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落选中研院始末——兼及王叔岷“评刘文典《庄子补正》”
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隶属国民政府，是中华民国的最高学术研究机关，首任院长蔡元培。1948年4月，首批中研院院士共81人经民主推选产生，李四光、竺可祯、陈省身、华罗庚、赵元任、梁思成、郭沫若、胡适、傅斯年……院士名单可谓星光灿烂，都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最出色的人才。
在被认为“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中研院人文组中，28位院士实际上是从55名候选人中被推选出来，落选了几乎一半人选。在这“另一半”中，刘文典无疑是最具争议的候选人。
刘文典，安徽合肥人。1909年赴日本留学，1912年回国在上海于右任、邵力子等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1913年再度赴日，1914年任孙中山秘书。1916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研究诸子著作，在学术界声誉渐隆。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等，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
作为人文组“中国文学”分组中的六名正式候选人之一，刘文典与唐兰落选，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入选。原本在这样的候选人名单中落选可能有多种因素，遗珠之憾难免；但在民主推选的既定程序下诞生的院士，还是实至名归的。夏鼐曾温和地批评说：“中研院的所长和专任研究员，因为‘近水楼台’的关系，他们的工作和贡献，院中同人自然比较熟悉。又加以人类到底是感情的动物，朝夕相处的熟人之间多少有点‘感情’的关系。所以同等成绩的学者，也许是院内的人比较稍占便宜。”
那么，刘文典的落选是在如夏鼐这样温和批评中的氛围里产生的正常事件吗？仅仅是因为当时刘氏远在云南任教，而没“近水楼台”的缘故吗？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刘氏差一点连正式候选人资格都没有，55人的候选名单也差一点没有进入。时年33岁，还只是中研院史语所助理研究员的王叔岷，就曾大力阻挠刘氏的入选。根本就不是评议员的王氏称“刘文典先生之《淮南子》及《庄子》，校勘考据皆甚糟糕，并云傅先生如出席，必不推荐为候选人”。王氏所称傅先生，即史语所首任所长傅斯年，他于1947年初夏完成参与北京大学复校工作之后，就去了美国医治高血压，评选时，他并不在场。那么，王称傅必不推荐刘为候选人，是什么原因让他如此肯定呢？王何许人也，敢于以非评议员身份来阻挠刘成为候选人呢？
王叔岷，四川简阳人，自幼雅好诗词艺文,但1941年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时,所长傅斯年当头棒喝:“洗净才子气!下苦功校勘庄子!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一言遂定其终身取向。此后他由研究所而大学,由大陆而台湾而南洋,六十载始终倾力于字句之学。王氏的才性学力本不局限于校勘范围。他早年所作《庄子通论》,杨树达许为义理、考据、辞章兼备；以后于先秦儒、道、法诸家皆有所论,有析论性的《庄学管窥》,更有通贯性的《先秦道法思想讲稿》,已入思想史领域。但王氏始终笃守傅氏让其致力于校勘学的信条，因此对这位肯下苦功的聪慧学生，傅氏颇为激赏。显然，傅、王二人的关系相当明确。所以王氏能在评议会上，当场作出“傅先生如出席，必不推荐为候选人”的断语。当然，其根本原因是经他鉴定刘文典的学术代表作《淮南鸿烈集解》与《庄子补正》“校勘考据皆甚糟糕”。
事实果真如此吗？曾经胡适作序推荐，入选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两位学术大佬国学书单，鲁迅也买过的《淮南鸿烈集解》真的有那么糟糕吗？曾经陈寅恪作序推荐，为其所激赞为“一匡当世之学风”的《庄子校正》，这部出自自诩为“半个庄子”的刘文典之手耗时十年之著述，真的有那么糟糕吗？一系列的疑问，既然在短期内没法解答与评判，评议会仍然坚持原定名单，刘文典仍旧赫然在列。
可是，在王叔岷的激烈阻止之下仍然入选正式候选人名单的刘氏大名，远在美国的傅斯年得知后出离愤怒。他亲自写信由夏鼐转交给中研院总干事萨本栋说：“候选人中确有应删除者，如刘文典君，刘君校《庄子》，甚自负，不意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助理研究员王叔岷君曾加检视发现其无穷错误。更有甚者，彼曾为土司之宾，土司赠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今列入候选人名单，如经选出，岂非笑话？学问如彼，行为如此，故斯年敢提议将其自名单除去。”由于傅的举报，刘文典在接下来的五轮投票中，得到五次0票。刘的落选，遂成定局。
45年之后，1993年3月8日，已是八十岁的王叔岷在台湾傅斯年图书馆二楼研究室里，为自己1947年9月曾初版过的《庄子校释》一书的重印本撰序。他在序言中写道：“庄子校释五卷，为岷手写本……最后附录‘评刘文典《庄子补正》’一篇则删去，少年气盛，明于人而暗于己，实不应对前辈作苛刻之评，常引以为戒”——原来，当年王氏在评议会上否定刘氏之际，其实已经拿出了评定刘氏学术水准的证据，即《庄子校释》一书中的附录文章“评刘文典《庄子补正》”。
由于王氏这部著作为国民党溃败前夕印制，时值国内内战期间，印量本身也较少，保存下来也极其不易，如今已颇难觅得。加之王氏晚年对所撰“评刘文典《庄子补正》”已深表愧悔，重印著作时概不录入，使得这篇可能是刘文典落选中研院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文章，绝难重现于世，几成“佚文”。幸运的是，笔者偶然寻得一部初版《庄子校释》，终可管窥王氏当年的持论依据，及其对刘氏学术水准的判定结论。
《庄子校释》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于1947年9月，被列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十六”；是书为影印手稿本，一部六册全。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一年6月，同样是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了刘文典的《庄子补正》一书，两本书同一年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似乎颇有点唱“对台戏”、互相叫板的意思。而“评刘文典《庄子补正》”作为《庄子校释》的附录，也是全书的压轴之作，几乎占到了第六册的一半篇幅，足见王氏批评刘氏用力之深、阐论之详。该文开篇即说明缘由、阐明观念，一针见血的加以评述，曰：
昔年治庄子，闻合肥刘文典先生有旧稿《庄子补正》，于宋椠唐写诸本，及前人著述可资比勘者，均已收采。说者谓其不止复庄书唐人或魏晋之原有面目，并复先秦之旧。又闻先生亦极自矜工苦，常语人曰：“欲与我谈庄子，须庄子复生可也”。其自负既如此，人誉之复如彼，则补正一稿，应有观止之叹。岷复孜孜讨治庄书，不亦泰多事乎？然因积稿甚多，不忍弃置。去岁仲秋，已成校释五卷，凡一千五百六十九条，虽颇惬私意，尚未敢问世，常思得先生旧稿，以资参证。厥后垫江张君怀瑾，自昆明来书，称先生补正，已由云南大学杀青。既而赠岷一册，得之大喜，如获珍宝。但翻检一过，窃有所疑。刘先生之说与岷宿昔所见虽不无暗合，然其武断处实未敢苟同。其于庄子唐钞、宋刊、元明翻刻各本，并未遍加涉猎；征引类书，亦仅《御览》稍备，即其所已收采之各条，又复譌误层出，先生持是以为正，似未能复先秦之旧也。庄书中疑义，先生所未发正者尚多。
从文章开篇一段话来看，王叔岷对刘文典《庄子补正》一书的批评集中在两点，一是版本涉猎并没有声称的那么多，二是即使现有的征引古籍也“譌误层出”。可以说，这两点批评，击中了所有校勘古籍类著述的要害，更何况《庄子补正》一书初衷还是要纠正历代校勘庄子类著述的错讹，以期提供一部可以“复先秦之旧”的经典之作。接下来，王氏要“兹谨就其所已标出者，作一概要批评”，对刘氏这部得意之作展开了逐条逐字的摘谬与纠正。最后，王氏得出结论说：
《补正》中引书之疏漏，尤不可胜举。所引而无关校勘或义理者，又不知翦裁，且多徒事钞录不下断语，貌似谨严。其一下断语，便决然无疑，貌似正塙。故说者多称先生治书精严有法，不知其可商榷之处甚多也，此稿所论，已可窥其大略，非敢有意攻先生之短，治学不得不求真耳。
王氏用了自己著作六册书中的半册书来批评《庄子补正》中的种种错讹，但仍然结论说“引书之疏漏，尤不可胜举”，可想而知，刘文典这部著作的漏洞之多，的确是可以用“糟糕”来评价了。不仅如此，王还指出了刘在撰著过程中的一个“障眼法”——即在引用材料时没有下断语的，往往是“不知翦裁”的结果，但这一手法却会被读者误判为“谨严”；而在下断语处，又往往正是其“武断处”，但又会给读者造成一定“正确”的假象。总之，无论从征引古籍版本的数量、质量上来看，还是从校勘学角度上的取舍裁翦、精审论断上来看，王都从根本上推翻了刘著的学术基础，并对刘的学术水准乃至学术品格都大加质疑几近彻底否定。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评刘文典《庄子补正》”的落款日期为，“三十四年初夏脱稿于李庄栗峰”。即是说，这篇文章，原是作于1945年初夏，正值中研院因避战火而迁至四川省宜宾市李庄镇的时期。那么，与之相对应，王氏批评的《庄子补正》就不是1947年6月商务印书馆的正式版本，而应是1939年之后刘氏流寓云南期间所印制的初稿本。限于抗战后方的客观条件，这个初稿本是土纸石印本，不但印制效果不佳、油墨易污；且多有错讹、校印不精。按常理而言，晚出的正式版本，即由商务印书馆1947年初版的《庄子补正》应当比这个石印本更进一步、更胜一筹；或许王氏所批评的部分错讹也已有所纠正与改进。但经过仔细比勘，事实上，王氏针对石印本所拈出的错讹，在商务版《庄子补正》中依然存在，并没有多大的改动。这样看来，刘著的学术水准确实不可能达到陈寅恪序言中所称的“一匡当世之学风”的高度了，非但如此，还简直可以成为“不思进取”的反面教材来看待了。
那么，《庄子补正》一书出现这种有失水准的情况，1939—1947年八年时间里，刘文典究竟为什么没有对其再作校订，以期精益求精呢？这是有一定客观与主观原因的，否则就有悖人之常情、学者之常态了。1937年抗战爆发后，刘文典没有来得及与清华、北大等校撤离南下，滞留北平。1938年他才扮作难民，在朋友帮助下，逃离北平，辗转南下，历经磨难后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在此期间，经历了丧子之痛、国难之艰、流离之苦，以及与出版社就出版《庄子补正》一书多年谈判僵持之累的他，早已精神困顿、忧愤满怀。更由于染上了鸦片烟瘾，花销增巨；还得同时勉力维持家庭生计，他的确曾为当地土司兼职撰文，以此赚取酬劳。
据考，1942年春，云南普洱大盐商张希孟，专程派人来昆明，欲请学者为其母撰写墓志铭。来人找到刘文典，允诺提供巨额酬金，另外还付以足量鸦片，可保其数年生活无忧。时任西南联大清华中文系主任的闻一多对此非常不满，认为其行为败坏校风、难为师表，将其解聘。傅斯年后来所忿然指出的“彼曾为土司赠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即指此事，也确有其事。
1943年，被清华大学解聘的刘文典，不得不受聘到云南大学任教，直至1958年逝世。无论从学术资源还是学术氛围而言，无论是从精神状态还是从物质条件来看，留在昆明任教的刘氏已经不具备对其原有学术成果精益求精、更上层楼的基本前提。而王叔云在1945年撰“评刘文典《庄子补正》”一文时，恰恰正是刘氏精神潦倒、意志涣散的人生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刘氏的学术生命也正在走向下降通道中。时年31岁，正年富力强的王氏，此刻正端坐于南迁的中研院办公室里，手捧着傅斯年用金条换得的宋版书孜孜以求、雄心勃勃；而他所批评的著者刘氏年已56岁，老态已显，正在鸦片烟的吞云吐雾之中，不无忧愤的嗟叹终日。公平的讲，王氏对刘氏的批评，看似只是纯粹学术水准的高下之争，实则是在物质环境、精神状态、时代背景、生活历程各个方面都不对称，也毫无体察与体谅的情况下产生的。也正因为如此，待到王氏八十岁时回想旧事，禁不住要自责自己的年少苛刻，愧悔莫及，一定要删除此文了。
刘文典落选中研院，归结其原因，无非是王叔岷攻其学术软肋，傅斯年攻其道德缺憾，两项证据确凿，是理所当然的。至于为什么当年极力提携他的胡适，也未能伸出有力的援手来，恐怕也是在傅、王二人的“铁证”面前，无法再说友情话的缘故罢。历来笃守“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胡适，终究也未能助刘氏一臂之力。后来据说，在胡适乘专机飞赴台湾之前，尚有意将刘氏移居海外，但这一次遭到了刘的拒绝。或许，经历了清华大学解聘，又落选中研院的刘氏，此刻岂止是学术追求停顿不前，更早已没有了任何追随政治、继续漂泊的动力与信心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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