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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王利、柯贵福：书院传统的当代价值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12-5 01:57
标题: 王利、柯贵福：书院传统的当代价值
王利、柯贵福：书院传统的当代价值
时间:2013-07-10
来源:《文化纵横》2013年第三期

作者:王利柯贵福

［文章导读］后发国家实行的国家主导型的现代化模式之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对西方大学模式的全面模仿，近世中国也是如此。但是，此种做法往往导致市场与权力对大学的宰制，使人文精神丧失实践载体。本文认为，现有的大学体系无论进行何种改革，都会被各种利益所裹挟，寸步难行。当我们把目光放得更远，可以发现理想主义的教育实践正在世界范围内复活，如松下政经塾的有益探索。在中国，“书院传统”作为民间教育最重要的历史资源，值得深入挖掘，其传承的“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或许可以在今天开出新意。

中国大学的当下困局

在欧洲，现代大学的起源与市民社会的兴起密切相关。市民社会经历了从经济上的商业社会向政治上的公民社会的转变，是理性化原则不断扩展的产物。市场经济要建立在一种理性的生活方式之上，同时又在不断推进着生活方式的理性化。以经贸活动为例，贯穿着所谓“数目字管理”（黄仁宇语），就是要用理性计算抵御风险，借助各种技术手段来考察交易对象，建立成本收益分析，力求将不确定因素控制到最小。借用新制度主义的说法，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当很多交易对象不甚熟悉时，不得不建立一种身份认证机制。在根本上，市场经济是一种基于相互信任之上的契约关系。于是，各种社团组织开始充当起中介作用，借以提供信任资质。加入某一社团即意味着具备某些品质，或认同某些标准，这些社团就成为一种中间团体或中间力量，现代大学逐渐脱颖而出，成为中间力量的组织核心。一言以蔽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源生于市民社会的内部，现代大学得以成型。这是理性化的重要成果，在知识生产、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尤以德国、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建立为盛。由于大学作用日益显著，规模不断扩大，各种社会力量纷纷进入其中，使得大学呈现出复杂的面相：一方面，依靠与市场联合，大学不断加强供给能力，逐步挤占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空间；依靠与政府结盟，大学生产着政治精英和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凭借对反市场力量的包容，大学显示出独立自主的姿态，以避免受到激进性力量的攻击；凭借对政治异见的容忍，大学充当起自由思想的保护者，发挥着左右逢源的优势。

在非西方社会，建立现代大学往往是各国决心走向现代化道路时迈出的关键一步。大学往往担负着培养新型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的重任。正是因为这一目标异常明确，非西方社会的大学更具国家主导的性质，更依赖官僚体制的支持，也更直接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通过近百年的发展，现代大学这个外来事物，已经深深嵌入中国的社会机体之中，如同轴心一般影响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毫不夸张地说，大学的每一次改革发展都与国家目标的调整休戚相关，无论是50年代院系调整旨在与中国工业化进程相配合，还是70年代末恢复高考与改革开放步调一致。而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享有特殊的地位，甚至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霸权。国家主导的市场原则几乎将整个社会纳入自身支配之下，大学也未能幸免。

从1999年开始推行的大学扩招，与教育产业化的政策设计密切相关。很多人曾经天真地以为，为了纠正大学的官僚化倾向，必须引入市场化原则，加强竞争，优胜劣汰——不仅在招生、专业设置、学生就业方面按市场竞争的模式运行，在教师的聘用、考核上，也得按市场模式改革。结果却是，大学的官僚化趋势与市场原则不仅相安无事，甚至联手共进，将中国的大学变为一个独特的政治经济载体。它所奉行的逻辑，既非单纯的学术科研规律，也非高等教育通则，而是被官僚化修正过的“价值规律”。它的真正客户，既不是广大学生和家长，也不是各种用人单位，而是可以为其提供资金和资源的各级政府和利益集团。它甚至可以忽略社会就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和期待，按照自身的逻辑制造需求。比方说，近些年，大量理工院校多、快、省地建立起各种“投资小、见效快”的文科专业，不仅可以扩大招生规模，还可以争夺政府补贴。
目前，中国在校大学生已接近3000万，每年毕业生接近600万。这600万毕业生来自上千个不同的专业，但最后，有7%左右进入政府部门，20%左右从事销售，与所学的专业基本无关。以法学专业为例，一直属于热门专业。很多家长和学生认为，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对法律人才的需求缺口将十分巨大。现实却是，法学专业连年被评为最难就业的专业。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大学生就业报告》，法学专业的就业率为85%，排名倒数第一。去除掉继续读研的30%左右的学生，实际就业的法学专业学生在55%左右。而在这之中，又有15%左右的学生是转行做了销售。与法学专业境遇相似的，还有计算机、生物工程、动画设计等热门专业。现在，大学内部学科划分愈发细致。表面上看，这种情形既与社会分工细化的趋势相适应，又与就业市场的变化相一致。实际上，学科专业化并未能使学生获得应有的专业化能力。从学生、家长和用人单位多方反馈的信息都在显示，大学生们不仅缺乏足够的专业训练，也缺乏必要的人文素养。学科专业化造成了知识积累的细碎分割，文科生缺乏基本的科学常识，理科生缺乏基本的历史素养。

市场原则与权力逻辑对大学的控制，还体现在市场与权力联手塑造大学生的“三观”。它们为年轻人规划人生的道路，用不断升级、精致入微的成功学来引诱人；它们提供各种标准与价值来引导人，使人沉湎于功利；它们安排纷繁多样的工作来考验人，使人无力反抗。市场与权力对人的异化，正在决定着青年学子的身心。学生之间的些许摩擦，就能演变成暴力冲突，以至于现在人们流行的是相互调侃，感谢同屋室友的不杀之恩。人与人之间，也演变为一场生存竞争游戏中的敌友关系，剩下的只是利益，而无关乎友爱、尊重和责任。诚如钱理群教授所言，现在的大学教育是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早熟、老练、精于计算、善于表演，哪门课容易得高分、哪些实习经历可以加分、哪些证书有利于申请出国是他们关心的问题；如何在学生会不同派系斗争中胜出、如何获得上级领导的青睐、如何争取各种项目资源是他们熟悉的技艺。这源于市场和权力对个体心性的塑造。“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既是弱肉强食的市场化原则最坚定的拥护者，更是权力中心的官本位最强大的后备军。他们漠视理想和信念，对于崇高的东西缺乏理解能力，对于超出个人利益之外的内容缺乏兴趣。

总体而言，市场与权力对中国大学的宰制，造成了三大问题。首先，是知识的自我矮化。古典时代，人们追求关于人生和宇宙的“整全性知识”，这是一种试图探求真理或“道问学”的世界观。现如今，在复杂的分工体系下知识成为一些信息片段，业已放弃了对德性完善和人格培养的期许。知识人也丧失了自信和勇气，成为市场社会中一个普通的谋生者。其次，是行动的效果主义。改造社会的理想被当做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被摒弃，长远的人生筹划被视为超过人的理性能力而被否定。市场原则使人们相信立竿见影的行动才符合成本分析的逻辑，权力取向又使人们热衷于最能见效的短期行为。最后，是知识与行动之间的严重割裂。市场原则支配下的知识体系，细碎残缺、急近功利，无法为青年人提供行动的指南。权力逻辑又使人们质疑书本上的大道理，转而求助于各种生活经验中的潜规则。知识与行动变成两张皮，既无法帮助大学生们应对现实生活的空虚乏味，又不能抵御不期而至的困难和痛苦。

必须承认，中国大学教育一直处于一种尴尬境遇。一方面，所有人都知道其中充满问题，必须改革。但另一方面，无论进行何种改革，都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为各种利益所裹挟，寸步难行。平心而论，对于每一个进入大学的青年学子而言，不仅期待学到一种赖以谋生的手艺，更希望能借助大学的力量培育出自我的健全人格，探索出可以安身立命的伦理道德。显然，现在的大学教育很难满足这个要求。

来自民间的教育复兴运动：以日本松下政经塾为例

在《大转型》一书中，卡尔·波兰尼指出，资本主义扩张的同时，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也在兴起，这是现代社会两条相互纠缠的线索。为了抵御市场原则对大学的宰制，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学者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man，1801~1890）倡导恢复“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国内亦有译为“博雅教育”）的传统。纽曼将大学的使命定义为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以及由此带来社会繁荣。他反对狭隘功利的专业教育，提倡学生在充满着对普遍性知识（universal knowledge）的向往中完成自我教育。这无疑是发生在教育领域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原则对大学体系的强劲支配。但是，在后发国家，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往往容易和较为激烈的复古主义或民族主义相结合，冲击体制。政府因此一般倾向于与资本力量联盟，对社会自我保护运动进行压制，于是又进一步导致社会分裂和公民身份的认同危机。后发国家往往从救亡图存的危局出发，开启由精英主导的赶超现代化。模仿西式制度模式、引入西式价值观念，被视为提高民族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传统文化则被当做现代化的障碍而予以切割舍弃。作为文明传承和精英再生产的教育系统更是要全盘推倒重来，在国家主导下建立西式的大学体系。此种赶超的现代化模式，实现了权力逻辑和市场原则的全面合作，压制了社会领域的自主发展空间，更削弱了社会机体的自我修正能力。由于缺乏社会多元力量的制衡，后发国家经常无法建立如西方一般的公共话语空间，无法形成自由生长的市民社会，无法造就各方意见能够平等辩论进而形塑主流价值共识的舆论环境。最终，往往导致价值伦理层面的混乱和失败，造成社会上各个群体的普遍不满。被视为后发国家现代化“优等生”的日本，在文明层面上，恰恰存在着严重的“人格分裂症”和“身份焦虑症”。

从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到竹内好的“近代超克论”，可以发现，日本在文明层次上的内在焦虑非但没有减轻，还在不断加强。战后，民主制度的建立和经济发展的成功无法掩盖日本在文明体认上的困惑。传统的身份继承式社会结构与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实现了结合，日本出现了和平安定情况下的精神空虚。各种“宅文化”、“精致享乐主义”盛行，理想主义丧失了生存的土壤。年轻人逃离政治，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迷失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丧失了现实的行动能力，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现就是政治家的缺失。各种政党、各类政客缺乏长远的政治规划，在短视的选举竞争中相互倾轧。长此以往，日本必然面临灾难性的结局。日本该走向何处？这是真正关心日本前途命运的社会精英所担忧的问题。松下集团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先生——正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松下幸之助长期思考日本现代化历程中遭遇的失败与挫折。对于二战战败教训，他进行了深刻总结，认为其中既有战争能力的原因，更在于日本政治结构安排存在严重问题。他认为，战后日本虽然经过30年发展，在经济、科技等各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是，日本未来的命运取决于政治，而日本的政治长期徘徊不前，日本的文明转型面临深刻困境。一个逃离政治、鄙夷政治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问题的根本还是要讲政治，要将政治落实为对民族历史命运的深刻理解和不懈改造。对此，政治家要对国家长远发展有战略规划，要有解决问题的长远办法，必须建立一种正确明朗的理念，产生强健成熟的政治。而要讲政治，就需要人才。松下认为，战后日本的大学教育已经被市场原则和权力逻辑所支配，无法为充满理想主义、具有坚定信念的青年提供应有的助力，反而在摈斥和消磨年轻人的意志，根本上丧失了培养人才的重要功能。1979年，松下幸之助出资创办“松下政经塾”，希望为有为青年提供研修场所，促使他们探求人生之理、天地之理与日本传统精神，探求国家发展理念与道路，培养理想信念和社会责任，形成广阔的国际视野，锻炼强有力的决策能力。

自1979年至2012年，松下政经塾招收培养了32期共248名塾生。他们走向日本政界、商界，以及文化教育界，从中产生了国会议员38人、地方议员30人，市长9人，知事1人。其中，著名的塾生有：民主党党员、前首相野田佳彦，民主党党员、前外交事务大臣前原诚司，民主党党员、前日本内阁总务大臣原口一博，自民党前副总干事长、前众议院运营委员长、外交省副大臣逢泽一郎，等等。从这些塾生在日本政坛的分布来看，松下政经塾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日本政坛派阀政治的传统，在政界做到了立体性、全面化、可持续的覆盖。熟悉日本政治的人都明白，在日本想成为议员、从事政治必须有“三ban”，即钱包、看板和地盘：充足的资金支持、一定的社会地位、稳固的选票来源。过去，这些基础性条件往往来自家族传承或是派阀领袖的支持，由此，日本政坛的人身依附性较强。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金权政治、世袭政治盛行，政治改革阻力重重，政客集团表现出普遍的政治无能。松下政经塾的出现为真正有才华的平民子弟进入政坛提供了支持。经过30余年的发展，逐步营造出去金权、去世袭的政界新格局，也为奉行多党制的日本政治奠定了精英团结、政治统一的稳固基础。我们不禁要问，松下政经塾何以有如此成就？

首先，从政经塾的办学理念来看，有三个宗旨：忠心爱国爱民、探求以新人类观为基础的政治经营之理念、贡献人类之繁荣幸福与世界和平。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对学员的三个训诫：以真诚之心汇集众智、以自修自得探究事物之本、追求日新月异的发展之道。由此可见，政经塾的教育主张充满了理想主义诉求，而教育的核心在于学员的自我教育、内在修行与相互协作。
其次，从学员的招募和培养机制上看，政经塾也与大学体系相迥异。对于申请者，松下政经塾既不看重专业背景与学历，也不看重家庭背景与经济条件，主要看是否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具有治国安邦之理想；二是身心坚毅之气魄；三是解决问题之能力。凡是符合上述三点，年龄在22~25岁之间的有志青年均可提交申请。学员的招募分为三个步骤：书面阶段——通过书面申请与论文提交来了解申请者概况与志向；面试阶段——通过面谈、冬令营选拔、董事会成员面试以及小论文来对学员进行深入了解；自主讨论阶段——通过让学员参与研讨会集体讨论来考察其是否能够自学研究。每期报名的学员有150~200人左右，最后招募者为4~6人，要进行4年的学习。政经塾不收取学员任何学费，相反，还将向每个一年级塾生提供每月20万日元，二、三年级塾生每月25万日元的安家生活费。修满两年后，可以领取国外进修奖金150万日元。以此而言，政经塾虽然由资本家提供资金支持，却绝非以市场为导向，不要求学员直接为出资方谋取利益，也不期待能在短期内获得回报。

最后，政经塾秉持的五个教育模式也别具特色。一是自修自得：以自学自修为中心，鼓励个人研究；二是切磋琢磨：鼓励塾生间相互讨论、学习；三是现地现场：以实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四是德智体三位一体：德性、智识与体魄的全面发展；五是万差亿别：尊重塾生个性差异，依循天分充分发展。政经塾中不设固定老师，学员必须从本人兴趣出发制定个人修习计划，合理分配修习时间。个人修习计划不仅包含政治、经济、外交等知识培养，也包括对修身养性等伦理技艺的习练。同时，学员还必须亲自参与实地工作，磨练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教育模式注重学员的自我教育，注重培养学员知行合一的能力，可以看做是对东亚儒家教育传统的恢复，是对由国家主导的大学教育中灌输式、改造式模式的纠正。

可以发现，松下政经塾是一种社会力量自主办学传统在现代社会的恢复和转化。面对市场原则造成的人心散乱，面对权力逻辑对大学的渗透，有识之士开始探索利用社会力量来培养战略型人才。事实证明，对资本主义的直接拒斥、对政府主导的激烈反抗往往会陷入无法自拔的泥淖，甚至在反面加强资本和政府的力量，无助于真正解决问题。相反，对市场原则的克服，对权力逻辑的抵制，来自于从社会有机体内部孕育出替代性的解决方案。这就需要向传统寻求灵感，实现传统在现代社会的新生。从松下政经塾的事例可以看出，虽然资本是以追逐利润为目的，但掌握资本的人如有远见卓识，则大可超脱资本逻辑的束缚，为社会的生长发育提供养料。

总结松下政经塾的办学实践，有三大特点。其一，是社会力量与战略型人才培养的结合。国家的长远发展亟须战略型人才，但是，在市场化原则的支配下，大学教育往往表现出短视特点，无法满足这一需求。日本长期以来实行的国家主导型现代化模式，虽然在短期内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却造成日本政、商、学三界之间的复杂扭结，导致社会缺乏活力，精英与民众之间缺乏联络，政界和思想界都难以应对文明层面的深刻困境。既然无法从国家体系内部获得突破，就只好“求诸于野”，从社会中找寻新的可能性。其二，是依托有远见卓识的单一投资方和主办者。现代社会，精英的分布不再局限于政界，而呈现分散化趋向，尤其会向商界集中。真正的精英，不在于积聚财富的能力和手段，而在于对财富的运用是否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民众。在获取了巨额财富之后，很多有见识的企业家并没有满足于编织利益网络、维护自身地位，相反，他们开始塑造出自身的责任伦理，思考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现代社会，选举民主的推广往往使得政客们为争夺选票而盲目许愿，纵容民粹思潮，造成“在其位者不谋其事”的恶劣局面。那些“不在其位”的社会精英，或许反倒能够为担负民族命运出一分力。其三，是教育理念具有知行合一的鲜明特点。在日本，知行不一的人格分裂症已经存续了上百年，特别是在文化领域，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在对待东西方文明的关系上，尤其是对中华文化的鄙弃态度。多年以来，日本的有识之士始终在寻找治愈日本文化中精神分裂的良药，试图实现日本与东亚的真正和解，以及日本性与世界性的真正融合。松下政经塾式的知行合一教育模式，无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从松下政经塾的例子中，似乎依稀可以看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士人传统的影子。对中国而言，由于自身的文明主体性更强，与西方文明的内在冲突更为激烈，所面临的现代文明转型的任务也更为艰巨。我们又应该从自身悠久的传统中发掘什么样的资源来应对这一历史性难题呢？

回归书院传统  重建知行关系

百年风云，中国经历了漫长的现代转型。向西方学习，从改造器物、改造制度，再到改造人心。学习西方，最为彻底的是在教育领域，尤其是大学教育。今天，中国大学移植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却面临“画虎不成反类其犬”的困境。没有学到西方“自由教育”的精髓，却将官僚化和市场化的糟糕做法学了过来。今天，当我们摆脱了救亡的压力，将目光投向“民族复兴”这一历史使命时，我们是否可以更为自信平和地面对自身传统，从传统中找寻资源、找寻灵感？“书院传统”这一民间教育的历史资源也许值得深入挖掘。

中国历史上的书院，出现于唐朝，兴盛于宋代，时值“唐宋之变”：在政治上，新兴的科举取士取代了世家大族主导举荐选官，为平民参与政治打开了新的窗口；在经济上，商品经济和城市生活高度发展，社会各阶层的财富力量不可小觑；在文化上，知识由贵族垄断向平民普及，通俗文化兴旺发达。这是一个贵族秩序不断瓦解、平民社会逐渐兴起的大转型时代。

在贵族主导的政治秩序中，儒家经典和文化的传承主要依托两种途径：其一，是官学。由国家举办，以之积聚人才并掌控官方意识形态。自汉以来，儒学与官方的合作就成为一种常态。其二，是家学。世家大族以之传承学术，维系文化精英地位。自汉以来，世家大族就以家学渊源自傲。初唐时代，仍有崔氏大族不屑与帝王之家联姻的故事，可见世家大族的文化优越感。官学和家学主导的教育模式，精英化倾向明显，大体只向国家官员和贵族子弟开放。伴随着异族入侵、佛教传入和经济发展，贵族衰微而平民崛起，社会经历着复杂的转型，古代中国面临着“东西之辨”：如何包容异族文明、如何消化佛学挑战、如何回应平民诉求，这是当时不得不回答的时代之问。显然，官学和家学并不具备回答这些问题的能力：官学旨在守成，谨遵祖宗之法，维系正统文化、正统观念，缺乏改革动力；家学往往囿于一姓一地的私利而缺乏整体的宏观视野，难以思考时代难题。这意味着，官方的儒学和私人的儒学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儒学原生期所具有的“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的理想主义品格，也丧失了儒家躬行践履的实践主义能力，反被现实利益所蒙蔽。真正的读书人，不得不向民间汲取力量，向古典时代求取灵感。书院，这一来自民间的新兴教育形式便应运而生。

经历了唐末五代的“礼崩乐坏”之后，宋代儒学以“回向三代”为旗帜，力图重拾道统、再建秩序。由此，儒家知识分子提出两个方案，一为“得君行道”，一为“觉民行道”。“得君行道”主张，道学与政事密不可分，士人应“以道学辅人主”，实现儒士与皇帝共治天下。“得君行道”的代表，有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相范仲淹，有提出“民胞物与”的大儒张载。宋初，要实现“得君行道”，需要儒士大量进入官僚体系，拔除武士集团篡权割据的流毒。由此，朝廷支持的官学与书院充分合作，出现“官私联营”的办学模式。在范仲淹的支持下，胡瑗在苏州、湖州两地办学，力图改变五代以来崇尚辞赋的学风，重启重经义、尚时务的风气。他探索出一套“苏湖教法”，即实行“分斋教学”，设经义斋和治事斋，分别教授经典典籍和实务科目，学生则根据自身的特长、兴趣分别学习。至北宋中后期，随着官方的三次兴学，官学逐步坐大，挤占了书院的发展空间。到了南宋初年，朱熹等人一度致力于改造官学，却发现官学导致士人只知追逐科举，谋求入仕为官，既没有治理天下的雄心，也没有解决实务的能力。因此，朱熹等人另谋他途，力图重建书院，发展独立的学术品格，希望以讲学“传斯道而济斯民”，对抗儒家思想官僚化的倾向，走一条“觉民行道”之路。书院再度勃兴并开出新意：依托自由讲学，穷究世事之真理，宇宙之道义，继而以道御政、以道治国、以道觉民。民间书院的勃兴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尽管朱熹等具有改革精神的士人没有“得君行道”，也无法取代现实主义取向的官僚集团，但他们倡导的书院却为大量的地方精英提供了助力，推动民间社会力量的兴起。到了明代，书院得到进一步发展。由于明朝君权与士人集团之间矛盾重重，士人不具备“得君行道”的条件，只好向民间发展，致力于培育社会、组织乡里。由王阳明开创的心学，拓宽了程朱理学的社会基础，降低了修学问道的道德门槛，开辟了面向社会各阶层“觉民行道”之新途。他们依托书院，以民间讲学来启迪民众，充分发掘人民的自主性，倡导人人皆可为舜尧，力图在社会基层打造“觉民行道”的实践空间。

时至清末，西方文明大举入侵，中央集权式微，中华文明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亡天下”的空前危机，甚于周秦之变，亦甚于唐宋之变。面对民族国家体制强大的汲取能力与现代官僚体系惊人的动员能力，中国旧有的政治秩序显得脆弱无力、风雨飘摇。1905年，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模仿西洋的新式学堂大规模建立起来，书院制度受到重大打击。有识之士，如章太炎等，便对教育领域的全面西化有过激烈批评。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儒家士人传统并非毫无招架之力。书院虽然失去官方的支持和保护，却依然在民间找到了自己的传承者，例如唐文治创建无锡国学专修馆（1920~1950），章太炎创办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1935~1936），马一浮创办复性书院（1939~1947），钱穆创办新亚书院（1949~1964），等等。从晚清到民国，具有文化使命感的学人力图重新激发书院精神，将开民智、修民德、兴民力三者并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学人，亲自参与社会实践，力图从重建乡村秩序入手，收拾人心，革新伦理，激活民意，巩固社会。然而，时不予势，国际与国内联动的革命大气候已经不允许这种“小火慢炖”的良药得以施行，书院传统逐渐受到忽视。

总结中国书院传统，可以发现以下特点。首先，其精神实质是知行合一。书院中的文化精英，不会仅仅停留于问学，更倾向于对天下兴亡进行深入思考。既有对政治现实的批判，又是实现理想的建构性力量，从而不断推动社会改革更新。其次，其运行方式在于知行相长。书院与社会、国家之间存在着连续不断的互动，书院即是沟通社会与国家的中介性力量。推动文化与社会政治变革的朱熹、王阳明、顾宪成等人，一方面是书院中人，一方面也对现实政治有着深刻领会。如果说形成并传播于书院的很多理念是“坐而言”，那么朝野中受到书院影响并积极行动的官员群体就是“起而行”。这两个群体互相推动，但又各自独立。最后，其实践载体系于社会民间。书院实为乡里空间（沟口雄三语）的建构提供了思想资源和组织资源。真正的知识创新、可靠的伦理维系往往来自民间，但需要严谨的治学态度加以去芜取菁。明代心学兴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民间思想、下层力量自我意识的觉醒。如果这种趋势可以与现代国家的建构相辅相成，不失为政治发展的一种可能性。

今天，经过百年努力，中国已经建立了独立而强大的现代国家体系，摆脱了救亡的危局。然而，阶层对立、贫富分化、共识失落、伦理溃败却是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既包括国家主导性力量过强带来的社会发展滞后，也包括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现代性危机。在西方社会，二战结束以来，就有很多思想家如阿伦特、沃格林、哈贝马斯等等，开始反思知识与行动之间的二元对立造成的现代性恶果。他们不断地向古代希腊罗马传统、基督教传统和启蒙传统寻求灵感，力图重建公共空间，打通知识和行动。在中国，由于外源性社会改造理念的引入，知行之间的断裂更加明显。外来的“先进知识”与本土的“生活实践”之间难以沟通，甚至激烈冲突，导致普遍的精神分裂，体现在中国大学教育中，就是西学与中土之间严重断裂，在人文社科领域尤为明显。这种断裂不仅会产生思想混乱，还会导致集体认知的乖谬和公共决策的失误。由此而言，中国当前的问题可谓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难以单一模式应对解决，而需要调动各种思想资源，实现文化整合。不仅要吸收西方现代文明传统，还要激活马克思主义。现在很多学人开始重拾古代传统，力图恢复经典儒家思想，这更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思想倾向。然而，“学院派”的儒学研究曲高和寡，难以在社会层面引起共鸣；坊间的儒学通俗读本又常常沦为“成功学”、“心灵鸡汤”式的表面文章，与儒学的精神内核大相径庭。在这种情况下，重申儒学的真精神，强调通过类似书院的组织平台重建文化精英的社会网络，或许是激活传统力量的一个好办法。

在社会已有一定发展的条件下，回归书院传统、重建知行关系，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目前的大学体系，为官僚化和市场化原则所辖制，如同丧失活力的“官学”，难以改革，步履维艰。如能将视野打开，面向社会、面向民间、面向大地，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则善莫大焉。这要求各方有识之士具备战略眼光，能够洞察国家、社会乃至世界格局中存在的问题和机遇，并将之与传统智慧相结合。大势如斯，社会在生长，希望在民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文化纵横》杂志社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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