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也曾经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自己也数不清到底参观过多少所大学。
直到2001年年初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校长（Chancellor）后，“我才知道种种情况是参观学不到的，很多东西真是不一样。”杨福家说。
2012年年底，4届校长任期期满，杨福家卸任。前不久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杨福家梳理了这12年的收获：“我学了很多东西，其中最核心的是对人的尊重。”
对人的尊重不是口号，而是制度
在杨福家结束12年任期之际，英国诺丁汉大学举办了4场欢送活动。
第一场是在去年年底，诺丁汉大学请来了200多人欢送杨福家，其中不仅包括学校理事会成员、各学部部长、学院院长，还有杨福家12年任期内曾经共事过的同事、朋友，甚至一些已经离开学校的人也在受邀范围内。
第二场是杨福家的画像正式落成仪式。根据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传统，学校请画家为每一任校长作画，并永远挂在诺丁汉大学。为杨福家作画的是英国皇家人像画家协会会员、画家Keith Breeden。这幅画用了3年的时间，杨福家与油画家面对面交流、静坐超过30个小时。
第三场是在英国诺丁汉大学朱比利校区举行的杨福家楼命名仪式。在学校的历史上，许多杰出人士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是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又一传统。但是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大楼却是史无前例。
校方非常认真地向杨福家介绍这栋楼的设计者。这让杨福家感慨不已：中国人建的楼多了，谁讲得出来这是谁设计的？同样的状况下，曾经有一位中国领导反问杨福家：我们已经把钱给他了，为什么要提他的名字？
第四场是在宁波。4月中旬，英国诺丁汉大学执行校长大卫·格林纳威代表学校授予杨福家荣誉退休校长的称号。他这样阐述杨福家在任期间的成绩：“当年选择第6任校长时，学校想在英国以外的地方进行选聘，以此给学校注入些新鲜血液。我们确定找到了合适的人选，他堪称是全校师生的表率，他带领学校迈向国际化。”
在杨福家之前的五任校长，都没得过这种称号。杨福家询问这个称号意味着什么，“这表明您什么时候都是我们中的一员。”格林纳威回答。
这种尊重并非校长才能享有的特权。每隔一段时间，学校会把一些退休的教授请回来，给一些奖励，让他们感觉自己还是这个校园中的一员。
“一个文明国家，应该把人放在第一位。”杨福家说，不仅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落实到制度上。
还在复旦读书时，杨福家也曾经感受到这种尊重。一次，杨福家在上一位一级教授的原子核理论课时，他觉得这位教授写的一个方程有点问题。但那时还是毛头小子的他不敢举手质疑权威。下课后他悄悄地问助教：“是不是我理解错了？”没想到，这位一级教授把杨福家请到家中，很坦率地承认：方程写得有点问题，是我疏忽了。
谈完话后，这位教授以散步为名把杨福家送下楼来。这种人格魅力让杨福家折服。不久，这位教授指导他写了毕业论文，他就此走向原子核物理之路。
“我们真该好好学学怎么尊重人，把人放在第一位。”他说。
中国还没有形成勇于提问的风气
杨福家曾经与耶鲁大学校长莱文讨论为什么那么多的耶鲁校友回报母校，其中大多数是本科毕业生。莱文的回答很简单：因为他们认为学校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莱文举了一个美国8岁小孩的例子。一天上课，这个小孩对老师说，你写的字拼错了。老师说“真的吗？让我查一下字典”。这位小孩立刻说“不必查，我保证你拼错了”。
这个敢于质疑老师的小孩不仅没有被批评，反而被校长在家长会和全校大会上表扬了。
杨福家特别感慨，这是中美文化的不同之处：美国孩子放学了，父母会问：你今天问了多少个问题；而中国孩子放学了，父母会问：你今天考了多少分。
在他看来，这也是为什么一直回答不了钱学森之问的原因之一。“中国没有形成质疑的环境，孩子从小就不敢提问。然而，没有问题就不会有创造。”杨福家说。
以钱学森自己为例，他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为大师的：钱学森与导师争得面红耳赤，把导师气得夺门而出；但是第二天，他的导师、世界著名火箭专家，进了钱学森的办公室，鞠躬，“你是对的”。
制约创新人才培养的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为适应高考，文理在中学很快就分家了。杨福家说，这违背了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要求。
钱学森曾经说过：“科学创新不是单靠逻辑推理，科学创新的萌芽在于形象思维。”“科学家要有点艺术修养，能学会文学家艺术家那种形象思维，能大跨度地联想。”
这也是杨福家在12年任期内最想推广的一件事情——博雅教育。尽管国内习惯它的另外一个翻译：通识教育。但是，杨福家认为博雅教育的翻译更能准确地表达它的内涵：既要有广博的知识，又要有较高的素养。它包含四个要点：一是要文理相通，二是以学生为中心，三是讨论式教育，四是做人第一、修业第二。
有一位复旦大学物理专业的毕业生，在麻省理工学院拿了博士学位后，去一家股票公司工作，两个月就为公司赚了两亿美元。别人很诧异这个经济外行点石成金的本事，他笑着解释：我用夸克理论来计算，谁能算得过我？而正是以他为首的一批人创造了经济物理学。
杨福家以此为例说明，要培养真正有大成就的人才，必须有广博的知识。“给同学广阔的东西，才有利于创新。”
杨福家坦率地承认：今年宁波诺丁汉大学招生可能会遇到困难。原因很简单：学校要减少商学院的招生，增加理工科招生。
“如果一半学生都在商学院，学校的结构就不对了。”杨福家说。他也知道，宁波素有经商的传统，如果从服务地方经济的角度出发，当地人喜欢商学院。但是有博，又有雅，才能有较大成就，不论从事什么事业。
有的美国学校，甚至认为两年的博雅教育时间还不够，希望把这个时间延长到4年。杨福家说，他们认为，专业是大学毕业以后的事情。
杨福家曾经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商量，是否向美国学习推广博雅教育。但是诺丁汉的体系庞大，改革涉及的面太广。仅以医学院为例，不可能改革老的医学院体系。诺丁汉后来又成立一个新的医学院，规定只能本科毕业后才可以就读。
在这位熟悉欧美高校的老校长看来，尽管从历史上看，美国的教育都是跟英国学习的，但不能否认的是，美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而正是因为有了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科技，才有美国今天的强大。美国的教育与英国比，最高明之处就是把博雅教育放在首位。
不能只复制住宿学院的“壳”
两年前杨福家去拜访剑桥大学，提出一个特殊要求：以前都是去专业实验室参观，这次希望能在学生宿舍住一晚上。
剑桥满足了他的要求，把杨福家安排在著名的三一学院。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住宿学院之一，三一学院名声赫赫：牛顿、培根、卢瑟福、尼赫鲁皆出于此。至今这里已经诞生了32位诺贝尔奖得主和4位菲尔兹奖获得者。
当晚正赶上三一学院的首席导师——勋爵、宇宙物理学家Martin Rees院士感谢160多位导师一学期的贡献，并请他们先到家里喝茶，再去学生食堂吃饭。这160多位在各自领域都颇有建树的导师，直接对应的是三一学院600多名本科生。
学生食堂墙上挂满三一学院历届首席导师的油画，其中，至少有4位首席导师是他认识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Rees院士曾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地位并不低于剑桥大学校长。
“有很高学术造诣的、又能为人师表的人，才能担任首席导师。他们有责任与学生聊天、上课，并引导其他的导师。”杨福家说。值得一提的是，三一学院首席导师的任命必须得到大多数导师的推荐，并得到英国首相的许可，与剑桥校长没有直接关系。“育人为本在制度上得到保证，与谁做校长没有关系。”他感慨。
耶鲁大学的一位首席导师是一位医学院的教授，她的先生是物理学院一位卓有成就的教授，任副首席导师一职。他们都住在学校配备的别墅中，邻近学生宿舍。
这位首席导师家中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超大的冰箱。“只有在工厂才能看得见这么大的冰箱。她的家里曾请过600人喝茶。”杨福家说。打开冰箱，里面是为了招待随时来做客的同学而准备的几百个三明治。老师与学生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这位首席导师告诉杨福家：自己晚上所有时间都放在学生身上。而英国的那位首席导师则基本上放弃科研了。
他说，这也是剑桥为什么是剑桥的原因：把育人放在第一位，为此不惜工本。
目前，中国也有一些高校在试图建立与国外知名高校类似的住宿学院，在每层宿舍都配有住校老师。其实，有没有住宿学院，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教师必须把育人放在首位。要有一套制度保证有一部分高水平、优秀的老师与学生零距离。
最近杨福家去西南的一所大学考察，这个建在郊区的新校区让自认为去过很多大学的他“傻眼”了，用典型的上海句式来说就是“豪华的不得了”。
这位老校长有些遗憾：现在能量很多，就是不向人的方向发展。
在杨福家看来，中国高校真正需要做的，是把以人为本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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