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70后作家刘晓刚 - 教师之友网

刘晓刚的《七天》（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给所有阅读者出了个颇富挑战性的难题。
他给大家展示了一个奢华却是漆黑的迷宫，让人隐约感觉到围棋之魂，却远远不能触及。他是故作高深设置这样的棋局，还是题材本身的特性？抑或在文字的背后隐藏着另外的深意？当我们在迷宫中东突西奔也不见得绕出来时，也许回到对作家本人创作轨迹的探究能觅得一点线索。
在70后作家中，刘晓刚有些独特。这个会下围棋的小说家，也算得是颇有成就的商界才俊。当一些人不断重复自我，困惑于生活经验匮乏，他不慌不忙地完成了几部题材迥异的长篇：《活成你自己》、《天雷》、《夜奴》、《七天》。
“我的第一部长篇，1999年7月11日动笔，开头写了四个字：七月流火，写完就觉得头晕眼花，放了三天，才接着写第二句。”这个带有戏剧性的开头，似乎预示了他的写作节奏。13年，他写了4部小说，每天500字的进展。“我喜欢把激情压在心里，让它酝酿出更好的篇章。我压抑着慢慢写，回味无穷。”正所谓慢工出细活，这500字一字一句精雕细琢出来，写完基本不改。哪一天不写，他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有时候出差在路上，他就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本把思路和章节的要点记下来。在这种状态下，《七天》写了3年。
作品中，刘晓刚采取了多线头并进的叙述方式：一对师徒下了一盘棋，这盘棋下了七天，在七天的一百六十八个小时里，世界各地与围棋有关的人和事在每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一一展现。刘晓刚把每个时辰发生的事情都整合起来，因为只有七天，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没有结局，但它们留下了无尽的猜想和思考。他写得也比较费力，每个段落，每个小时，写完要停两三天，酝酿一下再写。他想到读者不见得喜欢，但是这个念头只是偶尔冒了一下，他仍然按部就班地写下去；他也想过用通俗的大众化的方式写围棋，否则这种深奥的棋艺和如此繁复的表达会将很多读者拒之门外，毕竟围棋受众3000万，只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三。他努力地尝试，最终遗憾地发现，以自己目前的能力，没有办法把围棋和普通人的生活联系起来。围棋本身就是小众的。
“既然如此，为何不倾我所能，把小众的东西锻造得夺目一些呢？”刘晓刚说，《七天》中的棋局，意义不在胜负，而是天才之间的惺惺相惜，是企盼体悟棋道最高境界的追求。在他看来，围棋对弈中，人能够接近“神性”，重归上帝造人时的质朴心性，完成救赎。这本书，就是为那些在围棋中孜孜以求的人们写的。让世界更了解中国围棋的现状，是他多年的心愿。很多围棋国手都认可他的人物塑造，曹大元、古力、常昊……他们认真地对刘晓刚说：“你现在写成这样，以后还想怎么写啊？”言外之意，这部作品写得太完美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刘晓刚写得太用力了，便有了斧凿的痕迹。他太追求完美，太迫不急待地想告诉读者一切，反而伤害到表达，令人觉得不够自然。
“水晶灯的灯光照下来，整个深黄色的棋墩仿佛蕴含着一团轻雾。棋墩两边摆着两只紫色的岛桑木棋笥，里面装着日向县小仓海滨特产贝壳打磨而成的双面凸棋子。”刘晓刚用精致的品味与华丽的文字格调来呈现“有质感的历史”，使《七天》里有一种不露声色的别致奢华。在叙述风格上，他显然受到了日本作家的影响，这与他写作中遍览日本著名作家的作品不无关系。
他的每一部作品题材不同，自然融入不同阶段对人生的感悟：“我总是认为小说要表达的本质，一部书的本质决定了你的形式，我特别反对艺术上‘一以贯之’。我希望小说的形式上有所突破。”刘晓刚说，但是在他的作品中，又有“一以贯之”的追求：《活成你自己》中，父亲一代“革命者”和自己这一代人的人生之路的思考，表现出他在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方面的困惑；《天雷》中，从城市与乡村相结合的复杂性，触及了由表面的秩序所掩盖的邪恶；《夜奴》中，洞悉了崇尚德行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崇尚自由的美国文化、崇尚武士道的日本文化及崇尚理性的日耳曼文化的异同；这种对比延续在《七天》，他用围棋的形式告诉大家，当今社会太缺乏对于“道”的认识。接下来的第五本，他将会写一个小村子是如何变成大都市。因为做生意，他眼看着一个小村庄变成了内蒙的能源基地。这种生活和体验，带来的快乐和幸福，使他高兴得无与伦比。
此前，刘晓刚的作品大都致力于都市题材。和70后大多数作家一样，他缺乏农村的生活经验。“我们是在短短30年里走了美国和欧洲一百年城市化的历程。有没有作家抓住30年的脉博？如果想把握脉博，一是必须掌握西方的经济制度、思想，必须吃透罗素、叔本华、爱默生……二是要投身到商业大潮，见证金融产业、房地产产业的风起云涌。没有切身体会，怎么写城市？三是作为一个中国当代作家，被都市化欲望搞得晕头转向，用怎样一颗心去写中国的都市？用什么思维去写？反思在哪里？”在刘晓刚看来，不立足于自己的社会环境而对生存有深刻的认知和思索，是写不出好作品的。
“文学拯救了我。”刘晓刚说，如果不是文学，也许自己天天和生意人一起喝大酒、做生意。“我不需要有奢华的生活，不是我没有，是文学不让我有。我能活着，能给自己赚来一个安稳的环境，有一活泼泼的心去写作，就行了。要不然，我是什么人？”他常常反问自己，如果没有文学对自己的指引，他会走向何处呢？
他也常常反思70后为什么没有大作家，他认为，是因为作家们把握不住潮流，把握不住中国城市化的脉博，大多是无病呻吟的东西。70后作家普遍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不是得不到关注，而是没有真正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的作品。70后到目前为止，最需要的就是能够反映这三四十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作品，思想的沉淀、反思的痛苦以及失落和迷茫——中国现在走的道路是以前没有走过的。刘晓刚说，我们应该是迷茫的一代，
他热爱写作。“给我多大名多少钱，都不及我对它的热爱。”他说，一天下棋两三个小时，读书两三个小时，做其他工作三四个小时。他希望自己能够安静地写作。“人的生命就像火柴只有一次，一个被评论关注的作家，就好像在说，大家都来看，它要有大作为了，结果扑哧一下，被来自四面八方的风给吹灭了。现在，我点了四个柴火垛了，还有能力再点四个，不管我的火柴是点个油灯、房子或柴火垛，我不说，等我写完了你再评论。”刘晓刚的“柴火垛”，就是他的作品，他说，等他点完了，这火柴是星星之火还是昙花一现，才见分晓。他有这个自信。
刘震云曾评价刘晓刚的《夜奴》“广度有余，深度不够”。对此，刘晓刚说，如果读者看过他的前两部小说《活成你自己》和《天雷》，就比较容易理解他的一个特点：用广度体现深度。“有人喜欢去马里亚纳海沟潜水，有人喜欢乘游轮周游海洋。福克纳一生都在描写他熟悉的小镇子，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写于古巴，《乞利马扎罗的雪》以及《弗兰西斯·麦康伯短暂而幸福的生活》叙述的是发生在非洲的故事。我个人感觉，深度和宽度应该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兼顾起来很困难，没有大笔力不行。这也是以后我在创作中应该特别留意的地方，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以后提升的空间所在。”
“我想告诉大家，中国30年发生了什么。四部小说中的人物主角几乎涵盖了各个行业，这也是一种对历史的纪录。”刘晓刚创作上的野心又不止于此，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走向国际。
小说的国际化无非三种途径。福克纳专写美国的一个镇子，当全世界渴望了解美国的时候，他的小说满足了全世界。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海明威像一个游吟诗人一样游荡。这个被克林顿总统誉为“影响了美国三代人”的伟大作家是当代的荷马。赛珍珠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回到美国，写了一本《大地》，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在中国几十年的经历为她完成《大地》这部杰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
“我不敢奢望美国人和欧洲人关注中国的农村，他们甚至连中国的国际大都市都不在意。我不打算像海明威那样去旅游，中国的文化还没有弄明白，跑到别的地方装大瓣蒜，实在抖不起那个架子。当然，我也不会学习赛珍珠，去异国他乡住几十年，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中国，我还是钟情用母语写作，我没有离开这片热土的勇气。小说国际化的三种途径看来似乎与我无缘。”于是，他试投一子惊波澜，孤石光闪闪。
围棋的特殊性使他另出机杼，独辟蹊径。“你如果想让国际文学奖青睐你，你就要让人家重视你。我希望以围棋为题材写出的这部作品，能够成为中国文学走到国际化道路上的一个小铺路石。中国文学必将国际化，而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这是我们以后要走的道路。”本报记者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