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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杨小滨:朝向汉语的边陲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10-27 09:20
标题: 杨小滨:朝向汉语的边陲
杨小滨:朝向汉语的边陲
  中国当代诗的发展可以看作是朝向汉语每一处边界的勇猛推进,而它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出颇为复杂的线索。1960年代中后期张鹤慈(北京,1943-)和陈建华(上海,1948-)等人的诗作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主流诗歌的修辞样式。如果说张鹤慈还带有浪漫主义的余韵,陈建华的诗受到波德莱尔的启发,可以说是当代诗中最早出现的现代主义作品,但这些作品的阅读范围当时只在极小的朋友圈子内,直到1990年代才广为流传。1970年代初的北京,出现了更具冲击力的当代诗写作:根子(1951-)以极端的现代主义姿态面对一个幻灭而绝望的世界,而多多(1951-)诗中对时代的观察和体验也远远超越了同时代诗人的视野,成为中国当代诗史上的灵魂人物。

  对我来说,当代诗的概念,大致可以理解为对朦胧诗的衔接。朦胧诗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官方以招安的形式收编民间诗人的一次努力。根子、多多和芒克(1951-)的写作从来就没有被认可为朦胧诗的经典,既然连出现在《诗刊》的可能都没有,也就甚至未曾享受遭到批判的待遇,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才渐渐浮出地表。我们完全可以说,多多等人的文化诗学意义,是属于后朦胧时代的。才华出众的朦胧诗人顾城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写出了偏离朦胧诗美学的《鬼进城》等杰作,却不久以杀妻自尽的方式写下了惨痛的人生诗篇。除了挥霍诗才的芒克之外,严力(1954-)自始至终就显示出与朦胧诗主潮相异的机智旨趣和宇宙视野;而同为朦胧诗人的杨炼(1955-),在1980年代中期即创作了《诺日朗》这样的经典作品,以各种组诗、长诗重新跨入传统文化,由于从朦胧诗中率先奋勇突围,日渐成为朦胧诗群体中成就最为卓著的诗人。同样成功突围的是游移在朦胧诗边缘的王小妮(1955-),她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以尖锐直白的诗句来书写个人对世界的奇妙感知,成为当代女性诗人中最突出的代表。如果说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朦胧诗仍然带有强烈的乌托邦理念与相当程度的宏大抒情风格,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朦胧诗人们的写作发生了巨大的转化。

  这个转化当然也体现在后朦胧诗人身上。翟永明(1955-)被公认为后朦胧时代涌现的最优秀的女诗人,早期作品受到自白派影响,挖掘女性意识中的黑暗真实,尔后也融入了古典传统等多方面的因素,形成了开阔、成熟的写作风格。在1980年代中,翟永明与锺鸣(1953-)、柏桦(1956-)、欧阳江河(1956-)、张枣(1962-2010)被称为「四川五君」,个个都是后朦胧时代的写作高手。柏桦早期的诗既带有近乎神经质的青春敏感,又不乏古典的鲜明意象,极大地开辟了汉语诗的表现力。在拓展古典诗学趣味上,张枣最初是柏桦的同行者,尔后日渐走向更极端的探索,为汉语实践了非凡的可能性。在「四川五君」中,锺鸣深具哲人的气度,用史诗和寓言有力地书写了当代历史与现实。欧阳江河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将感性与理性出色地结合在一起,将现实历史的关怀与悖论式的超验视野结合在一起,抵达了恢宏与思辨的惊险高度。

  后朦胧诗时代起源于1980年代中期,一群自我命名为「第三代」的诗人在四川崛起,标志着中国当代诗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80年代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产自四川的占了绝大多数。除了「四川五君」以外,四川还为1980年代中国诗坛贡献了「非非」、「莽汉」、「整体主义」等诗歌群体(流派和诗刊)。如周伦佑(1952-)、杨黎(1962-)、何小竹(1963-)、吉木狼格(1963-)等在非非主义的「反文化」旗帜下各自发展了极具个性的诗风,将诗歌写作推向更为广阔的文化批判领域。其中杨黎日后又倡导观念大于文字的「废话诗」,成为当代中国先锋诗坛的异数。而周伦佑从1980年代的解构式写作到1990年代后的批判性红色写作,始终是先锋诗歌的领头羊,也几乎是中国诗坛里后现代主义的唯一倡导者。莽汉的万夏(1962-)、胡冬(1962-)、李亚伟(1963-)、马松(1963-)等无一不是天赋卓绝的诗歌天才,从写作语言的意义上给当代中国诗坛提供了至为灿烂的景观。其中万夏与马松醉心于诗意的生活,作品惜墨如金但以一当百;李亚伟则曾被誉为当代李白,文字潇洒如行云流水,在古往今来的遐想中妙笔生花,充满了后现代的喜剧精神;胡冬1980年代末旅居国外后诗风更为逼仄险峻,为汉语诗的表达开拓出难以企及的遥远疆域。以石光华(1958-)为首的整体主义还贡献了才华横溢的宋炜(1964-)及其胞兄宋渠(1963-),将古风与现代主义风尚奇妙地糅合在一起。

  毫不夸张地说,川籍(包括重庆)诗人在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诗坛占据了半壁江山。在流派之外,优秀而独立的诗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开拓性的写作。1980年代中后期,廖亦武(1958-)那些呓语加咆哮的长诗是美国垮掉派在中国的政治化变种,意在书写国族历史的寓言。萧开愚(1960-)从1980年代中期起就开始创立自己沉郁而又突兀的特异风格,以罕见的奇诡与艰涩来切入社会现实,始终走在中国当代诗的最前列。显然,萧开愚入选为2007年《南都周刊》评选的「新诗90年十大诗人」中唯一健在的后朦胧诗人,并不是偶然的。孙文波(1956-)则是1980年代开始写作而在1990年代成果斐然的诗人,也是1990年代中期开始普遍的叙事化潮流中最为突出的诗人之一,将社会关怀融入到一种高度个人化的观察与书写中。还有1990年代的唐丹鸿,代表了女性诗人内心奇异的机器、武器及疼痛的肉体;而哑石(1966-)是1990年代末以来崛起的四川诗人,以重新组合的传统修辞给当代汉语诗带来了跌宕起伏的特有声音。

  198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集结在诗刊《海上》、《大陆》下发表作品的「海上诗群」,包括以孟浪(1961-)、默默(1964-)、刘漫流(1962-)、郁郁(1961-)、京不特(1965-)等为主要骨干的较具反叛色彩的群体,和以陈东东(1961-)、王寅(1962-)、陆忆敏(1962-)等为代表的较具纯诗风格的群体,从不同的方向为当代汉语诗提供了精萃的文本。几乎同时创立的「撒娇派」,主要成员有京不特、默默(撒娇笔名为锈容)、孟浪(撒娇笔名为软发)等,致力于透过反讽和游戏来消解主流话语的语言实验。无论从政治还是美学的意义上来看,孟浪的诗始终冲锋在诗歌先锋的最前沿,他发明了一种荒诞主义的战斗语调,有力地揭示了历史喜剧的激情与狂想,在政治美学的方向上具有典范性意义。而陈东东的诗在1980年代深受超现实主义影响,到了1990年代之后则更开阔地纳入了对历史与社会的寓言式观察,将耽美的幻想与险峻的现实嵌合在一起,铺陈出一种新的梦境诗学。1980年代的上海还贡献了以宋琳(1959-)等人为代表的城市诗,而宋琳在1990年代出国后更深入了内心的奇妙图景,也始终保持着超拔的精神向度。1990年代后上海崛起的诗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复旦大学毕业后定居上海的韩博(1971-,原籍黑龙江),他近年来的诗歌写作奇妙地嫁接了古汉语的突兀与(后)现代汉语的自由,对汉语的表现力作了令人震惊的开拓。还有行事低调但诗艺精到的女诗人丁丽英(1966-),在枯涩与奇崛之间书写了幻觉般的日常生活。

  与上海邻近的江南(特别是苏杭)地区也出产了诸多才子型的诗人,如1980年代就开始活跃的苏州诗人车前子(1963-)和1990年代之后形成独特声音的杭州诗人潘维(1964-)。车前子从早期的清丽风格转化为最无畏和超前的语言实验,而潘维则以现代主义的语言方式奇妙地改换了江南式婉约,其独特的风格在以豪放为主要特质的中国当代诗坛几乎是独放异彩。而以明朗清新见长的蔡天新(1963-)虽身居杭州但足迹遍布五洲四海,诗意也带有明显的地中海风格。影响甚广的于坚(1954-)、韩东(1961-)和吕德安(1960-)曾都属于1980年代以南京为中心的他们文学社,以各自的方式有力地推动了口语化与(反)抒情性的发展。

  朦胧诗的最初源头,中国最早的文学民刊《今天》杂志,1970年代末在北京创刊,1980年代初被禁。「今天派」的主将们,几乎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诗人。而1980年代中期以降,出自北京大学的诗人占据了北京诗坛的主要地位。其中,1989年卧轨自尽的海子(1964-1989)可能是最为人所知的,海子的短诗尖锐、过敏,与其宏大抒情的长诗形成了鲜明对比。海子的北大同学和密友西川(1963-)则在1990年后日渐摆脱了早期的优美歌唱,跃入一种大规模反抒情的演说风格,带来了某种大气象。臧棣(1964-)从1990年代开始一直到新世纪不仅是北大诗歌的灵魂人物,也是中国当代诗极具创造力的顶尖诗人,推动了中国当代诗在第三代诗之后产生质的飞跃。臧棣的诗为汉语贡献了至为精妙的陈述语式,以貌似知性的声音扎进了感性的肺腑。出自北大的重要诗人还包括清平(1964-)、周瓒(1968-)、姜涛(1970-)、席亚兵(1971-)、胡续冬(1974-)、陈均(1974-)、王敖(1976-)等。其中姜涛的诗示范了表面的「学院派」风格能够抵达的反讽的精微,而胡续冬的诗则富于更显见的夸张、调笑或情色意味,二人都将1990年代以来的叙事因素推向了另一个高度。胡续冬来自重庆(自然染上了川籍的特色),时有将喜剧化的方言土语(以及时兴的网络语言或亚文化语言)混入诗歌语汇。也是来自重庆的诗人蒋浩(1971-)在诗中召唤出语言的化境,将现实经验与超现实图景溶于一炉,标志着当代诗所攀援的新的巅峰。同样现居北京,来自内蒙古的秦晓宇(1974-),也是本世纪以来涌现的优秀诗人,诗作具有一种钻石般精妙与凝练的罕见质量。原籍天津的马骅(1972-2004)和原籍四川的马雁(1979-2010),两位几乎在同龄时英年早逝的天才,恰好曾是北大在线新青年论坛的同事和好友。马骅的晚期诗作抵达了世俗生活的纯净悠远,在可知与不可知之间获得了逍遥;而马雁始终捕捉着个体对于世界的敏锐感知,并把这种感知转化为表面上疏淡的述说。

  当今活跃的「60后」和「70后」诗人还包括现居北京的蓝蓝(1967-)、殷龙龙(1962-)、王艾(1971-)、树才(1965-)、成婴(1971-)、侯马(1967-)、周瑟瑟(1968-)、安琪(1969-)、吕约(1972-)、朵渔(1973-)、尹丽川(1973-),河南的森子(1962-)、魔头贝贝(1973-),黑龙江的桑克(1967-),山东的孙磊(1971-)宇向(1970-)夫妇和轩辕轼轲(1971-),安徽的余怒(1966-)和陈先发(1967-),江苏的黄梵(1963-),海南的李少君(1967-),现居美国的明迪(1963-)等。森子的诗以极为宽阔的想象跨度来观察和创造与众不同的现实图景,而桑克则将世界的每一个瞬间化为自我的冷峻冥想。同为抒情诗人,女诗人蓝蓝通过爱与疼痛之间的撕扯来体验精神超越,王艾则一次又一次排练了戏剧的幻景,并奔波于表演与旁观之间,而树才的诗从法国诗歌传统中找到一种抒情化的抽象意味。较为独特的是轩辕轼轲,常常通过排比的气势与错位的惯性展开一种喜剧化、狂欢化的解构式语言。而这个名单似乎还可以无限延长下去。

  1989年的历史事件曾给中国诗坛带来相当程度的冲击。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一大批诗人(主要是四川诗人,也有上海等地的诗人)由于政治原因而入狱或遭到各种方式的囚禁,还有一大批诗人流亡或旅居国外。1990年代的诗歌不再以青春的反叛激情为表征,抒情性中大量融入了叙述感,迈入了更加成熟的「中年写作」。从1980年代涌现的萧开愚、欧阳江河、陈东东、孙文波、西川等到1990年代崛起的臧棣、森子、桑克等可以视为这一时期的代表。1990年代以来,尽管也有某些「流派」问世,但「第三代诗」时期热衷于拉帮结伙的激情已经消退。更多的诗人致力于个体的独立写作,尽管无法命名或标签,却成就斐然。1990年代末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战虽然声势浩大,却因为纠缠于众多虚假命题而未能激发出应有的文化冲击力。2000年以来,尽管诗人们有不同的写作趋向,但森严的阵营壁垒渐渐消失。即使是「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诗人,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以「民间写作」所崇尚的日常口语作为诗意言说的起点。从今天来看,1960年代出生的「60后」诗人人数最为众多,俨然占据了当今中国诗坛的中坚地位,而1970年代出生的「70后」诗人,如上文提到的韩博、蒋浩等,在对于汉语可能性的拓展上,也为当代诗做出了不凡的探索和贡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80后诗人」在前人开辟的道路尽头或途径之外另辟蹊径,也日渐成长为当代诗坛的重要力量。

  中国当代诗人的写作将汉语不断推向极端和极致,以各异的嗓音发出了有关现实世界与经验主体的精彩言说,让我们听到了千姿万态、错落有致的精神独唱。作为丛书,《中国当代诗典》力图呈现最精萃的中国当代诗人及其作品。第一辑收入了15位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其中1950年代、1960年代和1970年代出生的诗人各占五位。在选择标准上,有各种具体的考虑:首先是尽量收入尚未在台湾出过诗集的诗人。当然,在这15位诗人中,也有极少数虽然出过诗集,但仍有一大批未出版的代表作可以期待产生相当影响的。在第一辑中忍痛割舍的一流诗人中,有些是因为在台湾出过诗集,已经在台湾有了一定影响力的诗人;也有些是因为写作风格距离台湾的主流诗潮较远,希望能在第一辑被普遍接受的基础上日后再推出,将更加彰显其力量。愿《中国当代诗典》中传来的特异声音为台湾当代诗坛带来新的快感或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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