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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创建一种新的现代旧体诗史观——答王诗客问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6-16 18:23
标题: 创建一种新的现代旧体诗史观——答王诗客问
创建一种新的现代旧体诗史观——答王诗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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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旧体诗，是一个重要的诗歌史问题。王尚文先生新近出版的《后唐宋体诗话》以近现代以来一些重要旧体诗人为基点，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全新的回答。笔者就此书所讨论的话题，向王先生提出了八个问题。
   问：王先生，我们大家都知道，您数十年致力于语文教育的研究，多种论著广受好评，不少观点影响深远，在七十岁以后，您是怎么想到写这本《后唐宋体诗话》的？
答：您过奖了，实不敢当。我的职志始终在语文教育，完全退休以来，原想休整一段时间，读一点原来想读而未能读的书，做一点原来想做而未及做的事，于是，就有了这本诗话。在此书写作过程中所积累的阅读体验，我以为对于以后语文教育的思考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我曾经说过，语文教学所能教给学生的只有教师自我；许多问题出在语文教学层面，但其根子往往是在语文层面；而“语文”又是“汉语”与“文学”的复合。为了在语文教育领域重新出发，个人的文学阅读是不可或缺的。若天假以年，我还是要回到语文教育的。
问：“后唐宋体”是你首创的概念吧？你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本身有什么特征？
答：二十世纪的旧体诗词作品之多、作者之众，绝不下于唐诗宋词。说实话，我所读的可能仅仅是九牛一毛。但一斑可窥全豹，其庞杂已经让我震惊不已。梁启超说，二十世纪的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文学而言，最重要的变革就是文言向白话的转变。胡适提倡这个变革，开始有很多人不接受，但不可否认，现在白话文写作已成为主流。语体的变革自然包涵了观念的变革，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因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旧体诗词，作为白话文运动的“敌人”之一，在此时代潮流中，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不得不进行必要的调整。为了表现新精神、新感情、新境界，一些特别敏感的旧体诗词作者以极大的勇气冲出唐宋以来的典雅文言这一樊篱，冲破与此相适应的老调子、旧模式，将现代白话化入文言，创造了一种新的旧体诗词语言，而这一努力至少可以追溯到黄遵宪、梁启超，后来逐步逐步趋向成熟，最终形成我所谓的“后唐宋体”。我执着地认为，不能也不应该把新诗兴起以来的旧体诗视为一个单一的存在，仅仅看作是古典诗歌传统的简单延续，而无视其中唐宋体与后唐宋体的质的区别。唐宋体往往是一东二冬地沿着唐宋以来的路子继续前行，“旧”的成分多了一些，许多作品如果混在唐宋元明清诗人的集子里，足以乱真，实际上这也是他们中不少人的自觉追求。而后唐宋体则是“新”的成分多一些，甚至可以说“基因”已经发生突变，而与新诗精神相通，成为一家。我以为这一区分非常重要，如果继续笼而统之地称之为旧体诗，或因其都是“旧体诗”而误认为具有基本相同的特征，实难令人接受，因为不能如实地反映二十世纪旧体诗已经发生裂变的实际状况。我提出“后唐宋体”这一概念，并非为了标新立异或哗众取宠，只是想借此提醒人们关注这一实际存在的巨大分野。
我非常尊重坚持用典雅文言写作的唐宋体诗人，我的老师夏瞿禅先生就是其中成就极高、颇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但是，我更赞赏从事后唐宋体探索并取得不俗成绩的诗人们。我写这本诗话的目的，不是要否定唐宋体——我相信，永远都会有唐宋体的爱好者、创作者，一定还会有非常优秀的诗人和诗作出来；但真正与时代精神匹配的却是后唐宋体。我写这本诗话意不在贬斥唐宋体，而在为后唐宋体鼓与呼。

问：我最近重读《红楼梦》，发现其中一些人物所写的诗词，有的非常优秀，有的也很平庸，如三十八回中贾宝玉的咏螃蟹的七律：
持螯更喜桂阴凉，泼醋擂姜兴欲狂．
　　饕餮王孙应有酒，横行公子却无肠．
　　脐间积冷馋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
　　原为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
就确实比较平庸，难怪林黛玉说，“这样的诗，一时要一百首也有。”因为有太多、太全的老调子、老套子可供模仿，就是刻意求新，也是万般为难。在我看来，在二十世纪旧体诗中，有不少就是“一时要一百首也有”的作品，你以为如何？
答：唐诗宋诗确实几乎已经把旧体诗写完了，以后的诗人几乎就是在唐宋诗人所开创的路上亦步亦趋，当然也有不少好作品、不少优秀诗人，但历元、明、清及其以后将近千年的旧体诗，绝大多数就是随着唐宋体的舞曲在跳舞，如此而已。如果有所突破和创新，也只是局部的、个别的，没有也不可能成大气候，质言之，唐诗宋诗从来没有在整体意义上被超越。在梁启超所说的变局中，这一超越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后唐宋体诗人身上。你所说的贾宝玉的这首诗，立意、语言、意象全无新意，只是一种“技艺”是操作。其价值，我看远不如齐白石解放前题其画的七个字：“看你横行到几时？”从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旧体诗的作意、题旨、词汇、句法、意象、技巧等各个领域，几乎已经被唐宋体占领殆尽，多数唐宋体诗作已经失去关注现实的兴趣，也无意攀登人性的时代高度，诗的艺术已经蜕变为与诗貌合神离的技艺。用鲁迅的话来说，只有齐天大圣孙悟空才有可能翻出如来佛的掌心。可惜孙悟空那样的诗人实在太难得了。

问：您的老师夏承焘先生呢？您在诗话里为什么没有专节对他进行论述？
答：我在杭州大学求学期间及以后，瞿禅老师一直对我关爱有加，我像他的其他学生一样永远怀念他。几年前，我写过一首诗聊表对他的敬意和感激：
   诗国风流一脉传，余波织就永嘉篇。
   心通孔墨充寰宇，气夺苏辛极泰巅。
   天下门生承玉液，掌中皓日泛虞渊。
   春风夏雨深蒙惠，片片丝丝绕梦边。
他对我国古典诗词研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历久弥新；他的诗词创作的成就无疑是难以超越的一座高峰。他有《自赠》一首云：
      古如无李杜，我亦解高呤。
      莫拾千夫唾，虚劳一世心。
      江湖秋浩荡，魂梦夜飞沉。
      脱手疑神助，青灯似水深。
似欲突破唐宋窠臼，自起炉灶。1937年国难当头，为浙江抗敌后援会作《抗敌歌》，激昂慷慨，遣词造句自出机杼，面目一新。同年又作《军歌四章》，虽仿黄遵宪《出军歌》，内容更富时代性，语言也更通俗浅近，胜黄作多矣。但即使是他也未能真正超越唐宋体，这里我没有苛求他的意思，平心而论，作为一个学者、诗人能够取得他那样的成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你既提到他，我不妨就此借题发挥，以证明唐宋体超越之不易。“莫拾千夫唾，虚劳一世心”，他分明已经看到唐宋体的局限。自元明以来，有无数诗人几乎就是以拾唐宋诗人之余唾为生，这两句诗他是自警以警人。“江湖秋浩荡，魂梦夜飞沉”，他要表现他所体验到的生活和情感，但是“一山放出一山拦”，相对于诗学之深，他并不讳言自己“诗功”之“浅”——当然他的“浅”又不知比多少人“深”了去了——我以为这并不完全是出于自谦。关于诗词创作，他总是要求能入能出，实际上入易而出难，即使能出，往往也只是出某一位或某几位诗人词人的范围，而难出唐宋体这一“十万大山”。他在他的词集前言中说：“早年妄意合稼轩、白石、遗山、碧山为一家，终仅差近蒋竹山而已。”这话既有自许的意味，但更多的是遗憾。极大多数唐宋体作者毕生就在学前人而近前人的追求中兜圈子，“出”者少之又少，凤毛麟角而已。我以为夏老师这段话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我十分喜欢夏老师的作品，也相对熟悉一些，在拙著写作过程中曾多次有意作为专节谈论，但每次都会联想起他在文革中的遭遇，感慨万千，竟至未能下笔，这也是我此书写作的一大遗憾。

问：读了您的书，又听了您刚才讲的话，我深深觉得你提出“后唐宋体”这一概念，似乎是想提出一个新的旧体诗史观。
答：开始，我并没有这样想，但在写作过程中我对此已经有所意识。想到题目之大，特别是自己基础之薄，能力之弱，无异以蚊负鼎，屡有却步之想，搁笔之念，还是别去捅这个马蜂窝吧。不过，一想起求学期间夏瞿禅、马骅、吴熊和、蔡义江等诸位老师对我的鼓励，为了向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请教，只得贾勇向前，别无选择；即使成为众矢之的，也心甘情愿，无怨无悔。我在此书后记里说，这是我一本“最个人”的书。的确，前此有的是我参与主编而已，有的是我与朋友合著的，即使是我从头写到尾的，如《语感论》《语文教育学导论》等，说的是我以为对的道理，其中尽管有我的发现、我的见地、我的态度，而这“道理”本身却并不属于我个人的，好比是螟蛉子；唯独这本诗话是亲生儿，字字句句都是从我心里流出来的，我就在字里行间站着、走着，即使丑陋邋遢，即使步履蹒跚，我就是我，我总是我，我只是我，决不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没有必要。
记得有哲人说过，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思考二十世纪的旧体诗史，我确实有着极其强烈的现实感。但我要郑重申明的是，这本小小诗话，根本无意于二十世纪的旧体诗诗史的整体描述，只想提出“后唐宋体”这个概念，试图打开一个小小的新窗口而已。当然这不但与旧体诗史观是相联系的，而且也和现代文学史相关。我的看法是，如果说在后唐宋体出现之前，现代文学史尚有理由将旧体诗拒之门外，那么在后唐宋体出现之后的现代文学史再采取鸵鸟政策，无视其作为“现代文学”的存在，就只能目之为无知或蛮横了。

问：无论你书中说的“唐宋体”，还是“后唐宋体”，都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在相对固定的语言形式中，要容纳现代生活和存在经验，并不容易。在新诗诞生之初，这是旧体诗被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你觉得在“后唐宋体”中，如何较好地克服这个问题？

答：文学，尤其是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唐宋体所追求和坚持的典雅文言，要容纳如你所说的现代生活和存在经验，确实面临不易克服的困难，更无论现代公民的意识和情感了。这其实就是白话之所以能够替代文言成为主流的主要原因所在。正如朱光潜所说：“读文言文……他总不免像看演旧戏，须把自己在想象中搬到另一种世界里去，与现实世界隔着一层。”读一般的唐宋体诗作，确实也免不了有“与现实世界隔着一层”的感觉。至于写作也是同样情况，他在《从我怎样学国文谈起》一文中回忆起当年读古文时，“头脑里甚至筋肉里都浸润那一套架子，那一套腔调，和那一套用字造句姿态，等你下笔一摇，那些‘骨力’‘神韵’，就自然而然的来了。”唐宋体这一套“架子”“腔调”“姿态”与现实世界隔着可能还不只是一层而已。后唐宋体可以说正是应运而生，它化合进了现代白话，以完全不同于唐宋体的“架子”“腔调”“姿态”去拥抱现实生活，表现现代公民的精神、意识、情感。如果说唐宋体是多少有些遗老遗少气息的龙钟老人，后唐宋体就是一个生龙活虎的时代新人，纵然尚未完全成熟，但前途未可限量。

问：诗人西渡为此书写的长篇序文里，从新诗人的立场对你书中的观点提出了一些疑问，比如，“后唐宋体”写作的可延续性问题。当然，我们看到，现在写旧体诗的人很多，据说起码在百万以上，每年出版的旧体诗集也不少。您觉得“后唐宋体”的当代生长空间在何处？
答：我非常感谢西渡为拙著写了一篇极有分量、价值甚至超出我整本诗话的长序，我也愿意借此机会对在该文中所提的质疑作出回应。
其一，西渡认为“一种新的诗歌体裁要成立，一须要新想象，二须要新音乐。”而新音乐，后唐宋体限于旧诗格律和规范，几乎不可能产生。我则以为，后唐宋体的音乐之新，如果以唐宋体作为对比，一目了然；虽然还是五言七言、平平仄仄，但由于现代白话的化入，腔调就发生了质变，语言之新是音乐之新的根本，比平仄格律作用要大，不可低估。还是让作品自己来说话吧。试看聂绀弩《削土豆种伤手》：
   豆上无坑不有芽，手忙刀快眼昏花。
   两三点血红谁见？六十岁人白自夸。
   欲把相思载北国，难凭赤手建中华。
   狂言在口终羞说，以此微红献国家。
词之于诗，仅仅句式长短的变化就创造出了新的音乐，后唐宋体的语言是新的，其音乐自然也就有新味，特别是和当代的语言环境与氛围也是协调的。而且，我们还要看到后唐宋体在格律规范方面的突破，如邵燕祥的《戏咏五次文代会》：
   尽是作家艺术家，出恭入定静无哗。
   不愁百万成虚掷，安得金人似傻瓜。
   已验几回诗作谶，可知何日笔生花？
   掌声拍报平安夜，大会开得很好嘛！
我看说这几首诗的音乐、腔调不新是不太公平的。当然，和新诗的音乐性有待开拓和完善一样，后唐宋体的格律和规范确实也存在巨大的上升空间，我们不能因有此上升空间而泄气，而要鼓起勇气，齐心协力地努力探索。
其二，西渡说：“王先生认为后唐宋体恢复了旧诗的青春，主要以聂绀弩诗为证。但聂绀弩的诗究竟具有普遍的意义，还是一种特殊的天才现象？聂诗究竟有无可能挽旧诗于末路？”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敢肯定的只是，聂绀弩虽然不可重复，但后唐宋体的作者作品，决非只是在拙著里提到的那一些，遗珠多多。如有“北聂南熊”之称的熊鉴先生，因我孤陋寡闻，当时未能发现，内心愧疚不已。放眼网上诗词，堪称后唐宋体佳作者风起云涌，让人应接不暇。就在昨天，浙江师范大学青年副教授陈志文先生“冒昧”来访，不久前他看到一幅一个农民向城管下跪的照片，就写了首七律请我“指教”：
   站起来了仍下跪，此情此景断人肠。
   柴门贫贱命尤薄，朱户奢靡狗更狂。
   怜我按时交税赋，看他出手如豺狼。
   笙歌疑作埙音听，句句心惊月色凉。
我看就是一首属于后唐宋体的好诗。更让我震惊的是，他是从事城市规划研究的专家。他告诉我说，在他的诗友中，写后唐宋体者大有人在，业已成为网络诗词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聂绀弩并不孤独，他不必像陈子昂那样慨叹“后不见来者”。后唐宋体既应运而生，必将应运而盛。
问：其实我也是旧体诗的爱好者，聂绀弩的粉丝，听你这样说来，我深受鼓舞。按照你的描绘，似乎现代旧体诗里大有文章可做。最后请允许我唐突的问一句，你如今还在继续研究后唐宋体吗？
答：可能我要让你失望了，至今年六月以来，我竟走火若魔，迷恋于所谓“白话笔记小说”的尝试，至今已积80余篇。我聊可自慰的是，这段经验也许可以为日后写作教学的研究提供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

                                    201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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