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数学课，心就抖着呢！不想上，就想逃跑。”10岁的小女孩马绮曼噘着嘴说。回想起3个月前的学习生活，马绮曼说她早就想逃离那儿了。 马绮曼现在是大方经典国学班的学生，之前她在兰州市一所民族小学读三年级。49岁生下这个小女儿的母亲冯丽宇希望孩子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但后来冯丽宇却发现，女儿扎得好好的辫子经常在回家时变得歪七扭八的，好几次手指被打青。再三盘问之下，性格内向不爱说话的女儿告诉母亲是被数学老师打的。冯丽宇知道，孩子马绮曼平时有点“肉”（当地方言，意思为做事反应慢），思想老不集中，数学方面不开窍。 在以前的学校，马绮曼成了“一无是处”的孩子，周围的同学也开始“孤立”她。“错一道数学题就会被罚做100道”，孩子很累，母亲也看着心疼。 “不能这样逼孩子啊！”冯丽宇觉得不能再“忍”下去了。通过熟人介绍，听说国学可以启发孩子的智力，于是把马绮曼送到大方经典学校读国学。 马绮曼现在就读的大方经典学校是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梁一仁创办的国学“试验田”。创办者命名“大方经典”是想“昭示”他要以国学教育为基础，兼容并蓄，汇聚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来办学的教育理念。 梁一仁告诉记者，来大方经典学校的学生都不是资质和天赋很高的学生，而是普普通通，甚至有些是在学校里“待不下去的”。 记者在采访时，一些家长表示想通过国学教育，让孩子全面发展，除了掌握音乐、美术等特长外，在国学上也有所收获。 “并不太明白讲的是什么意思” 要上课了，平时调皮好动的杨智斌，双手合十，弯下身子，朝“先师孔子”像行鞠躬礼，回到座位静静地等待老师的到来。 10岁的杨智斌是大方经典学校“老班”的学生，这是一个只有10个学生的班级。早上第一节课之前，杨智斌和他的同学从6点起床后开始早操、早读，这天安排的科目是《大学》中的一篇背诵。7点半早餐，稀饭加馒头。按照课程表早上安排有两节国学经典朗诵课，1个小时的体育课，45分钟的语文训练（弟子规、八德、语文课本），下午两个小时两节英语课，之后是15分钟的站桩课，数学被安排到了最后，晚上则是阅读、练琴和绘画，临睡前还安排了站桩。 梁一仁自己的孩子梁培禅也在这个班上，3岁就开始接触《论语》，8岁背会《论语》，9岁背完《老子》。现在每天仍有200字的背诵量。梁培禅悄悄告诉记者：“这种教育固然好，但是难度太大，作业太多。”让他有点头晕。 这个10岁的孩子觉得，“小学课本太幼稚，已经找不到有难度的了。”他说与其他同龄孩子在一起已经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在前来看望孩子的家长眼里，梁老师的孩子“知识丰富，很有礼貌”。 对于老师现在要求背的《大学》，小女孩李想说她“并不明白讲的是什么意思”。在大方经典学校，老师教国学内容时并不注重讲解，梁一仁认为儿童处于记忆的黄金期，应该大量背诵经典。“给孩子心中埋下一颗经典的种子，等长大以后慢慢去发酵。” 另一个孩子刘伯文向记者背诵莎士比亚的名篇《仲夏夜之梦》，摇头晃脑间吐出一串单词。刘伯文说他尽管还不太明白里面讲述的故事，但“反正就是喜欢”。 全日制教育变身兴趣班 从1998年开始，梁一仁到兰州市的幼儿园和小学义务免费宣传国学教育，陆续开办了一些国学兴趣班。但梁一仁很快发现，“并不是很满意”，学校的老师很难投入足够的精力和时间进行国学教育。 8年间推广国学教育碰的“钉子”，经历的“辛酸和艰辛”，梁一仁已经不愿意多谈。梁一仁认为对大学生进行国学教育已经是“亡羊补牢”，所以选择“从儿童抓起”，亲自实践。 在梁一仁看来，“就像中国武术，国学教育是一个童子功的问题。”自己很遗憾没有“童子功”，走得很辛苦。 从2001年开始，连同自己的孩子加上一些朋友、熟人的孩子，梁一仁向孩子们讲授《四书五经》，这就是梁一仁创办大方经典学校的雏形。尽管几年间学生的流动很大，但数目在增加。暑期记者采访时，一共有50多个孩子在大方经典学校接受国学教育，每个班不超过20人。 8月23日，教育部发言人明确表示否定上海诞生的全日制私塾“孟母堂”的教学形式。此前当地媒体采访兰州市教育局时，有关负责人曾表示教育局没有接到学生家长的反映，但大方经典学校不具备向适龄学生开展义务教育的资质。如果大方经典确定继续办学，那么就需要向教育部门申请社会力量办学资格。 8月25日，通过当地媒体，梁一仁表示大方经典学校已改变办学形式，改为“儿童国学教育班”，从全日制教育向兴趣班转化，改为双休日和假期授课。 梁一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达了自己的一个愿望：办一所私立学校。这个学校既能高质量地完成学校教育的相关课程，同时又能很好地弘扬国学。但梁一仁也认为事情并不是很容易，“资金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在正规学校教育里，国学能否得到弘扬 “国学”到底需不需要教育？应该怎样教育？一直是舆论争论的焦点。有论者认为，国学当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把糟粕的东西提供给孩子，会影响孩子的一辈子。 对此，梁一仁认为，中国学术界话语权是西方式的，以西方文化的话语权评价国学教育是不公正的。“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对国学教育质疑的人，没有从事过国学教育。”他说他的实践表明：孩子是可以学习《四书五经》的。 兰州五中语文老师宋峰涛认为，家长青睐国学教育，其实是对应试教育不满的一种反应。他同时认为，“对待国学教育，要从长计议，理智地面对，私塾只是一个形式，重点应该是内容，国学教育不能退到当年的私塾书院形式。” 如何在学校教育里融合进国学的精华？宋峰涛建议：“作为语文教育，在内容上要加大古典文学的成分，文言文是源，白话文是流，学好文言文，自然就会学好白话文。另外在教学上，应该突出思想性，淡化技巧性。” 宋峰涛认为，在现行学校教育里弘扬国学，阻力在于应试压力，“分数第一的指挥棒压垮了老师和学生，摧毁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他说，“应试教育占用了学生大量的时间，基本上是全天候的学习，哪有时间学习国学。” 宋峰涛也曾进行过一些尝试，比如在学生学习《红楼梦》的时候，让同学读原著，还搜集了一些影像资料放映。结果是学生非常欢迎，却被家长和学校指责为“胡整”。 “正规学校教育有很多成功的地方，应该得到尊重，但是学校教育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改革和调整。”梁一仁说。 本报兰州8月31日电 （责任编辑 李红） |
国学的原义、演变及内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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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锟 2008-09-08 光明日报 国学,见于周代,其原义是指国家所设立的教育机构和学校。“国学”一词,出于《周礼·周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与之相似的还有《周礼·周官·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这里的“国学”,就是指国家的高级教育机构和学校。周代的教育,有国家教育与地方教育之分。地方教育称“乡学”,学校类型有“校”、“序”、“庠”,设在地方的自治单位“乡”、“遂”之中,并由司徒和遂大夫职掌。国家教育称“国学”,设在王城,由乐师、大司乐等官职掌。可见,国学的原义,是指周代中央设在王城的国家教育机构和学校,它与地方的乡学相对。 周代国学,又有小学和大学之别。按照《周礼正义》所述,周王国的小学,建在王宫南大门的左边,由师氏职掌。而王国的大学,建在国都之南郊,包括辟雍、上庠、东序、瞽宗和成均五所,由大司乐职掌。小学和大学的学生称为“国子”,主要是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之嫡子,他们皆贵族子弟,以与乡学中的平民子弟相区别。子弟八岁入小学,教育内容主要是“六艺”之文和基本的生活规矩。国子十五岁从小学升入大学(大学的国子还包括乡遂所推荐的贤能),在大学里,他们因时因地依次到辟雍、上庠、东序、瞽宗和成均之中学习干戈乐舞、礼仪典书,大约九年之后毕业。大学教育的目标和步骤,按《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可见,大学教育之道,就是要让贵族子弟获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才德。在周代,由于大学教育是贵族子弟成才的高级阶段,它承担着为国家培养“修己治人”之才的使命,这使得大学成为周代国学最重要的部分,以至于人们有时把国学与大学教育等同起来。 后代的国家教育,明显受到国学的影响。周代以降,为了教育王公官僚子弟和平民俊秀,培养人才,各朝代都重视设立国家教育机构和学校。其中,汉代有太学;晋武帝又设国子学,以与原有的太学并立;北齐为国子寺;隋唐宋时国子监下辖太学、四门、国子学;元代设国子学,明、清为国子监,它们都是国家的高级教育机构和学校,秉承了周代国学的职能。如果说,周代国学的教育内容是礼乐文化,那么,周代以后国学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如汉代太学,主要教授《周易》、《尚书》、《诗经》、《周礼》、《春秋》五经;唐代太学、四门、国子学的生徒要学习《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尚书》、《周易》、《孝经》、《论语》等经,闲暇时还可兼习《国语》、《尔雅》;北宋国子监的课程和教材有:《诗经》、《尚书》、《周易》、《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周礼》、《仪礼》、《礼记》及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等;南宋时国学教材在北宋经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朱子的《四书集注》和《仪礼经传通解》,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西铭》,程颐的《易传序》和《春秋传序》等;明、清的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主,学校的课程和教材也主要是“四书五经”,而且“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颐的《易传》、朱子的《本义》;《书》主蔡氏《传》;《春秋》主《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礼记》主古注等等。可以看出,秦汉至明清,国家的最高学校名称虽各异,学生所学的课程和教材亦有变化,但它们基本秉承了周代“国学”作为国家教育机构和学校的原义,其作为教材的儒家经典,实际上与周代的“礼乐文化”一脉相承。一句话,在古代,国学就是国家办的高级教育机构和学府,其教育的核心是周、孔为代表的儒学传统和文献,其目标是培养修己治人之才。 进入近代,国学的内涵发生了嬗变,国学不再是指国家的教育基地和学校,而是指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总体,期间并有“中学”向“国学”转变的分际。19世纪中叶,挟裹着军事经济强势的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并冲击着中国固有的文化。由此,古代的“华夷之辨”转变成“中西之辨”。在中西文化的颉颃中,中学处于弱势地位,为了实现富强,使中华民族立于不败之地,以魏源、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以及以王韬、郑观应、黄遵宪等人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主张在坚持孔子之道的同时,学习西方的技艺器用,他们的主张后来被提炼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论。其中的“中学”,就是指以孔门之学为主的中华固有的学术,它与西方的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工商法律等知识相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进一步加剧,中国文化更加弱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了保国保种,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提出“保存国学”、“振兴国学”的口号。章太炎认为,国学是国家成立的根本,国学亡而国必亡,国学兴而国自立,国学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存亡相依。章太炎指出,国学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的总称,它包括“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相对于“中学”,此时的国学已无“以孔门之学为主”的强调。而章太炎的国学观,被人们普遍接受,成为20世纪知识界对国学的基本看法。 当然,由于中国固有的学术和文化,其内容广泛,包罗万象,因此,说到国学的具体内容,以胡适为代表的“反传统派”和以梁启超、梁淑溟为代表的“传统派”便出现了分歧。反传统派心目中的国学内容,侧重于古代文学史、史学考据文献及诸子作品;而传统派心目中的国学内容,主要是指影响中国人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儒家经典。就学习国学之目的,反传统派是要清理一段中国的历史和学术史,批判传统儒学的弊病,从中寻找几点与西方现代学术相契合的“真价值”,以便接引西方的知识,在中国“再造”现代文明。相反,传统派研究国学之目的则很明确,他们相信中国固有学术的道德和精神价值,希望人们熟读儒家经典,体验其中的“活灵魂”,并以之修身践履。 由上可知,国学的概念及其内容不是静态的、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变化的。然而,除“反传统派”外,人们对国学的看法,在不断变化中有一不变的红线:即不论是周代的官学、中世的士大夫,还是近代的“传统派”,人们把国学当作塑造中华民族独特生活方式和基本价值观的载体,它就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传统,这就是国学的内核所在。 如果明白了国学的内核,今天我们学国学、读国学,面对的就不是让人畏惧、无处下手的中国学术文化的总体,而是以儒学为主脑,在研习四书五经的基础上,适当可以旁及先秦诸子、佛道之书及诗词文史。兹不揣固陋,列一国学书目,以供普通读者参考:即《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坛经》、《近思录》、《传习录》、《史记》、《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楚辞》、《文选》、《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唐宋文选》是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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