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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小卫：陈鹤琴是怎样的一位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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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30 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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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小卫：陈鹤琴是怎样的一位教育家
陈鹤琴是怎样的一位教育家
陈鹤琴先生（1892～1982），中国现代教育的开拓者，中国现代儿童教育和儿童心理学研究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国现代儿童教育之父”。他在教育研究、实验、普及教育和办学实践等领域开展了大量工作，对于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作为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教育家，我的讲演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陈鹤琴是怎样的一位怎样教育家？在他的身上体现着怎样的教育家精神；第二部分，关于陈鹤琴的小学教育思想与实践。
第一部分，陈鹤琴的教育家精神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2010年7月13日）讲话中指出：“要提倡教育家办学。教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一个好老师，可以教出一批好孩子；一个好校长，可以成就一所好学校；一批教育家，可以影响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什么是教育家？教育家应该具有哪些精神呢？陈鹤琴又是怎样的一位教育家呢？著名心理学家潘菽先生曾这样评价：“他确实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一个很淳朴的人，一个热情洋溢的人。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真正热爱儿童，儿童也才能喜欢他”。（注1）人们称陈鹤琴先生是一个“不失赤子之心”的“大人”。
教育家俞子夷先生的描述是“永远微笑的儿童教育家”，他写道：
他的姿势最使我羡慕。无论上课、开会、谈话，他总是始终坐得挺直，从不见他撑了头、弯了腰、曲了背，露出一些疲乏的神情。立时、走时，也是这样。就是打招呼行礼，他上半身的弯度，也是很小，并且在背后看不到弧形的曲线。“正直”可以代表他的姿态。
圆圆的脸孔，健美的脸色，再加上一幅永远不分离的微笑，使得和他接触的人，个个发生好感和愉快。即使在研究很严重的问题时，他发言仍夹些微笑。他的语言虽不像音乐，但是这一个微笑却很容易使听者乐意接受。（注2）
实际上，中国许多老一辈教育家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从信念上坚定执着；在待人上，真诚、和蔼、包容、充满情感；在治学与做事方面，认真严谨，一丝不苟。不仅如此，他们都具有高尚的品德、渊博的学识、广阔的视野和令人肃然起敬的外表形象，包括言谈举止、衣着穿戴与健康、向上的神情。上世纪40年代时，人们称陈鹤琴为“儿童教育圣人”；陶行知先生说他是“谦谦君子”。陈鹤琴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教育家。
一． 高尚的品德与坚定的教育信仰；
陈鹤琴经常讲的一句发自肺腑的话：“我爱儿童，儿童也是爱我的。”早在1914年23
岁的陈鹤琴在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在船上他曾有过一次学医还是学教育的人生选择，终于他下定了决心：“我的志向是要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我是喜欢儿童的，儿童也是喜欢我的，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的好。”他对儿童的爱是基于爱国爱民的思想，要变老大中国为少年中国和振兴中华的宏大理想。他一生做到了“一切为儿童，为一切儿童，为儿童的一切。”
与“五四”新文化大潮中涌现的中国老一代教育家一样，陈鹤琴投身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救国和改造社会。他们目睹了旧时代对底层人民、妇女、儿童的摧残与束缚，决心用教育的方式启迪民智、传播民主与现代科学理念，推动社会进步。
1940年陈鹤琴来到重庆，当时他曾有机会到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他却选择了办学，促使他下此决心的主要因素有三，一是博爱、平等与牺牲精神的感染；二是他在美国时亲身感受黑奴创办教育自励自强的力量；三是陶行知先生在艰苦条件下办教育的伟大气魄。他到江西前曾去了一趟陶行知先生创办的重庆育才学校，又一次感受到陶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对办教育的执着精神。有人引用了孟子的一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于是他开始了创办中国第一所公立幼儿师范的艰苦历程。
陈鹤琴一生中最敬重与佩服的人是陶行知先生。他们相识于前往美国留学的船上。从1919年9月陈鹤琴来到“南高师”任教，与陶行知成为同事，经过了教育改造运动、乡村教育运动、平民教育运动、工学团运动、生活教育运动、科学下嫁运动、国难教育运动，一直到抗战胜利后陶先生回到上海从事民主运动，从中都可以看得到陈鹤琴先生都身在其中，正如陈鹤琴先生后来形容的那样，他与陶行知先生是同事、同道和同志。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他们都坚信教育所产生的潜在的、深刻的影响与力量；他们确实相信教育不仅可以救国，而且可以改造社会、改造人。上世纪30年代陈鹤琴先生见到北方教育社负责人尚仲衣先生，后者曾用十分刻薄言辞对陶行知与“生活教育”学说进行攻讦。陈鹤琴先生对他说：“陶先生要算是伟大的教育家中的一个”。陶行知先生逝世后，陈鹤琴更加坚定地指出：“陶行知先生是近百年来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在江西办幼师，学校中除部分来自各县的初中毕业生，有从敌占区来的流亡学生；有从家乡逃出来的童养媳，她们到了幼师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有的学生家长追到学校里来要人，陈鹤琴就将学生保护起来免受迫害；有的学生从“幼师”毕业要上“幼专”，无经费来源，学校安排她们勤工俭学，完成学业。在学校里，学生亲切地称呼陈鹤琴为“校长妈妈”。1943年日寇进犯，“幼师”从泰和前往赣州，所有大中学校都就地解散，惟独“幼师”仍在坚持。他带领200多师生跋山涉水向大后方转移。他表示：“我就是讨饭，也要带着大家走，一个都不能丢下。”在无钱、无粮、无交通工具的困难境遇里，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安全到达目的地。在迁校时，他在给师生们的信中写道：
……
我是你们的校长，也是愿意驮着你们奔走于荒漠中的骆驼，尽我的力，我要为你们寻找可以使你们休息、学习、工作、发展的绿洲。只要我存在一天，我对教育事业，对你们，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我要斗争下去。
……（注3）
从建校到几度转移，留下了多少催人泪下感人的故事，在患难中结下的生死与共的师生情谊刻骨铭心。上世纪70年代，许多幼师同学退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南京看望“慈母校长”。陈鹤琴在病重时，一边反复听着录音机中学生们的来信，一边在床上一遍遍呼唤着同学的名字。他把自己与学生们联系在了一起，寄希望于她们去为幼教事业工作，为千千万万儿童谋幸福！
二．精密观察、实验实践、从细节入手的科学精神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有一句著名的校训“真理使你自由”。在老一辈教育家看来，真理是衡量是非的标准。服从真理，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不仅是研究学术的科学态度，更是教育家精神与人格的体现。在教育研究和教学问题上，陈鹤琴一向强调要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原则；对待教学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态度。他坚信“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
与很多教育家研究教育的角度不同，陈鹤琴是由心理学研究的角度进入教育研究领域的，在他的论著中，充满了具体情境与细节；他提出的教育观点、原则都有相应的案例作为依据。这与他在留学期间培养的精密观察的治学态度密切相关。“活教育”的“十七条教学原则”中有一条原则“精密观察”，陈鹤琴解释了采用观察方法进行教学的两方面好处，一方面通过实地观察来施行教学；另一方面通过实际研究来培养儿童善用观察的学习态度；则教学的效果，必将因此而有所增进。（注4）
上世纪20年代后期，陈鹤琴在南京市教育局负责学校改革。他的学生对老师的评价：“以研究学术精神来办理教育行政”。
在教育主张和教学方面，他一贯坚持教育家的立场，实事求是发表观点。
20年代西方教育学说涌入中国，在儿童教育方面，福禄培尔、蒙台梭利的教育理论被人们奉为神明，陈鹤琴却以冷静的态度对这些理论进行认真分析，结合中国儿童特点指出其存在的不足方面，并提出适应中国国情的儿童教育学说。
三．积极吸收、借鉴西方进步教育思想
陈鹤琴可说是具有世界眼光的现代教育家。他被人们称为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主要传播者之一，另一主要传播者是陶行知。他的教育观和教育主张脱胎于杜威的教育哲学理论，却并不是照搬照抄，而是结合自己的观察、实验、实践进行总结。他在“南高师”及东南大学任教期间，先后研究过教育测验、道尔顿制、文特卡纳制等；1934年夏天他对欧洲11国进行为时7个月的教育考察。尤其是后者，对于他的教育理论，尤其是学校课程改造理论影响至深。
他从比利时教育家德可乐利的教学方针“从生活，为生活”中找到答案，即将儿童放在适当的环境里去发展他的生活，儿童必须从直接经验中去学习，去求知识，去求技能，去做人。他注意到，欧美各国小学教育的特点：（1）欧洲各国的学校很注意健康教育；（2）各国的教育注意“做”字，注意培养儿童动手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3）各国的教育都很普及；（4）教师的教法好，有专业研究的精神。（注5）他引用了陶行知先生说过的话，我们的教育亦要用于把中国固有的好的文化，好的艺术保存之，发扬光大之，这才是我们的责任。中国原来的陶、漆、窑器等工业很好，我们都应当学，我们要建设中国自己的文化。（注6）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陈鹤琴、陶行知等倡导向外国学习与那些“全盘西化”主张完全不同。他们是在努力汲取国外先进教育理念以改造中国传统教育观念与方法，建立起科学的、民主的、中国化的、大众的新教育。
在奥地利，陈鹤琴来到著名画家西石克的画室，西石克带陈鹤琴来到一幅4岁儿童的画作前，画面上只是简单线条勾勒出人的头、五官和四肢。”西石克的观点：不要把成人的意见，注入到儿童的脑子里去。他主张儿童自己创作，认为成人不该干涉他们的权利。对此，陈鹤琴并不完全赞同，他认为：“艺术是一定要教的，倘使不教而让儿童自己去瞎摸，那是太不经济了。我们人类所有的经验，是应当利用的”。他从奥地利画家教画的过程感受欧洲艺术教育新趋势：“他们都对于儿童有相当的了解，都尊重儿童的自由，都爱护儿童的个性，都注重儿童的创作。他们的教法，结果都非常美满；他们的学生所画的图画，都表现出特异的个性，创造的技能，……”（注7）
1948年陈鹤琴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会议时，曾打算将中国的《三字经》向国外同行介绍。他专门考察美国的特殊儿童教育，并在回国后着手创建特殊儿童学校。
四．科学化、系统化的教育学说
在中国老一辈现代教育家中，陈鹤琴教育思想不仅有鲜明的观点、主张，而且有教学原则与具体实施方法，以及考评标准，可以直接应用于教学，具有可操作性，呈现科学化、系统化特征。
上世纪30年代，陈鹤琴在上海创办小学、女子中学，他不仅提出办学目标、具体要求，还在教材、教师、教材、教法和学校管理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提出最佳解决方案。他亲自参与设计城市小学的校舍与设备，对教室的面积、采光、通风、活动黑板、教室内空气流通、课桌椅高矮，以及礼堂、操场、运动器械、厕所等都作了合理的设计与布局，既符合教学要求和儿童特点，也合理、实用又坚固美观。从而形成了小学教育的系统理论。
有一个现象值得研究。陈鹤琴创办的学校都是“一条龙”建制；创办小学都附设幼稚园；创办幼师，附设小学、幼稚园；解放后创办南京师范学院，不仅设有附属中学、小学、幼稚园，并且设有玩教具研究室及制作工厂。
他的早期著作《儿童心理之研究》是一本记录和总结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的书，其姊妹篇《家庭教育》实际上是这些记录、总结成果的应用篇。上世纪40年代初，他倡导的“活教育”学说也是这样，不仅有包括目的论、课程论、方法论在内的“三大目标”，还有“十七条教学原则”和“活教育实施方案”、“五指活动实施大纲”等；用现在的话来说，有理论和观点，也有实践、实施方法，具有很好的操作性。
在陈鹤琴前半生的教育实践中，他每到一处都建立起国民教育实验区，设立中心学校，以点带面，先进行实验再推广、普及。此外，陈鹤琴办学不离开一线教学，不论是解放前创办江西幼师，还是解放后在南京师范学院担任院长，不论行政事务有多忙，他都亲自为学生授课。陈鹤琴很注重建立教学团队建设，从20年代在南京创办鼓楼幼稚园，30年代在上海办小学、40年代在江西办幼师，新中国建立后受命组建南师，陈鹤琴的教学团队人才济济。
陈鹤琴在《幼稚教育》发刊词中提出一个口号：“推敲切磋，真理才出；科学进步，端在合作”。1929年7月陈鹤琴发起成立国内最大的儿童教育团体——中华儿童教育社，其前身是由陈鹤琴、陶行知、张宗麟等共同创办的幼稚教育研究会。陈鹤琴说过：“我们知道，一根木头是不能够造屋子的，一根蒿子也不能够驾船的，一定要群策群力，才可以成功一种事业，所以要唤起社会的同情，征求合作。”从20年代到50年代的30年间，他一直致力于创办学术组织和刊物，构建交流平台。他希望能有更多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参加进发展儿童教育的事业中来。
第二部分，陈鹤琴的小学教育理论与实践
陈鹤琴对小学教育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20年代初，他是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专家身份在江南的小学开展教育测验。1927年他在南京市教育局负责学校事务，建立国民教育实验区，其中包括许多小学。1928年后他来到上海负责租界华人教育事务，关注的重点由幼稚园转移到小学，形成了完整的小学教育理论。他曾受聘担任全国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起草委员会委员。在上海，他先后创办了7所小学（附设幼稚园）、一所女子中学、4所工人夜校；争取给145所私立中小学经费补助和在4所华童公学增设华人副校长或校长。
下面我们重点介绍陈鹤琴小学教育思想与实践。
一． 幼稚园、家庭与小学之间的衔接
陈鹤琴认为，儿童期是一个完整过程，小学教育是幼稚园教育的延续，因此，幼稚园教
育应与小学一二年级相衔接。他引用美国心理学家华特尔（C.W.Waddle）所著《儿童心理学入门》观点，将儿童期划分为：幼稚期（出生～3岁）、儿童初期（4～7岁）、儿童后期（8～12岁）（注8）他写道：“最近美国小学教育的新趋势，主张将小学与幼稚园联在一起，就是小学要幼稚园化。以前的小学教育与幼稚教育像是隔了鸿沟一样，现在看来不妥，要把小学一年级与幼稚园沟通，并且希望二年级与幼稚园也要打通。”（注9）
陈鹤琴十分强调学校与家庭之间的联络。他主张学校召开恳亲会、家长谈话会、家庭通讯等。为了使家长与学校经常联系，最好由教师与家长共同组织一个团体，来施行学校与家庭的联络事宜——教师家长会。他还建议，学校教师或校长到学生家中家访。访问时，可要求家长配合学校教育（1）家长应当帮助学校做事；（2）家长应与学校共同研究儿童教育；（3）家长应时常到学校来参观。（注10）
二．怎样才是一所好学校
首先，陈鹤琴阐述小学教育的重要性：“小学教育是国民教育，是造就人才的开端，是发扬文化的始基，所以比中学、大学教育更加重要。国家的发展、青年的前途，全在小学教育的改进。”（注11）早在1924年他编写《小学调查和报告》制定出评估小学优劣的标准，包括学生成绩、教师、教材、课外活动、教学设备、经费、校长、行政与组织等方面，使对小学的评估有了科学的标准和依据。
在陈鹤琴看来，一所好的学校包括教师、教室、教法、教材、学级组织等要素。
1．关于教师
陈鹤琴认为，教师是学校中很重要的分子，学校成绩好不好，完全在于教师的优良与否，古人说“为政在人”，办学校也是如此。他为做一名好教师列出了四项条件：
（一）有慈母的性情；
（二）怀疑的态度；
（三）改造环境的精神；
（四）要亲身去做 （注12）
陈鹤琴在一篇题为《怎样做一个理想的教师》演讲中，对教师提出的另外三个条件：
（一） 要有健全的身体——教师的一举一动都是小孩子的榜样。一个人有了好的身体，才能得到快乐，小孩子常常笑容满面，就是他们的身体好。陈鹤琴举了美国总统林肯的例子。林肯长得很难看，满脸麻子，但内心却很愉快，待人和蔼。有人说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男子。因为他的仪容和待人的态度使人产生好感。此外，陈鹤琴提出，教师的发音不一定要很高。声音太高的结果往往使儿童的血液激动，过分刺激他们的神经；不但声调要适宜，措辞也要得体。
（二） 爱护儿童的心肠。做一个教师一定要爱护儿童。假定你没有爱护儿童的心肠，虽你“满口珍珠”，但结果仍会和儿童格格不入。这是做教师最重要的条件。
（三） 要有研究的态度。有一天，陈鹤琴去参观一所学校，学校的前面是一座菜场，他就问一位教自然的老师：“你教自然有什么困难？”老师一脸愁容地抱怨学校缺少标本、仪器。陈鹤琴对老师说：“你的标本就在你的前面。你买了鱼来，就可以看见鱼的动作，鱼的沉浮；你买了一支萝卜或几粒豆，你就可以研究它的形态和生长程序；你在这环境里，尽可研究一年四季的东西，不一定按照书本的内容呆板地去教学”。（注13）
陈鹤琴又讲了一件事情。有一所学校没有体育设备，学生们很顽皮，经常做“弹豆”游
戏，专门射向走过来的人。有一位教育家来参观学校也挨了几颗弹豆，他就找到校长说：“你们学校校风实在不好，学生太顽皮”，校长无奈地摇摇头。教育家就请校长将学生们集合在一起，他在演讲时始终一字不提弹豆的事情。演讲完以后，教育家和校长一道站在门口，见到一个身材较高的学生，一看就能感到是学生头。教育家问学生：“我托你帮我做一件事可以吗？”学生点点头。教育家接着说：“你帮我准备10付弓箭，明天早晨10点钟我要来操场上取，好不好？”学生回答“这很容易，一定办到”。校长因为第二天不上课有些不放心，怕他们不来，便问道：“那么其余的人来不来呢？”学生回答：“都不用来，包在我的身上。”第二天早晨，学生将弓箭交给教育家，教育家就教学生们射箭的方法，学生们非常高兴，天天练习。这样，弹豆射人的坏习惯就变成对射箭的技术了。陈鹤琴的总结：“这就是校长过去不了解儿童的心理，不能相机改变儿童的习性，只是一味去压制，没有给他一个正确发泄的地方。这位教育家了解到这一点，结果把坏的行为转变为好的活动了。”（注14）
陈鹤琴不仅注重教师的学历、学问，更注意教师的人品。陶行知先生曾举过一个例子，有一个青年请求陈鹤琴介绍做小学教师，陈鹤琴给了他一支铅笔和一张纸，请他写一份履历。这个青年习惯地把铅笔尖放在舌头上蘸蘸湿。陈鹤琴看在眼里，认为这是一个坏习惯，会把儿童教坏的。陶行知先生评论道：“陈教授对这些细微处极端重视，这是他对儿童的极端负责。”（注15）
2.关于教室
陈鹤琴在上海考察美国人、日本人办的学校后发现，外国学校的教室与中国学校的教师气氛完全不同。他写道：“中国学校的教室，有的充满恐怖的气氛，儿童对教室视为可怕的牢狱。有的则太放纵，儿童入教室后，仍旧人声嘈杂，紊乱不堪，教师要花许多时间去维持秩序，方能渐渐地安静下来。外国学校则不然，平时儿童在操场上时，很活泼地运动，而一进教室就安静下来，秩序井然。楼上楼下三层都是教室，没有一点嘈杂的声音。这是我们所不及的地方。不过他们举手太起劲，也有的秩序不甚好。”（注16）陈鹤琴提出两点需要注意的方面：（一）教室的环境，包括教室内的门窗、座位的排列，以及教室内的一切布置，这样才能使儿童上课时有适当的姿势和愉快的空气，这样课堂的秩序才会好，教学才会容易。（二）儿童的动作应通过因势利导方式予以规范，养成遵守纪律和规则的习惯和良好的学习态度。正如人们所知到的那样，陈鹤琴创办的工部局西区小学，即现在的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的前身，包括教室的门窗、桌椅的高矮、楼道里的厕所、楼梯、操场上的教玩具安放等，陈鹤琴都亲自参与设计、建造过程，可说是“无微不至”。
3.关于教法，
陈鹤琴编的教科书，内容生动活泼，全面考虑到做、画、写、看、读各方面；与之相对应，教室内除正面教师专用的大黑板外，四周墙上另装有特制的小黑板，供学生用来即兴发挥，并用以展示成绩。如课文中的插图中，茶壶缺少嘴巴、老黄牛没有尾巴，学生都兴致盎然地找出来并动手补上等等。学校还经常带领学生郊游，观察自然和社会中的种种现象。
据回忆，工部局西区小学（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前身）的英语教学非常好，许多家长纷纷将孩子送来。学校从三年级开始学英语，每周五节课，分量很重，要求相当高，采用直接教学法，要求耳朵、嘴巴、眼睛、书写并用，尤其注意要发音准确。担任英语教师多为教会大学毕业生或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师。当时，一般人认为，西区小学的学生从小打好英语基础，其英语水平相当于普通学校的初中毕业生。
教学方法建议：
1.要以儿童心理做根据，多用手做，多用眼看，少用耳听；
2.要采用大单元教学。他不主张将小学课程划分得过于零碎；
3.要利用游戏比赛；
4.练习。他要求教师要在课堂上巡视，进行个别指导，他说“这是教师应负的责任”。
教学原则：
1. 寓学于做；
2. 动机的引起；
3. 用眼的学习比用耳的学习准确，即“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4. 能教学生相互的指导，收效更大；
5. 开始学习的时候，教师要特别留意、特别慎重。“如习惯的养成、技能的练习，开首好，就得好；开首不好，将来除了重新练习外，还要加上一倍校正的功夫，这岂不是不但无益，而反而有害么。”
6. 练习的时候要充分注意，有正确的指导；
7. 分类的比较；譬如教关于狼的知识，就用儿童熟悉的狗来进行对比。利用儿童原有的经验，对新事物发生许多观念，对于新事物就容易记忆，可以得到正确的观念。
8. 比赛与游戏。（注17）
4.关于课程设置
陈鹤琴在小学课程设置方面，十分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除国语、算术和英文以外，
重视自然、美术、音乐、体育课。上自然课不但要学生看挂图、标本，还让学生动手使用玻璃管、器皿；用杠杆或天平秤做实验；老师还教学生做盐、做冰激凌、煎荷包蛋和香蕉、做腐乳和女红绣枕花、针钩纱台布、编织麦秆拎包等，此外还组织各种游戏和课外活动。
5.学校设施
上世纪30年代由陈鹤琴创办工部局小学以学校设施优良闻名沪上。有一段关于工部局西区小学（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前身）校内设施的记载：
西区小学的一切设施，都是陈鹤琴根据活教育原理和儿童特点自己设计创建的。三层大楼近20个教室，全部一面采光，宽敞明亮。校舍内有暖气、饮用沙滤水等新式设备，有专供学生搭伙的、装有煤气灶和纱窗的厨房；光男女学生的厕所，一、二、三层楼加起来就有55个之多，而且经过特别设计，以适应不同儿童的不同要求。教室均设有换气通道，使空气保持新鲜。课桌是根据低、中、高不同身材配套特制的。除一般教室外，另有音乐、自然、劳作、美术等四个特别教室。除体育场、游戏场外，还有可容纳四五百人的大礼堂兼放映场，内装有放映科教影片的设备。此外，还有学校的医务室，里面的设备俨然是一个小医院的门诊室……（注18）
6.关于教材
陈鹤琴主张，编制小学教材中有两点应该引起重视，第一是儿童的健康，包括卫生常识教育、卫生设施及卫生的训练；第二是儿童的公民训练，培养儿童在社会上做一个健全的公民。他写道：“现今社会个人主义太盛，只重个人发展，只顾个人的安乐、幸福，而对他人的安宁、利害不恤、不顾。这样的弱肉强食，争夺枪杀还成什么世界？所以，一定要注意公民的训练，培养对于人类的同情心，注意儿童的自治能力，组织团体生活，使他们成为一个社会健全的分子。”（注19）
1935年《教育杂志》曾开展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主张读经者认为，四书五经是国粹、中国之所以衰弱是因为“国纲不振”，因此，读经应从儿童开始；反对读经者认为，在现代社会里，经书的内容已经过时、显得陈腐，儿童不必要读经。对此，陈鹤琴的观点：“我先要问一句，为什么要读经？如果是为了研究古代文学起见，那么这许多经书，大学专科才有读的必要。如果读经的问题专为人格的培养的话，那么先问这些经书的文字和包含的意义，如何可以使儿童领会。”他继而写道：“现在有人主张不必问小学生能否了解，按序叫他们读经就是，大概是说学生把经书熟读在肚子里，将来自然就会应用。这种‘反刍式的教育’我实在不敢苟同。”他主张，如果要教小学生领略经书的精义，首先将经书的文字和编制加以选择和改造，变成明白浅显的有兴趣的现代儿童读物，读经在学校中才可以有利无弊。（注20）
对于中国传统旧教育，他与陶行知先生有着同样主张。他十分赞同陶行知形容旧教育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尖锐批评。他提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种腐化的、死气沉沉的的教育，改变为前进的、自动的、活泼的、有生气的教育”，要求教师要“教活书”，教学生“怎样做人”；要求学生要“读活书”，做“爱国爱人还要爱学问”的儿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组织各校和教师开展教学研究和实践、实验，总结、交流经验，同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包括学生德、智、体、美等教育各方面；研究各种教材是否适合社会和儿童的需要；研究教法是否能引起儿童的兴趣，启发儿童的思想，培养儿童的创造力；研究各种教学设计是否合于儿童的身心发展，使儿童对于事物发生兴趣，并能够自动学习。
上世纪30年代，陈鹤琴在上海所办学校都有校风端正、教学设施一流、教师水平高和学生素质好等共同特点。这与陈鹤琴作为教育家所追求培养“现代中国人”教育目标，与他所秉持的科学精神及研究态度有着直接关系。在他的心目中，我们中国人的自强、自立、自信都应该通过“活”的教育培养并焕发出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他为工部局小学校歌作词：
喂，我的学校，教我们学的是什么？
喂，我的学校，教我们做人怎样做？
团结活泼，做事勇敢，清洁健康、生活快乐，
遵守纪律，和气且恭敬，爱国、爱人，还要爱学问。
啊，我的学校，我时时刻刻都爱你！
啊，你的教训，我句句都记在心里。（注21）
2010年10月23日
注释：
注1. 潘菽《终生不失赤子之心》，载《陈鹤琴全集》第一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1页
注2. 俞子夷《永远微笑的儿童教育家》，载《陈鹤琴全集》第六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468页
注3. 陈鹤琴《给留在江西的国立幼师全体同学的公开信》，载《陈鹤琴全集》第六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333页
注4. 陈鹤琴《活教育的教学原则》，载《陈鹤琴全集》第五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100页
注5. 陈鹤琴《欧洲各国小学教育新趋势》，载《陈鹤琴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144页
注6. 陈鹤琴《欧洲各国小学教育新趋势》，载《陈鹤琴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147页
注7. 陈鹤琴《创造的艺术》，载《陈鹤琴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87页
注8. 陈鹤琴《儿童心理及教育儿童之方法》，载《陈鹤琴全集》第一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006页
注9. 陈鹤琴《一个理想的小学校》，载《陈鹤琴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
第35页
注10．《学校与家庭怎样联络》，载《陈鹤琴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
第127页
注11.陈鹤琴《一个理想的小学校》，载《陈鹤琴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
第36页
注12．陈鹤琴《一个理想的小学校》，载《陈鹤琴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年8月，
第36页
注13. 陈鹤琴《怎样做一个理想的教师》，载《陈鹤琴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年8月，
第242页
注14. 陈鹤琴《怎样做一个理想的教师》，载《陈鹤琴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年8月，
第243页
注15. 陶行知《陈鹤琴是一位儿童教育家》，载《陈鹤琴全集》第六卷，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年8月，第318页
注16． 陈鹤琴《一个理想的小学校》，载《陈鹤琴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年8月，
第34页
注17. 陈鹤琴《几条重要的教学原则》，载《陈鹤琴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年8月，
第37页
注18.张纯瓦、黄雪娥《陈鹤琴与上海工部局西区小学》，载《鹤琴之声》，第20期，2005年12月，第66页
注19.陈鹤琴《一个理想的小学校》，载《陈鹤琴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年8月，
第35页
注20.陈鹤琴《小学生应该读经么》，载《陈鹤琴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
第103页
注21.陈鹤琴《工部局小学校歌》，载《陈鹤琴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
第114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10-30 16:06
《陈鹤琴教育思想读本》导读
陈鹤琴原著，陈秀云、柯小卫编选
《陈鹤琴教育思想读本》第一辑共4册，包括《活教育》、《幼稚教育》、《儿童心理》、《小学教育》，近日已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由虞永平教授作序。以下是本书各册导读。
活教育
“活教育”理论是陈鹤琴教育思想的精华，也是他经过长期研究、实践总结的经验总结；同时也是具有中国化、科学化、大众化特征，较为系统、完整、呈现体系化特征的基础教育理论。由于“活教育”理论产生的背景正处于“争取自由民主，科学光明的大时代”，造就“富有国家民族意识的新国民”成为教育家们的使命与责任，因此，“活教育”从诞生之时就被赋予“成熟为一种适合时代需要，符合民族精神的完善的教育制度”期待。陈鹤琴写道：“但是严格的说，一般的教育，仍多半是移植欧美各国学者所研究出来的方法制度。这种方法制度，有时未尽适合于我们本国的国情与需要，所以我们应当另辟蹊径，从事于一种新的教育方法之探求。”（陈鹤琴《活教育要怎样实施的》）由此，“活教育”理论针对当时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应时而生，不仅是中国教育家结合本国实际开展的新教育实验，也是一项创造。为使读者全面了解“活教育”理论内容，我们将著名教育家张文郁先生《“活教育”的理论体系》一文作为本书的“绪论”，该文发表于1948年，对于“活教育”的源流与内容进行系统、详尽的介绍，帮助读者理解、领会这一理论中的内涵、原理、作用，对于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与境界、改善教学教育方法、提高教师素质具有极大裨益。
本书分三部分，各部分内容介绍如下：
一
本部分集中了“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内容，构成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各篇文章选编自上世纪40年代印行的《活教育》杂志和不同版次的《活教育——理论与实施》、《活教育的教学原则》、《活教育的创造——理论与实施》等单行本。
“活教育”目的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被陈鹤琴认为是“中国教育唯一的特点，不苟同于其他各国的教育目的。”（陈鹤琴《活教育要怎样实施的》）他将“做现代中国人”定义为：第一，要有健全的身体；第二，要有建设的能力；第三，要有创造的能力；第四，要能够合作；第五，要服务。1948年，陈鹤琴将这五项条件的内容作了进一步补充，调整为：第一个条件是要有健全的身体；第二个条件是要有创造的能力；第三个条件是要有服务的精神；第四个条件是要有合作的态度；第五个条件是要有世界的眼光。
对于“要有健全的身体”，他认为“惟其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担负起现代中国与世界给予我们的任务”。“要有创造的能力”，则要从儿童时期培养起，儿童是喜欢创造，并有创造的能力的；而训练的方法是“从做中学”，做中求创造。“要有服务的精神”，“如果我们只有知识和技能却不能服务于社会，只知自私自利，就失去了教育的目的”。“要有合作的态度”，改变的落后社会现实与“一盘散沙”国民性。“要有世界的眼光”，因为“生活在今日世界的一个中国人，他除了要过国家的生活以外，同时还要过世界的生活。他不仅要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质，他还要了解世界的潮流。他不仅要为中国的民主独立而独立，他还要为世界和平而奋斗。所以活教育要求进一步做世界人，现代世界人。”而“做世界人”的主要条件：“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陈鹤琴《活教育的目的论》）。由此可见，“活教育”的目的是改造国家、改造“人”，推动社会进步。
与许多现代教育家一样，陈鹤琴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改进生活，充实生活；教育的本身是一种生活，而生活的本身也是一种教育。人在教育中生长，这一生长一方面是指个人道德行为、智力的发展过程，一方面是指整个人类向更高的道德和文化生活发展。”（陈鹤琴《中国儿童教育之路》，1947年）
“活教育”课程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其意义在于改变人们对于教育的错误观念，培养儿童直接去接触各种“活”的知识，鼓励儿童积极的研究精神，“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
“活教育”方法论：“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具体的方式：注重分组集体教学，互教互学。陈鹤琴的解释：“活教育的教学也并不注重过去班级教学的课程，而着重于室外的活动，着重于生活的体验，以实物作研究对象，以书籍作辅助参考。”陈鹤琴的大量教学实践是以活动的形式在“做”中完成的。（陈鹤琴《活教育要怎样实施的》）他提出的教学步骤：（一）实验观察；（二）阅读参考；（三）发表创作；（四）批评研究
“五指活动实施大纲”是“活教育”实验的主要内容，原理是“从儿童的生活出发完成儿童的完整生活。”陈鹤琴曾提出“整个的教育”概念，他认为，因为生活是完整的，所以教育也要完整。“五指”是指儿童生活中的五个方面：健康生活；社会生活；科学生活；艺术生活；文学生活，如同人的手掌上的五指，相互联系。在陈鹤琴的心目中，教育的目的不仅造就读书人，更重要的是培养健全的现代中国人。
《活教育的教学原则》，又被称为“十七条教学原则”，曾分别在《活教育》月刊刊发，在最早提出的十条原则的基础上（1942年），于1948年汇编成集时扩充为十五条原则，后又增加至十七条原则。陈鹤琴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心理学具体化，教学法大众化”，其目的在于“使得做教师的、做家长的读了，都能了解，都能应用，并供同人研讨。”（陈鹤琴《活教育的教学原则》）陈鹤琴教育论著的重要特点之一，将教育原则、教育方法用流利生动的文字和通俗易懂道理表述、解释，力求使更多人们可以了解、使用。“十七条教学原则”是陈鹤琴长期教育研究与实践的心得，使“活教育”学说直接应用于教学过程，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使得做教师的做家长的读了，都能了解都能应用。”
《训育的基本问题》是“活教育”理论的组成部分，体现陈鹤琴的学校训育思想。在他看来，训育是一个培养、教育和心理成长过程，也是一个了解规则、自觉、自动的过程，更是师生在学校中共同生活、共同研究、共同学做人的过程。
二
本部分各篇文章追溯形成“活教育”理论的各方面因素，从而体现“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科学性、进步性。
上世纪初，新教育思想在中国各地迅速传播，以蔡元培、黄炎培、郭秉文、张伯苓、陶行知、陈鹤琴等为代表的教育家，引进西方教育学说和方法，积极开展各种教材、教法、课程等方面的改革试验，力图从教育制度、教育理论和教学模式等方面开拓符合国情和儿童成长规律的现代教育发展模式。
陈鹤琴在《旧式教育与新式教育的分别》一文中指出：“旧式的教育是以社会为中心的，新式教育是以儿童为中心的。以社会为中心的教育偏重社会而忽略儿童的；以社会为中心的教育注重儿童而兼顾社会的。”（陈鹤琴《旧式教育与新式教育的分别》）随着民主、科学思想的传播，“以人为本”价值观逐渐被社会广泛接受，儿童不再被仅当作是成人的附属或穿着长衫、马褂的“小人”，其自身的价值、欲望、需求、创造能力开始被人们重视，形成“以儿童为中心”的新型“儿童观”和“活的教育”。
可以说，“活教育”来源于“活的教育”，陈鹤琴于1940年在江西办学之初曾发表《什么叫做“活的教育”》一文，他将这篇文章称为“活教育运动的先声”，以后又将其收入《活教育的创造——理论与实施》一书中，从而成为“活教育”理论的组成部分。在这篇文章中，陈鹤琴写道：“什么是‘活的教育’？简单地说一句，就是‘不是死的教育’。书本主义就是死的教育。”他将中国的教育现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进行对比，深感在世界新教育潮流中，中国的教育停滞、落后了。他不无期待地写道：“我们也要活的教育。教材是活的，方法是活的，课本也是活的。我们大家一齐振作起来，研究儿童的切身问题，为儿童谋福利。尽量地利用儿童的手、脑、口、耳、眼睛，打破只用耳朵听、眼睛看，而不用口说话、用脑想事的教育。我们不能再把儿童的聪明、儿童的可塑性、儿童的创造能力埋没了，我们要效法狂风暴雨的精神，对教育也要用同样的手段纠正过去，开发未来。”（陈鹤琴《什么叫做“活的教育”》）
本部分中所收录《八个学术顾问》和《杜威为什么办实验学校》两篇，意在体现“活教育”与“生活教育”学说、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学说之间的联系。陶行知先生的思想和教育实践对陈鹤琴的办学实践与“活教育”学说的形成产生深刻影响。1940年他在前往江西办学之前，曾到重庆参观育才学校，他为陶行知在艰苦环境下办学的精神所感动，将“八个顾问”作为一种有效学习方法推荐给广大青年。杜威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标志性人物，他创办的实验学校（laboratory school）在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用陈鹤琴的话来说：“杜威创办实验学校，是准备以他们的努力来改造传统教育的积弊的。其实，杜威实验学校的成就，不仅是在教育的实际方面给后来的教育工作者以睿智的指示，而且在哲学上、心理学上以及社会学上，都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并留给后人一座丰富的知识宝库。”
三
陈鹤琴在回顾“活教育”历程时写道：“我们觉得过去的旧教育，在我们的国家遭到如此严重的外患下，要挽救危亡，必须彻底改革教育”。本辑中《一个活的林间学校产生了》、《创办幼师的动机和经过》、《松林中新生的幼师》等篇真实地记录下陈鹤琴艰苦卓绝的办学过程，反映“活教育”学说产生的背景，感受到教育家坚定的信念与意志、科学精神和办学热情。
在建校过程中，陈鹤琴率领师生亲自动手、盖屋建舍、拓荒筑路，终于在荒山上开辟出美丽的校园。“幼师”校歌唱道：“幼师！幼师！美丽的幼师！松林中响的是波涛来去，山谷间流的是泉水清漪。放鹤亭、鸣琴馆是我们的新伴侣，更有那古塔斜阳、武山晚翠，陶冶我们的真性灵，……”
当年，“幼师”及“幼专”校训：“活的教育”，包括（1）发展学生个性，引导体格健康，鼓励创造能力，培养合作、坚忍和热心为公众服务的精神；（2）从接触大自然和大社会中获得第一手知识和经验；（3）使用“做中学”办法，开设多门应用课程。校徽是一头小狮子。
1944年5月，因日军南侵，江西告急，陈鹤琴带领幼师、幼专共200多名师生离开学校所在地泰和，先转移至赣州，数月后继续向位于赣闽交界的广昌撤退，一路上跋山涉水，历经艰险，终于抵达目的地。抗战胜利后，陈鹤琴奉命回沪接管学校，他在给留在江西的幼师、幼专师生写的公开信中写道：“我是你们的校长，也是愿意拖着你们奔走于荒漠间的骆驼，尽我的力，我要为你们寻找可以使你们休息、学习、工作、发展的绿洲。只要我存在一天，我对教育事业，对你们，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我要斗争下去”。
1945年11月，陈鹤琴在上海创办幼稚师范学校（后改为女子师范学校），办学宗旨：“培养优良师资，实验及推行活教育”。他对学生提出的要求：（1）锻炼强健身体；（2）陶冶道德品格；（3）培养民族文化；（4）充实科学知能；（5）养成勤劳习惯；（6）启发研究儿童教育之兴趣；（7）培养终身服务教育之精神。
1947年《活教育》杂志在上海复刊，在复刊词中提出，要继续推行活教育，批判传统教育，为建设中国新教育而努力。他满怀期待地写道：
我们同学应自许是中国幼稚教育的播种者。
我们的同学应自信是活教育运动的开拓者。
我们的同学应自勉着永远做一个教育工作者。
幼稚教育
陈鹤琴（1892～1982），中国现代儿童教育的奠基人与开拓者，被誉为“中国的福禄培尔”。上世纪20年代初，他根据自己对于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的观察、研究和国外教育发展新趋势，开展了大量研究、实验。由陈鹤琴等人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幼教理论、实践，在几十年间被人们公认为教育“经典”和中国学前教育发展的标志；更由于其所具有的科学特质，揭示了儿童生长的规律，总结出一整套完整理论体系，包括幼稚教育原理、教育目标、教学原则及课程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前教育学说。直到现在，这些学说、思想仍焕发着生命力，对于当前学前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与思路，值得学前教育工作者学习、参考。
本书分为三部分：（一）幼稚教育的基本原理；（二）幼稚园的课程与方法；（三）幼稚园的管理，各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现将各部分内容介绍如下：
一
本部分《幼稚教育的基本原理》中，包括《为什么要办幼稚园》、《幼稚教育之目标》、《幼稚教育之原则》、《幼稚园的课程》和《幼稚教育之新趋势》、《我们的主张》共六节，其中前四节内容选自陈鹤琴于1926年在安徽省教育厅举办的暑期学校讲授幼稚教育课程的《幼稚教育》讲稿；后两节内容中《幼稚教育之新趋势》，反映出世界新教育潮流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我们的主张》则被认为是中国早期现代幼教发展纲领与方向的宣言。
《幼稚教育》集中体现陈鹤琴早期学前教育学说与思想，其中《为什么要办幼稚园》一节开宗明义：“幼稚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因为它的对象早于学龄儿童。它的功用，正如培植苗木，实在关系于儿童终身的事业与幸福，推而广之，关系于国家社会。”（陈鹤琴《幼稚教育》，见本书 页）。他对幼稚教育期内（4～6岁）的儿童特点归纳内（1）好群；（2）好玩；（3）可教。幼稚教育是一门科学，儿童心理与幼稚教育密切相关。幼稚教育的目的：（1）做怎样的人；（2）应该有怎样的身体；（3）应该怎样开发儿童的智力；（4）怎样培养情绪。其中培养儿童的品德与“做人习惯”，不但包括道德，还通过日常生活和游戏、运动的方式训练儿童养成各种达到强健体格的习惯。对于“怎样开发儿童的智力”，陈鹤琴提出了具体标准：（1）有研究的态度；（2）有充分的知识；（3）有表意的能力。而对于培养儿童的情绪，他认为，幼稚园至少应该从三方面来培养儿童：（1）欣赏；（2）快乐；（3）打消惧怕。关于儿童的“需要”，陈鹤琴的观点很明确，即“发展个性”。儿童应该具有怎样的“个性”，以及培养儿童“个性”的途径与方式，他概括为三项：（1）身体；（2）智力；（3）德性。对于幼稚园而言，提供“使儿童眼之所见，手足之所接触，耳之所闻”良好环境，同时为培养“德性”的目的，为儿童提供适宜的群体，培养将来做现代公民的基础，则是包括幼稚园在内的学前教育所应承担的责任。陈鹤琴说过一句话：“总之，幼稚教育之关系甚大，所以需慎重办理。以儿童个人而论，这步教育不善，终身受影响，就是改正过来，也要费九牛二虎之力。”（陈鹤琴《幼稚教育》）
在《幼稚教育之原则》一节中，陈鹤琴提出，幼稚教育“应该依着实验的精神去研究”。他将幼稚教育的原则概括为：（1）丰富儿童的经验；（2）有用的动作；（3）完美的环境；（4）检查体格及智力；（5）与家庭合作；（6）游戏化的教学法；（7）暗示性的教学法；（8）精密的辅导；（9）充分的预备；（10）美术思想；（11）医药常识；（12）和蔼可亲；（13）公允的态度。（陈鹤琴《幼稚教育》，见本书 页）从中体现出陈鹤琴对于幼稚园的办园方针以及教学法、教材标准的具体阐释。
他提出：“所有玩具，不必仿照哪一个外国大教育家的第几种‘恩物’去做，只要把普通家庭和社会所有的玩具、用具改良仿照，也就够用了”；他还提出选择幼稚园教材的原则：（1）合于本国国情的；（2）能促进思想发展的；（3）合于卫生。他针对于当时中国国内幼稚园的“外国化”倾向，陈鹤琴对福禄培尔学说中“以教师为中心，学生环绕在教师周围，如同母鸡带着小鸡”和蒙台梭利的“自动”学说都提出了质疑，对于后者，他评价道：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确实是好现象。“但是往往流于放任，让学生自由乱动，这是最不经济的。非但教学上无效果，并且容易养成坏习惯。”（陈鹤琴《幼稚教育》）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与试验结果得出的结论：“幼稚园非有个别辅导不可”。
《幼稚园的课程》反映陈鹤琴教育学说中，重视儿童生活中的“直接经验”特点，“用适应目前生活需要的方法，去达到将来生活中必会出现的事情”，以及“所有的课程都要从人生实际生活与经验里选出来”，即“以生活为中心”，其目的在于通过培养适应现实生活的人实现推动社会进步的目标。而“富于弹性的课程”与“所有的课程允许重编”体现陈鹤琴对于教材应适应儿童个性和本地社会自然情形的主张。
二
本部分《幼稚园的课程与方法》内容来自陈鹤琴在南京鼓楼幼稚园所进行的教学实验，
以及各项课程的教学方法。众所周知，南京鼓楼幼稚园是第一个由中国人主持的幼稚教育实验中心，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幼稚教育的开端。
陈鹤琴写道：
在我们开办鼓楼幼稚园的时候，我们就抱着几个主张：（一）在原则方面：（1）幼稚园的教育是要适应国情的；（2）幼稚园应当有充分而适当的设备；（3）幼稚园的教师应当是儿童的朋友。（二）在课程方面：（1）幼稚园的课程要用自然、社会为中心，凡是儿童能够学而又应当学的，都应当教他；（2）幼稚园应当有种种标准，可以随时考查儿童的成绩；（三）在教学方面：（1）要注意儿童的健康；（2）要是儿童养成良好的习惯；（3）要特别注重音乐教育；（4）多采用小团体的教学法；（5）要采用游戏式的教学法去教导儿童。（陈鹤琴《<鼓楼幼稚园十周年纪念刊》>序言）
《一年来南京鼓楼幼稚园的试验概况》记录了陈鹤琴和他的学生张宗麟等人于1925年在南京鼓楼幼稚园所进行的教学试验过程，包括幼稚园的课程和教材、幼稚园的教学法、儿童的习惯、设备与儿童玩具等内容，从而了解并感受到陈鹤琴早期教育实践的理念和追求。在幼稚园的课程方面，陈鹤琴等人以实际生活中的自然、社会内容为课程的中心，采用“读法教学法”，并以“自然科”为中心来编制课程，将课程连成一片，倡导“整个教学法”，采取游戏、随地施教与采用教科书等多种方法，“活”教“活”学。在儿童的习惯方面，拟定《幼稚生应有的习惯和技能表》，共计185条，用量化标准，考查儿童在幼稚园养成良好习惯的程度，体现“做人”要从培养良好生活开始，“从小教起，从小教好”思想。在设备与儿童玩具方面，陈鹤琴等人提出的5项目标：（1）省钱的；（2）与当地社会情形相近似的；（3）用本国货；（4）合于儿童心理；（5）合于教育原理，其中他将后两项称为“根本出发点”。在今后之计划有两项内容，其一幼稚师范，“我国幼稚师范教育所以完全落入外人之手的原因是师资缺乏。”他提出“师范教育不应该请外人代办”，将幼稚师范与幼稚园的关系比喻为“好像母亲和孩子站在一块儿”；其二“计划办最普遍设立的幼稚园”，即“怎样能最经济？怎样可以用极少的金钱，办极好的幼稚园”。这使人想起一段往事，1948年陈鹤琴在上海幼专授课评价一位学生的作业时说道：“我们办幼稚教育就是要大田种麦，让全国城乡幼稚园都能受到科学的启蒙教育。但你知道大田种麦需要麦种，这麦种从哪里来呢？当然也可以向外国去买。但从外国买来的麦种能适应中国的土壤和气候吗？我办鼓楼幼稚园就是要为大田提供中国麦种这个目的。”（陆敏《麦种的故事》，载《我所知道的陈鹤琴》，金陵出版社，2012年1月，第305页）
陈鹤琴、张宗麟等人在鼓楼幼稚园开展多项课程与教学法试验、实践，从《幼稚园的课程》一文中，人们发现这些试验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过不断发现问题，及时总结经验并改进、完善过程。当时，鼓楼幼稚园的课程、故事、教学法、教学法、幼稚生自己点名的方法等曾刊登在《儿童教育》杂志向社会进行推广。1929年由大学院（相当与教育部）颁发的《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是以南京鼓楼幼稚园的课程实验结果为蓝本，其中规定：幼稚教育总目标为：（1）增进幼稚儿童应有的快乐和幸福；（2）培养人生基本的优良习惯（包括身体行为等各方面的习惯）；（3）协助家庭教养幼稚儿童，并谋家庭教育的改进。从这一意义上说，鼓楼幼稚园是中国早期现代幼稚教育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
三
本部分《幼稚园的管理》内容《论幼儿园的环境布置》和《怎样做人民的幼稚园教师》（节选）是陈鹤琴教育学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应用与发展。在《论幼儿园的环境布置》中，陈鹤琴指出“教育上的环境，在教育的过程中，起着一定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大家都知道，儿童爱模仿，所谓‘近墨者黑，近朱者赤’。毫无疑义，儿童从四周的环境中可以得到教育。因此，我们需要布置环境以充实儿童的生活环境。”（陈鹤琴《论幼儿园的环境布置》）。在他的教育学说中，环境布置与讲故事、做游戏、艺术教育等一样，都是教育的组成部分。他认为“爱美”和“爱自然”是儿童的天性，通过这些天性，可以培养儿童的情感、陶冶儿童性情和培养儿童爱科学爱劳动的优良品德。因此，幼儿园应在室内和室外为儿童营造两种环境，即“审美的环境”和“科学的环境”，使儿童时刻在“美”与“科学”的氛围中生活、工作，使心灵受到熏陶与感染。
在陈鹤琴看来，幼儿园就应该如福禄培尔所形容的那样，儿童生长的花园，不仅有花卉、草地和种植蔬菜的园圃，还有许多活泼的小动物。儿童好像花木，学校是他们的园地，而教师便是园丁。他曾这样描述：“因此，幼稚园需要布置一个科学的环境，尽可能地领导儿童栽培植物（花卉、菜蔬），布置园庭，从事浇水、除草、收获种子等工作，并饲养动物；经常指导儿童对于环绕着他们的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进行观察和研究，从园地的栽培管理、动物的饲养，以至日月星辰的变化，鸟雀鸣虫的歌声，通过儿童的双手和感官，使儿童对自然界的事物得到正确的认识，使儿童懂得自然界与自然现象的关系。”（陈鹤琴《论幼儿园的环境布置》）
《怎样做人民的幼稚园教师》一文不仅反映作为教育家的陈鹤琴对于新中国教育事业所怀有的信心；更体现他对新时期幼稚教育性质、责任、教学方式、教师素质的理解与要求。全篇共分：（一）政治思想方面；（二）业务修养方面；（三）教学技术方面；（四）优良品质方面，共计四大类，47项具体标准，本书限于篇幅原因，选编其中部分内容。
在这篇文章中，陈鹤琴根据自己长期的研究、实践经验，提出幼稚教育应适应时代、社会发生的变革，配合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培养儿童成为建设者和社会的主人。他对教师提出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要求：
“无论在日常生活上或各项教学活动中，要指导儿童从爱家庭、爱幼稚园扩大而至爱祖国、爱全世界的劳动人民。要培养儿童有爱劳动的习惯，也惟有爱劳动才能体会劳动的伟大，才能珍惜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才能爱护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公共财物。因此希望每一个幼稚园教师在日常生活上、教学活动中能完成培养儿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等国民公德的任务。”
（陈鹤琴《怎样做人民的幼稚园教师》）
在业务修养方面，陈鹤琴引用前苏联教育家加里宁的话：“教师的世界观，他的品行，他的生活，他对每一现象的态度都这样或那样地影响着全体学生”，以强调教师的品行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好的幼稚园教师，一定要了解和精通自己的业务，如音乐、自然、故事、游戏、舞蹈、手工、图画等教学技能和各种教学方法。与此同时，了解和保护儿童的健康，养成儿童良好的生活习惯、发展儿童的各种活动动作、重视户外活动、给儿童充分的娱乐和游戏等内容仍然作为教师应关注的重点方面被详尽地列举出来。
在教学技术方面，陈鹤琴将“活教育”学说应用于各项教学原则，使教师掌握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学方法，了解不同儿童在经验、个性、兴趣、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差异，重视教育过程的细节，掌握儿童的情感，采取适合儿童身心成长的教学方式与教材，使教学活动收到良好的效果。
在优良品质方面，陈鹤琴对教师提出的要求：对人和蔼可亲；对己不自私；对儿童要热爱、公平；对同事必须合作；对工作要有热情和创造性；对学问要做到“学习，学习，再学习”。
儿童心理
儿童心理学是一门独立的、有系统的科学，也是教育研究与实践的依据。在教育家看来，只有了解儿童，才能教好儿童。
陈鹤琴（1892～1982），中国老一辈现代教育家、中国儿童心理学的奠基人与开创者。他于1919年8月从美国留学回国，在“南高师”（后改为东南大学）教授儿童心理学课程。他以自己刚出生的儿子作为观察、实验对象，运用文字记录和摄影等方式，进行长达808天的连续追踪观察，取得第一手资料。1923年陈鹤琴在自己的住宅中创办了南京鼓楼幼稚园，试验中国化、科学化的幼稚教育。1924年，他根据儿子一鸣的观察研究，编成《儿童研究纲要》，作为东南大学及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讲授儿童心理学课程讲稿。1925年，他出版了《儿童心理之研究》与姊妹著作《家庭教育》，通过对儿童个案的研究、实验，总结儿童身心成长规律，采取正确的施教方法；将儿童心理研究的成果应用在儿童教育上，使儿童自身的本能和能力成为教育的素材与起点；同时，教育与自然、社会融为一体，从而担负起培养“现代人”，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
本书包括三部分，先将各部分内容简介如下：
一
《儿童心理之研究》是中国儿童心理学的开山之作，也是中国现代儿童教育史上的一部权威性著作，其可贵之处并不止于以儿子为观察、研究对象，对“一个儿童发展程序”作详尽记录；同时，在动作的发展、模仿、游戏、好奇心、惧怕、哭、言语等方面的产生原因、作用、意义和施教方法作了系统分析与阐述。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陈鹤琴得了一鸣这个“实验中心”，“于是可以把别人的学说在一鸣身上印证，自己的学说在一鸣身上归纳。”
1925年《儿童心理之研究》分上下两卷，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后又数次再版，是一部被教育界公认的儿童心理学的权威性著作。全书共分24章，分别就儿童的生长过程；身体与动作的发展；模仿、暗示感受性；游戏、玩具；好奇心、惧怕、哭与动作的抑制；知识、学习、言语、美感、儿童绘画；道德问题、男女性的分别、特殊儿童；研究儿童的历史；研究两岁以内儿童之方法等儿童身心发展过程中所涉及方面的现象、原理进行科学论证，并阐明正确的教育观念和施教方法。如“儿童期”意义，陈鹤琴解释：“环境愈复杂，儿童期愈长，学习的机会愈多；学习的机会愈多，天赋的智力发展愈快，然后才可以适应复杂的环境。所以儿童期实在是预备适应环境的重要时期。”他还将儿童期的作用形容为“改进家庭、改进社会和促进文化的原动力。”又如，陈鹤琴对于“模仿”的研究，他写道：“儿童的善恶观念很薄弱，所以他不能选择事物去模仿的。比方他看见父亲吐痰，他也要吐；看见父亲吃烟，他也要吃。”再如“暗示”在教育上的应用。陈鹤琴认为：“关于良好举动、习惯风俗等，我们都可以利用暗示来养成的。”同时，“暗示”也会带来不良影响，陈鹤琴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13岁的儿童在影戏中看到了做贼的方法，某天晚上把糖果店的门锁撬开，偷了8块钱的糖果。后被侦探捕捉，审得偷窃的行为，是从某影戏院看戏所学来的。”
在中国传统教育观念里，有“勤有功，嬉无益”说法。陈鹤琴却认为：“儿童好游戏是天然的倾向。近世教育利用这种活泼的动作，以发展儿童之个性与造就社会之良好分子。”他将游戏的价值归纳为：（一）发展身体；（二）培养高尚道德；（三）能使脑筋锐敏；（四）为休息之灵丹。
关于游戏与年龄的关系，陈鹤琴指出：“幼年人所好，未必青年人之所喜。老年人所爱的，未必儿童之所好。人生一期有一期之游戏。”陈鹤琴在办学过程中，同时亲自设计儿童玩具、教具；他将“游戏”作为幼稚教育的主要方式；他还曾提出“游戏性的教育”概念，可以利用游戏来支配儿童的动作，来养成儿童的习惯。
在陈鹤琴看来，“儿童凡对于一切新的东西就生出好奇心，一好奇就要与新的东西相接近，一接近那就略晓得这个东西的性质了。”他的结论“好问心这件事，在儿童方面是为启迪知识的关键；从儿童的父母和教师方面，是为施教的钥匙。”
在这本著作中，陈鹤琴还归纳了发展儿童思想的教育方法：（1）儿童自己能思想到的，你切不可代他思想；（2）使儿童得到充分的思想机会，可以特意设置种种新动静、新问题，叫儿童来适应、来解决；（3）使儿童得到丰富的经验，经验是思想之根本。（4）教儿童善用言语文字以及学习种种美术。言语是思想的利器。（5）改正儿童谬误的思想。对于怎样训练儿童的道德，陈鹤琴提出的原则：父母要以身作则；不要任意摧残儿童的动作，施行种种消极性的束缚；利用故事以暗示儿童的动作；利用暗示；实地教导。
由于本丛书的体例与篇幅与所限，我们只能选编《儿童心理之研究》一书中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为了保持书中各章内容的连贯性，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将各章节内容进行排序，同时对于个别文字、标点和注释予以润色、修订，以方便读者阅读。特将原书目录附后，供读者参阅。
二
《儿童心理学》是陈鹤琴担任南京师范学院首任院长期间，于1952年在“南师”幼教系讲授儿童心理学课程的讲稿整理而成。在这篇讲稿一开始，陈鹤琴讲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因为书本上得到的知识，都是间接的知识，它是别人的经验，而非自己所有的经验，并非直接获得的知识。间接的知识，别人的经验，我们固然要学，但是单凭读书看书所得到的知识与理论，往往是不够的。研究任何一门学问，我们还应当直接地去调查，去观察与实验，用事实来验证理论，这样的学问才是真学问。”（见本书 页）
在陈鹤琴对儿童心理的研究中，将幼儿的生长阶段分为新生儿期（新生）、乳儿期（新生后到1岁左右）、步儿期（1岁左右到3岁半左右）、幼儿期（3岁半左右到6岁左右），各时期幼儿的生理、心理、动作、情绪等呈现不同特征，根据幼儿在不同生长阶段的身心发展特征与规律，从动作的教育做起，采取正确的方法，培养幼儿具有良好身体和生活习惯，进行适合的教育，而不是过度的教育。这与西方教育家关于儿童年龄分期的教育理论相一致，也是这部《儿童心理学》讲义的价值所在。陈鹤琴根据这一理论，即幼儿各时期的生理或能力发展情况，把幼稚园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乳儿组”，收受从出生到1岁左右尚未断乳的儿童；第二阶段“步儿组”，收受1岁半到3岁的儿童，这一时期的儿童从学步发展到独立步行；第三阶段“幼儿组”，收受3岁半到6岁的儿童。陈鹤琴有一段论述：“对于第一个阶段的儿童，我们应该注意他们的营养、卫生习惯、身体发育；对于第二阶段的儿童，我们应当培养他们的基本动作，发展他们的语言技能；对于第三个阶段的儿童，我们应当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发展他们的社交知识。”（陈鹤琴《中国儿童教育之路》1947年）
陈鹤琴认为：“有许多父母，深恐儿童爬行时会跌伤或是把衣服弄脏，便禁止儿童爬行。哪知道爬行是儿童学习行走的最好练习机会，儿童可以因爬行而使背肌充分地发展。禁止儿童爬行，无异于剥夺儿童学习行走的机会。父母的这种态度，首先必须改变。”。
作为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对于儿童生活的观察细致入微，这使人想起陶行知先生在《家庭教育》序言中对陈鹤琴的评价：“科学的头脑，母亲的心肠”。陈鹤琴建议父母：“在乳儿开始学习走路时，鞋袜的大小、质料，都要细心研究。尤其是鞋子，对于儿童走路的姿势与足的发育，影响更大。”对于儿童学习言语，陈鹤琴的忠告：“关于言语教育，首先要紧的是使儿童把学习言语作为游戏一般乐于接受。许多父母往往深恐儿童言语发展得太迟，有碍于做父母的面子，于是每有拔苗助长的企图，勉强儿童学习说话，致使儿童对于言语发生了厌恶恐惧的心理。如此，不但无益于儿童的言语发展，反而阻塞了发展道路，这是成人们切忌之一。”在教育儿童的方面，有一些儿童从小没有养成好的身体、品德和生活习惯，不是儿童的过失，而是父母的过失，其中也包括父母对儿童生理、心理发展原理的不了解，使得“儿童观”与“教育观”不正确。
如何看待儿童“饶舌”、“多问”现象，陈鹤琴道出了原委：“儿童要向外来求解释，他不以自己想象为满足，他要直接去考察事物的发展；他要借助成人的知识，借助语言的交流，以获得解释。这样强烈的倾向，构成了儿童的好问。这种态度，可以说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础。”
与很多将心理学与教育实践隔成鸿沟的现象不同，陈鹤琴的教育学说与实践始终与心理学研究密切相关，心理学是教育学的重要基础；或许还可以这样说：心理学使教育学变得“妙趣横生”。如果所有的教师和家长都能具备一些儿童心理学知识，对于儿童特质的认识、儿童观和对儿童的教育方法、评价标准都将更加科学、准确；从而使全社会的儿童教育水平更加提高。儿童教育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从事儿童教育的人，不仅要热爱儿童，还要了解儿童的身心发展各阶段的特点与规律。
重温陈鹤琴的教育法则：
第一． 以积极代替消极；
第二． 不姑息，不严厉；
第三． 让儿童使用自己的手脑；
第四． 让儿童自己有活动园地；
第五． 发展儿童的好问心；
第六． 父母、教师应以身作则。
三
本书的第三部分收录陈鹤琴早期发表的儿童心理与儿童教育研究文章，包括《儿童心理研究及教育儿童之方法》（1921年）、《未达学龄的儿童之研究》（1926年）、《儿童的年龄》（1948年）。在《儿童心理及教育儿童之方法》一文中，陈鹤琴写道：“我们为什么叫儿童穿起长衫来？为什么称儿童叫‘小人’？为什么不准他游戏？为什么迫他一举一动都要像我们成人一样？这岂不是明明证实我们以为儿童同成人一样的观念么？儿童既然同成人一样，所以他亦应当穿成人的长衫马褂，不晓得长衫马褂于他的行动大生妨碍，并很违逆他的好动本性。至于叫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家里，不得往外游戏，这是愈不对了。”陈鹤琴所描述的情形距现在已有90年，然而人们对于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认识与尊重的程度、“儿童观”和对儿童成长的评价标准是否与时俱进？是不是做到了“爱儿童”、“为儿童”，确实值得人们反思。在现实中，人们经常遇到有悖儿童成长规律、压抑儿童的天性，甚至伤害儿童的现象，类似“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所谓“X妈”或“X爸”，以升学为唯一目的，使儿童不得不失去了宝贵的童年时光。我很感怀一句话：“让所有孩子享受童年”，试想一下，在各种社会压力和沉重课业负担面前，我们的孩子们幸福吗？
我们编辑这本书的初衷有二，一是将陈鹤琴先生在儿童心理学研究成果专门整理、出版，其中的研究过程与结论体现了教育的科学性、实践性；二是突出了陈鹤琴教育学说的应用性与实用性。我们期待更多教师、师范院校师生、广大年轻的家长，通过阅读这本书能够对儿童心理学感兴趣，了解自己的孩子或学生。
有人说，儿童心理学是打开儿童心灵之门的钥匙。我们作为这本书的编者，热诚期待所有读者都能成为手握这把“金钥匙”的人。
小学教育
在陈鹤琴教育理论体系中，小学教育理论与实践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是由于小学教育是儿童教育的组成部分，更是由于：“小学教育是国民的教育，是造就人才的开端，是发扬文化的始基，所以比中学、大学教育更加重要。国家的发展，青年的前途，全在小学教育的改进。（陈鹤琴《一个理想的小学校》）。
1928年，在国内收回教育主权声浪中，陈鹤琴出任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在任职的11年中，先后创办7所小学、1所女子中学，以及4所工人夜校。他根据儿童心理发展特点与规律，吸取国外先进教育理念，对办学宗旨、教师素质、设施设备、课程、教材、教法，以及艺术、体育教学等，开展广泛研究，发表许多关于小学教育的文章，形成一整套具小学教育理论。本书集中了陈鹤琴先生关于小学教育原理、教学原则、教学法和教学纲要等论述，共分三部分，现将各部分内容介绍如下：
一
第一部分《小学教育的价值与意义》，集中反映陈鹤琴的小学教育学说，包括教育目的、学生观、教学观、教师观等。
陈鹤琴明确提出：“爱国、爱人、爱学问”和“团结活泼，做事勇敢，清洁健康，生活快乐”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当时，许多教育家认为，儿童的健康和公民训练是学校教育中的两项重要内容。在当时落后的社会中，一方面“弱肉强食”，国家受到外国的欺凌，另一方面，国民人心涣散，一些年轻人“只重个人发展，只顾个人的安乐、幸福，而对他人的安宁、利害不恤、不顾”。因此，教育家们从培养儿童的自治能力和对于人类的同情心着手，造就健全的现代公民，被作为实现“教育救国”重要途径。
陈鹤琴在《一个理想的小学校》一文中，列举了做一名好的教师所应具备的条件：
（1）有慈母的性情；（2）怀疑的态度；（3）改造环境的精神；（4）要亲身去做。（陈鹤琴《一个理想的小学校》，其中“怀疑的态度”和“改造环境的精神”，前者是说教材、教法要不断改进，顺势而为。陈鹤琴写道：“凡我教员们，一定要有怀疑的态度，研究的精神，以谋教材教法的改进，然后教育才有进步的希望。”后者是说教师的精神，尤其在“经费竭蹶的中国教育界里，尤其是在设备不完全的小学校里，改造环境的精神，是优良的小学教师一定要有的。”（陈鹤琴《一个理想的小学校》）他要求教师：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他要求学生：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他主张“活的教育”。
他还有一个观点，儿童期的教育应该连贯、完整，幼稚教育与小学教育应该沟通、衔接，他提出“要把小学一年级与幼稚园沟通，并且希望二年级与幼稚园也要打通。”（陈鹤琴《一个理想的小学校》）他提出，小学一年级，甚至二年级应“幼稚园化”，而“幼稚园化”与“小学化”的区别之一在于是否采用以游戏式为主的教学方式。他相信，“教育最根本的基础是在于儿童活动的能力”。（杜威语）
1934年7月至1935年3月，陈鹤琴前往欧洲13国考察教育。在考察过程中，他对欧洲各国的教育制度、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特殊学校和职业学校进行了深入了解。他的印象：（一）欧洲各国的学校很注意健康教育；（二）各国的教育注重“做”，注意培养儿童动手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三）各国的教育都很普及；（四）教师的教法好。（陈鹤琴《欧洲各国小学教育新趋势》），
在著名的德克乐利学校，他对新教育有了直接感受：“将儿童放在适当的环境里去发展他的生活，儿童必须从直接经验中，去学习，去求知识，去求技能，去做人。”（《参观德克乐利学校报告》）在欧洲，他接触了许多著名教育家，得到了许多新的启示，使他坚定了用教育促进人类解放和社会进步的信念；对于他后来形成“活教育”理论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35年，教育界曾开展“小学生应该读经”的讨论。陈鹤琴认为，有人提倡让小学生读经，采取生吞活剥的方式，不顾小学生能否了解其中内容的做法是一种“反刍式的教育”。他提出，学校里如果要教授经书，可以改编成明白浅显、饶有兴趣的现代儿童读物。
由陈鹤琴与陈选善主编《小学自然故事》和《中国历史故事》丛书，各40册，曾在社会上广受好评。前者力求“引起学生的研究动机”、“灌输学生科学的知识”、“发展学生的思考力”（参见陈鹤琴《<小学自然故事>编辑大意》）；后者的编辑目的：通过对中华民族历史研究，指导我们做人立国的方针，激发民族意识，推进社会进步。
教育是为所有儿童的，不分其性别、智力、体格和社会地位。
教育是为了全人类的道德、体格和智力的发展。
二
第二部分《小学教学原则与教学方法》，包括教学原则、各科教学法等内容。
陈鹤琴提出的小学教学原则，重视学生的学习过程，强调亲身感受与实践。他认为，教学的关键在于教师的素质与教法。他十分关注学校事务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教学过程中的细节，大者如阅读法的指导，小到教室里的环境布置、废纸篓的摆放。在《小学低年级常识教学纲要经过》一文中，体现他的“设计教学”和“单元教学”思路，启发学生亲自动手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课程设置上，将常识科与各科充分地联络，连成一体。
在教学法方面，陈鹤琴十分重视“读法”在小学课程中的位置，所谓“读法”，即“阅读”，他指出：“一个阅读能力薄弱的小孩子，在各种功课上就不容易有相当的进步。所以能够教儿童多看书，喜欢看书，看相当的书，是教师最重要的责任。”他从小学生在阅读时的眼动问题入手，对怎样提高儿童阅读能力进行研究，结论是“对于阅读能力薄弱的儿童，我们最好给他看很容易的书，教他看得快，使他养成适当的眼动习惯。”他还提出，“凡儿童遇到‘难字’的时候，不论儿童的领袖或儿童的父母，应当立即替他纠正，不要随儿童任意尝试，以免先入为主的弊病。”（陈鹤琴《文纳特卡制中的读法》）
据亲历者回忆，当年陈鹤琴经常亲自到各校视察，与校长、教师一道研究、解决学校管理和教学上的各种问题；他还定期组织各校校长和教师相互交流教学经验；教师甚至可以直接打电话向他反映学校情况。每有新教师入职，他都会亲自谈话。他所创办的各校都以教学水平高、师资优秀、设备完善闻名沪上。
三
第三部分《小学的训育》。陈鹤琴认为，儿童的训育不仅是知识问题，而且是行为问题。
在学校训育（即德育）上，陈鹤琴提出的观念：“不应当用消极的方法来取缔学生的行动，应当用积极的方法去鼓励他们教导他们。”（陈鹤琴《儿童的训育应该怎样实施的》）他举例：“欧美学校先生对于教育学生，很少用‘不要’（don’t）”或‘不许’，而以‘做’来代替。在他看来不应用消极或取缔的办法对待学生的过失，“应当用积极的办法去鼓励他们教导他们” （参见陈鹤琴《怎样矫正学生的过失》）直到几十年后，许多教育界人士仍持这样的观点。他举了英国人常说的一句话为例：“英国的立国精神是在运动场上培养的”，说明“运动能培养道德”道理。
他认为，在惩罚学生的问题上，必须要有一定限度，一方面要正面教育，包括“教儿童明了规则的意义”，“使儿童了解规则是公共应守的纪律”；另一方面不能对儿童的身体、人格、学习、名誉造成伤害或妨碍。
陈鹤琴的一句名言：“训育难于教育，人格重于知识。”
四
第四部分《小学教育研究》包括《课椅课桌之研究》、《小学标准课桌椅》、《儿童的姿势》、《现代课本编排的新趋势》等。他认为，课椅课桌、儿童的姿势、学校环境、教室、校舍等都是教育的组成部分，对于学生的身心成长产生影响。
陈鹤琴对于课椅课桌的研究，与他的一段经历相关。1919年8月他结束了留学生活返回上海，当他搭乘的邮轮在黄浦江中缓缓前行，他看到江岸上的人们驮着背、拖着脚跟一步一步地沿着江边走。当时，他有一种感想油然而生：“我国人为什么这么多人驼背呢？”，驼背是身体孱弱的表现，反映出我们国家在教育和体育等方面的落后现实。在他的研究中，驼背的原因有四：缺少运动；以驼背为谦虚地表示；桌椅不合标准；坐立没有姿势。（陈鹤琴《小学标准课桌椅》）因为，“课桌椅适度了，排列得合适了，对于儿童的健康和教学的效率有很大的帮助。”（陈鹤琴《怎样管理教室》）据亲历者回忆，在陈鹤琴创建的上海工部局西区小学（现为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三层大楼近20个教室，全部一面采光，宽敞明亮。课桌椅是根据低、中、高身材配套特制的。陈鹤琴曾亲自参与了校舍与课桌椅的设计。
在教室的布局方面，陈鹤琴将旧式的课桌椅排列法，称为“只适于呆板的讲演式的教学法，换句话说，只适于注入式的死教学。”他在研究一种既可以使“学生可和教师发生关系，也可以和别的学生发生关系”，有利于学生自由讨论、自由研究的新的排列法。（陈鹤琴《怎样管理教室》）
在学生管理方面，陈鹤琴主张要有教室常规，教师与学生之间要相互尊重；教室的秩序要靠培养学生自动能力来形成。在教师给学生自由发表机会之前，“先要训练他们懂礼貌，就是在人家说话没有完毕之前，不可以随便插嘴，也不可以和别的同学争先发言，把教师闹得乱嘈嘈的，这一点很重要”。（陈鹤琴《怎样管理教室》）
在课本选材方面，他提出“现实化”、“科学化”、“专门化”概念。他认为，课本应取材于现实生活，成为“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的良好指导者；课本上的知识应帮助培养儿童学习“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与此同时，课本内容应是科学的、客观的、真实的。“惟有如此，课本才能成为儿童重视而可靠的顾问。”（陈鹤琴《现代课本编排的新趋势》）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10-30 16:06
伟大与平凡
——读《陶行知年谱长编》感想
柯小卫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身处新教育洪流之中的陶行知先生提出“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从而开始了他作为中国早期新教育领袖之一实现自己宏伟教育理想的探索历程。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转型，陶行知先生的教育学说与实践的内容也逐渐走出教育本身而进入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从而使教育作为富国强民、改造社会的利器与动力。他坚信改造社会只有从办学入手，才能真正改造人的内心；而“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便不是彻骨的改造社会”（引自《地方教育与乡村改造》，载《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第435页）。由此，人们不仅可以感受到陶行知先生的境界与胸怀，更加深了对于教育以及教育家内涵的理解与体会。我认为，这就是陶行知教育学说对与教育工作者的最重要的启示之一。
在这本《陶行知年谱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中，撰者以丰富的史料与周详的考证，真实、充分地反映出陶行知一生的信念、追求与探索、实践，使读者可以从中寻找并获得各自对于陶行知这样一位伟大教育家及其学说的解读答案。正如胡晓风先生提示：“阅读《陶行知年谱长编》，仔细品味这幅生活教育画卷的内涵，才能从纷繁的事件中领会陶行知的思想、人格和精神追求，对于生活教育理论以及生活教育现代化的研究会有所裨益。”（注，引自《陶行知年谱长编》，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12月，第003页）
教育不是空中楼阁。教育家担负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与使命。
一
陶行知是一个时代
陶行知先生曾用“一星之火，可以燎原”形容教育的力量，“教育能造文化，则能造人；能造人，则能造国。”（引自《师范生应有之观念》，载《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第259页）尽管，陶行知先生并不情愿用“救国”一词而代之以“造国”，因为他知道国家的复兴大业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只能靠一件一件“造”，可谓：“造一件得一件，造十件得十件，以至于千百万件，莫不皆然” （引自《师范生应有之观念》，载《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第260页）。实际上，中国早期现代教育家都是怀着“救国”、“造国”、“图强”志向走上教育道路，从蔡元培先生早期提出的“军国民教育”；到黄炎培先生等人提出“实用教育”、“职业教育”；再到陶行知先生提出“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国民，人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新教育是在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驱动下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与国家与民族长期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命运紧密相连，在陶行知看来，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在于国人的素质与观念不能适应发展、变化的时代，他指出：“真小人之为患，深之不过数世，浅则殃及其自身而已；伪君子则直酿成伪家声、伪国风、伪世俗，灾及万世而不可穷。”他还认为，“伪君子”是国贫、国患、国乱和民弱的原因之所在，只有通过教育途径，提高人自身的素质，推动社会进步，才能使国家和民族富强。正如陶行知阐释：“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以上内容参见《陶行知年谱长编》，第009页）。
从一定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新文学运动与新教育运动，后者又分为学校教育试验和与大众教育普及两个领域，陶行知与蔡元培、黄炎培、胡适、张伯苓、郭秉文等一道成为新教育运动的领袖和旗手，其身后有一大批教育家在各自领域从事教学研究、改革，全方位引进西方先进教育理念、教学方法，逐一进行“中国化”试验与改造，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发展之路，包括杜威、罗素、孟禄等外国教育家来华讲学、教育考察和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中华教育改进社等教育家团体对于中国新教育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在这一波教育改革大潮中，现代学制、课程体系以及标准相继建立，儿童心理学、智力测验、教育统计等被普遍用于实施教育方法的重要依据。1922年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一方面充当参与制定国家教育政策的智库角色，另一方面成为新教材、教法试验平台。陶行知所处的时代，既是现代潮流冲击传统势力和旧观念束缚的时代，也是中国教育改革、转型的时期。如果我们能够站在历史高度，回顾并感受陶行知等老一辈教育家的人生历程与成就，或许可以感觉得到教育之光的照耀，从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中国现代教育发展拥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和一大批教育家，以及丰硕理论学说、成果。从这一意义上说，陶行知不仅是一个人，也不仅从教育意义，而是一个新旧交替、变革创造的时代。
二
关于“生活教育”
“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现代教育学说的核心，也是“中国版”教育哲学。已故著名陶行知研究专家胡晓风在《陶行知年谱长编》一书序言中对于“生活教育”内涵予以解读：“教育不通过生活是没有用的，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而教育。生活教育是动的过程：要把教育变成生活，把生活变成教育；要把教育展开到生活所包含之领域，把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生活教育的长期使命是：生活教育现代化。（注1：载《陶行知年谱长编》第003页）教育有“道”与“术”之分，教育的内容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调整、改变，而实施生活教育的途径与方式就是“教学做合一”与“培养合理的人生”。
《长编》详实地记录了晓庄师范和育才学校创效过程，以及生活教育、工学团、科学下嫁、国难教育等口号和教育运动兴起的过程；对于陶行知由“先知后行”改变为“先行后知”在“认识论”方面的转换予以解释：“此次演讲用形象生动的比喻，阐述王学之谬误，同时借解释《墨辩》中关于三种知识的来源，指出只有从‘行’中得来的知识‘亲知’才是一切知识的根本，‘闻知’和‘说知’都是间接知识，必须扎根在‘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引自《长编》第206页）。此外，《长编》引用了身为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在参观晓庄师范并就任学校董事长所作训词内容，将“教学做合一”喻为“中国教育思潮之结晶” （参见《长编》第210页）；通过“教学做合一”演变过程，如何从“南高师”时期由“教授法”改为“教学法”，经1925年在天津南开大学演讲时经张伯苓校长提示，将“教学合一”改为“学做合一”，进而豁然贯通后，始有“教学做合一”。从中可见，包括“教学做合一”在内的“生活教育”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教育界对于教育本质、功能、方法的一种探求与认知。陶行知为晓庄师范制定的生活方针：科学化、艺术化、民众化；对于“艺友制”解释为“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艺术或手艺”。陶行知曾编过一首歌谣：“风来了，雨来了，老和尚背着鼓来了。风来了，雨来了，谢先生抱着心来了。风来了，雨来了，韩先生抱着心来了”（引自《长编》第221页），令人不禁联想起陶行知先生那幅著名的对联：“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长编》采集了晓庄老学子们对当年学校生活回忆，使读者如临其境，似乎“生活教育”就在自己面前。撰者在记述育才学校创校过程和学校生活时，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增加了《长编》的可读性，对陶行知及其“生活教育”学说进行了真实、生动的解读。
三
伟大与平凡
陶行知先生所指出：“中国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注2，载《陶行知教育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第295页）
他所怀有的抱负与理想“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他的理论学说所具有价值和意义，“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陶行知语）。准确地说，陶行知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更是一位坚定的民主战士。在这本《长编》中，记述了陶行知在陪都重庆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大量事实，涉及到许多知名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其中有一段著名作家胡凤回忆：
周恩来副主席到北碚来了，决定由陶行知出面邀请一些客人，记得我也附了一个名的。由我请复旦诸人到北碚聚餐一次。到了二三十人，都是在北碚的文化人和复旦的教授们。陶行知主持，并请周副主席讲话。现在能记起的，只是由于当时正是蒋介石酝酿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前，他讲话的主要意思是鼓励团结、进步，坚持抗战的信心，反对分裂、倒退、投降的危机。（引自《长编》第540页）
陶行知在《备忘录》中记载
12月13日，为营救杜重远，致函冯玉祥，请速发电报给盛世才。（引自《长编》第550页）
某日，陶行知观看话剧《刑》后，静思国事，记录思考内容如下：
国事静思：定于一，实行民主者能一之；庖丁解牛，治国如烹小鲜；毋令人跳出生存圈。善用二者用二以创造，不善用二者两败俱伤。定于一，动于二，不愿在一块，反而在一块，愿意在一块，反而不在一块。这里可以颓废，可以创造。两方都拉不稳，而日本稳了，这不是为敌人创造机会吗？（引自《长编》第553页）
陶行知被誉为“大众诗人”，他对文学作品有着独特的解读，以下记载：
11月20日，继续读《安娜·卡列尼娜》，得到两个感想：“1.愿意在一块的人，偏偏分离，不得不分离；2.不愿意在一块的人，偏偏在一块，不得不在一块。1与2演出千变万化之悲欢离合而创造出小说、戏剧、诗歌、历史。”（引自《长编》第547页）
在许多记述陶行知先生生平的传记作品中，很少读到类似上述内容的引述。这本《长编》以大量翔实资料，从多种角度反映出陶行知先生在历史风云中处境和平日生活中的所思所想，反映出撰者的深邃的思考和开阔视野，以及收集、使用资料、素材的功力。
引述陶行知的好友、教育家陈鹤琴一段文字：
40年前，我同尚仲衣先生谈论到近百年来的中外教育家。我说，陶先生要算伟大的教育家中的一个，尚先生听了愕然说：“你们这个话不会过分吗？”我说：“你不相信，我们就来讨论讨论看。”那时候，我便举出了很多事例来跟他讨论。时过数十年，如今陶先生和尚仲衣先生都已与我们长辞了！“盖棺论定”，今天我更可肯定地说：“陶行知先生是近百年来一个伟大的教育家。”（载《陈鹤琴全集》第六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303页）
2013年6月2日
本文将刊载于《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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