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岳散人 想必有很多人会写下关于纳尔逊曼德拉的纪念文字，他们的学识想必都远超过我，我写下的东西最多重复他们的话语。我在这里想写的是我接触南非、接触曼德拉这光辉一生的几个不起眼的片段。 2004年，我接到南非大使馆的邀请，参加“南非种族和解”十周年庆祝酒会。实际上那时候我对于南非与曼德拉几乎一无所知，只是知道那曾经是个种族隔离的地方，黑人曾经为此进行过不懈的斗争，后来在那个坐了很多年监牢的曼德拉领导下，黑人翻身得到了解放——抱歉，那个时候我所认识到的理论基本都是斗争哲学，必然是打倒统治者什么的。只有在听了当时南非大使讲话之后，才知道那并非是解放某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南非走上了一条种族和解的道路，黑白并存、不做报复——至少没有形成过大规模的报复事件。 这个确实给了我很大震动，应该说是我从小受的教育中没有的东西。虽然我那时候知道非暴力不合作等活动，也对美国的民权运动、印度的圣雄甘地有一些朦胧的认识，但从未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 著名的香港乐队Beyond有一首歌是献给曼德拉先生的：光辉岁月。这首歌在我年轻的时候并不是很喜欢，主要也是并不了解其背景，等到我明白了背景之后，这首歌越来越得到我的喜爱，“风雨中抱紧自由”、“缤纷世界闪烁的美丽，是因为没有分开每种色彩”，这是一种更为崇高的理想。 最初，曼德拉先生也组织并担任武装组织“民族之矛”的首领，但在被捕入狱之后，他放弃了武装暴力反抗的方式，成为非暴力的领导人，从而获得了国际社会更为广泛的支持，最终获得了胜利。这种胜利不是孤例，实际上甘地以及美国民权运动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世界主流思潮都对此寄予了肯定。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就是文明社会走到今天，越来越崇尚理性与协商、妥协，而现今的国家无论实际如何，至少在表面上基本都认同如下几个的价值观：主权在民、人人平等、依法治国。 在这个框架下，如果一个政府明目张胆的违反这些标准治理国家，必然会遭到其他国家的杯葛与关注，而非暴力运动是建立在信息社会的运动，充满着人性的光辉，更为知识分子所认知、认同。尤其是从英国发轫的宪政思想已然成为共识的时候，以自身的忍耐、坚守、不退缩的非暴力挑战法律，用对方必然会具备的人性作为自己的武器，是具备天然优势的。 这与西方世界的宗教传统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上时，这种以自身为代价的殉难、赎罪就已经成为了西方文明的一种思维底色。这种宗教意识的带入，使得非暴力运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正当性，当一个人摊开手说“我放下武器了，现在该你了”的时候，他就等于天然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 而非暴力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是与两个因素分不开的，一个是信息化社会当中，信息传播的速度与方式增加了统治者的遮蔽成本，使得他们的暴力镇压受到更大的压力；另一个是英式殖民国家所具备的规则意识，使得在某些承接了英式传统的前殖民国家做事稍微有些底线。这两个因素如果同时具备，非暴力运动成功的机率最大。 有时候在我们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免不了与中国的历史做一个对比。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舍生取义的人、奋勇直前的人，但始终没有构建出这样的一个和解的环境与社会，近现代的事情我们不谈，古代中国士人是具备着牺牲精神的，但他们的牺牲与抗争有一个前提，即君王是高于一切的存在，中国古代的宗教所架构的不是一个超逾人间社会的存在，而是一个人间社会的倒影，也就没有了对于超验理念的认同，并以此出发来对强权进行的反抗。所有的反抗不是借着天道的名义用暴力改朝换代，就是用匡正君王的思维去进谏，以至于我们总是走在暴力、改朝换代、士人进谏、天下糜烂、再次暴力的路上。我们这一课应该补上了，哪怕与宗教无关，也要从权利的观念补上。 顺便说一句，我最大的遗憾之一，是在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去看看幕式，包厢与曼德拉先生的包厢只有一墙之隔，如果当时不是因为曼德拉先生的孙女出事，想必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曼德拉先生并表达我的敬意。与一位真正的伟人擦肩而过，是为人生的遗憾。但我想曼德拉先生的光辉岁月对于他来说因为生命的终结而划上句号，对于很多走在争取自己权利路上的人们，这个光辉岁月会延续下去，直到风雨中我们拥抱着自由。 来源：凤凰评论 链接：http://news.ifeng.com/opinion/special/wangping/guanghuisuiyue.shtml |
摘要：1990年2月11日，面带微笑的曼德拉以矫健的步伐和胜利者的姿态，迈出了监狱的大门。经过27年的铁窗生涯，曼德拉向世人证明了他是一个从不退却的斗士。 1990年2月11日，面带微笑的曼德拉以矫健的步伐和胜利者的姿态，迈出了监狱的大门。经过27年的铁窗生涯，曼德拉向世人证明了他是一个从不退却的斗士 2010年2月11日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获释2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当年关押曼德拉的监狱外，聚集了数千民众，他们以游行方式纪念这一重大日子。另一个特殊纪念的方式是将于年内出版的曼德拉文集《与我自己对话》，这部长约10万字的文集由从未公开发表过的曼德拉原始手迹构成，主要讲述他46岁入狱至72岁出狱期间长达27年的漫长牢狱生活。 曼德拉在政界的成绩，很多人并不陌生。但是他的艺术天赋却鲜为人知。在27年的铁窗生涯中，曼德拉用木炭和蜡笔绘画来打发时间，渐渐形成了独特画风：线条简单、色彩丰富。他最喜欢用画笔讲述自己的铁窗故事，但并不选用“黑暗、阴沉”的颜色，而是明亮轻快的色彩，以此来表现自己乐观积极的心态。 近日曼德拉的画作在纽约的非洲艺术品拍卖中展出，并可能拍出极高的价格。在一幅名叫《狱中观望》的画作中，一根根监狱的铁栅栏占据了大部分画面，栅栏外的远处是开普敦的平顶山，画中还有曼德拉的亲笔签名。在其他一些画作中，曼德拉还用幽默的风格表现了狱中生活的清贫。 禁闭、禁食成为家常便饭 自从1944年加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后，曼德拉花了大约10年的时间使自己成为非国大事实上的领导者。最初白人政府没有意识到他的力量，而非国大也只是一个党派组织，所以他们只是因为权威遭受挑战而迁怒于他。但当曼德拉在1961年6月创建了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并出任总司令后，白人政府知道，如果想使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延续下去，他们就只能把曼德拉投进监狱。第二年8月，43岁的曼德拉入狱，罪名是“政治煽动和非法越境罪”，两年后政府又给他增加了“阴谋颠覆罪”，刑期从5年变成了终身监禁。 从此，曼德拉身陷囹圄，在素有“死亡岛”之称的罗本岛上熬过了漫漫18载。 年近八旬之时，曼德拉对进岛当天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他在自传中这样描写道： “我们下飞机踏上罗本岛的那天，天气阴暗，凛冽的冬风透过单薄的囚衣，打在我们身上。迎接我们这群被判处终生监禁的几名非国大成员的，是一帮荷枪实弹的狱警。我们旋即被押上囚车，送到一幢独立的石造旧建筑物前。狱警命令我们脱光衣服，然后他给我们每人一套卡其布的新囚衣。……然而，种族隔离的条例甚至体现在囚服上。除了印度人凯西拿到长裤之外，我们每人都是给的短裤。在非洲传统中，短裤意味着我们是‘小孩子’，这显然是一种污辱。” “那天，我穿上短裤，但我发誓：我穿着它的日子不会很长。” 四天后，曼德拉等人又被押送到罗本岛的“狱中之狱”——一座特别为关押政治犯而营造的新监狱。当局这么做是为防止“危险”的政治犯将其政治观点传染给普通犯人。这座长方形的石头堡垒，中间是一个平坦的水泥院落，三面是牢房，另一面是20英尺高的墙，墙中间是一条狭窄的过道，有牵着德国狼狗的哨兵昼夜巡逻把守，可谓“插翅难逃”。 曼德拉拿着刚发的三条薄得几乎透明的毯子，跟在白人看守后面，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尽头的单间牢房。牢房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N·曼德拉，466／64，表示他是这个岛上1964年以来接受的第466名囚犯。牢房里霉湿气味扑鼻，且十分狭小，只有三步长、两米宽，躺下时双脚会碰到墙壁，头则紧挨着另一面墙，是名副其实的“牢笼”。 监狱有一套不成文的狱规，每位犯人必须严格遵守，否则将受到重惩。狱规要求犯人上衣的三粒钮扣必须扣上，在狱警经过时必须脱帽致意。如果钮扣没扣好，帽子没来得及脱，或没有把牢房打扫干净，受到的惩罚是关禁闭和不准吃饭。曼德拉上岛后不久，就尝到了这个苦头。 一天，曼德拉在长凳上发现一张报纸。没有多思忖，他迅速捡起报纸，趁无人之际塞进衬衫里。作为政治犯，曼德拉不准获得外界的任何消息。这张意外得来的报纸对与世隔绝数月的曼德拉来说，无异于一顿“美餐”。他回到牢房，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根本没听到那渐渐逼近的脚步声。等他意识到一位看守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已来不及藏报纸了。结果，他因私自拥有违禁品，被罚禁闭三天、禁食三天。以后，类似的惩罚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岛上犯人的生活十分规律，近乎机械化。由于不允许携带任何计时器，囚犯们根本无法知道准确时间，吃饭、劳动和睡觉都由看守们通知。久而久之，他们连记忆月份和日子也困难了。这正是当局欲在精神上麻痹犯人的一种手段。不过，这一招在曼德拉身上没有灵验。他来罗本岛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牢房的墙壁上自制一个日历，使自己生活得像个正常人。 如此封闭、孤独、严厉而刻板的罗本岛，不只是一座监狱，更像是一座可怕的地狱。南非当局要在这里扑灭任何尊严和人性的火花，把像曼德拉这样刚强的政治犯熬炼成灰烬。 政治犯都穿上了长裤 入狱伊始，曼德拉就开始同监狱当局展开不懈而艰苦的抗争。这是他在极其沉闷的铁窗生涯中保持清醒头脑，并逐步树立其在难友中的领导地位的一种方法。很快，他便成为政治犯们的代言人。每当外界来访或视察时，他都代表狱友们说话，力争改善狱中恶劣的生活环境。 1969年4月22日，曼德拉代表被关押在隔离监禁所的所有政治犯致函司法部长。在这份请愿书中，曼德拉指出一些阿非里卡人在“一战”和“二战”时均因叛国罪而判刑，但他们都未服满刑期即被释放，曼德拉与他的21名单人牢房的战友要求享受同样待遇；在被释放之前，他们要求真正享受政治犯的待遇，即有比较合适的伙食、衣服、床上用品；应有阅读一切未遭禁止的书籍报刊、听广播和看电影的权利；应有选择专业学习的机会。他们指出，政府将政治犯不是作为有价值的人看待，而是千方百计去惩罚他们；政府未能将监狱作为恢复政治犯名誉的场所，而是将其作为处罚的工具。其他一些犯人可享有的权利，政治犯则被剥夺。当时，这封请愿书在南非议会引起了震动。 为了解真相，南非白人反对党——进步党的议员苏兹曼夫人到罗本岛会见了曼德拉。曼德拉在与苏兹曼夫人会谈时，重申了自己在请愿书中提出的无条件释放的要求。苏兹曼夫人认为曼德拉的理由论据不足，“你们是否准备放弃暴力和武装斗争？你们与那些白人的不同之处是你们的斗争尚在继续进行。不错，1915年的反叛者是被释放了，但他们的斗争已被挫败。这一点削弱了你们的论点。我不能要求释放你们。”曼德拉的答复明确无误：在南非人民赢得自由以前，我和我的战友们是不会放弃武装斗争的。 虽然与苏兹曼夫人的会谈失败了，但曼德拉在监狱期间对暴力和武装斗争的考虑更加周密，认识更加完善。他认为，光口头上谈论武装斗争不行，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去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同时，曼德拉把提高狱中生活条件的斗争看作是反对种族隔离与种族歧视斗争的一部分。 从到罗本岛的第一天起，曼德拉就抗议穿短裤，并要求见狱方负责人，提出申诉。起先，狱方对他的抗议根本不予理睬。但到了第二周，曼德拉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牢房里多了三条长裤。但很快，他注意到其他狱友并没有获得与他一样的待遇。 仔细斟酌后，曼德拉恍然大悟：狱方是想用几条长裤来堵他的嘴，以便尽快平息不满。他责令看守把三条长裤收回，除非每一位非洲囚犯都穿上长裤。看守不敢擅自取回长裤，最后监狱长韦斯尔上校气恼地把三条长裤拿走了，但留下一句话：“即然如此，曼德拉，你就和你的同志们穿一样的短裤吧！” 曼德拉没有屈服，更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1965年夏天，国际红十字会来罗本岛了解政治犯的生活情况。曼德拉抓住当局的要害，以犯人代表的身份向国际红十字会详实地介绍了他们所遭受的各种不公正待遇，提出申诉，要求狱方改善囚犯的生活条件，并真正听取犯人们的申诉。这一招果真灵验，国际红十字会成员离开后，犯人的狱服有了改善，到1966年，每位非洲政治犯都穿上了长裤。 在罗本岛，生活中最可怕的一面就是这种生活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要在这样极端孤独无聊的环境中好好地活下去，就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精神。曼德拉懂得通过学习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不让重复不变的监狱生活令自己精神麻木、失去斗争意志。 曼德拉曾向狱方提出学习的要求，并获允通过函授攻读伦敦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的课程。同时，他为其他狱友也争取到了学习的权利。 不仅如此，曼德拉又带头提出配备桌椅等学习用具的要求。这次，狱方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压力下，不敢再怠慢曼德拉的合理要求，他们给每间牢房添制了一张带有三条腿板凳的简易书桌。 正是在这样的书桌上，借着走廊上长明灯的昏暗光线，曼德拉利用深夜的时间自学了阿非利卡语（即南非荷兰语）和经济学，并偷偷完成了几十万字的回忆录。 在凯西和西苏鲁等难友的建议下，曼德拉从1974年起开始写回忆录。“不要把这看作是个人的事”，被人们称为“非国大的历史学家”的西苏鲁表示：“这是我们斗争的历史。”曼德拉的写作进度很快，在短短4个月时间里，即完成了初稿，从自己的出世一直写到入狱前的审判，以罗本岛的一些记录结束。完成的手稿被曼德拉等压缩成几乎放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纸片上，然后将这些纸片藏在自己的笔记本中，计划让提前出狱的难友带出去发表。 为安全起见，他们将长达500页的手稿分三处埋在监狱的花园里。1975年，狱方为了加强对不同集中营的政治犯的隔离，决定在花园里建立一排栏杆，以加固已有的围墙。尽管曼德拉等人及时转移了两捆手稿，第三捆还是被狱方发现了，曼德拉等人被剥夺学习权利整整四年。 监狱里组建的“高层机构” 在罗本岛服役三年后，经过不懈的抗争，监狱的条件有了不少改善，政治犯们在劳动时可以自由谈话而不会被看守打断。在这种情况下，曼德拉、西苏鲁等非国大执行委员商讨后决定，在狱中秘密建立一个非国大机构，以配合流亡在外的非国大的反种族主义斗争。 这个组织的正式名称是“高层机构”，其成员都是关押在罗本岛的非国大成员。曼德拉担任该机构的最高负责人，他和其他三位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其他成员按照牢房所在的区域，划分成若干小组，每组指定一名成员为组长，负责联络和召集工作。 “高层机构”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狱内的组织不去影响狱外的非国大组织的决策。曼德拉认为，他们在狱中对外界的形势知之甚少，若对自己不了解的事进行指导，既不公正又不明智，因此，“高层机构”只对狱中生活的一切，如申诉、斗争、通信、食物等，作出应该作出的决定。 由于在狱中不可能召开经常性的大会，“高层机构”的活动便先由四位常委作出决定，然后分头传达给各小组长，再由组长传达给每一位组员。为了把消息和决定从常委们所在的B区传递到与之隔离的普通区G区和F区，“高层机构”特设了一个秘密的通信委员会，专门负责传递信息。 曼德拉和非国大成员通过各种方式互相鼓励，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 “比亲兄弟还亲”的白人看守 对于监狱的看守和警官来说，他们从未见过曼德拉这种自信而有尊严的囚犯，并且，他还是一个黑人。 曼德拉的行为成功地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他会在早上试着同监狱长握手，会说早上好，还问他们妻子和孩子的情况。曼德拉总是以礼相待，特别是对有些年轻的看守，他就像父亲一样。有些看守还帮助曼德拉等人传递信息，有的甚至还同他建立了深厚的情感。曼德拉和白人看守詹姆斯·格列高里的深厚情谊即是一例。 看守曼德拉整整20年的白人格列高里起初认为，曼德拉是一个“恐怖分子”。渐渐地，他被曼德拉身上某种东西触动了。后来他回忆说：“我那时对他们那些黑人领袖仍持有偏见，认为像政府宣传的那样，他们要杀害我们的家人，夺走我们的家园，实行多数黑人统治。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曼德拉是位天生的领袖人物，我开始尊敬他。” 曼德拉被列为罗本岛的“头号政治犯”，但他自始至终都很温和。在格列高里记忆中，20年里，他只见曼德拉发过一次火。一次，一个白人看守讥笑曼德拉是个“白白浪费时间的黑种”，那时曼德拉正在狱中攻读法律硕士学位课程。当时，曼德拉的声音都发抖了，他对那个白人看守说：“你身上只有这一件制服让我尊重，别以为有朝一日你的白皮肤会救你。” 在曼德拉周围的15个白人看守中，格列高里是唯一能和他谈心的。他俩经常在狱中花园内安静的一角，坐在一棵橡胶树下交谈。他们从不为政治问题争执，彼此尊重各自的意见。他们两人的儿子均死于车祸，相同的不幸遭遇使他们的心理距离更近了。曼德拉向格列高里倾诉内心的感受，甚至以家事相托。一段时间里，格列高里甚至成了曼德拉在家的代表。当曼德拉因小儿子马克加索不肯上学而焦急不安时，是格列高里出面，硬是把孩子送到学校，以后，又送他上了大学。而曼德拉这位黑人领袖也成了格列高里儿子的教父。在他俩之间，肤色的障碍已不存在了，正如他俩所说：“我们比亲兄弟还亲”。 然而，这种不寻常的友谊在白人看守中引起种种议论。一些人说：“格列高里和他的犯人居然成了好朋友。”格列高里开始承受种族主义者的侮辱。他们中有的称他为“黑人们的情人”，有的则往格列高里家里打匿名电话，甚至有人扬言要在街上打死他。种种威胁使监狱当局十分紧张，他们甚至不得不为格列高里配备保镖。 格列高里至今还保存着曼德拉临出狱前与他的合影，以及一张曼德拉亲笔写给他的卡片： 军士长格列高里： 20年来我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今天结束了。但是我会永远记住你，谨向你和你全家致以我最诚挚的问候，并请接受我最深厚的友情。 纳尔逊·曼德拉 曼德拉走后，格列高里也提前退休，回到开普敦郊外的家里。每当回忆起往事，笑容便会在格列高里的脸上洋溢，他会欣慰地说：“我真为曼德拉感到骄傲！他差不多已圆了他的梦了。” 将监狱改造成曼德拉大学 20世纪70年代初期，南非国内的黑人解放运动重新出现高潮。起初是黑人大学生发起的“黑人觉醒运动”，紧接着黑人工人掀起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 1976年6月16日，在黑人城镇索韦托，青少年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当局强制非洲人学校使用阿非利卡语授课。 曼德拉和他的战友们获知索韦托运动的消息后，感到很振奋。不久，曼德拉代表罗本岛的战友们起草了一个要求群众团结行动的紧急号召，指出：“胜利的首要条件是黑人的团结。”这一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南非黑人的斗争，并为未来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然而黑人运动最终遭到白人当局的镇压。“黑人觉醒运动”的领袖斯蒂夫·比科被当局迫害致死，许多黑人解放组织遭到当局取缔。大批青年逃离南非，加入流亡国外的非国大，也有很多被抓进监狱。 这些黑人青年到罗本岛后，第一件事就是想知道“曼德拉怎么样了”，曼德拉仍然是黑人青年心目中的领袖。他们敬仰曼德拉，把自己从事的斗争和他联系在一起。但在有些青年眼里，曼德拉一代属于温和派。曼德拉分别和这些青年秘密交谈，沟通两代革命者之间的情感。 很多青年被捕前只有中学文化水平。为了使他们能够在狱中继续学习知识，提高自己，曼德拉决定实施一个教育计划。这一计划起初包括40人，主要是索韦托的青年学生。在曼德拉的资助和教导下，他们得以继续深造，其中不少人在罗本岛取得了学位。后来，曼德拉向友人求助，希望他们募集资金，帮助他实现一个包括罗本岛所有政治犯的教育计划。这一计划最终得到实施。在罗本岛监狱被监禁的岁月，隔绝和禁锢没有摧毁曼德拉的意志，没有动摇他对黑人解放事业必胜的信念。相反，他和他的战友们改造了罗本岛，这里几乎成了曼德拉大学。 狱中小菜园 1977年初，狱方宣布，政治犯从此不必再从事体力劳动，白天可以待在牢房里，在规定时间内可以到院子里活动。这不单是监狱当局为对付后勤供应而作出的决定，更是曼德拉等人不断抗争的一大胜利。 体力劳动解除后，曼德拉有更多的时间阅读、写信，与狱友们讨论问题或起草辩护状，此外，空余时间使他养成了两大爱好：园艺和打网球。 早在青年时代，曼德拉就曾是业余拳击手。从那时起，他养成了晨练的习惯。即使在罗本岛的监狱里，他也从未停止过锻炼。住进“牢笼”的第一周，他便在那狭小的空间里开始锻炼，保持充沛的精力和体力与敌人斗争。开始时，每天早晨起床后，不能外出长跑，他便改为原地跑、做仰卧起坐和俯卧撑等活动。停止体力劳动后，狱方允许犯人在院子里打网球，曼德拉一下子爱上了这项把跑、跳、四肢锻炼合为一体的综合性运动。打网球不仅可以增强体质，更可以在比赛中与其他狱友进行交流、沟通。 园艺与打网球不同，可以陶冶性情。几乎在刚到罗本岛时，曼德拉就要求狱方允许他在院子里开辟一小片菜园。多年来，狱方一直对此置之不理，但最终还是发了“慈悲”，允许曼德拉在院子里的一块狭长空地上开垦自己的小菜园。 院子里的土壤既干燥又多石头，种植前，曼德拉不得不先清除石块，他忙得不亦乐乎。狱方提供一些蔬菜种子，曼德拉便在他的那块菜园里种上了西红柿、辣椒和大蒜等，因为这些植物不需要太肥沃的土壤和太多的人工照料，只要有充足的阳光和适当的水分就可以生长得很好。 从牢房走出的总统 曼德拉在罗本岛监狱的教育计划最终引起了南非当局的恐惧与不安。1982年4月，政府突然将曼德拉、西苏鲁等黑人领袖从罗本岛监狱转移到开普敦附近的波尔斯摩尔监狱。 从曼德拉遭囚禁的那一天开始，世界许多民间组织和政府就表明了支持曼德拉的态度和立场。这些来自全世界范围的对曼德拉的敬仰和尊敬，使曼德拉被树立为反种族主义斗争的国际英雄，也使得南非当局在对曼德拉的处置上不得不有所忌惮。正是由于曼德拉国际声望的提高，被转移到波尔斯摩尔监狱后，南非当局从监狱条件、探视制度和会见外国要人等方面对曼德拉等几位政治犯作了让步。 曼德拉的支持者们当然不会以当局对狱中生活条件的改善为满足，他们呼吁南非政府释放曼德拉。 早在1976年时，南非当局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首次提议可以释放曼德拉，但条件是他获释后必须回原籍接受监护，后来又假惺惺诱劝他以宣布放弃武装斗争，谴责暴力行动来换取自由，均遭到曼德拉严词拒绝，他坚定地回答：“只要南非人民还没有自由，我也绝不接受任何自由”。 1989年9月，德克勒克就任南非总统后，对国内外政策作了一系列调整。同年12月13日，他在开普敦官邸会见了曼德拉。1990年2月11日，南非政府终于无条件释放了这位赢得世界人民尊敬和支持的著名黑人领袖。曼德拉的努力终于获得成功，这丝毫不令人感到惊讶。 获释后的曼德拉当选为非国大副主席，第二年，在非国大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主席。曼德拉依靠他在联合不同人群时所表现出的近乎完美的道德品行，和他在长期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耐心、智慧，终于在南非促成了首次民主大选。曼德拉众望所归，成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 在总统就职仪式上，曼德拉的一个举动震惊了全世界。他首先向来宾起身致辞，随后介绍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后来他说，虽然他深感荣幸能接待这么多尊贵的客人，但他最高兴的是，当初他被关在罗本岛监狱时，看守他的3名前狱方人员也能到场。他邀请他们站起身，以便他能介绍给大家。 看着年迈的曼德拉缓缓站起身来，恭敬地向3个看守致敬，在场的所有来宾以至整个世界都静下来了。 曼德拉回忆当初走出监狱时的心情，“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 1997年12月，年近80岁的曼德拉辞去了非国大主席一职，并表示不再参加1999年的总统竞选。尽管现年91岁的曼德拉疾病缠身，已经非常虚弱，但他的梦想仍在延续。虽然很少过问政治，但他在南非及全世界仍享有崇高的威望。因为他不仅缔造了新南非，还铸就了坚忍不拔的曼德拉精神。 资料来源：《曼德拉》，浙江人民出版社；《纳尔逊·曼德拉》，辽宁人民出版社 |
[video]奥巴马20分钟演讲悼念曼德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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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国家和解统一的象征，备受尊敬的民族精神领袖曼德拉的葬礼在南非举行,全球政要冒雨出席。葬礼的规格与教皇的不相上下，但由于代表13亿人的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的加入，又使得他的葬礼在规模上远超过教皇，堪称半个世纪以来的世界第一葬礼。 对于曼德拉来说，任何赞誉都是受之无愧的，世界因为有了曼德拉、甘地两位坚韧不拔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民主和平转型的伟大政治领袖而美丽。但我今天想说的是，无论是南非还是印度，无论是亚洲还是世界，光有曼德拉和甘地是远远不够的！ 虽然我个人至少在30篇博文里以崇敬的心情提起过两位伟人的名字，但看到曼德拉极尽哀荣的葬礼，却突然想说：世界也许并不需要曼德拉和甘地！ 如果我们回头看看世界上最早的原创民主国家英国、法国和美国，再看看之后以各种形式完成了和平转型最终走向民主化的几十个西方国家，然后再看看中国的台湾与亚洲的韩国等逐步完成和平转型的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会惊讶地发现，除了那位因为不愿意连任而缔造了世界第一民主政体的华盛顿之外，我们几乎记不住那些帮助国家和平转型的西方英雄人物的名字，至于台湾的蒋经国（以及民进党诸位）与韩国的金大中等等，更是无法望甘地与曼德拉之项背。 可问题是，如果从民主转型后的国家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民主政治的成熟来说，恰恰是南非与印度存在着更多的问题！甘地及其后继者领导的印度已经大半个世纪，单拿民主政治来说，甚至比不上亚洲不久前才走上民主之路的印尼和马来西亚；而南非这个原本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强于韩国与台湾的非洲国家，在转型后的状况却不如人意。 无论甘地还是曼德拉，他们的和平抗争精神，他们的道德勇气，以及面对暴力不怕牺牲、抱着把牢底坐穿的勇气，与日月同辉，但他们夺取政权后毕竟都成了国家最高领导人，自然也是政治人物，而且，两人分别被誉为印度与南非的“国父”，此后两个家族都深深卷入到政治之中——那么，民主后的印度与南非的发展与走向，他们是不是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印度的情况大家都清楚，政府治理能力低下，贫富差距严重，甚至连种姓制度都无法解决，贪污腐败并不比英国治理时好多少等等，至于南非，大家不妨去搜索一下公开的资料：经济发展放缓，社会治安一塌糊涂，艾滋病蔓延到快要灭国的地步，贪污腐败有增无减，更糟糕的是，民主国家旨在保护少数——现在占南非9％的白人——的最高政治理念却遭到破坏。我个人在澳洲就有好几位来自南非的白人，他们声称遭到歧视而移民澳洲。 当然，我的读者第一个反应是，这难道是和平转型与实行民主政治之初必须付出的代价吗？我同意，但却忍不住弱弱地问一句：成功实行民主转型的国家，为什么很少出现全球皆知的“民主英雄”？为何恰恰是出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政治人物的印度与南非反而付出了明显比其他国家更高的转型代价？作为转型后迄今为止依然统治这两个国家的政治人物（家族和精神）尤其是曼德拉，是否也有一些没有做好的地方？ 世界各国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例如中国的孙中山，以及更多抛头颅洒热血，有些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先烈们，争取到亚洲、南美洲等世界各地第三世界国家的和平转型，可他们全部加起来，也抵不上一个曼德拉在西方各国眼中的重量，多少有些让人困惑。西方早就摒弃“英雄观”，美国人几乎连华盛顿都不甚崇拜，却对曼德拉、甘地推崇备至，正常吗？下面让我们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来分析一下伟人身上的特点与缺点。 甘地与曼德拉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他们两位都是受西方教育的民族主义份子，他们站出来反对的又都是西方国家或者西方（白人）势力。而当他们赶走了英国、推翻了白人后，搭起来的又都是西方的政治制度框架。这种大起大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纠结，可能是让西方人对他们特别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甘地与曼德拉不但是道德力量的化身，也是最勇敢的行动派，他们以身作则，不怕坐牢，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建立民主制度。但纵观这两位所有的发言与著作，我不得不承认，他们两位对民主价值理念的涉猎浅尝辄止，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曼德拉几乎一直同世界上最大的独裁者（如卡斯特罗和卡扎菲）保持超乎常态的友好关系，他最崇拜的伟人中竟然有大独裁者。 至于甘地，他创立了以“非暴力”争取独立实行和平转型的传奇，但他忘记了他反对的是世界最老牌的民主国家大英帝国，就在他用“非暴力”“绝食”对抗大英帝国并赢得了整个西方世界尊重之时，亚洲几乎所有国家里那些争取民主与自由的人士却一个一个死在暴政的铁蹄下。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甘地这位“非暴力”的英雄在二战前曾呼吁要对希特勒实行“非暴力”，号召希特勒铁蹄之下的民众放弃武装抵抗。 甘地与曼德拉犯下的这些错误如果放在早他们近半个世纪的孙中山身上，还情有可原，可他们都是接受西方教育的精英啊。当然，追求民族独立与自由的过程中，不一定都要保持“政治正确”，可以诉诸民族主义，甚至从独裁者那里寻求精神慰籍。但两人当政以后长期执政，甘地几乎成了印度新的“皇族”，曼德拉家族势力与个人影响力也无处不在，可两人在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上却没有进一步的建树。 再次强调我无意冒犯这两位地位崇高到无以复加的精神领袖，但我毕竟在博文里多次感叹“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出自己的曼德拉与甘地”过，我有权力再次反思，中国真能出自己的曼德拉与甘地？中国真需要曼德拉与甘地？中国出了曼德拉与甘地就万事大吉了？ 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不错，我错了，曼德拉与甘地确实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那么，如何解释南非与印度目前不如人意的境况呢？只有一个解释：这两位政治家的人民没有他们那样伟大，或者根本跟不上他们的脚步！这两位受到西方教育的政治家抓住了西方的软肋，击败了殖民者与白人统治者，却不知道如何击败自己国家与民族中存在的问题！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香港不是1997年回归，而是在1949年被一位香港的民族英雄率领港民夺了回来，如今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南非取得反种族隔离斗争的胜利后，不是制定明显歧视白人的政策，把白人从主要的管理与领导岗位上驱逐，南非的经济会不会比现在发展快一点，社会治安也会好一些呢？ 真正的民主转型绝不是某人或者某种族或族群夺取政权就完事了的，而必须是要让民主的价值理念深入民心，让民主政治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真正保障所有人的人权。否则，民主与自由就可能成为一些人夺权的工具，成为造成不和谐的新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南非还是印度，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与和平转型楷模，只不过是万里长城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让转型真正造福民众，让民主理念深入人心，让民主制度正常运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不认为印度与南非找到了那条路。 对于世界其他尚未完成转型或者正在转型之中的国家，对于那些不是大英帝国统治也不是接受西方文化的白人统治的地区，对于那些期盼自己国家出现曼德拉和甘地的民众来说，必须认识到，光有曼德拉与甘地是远远不够的！民主转型需要上下、内外齐力，达成共识；需要公民社会与每一个人的觉醒；需要经济发展与法治建设；需要更加普及的启蒙与教育，当然，也需要一些民主小贩啦，耶—— 老杨头 2013.12.10 |
 曼德拉逝世，似乎全世界的文明人士都在哀悼，惟有一批华人在分析、谩骂，在嘲笑。人们这么做，有他们的理由：第一，曼德拉杀过人，曾经是一个在列的恐怖分子；第二，南非的民主制度至今不健全；第三，南非的经济搞得很差。 当这么三点理由摆在这里，人们的确有足够的信心拆掉曼德拉的光环。 最醒目的文章，是海外华人作家曹长青的雄文：《曼德拉绝不是英雄》。表面看上去，曹先生陈列了曼德拉的四大遗产，第一个遗产：经济一团糟。第二个遗产：社会治安恶化，艾滋病和强奸率全球第一。第三个遗产，“黑白和解”只是表象。第四个遗产：南非成为支持独裁者的大本营。 显然，曹先生说出的不是遗产，乃是曼德拉的四宗罪。当曹先生的文章甫一出台，华人读者圈子里那是纷纷叫好，尤其是在天朝内部，一批平时热血呼唤民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读书人，仿佛突然遇到了知音，硬是把曹长青当成了他们此时此刻的代言人。 多年以前，我就知道曹长青先生是一个逮谁骂谁的牛逼人物，印象中，他骂过北岛，说他诗歌很烂，巴结诺贝尔文学奖的一批评委，人生以获奖为目的。骂过桑兰，说她是个骗子。骂过刘结巴，说他讨好体制，说什么“我没有敌人”，纯粹装逼，不配拿到炸药奖。不要以为曹先生只骂这些边缘人，事实上他骂起某组织，更是咬牙切齿，恨不得挖人祖坟。估计曹先生如果要回到故里游走一次，怕的是拿不到签证。现在曼德拉去世了，曹先生当然是要开骂的，不然不能显示出他高迈的视野。想来想去，华人圈子里能够与曹先生同时站在领奖台上的骂手，恐怕只有台湾的李敖。不过相比曹长青，李敖恐怕属于斯文一派，不得不屈居第二了。 曹长青先生姑且不论，我们看看秦晖老师的文章《彩虹的启示》。 “2008年那次骚乱中最令人感到可悲的是：今天南非对外籍劳工施暴的那些暴徒基本都是本国黑人贫民，种族隔离时代他们只能待在城外的索韦托，白人的约翰内斯堡是不许他们安家的。15年前由于民主化的胜利他们刚刚取得了不被驱逐的权利，如今他们却要驱逐比自己更弱势的外籍黑人劳工。这次成为骚乱中心的约翰内斯堡市亚历山大地区，几十年前就曾经发生过南非本国黑人贫民的“违章建筑”被白人当局捣毁导致举世震惊的大事件。换言之，那些如今野蛮地驱逐别人的人，当年自己也正是被白人驱逐的对象。这说明了完全平等说来容易做来难。许多人抱怨强者对自己的不平等，却往往把不平等施加于更弱者”。 秦晖先生是一个思维缜密的老师，他当然不至于就此认为南非民主化转型失败，认为曼德拉失败。但是很不幸，秦晖老师沿用了很多人的思维方式，只要论及曼德拉和南非，就会对着这里的经济、这里的民主和这里挥之不去的黑人素质挑三拣四，仿佛民主化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人性的幽暗命题；仿佛曼德拉如果不推动南非的民主化转型，这个国家也坏不到哪里去，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仿佛那些直到今天还在拒绝民主化转型的国家，那些独裁到底的国家，只要经济好转了，大概也是可以忍受的，因为人们看到了，民主化后的南非，也不过如此。 我完全没有看低秦晖老师文章的意思，事实上我看懂了秦先生的深意，他思考的是民主的复杂性，现代化转型的复杂性。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转型，并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天堂建设，天堂从来不在地上，民主只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设计。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说，到目前为止，民主化是避免大规模饥荒蔓延的惟一办法。他通过严密的数据整理与分析，发现自从印度民主化转型以来，过去那种饿死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的悲剧，再也没有在印度发生过，今天印度的遗憾，已经不再是人口被活活饿死，而是人口的营养不良。 遗憾的是，即使是秦晖的文章，在华人读者圈子里也经常被误读，被当成攻击曼德拉和南非的檄文。一些激昂又宏大的情绪在蔓延，以至于全球那么多人怀念曼德拉，中国人却在这里忍不住鄙夷的表情。 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或许是华人多年以来形成的宏大叙事思维定势有问题。比如欧美人欣赏曼德拉，更多是钦佩他的生命的转型，钦佩他的个人生命的重生。很多中国人并不能理解什么是重生，也意识不到在曼德拉一个人的生命范围之内，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更宏大的民主水平和经济建设。今天的南非，民主制度不是全世界最好的，经济水平不是全世界最高的，但人们却远赴万里去参加曼德拉的追悼会，其理由就是一种个体生命层面的感叹。 通常意义上，他们都有一种个体意义上的反思的生活，忏悔的生活，深深知道曼德拉一生的艰难，这种个体生命建设的艰难，远远大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和民主转型。比如奥巴马在曼德拉追悼会演讲的时候就说，“基于爱而不是恨来做决定，永远不要低估一个人所能带来的变化”，奥巴马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生命的变化的重要性，比如他还说，“你通过重生、和解和坚毅树立的榜样，给了我们力量”，奥巴马把“重生”这样奇怪的词语放在了曼德拉的品质的最前面。 什么是“重生”呢？这的确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难道要再走进母亲的子宫里面，被母亲生出来吗？当古典而又聪明的尼哥蒂姆把这样的难题交给耶稣，耶稣是这样回答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你们必须重生！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得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凡是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是不是越说越复杂，越说越神秘？个体生命的复杂性，远远胜过民主的复杂性；人性的幽暗，远远胜过国家的幽暗；个体不重生，国家又如何重生呢？ 胡适说，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不是靠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可是当曼德拉这样一个基本完成了个体生命重建的人物来到我们面前，我们这些胡适的门生，却又认为个体建设不重要了，转而关心那些更加宏大的事情，这到底是曼德拉错了，还是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多年以来一点进步都没有？ 来源：苏小和 链接：http://dajia.qq.com/blog/3312460400906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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