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走向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自我意识的觉醒。随着现代社会越来越规范化,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角色不仅仅是观看者,而且是被观看者,甚至是被监视的对象。规范化的监视方式可以从“圆形监狱”模式体现出来。1789年,启蒙时代的英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社会理论家杰里米·本瑟姆(Jeremy Bentham)发明了一种机构化大楼的模型,在理念上允许一个观察者自上而下地监视机构中的所有人,而下面的人没法看到上面,也无从知晓自己是否被监视。本瑟姆的设计可以运用在医院、学校、工厂、看护所,特别是监狱这类需要监管的地方,因此,这种完美的监视模式通常被称为圆形监狱(panopticon)。具体地说,这种新型监狱的设计蓝图是:一个中心建有高塔的圆形建筑,每个犯人都处在不断的被观察、被监视之中。由于高塔顶端放射出明亮刺眼的光芒,监视者是隐蔽的,处在下层的被囚禁者只能在高塔之下和牢房之间活动,无法看到上层的监视者。即便塔顶没有人,被囚禁者也无法得知他们是否被监视着,他们早晚会习惯于这种监控,以至于患上被强迫症,即便无人看管,也会不时地自我检视。[ M。 Quinn ed。, Writings on the Poor Laws: Volume II, Collected Works of Jeremy
Bentham,Clarendon Press,Oxford, 2010, pp。 98-9, 105-6, 112-3, 352-3, 502-3。 ] 本瑟姆自己形容圆形监狱是“一种新的、获取心理控制权的心理模式。” [ Bentham, Jeremy, The Panopticon Writings。 Ed。 Miran Bozovic,: Verso,London, 1995, pp。 29-95] 它透明、严密得无懈可击,使得身在其中的人无处可逃、简直可以说是一个能从 “骗子身上榨出诚信的磨坊。”[ Semple, Janet (1993)。 Bentham’s Prison: a Study of the Panopticon Penitentiary。
实际上,本瑟姆关于圆形监狱的建筑设计不仅是一种有效的全景监控模式,而且是规范化的现代社会的象征。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首先把这种监控模式与权力结构联系起来,他认为圆形监狱模式就是现代社会规范和权力运作体系的隐喻。[ 参见Michel Foucault (translated byAlan Sheridan),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 Vintage Books, 1995。] 社会规范的形成通常依赖于监控的力量。所有规范化社会都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圆形监狱模式,也就是全景式监视。与暴力的监视系统相比,圆形监狱是一种完美的、透明的权力模式。它可以没有围墙、枷锁和铁链。所有等级化的机构如:机关、军队、学校、医院、工厂都有着与全景监狱相似的监视体系。生存于体制之中的人,无论是犯人、妓女、军人还是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和办公室职员,都有可能身陷于这种圆形监狱模式的监控之下。如果长期没有观看的自由,这些被监视者就有可能失去观看的能力,只能以监视者的观察方式审视周围的事物,并且自我监视,因此,他们既是凝视的主体、也是凝视的客体,以福柯的话说,这些人“最终以征服者的规则征服了自己”。[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Vintage Books, New York,1995, pp。195-210。]
建立在福柯的研究基础之上,社会学家们不时警告我们圆形监狱模式在当代社会依然存在的可能性,只不过科技使得社会监视模式变得更加隐蔽。[ 参见Thomas Allmer ,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Surveillance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Peter Lang,Frankfurt am Main,2012。] 比如:公共场所的监视录像已经入侵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互联网也是一种新的观察、监视人们思想和言论的方式。电脑服务器终端能够检测到用户的行动,记录、盗用和监控使用者存储的内容和发出的信息。在当今这个视觉图像主导的数码时代,我们是否会陷入到真正的圆形监狱模式之中而不自知,还是有可能借助高科技逃离圆形监狱模式的严密监视,避免各式各样的视觉陷阱,反抗被监视呢?我们如何逃脱遮蔽的屏障、看到更广阔、更清晰的社会图景、获得更大的视觉自主性、争取更大程度的知情权呢?这是视觉文化研究的目标,也是那些敏感的艺术家们不断提出的问题。
与常见的艺术作品不同的是,塞格尔采用的材料,不是物质,而是人们发出的声音、语言、运动和反应。他的作品类似于舞台剧,却通常在博物馆或画廊展出。它们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构成了接受者、观众和参与者的共同记忆。用艺术家自己的话说,他以作品“建构情境”(constructed situations)”。[ Anne Midgette, “You Can’t Hold It, but You Can Own It”,The New York Times, Nov 25, 2007。] 《这样的变奏》(This Variation)建构了这样一个情境:观众在近乎于全黑的场地里, 逐渐适应室内环境、气氛、声音和与场景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融入其中,参与到与20位演出者共同歌唱、舞蹈、拍手、跳跃和对话的游戏之中,在一种纯粹的声音和空间的情境中,经历着从被人看到看别人、从看不见到看见、从不自知到自知的各种变化,体验着恐惧、摸索、探知、释然、欣喜、激动等种种心理情感,仿佛浓缩了一个人在社会处境中的各种不同的感知。
塞格尔把参与到自己作品中的演员称为“阐释者”(interpreters)[ Arthur Lubow , “ Making Art Out of an Encounter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5, 2010。]。这些阐释者来自不同年龄段、文化程度和社会背景。艺术作品在观众和阐释者之间构建起情境。而观众也可以随时参与其中,他们的反应和反馈不断给作品带来新的可能性。在这个艺术家精心建构的情境之中,演员和观众不断互换角色,随时可以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但是不同于日常社会活动的是,这里的交流不产生任何利益关系,因此没有压力,不需要任何掩饰和做作。塞格尔作品不能录像、记录或复制,它不存在于文本和图像之中,而只存在于特定的时空和经历者的记忆中,令人不得不关注在场的感受。
自启蒙主义时代以来,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特别肯定个人情感的追求,他们认为通过追求浪漫的情爱可以将个人从宗教和道德、物质化、规范化的各种社会枷锁中释放出来、获取精神的自由。而福柯更进了一步,他把追求性爱自由当作摆脱社会约束和实践自我解放的重要方式。[ Michel Foucault, “The Ethics of Care of the Self as a Practice of Freedom” (1984), in The
Final Foucault, eds。 James Bernauer and David Rasmussen,Cambridge: M。I。T。 Press, 1988, p。 3。] 福柯以追求的过程质疑了理性主义者所追求的结果。他曾经说: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达到成熟。”[ Foucault, “What is Enlightenment,” ? (“Qu’est-ce que les Lumières ?”), in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塞格尔把人体艺术、观念、表演和音乐结合起来,超越了一般的表演或舞蹈的范畴。他所建构的“情境”,滑稽、古怪,而又吸引人。在2005年威尼斯双年展上,塞格尔请美术馆的工作人员突然间面对观众舞蹈,并大声唱出“This is so contemporary (这是如此之当代) !”在2012年英国泰特现代艺术馆的个展上,他的“阐释者们”和观众一起讨论个人的生活经历。这些作品没有客观对象,也没有物质材料,没有商品流通价值,艺术家希望以人的身体、语言、声音等最基本的生存证明,对抗艺术界日益泛滥的商业化趋势。在双年展机制和投资市场的推动下,近20年来的当代艺术界空前活跃、富于吸引力、同时也象经济界一样充斥着通货膨胀的泡沫。和许多有先见之明的艺术家一样,早在20世纪末的经济大滑坡之前,塞格尔似乎就已经预见到:不断升温的当代艺术与过热的投资市场一样,不过是个神话。
由于塞格尔的作品非常依赖于媒体的解读和传播,这种策略也招致许多人的怀疑。艺术界人士担心被另类的市场营销策略所利用,而普通观众往往会担心自己成为艺术家设计的复杂游戏中的笑柄。 然而,塞格尔的作品至少提出了对现实问题的批评,他将生活中隐形的、不可见的层面曝光,指出了福柯所谓的“可见性的陷阱”[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Vintage Books, New York, 1995, 200。]。
相对于无边无际的黑暗来说,光所到之处也许只是茫茫大海中的小岛,却照亮了我们所能感知的一切。物质有形或无形存在,并不以我们认知的某一个时间点而消亡。我们自己也一样,并不由外界系统的关照而存在,作为个体,我们可能象尘埃一样显得微不足道,然而,我们的存在构成了整个世界。福柯曾经提出 “微观政治(micropolitical) ”的概念,他看到:权力不只如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样集中地在少数人或是机构中,而是散布于整个社会,它既受制于外部力量,也受制于我们个人思想和行为。[ Foucault, “Two Lectures” in C。 Gordon (Ed。),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80,101] 因此,“微观政治”(micropolitical) 是一种重要的变革形式。如果说权力依赖于我们,作用于我们,那么我们每个人作为个体的存在都是重要的,我们有可能通过自身的每一个微小变化,调整乃至改变社会的权力结构。
以理性主义之光战胜社会的黑暗是启蒙主义者的理想。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曾经勾画过一个没有任何阴影的、完美的“透明的社会”,那是“一个没有任何黑暗区域的社会……每一个人,无论其地位如何,都能够洞察整个社会,人的心灵可以沟通,他们的视觉不受任何阻碍,公众的观点相互作用。” [ Foucault, M。 ‘The Eye of Power’ in Colin Gordon (ed。)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Pantheon Books, New York,1980。 p152。] 而福柯不仅看到了理性之光在社会权力体制中的穿透力,还注意到它的监视力和排斥力给人带来的如芒在背的刺痛。福柯警告我们:理性主义之光有可能被集权体制和专制思想所利用,成为监视民众的利器,用来打造圆形监狱的监视体制,使我们失去了隐私和自由、成为社会监狱的囚禁者。我们只能 “被看”,被迫“看”、被监视、被评价、被指责、生活在统一一致的社会标准下,没有 “看什么”、“如何看”的自由。[ Foucult。“What is Enlightenment ?” (“Qu’est-ce que les Lumières ?”), in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pp。32-50。]
如果说透明社会依然是一个民主社会的理想蓝图,那么这种透明意味着自下而上的监督,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监视。它依赖于福柯所说的 “主体可见性”,也就是我看。[ Foucault, M。 ‘The Eye of Power’ in Colin Gordon (ed。)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p。154] 我看,我被看,我看着我被看,我真的看到了吗?我看到了全景吗?可见性,来自于知识;来自于性灵;来自于艺术;来自于透明的社会机制所给予我们的自由。它是发自我们内心的精神之光,使我们看见更多,视野更广;它是透明的社会机制之光,使我们这些微小得如草芥、如尘埃的个体存在无法被忽视。 光到之处、无可逃逸;光到之处、无所遁形。
(此文原载于《文艺研究》2013年第7期)
注:
1。 M。 Quinn ed。, Writings on the Poor Laws: Volume II, Collected Works of Jere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