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发展初期,我们对它寄予厚望。正如初恋一样,我们试图相信迷人的新发现会改变整个世界。互联网曾一度被誉为一个能够增进宽容、打破民族主义、使这个星球成为联系紧密的地球村的革命性工具。1994年,以埃斯特.戴森(Esther Dyson)和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为首的一群数字狂热者出版了一份以“知识时代的大宪章(A Magna Carta for the Knowledge Age)”为副标题的声明,该声明预言“以共同兴趣而非地理位置为联系纽带的‘电子街坊’”必将崛起。1997年,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Lab)的知名负责人尼古拉斯.内格罗蓬特(Nicholas Negroponte)的预言令人瞩目:互联网终将打破国与国之间的界限,从而开创一个世界和平新时代。
并且将来也很可能看不到。依托于互联网的许多跨国网络极可能恶化而非改善了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世界。例如,在最近一次旨在禁止濒危动物非法交易的聚会上,互联网被特别提及并被视为日益猖獗的受保护物种全球交易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当前的互联网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塞尔维亚反同性恋权利的激进分子转而通过Facebook相互组织;沙特阿拉伯社会保守派在网上建立了类似于美德促进与邪恶预防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Virtue and the Prevention of Vice)之类的组织。如此看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曾在她那受到大肆宣扬的关于互联网和人权的演讲中大力赞颂“自由互联”,实在多此一举。(译注:美德促进与邪恶预防委员会是沙特阿拉伯的一个政府部门,职责是通过“宗教警察”来确保伊斯兰教法在国内的贯彻执行,目前约有3500名成员。)
即便部分胜利确实是借助Twitter和Facebook取得的,人们也不会寄望于同样手段的再次凑效。举一个数字乌托邦主义者乐于接受的典型例子:2008年初,一位33岁的哥伦比亚工程师发起的Facebook小组掀起了哥伦比亚大规模抗议的高潮,共计200万人走上首都波哥大街头抗议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 of Colombia)的暴行,该组织信奉马克思主义。(纽约时报一篇关于此次抗议的文章赞颂道:“在Facebook的帮助下,公共抗议被引入哥伦比亚——一个缺乏大规模抗争史的国家。”)然而去年九月,当同样的“数字革命”试图组织针对委内瑞拉领导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支持者胡戈.查韦斯(Hugo Chávez)的抗议游行时,他们遭遇了挫折。
如果世界人权界必须选出它所钟意的财富500强企业(Fortune 500 company),作为互联网搜索行业无可置疑领导者以及在全球制图、社交网络等一系列领域引领潮流的Google将是一位首要竞争者。由于不满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要求,Google最近决定将其中文搜索引擎移至香港,并承诺对使用Gmail的中国异议者的身份不遗余力地加以保护。西方世界许多人表示赞赏,认为Google践行了其“不作恶”(don't be evil)的企业理念。
有关互联网如何影响政治参与的讨论,与早先关于有线电视如何对社会及政治产生影响的争论相呼应。当时博客远未诞生,专家学者就下面的问题争论不休:电视是否会将选民变成消极的、不关心政治的娱乐狂,一旦赋予更多选择,他们将沉迷于007(James Bond)电影,而每晚的新闻广播也将让位于《幸福时光》(Happy Days)(译注:1974-1984年间由ABC电视网在美国放映的一部系列情景喜剧)的重播;或者是否会使选民政治参与热情过高,强迫自己不间断地关注美国有线-卫星公共事务频道(C-SPAN,Cable-Satellite Public Affairs Network)。当时争论的论点现在依然如故:美国式民主正日益变成仅限于电视及投票站的狭小的政治交易市场,沉迷于娱乐的大众被排除在外,而新闻迷们在持续加快、瞬息万变的新闻周期中费力地搜寻者自己的关注点。互联网是快速成形中的有线电视;关注或避开政治话语从来没有变得如此容易。
另一个危险在于,人们的新闻来源日益具有选择性,如通过Facebook伙伴获取消息,而这有可能使我们所接触到的言论范围变窄。皮尤研究中心互联网与美国生活项目(Pew Research Center's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的一项调查显示,通过网络获取新闻的美国人中有75%表示,他们的部分新闻至少是通过电子邮件转发或社交网站的帖子获取的。目前仅仅依赖一家新闻媒体的美国人不足10%,而随着传统媒体的市场份额日益向网络媒体流失,这一状况也将会轻易改变。
互联网正在扼杀境外报道?仅当我们允许时。
你不会从大多数西方新闻机构那里听到这个问题,这些媒体正在金融危机中奋力挣扎并关闭驻外机构,但在获取更多世界新闻方面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快捷。像Google News这样的新闻聚合服务可能正在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商业模式陷于瓦解,迫使它们对驻外记者这种成本尤其高昂的新闻报道方式进行实质性削减;但这类聚合服务也为数千家边缘性的、特定国别的新闻机构提供了舞台,使他们的声音为全球观众所知。如果不是因为Google News,多少人会去光顾AllAfrica.com网站或者亚洲时报在线(the Asia Times Online)呢?
境外报道变迁方面真正的危险在于充满智慧、令人尊敬的权威媒体的缺席。互联网有可能成为消息灵通的新闻迷们的天堂,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令人晕头转向的新闻垃圾场。甚至相当老练的读者也可能无法弄清环球时报(the Global Times)与大纪元时报(the Epoch Times)的区别。两者都是日报,但不同的是,前者是由中国共产党出资创办的民族主义报纸,后者则由中国异议群体法轮功出版发行。
互联网使我们走得更近?不!
地理因素依然重要。在其1997年的畅销书《距离的消失》(The Death of Distance)中,时任《经济学人》高级编辑的弗朗西斯.凯恩克罗斯(Frances Cairncross)预言,互联网引发的通讯革命将“增进了解,助长宽容,并最终促进全球和平。”然而,宣告距离的消失为时尚早。
即使在网络世界,对消费品及信息的需求依然众口难调,并且依据地点对消费需求进行判断仍然相当可靠。如发表于《国际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一项2006年的研究发现,对某些数码产品——如音乐、游戏及色情资料——来说,网站与美国的物理距离每增加1%,来自美国的访问量就会下降3.25%。
此外,许多著名的互联网先驱者——Google、Twitter、Facebook——是美国公司,他国政府日益担忧这些公司变成美国的政治代理人。中国、古巴、伊朗甚至土耳其的政治家们正在广泛讨论“信息主权”(information sovereignty)——一个对下述现象的委婉说法:拒绝西方互联网公司的服务,代之以本土的、更加受限然而更易控制的网络产品,从而将万维网(the World Wide Web)进一步分裂为众多的国家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