这次论坛的主题“乡土中国与人类学”作了文献述评。更重要的是这次人类学高级论坛还吸引了不少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和三农专家们出席，在圆桌论坛的讨论中出现了跨学科的碰撞和交锋，使论坛的影响开始走出人类学的圈子。
在吉首大学举行的第 5 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围绕公共卫生、旅游和时尚等人类社会的当代生活展开了学术讨论，其亮点是人类学高级论坛与国际人类学界开始对接，美国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柏桦教授在观察家评论中说，这次论坛所涉及的问题已经是现代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涉及到了人类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全世界都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人类怎样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人类学要反复强调、不断强调的一个问题。”［5］
在西南民族大学举行的第 6 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不仅发表了《乡村人类学研究回顾》绿皮书，对中国近百年乡村人类学的文献作了系统的回顾，而且在对乡村人类学作广泛的讨论基础上，还从对中国人类学发展趋势和走向的洞察和把握中，就“人类学的中国话语”作了有学术价值的讨论，从而创造了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又—个亮点。
在贵州民族学院举行的第 7 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大会就社会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族群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讨论，不仅发表了《族群理论研究文献回顾》绿皮书，还以全球化的视野热烈讨论了“中华民族认同与认同中华民族”的问题，从而走到了中华民族研究的前沿。
在内蒙古大学举行的第 8 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以“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为主题，既对草原文明和农业文明的理论研究与历史观照有充分的讨论，又有对当前草原文化面临的生存危机的现实关怀。
在凯里学院举行的第 9 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与会学者多角度、多层次地从原生态文化的理论梳理、个案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与原生态文化开发和保护等方面切入，对“人类学与原生态文化”进行了全方位探讨，使得原生态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第十届人类学高级论坛，拟定于 2011 年 10月 21 日至 24 日，在赣州赣南师范学院举行，论坛主题是: 族群迁徙与文化认同。可想而知，这次会议将使移民与文化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三、人类学高级论坛的特点
十年的学术历程，形成了人类学高级论坛开放的格局、边缘的战略、民间的路线等特点，同时也开拓了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园地。
(一) 开放的格局
人类学高级论坛是一个开放的论坛。该论坛虽然是以“人类学”为名，但却没有学科偏见，也没有种种清规戒律。从论坛成立之日起，无论哪个学科的学者都可参加论坛，无论哪个国家的学者都可参加论坛，无论论文与主题有关还是无关都可参加论坛，无论有论文还是无论文都可参加论坛，无论是教授还是研究生、本科生都可参加论坛，凡此等等，百无禁忌，从而打开了论坛的大门，使之迅速地走进了中国学术界，走进了中国传媒界的视野。
在过去的 9 年中，出席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学者不只是来自人类学和民族学学界，还有来自社会学、民俗学、文学、政治学、法学……甚至还有理工科的学者。值得一提的是，来自贵州屯堡的傩面具艺术雕刻师秦发忠，尽管只有初中文化，但他已经参加 3 次人类学高级论坛年会，并在第 9 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上做了题为《安顺地戏面具文化符号的原始意义》的主题发言。
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开放格局集中表现在学术交流的开放性上。每届年会不管参会者是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大师，还是国内响当当的著名学者，不管是默默无闻的入门者，还是刚刚进入大学的学子，在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学术交流平台上，都可以平等地进行学术对话。对此，《中国民族报》记者牛锐有过这样一段描述——“与会者的对话与交流、积极互动是论坛的鲜明特色之一。为了创造更自由活泼的氛围，会场没有对座位座次进行刻意的安排。无论是人类学界颇有建树的学界前辈，还是初涉人类学的在读学生，大家自由地围坐在一起，就共同关心的话题各抒己见。”［6］
如2004 年在宁夏大学召开的第 2 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当论坛顾问、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的《生态环境、文化理念与人类永续发展》主题讲演完毕，主会场当即掀起或共鸣或争议的热潮。其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第二天举行的海峡两岸圆桌论坛上，与会学者就“发展还是不发展”问题，和李亦园先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场面很激烈，有一位北方民族大学的本科生在多次未能争取到发言机会的情况下，最后不得不采取抢话筒的方式发表了与李亦园先生不同的看法。
为了最大限度地开放论坛，让更多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前来与会，践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理念，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处每年都在互联网上公布年会召开的相关信息，滚动发布年会的筹办进程，还在新浪网开设了名为“人类学乾坤”的博客，而承办单位亦在自己的官方网站发布会议的相关信息。
(二) 边缘的战略
人类学高级论坛兴起于南疆边陲之地，从其成立之日起就明确人类学在中国的弱势地位，从而确立了边缘战略。所谓边缘战略就是在地域上促进边缘与中心互动，学术上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战略。
由于人类学在中国的学术体制下处于二级学科的地位，在学术资源的占有上与一级学科很难相比。为此人类学高级论坛每一届年会的承办单位，除了中央民族大学属于“中心地带”高校之外，其余的承办单位大多是地处“边缘地带”的高校。
10 年来，从南宁到银川、到武汉、到吉首、到成都、到贵阳、到呼和浩特、到凯里，几乎形成了一个从南到西到北的半圆形。就是在这样一个半圆形的包围中，处在中心地域高校的学者，如郝时远、庄孔韶、王铭铭、王建民、周大鸣、刘志伟、范可、赵旭东、彭兆荣、石奕龙等纷纷从中心到边缘参加论坛年会，从而形成了边缘与中心良性互动的态势，大大地促进了边缘高校的人类学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发展。
地域上处于边缘难以改变，但学术上的边缘却是可以改变的。
人类学高级论坛在学术上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线之一是与媒体合作。长期处在“边缘”的中国人类学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迅速被人关注，最佳的载体就是发达的现代媒体。为此，人类学高级论坛成立之初，就把加强与媒体合作作为自身建设的一项重要事项。10 年来，不仅有《光明日报》、《中国民族报》、《西部时报》、国家民委网站、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网等数十家中央和地方媒体，参与报道了历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年会，而且《光明日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等多家著名刊物曾刊发了几十篇历届会议的优秀论文，其中有数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民族报》、《文汇报》等刊物全文转载或刊载。
如 2004 年以“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为主题的第 3 届人类学高级论坛通过的《生态宣言: 走向生态文明》( 即《银川宣言》) ，以及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在大会上所做的主题发言《生态环境、文化理念与人类永续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对此，《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惊叹道: “面对现实世界的问题与危机，人类学所发生的声音总是很独特，总会产生超出学科自身的影响，总能触动很多‘业外’人士的思想神经，从而引起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人们的关注。”［7］
人类学高级论坛在学术上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另一条路线，就是抢占学术前沿。近几年来，社会上广为流行的“原生态文化”一词，在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原生态文化”。为此，人类学高级论坛紧紧地抓住这个社会热点问题，在凯里召开的第 9 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以“原生态文化”为主题，就“原生态文化”“被”有还是真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而引领了“原生态文化”学术研究的前沿。会后不仅《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和《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发表了专栏，《社会科学报》( 2010 年 7 月 29 日) 和《中国民族报》( 2010 年 7 月 23 日) 发表了专文述评，《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先生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关于“原生态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小型座谈会。与会的郑杭生、徐杰舜、叶舒宪、徐新建、彭兆荣等教授就原生态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国学的关系展开了激烈而深入的讨论。学者们认为: “传统是被现代人从过去当中精选出来的，是现代人通过对过去的重构或者新构的方式所构建起来的。在‘国学’中寻找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疗现代病的良方，这便是我说的‘脉’。老庄所向往的‘小国寡民’，后人都以为是想象，现在看到人类学给出的报告，才知道它不是想象。国学的话语空间非常大。它是一个符号，但是不要被表面的两个字僵化了。‘国’，一个边界; ‘学’，一种文本，若仅此而已，二者都会异化。”［8］
而这场被《光明日报》誉为“对原生态的一场论战”的“原生态文化”学术探讨，在《光明日报》上刊出后不久，即被新华网、半月谈网、新民网、社科网等媒体全文转载。这就更进一步地拓宽了关于“原生态文化”讨论的范围，使得人们对原生态文化的认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人类学高级论坛在学术上从边缘走向中心的第三条路线是“会书”结合。学术成果是需要积累的。10 年来，人类学高级论坛在学术上从边缘走向中心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这个脚印不仅有每届年会论文集的出版，还有人类学高级论坛文库，目前第一辑已出版了《妈祖信仰与汉人社会》、《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人类学的世纪坦言》、《族群与族群文化》等 11 种，第二辑也已出版《河疍与海疍珠疍》、《办报人心史——<金华日报>的媒体人类学考察》等 3 种。所有这些都留下了人类学高级论坛在学术上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足迹。
(三) 民间的路线
人类学高级论坛作为一个民间学术组织，既无钱又无权，如俗话所说: 一穷二白。为什么可以每年按时开年会，又按时出版论文集，还主编出版了“人类学高级论坛文库”。最重要的就是坚持走民间路线，由承办单位筹集会议经费和论文集的出版经费，这已成为人类学高级论坛运作的一个独特方式。
此外，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处的有效运作起到了凝聚学者、组织年会的作用，从而赢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支持和赞誉。对此，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 人类学高级论坛“在一无专职办公人员、二无专款经费、三无政府背景的条件下，能做到每年开一次规模适中、有学术质量的年会，实属不易，一方面说明了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处有极强的策划、组织和活动能力，另一方面更说明了各高校和科研单位对人类学高级论坛的鼎力支持，此外还说明了社会非常需要人类学。我想这正是人类学高级论坛得以存在并发展至今的价值所在。”［9］
当下，网络的普及和发展，使人类学高级论坛民间的概念大大延伸了。2009 年，人类学高级论坛在新浪网开通了自己的博客“人类学乾坤”。秘书处通过“人类学乾坤”发布的相关学术会议通知和学术文章，多次被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社科网、社会学视野网、豆瓣网、人类学在线、中国民俗学网、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网站、东南大学社会学系网站等相关专业学术或高校网站、论坛转载，使更多的人关注人类学高级论坛。
总结人类学高级论坛的这些特点，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人类学高级论坛确实满足了人们希望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里，更为宽松的环境下，更为活跃的氛围中，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通过跨学科的互动，对中国，乃至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对话、交流和沟通，以推动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的完善和发展，宣传和普及人类学知识。
四、人类学要为关心全人类的未来而存在
人类学高级论坛即将迎来十周年庆典，当我们站在新征程的起点时，耳边又响起了费孝通先生和李亦园先生那隔海相望的“世纪问答”:
费孝通: “在众目睽睽的情景下，人类学者能为人类、为世界做点什么?”
李亦园: “人类学要为中国的民族文化而发展，人类学也要关心全人类的未来而存在。”
人类学高级论坛从迈开步子的那一天起，就把二位先生的教诲铭刻于心，并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努力做好这份工作。今天，我们可以底气十足地说: 我们没有辜负二位先生的重托!
在人类学高级论坛十周年庆典之际，论坛顾问、著名人类学家乔健先生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
人类学是社会科学的主要基本学科，有人称它为自然科学中的数学，因为社会科学里的许多基本概念如婚姻、亲属、家族、宗族以及演化、传播、创新、涵化等都发自人类学。兼以它内涵广博与应用面广，所以对当代世界中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科技等基本问题，都能提供深度理解与有效解答。自 2002 起，徐杰舜教授积极联系两岸三地众多人类学者及相关教研单位组成‘人类学高级论坛’。首届在广西南宁举行，之后每年都在不同地区，选定不同主题举行，迄今已连续举办九届，早已形成两岸三地人类学家理念交流、脑力激荡的平台，并进一步共同推进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及为加快其与世界人类学的接轨，十年有成。今年( 2011 年) 10 月，特在江西赣南师范学院举办第十届高级人类学论坛，检验过去成果，策划未来进展，亟望同仁们能够踊跃参与，共襄盛举。［10］
与其说这是乔先生给人类学高级论坛十周岁生日发来的贺信，不如说这是乔先生对人类学后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希望，希望我们更好地“检验过去成果，策划未来进展”。

参考文献:
［1 陈国强.中国人类学［M］.厦门: 中国人类学会编印，1996．
［2］徐杰舜，周建新. 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社会( 人类学高级论坛 2002 年卷) ［C］.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3］费孝通.致人类学高级论坛贺信［A］/ /徐杰舜，周建新.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社会( 人类学高级论坛 2002 年卷) ［C］.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4］李亦园.致人类学高级论坛贺信［A］/ /徐杰舜，周建新.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社会( 人类学高级论坛 2002 年卷) ［C］.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5］罗康隆，徐杰舜.人类学与当代生活( 人类学高级论坛2006 年卷) ［C］.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
［6］牛锐.中国人类学的民间盛会 ——第六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侧记［N］.中国民族报，2007 -11 -16.
［7］梁枢.来自人类学者的声音——麦子·苏美儿·大角鹿［N］.光明日报，2004 -07 -01．
［8］郑杭生，叶舒宪，徐新建，彭兆荣，徐杰舜等.“原生态”引起的一场论战: 传统是什么? ［N］.光明日报，2010 －08 －09．
［9］郑杭生．第九届人类学高级论坛暨首届原生态民族文化论坛开幕词［A］/ /曾羽，徐杰舜．人类学与当代生活( 人类学高级论坛 2010 年卷) ［C］.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
［10］乔健．“人类学高级论坛”十年有成，再接再厉［DB/OL］．新浪 博 客·人 类 学 乾 坤: http: / /blog.sina. com.cn/s/blog _5dfd1ad10100o3z9.html.


资料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10 期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6-11 13:36
原文地址：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作者：梁君
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范式之一：常人方法论

——探讨社会结构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像常人使用的方法一样的方法论
在互动中规则的建构性
如何理解人们的期望？常人方法论的技巧之一就是打破常规（加芬克尔的“破坏实验”）。

该理论的思想来源是：⑴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⑵现象学与现象学社会学；⑶维特根斯坦和日常语言哲学；⑷符号互动论；⑸经典社会学理论。
现象学与社会学是对常人方法学影响最大的理论传统，为常人方法学家提供了如何解决社会学问题的基本思路。胡塞尔（埃德蒙德·胡塞尔）认为知识，仅限于直接来自感性现象，其余的知识范畴，属于人对事物的直觉，深思或内省之产物，应该给予祛除。舒茨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日常生活世界的了解与描述。这两种观点对常人方法学有很深的影响。
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
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是常人方法学的创立者和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ethnomethodology 一词由etho、method、ology三部分组成，分别意为常人（普通人everyone或成员）、方法、学问，合起来意为常人方法学，意为一门研究常人在日常生活中行为处事所用的方法的学问。用加芬克尔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常人方法学的研究在分析日常生活活动时，将其看作（社会）成员的方法，成员用它们使日常生活看起来是理性的，并出于各种实践目的使行动是可讲述的（reportable）,也就是‘可说明的’（accountable）……”.
一、          常人方法学在思维方式上的革命
常人方法学坚决反对传统社会学所持有的科学主义立场，力图从日常生活世界出发，用常人处理日常生活、人与人交往互动的方法，而不是使用有诸多预设的科学研究方法。认为社会学、科学研究也与日常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或者说日常活动是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甚至自然科学工作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常人方法学就使社会学放弃了作为客体对立面的主体地位，各种科学研究者的活动不再具有二元论思维方式中的那种主体地位，他不仅是一个在社会生活之中的观察者、反映者、辨析和评判者，一个构造者、整理者与实践者，更是一个在日常交往关系中的受动者，他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地接受来自研究对象的主动作用。这样，常人方法学究克服了科学主义。同时，由于他把研究者也纳入主体间性关系之中思考，因此是彻底经验主义的，常人方法学理论因此也就具有了反思性，克服了传统社会学理论想把社会当成一种经验世界来研究，但又站在经验世界之外，而不能真正理解行动者行动的意义这个矛盾。
二、          常人方法学的重要影响
1、常人方法学从彻底的经验一元论出发，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社会的全新图像。
2、具有新的思维方式的常人方法学，使社会学从神化走向人化。
三、          常人方法学的局限
1、常人方法学所研究的问题还比较狭窄。
2、常人方法学家之间虽然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但其理论分支之间有时存在相互矛盾之处。
3、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常人方法学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
http://www.docin.com/p-43497762.html


常人方法学：着力于发现社会生活中隐含的、通常没有说出来的假设和共识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常常使用打破共识这种方式来解释共识的存在。

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跟自然主义的定性实地研究存在相当的差异。根源于现象学的哲学传统，这也是常人方法学者对人们报告其真实经历持怀疑态度的原因所在（Gubrium and Holstein , 1997）。舒茨（Alfred Schutz ,1967,1970）将现象学引人社会学，他认为真实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而不是外在的。人们不是以自然的方式来描述世界，而是以一种他们认为有意义的方式来描述世界。这样，现象学者认为怀特的街角帮是以他们的方式来描述他们的帮派生活的。但是，他们的报告不会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这样就是有意义的。这样，研究者就不能够依赖于他们的研究对象的故事来准确地描绘社会真实。

传统的民族志学者认为应该投身于特定的文化，并报告线人的故事；而常人方法学的目的则是理解线人对世界的理解。这样，一些实地研究者就觉得需要一些技巧来解释人们是如何理解日常世界的。如：加芬克尔认为研究者可以通过打破常规来揭示人们想当然的规则。加芬克尔因他和他的学生一起做的一系列“破坏实验”而出名。所谓的“破坏实验”就是要打破常规（Heritage,1984）。比如，加芬克尔（1967）让他的学生做了一个“谈话澄清实验”他要求学生和熟人或者朋友进行一般的谈话，但是要求对方对每一个陈述都作出澄清。通过这种技巧，他们发现了那些被想当然的谈话要素。
下面是加芬克尔的学生所做的两个实验 ( 1967 : 42 ) ：
案例1：研究对象告诉实验者说他前天上班的时候车胎没气了。
研究对象：我的车胎没气了！
实验者：你的车胎没气了？什么意思？
她立即显得很惊讶。然后气呼呼地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车胎没气了就是车胎没气了！这就是我的意思。没有别的！真是个变态的问题！”
案例2：研究对象欢快地在挥手。
研究对象：怎么样？
实验者：你说的怎么样指的是什么？我的健康、财富、作业、思想状态还是我的其他什么？
研究对象：（脸红而且马上失去控制。）你看！刚才我是很友好的。坦白说，我并不是要诅咒你。
通过“悬括”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谈话中的期望，实验者就会发现平时互动的微妙之处。比如，虽然“怎样？”有很多可能的含义，但在互动中我们总是能够精确地知道其中的含义。常人方法学者并不是简单地对研究对象如何理解世界感兴趣在案例中，研究对象肯定会认为实验者相当无礼、愚蠢，或者傲慢。对话本身（不是线人）成为了常人方法学研究的对象。
总的来说，常人方法学的焦点是“互动”的潜在模式，正是这些模式规制着我们日常生活。

常人方法学者相信坚持自然主义分析的研究者会“失去分析常识世界及其文化的能力，因为他们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和视角本身就是他们所要研究的世界或者文化的一部分”( Gubrium and Holstein,1997 : 43）。
就自然主义方法和常人方法学之间的差异，韦德（ Laurence Wieder ）给出了一个绝佳的例子（Gubrium and Holstein,1997）。在其研究（ 《语言和社会真实：罪犯密码的案例》，1988）中，韦德刚开始时使用的是民族志的方法：他走进监狱并与囚犯交朋友，进行参与观察。他认真地记录了舍友之间，以及囚犯和监管者之间的互动。他最初的目的是要描述罪犯的真实生活。韦德的观察使得他发现了“罪犯密码”，而他认为正是这些罪犯密码导致了罪犯针对监管者的异常行为。这些密码包括了一系列的规则，比如“不准亲屁股”、“不准告密”和“不要相信监管者”等。这些规则也是部分罪犯用来抵制监管者帮助他们实现从监狱向社区转变的工具。
韦德意识到这些密码不仅仅是对异常行为的揭示，更是“道德说教和正义的手段” ( Wieder , 1988:175）。在这一点，韦德从自然主义方法转向了常人方法学：自然主义实地研究者的目的是要理解参与者所理解的社会生活，而常人方法学者则试图找到达成理解的方法。在罪犯密码这个案例中，韦德意识到罪犯利用密码来理解他们之间的互动和他们与监管者之间的互动，民族志方法也就由此转向了常人方法学。比如，罪犯将会说：“你知道的，我不会告密的。”他用这句话来拒绝回答韦德的问题 (p.168）。对于韦德来说，密码“就像是中止或者改变谈论话题的工具” (p.175）。甚至监管者也会利用密码来为他们不愿意帮助罪犯做辩护。虽然密码约束着行为，但也是控制互动的一种工具。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hread.php?tid=8161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6-11 13:39
　《会话分析》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在会话分析领域的研究做了较为全面的归纳和综述。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实例；其中第九章“电话谈话”和第十章“机构性谈话”的内容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国外学者最新的研究动态和成果。《会话分析》构思自成特色，评介方法和形式上追求原汁原味，能为该领域的学习者和研究人员提供现实的启发和便利。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1.1 简介
1.2 会话分析的起源与发展
1.3 会话分析研究的现状
1.4 总结
1.5 本书的写作目的和凡例说明

第二章 会话分析的特征
2.1 会话分析对日常会话的尊重与重视
2.2 会话分析的语料观及转写体系
2.2.1 会话分析的语料观
2.2.2 会话分析的转写体系
2.3 会话分析的基本假设
2.4 会话分析的语境观
2.5 小结

第三章 会话分析的研究设计
3.1 会话分析的事实观
3.2 会话分析的研究设计
3.2.1 研究领域和／或研究题目的选择
3.2.2 研究材料的收集
3.2.3 通过审视、归纳和研究材料建立有关研究对象的规律和模式
3.2.4 对发现的规律和模式进行描写

3.3 材料的转写
3.3.1 转写的本质
3.3.2 转写的作用
3.3.3 转写的内容
3.4 小结

第四章 话轮转换机制
4.1 话轮及话轮转换机制
4.1.1 话轮构建成分
4.1.2 话轮分配成分
4.2 话轮转换机制的解释力
4.3 话轮设计
4.4 小结

第五章 会话的序列结构
5.1 会话的序列结构
5.1.1 相邻对
5.1.2 条件相关和相关缺失
5.1.3 互解
5.1.4 相邻对的扩展
5.1.4.1 前扩展
5.1.4.2 中扩展
5.1.4.3 后扩展
5.1.4.3.1 最小后扩展
5.1.4.3.2 非最小后扩展
5.2 优先结构

5.3 非优先结构的执行策略
5.3.1 话轮间沉默
5.3.2 话轮前拖延
5.3.3 感激
5.3.4 形式化同意
5.3.5 弱化
5.3.6 细化
5.3.7 预先重达
5.3.8 解释理由
5.4 小结

第六章 会话修正
6.1 纠错与修正
6.1.1 搜词现象
6.1.2 错误与修正

6.2 会话修正的路径
6.2.1 自我发起-自我修正
6.2.2 自我发起-他人修正
6.2.3 他人发起-自我修正
6.2.4 他人发起-他人修正
6.2.5 自我发起-没有修正
6.2.6 他人发起-没有修正

6.3 会话修正发起的位置
6.3.1 会话修正的自我发起
6.3.2 会话修正的他人发起

6.4 会话修正发起的发起技巧
6.4.1 自我发起
6.4.2 他人发起
6.4.3 会话修正他人发起之强发起与弱发起
6.4.4 自我发起与他人发起的关系

6.5 自我修正的执行手段与第三话轮修正
6.5.1 自我修正的执行手段
6.5.2 自我修正之第三话轮修正
6.5.2.1 第三话轮修正的组成成分
6.5.2.2 开放型修正发起
6.6 小结

第七章 故事讲述
7.1 故事的发起
7.1.1 故事讲述者主动提供故事
7.1.2 他人请求故事讲述者提供故事
7.1.3 激发
7.1.4 共同讲述

7.2 故事倾听者的语言行为
7.2.1 故事倾听者的简单反馈
7.2.2 故事倾听者发起的会话修正

7.3 个案分析
7.3.1 纵酒狂欢的故事
7.3.2 一个成人笑话
7.4 小结

第八章 谈话话题
8.1 话题发起的序列结构
8.1.1 话题的发起
8.1.2 话题的提出
8.1.3 话题的确立

8.2 指定话题的序列结构
8.2.1 项目询问
8.2.2 话题宣布
8.3 结束话题
8.4 小结

第九章 电话谈话
9.1 电话谈话研究的路向
9.2 电话谈话的开始部分
9.2.1 日语与韩语电话谈话开始部分的身份识别
9.2.2 希腊语电话谈话的开始部分
9.2.3 波斯语电话谈话开始部分的研究
9.2.4 国际电话谈话的语言选择

9.3 问题解决、话题掌握和会话结束
9.3.1 日语商业电话中的问题汇报和提供帮助
9.3.2 香港电话谈话首个话题的发起和引入
9.3.3 谈话的结束：希腊语熟人间的电话交流

9.4 理论及方法的思考
9.4.l 比较电话谈话的开始部分
9.4.2 电话谈话研究的反思
9.5 小结

第十章 机构性谈话
10.1 机构性谈话的定义和特征
10.2 机构性谈话的研究内容
10.2.1 词汇选择
10.2.2 话轮设计
10.2.3 序列组织
10.2.4 整体结构
10.2.5 社会认知和社会关系

10.3 机构性谈话的个案研究
10.3.1 新闻访问中的中立问题
10.3.1.1 交际身份
10.3.1.2 交际身份的选择与中立态度的建立
10.3.2 医生与病人的谈话研究
10.3.3 法庭辩论研究
10.3.3.1 法庭辩论的特点
10.3.3.2 一宗强奸案的法庭辩论
10.4 小结
会话分析术语表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6-11 13:41
http://wenku.baidu.com/view/8a0aedd180eb6294dd886c1e.html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6-11 13:42
http://wenku.baidu.com/view/cffd8b40e45c3b3567ec8b99.html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6-11 13:42
http://wenku.baidu.com/view/a7bb27fa6294dd88d0d26b7f.html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6-11 13:43
人种志与教育研究
发布时间：2005-10-15　  文章来源：全国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第十届年会交流论文   作者：林存华
　

摘 要： 作为一种源自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人种志既指做田野工作的过程，又指根据田野笔记撰写的研究报告。人种志研究具有开放性、整体性、长期性、自然性和真实性等特点。从方法论角度来看，教育研究运用人种志方法的合理性在于：人种志与教育研究的复杂性、综合性、情境性和反思性相契合。当然，教育研究在方法与方法论层面借鉴人种志研究方法时，除了要了解人种志研究方法的局限外，还要注意结合教育研究中主体、方法与对象的特征。
  关键词：
人种志 ；  教育研究；
研究方法；
方法论
  
人种志是一种具有人类学学科背景，并在国外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得到广泛应用，且非常成熟的一种研究方法。在西方国家，伴随着教育人类学的兴起，教育研究中运用人种志方法早已蔚然成风。而在我国，教育人类学尚未成形，教育研究者对人种志方法的运用也比较少。而实际上，人种志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中有极其的生命力，还对教育研究具有方法论层面的指导意义。
   
        一

人种志(也译为“民族志”、“俗名志”)，其英文对应词为“ethnography”，是人类学主要的研究方法。它通常是这样一个研究过程：首先，人类学者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异文化的日常生活，他们从事的这些活动被称为“田野工作”(fieldwork)，他们的方法也被称为“田野工作方法”。完成田野工作之后，人类学者以详尽的笔调描述、说明所观察到的现象和文化，他们的描述成为学者和其他读者据以了解人类学者的田野工作过程、异文化的情况以及人种志工作者的个人反省和理论观点的途径。[1]可见，人种志既指进行田野工作、做田野笔记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也指根据田野工作获得的资料，撰写的研究成果。[2]
    假如我们为人种志写一个速描的话，那么需要突出的线条大致有：①目的：描述、解释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习惯与日常行为的某个侧面或片断。在教育研究中，人种志研究的目标是尽可能详细、准确、生动地描绘出一个学校或一个课堂(或者任何其他教育情景)的真实图景，使其他人可以真实地“看到”那一学校或那一课堂及其参与者和他们所做的事情的真实情况。[3]②假设：研究开始阶段会价值宽泛地提出研究假设，在数据日益丰富的过程中，逐渐修改、聚焦假设，以形成较为明确的研究目标。③周期：通常要一年以上，教育人种志的研究一般也需要半年。④资料：特定研究情境中，对人、事物和现场的文字描述，以及某些承载文化意义的文献和实物。⑤资料的收集：研究者本人是资料收集的主要工具。研究者一般通过观察和访谈获得资料，有时也结合收集文献和实物的形式。⑥成果：对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和解释，以文字的形式描绘出典型的文化意义和行为模式。

相对于诞生于19世纪的人类学，人种志的面世是较为晚近之事。一般认为，“人种志”这一研究方法肇始于20世纪初文化人类学对远方异文化的考察，马林诺丈斯基则是这一研究方法的创始人。马氏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一书的导论中，提出了人种志方法的三条原则：“首先，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与准则；其次，他应当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主要是指定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无须白人介入；最后，他得使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来搜索、处理和核实他的证据”。[4]在该书中，马氏还对人种志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从而奠定了人种志在人类学中独一无二的地位。人种志的横空出世，引发了旧人类学的“革命”，并确立了社会文化人类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作为人类学独特的研究方法，人种志的主要创新在于：它将先前主要由业余学者或其他人员研究在非西方社会中进行的资料收集活动，以及由从事学术理论研究的专业人类学者在摇椅上进行的理论建构和分析活动，结合成一个整体化的学术与职业实践。[5]
    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许多人类学著作是在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种志方法的启发下写成的。而在60年代以后，马林诺夫斯基创立的传统人种志，受到了文本学派的强烈批评。马尔库思等人种志评论家指出，长期以来社会人类学者采用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对这些方法的有效性却没有进行思考，这使他们的作品充满问题和矛盾。与对现实主义人种志重新思考的同时，人类学界出现一股对人种志进行新实验的潮流。学者马尔库斯和库思曼将这一潮流的基本特点归纳为：一是把人类学者和他们的田野作业的经历当作人种志实验的焦点和阐述的中心：二是对文本的有意识的组织和艺术性的讲究；三是把研究者当成文化的“翻阅者”，对文化事象进行阐释。[6]此后，人种志的研究与写作进入了实验时代。人种志的实验趋势意在跨越现存人种志文体的局限，描绘出更全面、更丰富的异文化经验图景。它不满足于解释方法对文化差异的表述能力，并试图在此之上寻找更有效的方法，用以描述人种志对象如何与更广阔的历史政治经济过程相联系。[7]
    实验人种志与传统人种志相比，具有一些不同的倾向，至少表现在：解释比重的增加，批判力度的加强：研究者在叙述中的角色转变，即从早期的研究者很少在人种志文本中出现到后来的研究者在文本中的介入：研究对象的转移，即从关注远方异文化到关注本土文化：研究范围的缩小，即从宏观研究的民族研究转向微观研究的社区研究。
    而用人种志方法来研究教育活动，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两方一些对教育感兴趣人类学家(如M·米德、R·本尼迪克特等)开始运用人种志方法，在儿童性格、养育方式以及文化传承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至20世纪60--70年代，在一批教育人类学家(如G·斯平德勒、H·沃尔科特等)的努力下，出现了“教育人种志”，且在中微观的教育研究中得到运用。在此期间，教育人种志的理论反思也一度兴盛。随着学校微观研究的不断推进，教育人种志方法也日益规范和精致，并出现了“学校教育人种志方法”这个分支。[8]20世纪后期，西方一些中小学教师也有意识地运用人种志进行学校教育研究，并撰写、发表人种志研究报告，从而进一步推进了人种志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
西方社会运用人种志方法研究教育，已经有数几十年的历史。而在我国大陆，人种志长期以来似乎只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有关，教育学界对人种志的关注大致始于20世纪80——90年代。而且，从研究现状来看，基本上停留在初步引进与介绍人种志的状态，尚未移译、出版一大批教育人种志与教育人类学的著作，尚未形成一批专门的专业研究人员。
　
     二
  

作为一种源自于人类学，且为人类学家奉为圭臬的研究方法，人种志有其不少独特之处，这些独特的地方能够给教育研究带来清新的空气。它所倡导的研究理念与具体操作方法，也能促使教育研究者重新思考研究主体、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在某些方面，人种志具有其他研究方法难以替代的作用。
第一、人种志研究的假设是开放的。
      人种志研究的一个基本的特征，那就是在研究过程本身中间，本着自我校正形成开放性的研
[9]。与扎根理论一样，在开始研究之前，人种志研究者一般不会形成精确的研究假设。事实上，人种志研究者所感兴趣的是那些事前无法预测的事态或活动。他们在研究之前或在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后，可能会形成一些较宽泛的观点，这些观点将指导他们进行选择性的观察，而观察所获得的材料可能支持初始的观点，也有可能使他们改变原先的观点。在人种志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的假设可能会反复修改好几次。与假设的开放性相对应的是，人种志的研究结论也是非预设的，它不是在研究者头脑中事先想象好的。换句话说，人种志研究的结论不是通过理论演绎或是验证理论获得的，而是在充分占有实地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归纳、提炼而成的。可以说，人种志的研究假设和研究结论都是在过程中动态生成的。人种志研究的开放性也就意味着它具有一定的弹性，而弹性恰恰是人种志的一项优势。在人种志研究中，研究者可以较为灵活地修正自己的研究设计，甚至随时准备进入研究现场，来获取研究信息。而这种弹性和灵活性正是实验研究、问卷研究所不具备的。
    第二，人种志研究的视野非常开阔，它要求从整体、综合的角度来认识社会生活。
    人种志研究凸显了人类学所遵奉的整体性视角。“整体性视角”，是对一个文化进行全貌性的深入研究，是对社会生活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整体性视角要求人类学者在研究社会与文化现象时，超越学科的界限，从不同学科的角度来看待复杂多样的人类文化。突破学科界线来研究人类文化与社会生活，使研究者可以从多个层面对复杂的现象进行考察和比较，从而容易从整体上综合地把握事物的本质，而不仅仅是看到或是局限于事物的一个部位。人种志研究视角的整体性与人类学家的“文化相对主义”观点紧密相关，即坚持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合理性和独立存在的价值，都应给予尊重和理解，而不能以一种文化的标准去衡量另一种文化的优劣；某一组织或个人的行为、观点都与其隶属的文化相关，对某一事件或现象的理解或解释，都应从相应的文化背景出发。[10]
   第三，人种志研究的周期相对较长，并具有一定的延续性。
    在人类学领域，进行一次人种志研究通常需要一年的时间。人类学者在运用人种志方法研究远方异文化的时候，在融入所研究的群体中之前，要花相当一段时间熟悉当地的语言和人俗风情。即使是研究己文化情境中的一些文化群体，研究者也需要花一定的时间熟悉研究对象，并让研究对象接纳自己。在教育领域运用人种忠方法进行研究，一般也要持续半年以上的时间。人种志学者研究某一个社会群体时，经常进行延续性的跟踪研究。人种志研究者倾向于采用历史追踪法进行持续性的研究。所谓历史追踪法，即在某一社区建立时定调查点，对于一个群体进行有间隔的长期持续不断的观察，以研究这一群体在总体上或局部上发生的演变，从中发现历史演变的特点、原因和规律。例如，我国著名人类学费孝通“五访江村”，林耀华“三上凉山”，就是人种志研究这一特性的体现。
    第四，人种志研究的情境是自然的。
    人种志研究拒绝在人为控制的情境下测量行为和态度，而是非常注重研究文化所体现的自然情境和所研究的文化成员的主位观点。[11]人种志不仅要求研究者参与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中，而且完全沉浸在所研究的文化与社会生活之中，成为研究对象中的一员，并以“局内人”的身份和视角来打量、思考眼前的一切。人种志研究者一般避免把本人的偏见和想像的情景介入研究中。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人种志研究者试图摒弃所处的情境赋予的任何“前见”，他们进入“田野”按照事物自然状态来观察，通常也作为组织与群体中的一员“参与”到进行着的行动中。人种志研究中的“非结构化”、“深度”与“进行着”等等术语标志着研究是在日常化的、大量随机的事件中展开的。[12]在与实验研究和问卷研究相比，人种志研究更适合在自然情境下研究态度和行为。．在自然情境下开展研究，可以直接观察事件发生的过程，并对事件发生的过程有一个细致的描绘。这比事情发生之后再去重新构建事情的经过，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第五，人种志研究所获得的材料通常是真实的、丰富的，所得出的结论是深刻的。
    人种志能够触及量的研究难及企及的深度，而不停留在简单的综合和肤浅的描述之上。人种志研究并不立足于表层上的详细与丰富，它真正感兴趣的是表层之下——一种主观的、内在的看法。因而，人种志研究要求研究者深入到具体的研究情境中，观察人们的自然习惯，解读蕴含其中的行为模式和文化意义，从而能够得到一些事先无法预期的收簇，这也使更深入、更全面的理解成为可能。相对于任何其他类型的研究来说，人种志能够建构出非常丰富而详细的人类生活画面，这种画面趣味十足、信息充分、内涵丰富。[13]特别在调查文化这样复杂的现象方面，人种志要比其他研究传统胜出一筹。它的全面导向能帮助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确立文化的多种因素，并编成关联的模式。而描述这些模式则能提供“阅读”文化的代码。[14]这正是人种志研究的一个优点，也是它受到国外许多研究者青睐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从方法论层面来考虑，教育研究运用人种志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概括而言，人种志方法契合教育研究的若干特性，可以开阔教育研究的思路，为教育研究注入新鲜的血液。
    首先，人种志与教育研究的复杂性相契合。教育研究的复杂性主要源于教育研究对象的复杂，而教育研究的对象可分为不同的层次。教育研究既研究教育活动中的人，又研究教育活动中的种种事件，还研究隐身于人、事件背后的观点和价值。此外，教育研究也包括对于相关研究成果的再研究。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教育研究的对象是“教育存在”——“教育存在”主要可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型简称为“教育活动型存在”，包括一切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人类实践活动。第二类是指各种在教育的认识活动中形成的有关教育的意见、观点、思想、理论、学科等。可简称为“教育观念型存在”。第三类是对教育研究活动及教育学科(可视为教育研究活动的系统化成果)本身发展性问题的研究的产物，可称为“教育研究反思型存在”。[15]教育研究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仅仅用一种研究方法，或仅仅从一个角度去研究纷繁多变的教育现象、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是难以获得较为正确的认识的。
    但是，现有的教育研究方法无论在技术，还是在视角方面都显得比较单薄，在应对教育研究复杂性时常常有鞭长莫及的感觉。这不仅是教育研究技术的不足，也是教育研究缺乏方法论思考的结果。人种志研究所倡导的整体性视角及其理论基础，突破了根据一种或两种技术，或是从一个视角或两三个视角来研究社会与文化的方法，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教育研究中对象与方法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教育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采取单一研究方法或视角是难以获得满意的研究结果。这不是研究方法或视角本身的问题，而是如何采取研究方法或视角的问题。同为复杂的研究对象，教育研究移植人种志这一研究方法不仅是可能的，还将是卓有成效的。人种志研究方法的引入，不仅使我们认识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将会促进我们改变原先对于教育研究对象与方法的认识。
    其次，人种志与教育研究的综合性相契合。教育活动的繁复多变，决定了教育研究必须综合多种方法、思想来研究教育。具体的教育问题不见得仅仅成形于旦夕之间，而是常常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而且，看似个别的教育现象也见得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要求教育研究不仅要注意纵向的综合，还要考虑横向的联系，而不能简化成片段式的孤立研究。尽管教育研究需要综合，但在具体的教育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思想来研究教育的现象并不多见。即使有少量的综合进行教育研究的例子，但是，在综合的力度方面是很有欠缺的。人种志研究立足于跨文化的研究视角，是非常强调“综合”的研究方法，强调研究应结合具体的文化背景，了解“局内人”的观点，所以能够在更深入、更完整的层次上把握某一教育现象。这给教育研究的启示是：在立足于本土研究的同时，还要运用多种研究成果，特别是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研究教育。而且，在教育实践研究中，也要充分尊重研究对象的独特性。
    再次，人种志与教育研究的情境性相契合。教育活动是一种情境性的活动，在不同的场景下，教育活动有着细小而又不可忽视的区别。教育活动的情境性决定了以教育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的教育研究也具有情境性。当然，未必所有的教育研究都要关注教育活动的情境性，例如教育理论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具体教育经验，但就教育实践研究而言，一旦离开了对教育活动具体情境的关注，其研究结果的真实、可靠和深入就会大打折扣。人种志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传统及其一套成熟的操作技术，对于教育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即在教育研究中，要重视对教育活动中具体而微的现象的把握。而要深刻地把握、提炼变化不居的教育情境，除了掌握一套实用的参与式研究技术(如田野工作中的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技术)外，还要进行长期(半年以上)的追踪研究。同样地，人种志基于全面、深刻描述之上的理论建构方式，对当前我国的教育研究而言也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尝试。如此，一来可以充分汲取教育实践的养分，二来又能从一定的理论高度来打晕真实的教育实践。
    最后，人种志与教育研究的反思性相契合。教育研究是一种注重反思的研究。而反思不仅是分析资料时的一种重要方式，更是在分析研究资料之后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无论是教育理论工作者进行的研究，还是实践工作者开展的研究，都离不开反思。特别在实地研究中，虽然离不开对研究资料的收集，但显然收集好研究资料之后，但还需要对其进行分析，而反思不仅是分析资料时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也是分析资料之后一项重要的工作。然而，相当多的教育研究者既缺乏反思的精神，又很少掌握反思的技术。人类学家和人种志研究法中的反思精神和反思技术，可以应用到教育研究之中，并发挥相当的作用。人种志研究者的反思，可以说是“离我远去”的能力和技术。“离我远去”是说人类学家的“自我”表达的是一种“非我”的艺术，这种艺术使人类学家获得了与其他学者不同的经验，使人种志研究能够比较“移情”地觉悟到自己的文化的局限性。在本土研究中，“离我远去”是指与自己社会中司空见惯的生活方式形成的暂时陌生感，转化为一种第三者的眼光，它让我们能站在“客人”的角度对待“主人”——我们本身。[16]人类学这种从“客位”进行反思的技术，有助于育研究者摆正自身与研究对象、方法的关系：教育研究者不仅要深入具体的研究情境之中，但也要有抽身具体情境的能力和自觉，以更好地反思教育研究的过程、结果、研究者自身等等。而且，人类学者所善于的这种较为成熟的反思技术，也是值得教育研究者学习的。
　
                                  四
  

毋庸讳言，教育研究借鉴人类学研究方法是非常适宜的。但是，并不见得人种志方法拿来就能用。在教育研究中运用人种志时，除了要结合教育与教育研究自身的特点外，还要考虑到人种志研究方法自身所固有的一些局限性。因而，教育研究在方法与方法论层面借鉴人种志研究方法时，需要注意两点：
    一方面，结合教育研究中主体、方法与对象的特征。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教育学与人种志的学科基础——人类学都是研究人的学科。这一共同点加强了教育研究运用人种志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即人种志比较适用于教育研究。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教育研究毕竟有其自身的特性，在借鉴人种志方法时，必须考虑到教育研究本身的特性，特别是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因而，教育研究借鉴人种志研究方法，不是不加以变换的移用人类学的人种志研究方法，而是要在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教育研究的特性加以改造。否则，即便不出现弄巧成拙的现象，也难以在教育研究中发挥人种志应用的效用，更不用说，教育研究从人种志研究方法中汲取精华，完善教育研究，直至形成较为完备的教育研究方法体系与方法论。
    另一方面，了解人种志研究方法的局限。在教育研究中运用人种志方法，尽管可以起到其他研究方法难以收到的功效，但是，人种志也固有着一些的无法避免的限制和缺陷。对此一有所了解，有助于我们扬长避短地进行教育人种志研究。
    虽然人种志研究所获得的信息是深刻而又丰满的，不过，这些研究资料到底多大程度上如实揭示了真相——即研究的信度，仍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这是因为人种志研究者通常是一个人进行观察，并记录、整理田野笔记。尽管人种志研究者在进入田野之前，一般都要经过严格的训练，要求做到尽可能地悬置个人的偏见，并以文化持有者的主位视角去观察、体悟与思考，但恰如解释人类学大师吉尔兹所说：“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文化人类学者研究者并不能感知一个当地文化持有者所拥有的相同感知。他所感知的是一种游离的，一种‘近似的’或‘以……为前提的’、‘以……而言的’，抑或诸如此类通过这种修饰语言所涵示的那种情境。”[17]
    除了研究的信度存在缺陷外，人种志研究的效度——即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也是受到很大限制的。由于是人种志研究是定性的而非定量的，故它很少能针对大型群体做出精确的统计性陈述。人种志研究者选取的要研究的人的样本只是极少数(常常只是几个个体或是一个班级)，它不能保证可以将结果推广到更多的人群中。许多人种志研究者在陈述其研究结论时都表示，他们并没有将其推而广之的意图。他们指出，他们所追求的只是对特定情景的更加全面的了解。他们的结论的适用性只能通过其他研究者在其他情境和状态下的工作来确定。[18]事实也恰恰如此，即便人种志研究得出的结论能相当真实地描绘了研究对象，并给出了有力的阐释与说明，也不能将其在其他情境中推而广之，更不能在此基础上直接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规律。显然，这使人种志研究的应用价值大打折扣。
    人种志研究中涉及的伦理问题也不容忽视。与许多质的研究方法一样，为了使研究深入且具有真实性，更能展现出人物内在的心理活动与情感体验，人种志研究必然会涉及到个人的隐私。而如果事先没有征得研究对象的同意，或是研究者没有把握好研究的伦理规范，就把涉及个人隐私的研究材料拿出来发表，那么其中的伦理问题就会接踵而来。就算是研究者遵循了严格的伦理规范，也不能完全回避伦理问题。例如，为了获得研究对象内心的真实想法，研究者在很多时候需要隐藏真实的研究目的。尽管在不少时候，研究对象能够比较容易地发现研究者在“做研究”是很不容易的，但他们却难以获知研究者真实的研究目的。如此给人种志研究者带来的伦理问题是：难道出于提高研究信度的需要，就可以随意地向研究对象掩饰研究的目的吗?欺骗研究对象是道德的吗?
    人种志对研究者的素质要求颇高，是其难以在教育研究中广泛应用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要学会做纯粹的人种志研究，一般需要在大学或学院接受数年的人类学理论研习。即使只是熟练运用人种志研究的要求来做教育人种志，也需要一段并不算短时间的学习与体验。其次，人种志研究的主要资料收集方式——参与观察，更是离不开研究者具有细致的观察方式和敏锐的洞察力。研究者既要将现场的自然环境、人工设施一览无余，又要留心日常生活中人与事，做到明察秋毫。对于一些特别的活动，研究者除了自始至终进行观察外，还要看得全、看得准。人种志研究能否深刻地洞察问题，往往取决了：研究者的观察是否细致入微。再次，人种志研究中使用的深度访谈方法，并不是与文化持有者进行简单的聊天，而是要求研究者创造一种轻松的氛围，在语气和眼神的运用上要鼓励研究对象，使其很自如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在提问时，所提之问题要多层次、多维度地围绕所要研究的对象。最后，人种志所要求的“深描”是一种自由式的描绘，其本身并无规律可言。对于初涉人种志的研究者来说，通常难以胜任“深描”这一要求，而易于陷入表面的、浅层的描述(即“浅描”)。显而易见，以上儿方面都对做人种志提出相当高的要求，并带来一定的困难。
  
  参考文献：
  
[1]乔治·E·马尔库斯等著，王铭铭等译：《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三联书店，1998，第39页。
[2]作为研究方法，人种志主要包括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两种收集资料的方法，并以此来了解被研究对象的生活方式：而作为研究成果的人种志，它代表这个研究方法对研究结果的呈现，要求一种不以统计数字为主的论述形式，因此着重一定程度的文字表达能力。(参见周德祯：《教育人类学导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第44页。)
[3]“杰克·R·弗林克尔等等，蔡水红等译：《教育研究的设计与评估》，华夏出版社．2004，第495页。
[4]马林诺夫斯基著，梁永佳等译：《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第4页。
[5]乔治·F·马尔库斯等著，王铭铭等译：《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三联书店，1998，第39页。
[6]王铭铭著：《想象的异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277页。
[7]乔治·F·马尔库斯等著，王铭铭等译：《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三联书店，1998，第69—70页。
[8]沈丽萍《教育人种志：概念与历史》，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04。
[9]曾守德编译：《教育人类志研究方法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第7-8页。
[10]参见GSpindler .L.Spindler.roger harker and Schonhausen :From the familiar to Strange and Back ,in:G,Spindler (ed)1982.doing the Ethnography of  Schooling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in Action.Holt.Rinehart andWinstn,Inc。
[11]主位观点是站在研究对象的视角，以他们自己的眼光解释事实和经历的事件。其重点就要描述文化成员怎样看待文化。与之相对应的客位观点则是站在局外人立场，用调查者所持的观点来解释所研究的文化。
[12]刘云杉：《学校生活社会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17页。
[13]C．M．CHARLES著，张莉莉等译：《教育研究导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第185页。
[14]梅雷迪斯·D·高尔等著，许庆豫等译：《教育研究方法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第506页。
[15]叶澜著：《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第306-307页。
[16]王铭铭著：《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50-51页。
[17]克利福德·占尔兹著，王海龙等译：《地方性知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第74—75页。
[18]杰克．R．弗林克尔等著，蔡永红等译：《敦育研究的设计与评估》，华夏出版社，2004-第497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6-11 13:44
关于人种志研究一、人种志研究的含义
    人种志(英文为Ethnqgraphy)又译为民族志，在希腊文的字面解释是“对民族的描述”，即对一个群体或者一个种族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描述。Wolcott(1975)对这一术语做了简明的解释:“人种志是人类学家对一个群体互动生活方式的叙述，即是一门叙述文化过程的科学。”
    人种志是人类学家进行研究的主要方法。在研究中，人类学家首先需要参与异文化的日常生活，通过实地观察、在自然情景中的访谈、查阅文献等方法进行资料收集和记录，这称为“田野工作”。在田野工作后，研究者要用文字详细地叙述在田野工作过程中收集到的资料、个人的想法以及形成的假设或理论等。由此，人种志有两重含义:一是采用一系列的方法进行资料收集，即进行田野工作、记录田野研究的过程;二是对通过田野工作获得的资料和结果进行整理，所形成的文章或书籍。
二、人种志研究的特征
    人种志是属于定性研究的一种类型，在远程教育研究中，它至少有着八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第一，人种志研究是自然的。
    人种志研究强调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探究，数据收集主要是在实地进行的，即进行田野工作。研究者在研究对象的真实生活情景中，进行较长时间的直接接触，阅读关于他们的文献，细微观察他们的行为，聆听他们的体验和想法，自然地进入他们的经验世界，从而获得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人种志研究者尽量不要干扰现场的互动和沟通，在自然真实的情景中获取资料。
    第二，人种志研究是开放的。  
   人种志研究不是以理论或者假设为先，而是从资料收集开始，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研究假设都是开放的。人种志研究收集资料的目的不是为了支持或者反驳某种理论，而是应用资料形成假设。由此，人种志研究常常是在研究的最后阶段才作出假设或者建立理论。
    第三，人种志研究是灵活的。
    人种志研究的问题是在田野收集资料中发展和确定的;研究过程根据现场情景和收集的资料灵活安排;关于研究计划、时间进度、访谈安排、研究设备等等，都是根据当时情况随时弹性进行。
    第四，人种志研究是个案的二
   人种志研究典型的是以个案研究的形式来进行。个案研究是深人地描述和分析一种现象或者社会单位，如个人、小组、机构、或者团体。个案研究是对一个主题的阐述;对一个问题的建议性回答;对一个过程的描述;对一种变化的解释。在个案研究中，个案的选择往往是有目的的，而不是随机抽取的。在人种志研究中，研究者常常选择几个个案进行比较分析。
    第五，人种志研究是有选择的。
    人种志研究对象的选择应该是能提供最大信息量的人士，通过与他们进行长期的非结构性访谈或者焦点小组讨论，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得有关资料。因此，人种志研究对象不同于定量研究种统计意义上的样。
    第六，人种志研究是描述的。
    人种志研究大多是文字性的描述资料，内容包括文献记录、现场记录、访谈记录、观察记录、日志、备忘录、统计资料、图表、录像带等等。人种志研究关注的是现象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和产品，研究者要尽可能收集现场的所有有关资料，人种志研究结果往往是资料丰富的长篇报
    第七，人种志研究是参与的。
    人种志研究要求研究者试图以局内人的身份与观点，用局内人的语言与意义体系来解释有关问题。由此，研究者需要和研究的群体生活相当长的时间，为当地人所接受，要尽量学习他们的文化，既包括他们的语言、差异细微的种种习俗，也包括不能清楚言说的潜意识层面的种种内容。
    第八，人种志研究是循环的。
    在人种志研究中，研究设计、资料收集、以及资料分析是循环和互动的过程。从理论上来讲，人种志研究是没有结束的，实践中的研究结束往往是由于时间和资源的限制，只能告一段落。
三、人种志研究优势和局限
    人种志研究的优点是：自然情境中进行，能提供详细丰富的生活画面；用跟踪式的资料收集方法，能了解真实情况，达到一定的深度；在研究方法上更细腻，更灵活，有弹性，容易获得新见解，形成新假设；在教育教学现场进行，获得资料更具真实性、适用性，费用相对较少；长期的参与观察，可以避免对研究现象认识的先入为主；强调互动，强调整体，以丰富的描述来提供事实，检验理论。
    人种志研究的缺点是：由于是个案研究，难以作出精确的统计推论；在研究数据的信度和研究结果的效度方面欠缺；似乎是在写小说、讲故事；存在研究者的主观偏见，需要进行专业训练；观察、访谈记录比较复杂，不容易量化，资料解释的主观性较强；由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直接接触，容易产生角色冲突、情感投入等伦理问题；研究成果的可推广性和实际应用价值有限。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6-11 13:45
教育研究中人种志、叙事研究和行动研究之比较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张永祥
　
　　教育研究中人种志、叙事研究和行动研究等既有各自鲜明的方法特色，也存在着很多相似乃至相同的地方。认真思考这些方法之间联系与区别，可以澄清人们的一些模糊和错误认识，也有助于广大教师和教育研究人员更好地运用这些方法。
　
　　近年来，教育研究中人种志、叙事研究、行动研究等研究方法颇受研究者青睐。综观人们对这些研究方法的研究和介绍，大都注重分析它们和传统研究方法诸如哲学思辨、实验研究、调查研究等方法的区别，但还少有人思考这些方法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在实践中，我们也常常看到人们大都说不清这些方法之间的异同，甚至存在很多错误认识，以至在研究中也常常出现乱用、误用的现象。所以，从学理上认真辨析这些方法之间的异同，可以澄清人们的一些模糊认识，也有助于广大教师和研究人员更好地运用这些方法。
　
　　一、教育研究中人种志、叙事研究和行动研究的共同点
　
　　1．面向真实的教育情境，寻求情景化的教育意义是它们共同的研究旨趣
　　教育人种志集中体现了教育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尤其深刻体现了跨文化比较研究和实地研究的精髓和原理，是教育人类学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与人类学人种志的研究方法一样，教育人种志的方法核心是进行教育实地研究和教育参与观察，也称为“田野工作”或“田野研究”。教育人种志的田野工作意味着研究者要长时间“居住在”研究地区，大多要求要有一年以上的田野研究实践，至少也要在六个月以上。在此期间，研究者要同当地人保持密切的交往和联系，要能习得当地人的语言，并要学习他们的思维方式，获得当地人的观念，成为当地的一员。这种研究要求反映出教育人种志的研究是基于田野工作环境的，是在研究对象真实的日常生活中展开的，研究资料来源于自然情境，是第一手资料，其研究的旨趣在于通过对所研究的特定文化的“深描”（deep description），以探究该文化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在文化反差中获得对异文化和自我文化新的理解。
　　教育叙事研究以教育事件和经验为对象。教育事件是在教育情境中已经发生过的真实事情，它是教师对自己教育实践过程、经验、收获的如实记录，也是教师对教育实践中的困惑和迷茫的真实再现，它决不是教师随意编造的“故事”或者凭空捏造的“美丽的谎言”。特定的环境、人物、时间和背景是教育叙事的“源文件”，对教育事件的描述越具体，越“原汁原味”，越能让读者获得身临其境的现场感，才越具有特定的研究意义。教育叙事研究正是要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和理念，在含而不露的叙述中探讨归隐在经验背后的道理，在意义诠释和经验分享中达成真实的理解。
　　教育行动研究在《国际教育百科全书》中释为“由社会情境(教育情境)的参与者为提高对所从事的社会或教育实践的理性认识，为加深对实践活动及其依赖的背景的理解所进行的反思研究。”（Husen，1985）英国学者埃里奥特（J．Elliott，1991）认为，“行动研究是对社会情境的研究，是从改善社会情境中行动质量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一种研究取向。”①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出，教育行动研究强调对教育情境的研究，是在实际的教育情境中教师思考如何富有智慧地行动以及对行动的反思，是行动和研究的紧密结合。所谓“对行动的研究”（research of action），“在行动中研究”（research in action），“为行动的研究”（research for action）体现了该研究的特征和旨趣。
　　综上分析，教育研究中人种志、叙事研究和行动研究等共同倡导研究人员要直面真实的教育实践，关注日常鲜活的教育生活，关注教育情境中的特殊性、复杂性、个体性、多样性、差异性等问题。由是，寻求情境化的教育意义是它们共同的追求。
　　2．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实物搜集等是获取资料的共同方法
　　教育人种志、叙事研究和行动研究中，参与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数据统计、搜集和研究对象相关的各种实物资料包括信件、日记、图片等都是它们获得资料的常用的方法。在教育人种志的田野研究中，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和深度访谈（in-depth-interview）是获取研究资料的主要方法。参与观察强调的是在参与中体会和了解研究对象的情况，包括学习当地人语言和思维方式，参加各种活动，甚至承担某些工作，从而融入其中，以系统地了解各种人际关系和复杂的生活问题。教育人种志的参与观察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描述观察（description observations），即对身处其中的环境和人、事、物作详细地了解和描述；第二阶段：重点观察（focused observations），即对研究的重点和线索的关键点进行多种观察；第三阶段：选择性观察（selective observations），即选择最需要或最重要的线索进行观察，以利于研究深入。典型的参与观察范例如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对澳大利亚特罗布里恩群岛土著居民的研究。深度访谈是研究者与访谈对象之间进行的一种范围较广、宽松且深入的交谈，要求研究者在平时参与观察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话题、时间、地点、方式与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的交谈。深度访谈有结构式访谈、半结构式访谈、非正式访谈和追忆访谈等形式。在教育叙事研究过程中，日常教育事件和教师经验资料的收集是重点。这些资料可能是研究者与教师共同经历的现场记录，也可能是研究采访，或者是教师故事、家族故事、口述史、照片、日记、自传或传记、书信、文献等实物资料。同样，行动研究也要通过日常观察记录、开会讨论录音录像、个案研究、个人报告、阶段报告等手段来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观察主要是指对行动过程、结果、背景以及行动者特点的观察。“三角互证法”也是这些研究所共同运用的。例如在行动研究中，可以是行动者本人借助于各种有效手段对本人行动的记录观察，也可以是其他人的观察，还可以多视角的观察。
　　3．选取适当的案例入手展开研究是这几种研究的共同特点
　　几种研究都钟情于案例，几乎都要从选择一个（或一些）恰切的案例入手来展开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它们都属于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是教育人种志研究的主要形式，教育人类学者总是通过对几个个案的比较分析来获取研究结论。斯平得勒认为，教育人种志的研究特点决定了只能施行个案或在有限场合作必要研究。他认为，对个案的深入研究可获得对相关环境的精确知识；对某一环境的精确知识要比反映某一环境孤立、表面甚至歪曲的信息更有研究价值；来自一个环境的一项深入研究结果可以用来构成分析量化数据的工具。可见，充分关注细节的个案所拥有的丰富意义更能穿透环绕其四围的文化之盾。西方学者以教育人种志对学校课堂展开研究，形成了大量经典的案例，代表性的如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学研究学院的苏珊·弗罗里欧对一个班级进行了长期的教育人种志研究，美国学者斯迪文森和贝克尔的文化与教科书的研究等。②教育叙事研究旨在通过叙事进行研究，因此所叙之事必须包含一定的问题（明确包含或暗含）或者是比较特殊的（具有典型性和启发性）。教师所叙之事应该是其生命中独特的经历、体验和感受，是个性化独特境域的呈现。教师所讲故事，并不是各种教育事件的杂乱堆砌，而是按照教师的记忆和感受用意义构成的，意义构成故事的核心，是筛选、提炼教育故事的标准。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撰写的《现代中国精神：知名教育家的生活故事》被人们屡屡提及，该研究向人们呈现了6位知名教育的故事，通过述说他（她）们复杂的身世、职业生涯、日常生活、历史遭际等，让我们对这些教育家及其所体现的“精神”有了新的理解。③行动研究中，研究基于教师丰富的教育实践，但真正具有反思价值的是那些具有典型性的案例。
　　4．几种研究有共同的局限性
　　由于研究的“人为性”和“为人性”，这些研究都不能很好地保证所收集的原始资料的真实性，讲故事和记述故事的人由于种种不可控制的因素而存在虚构故事、数据造假等危险，从而危及研究的意义和合法性。由于都是个案研究，因此研究成果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也经常被人质疑。对研究成果的评价也没有统一的标准。相对来说，这几种研究方法都较为费时，对于一线教师来说，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比较困难。
　
　　二、教育人种志、教育叙事研究和教育行动研究的主要区别
　
　　1．研究者的角色不同
　　“人作为研究工具”是这些研究共有的特征。因此，研究者在研究中担当什么角色就显得异常重要，从而也成为它们相互区别的关键特征。
　　教育人种志研究中，研究者既是学习者，也是研究者，扮演着双重角色。教育人种志研究过程首先是一个学习过程，它倡导研究者要对异文化进行长期深入的学习和理解，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学会被研究民族的语言和他们的思维方式。可见，强调对异文化的学习在研究中显得尤为重要。人类学中让“当地人讲话”或“当事人观点”要求研究者既要沉人研究对象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还要以其中一员的眼光观察和思考问题。
　　教育叙事研究中，研究者的角色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研究者独立于叙事情景之外，以教师及其教育实践为研究对象，对其提供的叙事文本进行分析和阐释，这种研究可称之为“叙事的教育人类学研究”，研究者角色等同于教育人种志的研究者，研究者讲述的是别人的故事。这种情况，多是专业研究人员对教师教育实践所作的研究。另一种情况是教师自己或教师在专业研究人员引领下开展的研究，这种情况教师既是当事人（故事叙述者），也是故事的记述者和研究者，可称之为“叙事的行动研究”，也可视为教师职业叙事。在这种叙事中，研究主体与叙事主体是一致的，而且是第一人称叙述者，也即同故事叙述者。如果教师最终将自己的教育故事公开发表，故事本身又可成为教育人种志研究的重要资料。④
　　教育行动研究中，在专业研究人员和一线教师之间存在不同的研究模式，如合作模式（专业研究人员和教师的合作研究）、支持模式（专业研究人员对教师的研究活动提供帮助）、独立模式（教师独立开展研究）等，但不管那种模式，教师自始至终是研究的主体。20世纪70年代，行动研究的倡导者斯腾豪斯明确提出“教师即研究者”（the teacher as researcher），80年代舍恩将行动研究中的教师定位于“反思性实践者”（reflective practioner）角色，凯米斯更是将研究者提升为“解放性行动研究者”角色，这些角色定位鲜明地突出了教师作为研究主体的地位，体现了行动研究的特点。在教育人种志等研究中，教师或为别人研究的对象，或成为专业研究人员的助手，或成为资料的提供者，或成为某种理论的“实验者”等等，凡此种种，都说明教师在研究中尚处于末端或边缘位置。在教育行动研究中，教师即是研究者，研究是教师主动、自由的活动，教师由传统研究中的边缘位置回到了中心，也赋予了行动研究以新的内涵。
　　2．研究者的研究立场不同
　　研究立场问题反映出对研究者“言说位置”的关切，即是要问谁在作为视觉、心理或精神感受的核心，叙述信息是透过谁的眼光与心灵表达出来的。教育人种志的研究者表现出一种“双重立场”，即主位和客位的研究视角。在观察和收集资料阶段，研究者要能真正进人一种异文化内部，无论是观察式参与还是参与式观察，研究者必须要用一种“局内人的立场”去观察和描述，即主位研究；而在分析和解释资料阶段，则要主动地与所处身的文化拉开距离，用“局外人的立场”去分析和解释，即客位研究。研究者既要能“钻进去”，还要能“跳出来”，所谓在“归去来兮”中获得对“异文化”和“己文化”的新的理解。这种研究立场能够保持研究者在文化上的敏感性，能够在无疑处有疑，能够使熟悉的东西陌生化，同时也能够让那些被遮蔽的事物重新敞亮，进而也能丰富研究者自身的生活体验和经验。
　　教育叙事研究中研究者的立场可有几种情况。在“叙事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中，研究者立场等同于教育人种志的研究。在“叙事的行动研究”中，即教师的职业叙事中，教师既是研究者，又是故事中的人物，这就决定了教师要以其特定的眼光去“看”出现在周围的一切，同时要以符合人物身份的一切特征去行动，并与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产生交往，不能够逾越经验自我的范围。这样的叙事，“具有超越其他人物的技巧上的优势，读者以这一人物的眼睛去观察，原则上将会倾向于接受由这一人物所提供的视觉。”
　　教育行动研究所信奉的本体论假设是“参与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世界的存在是多元的和异质的，而不是一元的和同质的。对世界的认识不能依靠从外部的观察，而只能依赖内部的参与式理解。由此，教育行动研究中研究者所持的立场自始至终是一个“局内人”的立场，它承认研究者的“前见”、价值观参与研究过程的合法性，认为对教育情境的理解只能由教育者自己来认识和理解。相比教育人种志中的“客位研究”来说，这种研究立场更能揭示和解释教育实践的多元性、丰富性和差异性。如果说教育人种志和教育叙事研究中带有明显的“当局者思维”和“旁观者思维”的区分的话，那么教育行动研究中则自始至终是一种“当局者思维”，它看重的是行动者本人所关心的“事情”的重要性。
　　3．研究者所需的技巧不同
　　教育人种志和教育叙事研究的研究者一般都需要广泛的训练以便熟练地使用相关研究方法。教育人种志对田野工作的要求以及对研究报告的撰写都有特殊的要求。在教育叙事研究中，要进行明了、准确及实事求是的描写，要在故事叙述中摈弃偏见，需要具备极高的学问和长期刻苦的训练，要显示内隐于日常生活经历故事背后的意义，要使其敞亮，要能得心应手地进行“深描”，都需要高潮的技巧。比如观察的技巧、访谈的技巧、获得和收集资料、描述资料、解释资料的方法要求及对研究程序的理解等。相对而言，行动研究者一般不需要具备有关研究设计和解释的高级技巧，一般的教育实践者都可以进行行动研究。
　　4．研究的具体目的不同
　　教育人种志研究的研究对象具有特殊性，其目的在于探究某一特定的人群或团体所共享的文化。而教育叙事研究的本质特点在于关注个人，通过搜集故事来建构田野文本数据，报告个人生活经历，并探讨这些经历之于个人的意义。教育叙事研究正是要通过叙事或讲故事来表达研究者对教育的阐释和理解。⑤正如丁钢教授所言，“研究者在深入普通个体的教育经验的基础上，能够从中解读出什么样的意义，从而显示自己的学术追求，便成了教育叙事的关键所在。”⑥教育行动研究与上述研究皆有不同，它是“为行动而研究”，是以提高行动质量，改进实际工作为首要目标的研究。教育行动研究就是要通过行动与研究的结合，解决不断变化的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以不断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
　　5，“资料——理论”关系有所不同
　　由于教育人种志是描述性的，它具有高度个人化的特殊性质，能够为别人提供鲜明的细节和具体性，人种志的研究资料可以为其他研究人员提供某种研究的脉络，扩大其他研究人员对研究结果的解释范围。案例研究的结果是有关这个案例实地资料的概化，即地方性知识。如果地方性知识能得到更多案例的支持，它们也许会转化为有广泛意义的理论，即普适性理论。在这一点上，类似于扎根理论。教育叙事的价值不在于研究程序及结论的推广，而在于通过教育叙事，探寻教育经验的意义，理解师生个体的生命价值，通过阅读叙事文本激发共鸣，促进教师对自己日常教育生活的反思，使倾听者和阅读者获得基于自身的启示。行动研究并不是要为教学实践提供实践指令和规则，而是旨在提供能够对思考教育问题与改进教育实践的有用的探究性知识与方法。当然，行动研究把解决教育实际问题放在首位，并不排斥对“一般知识”的发现和探究。
　　以上从研究对象、资料来源、具体方法、研究主体、研究过程、研究目的及成果运用等几个方面辨析了三种研究方法的异同。我们清楚地看到，它们之间存在很多共同之处，但也有很多区别之处。比较是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认识是为了更好地运用。
　
　　注释：
　　①转引自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448．
　　②参见古德（Thomas L Good）和布罗菲（Jere E Bropthy）．透视课堂[M]．陶志琼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2．90-100．
　　③许美德．现代中国精神：知名教育家的生活故事[A]．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1-74．
　　④刘良华．换一种说话的方式[J]．人民教育，2003，（15-16）．
　　⑤刘良华．论教育“叙事研究”[J]．现代教育论丛，2002，（4）．
　　⑥周勇．教育叙事研究的理论追求——华东师范大学丁钢教授访谈[J]．教育发展研究，2004，（9）．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6-11 13:46
教育科学研究中的“离我远去”
作者：桑国元
　　教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研究者在考察教育问题时，如果仅仅注意到教育现象的某一侧面，对解决教育问题而言无异缘木求鱼。因此，研究者需要了解更多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将教育情境的核心——教室及其周围的人、事、时、地、物等因素，作为一个整体，纳入到观察、分析与探讨的范畴之中。而教育人种志方法正是在吸纳了文化人类学理论体系中的许多优秀传统和研究范式，提倡研究者能够做到“离我远去”①，跳出自己的文化以及价值观念，以整体的视角，全面、整体地把握和深入理解不同价值系统的互动关系，从而发掘教育现象背后的意义和价值。本文即在简要述评教育人类学及其教育人种志衍生发展的基础上，对教育人种志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予以重点考察。
　　 一、对教育人种志的本体论考察
　　（一）教育人种志的基本内涵
　　（文化）教育人类学的真正发展得益于教育人种志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乔治·斯宾德勒、索伦·金布尔、J.U.奥格布等人开展了教育人种志研究后，教育人类学开始走上科学的学科体系建构和成熟的道路。作为教育人类学的经典研究方法，教育人种志主张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范式，从跨学科、跨文化、跨种族的视角来研究教育问题。但关于教育人种志的性质和作用，学者们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沃尔科特认为，教育人种志是一种文化描述学的新概念，它实际上是力图对教育中人们之间的社会沟通性质作出准确描述和解释的一种描述性工作。吉尔林认为，描述应包括意义和行为两个方面，既要看到场合中的行为，又要能从被观察者身上引申出形成和构造行为的意义结构。斯宾德勒认为，教育人种志能揭示族群的文化知识，并把这些知识用于社会互动的方式上。威尔科克斯指出，学校和课堂是教育人种志研究最合适的场所。[1](p93)
　　教育人种志研究秉承了文化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研究和参与观察等研究方法的精髓和原理，主张研究者长时间“蹲点”，同研究对象保持长期、密切的联系。教育人种志旨在根据直接的参与观察和深刻理解、体验参与者的心声，以提供有关教育或教育情境的精确而全面的描述。描述的目的是为理解具体问题的分析提供一个资料库，这些问题包括有关认知、语言和交流、角色和认同、学校和社区的关系等各种问题。作为一名教育人种志研究方法的实践者，他应该具备以下两点基本的文化观：第一，文化整体观。强调研究者对某一文化进行全貌性的深入研究。从社会的、文化的角度和生物的、生理的两个角度分析问题，既关注现时的问题，也关照历史的因素。主张把人类及其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第二，文化相对论。主张研究者深刻认识文化差异问题，此文化与彼文化之间无优劣之分，文化之间应相互尊重、欣赏、学习、借鉴。
　　（二）教育人种志的学科范畴
　　教育人类学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不同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教育人类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两大流派：以德奥为代表的哲学教育人类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
　　哲学教育人类学主张通过哲学人类学对教育与人的研究，探讨人的全面性，用教育的力量来挖掘人的潜能，改变人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善性，造就完整的人。哲学教育人类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人对教育的需要性（研究不完善、未开化的人对教育的需要问题）；人的可教育性（关注人的可教育性、可塑性）；人的社会适应性（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接受教育，逐渐具备社会适应和文化适应能力）；人的教育的意向性（研究教育意向的特征、激发、保持和形式以及家庭、社会、学校对教育意向的影响)。我国有学者认为，哲学教育人类学在欧洲有广泛的影响，尤其从内涵的阐发及对人性发展上深刻的表述和哲学上的开展，表现出比较高的学术水准及品位。[1](p40) 事实上，如果从其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视角加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哲学教育人类学更多地具备了教育哲学的学科性质，故此，在教育哲学日益凸显其理论要旨和实践指导性的今天，哲学教育人类学的学科特色似乎被淹没于教育哲学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的讨论之中，其学科发展也因此而颇受限制。
　　教育人种志的学科范畴则属于文化教育人类学。自19世纪中期以来，以文化研究为基本取向的文化教育人类学随着人类学研究在美国的广泛开展而盛行起来。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从美国这一“文化熔炉”中发现一些规律：文化问题、种族问题以及由此而生的多元文化教育问题，促使美国学者将文化、种族、教育等现象加以综合反思和研究。利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成功研究教育问题的典型个案（Hewett, E.L.,1904,1905），更促成了教育学与人类学的学科联姻。文化教育人类学通过对可能发生的事件进行观察来研究教育和学校中所发生的事情，要在背景中研究教育，要把参与者的观点同资料的解释结合起来。文化教育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教育与进化；学校与社会文化背景；学校与社会组织机构的关系；文化传承的延续、中断与教育能力；教育与社会变迁。20世纪80年代末，文化教育人类学研究重点逐渐发生转向：1.对跨文化教育中的人的比较研究；2.把主要任务放在研究儿童的不同行为模式及不同环境中儿童的发展与学习上；3.注重教育人种志研究，探讨不同的教育模式的文化传播功能对学生的作用，解决不同种族间的教育问题；4.注重研究教育与国家发展等较为宏观的重大论题。[1](p29) 文化教育人类学“继承了英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概念与田野工作方法，并用其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2](p1)。从文化教育人类学在当今教育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应用情况来分析，它为研究者一种发现教育问题的独特文化视角，一种研究教育问题的特殊的教育人种志方法。
　　（三）教育人种志的方法论基础
　　1.文化相对论。文化相对论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创性和充分价值，一切文化的价值都是相对的，平等的。对不同文化的价值及其所产生的文化背景的估价应该是相对的。文化没有进步或落后、原始与文明之分。文化相对论的原则是，基于经验下判断，而经验是由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文化传承来说明的。文化相对论的核心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尊重，强调多种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价值，是对每种文化价值的肯定，具有不同价值的文化成员应学会相互理解。因此，要将文化行为放入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中加以评估。“文化互为主体性”是人类学洞察和研究社会现象的基本主张。“文化互为主体性”要求人类学家通过亲身研究“非我族类”来反观自身，“推人及己”不是“推己及人”地对人的素质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解。[3](p21) “离我远去”的过程实质上是对异文化的理解过程。我们可以反思当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领域：以“城市中心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中心主义”严重影响着教育科学研究的科学性，进而影响教育政策制定及实施。这些原理曾被费孝通先生论说：“人要研究人自己，从科学历史上说是人类学十九世纪的创举，经过了一段探索，到二十世纪初年建立起了一套科学的方法，不能不说是人文世界中的一项新发展和新突破。但建立这一门科学可能比其他科学更为困难些，不仅是因为人文世界领域广阔，而且使人研究人，不同于人研究物。研究者必须要有一种新的观点和境界，就是研究者不但要把所研究的对象看成身外之物，而且还要能利用自己是人这一特点，设身处地地去了解这个被研究的对象”。[4](p328)
　　2.主客位研究。主客位研究是当代文化人类学家在做田野工作时较为注重的一种研究方法。该研究方法是由文化唯物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tarris）提出的。马文·哈里斯认为，使用“客观的”和“主观的”这两个范畴来研究社会文化现象，常常会得出不恰当的结论或引起混乱。因为一般的唯物论者会断言“客观的”就是科学的，而“主观的”就是非科学的。但是，实际研究中，参与者的思想和行为都能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考虑：即从参与者本身的角度和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考虑。[5](p250) 主位研究是站在文化负荷者（被调查对象）的角度，用他们自身的观点去解释他们的文化。客位研究是站在局外立场，用调查者所持的观点去解释所看到的文化。主位与客位观察是互补的，在田野工作中将这两者结合运用，才会分析出表层现象背后的深层结构。主客位研究方法代表了部分人类学家试图将客位分析框架与内在认知人类的主位分析框架，以及微观与宏观分析整合在一起的一种研究方法上的尝试。
　　二、教育人种志的认识论视角
　　（一）教育人种志研究的独特视角
　　教育人种志研究方法具备独具特色的认识研究对象的方法和视角：第一，它关注自然情境下的教育现象与事实；第二，它搜集定性数据，并采取叙述性方式呈现这些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深描”，描述的主体是参与数据收集和参与观察的研究者；第三，它具有整体性视角——其观察和解释都要立足于对教育场域交往情境的整体把握；第四，研究假设和研究问题往往不是提前预设，而是随着数据收集工作的深入进行而逐步显露；第五，它的数据分析程序极具情境性，对研究成果的解释会关系到特定群体、环境或所观察到的事件。
　　教育人种志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第一层是基于实地观察的人种志描述和真正理解文化负荷者的观点；第二层是对某些特有的人种与现象实地调查发现结果的分析，诸如在某些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认知、语言、交流、社会、角色与认同，风俗礼仪与社会控制等；第三层是在一种充分的有关教育过程的人种志和个案描述与分析的基础上的综合归纳与理论概括。[6] 例如，当研究中学生亚文化现象时，研究者必须深入探讨其学校文化、社区文化、师生关系、教师与家长的期望、同伴群体的交互影响、同伴的压力、自我能力的评估、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民族性等。
　　（二）教育人种志研究遵循的原则
　　教育人种志方法遵循这样一条主要原则：研究者应将先入之见、“自我文化”的衡量标准、模式、图式、类型等搁置一边，在“离我远去”的状态下，从日常生活的普通功能视角来考虑课堂教学行为。换句话说，研究者要研究课堂中的师生赋予自己的行为以何种意义，为发现这种意义则必须研究课堂互动及各种纪实性证据如备课笔记等。人种志方法获得信息和资料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问”，即问卷调查、访谈等；二是通过“观察”，即通过各种观察技巧或借助录像、录音的方式。此外，对课堂参与者的日记或备课笔记等进行分析也是人种志研究经常采用的方法。为了如实地揭示课堂教学行为的本来面貌，人种志方法要求研究者作为班级成员进入课堂及有关情境，去适应这一情境中的物质方面、关系方面以及情感方面的现实，要求参与观察者在研究中应尽可能避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人种志研究比较关注事物活动的发展过程，通过在自然的情境中对所研究对象进行大量的观察、描述、定性判断或解释，以期获得研究对象的整体画面。教育人种志研究与传统教育学定性研究并非完全一致，因为人种志研究方法的主要特性，并非是由于它的定性研究，这与其他社会科学使用的直线式定性研究有重大区别。
　　（三）教育人种志研究的目标
　　教育人种志研究的目标是在直接观察和准确理解当地人的真实观点的基础上，对教育的事件、情形作充分的描述。描述的目的是为了对某一民族文化、语言与教育等特殊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理解提供信息。教育人种志研究者应该具有深厚的人类学和教育学的专业理论基础，通过田野工作的实地观察、访谈、问卷与分析等形式，去搜集信息、发现现象背后的深层意义，最终作出正确的判断、建议与结论，为理论建设与社会实践作出贡献。
　　三、教育人种志的方法论意义
　　（一）对教育科学研究的反思
　　近年来，随着社会各界对教育事业重视程度的提高，以及广大教育工作者、教育研究者的不懈努力，教育科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入上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研究方法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并初步形成了一套体系。但是，不少所谓教育研究方法是从其他学科移植而来的，缺乏自身的规范和标准，特别是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薄弱。“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理论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看，都存在很大差距，因而也就难以很好地指导教育研究实践。”当前在教育科学研究的实际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重思辨分析，忽视对教育实践的研究；直线式、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缺乏理论的概括总结；对外国教育理论及学派观点鉴别、批判不够。[7] 还有学者认为，教育学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至今天的一百多年的学科发展中，“教育学者一直在为教育学的学科内涵和研究方法的不确定性而苦恼，为教育学这门学科的科学化和规范化而求索，至今没有完结”[8]。
　　当前的教育科学研究中还存在以下两点明显的不足：一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过度紧张”，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意义缺失，表现于现实则是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不合作”；二是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机械化运用，不能从整体上、全局上分析和理解教育实际问题。近年来，受欧洲大陆思想的冲击，实证研究范式下的量化研究的“客观性”、“价值中立”备受批判，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开始在批评借鉴的基础上兴起。具体而言，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从人文学科推衍而来的新范式越来越受到重视，注重整体和定性的信息以及理解的方法。在教育研究中，人文研究范式强调教育中的价值互动关系，通过全面整体的理解，把握教育现象背后的深刻意义和价值。教育研究的主题不在于外显的教育现象，而在于深入解析教育现象背后的意义。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理解，达到“视域融合”式的理解。因此，运用人文研究范式来解释教育现象，强调研究主体和客体的互动和融合，客体在和主体的积极互动中被重新建构，否认研究过程中的价值中立，显得异常重要。就理论构建来看，人文研究范式摆脱了哲学思辨的“宏大叙事”式的概念体系，也不同于科学实证研究范式下对规律的单纯说明，而是倾向于小型化的、扎根式的理论建构。
　　（二）教育人种志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
　　教育科学本质上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应用性、人文性和文化性，仅借助于文献研究、书斋式思辨式研究，容易使教育科学的理论研究脱离于教育实践；借鉴于自然科学的教育实验研究方法，难以真正揭示教育的人文性和文化性。教育人种志为教育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一种“离我远去”的问题视角和“田野工作”的具体研究方法，在这一方法的指引之下，研究者不仅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针对当前教育科学研究中的书斋气过浓现象以及教育研究者所惯有的文化霸权主义倾向，教育人种志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有着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1.教育人种志是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在教育领域的实践结晶。这是从教育人类学及其教育人种志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来分析的。教育人类学家力求用教育人种志方法研究教育制度和教育过程。教育人种志方法倡导教育研究者走入日常的生活实践，亲自感悟、观察教育、教学实际，从而体验、理解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行为，了解教育、教学的现状，在此经验基础上，进行归纳、演绎，并进行理论阐述。特别是在当前中国教育学研究弥漫着脱离实践的、书斋式的学风倾向下，教育人种志提倡在田野工作的实证主义基础上与理论阐述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仅对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教育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研究同质社会的汉族教育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2.教育人种志有利于开阔研究者认识问题的视野。教育人种志可以为教育科研人员提供一种非常有意义的、使人目光敏锐的知识框架，以及帮助他们进行田野工作的研究设计思路，还可以为他们提供一种独特的、新颖的研究视角，弥补教育科学研究常规方法上的缺陷。在教育人种志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能以一种冷静、客观、不带偏见的眼光来看待教育过程和结果的互动关系，使人更善于客观地更熟练地开展互动和交流，也能使人更好地理解教育改革和出现的各种问题，感受到时代（文化）对教育的冲击和推动。美国教育人类学家奥格布曾经预言：人类学知识会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教育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当事人对多元文化教育、二元文化教育和双语教育不断增长的需要，还因为这一领域的专家们预见到，对教育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如何使教育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一问题，人们已经从人类学的角度获得越来越多的认识。
　　 3.教育人种志的“离我远去”要求进入真实的教育情境。“价值无涉”是教育人种志研究所要遵循的原则之一，因此，在方法论上，教育人种志特别强调研究者“离我远去”，离开自身所处的时空环境，跳出自己的文化阈限，抛开根深蒂固的价值取向，深入到研究现场，在尽可能自然的环境下和被研究者一起生活，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同时，对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进行深刻的反思，注意自己和被研究者的关系对研究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被研究者的意义解释系统进行再现和重构。此外，为了保证教育情境的真实性，研究者需要经历漫长的、由“局外人”到“局内人”的角色演变过程。
　　4.教育人种志对“文化背景”的关注。就课堂教学中学生互动与师生互动行为而言，要分析这种互动的过程和特点仅仅限于教室内的记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无法考虑到教师和学生在教室内互动行为模式产生的原因。这意味着研究者必须研究教师和学生在班级中行为产生的文化背景，否则将会削弱研究本身的科学性和公正性，毕竟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上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特点或模式以及课堂中形成的社会秩序，不仅是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也是学校、家庭、社会文化共同甚或互动作用的结果。另外，由于人种志研究具有整体性特点，也促使它在教育领域得以流行和普及。如果研究者只关注教育或个人行为的微观方面，脱离了被研究者所处的真实的生活环境，从而显得孤立、不切实际。教育人种志研究希望通过向教育者提供群体行为的现实图景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与传统研究相比，教育者常常感到他们能够从这些现实的描绘中获得更好的视野，从而能够对学生进行更有效的指导。
　　 5.教育人种志的整体观。教育人种志对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割裂开来的方法持否定态度，而认为应该将学校教育及其教育问题放在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考虑，倡导跨文化的、整体主义的、互动的教育研究。从人类及其文化发展的宏观高度来把握现代教育的本质，打破了那种囿于教育本位、以教育论教育的认识和研究怪圈，从人类历史发展上提供了一个全方位考察教育与人类文化的新方法和新维度，有利于促进传统教育的改革和现代教育的发展。基于整体观之上的教育人种志研究反对将教育现象肢解、教育问题片面化的做法，有利于对教育的“全貌”做出整体的认识。
　　四、结语
　　教育人种志可以在教育领域发生广泛的影响。很多课题的研究都可以并可能借助教育人种志研究的理念与方法，并取得理想的效果，比如：学校中的社会交往，不同文化背景中学生的学习及生活方式，学习困难学生的班级行为，教育与现代化，教育与文化，社区与学校，社会文化与课程改革，等等。有研究者指出，在新近的比较教育研究领域，人种志研究也开始展现其魅力。
　　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目前还存在着族群差异、区域差异、城乡差异、阶层差异和性别差异等等，这些差异客观上导致了教育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而要解决这些社会现象，只能从隐藏于现象背后的文化因子及其差异中寻找出路。因此，作为以“文化”为核心研究概念的教育人类学及其教育人种志研究，将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过程中获得其用武之地，凸显其方法论优势。
   
　　注释：
　　① “离我远去”源自文化人类学，这里“我”是“自己”，但不仅仅指个体，还指人生活在其中的自己的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等。人类学学者王铭铭认为，在本土研究中，“离我远去”的意思，转化为与自己社会中司空见惯的生活方式形成的暂时陌生感，转化为一种第三者的眼光，它让我们能站在“客人”的角度来对待“主人”——我们本身。



【参考文献】
    [1] 冯增俊．教育人类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2] 滕星．族群、文化与教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3] 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 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M].上海：三联书店，1997.
    [5]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与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6] 滕星．国外教育人类学历史与现状[J].民族教育研究，1999(4).
    [7] 裴娣娜．教育研究方法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5).
    [8] 劳凯声．中国教育学研究的问题转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学发展的新生长点[J].教育研究，2004(4).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6-11 13:49
社区研究的意义与方法探讨


关于本文的内容介绍
摘要：本文主要阐述了社区研究的起源、意义，并介绍了文献分析法、统计调查法、实地调研法、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和测验法等一些常见的社区研究方法。
　　关键词： 社区研究；起源；意义；方法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Community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survey, field research method, observation, interviews, questionnaires, and quizzes law common community research methods.Keywords: Community research the origin of meaning
　　中图分类号：C916
　　社区是社区社会工作的载体和对象。社区研究，是指运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对社区所进行的实地调查与理论分析工作，社区研究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是一种能够比较充分地体现社会学学科特点和方法的社会研究形式。
　　一、社区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1、国外社区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20世纪20~30年代，美国早期从事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研究了芝加哥城市的都市化过程，由此探究美国城市的结构及演变过程。著名的人文区位学理论就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产生的。
　　50年代，在美国的社区研究中，开始重视社区权力研究，目的是通过社区权力分配状况，认识社区社会分层结构及决策过程。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是1953年出版的美国学者弗洛伊德·亨特的《社区权力结构》一书，该书对亚特兰大市的权力分配进行了研究，指出辨认社区真正领导人，同他们进行恰当的沟通或施加压力，就可能促进社区的重大社会变迁。60-70年代，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传统的农村社区很难找到，一些学者认为，在美国这个高度发展的社会中，社区已经解体，社区研究的意义不复存在。
　　但在70年代后，美国社会学者在经过对社会现代化所带来的变化的反思，认识到，美国社会虽然高度发展，但在民族间、种族间仍存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差异，特别在城乡间，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等方面仍存在很大差别，社区研究的意义不可忽视，社区研究开始复兴。
　　2、中国社区研究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社区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是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吴文藻先生是中国社区研究的首倡者。他认为，应该通过社区研究的途径，实现中国社会学研究本土化、民族化的目标，为社区研究奠定了理论和方法的基础。
　　在社区研究上做出最大成就的是费孝通先生。他强调研究者必须亲自与事实接触，获得第一手资料，进行综合的实地研究。他的《江村经济》被公认为是把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溶于一体的传世之作。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又亲自指导和带动了全国的小城镇研究以及乡镇企业研究。费孝通先生对社区的关注与研究促进和推动了我国学界和政界对社区与社会发展的研究。
　　二、社区研究的意义
　　社区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社区是认识社会的必要过程，社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社区是认识社会的窗口。
　　社会是一个抽象、总体的概念，而社区则是个具体、局部的概念，要正确认识社会必须从研究具体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单位入手。与其他社会单位相比，社区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和完整意义的社会单位，能更多地反映人类社会的一般特征。同社会整体相比，社区又是个具体直观的社会实体，剖析一个社区的结构与功能， 研究一个社区的建设与管理，比研究剖析社会整体容易得多。
　　2、社区的研究在实践上可以直接为城乡社区的建设与发展服务。
　　正确认识社区的结构、功能及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把握社区建设与发展的规律，可以为提高社区的功能效率、规划社区的发展远景、加强社区的管理、探索新型社区的模式等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从而有力地促进城乡社区的建设与发展。
　　三、社区研究的方法
　　社区研究不同于一般的了解社情民意的社会调查，它必须在学科理论的指导下，以科学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客观地描述社区的一般状况、过程和特点，准确地预测社区发展的未来趋势，构建科学的社区理论。同时，还必须能够直接为社区建设服务。社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社区理论以指导社区实践，而科学社区理论的建立，掌握科学的方法是十分重要的。
　　社区研究的方法可以分为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两类，社区研究的一般方法亦称社区研究的基本方式，它贯穿于社区研究的全过程，主要由社区调查法和文献分析法构成，其中，社区调查法最为常用。社区研究的具体方法，是指社区研究者运用一些具体的手段或形式，对社区和社区成员进行较为详尽和细致的调查方法。
　　1、文献分析法
　　文献是人们专门建立起来储存与传递信息的载体，是人们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记录。载体与社会现象是文献的基本要求，载体是文献的基本形式，一定的社会现象是文献的内容。文献分析法也称历史文献法，是一种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检索、搜集和阅读来积累材料，进而对研究对象开展深入的历史考察和分析的方法。文献是社会调查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信息源。
　　文献分析法在社会研究中得到广泛的使用。如当年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在40年中共阅读与研究了1500多种书刊。恩格斯在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也应用了当时大量的所谓“官方资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列宁在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引用了400多种文献资料，为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列宁摘录了146本外文书籍以及232篇国外文章。在许多社会问题研究中，已有的文献记载可以给研究者提供充分的资料，文献分析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文献法具有不完全性，并难以排出非真成分。对于某一特定的社区研究来说，某类或某些文献并不是一种完全的资料，因为文献的作者并不是都按照一个主题与要求记录社会现象，不可能与研究者的要求完全相吻合。而且，某些文献还有可能有某些个人偏见与虚假成分，特别需要研究者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2、统计调查法
　　统计调查法是一种借助于定量化的调查方式，是通过对大规模样本进行调查，搜集资料并对资料展开统计分析的方法。统计调查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可以广泛地了解和概括事物的一般情况；二是可以帮助人们客观、精确地解释社会现象；三是可以较为准确地了解人们的意见、态度和观念。因为，要真实、准确地了解大众的一般态度，紧靠对少数个案进行调查还不行，必须通过对大样本的统计调查才可能反应客观事实。
　　3、实地调研法
　　 实地调研法是一种通过深入调查现场，利用观察、访问、座谈等方法搜集特定对象的资料，对调查对象进行深入解剖的方法。其主要特点有四个方面：一是只调查少数个案，大量乃至全局的个案无法实地调查；二是对每一个个案的各种特征和各个方面都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三是主要依靠无结构的、非标准化观察记录和访问记录收集资料，资料难以统计汇总；四是依靠定性分析得出结论。实地研究的这些特点，与统计调查的特点正好相反，主要采取归纳法，研究者一般都不带假设进入调查现场，而是从实际生活中发现问题，收集资料。
　　4、观察法
　　观察法是研究者根据研究课题，直接感知与记录正在发生的一切同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有关的社会事实的一种调查方法。观察法是社会调查研究最基本的一种方法，因为科学始于观察，通过观察可以获得第一手的感性经验资料，为理性认知准备条件。
　　5、访谈法
　　访谈法是调查者直接向被调查者口头提问，通过与被访谈者交谈并记录的方式而了解有关社会实际情况的一种方法。访谈是一种特殊的人际沟通，它有预定的计划，有特定的主题，有一定的工具或辅助手段（如访谈表、录音机等），是了解被调查者对特定调查主题的看法的科学方法。根据被调查者的人数，访谈法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个别访问，即访问对象是单个个人，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使被调查者减少内心的顾虑，可以较多地讲心里话。二是集体访谈，即召开调查会，其优点是被调查者之间可以相互启发、互相补充、活跃气氛，加大调查的信息量，促使人们对问题做较为深入的分析探讨。
　　6、问卷法
　　问卷法是运用统一的有问有答的资料搜集工具向各个被调查人了解情况与意见的一种方法。这个统一的有问有答的资料搜集工具就是问卷。在现代社会研究中，问卷法是一种最为常用的搜集资料的方法。问卷法通常分为两种：即自填问卷和访问问卷，分别用于问卷调查和方法调查。自填问卷是被调查者自己填答的问卷；访问问卷是有访问者根据被访问者的口头回答来填写的问卷。
　　7、测验法
　　测验法是以间接的方式收集个人态度、人格结构和心理行为等方面资料的方法。它是一种标准化的程序，在这个程序中，受测人对一组预先设计好的刺激做出反应，以使测验者能够以一个或一组资料来描写并推论受测者的心理行为状况。
　　总之，社区研究方法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在实际社区研究当中，方法的采用实际上就是一个综合运用过程，即诸多方法往往渗透在某一个研究过程当中，很少有单一的研究方法现象。为此，社区工作者必须在掌握科学方法论的同时，熟悉各种一般的和具体的研究方法。
　　[1]罗萍《社区导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2]宋林飞《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王刚义《中国社区服务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
　　[4]周沛《社区社会工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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