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只有特别自信的作者，才可以如此坦然地不恃包装——《许子东讲稿》（人民文学出版社）素颜朝天，却不影响它获得学界和同行的热烈关注。这是许子东首次出版多卷本文集。卷一：《重读“文革”》；卷二：《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卷三：《越界言论》。分别收录了许子东三十年来的学术著作，以及近十年的“越界”言论。这位1980年代在中国文坛叱咤风云的青年评论家，携这套书“归来”，受到读书界关注。日前，记者对他作了专访。
用普罗普的方法
讨论“文革小说”
读书报：《许子东讲稿》卷一是《重读“文革”》，该卷大部分文章2000年曾收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原题《叙述“文革”》。十多年之后，您看“文革”的眼光有变化吗？
许子东：当初写这本书时，普罗普的书还没有完整中译，我只看了摘译，英文本很多没读明白。普罗普1928年在苏联科学院所从事的童话研究，直到1970年代才被译成英文，却对英美学院里的结构主义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对于俄国民间故事的分析方法对我很有启发。按照罗伯特·休斯的概括，普罗普的工作就是“从一组拥有近似造型的一百个故事中，努力抽取一个原始故事的结构。这个原始故事的三十一个功能包括了在这整组故事中的全部结构可能性”。我用普罗普的方法对我的书重新做了修订，希望能够讨论“文革叙述”的特殊“语法和句法”。我认为这个方法不光可以用来读文革，也可以解剖所谓红色经典或武侠小说。以后有机会，还想阅读更多更新的“文革小说”。
读书报：为什么用普罗普的方法来研究“文革小说”？
许子东：我自己有感于19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热情地采用西方的学术方法，但用得杂乱，在一篇文章或一部书里用多种方法，不系统，且太急功近利。中国的文学批评，关心现象与问题，针对问题找出答案；海外的学院研究更讲究理论和方法。打个比方，前者像医生在火线上抢救伤病员，后者像医学院给学生做示范的教授，主要炫耀自己的医学水平。但也可能技术炫得很好，对解剖对象没有新贡献。最好的境界是不仅证明方法好，还把前人没有看到的东西解剖出来。
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中国文学评论注意问题多过方法，有何利弊？
许子东：我从上海到香港，离开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中心，反而看清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也意识到海内外文学研究的区别。我曾经在港大帮助一家英文期刊选摘中国内地的文学论文，发现我所钦佩的同行们（陈晓明，陈思和，吴亮等等，也包括我自己），很喜欢用“几个特点”、“若干倾向”、“主流”、“发展趋势”等大词讨论文学作品，常常以论代史，不是从材料出观点。这个反省使我对以后的研究方法有所警惕。国内同行当然也有反省，比如汪晖、陈平原办《学人》。
有一年我去中国社科院开会，钱理群注意到我在很顽固地借用一本书解读文学现象。他们说这在方法论上是有意义的。中国社会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文学评论家、政治家，都是注意问题多过方法，不太关注方法的一致性。很多评论留不下来，就是因为很难从中看到方法论，都是急于解决问题。问题过去了（不热了），评论也过去了。
问题批评的长处是对中国对社会有热情，且跟作家关系密切。我们这代“新人文论”有先天弱点，古典的底子和钱锺书、王瑶先生他们没法比，学院理论上也不够系统。1980年代的评论，按陈平原的说法是“印象式文学化”。我自己觉得，问题倒不是“印象式”的方法，更在于不论是用古典文论还是西方美学的方法，都缺乏方法论的意识与规范。用得很急，急用先学。1989年我离开香港后一度写得很少，一直在想，文学研究的路子以后怎么走。
读书报：但是采用普罗普的方法讨论“文革小说”既算不得跟踪当下文坛的热点，而结构主义也不新鲜。那么这样的实验，会有怎样的意义？
许子东：声明：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与时俱进”或走在时代前列的人。普罗普是现代结构主义的大师，他认为千变万化的故事都背后有一套模式。中国讲“文革”有不同的讲法，作家们没有一起开会，没有读过普罗普，但是大家也都自然而然按一定的模式写作，这背后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心理甚至集体无意识的制约，是我关心的问题。我的研究，一是看故事有什么基本模式，包括起承转合；二是有哪些基本的变化；三，结论是最重要的不是作家怎么写，而是社会需要这些模式，模式帮助我们渲泄自己的不满，然后欣然忘却。
当时在芝加哥，李欧梵告诉我结构主义在西方的研究方法里已经过时。但是我对“文革”有情结，讲“文革”血肉相连。我是在“文革”那时候长大，我身体的变化跟思想的变化都是在那个时代完成的。我不是把中国“文革”作为特殊的病例，其实是自己的反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是海外学者，写文章还是有很强的问题意识（虽然已在海外游学教书25年）。这次“重读文革”加强了技术性的操作，但核心观点没改变，就是检讨“为了忘却的记忆”。
读书报：您如何看待这种“忘却”？
许子东：回过头来看，1980年代的中国小说无可否认成就很高，振奋了国民情绪，帮助大众检讨摆脱灾难；反过来说，小说在“遗忘工程”中也有意无意扮演了重要角色。
“文革小说”有几种：一种是满足情绪的宣泄，比如《芙蓉镇》中所有的意象满足了人们的心情，极大地符合了70年代末的主流；比如余华的《活着》，帮助全民族洗涤了罪恶感。二是知识分子的写作，比如王蒙的作品中没有好人坏人，只有好事坏事。三是红卫兵知青的叙述，我错了但我不忏悔。中国很多现象都与此有关。理由一种是，我错了，我的动机是好的；我错是因为受蒙蔽；另一种是我错了，别人错的比我还严重。四是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等的写作，最典型的马原的《错误》，这种作品最接近反省。作家还在坚持，但只是在边缘里坚持。出版社告诉我这次“重读文革”已多次加印，说明并不只有我关心这些文学现象。
读书报：您选择50部“文革小说”的标准是什么？
许子东：我的做法，是把小说的文学性放在一边，研究文学背后的心理性，研究得奖的或受争议的作品，越来越多地从文学价值坐标系里移出来。我在思考，中国人在想什么，通过这些作品能知道什么。所选的五十部作品，在艺术上参差不齐，但是能显示国人对文革态度的一致性。很多作品致力于“遗忘工程”是有意为之。
读书报：但是也有很多学者，比如陈晓明、张颐武等，在文学评论上很注意借鉴西学思潮。
许子东：“后现代”各种概念引进，实际有前现代政治的内需。还是问题意识多过研究方法。另外一些海外学院中人，更加系统引进北美左倾学术思潮，客观上也有意无意迎合了中国国内的“革命传统”。除了“重读文革”外，我的文学评论一般没有这么明确的意识形态动机。第二卷《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主要是文本细读。
学院派：学的成分少，
术的成分大
读书报：您怎么看待当下的评论与文学的关系？
许子东：原来文学是社会的焦点，文学批评关注《乔厂长》，就是评论改革；关注《爱，是不能忘记的》就是讨论社会热议话题。现在文学不在焦点，作家被边缘化，评论也缺席了。与此同时，文学评论在依附学院发展，学院又走向另外一条路，以项目为主、职称为主，学术的成分降低了，学的成分少，术的成分多，学院评论缺乏权威性。跟1980年代文学与评论的热潮不能比，那时评论相对独立化，作家也看重评论家，那段时间是文学的黄金时期。
1990年代兴起的，一是通俗文学，声色犬马；二是进口最新的洋化，“后现代符号”跑来解释中国。从此中国先锋的评论集团，再也没有振奋过。现在媒体的力量逐渐强大。不靠作协或中心，也许媒体，包括贵报，应该更多地承担文学价值评判的作用，也许这是今后十年二十年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读书报：现在活跃在一线的评论家仍然是1950年代出生的人居多，评论界似乎也存在青黄不接的现象，您怎么看？
许子东：一是文学失去社会文化中心位置，缺乏吸引力；二是1990年代后，评论界越来越被官僚的学院化束缚。学院里又不是纯粹的学术发展，不是价值至上学术至上，而是项目至上，盲目祟洋“接轨”。北大一度要教授英文授课，香港的中文系也鼓励英文出版（反过来，却不要求英文系教授做中文研究）。很多人，研究只为职称谋，离学术学问渐行渐远。
所以八十年代对我们来说，是美好的回忆。正赶上时代的空档，所以年轻人有一点成绩，马上得到了王元化、钱谷融、王瑶一代学者的肯定，属于“隔代扶植”、“越代支持”。我们之后的年轻学者没有这种待遇，有些在学术刊物发表一篇文章都很难，还要贴钱，还需搞关系。对年轻人窒息很大。有些导师本身水平也欠缺。现在的年轻人，要他们满腔热情关心学术不可能，他们还有生存问题，房子啊，养家啊，靠搞文学评论行吗？
读书报：当代文学评论在文坛褒贬不一。您认为怎样做学问才有出路？
许子东：也许学术本来就是少数人的事情，没关系，总还是有人在做。当代文学评论和学院里学术的发展有关系但又有区别。前者主要和作家、作协及读者对话。后者主要和其他学人包括前人对话。现在后者资源丰富，前者缺乏动力。
我参加过香港浸会大学“红楼梦奖”的评审，还有美国大学里的中文文学奖，我也参与过南方报业的媒体文学奖，还参加过网络小说的评选。在我看来，南方都市报和中移动的网络文学评奖很有意义，但工作做得有些粗糙。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传媒，虽然杂乱，但生机勃勃。总而言之，学院的学术研究怎么跟创作发生联系，衔接点在媒体。
读书报：您的写作会考虑读者吗？
许子东：作家只为自己的灵魂写作，这是一种诗意的说法，他们会假想读者。张爱玲曾说，她宁可考虑读者。考虑读者就是考虑版税；考虑编辑是考虑稿费，背后是审查。
我的论文假想读者是王德威、陈平原们。电视发言的假想读者就是网民。
作家写作，尤其是没成大名之前，要争得发言权，首先是发表，发表就要做出妥协。我最早写小说时，《上海文学》两个编辑帮我修改，花了半年时间，他们叫做培养队伍。我的同行中有王安忆、王晓明，因为有“背景”，好像不用改稿，我和陈村很嫉妒。外国的作家也是。哪一天坚持自己写的东西了，那是一种奢侈。
读书报：您成功地在学界与媒体间“越界”，这似乎有悖于一般人对学者的印象。担任电视嘉宾会对您的学术研究有影响吗？
许子东：我的老师许杰说过，文学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也是。但我唯一想做的是想守住自己的灵魂，不想被别人拿去。
我认识的学者们每年出一本散文集，也是一种心理调节。对我来说电视就是我的散文。我的电视言论，变成文字后，在香港的大学里被视为社会批评、文化研究。如果说我的职业是教师，学术是本分，那么作为一个社会意义的人，在公众空间发言，也是应尽的义务。所以，今后有机会，我仍会客串传媒，表达书生之见。同时，今年起，还会应聘到北京兼任“中国人民大学讲座教授”。我并不以为课堂与传媒必然矛盾。
读书报：《讲稿》的第二卷《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采取这种主题并置的书名，有何用意？现在学界有一种浮躁之风，有人认为很多教授（即使是知名教授）学问的奠定始自论文，之后的学术研究没有超出当时的论文水平。《郁达夫新论》使您在29岁就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现在又收入此卷，有何新的见解？
许子东：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都是我的研究对象。已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黄继持的《鲁迅·朱光潜·陈映真》，就是把不相干的研究重点并置成了一本书。我最早研究郁达夫，大概是二十几年前就出了他的书。这次选了四篇。不悔少作，略改注解格式。其实前两年在电视艺术人文频道上讲过几集郁达夫，有些新的感受，“民族”与“性”，是当年作家，也是今日愤青“郁闷”的两个重要因素。复旦出版社要出，还没来得及整理。张爱玲部分其中有一些是我最新写的，如关于《小团圆》，触及更多复杂的文学和人性问题。
读书报：在《讲稿》第三卷《越界言论》中，写到“自己的故事”，还涉及很多重要敏感复杂的话题。这些越界言论背后，和您的个人生活有怎样的关系？
许子东：这些言论是每天面对报纸网络的热议题材，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但放在一起看，背后也有一些比较连贯的思路和想法——我的兴趣也许“与时俱进”，但我的思想一如既往。有些想法在电视言论中无法完整表达，这次特地以讲座或文章形式收入。可是这种自以为是的“一如既往”的想法又是从哪里来呢？这就是最后部分“自己的故事”想回答的问题。“故事”是这本论及政治、社会、情欲、文艺的言论集的一个具体真实的注解。
（本报记者 舒晋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