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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从认识汉字开始瓦解极权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11-12 18:49
标题: 从认识汉字开始瓦解极权
从认识汉字开始瓦解极权

古人说：“读书须先认字。”诚然。认字，非仅知晓字词读音，明晰字义词义，更为重要者，乃究其文化故实、渊古本意，以期通盘了解字词之衍变，才能让我们逐渐地从污染中解放出来，不再做语言的奴隶。因为语言关系着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一切的交流都必须依靠语言来进行，若对语言没有真正的认识，只能将我们的交流变得混乱不堪甚至南辕北辙，或者被人牵着鼻子走。或许有人说，你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词汇，已经认识了很多文字，但真的如此吗？美剧迷们肯定有感受，那就是会看到一些美剧中的英文词汇往往并非我们所学的意思，幸亏字幕组是活雷锋，会将该词汇的语义解释清楚。同样，我们真的认识很多汉字吗？我在金埴的《不下带编》卷七中看到以下一则趣闻：“朱太史竹垞彜尊与彭侍郎羡门孙遹，并精说文之学。二公一日偶坐，论晰数字，义无遗蕴。彭询朱云：‘君平生识此等字几所于胸中？’答言：‘约字二千。’朱还问：‘君识几所？’答云：‘仅三百耳。’观两公之言，则字岂易识乎哉！”朱彝尊是大学问家，他却也只认识大约两千个汉字，彭询朱更是说自己只认识三百个汉字，而仇兆鳌则感叹：“字岂易识乎哉！”当下我们的汉语被污化到不知有多严重的严重程度，我们能轻易地回答我们认识几个字吗？正如张大春的书名那样，我们都得扪心自问：“认得几个字？”

鲁迅在《汉文学名纲要》里说，汉字有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汉字只是沦为了我们日常利用的一种工具罢了。使用之时，我们却在有意无意之间，错失了汉字所表现的丰饶富美的形美，忘却了汉字所携带的音美，甚至抛弃了汉字所蕴藏的意美。我们不会去想象汉字之于张大春在《认得几个字》里的那种温馨感，也不会去体味汉字之于唐诺在《文字的故事》里的那种幸福感。而实际上，汉字是中国图景式思维的产物。正如鲁迅所说，汉字集形象、韵味和词义三者于一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字之美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并有被遗忘乃至被破坏之虞。汉字的韵味所遭受的破坏，无论是从大学教授到专栏作家，还是从教师授课到学生作文，更值得审视的还是我们自己写下的文字，韵味何在？

如果说，汉字的形美如同汉字的装束，汉字的音美如同汉字的表达，那么我们对汉字本身的真实含义的摧残与篡改就是对汉字生命的扼杀。对汉字生命的扼杀将导致我们对汉语的使用陷入肮脏模糊的混乱状态，终究导致我们丧失表达的能力与接收信息的能力，导致公共生活乃至私人生活都没法正确地表达我们自身的观点与看法，甚至聆听者也没能理解你所想要表达的想法。最终的结果，我们将被推向一个丧失语言的无法表达的社会。从集中营活下来的意大利作家普利莫·莱维在《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一书中说：“无法沟通的痛苦并非只停留在个人的层面上：“在阻碍沟通的国家和时代中，其他所有的自由都随之凋谢了；由于缺乏沟通的活力，人们之间的讨论枯萎了，对他人观点的忽视变得猖獗，强加给他人的观点却获得成功……偏执容易导致审查制度，审查制度促使了对他人意见的忽视，因此偏执本身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死板而严酷的怪圈。”在集中营的那段时间，他只能使用“第三帝国的语言”即“集中营黑话”，他发现“集中营黑话”与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记录的苏联劳改营黑话相互对应。虽然关押在集中营中的人们来自不同地方可能导致沟通的失败或交流的限制，但更让他们感到痛苦的是：“接受言语的丧失，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它意味着彻底冷漠的来临。”正如普利莫·莱维所说的那样，关于“第三帝国语言”早已被语言学家大书特书了。饱受德国纳粹迫害的犹太学者克莱普勒在记录纳粹德国话语的《第三帝国语言》中，从语言入手揭示了一个陷千万人于比无知更可怕的境地的极权国家。这本书考察了纳粹德国的语言宣传，意识形态化的话语宣传已经渗透到了每个普通人的日常语言表达和日常思维方式中去了。这些被意识形态化的语言，不仅仅呈现在意识层次上的词汇、概念和说法，它而且更是一种下意识层次的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质话语。人们在日常交流或读书写作时接受并使用这些语言，如同每时每刻都在服下一颗药丸，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逐渐地毒杀了独立自由的思考能力。

顾彬曾受北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的邀请走访中国，他与王彬彬等学者、作家一起讨论了中国语言的现状。顾彬是德国汉学家，他在谈及这一问题时同样提及了希特勒统治德国的十二年里，德语遭受的污化与歪曲，战后的德国作家们不得不重新学习德语。而无论是德国还是中国，语言的污染并不局限于写作之中，更可怕的是我们日常生活早已习惯了这种充满三聚氰胺的污化语言。若从我们的学习经验来看，我们从小学到高中到大学，是否所有的老师都将中华民国之前的古代社会统称为“封建社会”并被我们一直使用至今且深信不疑？四九之后，汉语遭受前所未有的污化，导致我们的生活没法说理。在这里，说理并不仅仅在于无法对政府说理，而在于我们平常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法说理。因为说理是需要精确的语言，才能正确的表达，而污化的语言可能因为定义暧昧、武断或含义抚摸或者如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说的“新型语言”，在断言、重复和传染的过程中使我们心安理得地就接收了这种遍布毒素的观念，使得我们逻辑混乱，无法言之有理。逐渐地，我们就变成了一群对真实与客观不再重视的、逻辑混乱、表达模糊、丧失判断力的动物群体。语言成为一种欺骗性的工具，成为专门用于政治造假、文化造假、德行造假的工具。极权的宣传，使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吸食语言白粉。一个无理性的社会就这么被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供奉出来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如此混乱，你我都有贡献。

捷克哲学家贝洛赫拉斯基将那些武断代替证据、任意代表事实、有权者用来霸道指涉其要求或判定的词语称之为“瓦解经验的语言”。他说：“在一个集权主义的社会，任何试图听从经验主义支配之语言的人，都将被指责为主观主义或其他罪状（自然，也被指责为“反动”的罪行）。当然，如果语言要想重新获得意义，词语则必须从着魔状态中解脱出来，必须抛弃世俗信仰和其偶像对它们的奴役，在使用语言和接受语言双方的头脑中，消除超出语言真实含义的情感的重负。”在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大量“瓦解经验的语言”，它们经不起逻辑的推敲，却可以随意的在脱口而出的表达中迅速传播开来，给我们的思维与表达造成毫无知觉的毒害。它们可以是看起来最“纯洁”、最“道德”、最“无懈可击”的词语，诸如“革命”、“人民”、“进步”、“先进性”等冠冕堂皇的说辞。若反观二十世纪的中国，正如克里玛在《论世俗信仰的文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个世纪大多数人类的滔天罪行几乎都是在所有那些最含混的概念的名义下发生的。”这些词义含糊的概念、歧义繁复的新词、语义颠倒的语言在亮闪闪的宣传话语之下，每时每刻都在侵入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因接受并使用它们而塑造了我们恐怖的灵魂。尤其是我们这种活在后极权时代的我们，我们的时代就像是道洛什·久尔吉的小说《一九八五》一书中说的“全副武装式的和平时期”，也正如陈冠中在《盛世：中国，2013》中提及的社会那样：一党领导的民主专政，稳定第一的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威权政府，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央企主导的公平竞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以我为主的和谐外交，单民族主权的多族群共和，后西方后普世的主体思想，中华文明举世无双的民族复兴……这些词语的组合，不仅是对词语本义的偏离，偏离尚存校正的希望，它们是对词语意义的颠覆，我们如同活在一个反义的社会。

在这样一个反义的社会里，语言的迷糊与语义的颠覆构成了歪曲、混淆与伪装的意识形态，极其容易地以公共或伟光正的集体之名遮蔽独立的个体。在一个注重语言宣传的国度里，我们应当认识到，“国家的语言情态与国家的现实状况成反比”，即语言等于现实的倒数。另外，审查机制导致的内在审查，让我们对一些词语越发生疏，不仅我们没能了解其真正的含义，更在因其被屏蔽而导致我们尚未理解其真义便在生活中大肆的任意使用。对词汇真义尚不了解的情况下对词汇进行漫无目的或携带特殊目的的使用，本身就是对词汇的偏离与颠覆，使我们也成为推波助澜的凶手，成为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的双重身份，一如一个词汇被宣传成双重思想一样。毛喻原也是国内一直十分注重语言的作家，他在《禁止使用语言的后果》中写道：“语言的被禁止或邪用语言的结果就是语言的死亡，语言的死亡意味着人精神的死亡，而精神的死亡则意味着人本身的彻底死亡。”他认为中国宣传部的各种宣传，把这个国家的语言策略比喻为一种输精管结扎：“它的语言产品就等于一只只避孕套，这是阻孕阴谋的双重保险。不过它要去阻止的并不是什么生理之孕、生育之孕，而是人的思想之孕与观念之孕。其目的是维护它肉体的战略，完成它反精神的大业。”

顾彬在南京与作家们的对话中，某位作家深有体会地说：“我回想我本人在60年代写的文章，那是用污染了的语言。可是我们没有察悟到，这一点我觉得给我触动最大……重读了一大批作品，那种语言的污染确确实实是存在的。”不仅仅是写作上的语言污染，在学术上依旧无法逃避。我们今天在互联网上看到的“民主”“自由”“平等”等词汇，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的那样，这些真实定义尚未正在认识的词汇被我们随意使用，使用这些词汇反而成为一种误导性的传染。阿伦特在《论暴力》中就谈到政治学家没能区分“权力”“强力”“武力”“权威”及“暴力”等词汇被政治学者混乱不堪的随意使用的严重性。因为它们指向的都是不同的现象。阿伦特非常重视逻辑思辨，她对词汇含义的误解与乱用深感忧虑，她引用德恩特雷沃斯的话说：“对这些词语的正确使用不仅是一个逻辑语法问题，而且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她自己则看到误解词汇及乱用词汇的另一面：“把它们当成同义词来使用，不仅表明了某种对语言含义的充耳不闻，这已经足够严重了，而且它还导致了某种对他们所面对的现实熟视无睹。”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更是充斥着对汉字本身的污化与误解，冉云飞多次强调大众对“反动”一词的误解与污化，而他却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反动居”，这三个字足以毁掉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而实际上，“反动”的含义来自《道德经》里的“反者道之动”。而事实上，我们谁不是反动者呢？你难道不会对他人的意见提出质疑或评判？这本身就是反动。四九之后的语言污化严重到我们必须将每一个字词都值得重新审视，如同战后德国人一样——“重新学习德语”。要想回到一个理性的时代，我们必须对我们的表达拥有逻辑的力量，而不是靠话语的暴力或肉体的壮实来战胜对方。而缺乏逻辑的非理性表达早已深入骨髓，我们平日表达力的武断、蛮横、粗暴、空洞及不讲理随时随处皆可见到，这证实着接受并使用污化语言的我们被愚弄到何种程度。当然，这也无可挑剔地告诉我们，轩传部的愚民宣传以及教愚部的愚昧政策有多么的成功，而每一个接受并使用这种语言的我们也成为愚民推波助澜的凶手，与极权共舞。与极权共舞的后果，并非仅仅是对他人的行刑，久而久之也是一种慢性自杀。这种因语言污染毒化思维的状态，正如阿多尼斯在《在意义天际的写作》中说的那样：“生活变成一场屠宰，思想变成对杀戮合法性的解释，或变成扼杀理智的工具……从诉诸理性变成兵戎相见，从对话变成残杀，从人道之谊变成兽道之争，从以人为本变成以物为先。”阿多尼斯在看到专制独裁对文化的扼杀之后，他觉察到阿拉伯世界的语言已经成为了一张庞大的面具，换言之，若是继续接受并使用这种被污化的语言，就会让语言成为加固专制的工具，写作也就成了极权的共谋。于是，他开始使用他自己的语言来写作，以写作来反抗这种语言的欺骗，去摧毁和去除面具：“我们应该为了摧毁欺骗、超越欺骗而写作，否则，语言和写作就没有任何价值。如果写作没有抗争欺骗，那它就在制造新的面具，语言就成了庞大的面具，后面躲藏着整个社会。”他被萨义德称之为“当今最大胆、最引人瞩目的阿拉伯诗人”，他将自己写作诗歌的意义确立为“撄犯”——“去根本、全面地撼动整个社会制度赖以建立的非诗歌的文化基础……不仅要撼动社会的制度，更要撼动这一制度的根基。”

徐贲在《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给出的拯救方案是“细读”，尤其是在今日我们停留于粗浅浏览、人云亦云、囫囵吞枣的碎片式阅读状况的社会里。因为细读要求读者先搁置自己的立场与想法，去慢慢评估文本是否能够自圆其说，是否符合逻辑，是否言之有理。在细读的过程中，还伴随着对文字、词汇、语句、段落及文本的思考与判断，判断其是否符合普遍道义原则，由此而培养自身的独立思考。而极权的意识形态宣传的非理性与不逻辑就是害怕大众拥有逻辑能力，培养出说理的能力和真实的感悟，因为逻辑思考会导致它的武断、空洞、误导等破产，而生活在谎言及污染中的人们也因此而获得思维、判断与说理能力，由每一位拥有价值判断的个体逐渐地形成一种理性、多元与开放的公民秩序，以此构建一个健康的事理认知、说理方式、心理期待、逻辑运用及语言表达的公民社会。换句话说，重新认识汉字，可以瓦解“瓦解经验的语言”，从识字对极权进行瓦解。

2013年5月20日4: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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