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欧美学界涌现出许多古籍数字化、文献数据库建设等数字人文领域的新项目。一批数字人文研究机构，如国际数字人文组织联盟（The Alli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Organizations）、数字人文学会（The Society for Digital Humanities）相继成立。许多大学还设立了自己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如美国斯坦福人文实验室、伦敦国王学院人文计算研究中心等。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应用逐渐深入到人文研究的各个领域，数字技术与人文研究的结合成了学者时下讨论的热门话题。
随着数字化浪潮的推进，伦敦大学学院数字人文中心主任梅丽莎·M.特拉丝（Melissa M. Terras）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肯定地说：“未来，数字人文必将成为人文学科研究的主流之一。”
记者发现，欧美国家的许多数字人文研究成果让人眼前一亮，例如在历史研究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借助数字技术对历史事件进行静态和动态的可视化展示，弗吉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视界”（Visual Eyes）项目就利用数字化手段将大量数据转化为地图、图表、图片等，从另一个角度讲述重要的历史事件，并建立庞大的数据库，供用户搜索和了解历史事件的发展。
文本数据挖掘（text data mining）技术被广泛用于文学作品的文风分析、情感分析、人物关系分析等，丰富了文学的研究方法，为转变其研究范式提供了新思路。斯坦福人文实验室的创立者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教授曾利用计算机分析了1740—1850年间出版的英国小说，发现该时期内带有长标题的作品数量明显下降，有的作品题目中惯用形容词。在莫雷蒂看来，这一系列发现或许能解释该时期文体风格的发展变化。内布拉斯加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英语系教授马修·乔卡斯（Matthew Jockers）也曾利用文本数据挖掘技术，对1780—1900年出版的3592部著作进行了词频和主题分析，并在自己的新书《宏观分析：数字化方法和文学史》（Macroanalysis: Digital Methods & Literary History）中表示，数据能窥探出简·奥斯丁等著名作家的写作风格是受何人影响。
人们对任何一种新事物的流行都会产生质疑，现年82岁的美国著名文学教授、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曾表示自己能在1个小时内阅读1000页书籍内容，因此反对在计算机上阅读。2012年，加拿大作家史蒂芬·马尔什（Stephen Marche）在文章《文学不是数据：反对数字人文》（Literature is not Data: Against Digital Humanities）中表示，将文学当做数据会失去文学本身丰富的意蕴，文学应该与数据截然对立。面对这些质疑，特拉丝认为，就像人们最初质疑电影一样，尽管目前有学者对数字人文的研究成果持观望态度，但随着数据革命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找到更优质的信息整合与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