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之友网

标题: 徐大明：外语学习中的性别差异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10-31 20:55
标题: 徐大明：外语学习中的性别差异
徐大明：外语学习中的性别差异

1  前言


性别作为一个社会分界对语言分化所产生的影响已经受到广泛的认识。许多社会语言学家都认为，性别是影响语言使用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之一。有的还认为，性别所造成的语言分化甚至是比社会经济地位造成的分化更基本、更原始（Milroy & Milroy, 1993）。我们认为，语言的性别分化的显著性和重要性还可以从下述理论角度来探讨：性别以外的其他造成语言分化的社会因素，如阶级、种族、地域等等，似乎都可以同时作为划定社会或地域方言的标志；亦即，它们构成较大言语社区内部中的较小的言语社区的界限。这样，许多相应的语言变异现象就可以解释成跨方言交际的结果。语言使用方面的性别差异，要作类似的解释就比较牵强。说英语可以分作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这似乎毫无疑问。说美国英语包括美国黑人英语作为一个方言变体也是普遍接受的说法。说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形成了某些社会交际和社会文化的断层，从而产生了“阶级方言”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讲存在着“性别方言”却难以被人接受。这是因为，一般自然存在的言语社区总是包括异性成员的。因此，其他造成语言社会分化的因素可以靠划分亚言语社区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排除”掉，而性别因素却难以这样排除。这样一来，似乎性别就是造成语言社团内部分化的最主要因素了。

英语在使用上的性别差异，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经累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参见Lakoff, 1975; Coates, 1986; Freeman & McElhinny, 1996等）。目前的研究表明，女性讲话人与男性讲话人一些明显的语音语调方面的差别，已经发现不仅仅是生理的差别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具体的社会文化的产物。即使是在平均音高上的差距，也超出了由于声带等发音器官上的生理差别所应该形成的差距（Holmes, 1992, p. 164; Chambers, 1995, pp. 102-106）。所以，大部分观察到的两性在语言方面的差别是社会语言学方面的差异。例如，英语中，一般女性讲话人倾向于较多地使用标准的语言形式、较少使用主流社会中认为是粗俗方言特征的形式，语法上如双重否定结构，语音上如词首“h-”脱落等等。而男性讲话人则一般较多地使用一些非标准形式。有些中产阶级男性甚至过高地估报自己使用粗鲁语言形式的比例，因为这些语言特点对他们来说是某种男子汉气派的体现（Trudgill, 1974）。此外，女性讲话人还被发现较多的使用“lovely”，“nice”等词汇，以至于这些被称为“女性词汇”。联系英语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来考虑，男女在语言使用方面的差别可以从种种社会不平等现象上得到解释。例如，女性讲话人较多使用“maybe”，“perhaps”等“模棱语”的现象被认为是这些讲话人在社会地位上的劣势感和不安全感觉所造成的（参见徐大明等1997: 86-88）。

本文介绍的英语使用方面的性别差异是表现在一些把英语作为外语来学习的学生身上的，是通过对一些中国大学生的英语作文的分析发现的。除了介绍所发现的语言使用中的性别差异，我们同时探索这些差异的社会根源。该项研究属于第二语言习得中的社会语言学的问题的研究，其意义却可以联系到社会语言学基础理论中的言语社区论题（徐大明等, 1997, pp. 189-196; Patrick, 2002）。下文中首先介绍调查的过程和结果，然后讨论语言习得中的社会变异与言语社区理论的关系。

2  研究方法 ▲ Top

在这次英语词语使用的调查中，我们采用了社会学上经常使用的一种调查技术，在获得语言材料的同时也获取了有关社会学方面的信息，对于结合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心理特征来进行社会语言学的分析创造了条件。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美国的社会学家就反复地使用了“Who am I”（我是什么人）这种调查技术，调查大学生的“自我观念”（Bugental & Zelen, 1950; Kuhn & McPartland, 1954; Turner, 1976; Zurcher, 1977; Snow & Phillips, 1982）。作法是要这些大学生反复多次地回答“Who am I”这个问题，给出许多不同但真实的回答。在回答这一问题十次到二十次以上时，人们往往就超出了一些明显个人特征如姓名年龄等内容，而给出一些反映出思想、性格、情绪、态度等社会心理方面的答案。特别重要的是，回答者自我意识中较为重要的社会特性一般优先得到反映。这样表现出来的“自我观念”中的重要部分即构成了研究内容。采用这种研究方法的研究结果包括：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大学生们一般以他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来描写和定义他们自己，结合个人的社会责任和所属社群的群体规范来确定自己的特点。经过了六十年代的越战和民权运动，后来的调查显示，大学生们的自我观念的主流倾向发生了变化：从社会机构性定义的倾向转变为“冲动性”自我鉴别的倾向。过去的学生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学生身份，家庭的社会地位，所属的教会，等等。现在的学生首先想到的是个人的价值观和追求，自己的性格、爱好，以至当时的情绪和心态，等等。

采用上述调查技术在社会学方面产生的成果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在进一步考虑其可行性之后，我们就决定将该技术应用到这一次在中国大学生中开展的社会语言学调查当中。具体调查对象为北京某大学修读大学英语的四个班的学生，一百二十余人，最后进行统计分析的是一百名学生的回答，其中男女生各半。这些学生全部为一年级新生，来自全国二十余省市，在该校六个不同的院系主修不同的专业。在调查进行时，这些学生正在学习全国统一的大学英语二级课程。在短短半年内，这些学生已经经历过两次英语程度测验，第一次测验确定了分班，不同程度的学生修读不同级别的课程。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根据期末考试的结果，进一步调整了分班，成绩较高的被选入更高的等级，成绩较差的被降到较低的等级。留下来的都是程度相近的学生。第二次分班后第四次上课的课上练习成为本次调查的调查材料。因此，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需要控制的学生程度这一因素是受到了比较严格的控制的。学生的英语语言表现上的差异基本上不是学习程度上的差异。

这一调查实际上是利用了教学内容中的部分材料，是教学活动的副产品。在教授大学英语二级精读课本第三课时，根据课文的内容和教学目标，授课教师设计了一项书写练习。由于同时受到上述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启发，该练习的形式配合了本项研究的调查需要。大学英语二级精读课本第三课的课文为“杰斐逊的遗训”，简要介绍了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一些事迹和思想观点。课本的练习和教师参考书中也都提供了许多其他的杰斐逊的生平轶事的材料。杰斐逊被介绍为美国历史上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同时是一位思想先进、脚踏实地、立场坚定的人物，而且他多才多艺，在政治以外的领域也做出了许多贡献。课文中描写杰斐逊的名词短语包括“the thir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an expert in agriculture, archeology, and medicine”，“a good and tireless writer”，等等。该课的教学内容的重要部分包括较为概括地描写一个人物的语言技巧。因此，为了巩固该项学习内容，教师要求学生写一个二十个句子的段落，回答“Who am I?”的问题。具体要求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回答，语言结构方面可以参考课文中描写杰斐逊的内容。

绝大多数学生完全按照要求完成了这一练习。课文的内容和语言对该项写作练习的影响没有特别显著的表现。学生自我描述的内容的范围大大超出了课本描述杰斐逊的内容范围。由于本项研究重点在于对比同样条件下男女大学生的用词差异，因此描写杰斐逊的文章，作为一个控制了的实验条件，不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干扰作用。

3  回答内容上的差异 ▲ Top

我们从收回的116份回答中选出了50份男生的和50份女生的合格答卷进行了分析。首先对这些答卷进行了内容方面的分析。内容的分类，一方面根据过去社会学上研究过的分类内容，同时也根据这一批答卷本身的特点增加了一些分类内容。在对答卷的内容进行了分类之后，我们统计了涉及各项内容的答卷的份数，这样就可以比较男生和女生提及有关内容的人数。然后我们又统计了涉及有关内容范畴的句次作为标示性别差异的重要指标。下面我们分几方面来介绍内容分析的结果，即：自我观念的机构性定义和冲动性定义，思维特征，以及课余爱好和外貌意识。在分析这几类内容时，我们首先计算了男女生提及有关内容的人数比例，然后又计算了男女生提及这些内容的平均句次及其差异的显著程度。

3.1  个人身份的自我定义 ▲ Top

3.1.1  自我观念的机构性定义和冲动性定义 ▲ Top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些中国大学生的“自我观念”的定义取向更接近当代美国大学生的定义取向，而不太像较早时期的美国大学生的社会机构性定义取向（参见Snow & Phillips, 1982）。尽管中国社会一般被认为是一个较为传统的、较为强调社会机构性作用的社会，这些中国大学生的自我描述的大部分却具有“冲动性”自我观念的特点，而较少表现出机构性定义的特点。以下摘抄了四段学生的自我描述，前两段是较为典型的机构性定义自我描述，后两段是比较典型的注重个人价值观和个人心态的回答1：

(1) Ex 21-91-1-11：I’m a student of XXXX University. I’m a college student of Grade One. I’m a student of the XXXXXX Institute. I am an ordinary citizen from XXXX Province. I’m a eighteen-year-old girl. I’m an ordinary student of my class. I’m one of the members of Dorm No.XXX. I’m a Party member. I’m a clerk in League Committee. I’m a student of Class XX in English. I’m a student studying investment and finance. (……)

(2) Ex 17-21-1-11: I am the son of my father and my mother. I am a young man with the name of XXXX. I am a student studying in XXX now. I am a member of Institute of XXXXXX of XXX. I am a League member. I am a Chinese who was born in China in 1979. I am one of my teacher’s students. I am a undergraduate. I am a citizen of XXXX. (……)

(3) Ex 21-80-1-10: I am a student in XXXX University in China. I am eighteen years old and enjoy adventures just like other young man. I like collecting stamps, handwriting, music, etc. I usually be polite to everyone, especially to the teachers. I like to be silent, so I seldom go to the noisy place. I like English, but always I couldn’t learn it well. Some one says I am clever, but another man says I am very stupid. I don’t like long hair, so I wear short hair. I like blue, so my clothes’ color is usually blue. I like to be friends to everyone. (……)

(4) Ex 17-76-1-9: I am a student who is come from XXXX. I am a boy who like playing football. I’m a boy who is not afraid of seeing a doctor or take medicine when I’m sick. I’m a boy who hate washing clothes. I’m a boy who is a good football soccer. I’m a boy whose English is poor. I’m a boy who like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history. (……)

总的情况是，完全象（1）（2）这样“报户口式”的回答很少。绝大部分的回答涉及个人的学习态度、处世哲学、事业上和生活上的追求、个人的能力和成就、经验和向往、课外活动和爱好、还有对于个人性格、身材和长相的自我评价。由于本研究侧重的是语言方面的研究，这些社会学方面的发现就不作深入讨论，而只作为分析有关语言学方面的结果时的参照内容。

3.1.2  提及有关内容的人数比例 ▲ Top

下面我们介绍对于男女生在自我观念的机构性定义上可能存在的倾向性差异的分析结果。表1列出了提及自己的学生身份、其它机构身份、以及提及自己的社会责任的男女生人数。

  提及学生身份提及其他机构身份提及社会责任
男生人数 44 (88%) 14 (28%) 22 (44%)
女生人数 41 (82%) 19 (38%) 22 (44%)

表1：男女生给予“机构性”回答的人数

绝大部分学生在回答中讲到自己的学生身份，有的用了“student（学生）”这个词，有的用了其他表达方式，譬如“I study at XXXX University”，“I am a college freshman”，等等2。有一些人提及其他机构和组织身份，如党团员、文体活动组织的成员、甚至某某宿舍的成员等等。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提到个人的社会责任，如帮助别人、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以至“为人类造福”等等。可以看出在涉及这些意义范畴的人数比例上男女生相差无几。在提及其他机构身份方面女生人数稍微多一点，但远远没有达到统计标准上的显著程度。在提及社会责任方面两方人数恰巧相等。

许多学生在描述自己身份的时候提到了自己的家庭、家庭成员，籍贯或家乡，或者还提到自己是“Chinese（中国人，华人）”。下面的表格给出在回答中涉及这些语义范畴的人数。

  家庭朋友家乡民族
男生 26 (52%) 15 (30%) 30 (60%) 13 (26%)
女生 21 (42%) 16 (32%) 32 (64%) 14 (28%)

表2：提及“家庭”、“朋友”、“家乡”、“民族”的学生的人数

可以看出在涉及这些不同层次的社会单位的个人身份的描写上，男女生也是十分相近，人数比例上没有显著差别。

其他基本上没有性别差异的表现包括：对于年龄的提及，是否使用了标示性别的词汇（即，是否在书写内容中显示了自己的性别）。在这两方面，男女人数之间的差距都是只差一人。

3.1.3  提及有关内容的句次比较
▲ Top

除了提及有关内容的男女生人数上的区别，我们还检验了涉及各项有关内容的句次上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对于提及有关内容的句次的统计可以提供答题人对不同内容的重视程度的信息。在二十个句子的局限之内，涉及某项内容的句子个数越多，该项内容对于答题人的重要性就应该是越强。下面我们对比了写到有关内容的句子的个数，特别是寻找了男女生之间可能存在的差距。

在进行性别显示内容的平均句次统计的时候，我们终于发现了性别差异。下面表格列出的是男生和女生所写出的涉及到本人性别和年龄内容的句子的个数的平均值及其差别。

  性别内容年龄内容
男生 1.6
0.8
女生 1
0.6
差别 0.6（p<0.05）
不显著

表3：提及性别和年龄内容的学生的句次差异

可见，男生所写的句子中使用能够表明自己性别的句子的个数显著性地比女生的多。然而，在提及年龄内容方面，则没有相应的性别差异。这里要注意的是，参看上一节的内容，我们注意到在是否使用了任何能够表明自己性别的词句的人次统计上是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的，但是在使用了多少个显示性别特征的句子方面却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可见句次统计是一个比人次统计更灵敏的内容标记3。

3.2  思维特征：过去和将来 ▲ Top

上述的句次统计和人次统计在灵敏度上的差别同时表现在有关过去和将来的内容上。当代认知语言学十分重视语言所反映出来的人们认识时间进程的概念系统（Yu, 1998）。其中，“过去”和“将来”是一对重要的对立范畴。在自发选择书写内容的时候较多地提及过去或较多地谈到将来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的思想特点：是更多地念旧呢还是更多地展望未来？男女生的回答中看来像是存在着在某些差别。下表列出有关人数和比率。

  提及过去事物的人数提及将来事物的人数
男生 19（36%） 33（66%）
女生 24（48%） 24（48%）

表4：提及过去和将来事物的学生人数

看起来似乎男生谈到过去的事的人数比例较小，女生中提及过去和将来的人数比例一样。同时，男生中谈到将来的事的人数比例较高，而且其比例也高过女生中谈将来的人数比例。但是上述比率上的差别均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其中谈将来的差别比较接近显著水平。

用更灵敏的句次统计来鉴别，结果发现了一项显著性差别。下表列出的是涉及到过去事物或将来事物的回答，男女生之间的句次差异。

过去将来
男生 1.2
1.3

女生 1
0.8

差别不显著
0.5(p<0.05)

表5：提及过去和将来事物的平均句次

可以看出，虽然在谈论过去事物时男女生句次指标近似；但男生讨论将来事物的句子个数比女生多，并且达到了显著程度。

3.3  课余爱好和外表意识 ▲ Top

课余爱好和对个人外貌的评述也是值得注意的内容，因为，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大部分同学不约而同地涉及到了这些内容。

绝大部分学生提及了他们的课外活动和业余爱好。其中最多提到的是体育运动和音乐爱好。在这两方面男女生显示了很大的差异。我们还统计了提及其他课余活动和爱好（如阅读、旅行等）的人次，却没有发现类似的差异。男女生之间还存在的一个明显的差异就是在自我描述中提及自己身材和长相、发型、着装等外表特征的人数比例。下面的表格中列出了上述三项内容的数据。

  体育爱好音乐爱好外表特征
男生 37 （74%） 10 （20%） 10 （20%）
女生 22 （44%） 31 （62%） 25 （50%）
差别 p < 0.01 p < 0.01 p < 0.01

表6：提及体育、音乐爱好及个人外貌的人数比例

从表中可以看到，男生中74% 提到了体育爱好，女生中只有44% 提到；男生中20% 提到了音乐爱好，女生中却有62% 提到；男生中只有20% 谈到自己的外表特征，女生中有一半谈到自己的外表方面的内容。而且，这些比率之间都是统计上高度显著的差别。

下表列出的是男生和女生所写出的涉及到个人体育爱好、音乐爱好、以及其他课余活动内容的句次统计值。

  体育爱好音乐爱好其它业余爱好
男生 1.2
0.4
1.1

女生 0.2
1.5
1.5

差别 1.0(p<0.05)
1.1(p<0.05)
不显著

表7：提及体育、音乐爱好及其他爱好的平均句次

上述统计结果说明男女大学生在自我观念中对于不同的业余爱好在重视程度上的差别。不仅提及体育和音乐爱好的男女生人次统计有显著差别，在句次上也有同样趋势的显著差别。男生使用较大篇幅讨论体育，女生使用较大篇幅讨论音乐。然而，在其它课余爱好方面，却没有类似的差别。

3.4  总结 ▲ Top

综上所述，从是否提及有关内容上来看，这些被调查的学生的自我观念中在社会机构性/冲动性自我定义方面、在对于性别、年龄、家庭、朋友、地域、民族等社会范畴的意识方面、以及在关心个人的社会责任方面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然而，在对体育和音乐的爱好方面却表示出明显的差异。而且，女生显著地较多意识到自己外表的重要性。这些都是符合社会现实中一般的观察的结果，也具有显而易见的社会原因。这些结果一方面验证了有关社会事实，另一方面将大学生中有无性别差异的不同社会特征进行了对比。同时，这些社会心理特点上的调查结果也构成了下面要讲到的社会语言学分析的基础。

4  用词差异
▲ Top

在初次阅读这一百多份答卷的时候，我们的印象是，男女生之间似乎不存在任何明显的用词差异。学生的用词范围大致相同，没有特殊的使用较偏词汇的现象。初步的印象性判断并没有支持男女用词差异的假设。但是更严格的定量分析却发现了某些特定的差异，详见下文。

参加这项测试的学生已经经过了几次严格的英语能力的遴选测试，包括高中毕业时的考试，全国统一的高考英语考试，入学后的分班测验，等等；同时，他们的英语学习的经历也基本相同。因此，这些学生之间不应该存在词汇能力上的重要差别。他们所学习的大学英语教材是严格按照词汇量等级编选的教材。该校的大学英语的等级考试与几种国内外的标准化英语能力考试达到了高度相关的水平。因此，从这些来自同一等级班次的学生的答卷上没有发现明显的词汇能力方面的差别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语言能力并不等于语言使用。学生的写作练习在自由选择词汇的情况下，其选择会反映出一些与写作者的社会背景有关联的社会语言学的事实。根据已有的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在短短数百词次的连续谈话中，讲汉语普通话的人就可以表现出一些与性别和方言背景相关联的选词倾向。特别是一些与谈话内容无必然联系的虚词、意义空泛的实词、语气词等等，这些词的频繁使用往往起着社会语言学方面的检索性作用（徐大明等, 1997; 高海洋, 2002等）。但是，这一类语言特点，一般需要借助量化的分析才能揭示。

在经过仔细的用词定量分析之后，我们发现了男女生在回答“Who am I?”问题时对某些词项的使用出现了差异，同时也发现另外一些词项在相同的条件下并没有相应的性别差异。下面我们就介绍和讨论有关的分析结果。

4.1  “女性词汇”的检验
▲ Top

以前人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成果为基础，我们首先在全部答卷范围内搜索了被称作“女性词汇”的四个词的用例。这四个词是前言中提到的“lovely”，“nice”，“maybe”，和“perhaps”。结果发现这四个词总共出现了10次。其中，“lovely”，4次；“nice”，1次；“maybe”，3次，“perhaps”，2次。一共有8个人用过这些词，其中有一个男生用了1次“lovely”，另一个男生用了两次“maybe”，其余6人全部是女生。没有男生用“nice”或“perhaps”。“女性词汇”的使用，女生占了70%（7/10）词次，75%（6/8）人次。显然这些在本族讲话人当中所存在的用词差异以同样的趋势表现在这些中国学生身上，女生更倾向于用这些词。

但是由于这几个词的总的出现次数很少，似乎还不足以构成用词性别差异方面的强有力的证据。我们关于男女学生英语用词差异的假设检验看来应该集中到更常用的词汇上来。

4.2  “最高频词”的检验
▲ Top

第二步的检查是针对英语词频统计中发现的最常用的一些词来进行的。选词范围我们限定在两个知名的英语语料库中都处于前一百名以内的高频词的范围之内4，并且非正式性地称这一范围内的词汇为“最高频词”。我们检验过的“最高频词”包括“the，of，a(n)，not，will，man，like，people, who”等9个词。此外，另外6个在我们的一百份答卷中频繁出现的词，“want, love, student, person, boy, girl”，也逐词进行了相应的检验。除了上述15个词之外，“woman”虽然既不属于“最高频词”的范围，也没在答卷中频繁出现，但是由于其语义与我们检验过的其它几个词相关，对其也进行了相应的统计，在下文中我们将详细讨论。

4.2.1  “封闭词类”中的“the，of，a(n)，not，will”和“who”
▲ Top

自然语言中一般使用频率最高的都是一些可以很容易穷举的“封闭词类”的词，像上述的“the，of，a(n)，not，will”等等。其中“the，a(n)”是冠词，“of”是介词，“not”是副词，“will”是助动词。“who”既是疑问代词又是关系代词（或称连词），但是在我们的答卷中基本都是作为关系代词出现。下面是这些词的检验结果。表8为答卷中使用了这些词的男女生人数。表9为男生和女生使用这些词的平均次数。

  the a(n) of not will who
男生 38 48 44 26 18 22
女生 32 50 39 29 21 23
差别不显著不显著不显著不显著不显著不显著

表8：高频词使用人次

  the a(n) of not will who
男生 2.1 5.8 2.5 1.2 0.8 1.5
女生 2 6.7 1.9 1.4 0.9 4.1
差别不显著不显著不显著不显著  不显著 P < 0.01

表9：高频词平均使用词次

从表8中可以看出“the，of，a(n)，not，will，who”这6个英语中的高频词在我们的学生中使用的也很广泛，而且从使用者的人数比例上来看没有发现什么性别差异。从表9中可以看出除了“who”之外的5个词在男女生的平均使用率方面也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使用“who”的平均次数上却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

关系代词“who”的使用代表了先行词为指人名词的关系从句的使用。上文中提到了，由于答卷内容的限制，答卷中“who”的使用基本上局限于关系代词的用法。因此在统计的时候，我们把个别几个不是关系代词用法的用例全部忽略不计，这样就保证了统计结果完全代表了人称关系从句的使用情况。所以，我们在此讨论的就不仅仅是词汇选用的问题，而且还是语法结构的选用问题了。从上列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虽然在是否采用了人称关系从句这一点上男女生的人数几乎相同，在使用该结构的次数上女生却大大超过了男生。女生平均使用了4.1句，男生使用了1.5 句，其差别达到了高度显著性的标准。

由于男女生使用指人关系从句的人数比例相当，所以有关差别不是语言能力的差别，而是语言使用方面的一种趋势性的偏好，也可以叫做语言风格。在写作内容与目的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体现出来的这种集体性的差异，确实需要一些社会语言学方面的解释。如前言中提到的，在世界上许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英语（为母语的）社区中所进行的调查显示，普遍的情况是女性比男性一般情况下讲话更标准，更正式（参见Chambers,1995）。我们在阅读这一百位中国学生的答卷的时候也得到了相同的印象，女生的答卷语言显得更正规和拘谨，男生的答卷多数比较口语化，句子比较简短。众所周知，包含关系从句这样的复杂句是正规英语书面语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女生较多地使用关系从句这一事实正是体现了上述社会语言特征。在面对同样的书写任务时女生习惯性地选择了较为正式化的语言，而男生较少地考虑语体正式化的问题。这是一个明显的言语行为模式上的差别。

4.2.2  名词“people”
▲ Top

除了上述6个封闭性词类的词之外，多次出现在我们学生的回答中的英语“最高频词”还有动词“like”；名词“people”和“man”。其中，只“man”的使用发现了性别差异。关于“like”和“man”，下文还有详细讨论，这里先列出“people”的统计结果。

“people” 使用人数平均使用句次
男生 16 0.5
女生 12 0.3
差别不显著不显著

表10：名词“people”的统计结果

无论是使用人数方面，还是平均使用次数方面，名词“people”的使用都没有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

4.2.3  总结
▲ Top

对上述7个高频词（the，of，a(n)，not，will，who, people）的分析结果表明：(1) 对于英语“最高频词”大学英语二级程度学生能够普遍掌握，没有词汇能力上的差距；同时，在使用上大部分也没有性别差异；(2) 以关系从句为指标的语体风格方面，男女生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女生更倾向于正规语体。

4.3  自我指称用词：“man，woman，boy，girl”，以及“person”和“student”
▲ Top

名词“man”在Brown语料库中的出现频率比“people”要高，“people”排在第93位，而“man”排在第44位。在我们的一百份答卷所构成的小语料库中，“man”出现的次数也比“people”多很多。该词基本上是出现在象“I am a man”，“I am a lucky man”，“I am a young man who likes sports”这样的句子里，用来描写和指称自己时用的。由于答卷的内容是要表示“我是什么样的人”这一类意思，所以“man，boy，girl，person”这一类指人的名词出现很多次。类似的用法还延伸到“student”这一个词的使用上，出现了很多“I am the student who called you yesterday”，“I have been a top student in my class”，“I am a hard-working student”之类的句子，甚至“I am an eighteen-years-old student”，“I am a student who loves nature”。结合句子的语义所指向的语境来分析，这些指人名词的使用并不都是恰如其分。第一、二、三句用“student”表达与语境有联系的的语义要素；后面两个句子“I am an eighteen-years-old student”，“I am a student who loves nature”，其中名词“student”与其修饰语的语义没有紧密联系，与语境也没有必然联系，看来只是对“person/man/woman”的替代。

学生已经掌握了“person/man/woman”这些词汇，但是为什么要选用“student”来替代它们呢？这与这些词汇的性别显化性质有关，下面再进一步分析。

我们先分析一下性别显化与非显化词的使用上的差异。由于英语指人名词“man”的最常用语义是“男性成人”，所以答卷中很多句子的语义环境不允许女生使用该词。因此，只是发现男生多次使用该词而女生不用该词是没有意义的事。但是，按照语义结构，特别是语义学的“成分分析”（参见胡壮麟等1988：153），“man”的对应词应该是“woman”，因此有意义的变异范围应该是“man/woman”，亦即把男生使用“man”与女生使用“woman”的情况进行比较。同样的情况还包括“boy”和“girl”。此外，由于在指示和描写自己时，可以不使用性别显化的指人名词，所以确实有许多学生在答卷中没有使用任何显示性别的词语。如上文中提到的，大约80%的男生和女生在答卷中都使用了某些显示答卷人性别的词语，而且在人数比例方面无显著差异。但是在整篇内容中有某处表露写作者的性别的地方，与在写作中反复使用性别显化的词汇显然具有不同的效果。许多学生虽然在自我描述和自我定义时使用了一两次显示性别的词汇；但是，他们显然是有意识地避免多次重复这样的词，在答卷中同时使用了许多不显示性别的语言表达手段。这些手段中最普通的要属使用“student”和“person”这两个词来替代“man/woman”：运用上面提到的含“student”这个词的那些句子；或采用“I am a _______ person”，以及“I am the/a person who _______________”这样的句型。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特别检查了性别显化和非显化指人名词的使用情况。下表中列出了“man，woman，boy，girl，person，student”这六个词使用情况的统计结果。

  man/woman boy/girl person student
男生 28（56%） 20(40%) 13（26%） 36（72%）
女生 2 （4%） 36（72%） 20（40%） 33（66%）
差别 P < 0.01 P < 0.01 不显著不显著

表11：指人名词的使用人次统计结果

可以看出，在使用性别显化的指人名词方面出现了显著的性别差异，但是在使用不显示性别的“person”和“student”这两个词的时候却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使用“man”这个词来描述和指示自己的将近60%，女生使用“woman”这个词的只有4%（2个人）。男生有20%的人用了“boy”这个词来讲自己，女生却有72%的人称自己为“girl”。这样大幅度的差别不会是偶然的现象。

  man/woman boy/girl person student
男生 1.3 1.0 0.8 1.2
女生 0.1 4.2 1.4 1.7
差别 P < 0.01 P < 0.01 不显著不显著

表12：指人名词男女生使用句次的统计结果

从上表中我们看出，在使用次数方面，“man/woman”和“boy/girl”的性别差异也是十分突出的，进一步支持前面的结果。与“man/woman”和“boy/girl”相比，“person”和“student”这两个词的使用男女生的差别却小了许多，没有达到可接受的P ≤0.05的显著程度。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男生用“man”和“boy”基本上是在人均一句的程度，而女生对“girl”的人均使用次数却超过了4个句子。由此可见女生对该词的偏好。由于女生避免使用与“man”对应的“woman”这一个词，当有的男生写道“I am a diligent man”，“I am a warm-hearted man”时，女生要表示基本相同的意思，往往写道“I am a diligent girl”，或者，“I am a warm-hearted person”，以至“I am a student who is ready to help people”。这也是造成女生较多使用“girl”， “person”，和 “student”等词的一个原因了。

造成上述“man”和“woman”使用人数上的差别的原因，我们首先想到的是“man”具有不区别性别的“人”的统称的义项。许多男生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的可能会是取“人”，而不是“男人”的义项。例如，“I am a man”可以理解成“I am a man(, not a beast)”，而不是“I am a man(, not a woman)”的意思。由于两种语义的用法的迭加，所以用的“man”的学生比用“woman”的多。这种说法的合理性似乎可以从“man”是英语中的“最高频词”而“woman”不是这一事实中找到依据。但是，没有一个女生用“man”指称自己，即使是统称的义项。只有一个表面看来是有歧义的用例可能涉及了这种用法。该用例在上文的摘抄（3）中出现，再节录如下：

（5）I am eighteen years old and enjoy adventures just like other young man.

因为该答卷人是女生，所以如果“other young man”是指“other young people”，那么她就是在用“man”的不分性别的通称的义项。一种可能的歧义就是她是指男性年轻人，但这样的话“other”就讲不通了。虽然我们不完全排除“man”的多义用法可能与上述“man/woman”用来自指时所产生的性别差异有关，但我们认为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男生对于“man”的基本义项和女生对于“woman”的基本义项的态度不同。男生多用“man”、女生少用“woman”的现象是与女生多用“girl”、而男生较少用“boy”的现象相对应的。

在收回答卷之后，我们在学生们中进行了有关“man/woman”和“boy/girl”的讨论。这些基本上是18和19岁的女学生们普遍认为“woman”是与“结过婚的”，“中年妇女”的形象相联系的，虽然她们不十分清楚多大年纪的女性应该称为“woman”，总之是觉得对于她们自己来说是“too old”，不适合。另外一些男生和女生都说，“girl”具有“清纯、可爱”，“青春、活力”等感情色彩，而“woman”却没有这一类的褒义联想，所以女生愿意作“girl”。与此相对的是，大部分男生们却觉得作“boy”和作“man”都好，“boy”有“年轻”“精力旺盛”的联想意义，“man”有“成熟”、“男子汉气魄”等联想含义。个别男生指出“boy”具有“不成熟”的贬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男女大学生都属于一个年龄层次，对于大部分男生来说，“成熟”是自己愿意接受的好的特征，而对于大部分女生来说，“年轻”似乎更重要。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法定结婚年龄，男性比女性高两岁。如果这反映了社会上要求男性负担成人的家庭责任要晚于女性的话，那么我们所调查的这些大学生对自己的成熟性、和成年年龄的心理需求正形成了一个反差。

上述中国大学生所提出的“man”，“woman”，“boy”，“girl”等词的联想意义原来就存在于英语语言中，只是“girl”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不成熟”的贬义却完全没有提到。此外，对于“woman”的某些年龄和婚姻的联想似乎有些夸大，显然受到汉语“妇女”这一词的某些用法，特别是非正规场合的用法的一些联想意义的影响。所以说，在使用这些词时反映出的性别差异一方面反映男女学生的一些社会心理特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英语语言中固有的标示性别的词汇的语义，特别是联想语义的不对称性。这些性别差异基本上不是由不完全的或错误的语言习得所造成的，而具有更深远的社会原因。

虽然男女生在人次上和人均句次上使用“person”一词的差异都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但是我们在阅读答卷的过程中发现有一小部分女生有意识地避免性别显化的词汇，而在短短的答卷中多次使用“person”一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另一部分女生毫无顾忌地使用性别显化词汇的问题，多次频繁使用“girl”而完全不用“person”这个词。在男生中，则没有这样强烈的对比，有关的几个词的使用分布比较均匀。女生在使用“person”这个词方面以两极分化的趋势与男生形成性别差异，下表列出男女生使用该词的句次的全距和标准差。可以看出，两组的离散量方面的差距是很大的。

  全距标准差
男生 6 1.5
女生 18 3.0

表13：男女生使用person句次的分组全距和标准差

可以看出，男生当中使用“person”次数最多的为6次，女生中则达到了18次；分组的标准差女生也是男生的两倍。

综所上述，男女大学生之间在使用“man，woman，boy，girl，person，student”这些指人名词来指自己时，出现了一些显著的性别差异。多数男生用到“man”，而女生几乎都避免用“woman”。男生用到“man”的比用到“boy”的多，而绝大多数女生用“girl”来指自己，有一些甚至多次频繁使用该词。这些现象可解释为英语中“man”和“woman”在语义上的不对称被这些外语学习者进一步夸大了。这一方面是英语国家的历史和社会文化中两性地位不平等在英语语言中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男女学生对于两性的社会角色的不同态度的反映。男学生对于年轻和成年的问题并不敏感，女学生却较为注意自己的年轻的形象。此外，一部分女生显然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抗拒了英语语言中体现的性别不平等思想，显然过多地使用了一些像“person”这样不显示性别的词语。这可能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也可能是这些学生自身环境和经历所造成的平等意识的反映。

4.4  形容词和思想动词
▲ Top

4.4.1  形容词
▲ Top

除了单个的词的使用，我们还检查了一些词类的使用情况。在讨论女性语言特点的时候，有一种观点认为女性较多使用形容词（徐大明等, 1997）。因此我们检查了形容词的用量。英语形容词较少担当句法结构中不可缺少的成分，所以在高频词中形容词较少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譬如，在上文提到的Brown语料库中的100个“最高频词”中多数为虚词，名词、形容词等实词较少；其中，形容词只有4个，比名词还少一半。在我们的答卷中，形容词也很少，上面讲过的“lovely”和“nice”是其中两个。所以，形容词按照词类来统计才有可能得到统计上有效的结果。

统计结果表明：一、所有的学生都使用了形容词。二、男生每人平均使用了5.5个形容词，女生每人平均使用了 5.6个形容词，无显著差异。三、方差检验表明，男女生之间用形容词的次数上也没有明显的离散程度上的差异。因此，至少在我们的调查中没有发现女性使用形容词较多的现象。

4.4.2  思想动词
▲ Top

动词“like，want, love”是我们的答卷中频繁出现的三个词，其中 “like”还是英语的“最高频词”。下面我们首先列出了使用了这些词的人数统计结果，然后列出了男女生使用这些词的平均句次。

  "want" "love" "like"
男生 19 (38%) 14 (28%) 35 (70%)
女生 26 (52%) 18 (36%) 39 (78%)
差别不显著不显著不显著

表14：思想动词的人次统计结果

从人数上看，使用这三个词的女生比男生稍多一些，但是人数比例差别都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want" "love" "like"
男生 0.7 0.4 1.9
女生 0.8 0.4 2.2
差别不显著不显著不显著

表15：思想动词的句次统计结果

从平均使用句次看，男女生的差距就更小了。其中，"love"的平均使用次数，男女生一样。

尽管上述三个词的性别差异都达不到显著水平，但是我们发现基本一致的趋向：这三个词的使用几乎都是女生用的多一些。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如果加大样本，其差别可能会达到显著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like，want，love”这三个词都是“思想动词”：表示思想活动的词。我们发现，答卷中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思想动词，譬如“believe, regard, enjoy, think, know, hope, dislike, hate”等等。这些动词的使用实际上代表了上文中讨论过的“冲动性”自我观念的定义取向，因为这些句子不是在讲“我是某某机构，某某团体的成员”，也不是讲“我与什么人或什么团体有什么关系”，而是在讲“我喜欢或不喜欢什么”，“我相信什么”，“我认为什么事情怎样”等等表达观点、态度、感情的内容。这些词的使用数量可以反映“冲动性”定义的内容占据答卷篇幅的比例。所以，我们将这些思想动词合并统计了一下。下面是有关统计结果。

  使用人数人均句次
男生 35（70%） 2.1
女生 48（96%） 3.2
差别 P < 0.01 P < 0.01

表16：思想类动词的人次和句次统计结果

可以看出，不仅在使用人数上，而且在使用次数方面，女生都显著性地超过男生。

这一发现说明，虽然在是否包含“冲动性”定义内容方面，男女大学生之间没有明显区别，但是在包含这类内容的篇幅上还是有区别的。女大学生在回答“Who am I”这个问题的时候，更多地表达了个人的爱好、观点和对不同事物的态度。

4.5  总结
▲ Top

在男女用词差异的检验中，我们发现：一、“lovely”，“nice”等“女性词汇”确实是女生使用较多，但是由于这些词的总用量很小，不能成为性别差异的主要证据。二、“the, a, not, of, will, who, people, like, want, love”等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当中，大部分没有发现使用上的性别差异；但是女生较多使用作为关系代词的“who”，显示了女性倾向使用正式化的语体。三、男女生在使用性别显化的词语时有性别差异，男生充分利用了“man”既有性别显化的义项又有通称的义项的特点，较多使用该词；女生较多使用表示“年轻”的“girl”；少数几个女生大量使用了个别非性别显化词汇来回避性别显化词汇。四、分类检验发现形容词的使用在总的计量方面无性别差异，但是思想动词的使用上发现了性别差异。

所有发现有性别差异的用词情况都有社会心理方面的原因，都反映了有关语言态度和社会观念。女大学生显然具有较强的“冲动性”自我观念，同时又对“woman”一词可能包含的贬义过度敏感。大部分学生掌握、甚至夸大了英语中性别不平等的某些内容，有些学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抗拒了这类语言内容。女大学生书写作业的语言比男大学生的语体更正式的现象可能是跨语言的社会语言现象，也可能是通过英语学习获得的，前者的可能性比较大。

5  用词差异所体现的双重切分原则
▲ Top

5.1  将来与“将来时”
▲ Top

通过对思想动词使用的统计我们可以估计“冲动性”定义内容的多寡，通过对“sports, music”两词，再加上“football, basketball, piano, guitar, songs, singing, fan of Michael Jackson, Mozart”和其它一些词语的辨认，我们可以确定有关体育和音乐内容是否被提及。但是，内容和形式，并不总是一对一的关系，特别不能简单化地认为一个词就可以全部代表某一方面的内容。语义内容和用词方面的不对应性，在我们的这次调查中也得到验证。

虽然我们发现男生谈论将来的事情，特别是对前途的憧憬比女生多一些，但他们使用表“将来时”的助动词“will”却并不比女生多。由于这些学生学习的是美式语法系统，所有的答卷中未发现任何一例“shall”的用例，但是缩略式“-‘ll”却发现了很多，在统计的时候一律归入了“will”。但是，男女生使用该词的频率几乎相等。

那么，男生是怎样在不借助将来时态的情况下谈论将来的呢？他们掌握了许多不同的语言手段并运用它们达到目的。下面就是有关例句：

（6）I am the future of China.（ZZH）

（7）I am determined to work hard at it. I am sure I can make progress by and by.（24054）

（8）I’m a boy who has a dream to be a person just like Thomas Jefferson.（24056）

（9）I’m a student looking forward getting an “A” in my English homework.（24056）

（10）I’m a person who wants to become important in our country’s foreign affairs.（24038)

在（6）中，“future”这个词把我们带到了将来。在（7）当中，我们可以推理，既然他现在决定做这件事并且这件事的效果还没显现，那么谈论的效果自然是将来的事了。（8）中的“Thomas Jefferson”应该是长大了的有很多成就的“Thomas Jefferson”而不是作为“boy”的“Jefferson”，显然该句作者的意思是他的梦想中是将来变成像“Jefferson”这样的人。（9）里面讲的也是还没有发生的事。(10) 中的“wants to become”起到表示将来的事情的作用。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和其它的手段，如用“to be going to_________”，“I plan to_________”等形式，等等。

此外，表将来的内容和“will”的使用不一致的现象还包括，使用了“will”而没有谈论将来的情况。

（11）But if you know me well, you’ll find my characteristics.（22021）

（12）But if I have decided a thing, I’ll try to do it. （22021）

上述两句都是条件/结果复合句，“假如怎样，就怎样”这样的结构。是谈论一般的情况，而不是谈论将来的某些特定的事件。

（13）I will cry when I am sad, ……(21013)

这一句是“当什么时候，就怎样”的结构，也不能说是在讨论将来。

（14）Maybe you will say that I am strange, stupid, crazy and so on. (21013)

这一句更不能说是讨论将来，只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表达方式，“也许你会说…”。
上述例子只是许多类似句子中的一小部分。正因为有了很多这样使用了“will”但是没有讨论将来事件的句子，和很多讨论了将来但没有使用“will”的句子，所以讨论将来的内容与使用“will”的次数失去了相关性。

5.2  显示作者性别与性别显化词汇
▲ Top

在本项研究中，答卷人的性别是已知的；但是即使是在未知的情况下，也可以根据答卷的内容进行一定程度的判断。性别显化词汇应该是一个标记，但是也不能只依靠上面分析过的几个性别显化词汇。实际上，有很多答卷，虽然其中不包含任何性别显化词汇，仍然可以根据其他内容来确定答卷人的性别。在掌握了类似我们这里所获得的社会语言学分析结果之后，我们可以反过来对这些答卷人的性别做出比较准确的猜测了。譬如，谈论体育爱好比较多，憧憬未来比较多，使用思想动词比较少的，是男生的可能性就比较高。讨论音乐和歌曲的内容较多，使用思想动词较多，过度地使用“person”或“student”指自己的，是女生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所以讲话人的社会特征是与所讲的话有密切联系的。但是这些是概率性的判断。准确的证据还要从直接或间接地显示性别的词语中去找。除了前面列出的几个词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可以显示性别的词汇。下面我们就举几个答卷中出现的例子。

在答卷中出现的性别显化的词语，除了“man/woman”，“boy/girl”之外，还有“son, daughter, brother, sister, male, female, policeman, John, Beryl, wife”等等。其中，最后三个值得讨论一下。“John”是某位答卷人给出的自己的英文名字，这是一个男名。“Beryl”则是一个女名。

“wife”在答卷中出现时，并不是用来指自己，而是在谈论对将来的憧憬时，答卷人写到“I and my future wife……”。由此可以知道了答卷人是男生。

在答卷中出现的不显示性别的指人词语，除了“person”和“student”之外，用来指答卷人自己的还有“teenager, freshman, fan, member, citizen, resident, friend, opponent”等等。其中，“friend, opponent”这样的词显然是以相对其他人的关系来描述自己，在“I am a friend of_____”，“I am the opponent of _____”这样的句型中出现。除此之外，很多人使用了代词“one”，写出“I am the tallest one in the class”，“I am the one who_________”这样的句子。

因此，我们在检查答卷是否具有显示作者性别的内容的时候，并没有局限于前面讨论过的“man/woman”，“boy/girl”两对词，而是充分注意到了意义和形式的不对应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提及显示性别内容时没有性别差异，而在使用特定的几个性别显化的词汇的时候，却出现了显著的性别差异的原因了。

5.3  双重切分原则
▲ Top

关于语言学的“双重切分原则”（或称“双层切分”）的研究局限于音素和义素的不同层次的切分，以及语音与词汇、词汇和句子的双重系统（参见胡壮麟等, 1988, p. 6）。徐大明（Xu, 1988）将其扩展到词语使用和语段内容的对应研究方面，指出一定范围内词语使用的灵活性形成了一个“习惯词汇”的语言变项。在表达大致雷同的语段意义的时候，实际采用的词语及其使用频率会因人而异，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语言学的内容。本调查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

正如以上章节的分析所显示的，在表达意义的每一个层次，话语的形式都有一个再切分的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词语作为意义单位，与语段意义，或篇章意义，有着复杂的对应关系。上面两节的分析更具体地演示，尽管词汇意义对于语段意义具有相当程度的提示作用，但是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在词汇选用和要表达的内容之间，也就是词汇构成和语段意义的双重切分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中介因素就是讲话人的社会语言交际能力，其中孕含了讲话人的语言态度和社会观念。

在现实社会的语言交际过程中，选词造句不仅仅是根据语言的所指内容，而是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交际者的社会和思想的特征的烙印。在面临同样的书写任务时，被调查的女大学生就采用了相对正式、比较书面化的语言。在回答同样的问题的时候，男大学生就讲述了较多的期望内容，但却较少提供观点、态度、情绪方面的信息。在面对同样的性别显示的语法规则时，女大学生就不如男大学生处之泰然，或者是过度集中到她们认为有褒义色彩的性别显化词汇，或者是过度使用了个别中性词汇。

在语言使用过程当中，在意义每一次再切分的时候，在意义和形式每一次再组合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发现社会语言学的内容。言语社区的每一个层次都在利用这些有限的选择的机会来表现出自己的特点。性别只是其中一个层次，但是如上所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层次。

6  言语社区的分化与统一
▲ Top

上述社会语言学的调查发现了一些中国的大学生在社会观念方面、在思维风格方面、在语言态度方面、以及在语言使用方面的一些性别差异。同时，调查也显示，在社会观念方面、思维风格方面、语言态度方面、和词语使用方面，这些男女大学生之间，共性还是主要的趋势。例如，在社会观念方面，在是否采取机构性和冲动性定义来自我介绍的时候，这些学生基本上表现出了一致性，完全应用机构性定义的人几乎没有。但是，在冲动性定义的内容的多寡方面，女大学生表现出明显的优势。答卷中出现的大部分内容，像性别、年龄、身份、家庭、学习、朋友、家乡、祖国、社会责任等方面，都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但是在体育和音乐的爱好方面、以及在关于自己外表的描述和评判方面却表现出了显著的性别差异。在花费篇幅讨论前途和憧憬未来方面，男生似乎较为突出；但是在回顾过去的经验和成就方面男女生之间却没有类似的差距。在检验过的9个英语高频词中只有who的使用发现了显著的性别差异。在使用性别显化的指人名词时，虽然发现了显著的性别差异，但是只有一小部分女生过于重复性地使用了其中一个词（girl）。在使用中性词“person”的问题上，无论是使用人数的比例、还是平均使用次数都无显著性别差异，少数女生抗拒英语性别显化名词的现象只是比较个别的现象。

上述结果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些现象显示的是一种大致统一而在较小范围变异的结构系统。这种局面既存在于语言内，也存在于社会内，而且似乎是存在于语言和社会的各个层次。社会集团，语言社会集团包括在内，是大致统一的。这种统一性是其本身存在的前提。然而，这种统一只是大致的，每一个集团内部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和变异。对于各个层次上自然存在的言语社区和亚言语社区来说，性别群体之间的差异往往是不可消除的。但是，我们看到，两性之间在语言使用方面的差异总是小于两性之间语言之间的共同点，所以他们并不构成不同的言语社区。那些跟随一两位日本女性学日语的美国男士，到了日本之后，往往因其日语中的女性用法而造成误会或笑料，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还是能够跟日本人正常地交际的。因此，男女语言上的差别构成亚言语社区的情况是极其特殊的（参见Hudson,1996, pp.7-9）。

我们的外语教学工作就是在做维护言语社区的统一性的工作，譬如说，把英语语言社区的统一性推广到中国的学生身上，或者说，是将这些学习者统一到以本族讲话人为主体的言语社区中去。但是，由于这些学习者具体的语言环境的限制，他们的语言社会背景的限制，在某些方面他们还没有达到与大部分本族讲话人的统一，由于他们的共同背景和共同特点，他们又构成一个变异集体，或称亚言语社区。例如，学生对于“woman”一词的语义的较为狭隘的理解就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事实上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我们这些学生所显示出来的与标准英语（以有关语料库为代表）在词语使用方面的共性大大超过了差异，对答卷中的常用词语的检验恰恰说明了这一点。这是我们外语教学的成功。根据非正式观察，如果我们进行一次语音方面的检验，结果恐怕就不会这么乐观了，这个亚言语社区的个性恐怕就会十分突出了。

言语社区的统一是言语社区存在的前提，同时也是社会的统一性的反映。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变异的许多发现，包括我们这里关于词语使用上的性别差异的发现，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社会差异作为它们的根源。社会上对女性的年龄和外表的重视是我们的调查对象在答题时所表现出的相应倾向的根本原因。传统英语社会中，男性占统治地位；这是英语中缺乏既指女性又可做通称、在语义配置上与“man”匹配的词的根本原因。一部分学生较多使用中性指人名词的倾向，也可以追溯到他们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不仅语言变异和语言使用方面的差异是社会差异和社会分化的反映，语言的统一和一致也是社会上的各种一致性的反映。正因为我们这一组学生具有许多共同的社会背景，所以他们的书写内容大部分相似。正因为我们学生接触的基本是标准英语的范文，他们的常用词与标准英语的常用词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正因为我们社会中女性的某些社会角色与英语社会中的妇女的社会角色有相似性，英语社会中女性语体方面的特征才会在中国女学生的语体方面有类似的反映。正因为我们的一些学生有类似的性别平等意识，他们的词汇选用（用“person”取代“woman”）与一些西方女权主义者在语言上的表现不谋而合。

与言语社区的内部分化与统一的问题相比，英语语言中性别不平等及其对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产生的影响的问题就成为一个较次要的问题了。但是正是通过对这一具体现象的分析，我们加深了对于较为抽象的社会语言学理论的认识。语言是统一的同时又包含着变异。但是，没有没有原因的统一，也没有没有原因的变异。语言的统一和分化的矛盾是社会的统一和分化的矛盾的反映。统一和分化两因素在语言中的均势是以统一和分化在社会中的均衡机制作为基础的。

社会语言学对于语言变异的研究揭示了言语社区内部的组织结构。语言在具体社会中沿着民族、阶级、社会网络、性别、年龄等社会界限而产生的分化现象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但是，对于语言的社会分化现象与言语社区作为一个统一体的矛盾，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文莱奇等（Weinreich et al., 1968）对言语社区作为一个“有序异质体”的论述可以说是为这一研究课题确立了理论方向。拉波夫（Labov, 1966）及其他后起的社区调查研究为发展社会语言学的言语社区的理论又提供了实证基础。米尔罗伊（Milroy, 1980）以及后来的应用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则进一步将拉波夫的言语社区结构模式理论丰富起来，确认了那些建立在互动基础上的、较为具体的社会单位在语言分化和方言保持方面的作用。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特别针对分化与统一的矛盾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他们的研究都是通过对选定的语言变项的量化分析来着重显示语言的社会分化。因此，语言的统一性完全由传统的（先验性的）观念来支持，学界似乎还没有感到有必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和验证。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社会语言学已经趋于成熟了。目前，我们不仅可以进一步发现和解释语言变异的各种社会原因，而且应该能够同时测定语言的统一性的体现程度，并解释其社会起因了。本文就是在这方面做出的一个尝试。

注释 ▲ Top

1 下列摘抄中的所有专有名词全部略去，以为调查对象保密。其中包含的语言错误未做任何更正，以保持语料的真实性。每段摘抄开始分的代号是语料的检索代号。

2 有的学生显然是过多地使用了“student”这个词，起到了少用“man”或“woman”这些显示性别的词汇的作用，在下面讨论中我们还要进一步讨论这一现象。

3 对上述提及学生身份、自己的家庭、朋友、家乡、民族、所从属的其它社会机构、以及社会责任等内容进行句次统计的时候，仍然没有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

4  这两个英语语料库为美国的Brown Corpus和英国的LOB Corpus（参见张彦昌、张而立 1996）。

参考书目
▲ Top

Bugental, B.F.T., & Zelen, S.L. (1950).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self concep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8, 483-498.

Chambers, J.K. (1995). Sociolinguistic theory: 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its social significance. 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Coates, J. (1986). Women, men and language.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Freeman, R., & McElhinny, B. (1996). Language and gender. In S. L. McKay & N. H. Hornberger (Eds.), Socio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ing (pp. 210-2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lmes, J. (1992).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Hudson, R.A. (1996). Sociolinguistics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uhn, M.H., & McPartland, T.A. (1954).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self-attitud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 68-76.

Labov, W. (196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Lakoff, R. (1975). Language and women’s pla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Milroy, L. (1980). Language and social network. Oxford: Blackwell.

Milroy, J., & Milroy, L. (1993). Mechanisms of change in urban dialects: the role of class, social network and gend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3(1), 57-78.

Patrick, P. (2002). The speech community. In J.K. Chambers, Peter Trudgill & Natalie Schilling-Estes (Eds.),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pp. 547-572). 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Snow, D.A., & Phillips, C.L. (1982). The changing self-orientat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institution to impuls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63, 462-476.

Trudgill, P. (1974). The social differentiation of English in Norwi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urner, R.H. (1976). The real self: from institution to impuls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 989-1016.

Weinreich, U., Labov, W., & Herzog, M. (1968). 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a theory of language change. In W. Lehman & Y. Malkiel (Eds.), Directions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p. 95-195).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Xu, D., (1988). Lexical variation in the speech of four Chinese speakers. In J. Auger (Ed.), Tendances actuelles de la recherché sur la langue parlee (pp. 99-120). Quebec: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Bilingualism.

Zurcher, L.A. (1977). The Mutable self: a self concept for social change.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Yu, N. (1998).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A perspective from Chinese.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胡壮麟、刘润清、李延福（主编）1988 《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 1997 《当代社会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彦昌、张而立 1996 一份英汉词汇对比调查报告，载李瑞华（主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23-249。

来源： http://e-flt.nus.edu.sg/v1n12004/xu.htm

欢迎光临教师之友网 (http://jszyw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