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春阳,又署名春阳。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治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与汉语修辞,致力于水墨山水与新诗的创作。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chunyangxieshi 一 汉字简化的合理性,章太炎的弟子文字学家钱玄同说得最为充分,“从甲骨、钟鼎、《说文》以来,时时发见笔划多的字,时时有人将它的笔划减省。殷周之古篆减为秦篆,秦篆减为汉隶,汉隶减为汉草,汉草减为晋唐之草;汉隶的体势变为楷书,楷书减为行书;宋元以来,又减省楷书,参取行草,变成一种简体(即所谓‘破体’‘俗体’‘小写’)这都是显著的减省笔划,而篆与篆,隶与隶,草与草,简体与简体,其中尚有繁简之不同。总而言之,数千年来,汉字的字体是时时刻刻在那儿被减省的。从殷周之古篆变到宋元简体,时时刻刻向着简易的方面进行,可说是没有间断。”[1] 所以会有这样的趋势,是实用的力量在起作用。在汉字书写的过程中,笔划少,书写的效率就高,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侧面。书法艺术对于汉字演变的塑造,也是伴随其全程的,没有求美的动力,汉字绝不是如今的模样。简化汉字运动从开始的那天起,实用的考虑就占据了上风,甚至成了唯一的标准,艺术的考虑与汉字本身的理据脉络被忽视了。 如今重新讨论这个议题,不是认为汉字不应该简化,而是说它简化得过于仓促。假如能充分论证其方案,在方案中考虑到了美的因素、汉字内部结构的因素,就会避免一些今天看来不合理的简化行为。 周氏兄弟的写作,地道是中国传统方式,终其一生,毛笔小楷,寻章摘句,一丝不苟。他们于汉字的态度,也颇可寻味。 周作人一九四三年序夏仁虎《枝巢四述》云:“目前有一件事,本极重要切实,而世间容易忽略或忘却,忽略忘却时甚不成话,而郑重提出来,又太平凡了,或者觉得可笑,此亦是大奇也。此一事为何,即中国文用汉字所写,是也。中国人用汉字是历史的事实,但是这在中国民族与文化的统一上又极有重大的意义,所以今后关于国文学之研究或创作,我们对于汉字都应该特别加以认识与重视。”[2]在他一贯的理性认知中,包含着对于汉字的情感在。 在汉字简化的问题上,周作人向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未曾引起注意。一九二二年他著《汉字改革的我见》一文说:“总之汉字改革的目的,远大的是在国民文化的发展,切近的是在自己实用的便利;至于有益于通俗教育,那是自然的结果,不是我们唯一的期望。”[3]这话说得原极清楚明白的,但简化汉字却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一项持续了将近百年的社会运动,在表面上有理有据的科学论述背后,包含着政治冲动和长期压抑的文化诉求。 周作人一九五七年写的短文《汉字与简化》结尾道:“凡是一种大改革,我想总要考虑轻重缓急,如果这事改革了于国家人民有大利,或不改革时有大害,那就得着手改革。但是汉字问题不像是这样重大,况且是二三千年又几亿人用了下来的文字,又岂是一时代的若干人做得了主的呢。”[4]意思很清楚,简化汉字照理可以缓行,应当十分慎重。 仿佛是预感到这一运动的不可阻挡,他退而求其次,希望简化方案能够成熟合理一些,“简笔字的必要是事实,不过这也有个限度,即是每个字可能的简,却不能几个字简成一个,过了这个限度就不免要出纰漏。…它的基础是建立在汉字上,它的使命是在于帮助汉字,而不是破坏汉字的作用。在说汉语的中国人民中间,一时大概必须利用汉字,一面要使它变化得简明适用,一面也要防止它的混杂”。[5] 这话说得有针对性,因为简化汉字的一个很重要的冲动,是为了破坏汉字的表意性,为拼音文字的实行开出道路。从为别字白字辩护始,至大量使用假借手法,将同音的两个甚至三个汉字合并简化成一个,不顾意义的混淆,不惜代价,意图是明显的。 一九六四年一简方案《简化字总表》公布。十三年后,一九七七年又抛出二简方案。二简方案遭到全社会普遍抵制,却在十年之后才宣布废止。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以通知的方式下达,即日起停止使用。 二 鲁迅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曹聚仁》信中说:“我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长编入手,但即此长编,已成难事,剪取欤,无此许多书,赴图书馆抄录欤,上海就没有图书馆,即有之,一人无此精力与时光,请书记又有欠薪之惧,所以直到现在,还是空谈。”[6]鲁迅的早逝,使他留下许多未竟之业,文学史没写,毕竟还有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和断代的《汉文学史纲》,字体变迁史则完全是空白。对于汉字和汉文学,鲁迅是有情感的,从学术上研究其变迁,则是理智的责任了。也许因为汉字字体变迁史没写,鲁迅于文字改革的见解,未能超出时代风潮之上,又因鲁迅真诚地热爱民众,对于数千年来将民众排除在外的高等文化人的习气,深恶痛绝。鲁迅在一九三四年九月的上海,写下短文《中国语文的新生》之时,他的心情一定沉痛,“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那些识得《十三经》的名目的学者,‘灯红’会对‘酒绿’的文人,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7]这种非此即彼的意见,由鲁迅说出,可以知道那时候的矛盾已经让中国的“智力”陷入了怎样的困境当中,难道鲁迅真的相信,拉丁化能够使中国语文新生么? 一九三五年春,《太白》半月刊主编陈望道,联合上海的文字改革工作者组织了手头字推行会,发起一场颇有声势的手头字运动。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郭沫若、胡愈之、叶圣陶、巴金、老舍、郑振铎、朱自清、李公朴、艾思奇、郁达夫、胡风、林汉达、叶籁士等当时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二百人,以及《太白》、《文学》、《译文》、《小朋友》、《中学生》、《新中华》、《读书生活》、《世界知识》等十五家杂志社共同发起。 我们日常有许多便当的字,手头上大家都这么写,可是书本上并不这么印。识一个字须得认两种以上的形体,何等不便。现在我们主张把“手头字”用到印刷上去,省掉读书人记忆几种字体的麻烦,使得文字比较容易识,容易写,更能够普及到大众。[8] 《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收了三百个简化汉字,后来大部分被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一九三五年)所采用。该表系南京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从“国语筹备委员会”所提供的两千三百四十个简体字表中“用红笔圈出三百二十四个字”,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由教育部正式公布。第二日,又公布了《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推行部颁简体字办法》,要求各地教育部门遵照执行。同年十月三日,南京国民政府以中央政府主席、行政院长、教育部长的名义通令全国,要求全面推行简体字表。然而仅仅半年,至一九三六年二月五日,教育部据行政院的命令,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据说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戴传贤给蒋介石下跪,为汉字请命的结果。中国历史上由政府主导的第一次简化汉字无果而终。鲁迅因赞成拉丁化新文字,而未参与手头字运动,“这些事情,我是不反对的,但也不热心,因为我以为方块字本身就是一个死症,吃点人参,或者想一点什么方法,固然也许可以拖延一下,然而到底是无可挽救的,所以一向就不大注意这回事”。[9]像鲁迅一样,认定“汉字和大众势不两立”的人,无论当时还是后来,都不在少数。语言和文字,是民族文化最重要的凝聚物,识字人口的比率,并不能改变这一点。对汉字的“阶级仇恨”,在百年的文字改革中时隐时现,暗流汹涌。瞿秋白把普通话看做是无产阶级的方言,当时曾被人质疑。 手头字运动,以及同期的新文字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文字改革的事情,而是一种变相的政治运动,至少于一部分参与者来说如此,因此许多人真实的兴趣并不在文字,倒是在政治主张上。郭绍虞曾说:“在解放以前,我是赞同文字改革的。为什么赞同?一大半是为了革命。”[10]大陆和台湾今天的“一国两字”局面,或可溯至当年国共对于简化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日益分化的不同态度上。 抗战和后来的内战期间,共产党所辖的解放区,曾广泛地使用简体字。当时有大量的油印书报刊物多种宣传品曾采创过许多简体字,比如“擁拥、護护、幹干、產产、奮奋、紅红、會会、黨党、參参、報报、勝胜、敵敌、勞劳、運运、動动、團团、歡欢、閱阅、鬥斗、戰战、爭争、蘇苏、實实”等,这些简体字流传开来,被称做“解放字”,它们成为一九五六年公布方案的简化字的前身。 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成立当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便宣告成立。一九五二年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改组成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直属国务院。五年之内,完成了从民间社团、研究机构到政府职能部门的三级跳,机构建设到这一步,文字改革已箭在弦上。 方案公布之后,简化字在技术和物质上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要重铸新的字模,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那样一个物质短缺的时代,这个困难是巨大的,仓库里积存着许多以繁体字印好的中小学教材、工具书等,沿用多年。繁体字模全部淘汰,更新为简化字模,于印刷厂来说,不是立即可以做到的。从一九五一至一九六〇年,十年间出版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是繁体字版。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文化部和教育部正式发表《关于简化字的联合通知》,并公布了《简化字总表》,同年四月,人民出版社使用繁体字竖排出版了合订一卷本《毛泽东选集》,一九六六年及以后若干年,这一繁体字版毛选分发各地,进入千家万户,这部一百零五万八千字的经典著作,成为汉字简化之后,欲一睹繁体字风采最易得到的公开文本,深红色的三十二开硬皮装帧,薄韧的纸张,一丝不苟的校对,竖排繁体,汉字标出的页码一五二○,厚重矜持,犹如古籍,外加函套,定价六元八毛。与六十四开塑料皮一卷本简体横排的《毛泽东选集》相较,虽一字不差,却不可同日而语。《毛泽东选集》,使简化字时代出生的人,见过了认真的大规模繁体字现代汉语。 三 文字者,要重之器也,而器惟求于适用的思想,清末民初这是流行的观念,人们普遍认为“文字本是一种工具,工具应该以适用与否为优劣之标准。笔画多的,难写、费时间,当然是不适用。笔画少的,容易写、省时间,当然是适用”。于是废除汉字之外,改革汉字的呼声也起于一时。最现成的改革方案莫如采用所谓俗体字。俗体字自古有之,特别是明清以来,在民间的账簿、当票、药方、小说、唱本等处普遍使用,是汉字的破体,也叫手头字,虽不登大雅之堂,却已通行无阻,只不过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罢。 一九〇九年《教育杂志》创刊号发表了陆费逵的文章《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理由有三:此种字笔画简单,易习易记;已经通行于公牍考试之外的一切领域,事顺而易行;减少习字难度,增加识字人数,刻写亦便利。俗体字运动之提倡看来比白话文运动要早好几年。 简化汉字的依据,实用而外,还有所谓“人类文字发展的规律”。美国文字学家泰勒(Issac Tylor)提出,人类的文字经过了五个阶段:图画、图像标记、表言符号、表音节符号、表字母符号,其中前两种属于表义文字,后两种属于表音文字,中间一种兼属二者。他把汉字归为象形字、会意字、表言的表音字,说这些的混合是“最显著的例子,说明一种文字系统从来没有超越过最初级的习俗化的图画文字的残留”。[11]这样的看法,是认为方块字落后,拼音文字先进,是世界文字共同的发展方向,中国也未能例外。这种以科学的名义和普遍规律的面目而出现的意识形态观念,特别容易蛊惑人心。“五四”时代的精英,鲜有不上其当者,而上一辈人则不然,如章太炎“吹万不同”的论述极为确切,他认为“文字者,语言之符,语言者,心思之帜,虽天然言语,亦非宇宙间素有此物,其发端尚在人为,故大体以人事为准,人事有不齐,故语言文字亦可不齐”。[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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