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试图运用布迪厄的理论,提出一种从特殊走向普遍的公共知识分子理想类型。布迪厄在1989年发表过一篇题为《走向普遍性的法团主义:现代世界中知识分子的角色》(The Corporatism of the Universal: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modern world),详细讨论了当代世界中知识分子如何从特殊走向普遍,从捍卫知识的自主性,进而介入社会的问题。这一问题正是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核心所在。[50]
为什么知识分子能够形成一个共同体,其可能性何在?布迪厄强调这乃是因为知识分子拥有理性。他所说的理性不是哈贝马斯的从理想情境抽象出来的先验的乌托邦,而是“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存在于一定的对话和非暴力沟通的社会结构中”,[59]是一种语境化的理性。具体而言,是一套在知识的建构和交往历史、批判的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普遍规则,有点类似于古德纳(Alvin Gouldner)所说的评论性的论说文化(culture of critical discourse)[60]知识分子可以借助这套在长期的知识生产、交换和分配中形成的言说规则,在知识共同体内部进行交往和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