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世存等：现代文明人格与丛书启蒙 | |
| 作者:余世存 赵国君 纪彭 赵婕 王俊秀 叶匡政 2012-12-12 | |
| 嘉宾： 余世存（青年思想家，《现代文明人格丛书》执行编委，著有《非常道》《老子传》等） 王俊秀（《现代文明人格丛书》执行编委，汉尊文化副理事长） 赵国君（策划师兼社会活动主持人，戏剧推广人，《杜尚传》作者） 纪彭（《文史参考》记者，“新知沙龙”创办人，《丁文江传》作者） 赵婕（青年作家，《爱因斯坦传》作者） 叶匡政（诗人，做过出版人，现任《凤凰周刊》主笔） 【要点1】西方意义的启蒙运动经历了几百年的光荣后，到20世纪出现了巨大危机，我们通常称为现代性危机。最大的问题是导致哈耶克所说的理性僭越、理性的自负。 【要点2】中国意义的启蒙是什么意思？在先秦经典《礼记》有一句话叫“礼闻来学”。这个启蒙跟康德不一样，规避了理性的自负，没有说要启蒙你，而是你来找我问问题就可以，我不去主动教你，这是中国人的启蒙态度。 【要点3】中国文明有它的智慧，社会乱了或者到了冬天，就会有一批仁人志士出来，给大家调整时间。中国历朝历代，每个皇帝登基后要改元，改元就是调整时间，就是定时，调整人文时间。 【要点4】80年代的启蒙多少鼓足了干劲，睁开了眼睛，有股上下同心的开明劲儿；但今天的启蒙已经水涨船高武装到牙齿，所有艺术管制、文化管制水涨船高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层面。 【要点5】教育对人格的培养已经完全缺失，没有知识的人格是削弱的，没有人格的知识是危险的。启蒙也好，做一切的行动也好，最后指向的都是个体与人生。 杨子云：各位网友各位老师晚上好！今天是燕山大讲堂188期，我们所要谈论的主题是“现代文明人格与丛书启蒙”，这个话题的起源是一套丛书《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第二个关键词是“启蒙”，“启蒙”这个词要远涉到一百多年前或更早的时间。1949年后经历了一段封闭时间，到了80年代，重续启蒙话题。80年代的文化热，与几套丛书相关，比如《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中国文化书院”出版的一系列丛书，以及“传统与变革”丛书等。这几套丛书的不同走向，基本上奠定了我们当下的思想格局。 这次由余世存老师、王俊秀老师担纲主编的《现代文明人格丛书》，他们基于什么样的思考，有什么进展？我们今天请到了操作人和作者，分别是：余世存老师，我们正准备给他贴一个标签，他首创微博体，用微博体的方式独家讲述中国历史之非常道。下一位是赵国君老师，律师观察网的律师创始人，现在仍在继续坚持。第三位是纪彭，他是《文史参考》杂志的记者。下一位是赵婕，《爱因斯坦传》的作者。第五位是王俊秀老师，中国互联网事业的推动人，博客概念的提出者。今天的活动串场就交给王俊秀老师。首先有请余世存老师做一个发言。 “西方启蒙的现代性危机” 余世存：熟悉我的人知道我的口才很差，非常感谢诸位今天晚上到这儿来听我“胡说八道”。来这儿之前，子云跟我说过主讲一下今天晚上的活动，希望谈谈启蒙，我们这套书跟启蒙有什么关系。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现在所做的启蒙工作跟80年代启蒙工作的最大差别是什么？在我看来，80年代在春天启蒙，我们是在冬天启蒙。这样马上把春天和冬天的天文时间概念运用到社会人文实践中，天文和人文相联系，不仅是中国人的理解方式，大家都知道诗人雪莱的一句话：“既然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就是把天文时间跟人文时间结合起来的一个例子。 具体说到中国知识人对春天的盼望，比如说，上世纪50年代费孝通教授写过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当时他以为中国知识人的春天来了，但报春太早，被寒流压住。第二次，即诗人郭沫若在1978年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科学的春天》，他是一个大诗人，对季候非常敏感，知道中国打倒“四人帮”后人文时间发生了变化，所以他认为春天来了。这是文明史上将天文时间与人文时间结合的经典案例。郭沫若预言科学的春天来了，我们迎来了80年代，80年代出现了各种社会热点，比如启蒙热、文化热、方法论热。80年代是中国当代社会很少有的一个年代，那时候大家心气比较足，而且心态很开放，追求个性。那时候丛书启蒙的功劳很大，无论《走向未来》丛书，还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在当时的启蒙性、思想性非常强。 从现在来看那些丛书，在学术上、知识意义上已经被Pass掉了，已经站不住脚，时过境迁了。现在年轻人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看那些丛书的内心感觉，我们的人生都受到它们的影响。子云跟我交流说：那个年代的丛书几乎奠定了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格局。她的评价很平实。所以我说那个年代的启蒙是春天的启蒙，让中国人和中国社会追求解放、追求个性、追求自我，并且像真正的春天和夏天一样，放任自我自然的生长。但很可惜，80年代遇到了90年代，虽然流行歌曲也唱“90年代某个春天某个老人在南海画了一个圈”，但中国进入到另外一个时间序列中，这个“以权抢钱”的私有化浪潮，不是一个正常的春天，而是贪污腐败的春天。所以从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急剧的贫富分化、两极分化，中国的生态环境、心态环境、世态环境都遭到空前的污染和败坏，这个年代持续了二十年。到今天我们正处于漫长的严冬，正好天文时间也是冬天。 在冬天里进行启蒙工作，跟80年代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这套丛书的操作跟80年代的那种操作有所不同。我跟王俊秀两个人商量这套丛书时，我们就希望设计感强一些，希望读者并不是全社会性的，而是中青年读者，面向年轻人，我们邀请的作者也以中青年为主。用我的话来讲，在这次冬天里，60后、70后、80后的读书种子和作者们散落在民间、江湖，我们要找到他们，通过一种方式收割这些人，让他们的思想真正能够表达出来、传承出来，能够对我们的社会有进步意义，有正向的价值。 无论是在80年代的春天还是90年代的春天，还是新千年前后经济年代的镀金时代，新生活、新经济的互联网春天，可以说是年轻人的大好时光。但冬天不是，现在这个冬天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的压力是空前的，和80年代、90年代的新青年相比，现在年轻人的日子难过得多，这是春天和冬天的不同。诗人穆旦曾说过在冬天看到孩子露出春天的笑容，他有一种难受。刘柠是一个敏感的作家，他感受到这个时代的某种耻辱感和荒凉感，他说自己每天都活在巨大的羞耻感中，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冬天。一个敏感的作家，看到了不公，罪恶时可能会痛哭或者心里流泪时，有些人露出很傻很天真的笑容，这是巨大的反差。 这就涉及到我们做这套丛书的意义，我们要启蒙，启蒙就是调整时间、确定时间，没有对时间的调整和确定，我们没有办法发展下去、生活下去。 这里涉及跟西方人的启蒙观念的互补。说到启蒙，大家会想到康德，他对启蒙有一个非常好的定义，现在读起来仍然激动人心。他写了《什么是启蒙》，何兆武先生的翻译也特别好：“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所以启蒙运动的口号是“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智”。“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已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时，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这句话放在现在还是非常适用的。康德意义上的启蒙在今天仍然非常迫切、重要。 但康德意义上的启蒙有巨大的片面性。启蒙运动经历了几百年的光荣后，到20世纪出现了巨大危机，我们通常称为现代性危机。启蒙最大的问题是导致哈耶克所说的理性僭越、理性的自负。后来西方诗人、哲学家对康德进行了校正。诗人艾略特说，在他那个年代，人应该去寻找自己的传统。他认为写诗不是应该写出自己的个性来，而是要泯灭个性，不是要显露才华，而是要回归传统。海德格尔曾问，“在贫瘠的时代诗人有何作为？”冬天有何作为？还能发挥你的个性吗？不能，发挥个性未必对有好处，所以海德格尔给的答案是“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如果翻译成人文时间，还是说人要回归传统。所以他说人要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要尊重大地与家园。 可以说，启蒙得到西方一流哲学家、诗人、思想家的反思反省，但可惜他们的反思反省没有带动整个社会的校正，所以现在全球化出现了很多矛盾，虽然有人说世界是平面的，后现代性的理论消解了深度模式，但天真的他们没有看到艾略特、海德格尔和哈耶克感受的问题，没有想到这个世界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乐观。现在我们既要尊重康德的启蒙思想，同时也要看到他留下的巨大漏洞。学术界这么多年也在反省，比如你说要启蒙，谁是启蒙者，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就是人要运用自己的理性，但理性有巨大的毁坏力、破坏力，怎么保证没有那么大的破坏力？所以我给大家梳理启蒙的历史，要进入中国语境，中国意义的启蒙比康德意义的启蒙要丰富得多。 “中国人的启蒙态度与西方的差别” 中国意义的启蒙是什么意思？在先秦经典《礼记》有一句话叫“礼闻来学”。这个启蒙跟康德不一样，规避了理性的自负，没有说要启蒙你，而是你来找我问问题就可以，我不去主动教你，这是中国人的启蒙态度。这个启蒙态度在中国最早的经典《易经》里也有，有一个蒙卦，排序第四，乾坤之后是屯卦，屯卦之后是蒙卦。蒙卦的核心意义是：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就是《礼记》里所说的意思，即你有什么问题你来问我好，我不会主动告诉你。而且还说了一句话：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问我一遍就够了，如果还问我第二遍第三遍，就亵渎了你的问题，不会告诉你。这是中国意义的启蒙。 当然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中国传统的启蒙也有很大的问题，它导致儒生没有现实操作能力，这可以从对启蒙的理解和认知中可看出，因为他说我不会去主动教你。所以一个怪现象是，儒生搞建制搞得还可以，但面对乱世完全无能为力。也就是说儒生面对春天、夏天，让他去主持一个活动，去做点制度建设还凑合；但在冬天在乱世，儒生们就手足无措。这又可跟我们的现实层面相比，最近一二十年的漫长冬天里知识人几乎无能为力，听任权力和资本合谋毁坏中国的生存家园，这是知识人面对冬天、面对乱世的情形。 中国文明不只儒家学说一种，也有道家学说、中国的佛家学说。在冬天，儒生往往难以做事，但怀着天道、人道思想的道家知识分子，反而能有所作为。所以看中国历史，会经常看到儒生在和平时期出来展示才华；但在乱世，是道家知识分子出来力挽狂澜，平定天下。从秦汉以来，到诸葛亮，隋唐之际的王通，宋元之际的刘伯温，他们都有道家思想，或者说他们是通才型的，所以他们有抱负愿景澄清天下，调整时间。这是道家对启蒙的一个理解，在我看来比较符合自然或者比较符合我们所说的天道逻辑。 所谓启蒙是真正打开每个人自己，首先要找到我们个人的时间，这是一种；同时一定要看到你外在的时间，看到你的时代，即人文时间和天文时间。道家学说对天文和人文的关注超乎儒家。我读《易经》，发现从汉代的儒生到现代的胡适等人，他们对天文时间和人文时间缺乏感受。我们个人面对一个大的天文时间和人文时间，如果有所错位，那我们所谓的启蒙毫无意义。无论是历史上的狂生还是当代的一些才子，他们在自己的圈子里有非常深刻的思想，但对大众对社会毫无意义。这是一个悲剧的事实。 中国文明作为一个文明延续了几千年，它自身远大于个体，它的启蒙跟理性关系不大，而跟时间相关。这个启蒙就是我最近一直强调的调时和定时的能力。人文时间有春天和冬天，按四季的说法有春夏秋冬。《易经》里的春夏秋冬叫元亨利贞。抗战后期，冯友兰以为中国的春天来了，所以写了《贞元六书》，以为贞下就能起元。他以为抗战之后是中国的春天，或者像胡适在40年代说中国有文艺复兴了一样，这是对春天的一个向往。但他错了，1949年后的中国迎来了另外一个更漫长的严冬。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来，但在当时立于历史情境中未必能看到。 来源:腾讯-燕山大讲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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