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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亲历八十年代《诗刊》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10-28 10:54
标题: 亲历八十年代《诗刊》
亲历八十年代《诗刊》
    作者:唐晓渡   


  1982年2月22日,我携着一堆行李到诗刊社报到。和那个年代所有怀有文学梦的青年一样,对那时的我来说,《诗刊》不仅是一个最具权威性的诗歌刊物,而且意味着一块灵魂的净土。正因为如此,当接我的面包车穿过灰蒙蒙的北京城,猛地拐进北郊小关一个比肩挂着“诗刊社/北京市朝阳区绿化大队”牌子的素朴庭院时,我基于虚荣心的些微失望(相对于期待中的“诗歌殿堂”)只稍稍露了露头,就被一阵由衷的欣喜所砍伐:绿化--诗歌,诗歌--绿化,多么富于象征意味的契合!我将要投身其间的,不正是一项绿化人们灵魂的事业吗?


  时至今日我也不打算嘲笑当初的浪漫,相反却时常惊悚于这种绿色情怀在岁月风尘中点点滴滴的流失,或被蒸发。当然,即便在当初,绿色也不是我心境的全部。毕竟此前我已在社会上摔打多年,毕竟我有限的文学经验已经历过“思想解放运动”的初步锻炼。我知道《诗刊》在许多人心目中是所谓“皇家刊物”,近乎诗歌艺术的最高裁判所,但我决不会这么看;我还知道,大凡这样的机关刊物,都会是观念冲突的“风口浪尖”,而观念冲突不可避免地涉及权力斗争。那么我将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我能否扮演好我的角色?在下班后空空荡荡的庭院里我转着圈一遍遍问自己,不由得心中疑虑重重,忐忑不安。


  编辑部主任吴家瑾给我送来一封折成燕形的便函,是副主编邵燕祥先生留请她转交的。这封便函此后许多年一直夹在我的《英汉词典》里,有意无意地也不知看过多少遍,可惜前年搬家后不知怎么找不着了,为此着实懊丧了好几天。说来也就寥寥数语,大意是说当日要去作协开会,不能在社里面谈;但已请吴家瑾同志调阅过档案,又看了你的毕业论文,觉得你是具备当一个好编辑、好评论工作者的资质的。现在诗歌评论很薄弱,希望你认真学习,尽快熟悉情况,以速速担负起工作云云。


  一个初来乍到者,一个游子,懵头懵脑之下,突然读到来自一位景慕已久的前辈和领导的如此亲切的文字,其心情可想而知。刹那间我甚至想到古来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当然我不敢谬托知己,事实上在其后共事的数年内,我们的个人关系一直止于“君子之交”;但在私心里,我是颇以能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工作为幸事的。他工作作风的严谨缜密,为我近二十年的编辑生涯中所仅见。他批阅稿件的细致程度常常令人汗颜:每一个值得推敲的句子,每个错别字,以至每一个标点符号。他在稿笺上很少只署诸如“同意”、“不用”这样更多示其权能的批语,而总是尽可能详细他说明用或不用的理由,包括必要的提醒以至警告。有一次我的审稿意见写得过于龙飞凤舞,结果招来了他的辛辣讽刺:“送审报告不是书法比赛,以后请写得工整些”,让我一见之下,脸红至腰。


  他的儒雅谦逊同样令我心折。记忆中但凡去他的办公室,他很少不是迅即起身离座,一起站着说话的;当然,将其理解成一种为了使谈话尽可能简短的策略也未尝不可。有一件他或许早已忘却的小事,最能说明他作为领导的胸襟和风格。那是1983年初春。在当天的评刊会上,他着重谈了部分青年作者中存在的“学生腔”问题,并以我送审的一首诗为例;会议结束时他建议评论组就此写一篇文章,尽速编发。回到兼作卧室和办公室的房间里我左思右量,心里总也不太平服:倒不是因为受了批评,而是因为我对这首诗有甚不相同的看法。下班前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去找燕祥先生,我想那也是我第一次当面向上司直陈自己的艺术见解。我一面为满头汗气蒸腾而大感狼狈,一面紧张地斟酌词句。我说那首诗或许有一点“学生腔”,但更突出的却是其饱满的现代感性,而这正是当前许多作品所缺少的。他隔着办公桌安详地听着,始终不置一词,但目光中充满了鼓励。最后他说:“很好。让我考虑一下。”第二天上午我刚在办公桌前坐定不久,他便敲门而入。时至今日他的语调仍能从遥远的岁月深处漾过来一阵和风。他说我仔细想过了,以为你昨天的分析很有道理。刚才已去找过××同志,这篇文章仍然要写,但不会再用那首诗作例子。给你打个招呼。


  他完全没有必要以如此郑重的方式给我打这样的“招呼”。他可以坐在办公室里等我再去找他,也可以在一个顺便的场合带一句;假如是那样,我当时也会心怀感动,但决不会在记忆中珍藏至今。我不认为这仅仅是在表达个人的某种心情。回头看去,那一时期的《诗刊》之所以能在诗坛葆有巨大的声望和感召力,之所以能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做到不乱方寸,除了其特殊的地位及可归之于“大气候”的种种因素外,与领导者的工作作风、襟怀气度和人格魅力甚至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既严格又谦和;既精警又诚恳;既有一定之规,又决不保守僵硬,如此等等。这么说时我心中想着的不仅是邵燕祥先生,也包括严辰先生和邹荻帆先生,尽管对我来说,严先生更多的是一个慈祥的长者,而邹先生更多的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有效地协调各种关系的大师。我惟一不敢妄加评说的是柯岩女士。在我心目中,她与其说是一位难得一见的副主编,不如说是一位真理在握的诗歌监护人,一位高不可问、神秘莫测的“大人物”。面对这样的“大人物”我从不缺少自知之明。80年代之于诗即便不是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复兴时代。这种复兴始于70年代末,在最初的两三年内即已迅速呈现为一种新的格局。以下是一些当时形成了重大影响、具有标识性的诗歌事件:


  1978年。12月,由北岛、芒克主持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在北京创刊,所谓“新诗潮”开始崭露头角。


  1979年。1月号《人民文学》刊出艾青的长诗《光的赞歌》,此后一批复出的老诗人纷纷发表作品,形成所谓“归来者诗歌”现象;4月初,由《今天》编辑部组织的第一次民间诗歌朗诵会在北京玉渊潭公园举行;3月号《诗刊》转载了《今天》上北岛的诗《回答》等,4月号转载了舒婷的《致橡树》,8月号发表了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引起争议;第9期《文艺报》发表公刘《诗与诚实》一文,提出“诗人和作家首先要忠实于人民,忠实于事实”;10月号《安徽文学》最早以专辑的方式发表30位青年诗人的作品。


  1980年。《福建文学》自第二期起,开辟“新诗创作问题讨论”专栏,讨论主要围绕舒婷的创作展开;4月,在南宁召开了以“诗歌的现状和展望”为主题的“全国诗歌座谈会”,如何评价青年诗人的创作成为争论焦点之一;5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谢冕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率先探讨了“新诗潮”的意义;7月,《诗刊》举办第一届“青春诗会”,随后,10月号推出特辑;8月号《诗刊》发表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由此展开了所谓“朦胧诗”的大讨论;9月,诗刊社在北京召开诗歌理论座谈会,会上围绕对“朦胧诗”的评价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诗探索》创刊号推出“请听听我们的声音--青年诗人笔谈”专辑;《上海文学》自1月号起开辟“百家诗会”专栏。


  1981年。3月号《诗刊》发表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从思想解放运动和艺术革新潮流必然对“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构成挑战的前提出发,论述了“新诗潮”的哲学基础和美学特征;4月号《诗刊》发表程代熙《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对孙文进行批驳;5月,诗刊社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托主办的“全国中青年新诗评奖”结果揭晓;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40年代曾在《诗创造》、《中国新诗》等刊物上集中发表作品的9位诗人的合集《九叶集》;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40年代曾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集中发表作品的20位诗人的合集《白色花》;孙静轩发表《幽灵》一诗引起争议,并遭公开批判。


  类似的“大事记”当然免不了疏漏,但已能大致说明问题;而所有的问题都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且与社会文化的历史进程呼应:一、新格局的主要构成是“文革”后复出的一批老诗人和正在“崛起”的一批青年诗人。二、在度过了最初的“蜜月”阶段后,某种内在的分野正变得越来越不可回避;这种分野远不止是艺术风格的歧异,也无法被归结为当时人们乐于挂在嘴边的“代沟”;在更深的层面上,它是新诗在谋求自身现代化(一种与社会文化的现代化既相平行,又相颉颃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综合“症候”。三、《诗刊》作为公开出版的诗歌报刊的“头羊”,在新格局的形成和演变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理论和批评方面甚至扮演了弄潮的角色。然而,随着复兴大潮的潮头初平,《诗刊》的角色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非出于任何个人意志,倒不如说它出于某种集体意志。这种集体意志一方面感受着新诗(思)潮的冲击所带来的兴奋、眩晕和不适,一方面念念不忘主流意识形态、体制和所谓“新诗传统”的规范,后者作为“看不见的手”事实上早就划好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圈子。有关“朦胧诗”的论争最初尚能保持学理上起码的平等、自发性和张力(这在49年以后似乎还是第一次,仅此就应对这场论争予以高度评价,而无论其于诗学建设的意义有多么初级),但越是到后来,要求对诗坛年轻的造反者进行“积极引导”的压力就越大。这一特定语境中的“关键词”透露出,对那些自认为和被认为负有指导诗歌进程责任的人们来说,阅读的焦虑从一开始就与某种身份危机紧紧纠缠在一起,而后者远比前者更令人不安。


  我到《诗刊》后参加的第一次会议,是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0周年举行的老诗人座谈会,主题为“漫忆四十年前的诗歌运动”,时间是1982年3月15日,地点在新侨饭店。这次座谈会分两拨进行,第一拨已于3月6日开过,与会者主要是当时在“解放区”的老诗人;我参加的是第二拨,与会者其时大多在“国统区”。采取这种“分而忆之”的方式想来是考虑到了话题的方便和角度的不同。比较一下会后发表的两篇“纪要”,确也可以发现某种微妙的差异:前者更多地是在表达“饮水思源”的感恩心情,并强调《讲话》精神对中国新诗的现实以至永远的指导意义;后者则更多地关注和诗歌现状有关的一些具体问题,包括如何评价新诗成就(对这一代诗人来说,“新诗迄无成就论”肯定称得上是一道阴影)、如何借鉴外国诗歌、如何看待新诗的形式、如何看待当前年轻人的探索等等。


  不用说,面对这些诗坛的名家巨宿我内心充满了敬意,但必须承认,在与会的大部分时间内我都在不可控制地走神--或许是因为发言者大多过于斟词酌句,以致有点沉闷;或许是因为臧克家先生的倏忽来去过于戏剧化,以致留下太大的反差。他在会议开始约10分钟时出现在门口,在全体起立和一片问候声里泰然坐下,在众人凝神屏息的期待中开始发言。他思路清晰,一二三四,语调急促,辞锋锐利。他以精光四射的眼神震慑全场,以大幅度的手势和飞溅的唾液强化他的磅礴大气。他兴致勃勃,口若悬河,如鱼在水,如隼在天;但突然间又戛然收束,向主持人一揖致歉,称身体欠佳,遵医嘱不可久留,云云。话音未落,人已飘然出座,惟留下盈耳“保重”之声。


  这种旋风式的风格令我一时头晕目眩。我想他可真像是一条神龙。直到一年多以后大批“精神污染”,当初的一幕重现于虎坊路《诗刊》会议室时,我才想到这很可能是一道“大人物”特有的风景。那次他也是姗姗来迟,也是坐下就说,说了就走。那次他的激情更加不可遏制。当说到国内外反华反共势力正沆瀣一气,在诗歌领域内刮起一股黑风,妄图否定“左联”,否定革命文艺,应及时识别,坚决粉碎时,他的手不再是在空中挥动,而是把茶几上的玻璃板拍得砰砰作响。也正是那次,他原先在我心目中尚有点模糊的形象忽然变得清晰起来,而这一形象顽强地和契诃夫笔下的普里希别耶夫中士叠映在一起。一个像他那样怀有钢铁般的信念和眼光的人,除了捍卫与这种信念和眼光有关的秩序外不会再关心什么。他不会困惑,也无意寻求任何意义上的对话,因为他的耳朵中早已充满同样坚硬的真理结石。相比之下,倒是艾青先生的小小牢骚更富于人性,更亲切真实。由于他的“泰斗”身份,人们往往倾向于把他的牢骚认作是一种幽默;但如下的一段话在我听来只能是牢骚。在那次会议发言的结尾部分他抱怨道:“我只是说写文章得让人能看懂,竟遭到有的人非难,写匿名信痛斥我,说我是诗歌界的'霸王';有人要把我送到火葬场。”不过,接下来的一句暗含讽刺的慨叹确实体现了他的幽默,并且是诗人才会有的幽默。他说,诗“真是临到了一个高速公路的时代了”。


  诗歌当然不会以高速公路还是乡间小径作为其价值标识,就像不会以诗人身份的等级,或音量的大小、声调的高低作为其价值标识一样;不过,艾青的慨叹还是可以作为旧秩序解体、新秩序生长的某种隐喻。无论人们愿意与否,无论他们的观点有多么歧异,也无论还要经历怎样的反复,有一点在当时已显示得足够清楚,即诗坛已不可能再回到从前那种受控于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局面,正进行着巨大吐纳的诗歌潮流也必定要漫过所有被预设的河床,而辜负规划者的一片苦心。


  一个多月后,我又参加了《诗刊》组织的另一次座谈会。与会者除编辑部的邵燕祥、吴家瑾和我之外,记忆中有诗人流沙河、刘祖慈、沙白、周良沛,评论家何西来、吴泰昌、严迪昌等,地点在安徽黄山脚下的屯溪。由于事先宣布这是一次“不登报、不宣传、不扩散”的小型内部会议,最初我心中不免怀有某种神秘感,以致直到会议结束,还觉得尚未开始。应该说那是一次真正的“神仙会”,也是我在《诗刊》16年间参加的不多的称得上“议论风生”的会之一--没有布置,没有仪式,没有主题;杯茶在手,海阔天空,但凭兴之所至。最早的半天会尚租用了招待所的一个会议室,当日下午便移至下榻处一个甚为宽敞的露台上。露台外顺山势生长着茂密的杂树林,可听到栖息其间的大群鹭鸟不时嘎嘎鸣和,鼓翼而起。会议的最后一日,则干脆是在由安徽歙县至浙江建德、沿新安江而下的一只渔舟里进行的,那可是令李白写下“人行明镜里,鸟飞画屏中”这等诗句的一片风景。或许正因为气氛如此自由,会上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反倒记不清了,只留下若干瞬间片断。比如何西来说到古罗马奥古斯都、渥大维时代文艺何以繁盛时那炯炯的眼神,比如沙白说到“不要到老虎头上去拍苍蝇”时嘴角那意味深长的微笑,比如邵燕祥在谈到历史教训时那如数家珍(惨痛的“家珍”!)般的列举。那次他说了一句很可能是这次会议上最有分量的话。他说,我们所需要的,应该是真正的百花齐放,而不是一种花开出一百朵不同的样子来。


  考虑到与会者大多是卓有见识的才俊之士,这显然是一次旨在交流看法、集思广益的会议。照说这样的会应该多多益善;那么,又有什么必要采取“三不”的谨慎做法呢?这个令我一时颇感困惑的问题,需要我积累更多的经验之后才能回过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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