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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钱理群：教育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事业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11-21 07:16
标题: 钱理群：教育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事业
钱理群：教育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事业

文章来源：教育参考作者：钱理群发布时间：2013年01月25日

超教育而言教育

　　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就教育而谈教育了，必须超越教育而谈教育问题。我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呢？
　　去年我和北大的志愿者一起做了一件事：为教育界前辈高仁山先生出文集，建墓立碑。高仁山先生是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教育系主任，也是中学教育改革的一位先驱。他后来成了国民党的“左”派，参与革命活动，因而成为继李大钊之后第二个被张作霖杀害的先烈，而且他是被押送到菜市口公开问斩的，是北大唯一的一个如此惨烈牺牲的教授。但人们却把他遗忘，几十年无人问津。我们这些北大的教师、学生也是因为偶然的原因，了解到高仁山先生的事迹，深感有愧先烈，经过好几年的努力，才在香山植物园将他迁坟安葬，也借此机会，重新认识他的教育遗产。我因此在《高仁山先生文集》写有一篇序言，提到他的教育思想有两个要点。一是“在教育内部强调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是最根本的，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验应以教育制度的改革、建设为前提、条件与保证；不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只想用教育方法的改革来作修补，不但无济于事，还很可能是南辕北辙”。二是“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又必须以政治、经济的改革和建设作为依托。因此，一个真正关心、热心教育的教育家，就不能只关心、热心教育，而要超越教育，关心并参与政治与经济的改革。”高仁山先生后来弃教从政，积极参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并因此而献身，都是抓住了中国教育问题的症结，是真正的教育改革的逻辑之必然，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的必然选择与归宿。他的“超教育而言教育”的思想与选择，在今天的中国，特别显示出其重要意义。
　　当下中国教育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因为只限于教育方法的改革和实验，而回避了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这样的教育改革必然受到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干预，甚至控制，其走向形式化，以至变质，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像高仁山先生这样，“超教育而言教育”，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实验，是永远不会走上合理的轨道，是没有希望的。
　　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在前一次讲话里，我谈到自己大概是从1998年左右介入中小学教育改革的；　现在回过头来总结，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以“思想者”的身份与姿态参与，主要是提出自己的教育理念，依据教育理想对现行教育的问题进行尖锐的批判，其主要成果收在《语文教育门外谈》一书中，这样的坚持理想的批判立场，遭来了“有人欢喜，有人骂，有人怕”的社会反响。也有教师和朋友善意提醒我，应该更多地结合教学实际，更多地做实事。于是，我对自己的立场作了一个调整，努力追求“思想者与实践者相结合”。于是，我做了两件事，一是把目光转向教育第一线的教师，为他们服务：编选课外读物，作文本解读；同时，又努力发现“真正的教师”，向他们学出一个结论：在现行的中国中学教育体制下，应试教育之外的任何教育都很难进入校园。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就在我前面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以及经济改革的变形。我突然发现，我在中国现行的也已经变了质的教育改革中，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做。于是，我对中小学教育的参与，必须有新的选择，即“超教育而言教育”。熟悉我的朋友早就注意到，这些年我已经把主要精力，转向现代民间思想史、共和国史和毛泽东的研究。这样的重心转移，固然主要是出于我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和兴趣，但也是为了要从更大的范围、更深层次对中国教育问题进行追根溯源的探究。这方面的成果已经有《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知我者为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等书。
　　在讨论教育和其他中国问题时，人们通常说这是体制问题。现在正应该追问：这是什么样的体制，这样的体制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和我们教育问题是直接相关的，弄清楚了，就可以回答我们教育当中很多根本性的问题。我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叫“五七体制”，这是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提出的“大权独揽”，统管一切的体制，这个体制之前就有，但是1957年以后，把它完整化、体系化了。其具体内涵有五个层面。一是党和政府不分，党即国家。比如党的各级政法委就是凌驾于作为国家政府部门的法院和公安部门之上。二是军队只属于“党”。三是不允许有任何不受党控制的社会组织存在，没有独立工会，农会，教师没有独立教师工会。四，党要管思想、管脑袋。有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要让党的思想“进入学校，课堂，进入学生的脑袋”。这其实是说出了当下中国教育的本质的，就是要为党统一全国老百姓和下一代的思想服务。不仅统一思想，还要统一言说方式，以及言说背后的思维方式。多年来高考指挥棒造成的“说大话、假话、空话，华丽、花哨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我们的教育所要求的。其后果大家都看到了。最后，党的绝对领导要落实到每一个单位的第一把手上，叫做第一把手专政。一位教师非常痛苦地谈到，在他所在的底层学校，一个校长、支部书记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管你，就因为他拥有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你反他就是反党，你提意见他就可以宣布你是“反革命暴乱集团”。这个例子可能有点极端，但也很能说明问题，他觉得不可理解，其实这样的绝对权力的统管一切，是普遍的，只是他所在的底层学校表现得更为露骨而已。这样一种党绝对控制下的、为党管思想服务的教育，就会出现老师们所说的“权力至上”的教育逻辑，大家都要争权力，连普通的教师都会利用自己拥有的有限的权力对学生进行暴力统治，另一位教师讲得非常深刻，专制成为日常教学生活逻辑了，可以不假思考地这样做，成了习惯。你要违背这个逻辑，你就是异端，他就要把你搞掉。这就注定了在这样一种权力至上的体制下，我们的教育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还没有阔气的要改革”

　　第二个是1989年以后形成的体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就是绝对的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与市场结合，就造成了真正的两极分化。首先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就是新的阶级，用社会学的概念，可以叫作新的阶层。当代中国有这样几大阶层：权贵资本阶层，知识精英阶层，私营资本阶层，属于上层社会；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农民工，这是社会的底层。而且每一个阶层都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且全力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现在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各种利益群体。问题是弱势群体完全没有任何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掌权者却可以利用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样，支配人们行动的，已经不是什么观念，而是赤裸裸的利益。我同意梁卫星老师的观点，现在中国的教育，已经不是什么教育观念之争，而是利益之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以前语文教育界有人文论、工具论之争，很多人把我看作人文论的一个代表人物，开始我也很热心于这样的争论，后来我就慢慢发现，现在很多人讲人文比我还彻底，但是他做的时候却按照他的利益去做。现在支配中国教育行为的，已经不是教育理念，理想，方法，而是利益；尽管人们依然在口头上大谈各种教育理念的高调。中国教育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无所不及的利益链条，占据主导地位的无疑是掌握份额不等的权力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包括不同程度跟着他们以求分得一杯羹的教师和职员，以及各种“吃应试教育饭”的辅助教材的编写者、出版者，补习学校等等花样百出的利益群体，还有期待通过应试教育达到让孩子往上爬的利益要求的相当部分的家长，以致学生自己。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如果真的要把应试教育变成素质教育，多少人饭碗就没有了，那是要跟你拼命的。当年我介入中小学教育，为什么有些人死命要把我赶走，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触犯了他的利益，并不在教育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我就注意到，当年我的一些批判者早已把我的教育观念拿过去了，比我还彻底；但他仍然不容你，因为你妨碍了他的利益。现在中国教育的问题是利益的问题，不是观念问题，也不是方法问题。这是必须首先看清楚的。
　　因此，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的改革，包括教育的改革，就要追问：改革的动力是什么，它的利益需求是什么？谁来主导改革？改革的结果对谁有利？我想到鲁迅的三句话，非常的深刻：“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还没有阔气的要改革。”以此观察当下中国的改革，就有三种：一是曾经的权势者要求于推动的改革，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到过去，到毛泽东时代，在教育方面就是要恢复“十七年（1949-1966）”的教育。二是当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根本不愿意改革，缺乏改革的动力。但因为大家都在要求改革，也就把改革的旗帜拿在自己手里，以便通过他主导的改革来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我完全理解梁卫星老师为什么说，他一听到“教育改革”，就头皮发麻，因为今天正是教育领域里的既得利益者在操纵所谓的“教育改革”，这种改革只能继续以新的名目来损害教育弱势群体的利益。我是1998年介入教育改革的，我发现2000年开始，中国教育实行产业化以后，也就是前面说的权力和市场的结合以后，就逐步出现了全面的大溃退，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是“教育改革”呼声最高的几年，恰好也是最糟糕的几年，教育改革的结果大家都看见了，说一句极端点的话：教育不改还多少能按常识运转，越改越糟。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教育改革基本上是以教育的既得利益者为动力，为主导的。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两大体制问题：权力与利益的结合。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在现行的政治、经济、教育体制下，中国的教育面貌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是每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必须面对的现实。
　　当然，从更深层次来看，教育本身就存在着矛盾。教育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事业。我们的教育理想，是一个彼岸的理想，只能逐渐趋近，而不可能完全达到。教育的乌托邦理想，就像北斗星一样，照亮此岸教育的黑暗，成为批判现实的一种资源、力量，同时成为改革的动力，经过努力，可以不断趋近教育的理想状态，却不可能完全实现。这就决定了真正的教育理想主义者，是永远不满意现状的，即使将来教育发生了大的变化，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也依然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于是又有新的不满，新的反抗。这样，一个真正坚守教育理想主义的教师，必然是边缘化的，孤独的。这个边缘化的位置和孤独的命运，是教育理想主义本身必然带来的。它既让你永远为理想而奋斗，并从中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与快乐，但同时它必然给你带来永远的巨大的痛苦，快乐和痛苦是伴随的，我把它叫作“丰富的痛苦”，我痛苦、孤独，但从不感到空虚，我的生命永远是充实的。对这一点，也要看透，如果你想做一个教育的理想主义者，必须准备好永远孤独、永远边缘化，同时享受着丰富的痛苦。

联合起来，改变自己的教育存在

　　这样说，也许太悲观了。出路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今天想和诸位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关于在绝望中寻找出路，“联合起来，改变自己的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们还要重新谈一谈马小平。马小平的学生黄素珍曾写了一篇文章阐释她老师的思想，提出了“意义的创造”的概念，强调必须“回归日常，回归于平凡的生活，回归日常的实践”。马小平在跟黄素珍的谈话里也说到“生活毕竟不是关在窗子里漫谈理想，生活是严峻的、严肃的，也是残酷的，我们不能绕过今天的教育现状，生活到明天去。我们必须从今天起步，一步一步地迈向未来”。他说：“诗意化的生活的秘密不是别的，就是行动起来，用审美的眼光打量我们的生活，打量我们的工作，打量我们的人际关系。从现有生活资源中去吸取一种快乐和幸福。只要我们倾心去创作事物，去创造一堂课，去创造一次解决过程，去创造一次美好的生活经历，去创造美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就在创造世界了，就是在创造诗意了。所有的诗意都存在于我们生活的体验中和过程之中。”
　　这里我也想介绍一下我很熟悉的老朋友王栋生先生，从他一篇发言里我念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我曾寄希望于教育管理部门能够为未来做些实事，我曾寄希望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也曾寄希望于社会的觉醒，但是，现今我更重视的，是个人的思考与实践。爱因斯坦说过，‘只有个人才能思考’。同样，只有个人才能读书，也只有个人的实践才能获取有价值的经验。因此作为教育者的人文阅读就显得无比重要。全国一千多万教学工作者，如果有十分之一的人有某种基本的人文品质，中国教育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局面。”他说应该从提高教师个人的人文素养开始，“一所学校能有几个思想上独来独往的教师，能有一群读书人，或许如暗夜中的几盏灯，能给‘统一思想’下的学生一点精神的亮色”。
　　我由马小平老师和王栋生老师的话，联想起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家，也就是我要向大家着重介绍的，捷克思想家哈维尔的一个重要思想。马小平老师曾经写过一篇《走近哈维尔》的文章，说他“一直想找机会向我的学生介绍哈维尔这个人”。也就是说，马小平曾经想把哈维尔思想引进中国教育界；　我今天就是要继续他的工作，建议老师们去读一读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这篇文章（收《哈维尔文集》）。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思想，叫做“存在革命”。“革命”这个词或许有些敏感，我们可以改变一个词，叫“教育存在的变革”。“存在革命（变革）”的思想，在我看来有四个要点，实际上我们已经这么做了，我想作一点理论的提升。第一，从改变自己的生活开始，从改变自己的存在，改变自己的教育存在开始。以“建设你自己”作为“建设社会”的开端：要改变革教育状况，从自己的每一堂课开始，从每一次教育行为，每一个教育细节开始，和一群朋友共同一起改变我们的教育存在。当整个社会靠谎言生存的时候，我们这个小群体部分地生活在真实中；　当整个社会在追求享乐的时候，我们这个小群体，尝试过一种有社会承担的、物质简单、精神丰富的生活方式；在意义真空的教育大环境里面，我们尝试一种有意义的教育，进行有意义的教学实验。这就意味着，要“在现有框架之中加进一些异数”，不直接和现有框架、体制对抗，而在力所能及的、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按照我们的理念去做我们的教育工作，创造具有内在对抗性的“第二文化”、“第二教育”，并在这一过程中追求自身有意义的存在。在我看来，很多教师的工作就是在建立第二教育。但无须张扬，也不摆出挑战姿态，只默默地做，持续地做，一点一滴地做：真正的教育从来都是“润物细无声”的。
　　第二，它牢牢把握“当下”，不虚构美好的未来，不寄希望于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教育弊端的所谓“彻底、根本的变革”，而宁愿采取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态度。不是为了美好的明天，就是为了美好的今天。所以它必然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且从当下做起，并在当下的教育实践里，获得意义，享受快乐，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渺茫的、幻想的。
　　第三，从下面开始，起点在权力之外的某个地方，即我和你，我们之间。眼光向下，立足于自身，立足于和自己一样独立的人们。而且面对的永远是一些具体的个人，一个一个具体的学生。也就是我经常讲的：“帮一个算一个”。这是一种草根运动，也可以说是一种教育志愿者的运动，力量就在你自己和你的朋友，一起来把握自己的命运，教育的命运。
　　第四，更注重行动，不仅是理想主义者，更是清醒的、理性的、低调的行动主义者，做一个普通人应该做或者可以做的事情。就像许丽芬说的，在荒诞教育环境下，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而且要相信只要有一个人做，有一群人做，就会有更多的人做，它是有辐射效应的。我们要有自信：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是符合人性的，是符合教育本性的。因此只要做好了，有效果了，就有说服力，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孤单，也只是相对的。
　　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认清了中国教育不可能有大的变化，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的前提下，我们又要“反抗绝望”，做有限的和可以做到的事情，提倡一种静悄悄的教育变革，从我们身边做起的，来自于底层的教育存在的变革。既对教育现实保持清醒，又采取进取的态度，既悲观，又积极：这两个侧面是“相反相成”的。就像我一再强调的，在座的老师，还有比例很小、绝对量并不小的老师，都已经在这么做了，我只是希望把这样的努力，变得更加自觉，并逐渐吸引更多的朋友参与其间。

教师的“韧性精神”与“教育智慧”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我们要用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做这些事情？
　　这也是对老师们的经验的总结，就是两句话：一是韧性精神，二是教育智慧。
　　这里我稍微展开来讲一点鲁迅有关“韧性精神”的思想。他讲了一个故事：你要到山东去，带行李下火车的时候，就会碰到当地的青皮，他给你运货，说要两块钱。你说：路不远，他还是说要两块钱；你说：行李不重，他依然说要两块钱；最后你说：不要你送了，行不行？不行，还要两块钱。认准一个目标，要两块钱，就要到底，不达目的绝不罢休。鲁迅说，这样的流氓习气固不足取，但其韧性精神却值得学习。
　　我理解鲁迅倡导的韧性精神具体来说有三个要点。首先是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鲁迅说：一代不行，就两代、三代地坚持下去。从个体生命来说，一代、两代、三代的时间确实太长了，有点可怕；但是从民族的发展来看，两代、三代就不算什么。我是看明白、也想明白了，反正在我的有生之年，已经看不到中国教育会有多少长进；而且在我看来，现在所有老师，大概都看不到自己教育理想的实现，原因就是前面说的中国改革（不仅是教育改革）的空前复杂与艰巨，对此必须有充分的估计和思想准备。我们的努力，只能是“只顾耕耘，不问收获”。
　　第二，要慢而不息。这个“慢”包含两个含义：一是中国做事情太困难了，鲁迅说连搬一个桌子都要流血。因此，只能慢，必须慢。另一面，教育本质上就是一个慢的事业，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是急不得，也无法立竿见影的。但是不能因为慢，就停息不前。要慢而不息，认定要做一件事，就做到底，绝不停止，绝不放弃。即使落后，也要坚持做；不怕慢，只怕站着不干。
　　最后，鲁迅还说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认准一个目标，有几种做法，一个是不吃、不喝、不睡去干，精神可嘉，持续不了，顶多一个月。但是一边做，一边该谈恋爱，该读书就读书，该玩就玩，这就可以持续很长时间。这就是说，要把你的奋斗变成日常生活实践，不是在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去做事情，那只能坚持很短一段，无法持久。如果变成日常生活化的努力，就可以长期做下去。
　　我在很多场合都讲鲁迅的这一思想。我说有三种活法：一种是“只打不玩”，精神可嘉，却难以坚持；一种是“只玩不打”。其实，这是现在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要尊重这种选择，只要他是用自己诚实的劳动，支持自己的“玩”，是不失为一种人生选择。但是我们这些人，总想做一点利己利人的事，就不能只玩不打了。那么，就只能“边玩边打”，一边为自己的某个长远的或短期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同时该玩就玩，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坦白说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每年都看准时机写一两篇很“狠”的文章，有人欢喜，有人骂，还有人怕。我也不管，从来不看别人的反应，骂我也听不见。我就去玩了：该旅游就旅游，该看戏就看戏。等到休息好了，再找个机会，写篇文章“打”一下：这样的日子，多痛快！

与教育“纠缠”

　　我最喜欢鲁迅说的两个字：“纠缠”，像毒蛇一样地纠缠。我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介入就是毒蛇般的纠缠。一些教育界的既得利益者不是不喜欢我，要赶我嘛，我偏不走。这个世界绝不能让既得利益者那么顺利地独占一切，总要有人反对。我的存在就是让你不舒服，明知道打不过你，也要纠缠不止，这也是一种人生价值。很多青年让我题词，我就是写这八个字：“边打边玩，纠缠不止”。
　　但纠缠也要有方法，这就是“智慧”。这就涉及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我经常说，思想者和实践者的逻辑是不一样的，思想者讲彻底，超前，实践者要讲现实条件，讲妥协。在现实生活与教育实践里，完全不妥协是不行的，但妥协又要有一个度，过了度，就会失去自己。如何掌握好“度”，既能通过一定的妥协，把事情办成，又不失度，不丧失自己的基本原则，这就需要智慧。这里还涉及对现代体制的分析。刚才已经谈到体制的根本问题，这是就其整体而言，具体的实际情况就比概括的分析复杂得多。统治尽管严密，却并非毫无空隙。我在第一天讲话里，提到在座的老师遇到的五大问题，其实也还有另一方面。
　　第一，压制固然存在，但也不是铁板一块，而且时紧时松，这就有鲁迅说的“钻法网”的可能：当它松的时候，你就拼命挤进去，把它扩大；等它紧的时候，你就沉下来做准备；再松了就再作发挥，而且发挥得更为充分。这是一个反复博弈的过程，而且缝隙会越来越大，路越走越宽，反正我们并不谋求私利，就是想按我们的信念，做一点有利于学生健全发展的事情，这是关不了，挡不住的。
　　第二，现在家长的情况总体来说，问题很多，常常成为应试教育的社会基础。但据我的观察，家长也在发生变化，一些家长本身就有一定的人文素养，他对现行的应试教育是有看法的，这就有了和我们沟通的可能。如果我们做好工作，至少有一部分家长是会由阻力变为支持我们存在、变革的动力的。
　　第三，学生的不理解，以致反对，这确实是我们最感痛苦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学生的可塑性，关键还是看我们的引导。我一直认为我们严重低估了中学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只要引导得当，孩子是能够成为改变教育存在的主要的推动力。刚才夏昆老师发言里谈到了学生对他的试验的支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和体验。
　　第四，同行的不理解与掣肘，确实让人沮丧；但也要看到，同行也是复杂，可能变的。今天夏昆老师没来得及讲，但他昨天告诉我，他所做的艺术教学，最初被看作是异端，但最近变了，有的老师主动要求他提供电影教育方面的资料。你做得好，学生接受了，就有可能被一部分同行接受，不管他动机如何，这总是好事。反对你的同行，也有变的可能，我们的教育试验，在学校里并非完全没有发展的空间。
　　最后，社会环境也会发生变化。比如企业家的介入，本身就说明了外在的环境正在变化，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有识之士，理解与支持我们。而且我认为经过努力，宽容、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是可以在局部范围内实现的。发展空间与机会总是有的，就看你能不能利用机会，关键在你有没有足够的教育智慧在现行体制下寻找发展的空间。
　　我想总结几句话：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国教育的艰难时刻，这不是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这是我们分析的前提。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作为，也还可以有作为，不能大有作为，但是小有作为、中有作为是可能的，而且要靠我们自己去创造、努力的，这里就有一点孔夫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这其实也是鲁迅的反抗绝望的精神。同时，我们要自救、互助，就是我在前一次讲话里说的“好人联合起来”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最喜欢用的词就是“相濡以沫”，越是艰难时刻越是需要相濡以沫。我相信历史的合力的作用，大家不要只看着自己，或者我们这个小圈子，其实全中国很多人都在努力，只不过彼此不知道罢了。我们无须串联，默默地做就行。但是要相信，和你一样默默做事的有很多人，而且各人用适合于自己的不同的方式去做。最后就会形成历史合力，会发挥你意想不到的巨大的作用。这就是我的悲观中的乐观：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包括我们这样的普通教师，大家都在思考，在聚集，在行动，这就是希望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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