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多数第三世界民族国家一样,中国现代传播业的出现也与外来的影响息息相关。以新闻业为例,如戈公振所言,“我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9]。从19世纪初期开始,大量西方的商人和传教士进入中国,开始在南洋和广东的口岸城市出版报纸。到鸦片战争之后,外报的影响逐步扩大,中国人开始参加办报工作。清末科举落榜和躲避太平天国战乱的“士绅及末宦一流”为现代的都市传播业提供了最初的劳动力,以王韬为代表的一批体制外文人开始在教会和外报从事编写译的工作。与此同时,香港周边和上海周边的大量外国教会学校已经培养了中国最早接触西学和现代观念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沿海都市,一场千年未有的思想变局正徐徐拉开序幕。王韬、伍廷芳、唐廷枢、何启、容闳……这些中国现代传播业的开创者几乎全部来自穗港澳地区和上海地区,他们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由于他们来往于这两个地区的频率特别高,柯文(P. A. Cohen)形象地将其称为“香港—上海走廊”[10]。
在缺乏现代国家组织构架的前提下,洋务运动式的工业化不但没能“强国”、“富国”,反而是武装了军阀,致富了官僚资本家,这一点在甲午战争中得到充分验证,并由此促发新一代都市知识分子寻求政治体制上更为彻底的变革。“制度调整”是清末政治的核心,也是知识分子传播实践中最为热衷的议题。从戊戌到辛亥,国家组织结构的现代化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诉求,此时的大众传播媒介几乎都在服务于这一明确的政治目标。正如浦嘉珉(J. R. Pusey)在描述这一时代新闻业者的职业志趣时所指出的,这些人感兴趣的“并不是‘所有适合印刷的新闻’,而仅仅是那些他们最为关心的,有关中国富强的内容”[16]。齐慕实(T. Cheek)也曾指出,“一方面,梁启超等人意在运用新闻媒介来吸引君主的注意,以求说服国家权力核心推动改良;另一方面,战后民族国家所面临的极端危急的状况也使得此时中国新闻业的传播内容相比西方更加严肃”[17]。从立宪的政治、议会的政治到政党的政治、共和的政治,在现代传播业的舆论鼓噪下,知识分子的每一轮行动都更为激进和彻底,然而这种政治现代化在紧跟西方经验的同时仍然无法纳入“社会”的视角,知识分子热衷建构的现代“国家”成了一个与“社会”相分离的国家。在中国,这个“社会”显然不能仅仅是现代传播网络覆盖下的“市民社会”,而主要是一个庞大的内陆乡村世界。清末新政废除科举、大办新式学堂并批量生产与西洋“接轨”的“海归”,最终带来城乡之间更大的文化隔膜。辛亥革命推倒了普遍皇权,带来了传统政治合法性的流散,却并没有换回一个能够深入基层的,组织能力强大到足以抵御外侮的“共和国”,反而带来了持久的政治动荡。正如鲁迅形容一百年前的事变,“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