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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雁“阅读新概念”:左书右网,前语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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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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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3-6-14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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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雁“阅读新概念”:左书右网,前语后文
徐雁“阅读新概念”:左书右网,前语后文
著名阅读学专家、南京大学教授徐雁
著名阅读学专家、南京大学教授徐雁是“深圳读书月”的老朋友了,对鹏城文化知之甚深。徐雁第一次到深圳,就曾有过在36小时内逛了3趟深圳书城的佳话。早在第二届深圳读书月,他就登上“首届深圳读书论坛”,为深圳读者做了名为《名著的阅读与科学、文化的创新》的专题读书报告。
在深圳读书月诞生至今的10年内,徐雁曾三次以阅读为话题来鹏城开设讲座,从而见证并参与了深圳读书月的成长。在他眼中,深圳从80年代的改革开放窗口,逐渐转变为一个因阅读而受人尊重的城市,与深圳读书月活动较早开始设坛讲座、播种读书种子,积极营造书香氛围、从事“全民阅读”的社会实践不无关系。
“对于引进深圳的中高级知识分子,读书月活动是有力的文化加速助推器;对于打工者阶层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人文引导和文明启蒙。”徐雁感慨说,只有通过前后左右的比较,才能感觉到深圳在文化建设上的步子有多大。
来取深圳读书月的“真经”
《文化广场》:
您第一次来深圳,就留下36小时内逛了3次书城的佳话,对深圳的文化设施和文化氛围是什么印象?
徐雁:
书城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鲜明的印象:进进出出的人很多,站着、坐着看书的人也很多。后来我听说,在深圳,书城就是市民的“第二图书馆”,这才有了体会。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在深圳文化建设、城市发展的道路上,书城也好、图书馆也好、出版社也好,都相辅相成地在为城市的书文化和精神文明做贡献。我指导的研究生也有三人成为了深圳的图书工作者。“深圳读书月”今年将要办第十届了,用每年11月份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刺激图书市场,强化知识传播,促进文化发展,深圳这一做法对全国城市的影响相当大。这张“读书月”的好牌真的打好了!据我所知,很多城市如东莞、苏州、福州等,都来取过深圳读书月的“真经”。
《文化广场》:
从2001年首度访深至今已经第九个年头,2006年的“读书月”、2008年的“4·23世界读书日”您又多次回到这里,可以说是见证了深圳书文化的变化和成长,对此您的感受是什么?
徐雁:
从刚开始带有某种自发性,似乎仅仅是急于改变深圳文化的状态,到现在每年有每年的主题和引导、每年有每年的创意和策划,说明读书月活动已经进入一个自主和自为的状态。如一些相关文化产品,无论是音像读物《论道》的制作,还是《大家的声音——深圳读书论坛演讲录》的汇编,以及最新出版的《私人阅读史:1978—2008》……都说明深圳读书月活动越办越成熟,作为一个持续性活动,它对城市文化乃至精神文明状态的引导性也越来越强,越来越明确。
读书日和读书月需合理分工
《文化广场》:
读书月即将迎来下一个十年,今后如何办得更扎实,您能否提供一些比较细化的建议?
徐雁:
第一,要对深圳市民的文化需求进行细致调研。如通过《深圳商报》等媒体了解市民对于读书月的期待,他们想要通过阅读来解决哪些问题?举一个例子,深圳有大量流动人口,读书月应在兼顾居住5年以上常住人口恒态文化需求的同时,找到与暂住人口时变性需求之间的平衡点。
第二,深圳的人文地理优势比较弱,但引进人才中杰出的不少。既然没有很多古代、近现代的资源可以借鉴,那么应该通过读书月这个平台对当代的深圳领军人物进行挖掘。
第三,建议读书月组委会与全国重要的导读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如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促进委员会、中国阅读学研究会、福建省读书协会、河北省读书协会等。读书月组委会与这些机构共同联办、协办一些活动,对于整合专家资源、形成推动“全民阅读”的合力将会有很大帮助。
此外,“4·23世界读书日”和深圳读书月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协调?我觉得也值得研讨,需要做一个分工。“4·23世界读书日”的主战场可以放在深圳图书馆和各个社区馆,因为图书馆是一个公益性的事业单位,应该期待它们更多地在盘活馆藏文献资源、强化社会读书氛围,以及在人文导读、经典导读方面多做一些工作。而读书月的重要载体深圳书城是一个经营性的图书文化企业单位,主要面对的是图书市场,所以它的业务重点应该是营销时新图书、组织签名售书、举办大型主题书展、制造读书热点,总之是要以多种商业形式,来激活图书市场、刺激图书消费。有了这样的分工和协调,“4·23”世界读书日和11月的深圳读书月,就能够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相辅而相成了。
“读书”与“阅网”是不同的
《文化广场》:
您个人的阅读,从学生时代到现在职业时代有没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向?
徐雁:
我是1963年出生的。在我的小学、初中阶段,正好遇上“文革”大书荒时期。到北京读大学的时候是改革开放前期,那是一个“思想解放”和“新文学”复兴的时代,知识的传播、书刊的出版也进入一个犹如井喷的时期,所以当时的我们确实有一种求知若渴的阅读状态。1990年以后,中国社会很快进入到信息高速公路、网络化的时代。我也在那个时候用上了电脑,由靠书、报、刊作为信息和知识载体的传统渠道,转向到了网络浏览与纸质印刷型文献阅读并存的状态。有此经验,我总结出了一个信息社会“和谐阅读”的新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十六个字:“左书右网,并行不悖;前语后文,流畅对接”。
这“左书右网”很好理解,就是要把经典性、人文性纸本印刷型读物与网络阅读和谐协调起来,“读书”与“阅网”是不同的,因为前者能够帮助读者建立一种“文字情意”和“亲书情怀”,让人沉潜专致、全心一意于青灯黄卷的知识天地;而后者,容易陷人于浮躁喧嚣的信息世界而不自知。因此,我们提倡一个良好的文化之家,是除了要有“机房”,还该着力布置好一间四壁琳琅的“书房”,因为这才是一个家庭“读书种子”发育的人文沃土。在“数字化空间”之外,营造一个“雨余窗竹琴书润,风过瓶梅笔砚香”的传统书香境界,应该成为当代“学习型家庭”的基本追求。
“前语后文”是针对那些设坛开讲的专家学者而言的,也是对广大听众和网民而言的。一方面随着各地讲坛、讲座越来越多,在前台舌吐莲花的专家,须加强自己在书房里坐冷板凳著书立说的功夫,也就是说文字表述与语言表达两手都要“硬”。不要仅仅把平面知识立面化讲座以后,再以平面出版物的形式简单地回到读者中。“前语后文”对于广大听众的意义,一是建议他们不仅仅在台下听,听完热闹就结束了,而且还要回溯到专家讲座所涉及的有关文本,要向人文性、素质型阅读回归。二是自己也该提高规范化文字表述和生动性语言表达的水准。
好书排行榜是一种“先进文化”
《文化广场》:
作为中国阅读学研究会的新任会长,您长期在南京大学开设有关课程,致力于国民阅读指导。由于中国缺乏成熟的“书评人制度”,面对书林学海,读者往往依靠各种排行榜尤其是所谓“畅销书排行榜”来选择。您认为该如何改善这种阅读选择上的困境?
徐雁:
图书馆排行榜的问题很复杂。在欧美,“书评人制度”是对“畅销书排行榜”的市场行为的一种制衡,它是保障图书市场生态和谐的一种“先进文化”。我国当代的图书市场是从纯粹的新华书店系统发行、国有出版社计划出版的体制下改革而来的,转型的时间还比较短,经验也不足,这个过程中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因此,更应该注重发挥“好书排行榜”这种先进文化形式的社会作用,而不仅仅是“畅销书排行榜”的作用。
我在南京大学开设的有关课程是中外知识传播、图书评论、阅读文化学、名著与畅销书导读等,也不断进行过一些实验和实践。我在新著《雁斋书事录》之后,就附刊了一篇题为《大阅读·深思考·高提升》的讲演稿,其中讲解了三种“大阅读法”:一是“看名著影视,悟文艺之道”;二是 “读人物传记,获人生启迪”;三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希望得到深圳读者的批评指正。
专家学者针对特定读者群拟订一些导读书目、推荐书目,是中国目录学的一个优秀传统,以往张之洞、梁启超、鲁迅、钱穆等都曾做过,对读书风气引导有过很大影响,但近二三十年来学术界对此疏忽已久。
近年来我结合在各地讲座,就特别注意针对不同的听众群,做一些书目的提供和导读,如在讲演《信息时代的“大阅读”》时,就附加提供《一个提高“国民阅读情商”的书目》等。这些书目在“百度”上我的“秋禾话书”空间里检索即得,可为参考。
在此,我还要特别强调一下推荐书目的“可读性”问题。读物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种书刊出版物、文字印刷品,其实还内涵着题材独特、场景真实、文笔生动、情节曲折乃至人物形象丰满等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写作元素。建议“深圳读书月”的推荐书目也应该尽量在思想性、市场性基础上,更多地尊重“可读性”这一规律,以便更贴近鹏城读者的实际阅读需求,激发公众的阅读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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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深圳商
报;
作者:刘悠扬;采集时间:2009-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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