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华新 导 语 “问题”在科学研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曾感言,“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大量的问题,它就充满生命力;而问题的缺乏则预示着独立发展的衰亡和终止。”可以说,科学进步是由问题推动的,是在问题导向下实现的。问题是贯穿科学研究的主线,是真正的核心和灵魂。那么,我们应该在哪里寻找跨学科研究的问题?如何评估一个跨学科问题的价值?如何求解那些已经发现的有价值的问题呢?此文便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问题”定义为,某个给定的智能活动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的差距(林定夷:《问题与科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3页)。在跨学科研究中,我们要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就是要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主动地寻找问题,合理地选择问题,积极地求解问题,以实现跨学科研究的目标。 交汇地带寻找问题 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主要源自两种不同类型的交汇地带。其一是学科与现实的交汇。传统学科体系的建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的结果,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认知需求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认识到传统学科体系的不足之处。首先,单一的学科视角无法看清多面的现实。学科在自身发展中会形成一种相对独立而稳定的研究范式。学科内部的所有观察都会受制于研究范式。范式决定了一个学科研究者从一个怎样的特定角度去看待现实,能看到一个怎样的现实,会建构起一种什么样的关于现实的图景。相对于深具复杂性和丰富性的现实而言,单一学科的分析显然是十分有限的。例如,认知科学中有关大脑机制的研究,哲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生物学家、计算机科学家所看到的事实会有很大的差异。虽然各家都有真理,但只是局部的。因为他们只看到了复杂现实的一面。其次,相对僵化的学科建制很难触及真实的现实。科学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要完整而深刻地理解人、社会和自然,因此必须从整体性、联结性和系统性的角度去关注现实。而传统的学科建制往往将整体性的现实问题转化为其中每个分析性学科各自单独面对才能解释和应对的问题。(罗卫东:《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创新的新路径》,《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学科的细化程度越高,问题经过转化的次数也就越多,失真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学科离现实的距离也就越远。在知识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学科建制为现实的拆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却没有为知识的组装留下足够的空间。学科建制的惯性发展,难以让我们触及真实的现实。 因此,跨学科研究者应当站在学科与现实的交汇地带,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看清单一学科的不足,才有可能看到复杂现实中鲜为人知的一面,从而找到真正有价值的问题。 其二是学科与学科的交汇。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指出,“在科学的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学科)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这些无人区可能就是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汇地带。交汇地带为什么会涌现出大量的问题呢?第一,由于受到长期的学科训练,研究者形成了思维定势,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研究者能跳出自己的学科范式或站在某一特定的理论立场来看学科中已发现的事实,那么他就有可能突破这种定势,形成新的认识。例如,在经济学的发展中,主流经济学家在牛顿力学范式的影响下,长期持有静态均衡思想。但后来有一小部分经济学家开始跳出经典研究范式,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逐步引入经济学,建立演化经济学理论体系,从而使经济体系所具有的非线性特征得到了很好的解释。在跨学科研究中,这种不同学科之间的理论借鉴会触发很多有价值的问题。第二,学科的发展是历史的产物,学科问题的选择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有很多问题会因为技术上的限制而被排除在学科之外或被悬置起来。但在学科交汇地带,某些学科成熟的技术会使另外一些学科中被排除的问题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例如,随着脑功能成像技术的完善和发展,管理学专家可以研究品牌认知的神经机制,经济学家可以研究道德感的神经元活动,语言学家可以研究语言理解的脑区定位等等。第三,多学科的交汇必将催生很多超学科的问题。所谓超学科问题,指的是在学科交叉融合中形成的超越具体学科方法和范式的更具普遍性的问题。研究者的眼界决定了研究的境界,在不同的研究境界中会遇到不同的问题。离开了学科交汇地带,超学科问题就会失去肥沃的土壤而难以生长。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很多重大基础性问题都具有很强的超学科性。 精挑细选锁定问题 在跨学科研究中,选准问题很重要。问题选对了,可以做到事半功倍,问题选错了,可能就会事倍功半,甚至一无所获。在学科与现实、学科与学科的交汇地带,我们会找到很多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精挑细选锁定一个或若干个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问题呢?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下,我们认为至少应考虑以下三方面的因素: 1.有助于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 当代社会正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现实问题,如经济全球化、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心智奥秘、空间探索等等。这些问题无法依靠单一的学科和技术加以解决,它们需要多学科的交叉和协同。如果说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一个寻找宝藏的过程,那么每个学科所掌握的知识可能就是藏宝图中的一块。只有把这些彼此分离的地图碎片以一定的方式拼接起来,并补上一些必要的细节,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找到宝藏。因此,跨学科研究要立意高远,顾全大局,要有开放的胸怀,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这是人类知识进步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跨学科研究的真正意义所在。 跨学科研究目前能够利用的资源并不十分丰富。这就要求跨学科研究要面向现实问题,介入社会事务和产业发展,从政府、社会和产业中获得必要的发展资源,以克服现有的制度性资源制约。因此,推进现实问题的解决同样也是跨学科研究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 2.有助于培育新的学术增长点 跨学科研究与传统学科的互动,有可能让现有的学术研究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著名科学史家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一个范式的完善和不断更替的过程(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在范式完善阶段,科学家所做的工作类似于解谜活动。一项好的跨学科研究应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扩展范式的广度和精度。在范式更替之前,科学的发展要面对诸多反常。这里的反常就是科学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范式具有惯性,只有对范式的核心知识构成挑战的反常才有可能促进范式变更,推动科学发展。因此,有价值的跨学科问题应聚焦于范式的核心部分,要为范式的更替做出贡献。 近现代科学史表明,很多重大的理论突破和新的研究发现都源于不同学科的彼此交融。基于这些新突破和新发现,往往会形成一些新兴的交叉学科,如神经管理学、演化经济学、物理经济学、计算语言学等等。这些学科吸收着传统学科的养料,让传统学科的老树不断长出新枝和嫩芽。因此,跨学科研究中的问题选择,要努力营造跨学科研究与传统学科发展共赢的局面。 3.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学术共同体 跨学科研究需要有领军人物,需要建立一个配合默契的团队。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中,跨学科研究的领军人物和团队成员大多是从传统学科中走出来的。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学者愿意走出传统学科呢?那是因为有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强烈地激发了他们的兴趣,吸引着他们汇聚在一起。 团队是学术研究中十分宝贵的资源,一个好团队需要经过长期的磨合。问题的选择决定了一个团队能走多久,能走多远。时间越久,跨学科团队在某些问题上的文献和数据积累就会越好,相互之间就会越了解,彼此的沟通就会越有效率,团队合作的意识就会更强。因此,我们在选择跨学科问题时,要“眼看远处,脚踏实处”,既要考虑解决问题的现实可行性,同时还要考虑学术共同体建设的可持续性。 千方百计求解问题 锁定问题之后,研究者要做的就是求解问题。根据前面关于“问题”的定义,所谓求解问题就是在某个给定的智能活动中,消除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的差距。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客观知识》(1972)一书中讲到,“所有的有机体昼夜不断地从事于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总是通过试错法来进行:新的反应、新的形式、新的器官、新的行为方式、新的假设,都是试探性地提出来,并受排错法的控制。”下图是波普尔关于问题求解思想的描述。 图中,P1是研究中发现的问题,为了求解问题P1,研究者会千方百计寻找多个试探性解决方法 TS1,TS2……TSn,再通过不断地消除错误EE以解决问题。P1解决后,研究者又会遇到新的问题P2。这个过程犹如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所描述的那样: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会产生多个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相互竞争,最后适者生存。科学研究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波普尔的问题求解思想,实际上包含两个相互补充的思维过程:既要大胆假设,又要小心求证。前者属于创造性思维,要努力寻找“通向罗马的条条大路”。这个思维过程具有发散性,是横向的。后者属于批判性思维,要在“条条可能的道路中找到最佳的路线”。它具有收敛性,是纵向的。 不管是创造性思维,还是批判性思维,都离不开宽广的理论视野和先进的技术手段。在当前的跨学科研究中,有意识地促进文理交融,将大大提高跨学科研究中的问题求解能力。例如在经济研究中,有学者运用物理学的思想、模型和统计方法来研究经济现象,也有学者用计算机仿真的方式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演化。在语言研究中,有学者用智能主体来模拟人类语言的生成和使用,有学者用物理学中的复杂网络技术来分析语言所具有的复杂网络特征,也有的学者尝试用脑功能成像技术来研究语言的理解。在社会问题研究中,有学者运用数学建模的方法对人口增长进行预测,有学者用热力学中的“熵”来分析群体的状态,也有学者用社会实验的方法来研究习俗变迁。在哲学问题研究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倡导并尝试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传统的哲学问题。 文理交融是当今科学发展的潮流。在这个交融的过程中,科学与人文得以共生,历史与现实得以互动,定性与定量得以结合。因此,跨学科研究中的问题求解需要汇聚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打破学科壁垒,放下理论成见,勇于探索求新,善取百家之长。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
据媒体报道,近日,从上万件作品中冲杀出来的783件进入了第十四届挑战杯终审决赛,其中不乏让人眼睛一亮的优秀作品,竞争堪称火爆。但是,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大赛火爆的背后,是创新的不易,大学生的创新仍面临着诸多瓶颈。如何搬走大学生创新的绊脚石,让优秀创意和作品多些更多些,值得深入探讨。 笔者这次也指导了学生参赛,从指导的过程中切身体会到,要搬走大学生创新的绊脚石,学校和教师应当做的,就是“耕耘培土”,把整体的育人环境调适到最有利于创新型人才“冒”出来的状态。 什么才是有利于创新型人才“冒”出来的大学教育环境?笔者认为,不搞选拔性的实验班,让学生凭借自身的努力、兴趣、抱负自由进出“拔尖计划”相关培养项目,有利于营造自由宽容的研究氛围,这种非集中培养的最大好处是让学生的自主性代替了教育者设计的考试选拔,尊重学生自己的选择,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参与热情。参与更高强度专业培养的学生未必成绩最好,但一定对科研抱有最大的热忱和投入。同时,学生对研究发自内心的向往也能极大地激起教师的育人热情。以笔者所在的复旦大学为例,在拔尖计划教育资源配置时,以一对一的师徒相授为重心,导师和学生面对面、手把手的互动能较大地提升教学效果。 此外,创造力不能被禁锢在人为设置的专业框架之内。专业领域内的创新,往往只是在前人的道路上向前走出一个新的脚印,然而还有大量的创造发生在专业的交叉、碰撞、交融之中,更重大的创造往往是对既有专业的挑战、颠覆。如果教育被禁锢在专业内部,就等于关闭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闭塞了创新的源泉。 这就对大学的通识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今,以学生成长成才为核心而不提倡专业主义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已经逐渐深入人心。当我们为每一位学生提供尽可能完整不偏狭的教育,坚持不圈定少数人给予特殊培养;当我们在教育中尊重学生的才性禀赋胜过对专业堡垒一厢情愿的固守,我们欣然发现,高度自主学习的学生“冒”了出来,他们不受专业阻隔,敲响了热心育人的教师办公室的门。当学生获得了拓展自我的机会,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志趣之后,在专业上的造诣毫不逊色。 这也是广义的本科通识教育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创造”凝聚着高度智慧,这是“人”独有的特性。所有“创造力教育”“创新思维”之类技巧性的训练,本质上只是一件很朴素的事——培养丰富而美好的人性。把一个心智尚未完全舒展开的青年早早地挤压进一个专业管道是令人遗憾的,可能会导致专业上欲速则不达,人格的培养上也会有所缺失。 不刻意圈定最强的学生和最强的教授,导师和学生之间反而更加志同道合,不把所有精力都投入专业化培养,专业教育反而更加健康茁壮。笔者在人才培养的实践中体会到了这几点有价值的做法,但这些都离不开大学长期积淀的精神传统和尊重个人禀赋的文化氛围。不论是创新人才培养还是一流大学建设,中国大学可以更从容,更从本质上下功夫。(陆一 作者系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 《中国教育报》2015年11月24日第2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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