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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许纪霖。（资料图）
许纪霖
1957年出生于上海。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E C N U -U B C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的研究，近年来著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大时代的知识人》、《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读书人站起来》等，2005年获得国家图书馆首届文津图书奖。
学术研究传承着一个社会的精神文化价值，为我们重新展开逝去的那些生活世界，展开那些已经凝固的伟大思想。但以学术为业的学人们是一群寂寞的前行者，没有太多的鲜花和掌声，板凳坐得十年冷，方能小有成就。尤其在当下，学术显然并不是求取名利的优选途径，选择学术，其实就是选择了一种清苦的生活方式，因此，以学术为志业就需要很深的定力。
2013年，“大家访谈”新开辟的“问学录”专题着眼于学术名家的求学、治学往事，追溯他们的治学之路，并试图从他们身上寻找真正的学术之途。我们希望展现的是，在一个越来越急功近利的社会，有这么一群人，埋首学术，在默默守护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许纪霖推崇19世纪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 面向公众发言，他每天至少花一个小时在微博上，记录生活片段，或评议当下社会热点，从中研究新媒介对当下的影响。但他坦言微博并不是一个适合说理的平台，微博让他恐惧，“它不仅提供资讯，还改变了我的思维，我正在尝试和它做抵抗，与它保持距离”。
1975年，许纪霖中学毕业后下放到上海南汇县的东海农场，任图书管理员。1977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成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1982年毕业他留校分配到华东师大中共党史教研室，在对民主党派史的爬梳中转入到知识分子的研究。1987年，泡了五年图书馆的许纪霖开始在学术圈崭露头角。此后两年内发表了近十篇研究知识分子的文章。90年代初，为把知识分子的研究置于现代性变迁的宏观背景中，许纪霖转而研究20世纪中国近现代史，90年代后期又把目光投向西方政治哲学，他说“中国的现代思想史，有一半的根是在西方。”
从事知识分子研究纯属偶然
南都：你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能谈谈你上大学前的情况吗？
许纪霖：我中学毕业后就下乡，在上海城郊的农场一呆就是三年。乡下的生活虽然枯燥，却给我一个很好的读书机会。在乡下的三年里，我负责管理单位的图书室，看了不少书。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高兴死了，赶快报名参加。复习的时候也是从从容容的，后来接到华东师范大学的通知书，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
那时我的理科成绩也不错，考试时数学还是满分，但我对文科却有一种偏爱。我很喜欢文学，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对文学十分感兴趣，作家在那个时代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当时很想从事文学创作。填报志愿的时候，填与新闻、中文、历史相关的专业，但偏偏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录取了，这是让我感到美中不足的地方。
南都：当时校园氛围是什么样的？你那个时候就明确了自己的专业方向吗？
许纪霖：我们那届学生中，班里按照年龄排的话，我是倒数第七，大部分都是老三届、红卫兵，而我是红小兵。那时候的整个氛围非常好，充满理想主义。谁太早地考虑个人事，谁就被人看不起。整天拼命地读书，谈理想，谈知识，关心国家前途，也搞过竞争性的人民代表选举，公共生活很丰富。但是私人生活倒是很单调。
我在大学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该学什么，兴趣很广泛，很难说有一个明确的专业方向。大学三年级选择专业，当时有三个方向可供选择：哲学、经济和政治。我选择了政治专业。大学毕业论文做的是关于苏联改革的研究。但在1982年毕业留校后，组织上分配我到中共党史教研室，与陈竹筠老师一起从事中国民主党派史研究。
南都：当时怎样进行党派史研究？
许纪霖：一般民主党派研究专家都把民主党派作为一个政党史来研究，但我这个人常常想法比较特别，我喜欢文学，因为文学更多地涉及到人的心灵和人性。因此，别人从民主党派历史中看到的是政治，我发现的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南都：所以，后来你的研究就转向知识分子研究。
许纪霖：民主党派特别是中国民主同盟，它的成员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因此，我从事知识分子研究纯属偶然，完全是兴趣的引导。我最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灵魂，精神状态。
南都：在你的著作《知识分子十论》中，你把20世纪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为什么这样划分？
许纪霖：第一是我自己的研究，第二是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主要有两个坐标，一个是他们的知识背景，第二个是他们的人生关怀。我发现前三代和后三代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有一种有趣的轮回。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可以表现为三种不同的人生关怀：社会关怀、文化关怀和知识关怀。第一代(晚晴和十七年两代)更多的是社会关怀，处于社会结构转变的前夜，政治意识比较强，第二代(“五四”和“文革”两代)更多的是文化关怀，重视文化启蒙的工作。而第三代(后“五四”和后“文革”两代)相对来说知识关怀多一些，注意到文学或学术自身的独立价值。
南都：今天的知识分子和这六代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吗？
许纪霖：今年2月，我到日本参加一个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世代论题的会议(世代就是我们所说的代际)，我在会上发了言。今天的中国有三代人在社会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分别是“文革”一代、改革一代和80后一代。“文革”一代在四五十年代出生，改革一代在六七十年代出生，然后现在的年青一代80后已经进入历史舞台。
今天真正影响中国社会的是这三代人。“文革”一代称为革命之子，改革一代称为启蒙之子，80后称为世俗之子，世俗并不带贬义。“文革”一代受过革命教育，他们的经历非常坎坷，“文革”后又考上了大学，社会经验丰富，所以他们理想主义的另外一面又带有强烈的机会主义色彩。
第二代人是启蒙之子，基本是在八九十年代氛围中受教育长大，这代人是过渡的一代人，他们身上也有理想主义的东西，但是观念是新的，也受到80年代氛围的影响，身上带有一些革命文化。但是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更靠近80后，开始世俗化。80后这代人是应试教育的产物。他们个人主义、独立，有自己的想法，但不会跟你讲宏大的国家叙事，更多的是对个人和尊严的尊重，而且注重慈善、公益，现在的年轻人在这方面更加活跃和自觉。他们身上蛮复杂的，有新人类体现出来的新风格。
闭门苦读的五年对我很重要
南都：现在公共知识分子，在互联网和大众媒体中开始被简称为“公知”，并且正在被污名化，你如何看？
许纪霖：在西方，知识分子含义是没有党派倾向的，无论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面对媒体、公众讲话，通过舆论影响社会。但是很有趣，知识分子的概念到了中国后发生了变化，在中国具有特定的含义，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一般被称为自由派知识分子。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评50个自由知识分子，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基本都是自由派，后来知识分子被打上了一个烙印，在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政治倾向的。因为在中国公知具有强烈的自由派倾向，所以今天围绕它的分歧不是公共性的问题，而是政治倾向的问题，很多对知识分子的污名化其实是对自由派、自由倾向的污名化。
南都：但公知的话语权也值得反思。
许纪霖：是的，公知影响力很大，但是他们在媒体上发言有无经过深入思考，这是一个问题。美国有个学者研究公共知识分子，他说公知是“公共太多知识太少”，名气和思考的深度不成比例，这是我们应反思的。
我们现在面对很多社会问题，有些问题只需要常识就可以思考，比如小悦悦事件。但是有些问题很复杂，比如三峡问题，禽流感，就像福柯所说，“知识就是权力”，权力靠知识在运转，如果仅仅靠良知是无法揭穿权力背后的秘密。这个时候需要周密的知识和思考研究。但是现在的确出现一些公知，像王小波所嘲笑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作为知识分子不仅需要公共性，还要注重观点，发挥你的专业性去说理，而不是简单的一个立场。公知有“力”，即辐射力、影响力，但最重要的不是“力”，不是靠多少万粉丝来证明你是对的，而是靠“理”。
南都：你在学术研究起步的时候，闭门苦读了5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史料，对你来说有什么作用？
许纪霖：说真的，我很怀念那段时间。1982年留校到1987年出山，这5年对我很重要，看了大量的政治史、思想史，特别是知识分子史。没有这5年就没有今天的我。至今还很感谢华东师大有那么好的一个图书馆。当时是蛮孤独的。现在的硕士、博士都很浮躁，都在想未来，但人有时候应该有一段时间沉淀下来，潜心读书，这是你真正的积淀。
90年代我发了很多文章，王元化先生每次看到我都批评我，说：“人要善于养大气，你随时写文章把气放了，养得了什么大气？”今天的体制太功利，时代太浮躁，养不了大气。现在，我教育我的学生一定要潜心写一篇好文章，不是为了功利，而是为了研究而写。你不留一手，就不得了了，有些抄袭者抄上了瘾，穿上了红舞鞋，像疯子一样不断地发文章，好像成为生活方式本身。这个是要警惕的。像我这个年龄已经不需要靠发文章完成指标，但是我每年要求自己写两篇深思熟虑的文章。
南都：你很推崇王元化先生。据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王先生家里的客厅是一个公共空间，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拜访他。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许纪霖：王先生的朋友很多，晚年也比较喜欢热闹，每天都高朋满座。当时人很多，我每次去都插不上话。只有等到留下吃晚饭的时候，才能跟王先生说上几句话。王先生是一个典型的启蒙大师，他身上有一种精神和人格的魅力，非常博大，我很少看到他这样文史哲兼通的学者。搞哲学的人觉得王先生哲学很好，他受到很好的黑格尔小逻辑的训练，又懂文史；搞历史的人觉得他考据不错，却还有这么强的逻辑理论。他考据、义理、辞章三项都拿得出手，现在很少见到这样的人。在学术研究上影响我最深的是张灏先生，而精神上是王元化先生。
南都：你怎样结识王元化先生？
许纪霖：80年代我写了几篇文章，他的一个学生对我说，王元化先生很赞赏我的文章，什么时候可以把你介绍给王先生。后来我就有机会拜访了他。我其实算是他的私淑弟子，经常到王元化先生家里去请教学问。老先生每年去珠海的儿子家过冬，就让我帮他看上海的房子，我和我太太住了进去。
老先生在世的时候也有凡人的各种缺点，黑格尔说过，“仆人眼里无英雄”。可是等到他走了之后想到的都是他英雄的一面。俄国有一句话讲得很深刻，“鹰有时候会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会飞得比鹰高。”今天我越来越想到他伟大的大师这一面，他走后才觉得人间再无这样的大师。
来源: 南方都市报 | 来源日期：2013-05-09 | 责任编辑：凌绝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