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2013年7月9日刊登文章追忆韩亚航空坠机事故遇难浙江女孩，文章中有这一段：“如果她们在世，知道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在关注她俩，王琳佳也许会惊喜地睁大了眼睛，笑眯眯的，而叶梦圆也许不敢相信地跳了起来。”死者“感激”领导的“关心”，这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人们还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前后，时任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的王兆山，曾发表长诗《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诗中的“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当时便引发舆论哗然，被指责为缺乏人性，媚态毕现。
当然，死人的感激是说给活人听到，目的其实是要活人感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仅可以利用死人，还可以利用遭受了不幸的，或其他需要帮助的活人。例如，2010年10月，4家企业向河南文化教育事业捐助2亿元，在捐助仪式上，河南省豫剧二团团长、省文联副主席、剧协主席、一级演员李树建说：“卢书记到河南之后，我们河南文化界的春天就到了。我们每天激动万分，以泪洗面。”
每次有灾情发生，领导视察、关心后，都少不了“人民感激”的报道，甚至连帮助救灾，本应该被感激的人也会感激领导。辽阳市人民政府网站就有一封2008年5月20日登记的《感谢领导的亲切关怀》的来信，写信人的爱人是一名医生，她响应市领导的召唤，奔赴北川抗震第一线。领导给她打了几个鼓励的电话，为此她爱人对大大小小的领导都表示感激，“这几天来，卫生局正、副领导、二院的正副领导，多次给我爱人去电询问，亲切关怀，以至上门看望家属。我爱人多次提出感谢领导的关怀，会更好的为灾区人民服务。二高的马德露校长，也时常问候我爱人的事情，对我十分的关怀，问常问暖体贴帮助。我感谢领导对我们的帮助和关怀，感谢市长你的关怀。”
虽然对领导的感谢，特别是当领导似乎并不特别值得感激的时候，会有谄媚之嫌，但“感激”本身并不是一种不良的情感。需要与感激（gratitude）加以区别的不仅仅是不感激，而且更是“承情”（indebtedness）。心理学家菲利普·瓦特金斯（Philip Watkins）等人在《感激的债务：区分感激与承情》（The debt of gratitude: Dissociating gratitude and indebtedness）一文中指出，感激与承情虽然都是人因接受了某种帮助而产生的“情感”（emotions），但性质并不相同。一个人接受帮助或赠与后，感觉到承情是一种负债的感觉，帮助者或赠与者也希望他有这样一种感觉，会不断提醒他，一再要求他应该“感恩”或“知恩图报”，否则就是“不知感激”、“没良心”或者“忘本”。政治宣传中的“某某恩情说不完”要造就的就是“知恩图报”的群众心理，我让你有吃有住，对你有恩，所以你得知足，要听我的，不要再有抱怨。
感激是一种与承情或知恩图报不同的情感。感激是接受善意和无私的礼物的心情。感激者了解和相赠与者的动机是无私的，不是为了求回报，更不是用礼物来做控制他人的手段。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西塞罗说，“感激不仅是一种最高的美德，而且还是一切其他美德之父。”当一个人接受善意的赠与是，他的感激之情是一种温馨的内心快乐，而不是一种受人恩惠后不得不偿还的心理负担。感激应该超越个人的或政治的自私利益考量，它因此不是一种伴随感恩戴德和必须勉强回报的心情。正因为如此，感激往往在宗教信仰中特别典型的表现。以基督教为例，马丁·路德把感激称为“基督徒最基本的心态”，一直到今天，感激仍然被看成是“福音的核心”。基督教的感激是一种美德，它给人以好的情感和想法，也使人有好多行为和行动。基督徒相信自己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用爱给了人类所有最美好的东西，是这些无私礼物的赠与者。人类对上帝心存感激，是因为受到了感召，愿意用同样的精神去对待自己的人类同伴，以赠与他人而非直接效劳上帝来感激，这便是对神恩的回报，因此，神学家把感激看成是衡量一个基督徒是否真有信仰的一项重要标准，也把感激当成是在人生中接近上帝的不二之途。
17世纪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对感激的道德哲学思考至今仍有影响。尽管他认为个人利益是比仁慈之心更强的人心动力，但他却还是把感激看成是社会文明和稳定的一个基础。他把感激之情视为一种爱，一种令人幸福的情感。他写道，“爱的情感本身对于感受到它的人来说是合乎心意的，它抚慰心灵，似乎有利于维持生命的活动，并且促进人体的健康；它因意识到所爱的对象必然会产生的感激和满足心情而变得更加令人愉快。他们的相互关心使得彼此幸福，而对这种相互关心的同情，又使得他们同其他任何人保持一致。”虽然人不可能摆脱私利，但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人与人之间有超越斤斤计较、全然出于算计的关系，感激之情便可以成为这样一种非私利关系的粘合剂。
一个社会以完全以私利的“实利的互惠”而没有爱的关系存在，这不是不可能的，“虽然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中缺乏相互之间的爱和感情，虽然这一社会并不带来较多的幸福和愉快，但是它必定不会消失。” 他写道，社会关系“可以在人们相互之间缺乏爱或感情的情况下，像它存在于不同的商人中间那样，存在于不同的人中间；并且，虽然在这一社会中，没有人负有任何义务，或者一定要对别人表示感激，但是社会仍然可以根据一种一致的估价，通过完全着眼于实利的互惠行为而被维持下去。”这似乎正是今天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景象。但是，这样的社会是冷酷的，缺少温情的，也却是人们称为“慈善”、“友谊”、“慷慨”这样的事情，这也是我们今天在中国所看到的。
人们因为感激之情而会自愿去做对别人有益的时间，这叫做感激的“责任”，斯密说：“各种慈善行为的责任，最接近于理想和完美的责任。友谊、慷慨和宽容促使我们去做的得到普遍赞同的事情，更加不受约束，更加不是外力逼迫而是感激的责任所致。” 感激之情既是必须的，但也是自愿的，体现了人的自由的责任意识。一方面，做人要知恩图报，“如果一个人有能力报答他的恩人，或者他的恩人需要他帮助，而他不这样做，毫无疑问他是犯了最丢人的忘恩负义之罪。”另一方面,强迫别人报恩则是不当的行为，“如果他的恩人企图用暴力强迫他表示感激，那就会玷污自己的名声。”这样的感激之情会使人际关系远胜于实利互惠关系，在私人关系（父母子女、朋友、爱人）中是如此，在社会的其他人间关系中也是如此。
亚当·斯密对感激之情的看法对今天许多心理学们对感激的看法都有深刻的影响。心理学是从这个世纪初才开始关心“感激”这个问题，这可能是因为心理学一向对人的负面、消极情感投以比正面、积极情感更大的关注。随着关于感激之情的研究越来越广泛、深入，心理学家们一方面认识到，正当的感激对提高个人的和社会整体的幸福感有积极作用，一方面也认识到，不当的感激可能被利用为一种控制和操纵他人，加强统治权力的统治手段。因此，区分作为自由美德的“感激”与不自由“欠情”也就成为一种能揭露政治化感恩实质的知识启蒙。
斯大林有一句糟蹋人类感激之情的名言：“感激是一种狗才会得的病。” （Gratitude is a sickness suffered by dogs）他鄙视感激，他是一个绝不懂得感激的人。但是，他却要求人民对他做的每一件事感恩戴德，对他的每一句话绝对顺从。因此，正如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奧（Simon Sebag Montefiore）在《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宫廷》（Stalin: 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一书中所描述的，斯大林周围老是包围着一群像狗一样摇尾乞怜，歌功颂德，曲意奉承，极度夸张地表白感恩、谄媚、讨好的廷臣、优伶和奴才。
政治化的感恩是感激领袖或领导，感激政府或某个政党执政的恩惠，并因此夸张地表白谢恩与忠诚。政治化的感恩之所以有害，是因为它是一种与礼物精神背道而驰的强行索取，而表示“感激”的目的则是谄媚、讨好、奉承和忠诚表白。这样的感恩会使道谢者觉得欠下了某种永远还不清的政治恩情债务，因而一辈子在人格上都挺不起腰杆。政治化感恩会糟蹋掉人类真诚的感激之情。所以，不妨对向你索取感激的人礼貌地说一声：谢谢，但我不欠你什么。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8-3 23:24
鼓掌是一种“社会传染病”
徐贲
美国的大众心理学是大众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它不是娱乐性质的，而是兼有生活辅导和社会伦理讨论的特征，是一种人性、人心的启蒙知识来源。它可以说是美国民主文化的产物或共生物，它涉及的许多心理问题和调适建议都包含民主价值的考量，成为美国整体社会自由、平等、尊严等价值的一部分。
大众心理学的书籍林林总总，不计其数，许多书店都会把这类书籍摆在比较显眼的部位，内容也各种各样，稍微举一些例子就可以列一个长长的书单：《男人如何寻找意义》、《情感智能2.0》、《转折点：小事如何能有大影响》、《可预测的非理性：影响我们做决定的不可见力量》、《快和慢的思考》、《情感智能：为什么它比IQ更重要》、《巧遇幸福》、《习惯的力量》、《路西华效应：好人怎么会作恶》（路西华，Lucifer是堕落的天使)、《如何交朋友和影响别人》、《爱的艺术》、《动力：上进心的惊人真相》、《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选择的困难：为何想要多反而得到少》、《奥菲利娅的复活：保护青春期少女的自我》（奥菲利娅是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女主角）。
这些书大多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可能碰到的一些难题来做心理和伦理的讨论题材，既能满足人们的知识兴趣，也能引起他们的思考。有的还提出一些通俗易懂的心理学概念，使读者能够通过“问题概念”来对类似的现象做举一反三的联想。如果读者对某个问题感兴趣或有不同的想法，也可以找同类其他书籍来阅读。
弗华德（Susan Forward）的《情感讹诈：当你的生活中有人用害怕、义务和罪感来操纵你的时候》（Emotional Blackmail: When the People in Your Life Use Fear, Obligation, and Guilt to Manipulate You）就是一个例子，它讨论的是我们许多人都有过的被亲近者利用的经验体会——“情感讹诈”。这一般发生在亲密的人际关系中——家人、夫妻、情侣，当然还有亲人化了的伙伴、帮派、同志、战友，等等。它通过这类话语来起作用：“如果你真爱我，那你就……”，“我这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你这么做，对得起……吗？”
说这些话的人都是想利用亲近的感情，如爱、忠诚、尊重、信任等等，来达到影响和操控对方的目的，说话者可能是我们的父母、恋人、师长、领导，利用我们的情感向我们索取他们想要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顺从和服从。
弗华特在书里不仅分析了这种讹诈的手段及其对人际亲密关系的实质损害，而且还提供了如何抗御情感讹诈的一些可行方法。例如，事先想好可能发生的情况和对话情景，做好回答的应对准备，反复练习回答，直到能自然说出。如果听到，“你要把我气死（气病）吗？”就可以回答：“我知道你不会的，但我已经决定了。”听到“你会后悔的”或者“你这么做对不起我”，就说：“你是在气头上，过一阵子你就不这么想了”或者“我们都多考虑一下吧。”
这样的心理分析和指导显然是大众层次的读物，但却体现了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如人与人的平等、尊重，人应该有自己的选择自由，不应该听命于他人的操控和摆布。但是，心理和伦理都不是简单的逻辑推理，人的心理动机和人际伦理之所以值得关注和讨论，是因为它们总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米勒(Daniel Miller)在《事物的宽慰》（The Comfort of Things）中就提出，不应该对亲近者的感情处处设防，“英语中所谓的情感讹诈，那种你必须揣度别人的感情的想法，其实有害于个人自由。这么一来，慷慨、仁爱、体贴全都变成了情感讹诈的咒语。”
美国的大众心理学涉及伦理和价值的讨论，对大众道德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19世纪上半叶，心理学在美国得到介绍和发展，也是得力于教育人士的推动。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就是一位代表人物。他的学术兴趣从早年的神学和哲学转向心理学，他从在德国的留学经历认识到，教育改革可能帮助美国在精神方面发生重大的变化。他敏锐地预见了与美国民主相联系的两个未来的文化潮流，一个是作为关于人的民主科学的心理学，另一个则是作为新的民主宗教的教育。大众心理学——涉及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行为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等——正是这两股文化潮流在大众文化中的汇合。
美国文化历史学家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ein）在《美国人》第三卷“民主的经历”中，把美国的心理学看成是为这个国家提供科学信仰的 “宗教科学”，认为它可以“帮助建设美国制度并对美国道德作出新的解释。” 布尔斯廷在心理学中看到了“某种具有吸引人的民主的东西。”心理学要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自己，这成为它的神圣使命，心理学家也成为新福音的传布者，“他们只是帮助人来发现他真正是什么样的人，他的真正行为是怎样的。就像路德和基督教新教牧师过去曾经努力把人从僧侣的支配和高高在上的教皇权威中解放出来一样，心理学家们现在努力把人从恐惧、禁忌和独裁的新教道德的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心理学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获取对人的知识，他们对民众感受和心理的调查方法也是民主的，民众调查让心理学家们“找到了探索当前男男女女的内心世界的新方法，让他们自己来说话。这种调查表就是一种选票，是把民主投票运用到心理学问题的一个实例。”这种研究方式和结果为大众心理学吸引了广大的读者群体，在一个人性、人心知识直接有助于公民自我启蒙的民主国家里，这应该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8-3 23:27 互联网上的公民教育
徐 贲
与智利和肯尼亚这样的国家相比，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公共生活要健全得多，具有民主知识和素养的公民有一个历史更悠久，更为人们熟悉的名号：“受过教育的公民”。2009年11月奥巴马来访中国时，在给《南方周末》及其读者的题辞中写道，“我希望继续维护我们两国间的关系，并祝贺你们在分析及传递关键政治信息上的贡献。受过教育的公民是建立一个有为政府的重要前提，而出版自由对这一有智识的公民社会大有助益”，其中“政治信息”（知情）和“受过教育”（因有知识而聪明和精明）是联系在一起的。
民主理论中的“知情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概念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建国时期即已如此。1780年的麻萨诸塞州宪法中就这么写道，“与德性一样，普遍存在于人民中间的智慧和知识对于维护人民的权利与自由是必不可少的”。杰弗逊（美国第三任总统）说，“知情的公民是唯一靠得住的民意储藏”。19、20世纪，随着新闻、传媒、各种知识对公共生活影响的不断增强，知情权已经强化为公民的一种不可让渡的权利，也就是说，即使一个公民自己愿意放弃这种权利，政府也没有权力限制或剥夺他的这项权利。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公民获取信息的权利已经成为普遍人权和民主权利的基石。智利和肯尼亚的那些有见识的公民不仅要捍卫这个权利，而且还把知情确立为他们民主参与的首要条件和任务。
优秀的民主离不开素质优秀的公民，优秀的公民是受过教育的公民。奥巴马所说，“受过教育的公民是建立一个有为政府的重要前提”（An educated citizenry is the key to an effective government），这也令人想起杰弗逊的另一句名言，“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是我们作为自由人民生存的关键”（An educated citizenry is a vital requisite for our survival as a free people）。奥巴马和杰弗逊之间隔着200多年，但民主和公民社会的传统，对公民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和强调却是一如既往地传承下来。杰弗逊和奥巴马所说的“受过教育的公民”并不是指那些仅仅拥有学历和文凭的人们，而是指那些懂得如何在民主政治中有效发挥参与能力的“精明的公民”。
杰弗逊是一位以强调民主公民教育著称的总统。他把公民教育确定为“公民的政治教育”。这是包括两个方面的“民众启蒙”：第一是让人民知道自己的权利，第二是让他们对暴政保持高度警觉。人民之所以需要一个政府，一个政府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乃是因为人民需要政府来保障个人的自然权利，政府滥用权力的野心是人民的自然权利经常遭受的威胁。
所以，民众获取关于政府形式的知识，了解那些既能够制衡政府权力，又能使政府运行的政治制度，便成为必须的教育。这种教育是为了让民众清楚地知道，即便是“最佳”的政府形式，对于民众的自由权利也不是充分安全的。因此，全体民众要随时对政府保持一种明达的、有知识的警觉，也就是成为精明的公民。与许多同时代的美国政治家不同，杰斐逊认为，民众并不会自然而然地知道自己的权利和对政府保持警觉，因此必须向民众提供启蒙教育，公民的政治精明不是天生的“智商”所致，也不存在于他们的文化基因（具有某国特色）之中。它完全是教育与自我教育的结果，精明的公民因此必须是“受过教育的公民”。
与美国的“受过教育的公民”相比，智利和肯尼亚公民的“精明”更具有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的含义。美国有比较健全的政治、社会制度、公民社会文化，学校公民教育也为美国人成长为民主公民提供了方便的教育环境。与美国相比，智利和肯尼亚的制度教育条件就要逊色得多。在这些国家里，精明的公民更有必要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变得聪明的人。学做精明的公民因此也成为更具有迫切现实意义的事情。
互联网上的公民教育和信息
尽管美国有着长期稳定的民主传统，民主的公民教育仍然是美国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现有的网络公民教育并不是要替代学校的公民教育，而是在不同学校，不同州的公民教育之间建立一个交流、参考、相互学习的公共平台。“公民教育中心”（The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 网址：http://www.civiced.org/index.php）便是一个例子。这个中心已经有近40年的历史，当然不可能全与互联网有关。1964年加大洛杉矶分校设立了一个跨学科的“公民教育委员会”，其宗旨是推动大学前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的公民教育。
1969年，该委员会受加州律师公会（State Bar of California）委托，着手制定一个全加州范围内的公民教育课程，称作为“自由社会中的法律”，着重于向学生介绍宪政民主的基本概念，如正义（公正）、权威、隐私、责任。这个学习跨度超过12年的公民教育计划是由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资助的。1981年，公民教育中心成为一个无党派、非营利的独立组织，但仍附属于加州律师公会。它的总部设在加州的卡拉巴撒市（Calabasas），在首都华盛顿特区也设有办公室。自1969年创立以来，美国的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都运用过这个中心的公民教育材料。
公民教育中心的宗旨是: “致力于公民坚持民主的原则，积极参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民主实践而推动启蒙和有责任的公民精神。”它的工作着重在与法治有关的公民和公民素质教育，与其他国家的民主教育有交换计划。公民教育内容包括美国宪法和权力法案、在联邦、州和地方这三个层次上的政治传统和制度、公民参与、公民权利与责任。
公民教育中心采用传统与现实的结合方式，将杰弗逊的一句名言定为自己的目标：“把社会的最高权力存放在人民自己那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是比这更安全的。如果我们觉得人民在谨慎控制权力方面还不够有知识，那么补救的办法是，给他们知识，而不是把权力从他们那里夺去。” 该公民教育中心对学生进行公民教育，有三个现实的目标： 1. 不断增强对美国宪政民主及其基本原则、价值的认识。2. 提高作为有效和负责任的公民参与的技能。3. 服从决策和解决冲突的民主程序。
公民教育中心的内容非常丰富、实际、有趣，方式也与时俱进。它形成的正是杜威所期待的那种在非正式的与正式的，偶然和有意的两种教育形式之间找到平衡的教育方式。它生动而不呆板，联系现实而不只是书本知识。例如，打开它的网页，就能看到一个每日更新的民主知识小测验。例如，2102年8月20日的测验题是“下列选择中哪一个是民主制度中的共好所必不可少的”，四项选择分别为，1、个人的基本权利；2、国家变得更伟大；3、令人激动的爱国歌曲；4、所有公民的绝对经济平等。这样的小测验就像猜谜语和脑筋急转弯，对青少年有知识和智性上的挑战，符合他们的学习心理。它也照顾到视觉传媒时代青少年“注意力”（attention span）不足的特征，每次只有一题。它不以善小而不为，而是聚沙成塔，持之以恒。它完全不同于那种政治应试教育的强记硬背，临时抱佛脚。突击性的知识填塞看上去量大，但考试以后就算不忘个精光，也都抛到了脑后。相比之下，每天一题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做一题明白一个道理，哪一天做都可以，其实是个讲究实效的教育方法。
公民教育中心的内容还照顾到青少年所喜欢使用的娱乐和交际电子产品。例如，现在的学生几乎人人都使用ipod（大容量MP3播放器），公民教育中心的网页上有一个叫“60秒公民学”（60 Second Civics）的音频节目（称作为podcast，“pod 播送”）节目，可以在电脑上收听，也可以下载到ipod上。每次都是一篇只有1分钟时间的小文章，向听众介绍一些关于政府、宪法、历史的信息和知识。每天这个节目的内容与民主知识小测验是互相联系的。如果答对了小测验，得到的回答是，“棒极了，你答对了！”如果答错了，回答是，“对不起，你没答对。请听一下‘pod 播送’，并再做一次。” pod 播送是为了帮助答题者能够有理解地答题，而不是猜对答案。
“60秒公民学”的宗旨是，“探讨与公民学和政府，媒体重大事件背后的宪政议题、改变我们国家历史和政府的人物和观念等等有关的问题，由公民教育中心制作，内容主要来自本中心的民主课程，包括‘我们人民：公民与宪法’，‘公民项目’、‘民主基础’和‘民主面面观’”。音频和答题节目充分利用的是互联网的传播和互动功能，但是，公民咨询和公民学却是延续了美国200多年的民主教育传统。早在1788年麦迪逊（美国第四任总统）就说过，“全民政府却没有普及的资讯，或者未有获取普及资讯的方法，则不过只是场闹剧或悲剧的序幕，甚或两者皆是。”1826年杰弗逊就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了公民学，他说，公民学的第一要义和“指北星”是，人民之所以需要一个政府，一个政府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乃是因为人民需要政府来保障个人的自然权利。
公民教育中心网站的互联网传媒还为学校的活动提供交流和示范的平台，这类活动还从社会上邀请来专家和有关人员参与评定和褒奖。例如，2012年7月24日，罗得岛州的一位名叫葛玛（James Gemma）的教师，他的五年级班学生们获得了“公民项目”的“全国示范”（National Showcase）奖。这些学生们花 了8个星期进行了一项关于二手烟的调查，并提出了一个在有未成年人的车内吸烟处罚的提案。许多医学界和政界的来宾访问了这个班并教学生们有关二手烟的知识和如何提出法律提案。学生们不仅学到了专门的科学知识，而且还学习到如何把知识运用到公共事务中去，并在法治的框架中采取行动，影响他人。这项研究被评定为“杰出”，是公民项目最不容易获得的高等评定。代表罗德岛的美国众议员汉迪（Art Handy）还亲自为教师葛玛颁发了奖励证书。
公民教育当然不只是在小、中学里才需要，成年公民同样需要有继续接受公民教育的机会，这种教育不是由什么知识或政府人士代替公民形成关于具体公共事务的想法，而是为他们提供独立思考，自由、理性判断所必不可少的公共信息。这样的信息必须是公开、透明，而不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宣传材料。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网址http://pewresearch.org/）。这是一个非营利，非党派的独立信息中心，2004年成为独立组织，附属于皮尤慈善基金，主要由该基金资助。皮尤中心的定位是为民主公民服务的“事实库”（fact tank），而不是为政府或其他权力机构服务的“智库”（think tank）。它的宗旨是“提供关于影响美国和世界的事件、态度和趋势的信息”。这个中心尤其以民意调查、人口研究、媒体内容分析和其他实证社会研究著称，提供客观结果和数据，但不对政策问题作是非评价，也不发表可能左右读者观点的评论文章。
皮尤研究中心本身是一个无倾向性（non-advocacy）的机构，而皮尤慈善信托基金既资助无倾向性项目，也资助倡议性项目。该中心的工作所致力的研究项目包括，优秀新闻、互联网和美国生活新闻、宗教信仰与公共生活论坛、西班牙语族裔中心、全球民调、社会与人口趋势。皮尤研究中心网页提供的材料非常翔实、客观、及时，经常被政治观点完全不同的各类学者、新闻记者和决策者引用，也是公民政治所需要的档次较高的资料信息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