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语言学：理解大脑如何工作 - 教师之友网

我在1963年开始生成语言学研究时，就发现了一些有关意义构建语法以及参与构建语法的例子。其他生成语言学家在多年研究中也发现了成百个类似的例子。那时，人们认为意义意味着形式逻辑。多年来，我一直在做相关研究，试图改变当时的逻辑学，发展新逻辑。新逻辑的发展很有用，也很有趣，但是大多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些人在做类似和相关研究。罗纳德·兰盖克也对意义感兴趣，他当时在研究各种语言，并考察各种语言中存在的空间关系，发现其中有些结构不关乎逻辑。莱昂·泰尔米的研究发现有一些结构关涉体验性经验。

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指称方面的问题，发现对一些句子的理解需要后来称为心理空间的东西。吉姆·麦考利注意到这样一个句子：“I dreamed that I was Brigitte Bardot and that I kissed me.”我也曾经注意到类似句子：“If I were you, I hate me.” 以及“If I were you, I hate myself.”对此我试图用逻辑来解释。著名的逻辑学家大卫·刘易斯提出了逻辑对应理论。所以我在1968年写了一篇关于转换语法中指称问题的文章，阐述如何运用其理论解释指称问题。吉尔斯·福康涅据此认为，现在的心理空间理论已经相当宽泛，并将之扩展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做了很多有趣的工作。

1975年的一些重要研究，明确表明逻辑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埃莉诺·罗施首先研究了基本层次范畴，表明要描述基本层次范畴的特征，必须在完形感知中引入心理意象和运动程序。保罗·凯指出，要想了解语言中有关颜色的词汇，你就得明白这个世界上本没有颜色。颜色是由世界上物体对光的反射，和眼睛的视锥细胞以及相关神经元回路共同创造出来的。这提示我们，需要在神经元层面做研究。菲尔莫在同一时期提出了框架语义学，泰尔米和兰盖克也提出了有关意象图式的一些基本想法。在1975年，我试图将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大约在1978年，我发现了隐喻的运作机制，并与迈克尔·雷迪进行了探讨。之后，我与马克·约翰逊合写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试图把这些内容结合在一起。

1979年，我和菲尔莫准备写一本关于构式语法的书。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有了分歧。我想要做的构式语法能契合认知方面的研究，而菲尔莫则更想借此编出好词典。我们对于构式有不同想法。后来我写了第一篇有关构式语法的文章，在《女人、火、危险事物》一书中作为“There-结构”的第三个案例研究，旨在证明隐喻和言语行为是如何进入构式中的。这与我在1975年所做的工作有关。我和亨利· 汤普森看到了比尔·伍兹在哈佛大学所从事的计算机科学研究，他称之为“扩充式转换网络语法”（ATN Grammars）。由于当时人们通常认为语法与转换有关，而转换并非实时发生，所以他想表明，如果你放弃转换，就不用纠缠于语义角色，比如施事、受事等，就能对之进行实时处理。

1975年，我与汤普森在伯克利语言学协会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主要显示人们可以直接通过一般的构式语法处理语句，而不需要任何派生过程，仅直接把语义和表层形式联系在一起就可进行实时处理。构式语法就是要把这些“处理性语法”融合在一起，并以这种方式与语义密切相连。这个工作必须利用框架语义学，引入隐喻这个从一个框架到另一个框架的映射，还要引入框架视角下的言语行为理论。这篇论文发表于1987年。我在1983年写了另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并把它作为一篇技术报告。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就想把所有这些东西整合在一起。K?觟vecses来访学时从事情感研究，我们合写了关于“愤怒”的论文，并阐明了情感隐喻是建立在情感体验基础之上的。在1983年左右，我们就已经有了把隐喻、框架语义学、意象图式、构式语法以及体验等思想整合在一起的想法。那时我和约翰逊开始注意到有一些隐喻是体验式的，比如“Happy is up”和“Sad is down”等。这与K?觟vecses的研究发现很相似。

随后在一门关于隐喻的研讨课上，我们和来自6个不同国家和地区，且分属不同语族的一些博士后讨论隐喻在他们各自语言中的使用情况。结果发现，很多隐喻都是相同的，且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体验式的。基于这些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提出“基本隐喻”的概念，出版了大量有关著作，并邀请许多欧洲语言学家一起成立了“认知语言学学会”。学会的第一次大型会议于1986年召开。

欧洲人不相信生成语法，因此一直在寻找替代理论。他们找到的替代性理论有很多，比如我的研究、兰盖克的研究、泰尔米的研究，以及福康涅的研究等。我们都喜欢彼此的工作，并且认为会有一些交叉重叠。但是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它，然后朝不同方向继续发展。所有这些替代理论都属于认知语言学吗？实际上，认知语言学应被看作一个知识社群，而不是一个理论。

我的目标与兰盖克或泰尔米的目标不同。认知语言学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感兴趣的是大脑如何获得语言，以及我们如何从大脑中获取构式、隐喻、框架、意象图式等。研究大脑，是希望据此去理解并解释某些事情。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大脑的工作方式解释很多东西，比如对于隐喻而言，基于神经元学习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解释其源目标域是什么。我们可以以神经科学研究的两项发现为基础解释基本层次范畴，这两项发现就是镜像神经元回路以及想象、感知和行为的神经元结构相同。顺着这个思路深入研究时，就会发现基本层级范畴。

理解大脑如何工作，串联理论（Cascade Theory）就很有必要。因为大脑中没有符号，只有神经元，这些神经元以某种方式与身体相连，也没有像“哦，我们可以把这些符号组合在一起”之类的符号操控。人脑的绝大部分神经回路在大多数时间处于抑制状态，所以，要通过解除抑制激活它。“神经绑定”即解除对绑定回路的抑制。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马克·特纳和福康涅开始合作研究整合现象。因当时没有针对这些现象的神经绑定理论和模拟理论，所以他们提出了整合操作。但大脑中并没有一个能针对所有情况的整合操作，也没有针对神经绑定和模拟的整合操作。他们的研究很优秀，给出了许多非常有趣的例子。但在我看来，其唯一的问题就是对于神经理论的贡献不大。

串联理论和整合理论的假说，已经获得了一些零散的科学证据验证。所有的传统语言学都是经验的，且正在逐渐成为一门不同于理论物理学的建模学科。当建模时，会遇到许多非常复杂的数据，必须试图把尽可能多的材料纳入该模式之中。对数据进行分析，必须从假设出发，它们来自对大量数据的研究，是基于经验的假设。

还有其他类型的实证研究，如实验和调查。与建模相比，它们有局限性。建模使得你可以考察庞大的数据并理解它，但如果你只是做一些实验，可能只能研究少数人和有限的几个句子。尽管你能控制实验并做一些看起来很客观的事情，但通常还得面临到底该问什么的问题。在体验认知领域，本·伯根在他的《比语词更响亮》一书中引用了200多个实验，提供了大量实验数据。这些实验与隐喻神经理论的思想相符合，也就是说，隐喻神经理论能够预测这些实验的结果。但实验具有迷惑性。我们不但要研究实验本身的认知结构，而且还要研究实验者，但人们通常不会这么去做。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实验出问题时，研究者并不知道其根源是实验本身还是实验者，很难知道人们在进行实验研究时会假定哪些东西。

我对神经计算模型和语言分析比较感兴趣，并非出于个人喜好，而是希望能够把所有的证据捏合在一起。当然，我们要尽可能地通过实验与调查来获取各种数据，以帮助我们理解大脑如何获得语言并构建认知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