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九年（1883），早春，一位年仅22岁的英国青年只身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温州。他的汉名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这个名字后来被认为对温州乃至整个中国都举足轻重。
苏慧廉是理雅各（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西方人）的学生，李提摩太（英国传教士，1870年来到中国，最初在山东、东北一带传教）的追随者，费正清的老师，胡适的朋友，陈寅恪在牛津大学的前任—因苏慧廉去世，陈寅恪赴牛津接班汉学教授一职。他为温州留下了第一所西医院、第一所西学堂；为中国留下了温州方言版《圣经》，并将《论语》翻译成英文—该译本成为牛津大学最认可的经典作品，至今已印了三十多版；他曾在一战前线服务华工，获民国政府勋章；代表英国处理庚子赔款，助力千万英镑退还中国。
“他一生最好的时光都在中国度过，他的故事却少有人知。”毕业于浙江大学的温州人沈迦决意为这位苏慧廉先生出书立传，六年后，有了这本《寻找·苏慧廉：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以下简称《寻找·苏慧廉》）。在上海读者见面会上，沈迦谈及此书的写作缘起：“在我写这本书之前，有关苏慧廉的介绍最多不会超过300字。所以我特别赞同一句话，我们今天对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还缺少一个道歉，缺少一声感谢。像苏慧廉这样曾服务于中国、有功于中国的传教士名单还很长很长，他们的故事值得为我们知晓。” 六根黑色大圆柱的记忆
作为一个温州人，沈迦无法忘记幼年时跟随祖母上教堂时所见到的那六根黑色的、据说是从英国运来的大圆柱—究竟什么人会将这些高达十余米的木头不远万里运到小城温州？
“我第一次知道苏慧廉的名字，是在大学毕业后到《温州日报》副刊工作。”沈迦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知道温州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有两本外国传教士撰写的回忆录。英文写的，没什么人知道书里到底记录了什么。1999年底，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报社组织‘百年温州’专版，我和摄影记者专程去图书馆借出这两本回忆录，并翻拍了其中几张照片。这两书的作者就是苏慧廉夫妇。”
虽然之后没多久，沈迦便“下海”沉浮商界，但苏慧廉的名字却始终与教堂里的那几根黑色大圆柱一起，让他常常想念。忙碌之余，沈迦断断续续收集过有关苏慧廉的资料，发现历史对于这位将一生最美好的时光贡献给中国的传教士实在吝啬。
“我想写苏慧廉。”200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全家移民加拿大、并“主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沈迦向太太吐露了酝酿已久的想法，得到首肯。一开工，困难重重。“首先是资料稀缺，不是一般的稀缺，而是相当的稀缺。我去过温州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也走访过从事地方史、教会史研究的人，所有当时温州能找到的材料，连一篇苏慧廉的简历都拼凑不全。我后来查Google，不论中文还是英文，也都只有短短的几百字，大多还是重复温州媒体抄来抄去的报道。而关于他离开温州后的行踪，更是付诸阙如。”沈迦介绍。
除了家门口的UBC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沈迦还去过英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档案馆、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台北胡适纪念馆、台湾大学图书馆等。在北美哈佛、康奈尔、明尼苏达等几所名校的图书馆也查阅过资料。英国循道公会还授权他查阅目前存放在伦敦大学图书馆的教会档案。
“除此之外，近年来我还走访了苏慧廉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城市。从温州到太原，从上海到北京，从香港到澳门，从牛津到剑桥，英伦半岛也去了两趟。重返历史现场，寻找历史后人。”沈迦说，虽已离开媒体多年，他依然信奉“好文章是用脚写出来”。
于是，非历史学者沈迦写成的《寻找·苏慧廉》充满难得的严谨—书中千余条注释足以说明作者的努力。“有人认为书中引用原文过多，担心因此影响可读性。其实，这是我的故意为之。中国的历史，离今天越近竟然越模糊，稍一深入就会发现与教科书里讲的大不一样。在这个缺乏信任的时代，我只能尽量用这些来自第一手、并用第一人称记录的材料，提醒读者，这才是当事人眼中实实在在的历史细节与角度。”
“有史家将晚清这段历程称为中国第一波现代化，以别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波现代化。我在阅读写作的过程中，强烈感受到这两波现代化竟然是如此相似。它们都是以改革开放为导向，并且均在70年代开始中兴，90年代遭遇挫折。政治与经济在其间交织往返，缠缠绵绵，历史只能以一种混沌的姿态向前寸进。当然，这不是我的发现，我仅是感慨于这一发现，并试着想借苏慧廉的酒杯，浇中国一个世纪的歌哭，并期待苏慧廉及他的时代成为我们今人回首百年时一个可资分析和咏叹的角度。”沈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