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不是那谁谁,不然,我会大吼一声,报出他的名字,保准把厄运吓的一溜跟头的跑到别人那里去.
在铁西区小五路的某间平房里,我爸爸趴在炕头哭,我妈妈趴在炕梢哭.我爬到爸爸那儿,他说,去你妈妈那儿,我爬到妈妈那儿,她说,到你爸爸那儿去.这个场景定格在我人生的开始,大概那天医生确诊了我患上了青光眼,有可能导致终生失明.后来,妈妈带我千山万水的治眼睛,爸爸在家里上班加班,维持生计.我们经常会在异乡的医院里,或者某乡村旅馆里,接到来自沈阳的爸爸的汇款,还有搜罗来的宝贵的全国粮票.药没少吃,路没少走.最后回到家,眼睛的视力终于还是彻底消失了.
记得,爸爸第一次,跟我郑重的谈话,也仿佛是对着我的未来谈话:儿子,爸爸妈妈尽力了,治病的钱摞起来,比你还高.长大了,别怨父母.我有点手足无措,想客气两句,又有点心酸.
我爸爸叫周丛吉,老家在辽宁营口大石桥.60年代,大饥荒时,跑到沈阳,当工人.他是个挺聪明,挺有情趣的人.或许晚生几十年,也能搞点艺术什么的.
他爱养花,我们家门前,巴掌大的地方,他伺候了好多花花草草.70年代末,电视机像个飞碟似的,降临在我们贫瘠的生活中.先是一家邻居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我们整个向阳大院的孩子们,都炸了窝,每日,流着口水,盯着人家的窗户.接着,排着队,帮他家劈劈柴,打煤坯.就为了晚上能搬上小板凳,去他家, 看《大西洋底来的人》或者《加里森敢死队》.这时我爸爸,闪亮登场了.他骑上自行车,到沈阳的大西门,电子零件市场,买线路板,图纸,埋头钻研,终于有一天,咣的一声,我家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桌子上,那堆三极管二极管,乱七八糟的线路,亮出了雪花飞舞的画面,穿西装的念新闻的主持人,在雪花里扭来扭去, 我们家有电视了,九寸的,是我爸爸装的,太骄傲了.
在工厂里,他也是把好手,车钳洗刨各种工种全能拿得起.后来,他被评定为八级工,大概相当于高级技术工人的职称了.可是,我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爸爸,以及工厂的噪声冶炼厂的黑烟.那时,我开始读泰戈尔了,什么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窗前.我们家门口,只有一个下水道,再向前是个臭垃圾箱,紧接着还是个下水道.爸爸每晚都要会见他的同事,讲车床,钢管,抽烟,喝酒,妈妈在外屋地（东北方言，对门厅兼厨房的称呼）,炒花生米,我们要等着他们吃完才能上桌. 而且,像所有工人阶级的爸爸一样,让全家人害怕他,是他人生价值的体现.比方我们在唱歌,这时他回来了,吆喝一声,全家都灰溜溜的,屁都不敢放一个.
所以,每个人的叛逆,都是从反抗爸爸们开始的.
我很记恨他还打过我,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一下子,把盖帘里的刚包好的饺子踢翻了,我爸爸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我很委屈,因为眼睛看不清楚,就为了一点饺子.爸爸也很反对我读书,有一回,妈妈带我去书店,买了将近20元的世界名著,回家后,爸爸很不高兴,说花了这么多钱,这个月,你的伙食费可快没了.有时候,我会偷偷的设想,如果只有妈妈,生活里没有爸爸,那该多么愉快。
不满的情绪,和身量一样在长大.战争终究无可回避的暴发了.
在我十六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可以上桌喝酒了.一次,亲戚来家,带了一瓶西凤酒,我喝得多了,躺在火炕上,内火外火交相辉映,和爸爸一言不合,吵了起来,他也有点醉了,拿起拖鞋,照我脑门上一顿痛打,用鞋底子打儿子,那是很有仪式感的老理儿呀.
我是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加上酒劲儿,冲到外屋地,抄起菜刀,就往回冲,好几个人,拦着,把我拖出门,据当事人跟我讲,我一路喊着,我要杀了你,嗷嗷的,街坊邻居都听见了.真是大逆不道.后来,我爸爸问我妈,儿子怎么这样恨我,到底为了啥?
跟爸爸的战争,让我成熟了,,明白人长大了,就应该离开家,到世界里去,讨生活.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去了天津,长春,一年回家一两次,爸爸劝我努力当个按摩大夫,很保靠,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我不以为然,尤其是他设计的,我偏不干这行.这时,爸爸也达到了他一生的顶点,由于技术出众,当了一个小工厂的副厂长.好像还承包了个项目,不过不久,就下来了.他经常唏嘘,那时有人送红包,不敢要,拿工厂当自己的事情去做,结果也没落下好.
94年,我大学毕业,爸爸去沈阳火车站接我.从浪漫的校园里,从光辉的名著里,从对姑娘们的暗恋里,我又回到了破败的铁西区,几口人拥挤在一起的小平房.爸爸抱怨,当初不听他的话,学文学,结果工作也找不到.于是,他带着我去给校长送礼.这时,我看到他卑微的另一面,见了宛若知识分子的校长,点头哈腰,大气也不敢喘,把装了一千元的信封和酒,强塞入人手里,拉起我,诚惶诚恐的走了.回家,还念叨着,人是辽大毕业的.后来,中间人,告诉我们,没戏. 我爸爸毕竟是工人阶级,有觉悟,一听不好使,就去校长家,把钱要了回来.
对于家乡的失望，让我们越走越远，然而，父母老了，他们只能在身后，踉跄着唠叨些盼望和祝福。BB机出来了，手机出来了，电脑出来了，他们无视这一切，还专注的天天看着电视，用座机，给远方的儿子打长途电话，害怕电话费昂贵，又匆匆地挂断。有一年，，我在异乡，接到了爸爸的一封来信，他很当真的，告诉我，知道我在写文章，他想提供给我一个故事。说我们老家，山上本来有一大片果园，最近都被人砍了。故事完了，他问我，这件事能写成一篇好文章吗？
还有一次，爸爸来电话，说身体不好，让我赶快回一趟。等我回家一看，他啥事也没有。他神秘地告诉我，给我找了个媳妇，马上要见面。原来，我家出租了一间房，给一个在澡堂里工作的姑娘，不久前，她妹妹从老家来了，也想进澡堂上班。我爸就动了心，偏要撮合一下，那姑娘碍于住在我家，不好推辞，就说先见见面。这下，我爸当真了，千里迢迢，把我召回。
我说，我没兴趣，他就瞪眼了，那你还想找个大学生呀？怕他生气，我只能答应见见，小姑娘，刚从澡堂下班，就过来了，房间里，就我们俩，她问我，在北京干啥，我说，卖唱。她说，那有空去北京找你，那边的澡堂子怎么样？我不知道，她具体想知道的是啥，就囫囵着说，大概水很热。
我也是看过加缪的人了，也是听过涅磐的人了，咋还落到这么尴尬的境地。
这事情以后，我是发着狠逃离家乡的，如果没国境线拦着，我能一口气跑到南极。
2000年以后，爸爸有一次搬钢板把腰扭了，于是，提前退休了。。他脾气不好，不愿意，去公园根老头老太太聊天下棋，天天闷在家里，躺床上抽烟看电视。结果，得了脑血栓，一次，在外面摔倒了，周围人不敢去扶，有人拿来个被子盖在他身上，直到有邻居告诉妈妈，才被抬回来。从此，，他走路要扶着墙，小步小步的挪。每次，我和妹妹回家，要走的时候，他都得呜呜的哭一场。这让我想起20多年前的他，浑身充满了生产力的铁西区强悍的棒工人，拍着桌子，酒杯哐啷哐啷的响。他放出豪言：你们长大了，都得给我滚蛋，我谁也不想谁也不靠。
现如今，妈妈说，我们就拿他当作个小孩。耳朵有点聋，说话不清楚，颤颤巍巍的站在家门口，盼望着我和妹妹这两个在外奔波的大人早点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