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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史学大师陈寅恪的这句话，为研究者们指出了一条路途：探究一字一词的生成语境和发展脉络，犹如一趟“知识考古”，切口小，却能管窥每一历史阶段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变化趋势，其意义远远超出了语言学范畴。
而要在现代汉语的汪洋辞海中，独独挑出一个字作为个案，通过其诞生、早期书写实践和社会认同的过程，既能认知汉语的时代变革，又能见识新文化运动的风云，还能阐释现代意识的崛起———这个字，则非“她”莫属。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不仅慧眼识“她”，还对“她”情有独钟，为“她”写了一本传记———《“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他用他的学术努力告诉人们，将工夫花在“她”身上并非小题大做———这不仅是因为，“她”涉及人类一半之众，也同“你”“我”休戚相关，没有“她”，情歌恋曲难以谱写，文学艺术黯然失色……更重要的是，“她”的曲折身世，能够呈现文化史的斑斓内涵，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
探究“她”的诞生，作者首先指出，“她”并非完全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其实早在清代，就已经有人在无意中呼唤“她”的出现，并作出种种尝试。当时，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端，如何翻译“she”，成为传教士、留洋国人头疼的一个问题。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动足脑筋，将“he”、“she”、“it”译为“他男”、“他女”和“他物”，意思是到了，但不伦不类，很不方便。而中国人郭赞生则主张将它们翻译为“他”、“伊”、“彼”，但其主张少有人知。清末，随着国门洞开，中西交流日益频繁，对女性代词的要求在知识精英阶层中不断增长。1917年，刘半农和周作人私下讨论起“she”的翻译问题，最早提出创一个“她”字。1918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将刘半农的设想公之于众，推向了公共平台。
语言翻译呼唤女性代词，文化交流需要女性代词。然而，当时即有人提出异议：西方语言中有的，汉语中就必须有么？事实上，西方文明的冲击，尚无力推动“她”登堂入室，正式进入汉语的密林。《“她”字的文化史》用大量材料说明，是现实的妇女意识觉醒和与之相关的民族解放斗争，促使了女性代词合法化。古老汉语在新时代被激发出的现代性诉求，催生出了“她”和“她”的“姐妹”“伊”，它们见证妇女运动的风生水起，映射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精神，当之无愧地成为时代关键词。
女性代词在历史、文化层面上获得确定后，随后才进入语言学层面上的论争———这就是“她”与“伊”的“PK”。从“伊”占据上风，到两者分庭抗礼，再到“她”地位稳定，获得胜利，历时十余年。“她”的最终胜出，原因首先在于比“伊”更适合白话文，而创始人刘半农最初担心的与“他”相同的发音，反而符合广大民众的原有语言习惯。而偏旁从“女”不从“人”，带有女性歧视的劣势，随着妇女运动的深入，人们意识的变化而得到逆转。
1932年5月，当时的教育部下令全国通行《国音常用字汇》，为“她”字敲下了定音之槌，“她”由知识界的自觉选择，获得了官方的首肯。
从“她”的曲折身世不难看出，汉语这个古老而伟大的巨人，并不因与某种强势语言的不同，乃至“落后”而发生剧烈的变化。她只跟随时代而变化，适应社会需求而更新，她的每一次吐故纳新，看似偶然，其实都符合它自身的内在逻辑。即便是一些细枝末节的改动，也不是一些人拍拍脑袋，说改就改，就能获得一呼百应，被历史承认的。
黄兴涛自言，写作这本小书时，对自己提出一个要求，尽可能多地呈现有关“她”字的各种故事。果然，他将有关“她”的几场笔战描述得极为生动，如故事般精彩。在各执一词、你来我往的论战双方中，随处可见刘半农、周作人、钱玄同、朱自清、陈寅恪、俞平伯等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些大名鼎鼎的学者、大家，都以相当认真的态度，投入到对“她”这个“只字片语”的讨论中，虽然立场不同、观点有异，但都慎重、冷静，将各自的才识智慧发挥淋漓，偶尔还闪现出幽默的火花，风度翩翩。正是这样客观、理性的交流和论争，正是这些可贵的知识分子，将“她”这个新生儿接生到了这个世界上。当时的文人风骨、文坛风气，也是今天的我们尤为心向往之的。
（《“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黄兴涛著，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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