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文与文学与人
现在文化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应试教育的弊端，和它造成的一些后果。有一个观点，说有人对应试教育中文学部分不满，可能是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现在的中学语文教学，甚至大学的语文教学，教的主要不是文学，而是“语文”：其教学目标只为了让学生做到文从字顺，即掌握基本的语文知识；学生要把握语言的基本使用功能，要具备基本的写作能力——这是语文教学的一个主要目的。而文学则是一种专门的、一般来说很难在大中学校传授的特殊技能。
这种说法好像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可推敲的地方也很多。起码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进行探讨。
首先是“语文”这个概念。“语文”是“语言文字”还是“语言文学”？我认为是后者。哪怕是小学和中学，都不会是“语言文字”的意思，而只能是“语言文学（章）”。因为只有始终抓住了“语言”和“写作”，才能从文章的整体去把握教学。它是从语言到文章，而不是从语言到文字，文字最后总是落在文章上的。如果从中学到大学这个过程当中，“语文”作为一个概念在内涵上发生了变化，那只能变得更加“文学”了，因为大学直接就是“汉语言文学系”，更清晰地标划出“汉语言”和“文学”两项。系的上面是“文学院”，其重点落在哪里更清楚了。
其次，即便是语言和文字教学，离开了语境，离开了某种特定内容，离开了这个基本土壤，即不可能栽活语言这个东西。不能是中学阶段要练好语言基本功，才要忽略对文学的理解。恰恰相反，语言的准确使用，正是建立在对内容和语境、包括氛围这些东西的理解基础之上的。中学教学，大学教学，一旦脱离了对于文学性的把握，脱离了对文字栅栏之后的那些东西的感悟，就丧失了对一部作品的真正理解。比如中学生作文，老师为了让他多编织进去一些词，常常顾不得文字的准确和洗练，只要通篇用的词多，给他画的红圈就多。比如说“我上学了”，许多学生要写：“我背着书包蹦蹦跳跳，迎着冉冉升起的太阳，兴高采烈地上学去了。”多么别扭，他们都要这样上学吗？什么事情都是“从娃娃抓起”，长此以往整个社会都会养成一种不当的修饰和夸张、说假话、大而无当的语言风气。这不是一种诚恳真实的语言。现在打开报纸，什么“挥之不去”、“呵护”、“大跌眼镜”、“一头雾水”、“靓丽”之类，都在翻来覆去地用，他就不会用些别的。其实这种缺乏个性、不好的甚至是恶劣的语言习惯是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大学养成的，反过来再影响人的一生：他一生都不会好好说话了。由此可见，这看起来只是一个教学方法问题，实际上却是影响整个社会风气的事情，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学习说话就缺乏诚实，追求矫饰，言不及义。语言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构筑要素，人是语言的动物，如果从语言开始损坏社会品质，问题就十分严重了。我们不要忘了，这种损害的起因是将语言和文字与实际内容割裂开来造成的。
再其次，既然讲的是文学，也就不能以任何理由去肢解它鲜活的肌体。有些教学方式从局部看有一定的合理性，从全局看就显得荒唐了。如在大学里讲现代汉语，文字训诂，还可以相对剥离出来讲；而对待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就必须防止过分的技术操弄，不应随意把它“分解”和“量化”，不能以所谓的学术割伤诗性内容。中小学搞的分段法、段落大意、重点词语、主题思想之类，其机械性、荒唐性延续到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那里，就成了自然而然的僵化的学术派，成了呆板的学院体系，不同的是变得更言不及义而已。面对文学作品，正常情况下主要是赏读和感悟，或喜形于色或愤而忘言，于情感冲动之中、于激赏喟叹之中沉浸和领会。离开了这些，舍弃了这些，文学课还不是要讲成化学和物理吗？美国著名学者、作家苏珊·桑塔格关于文学作品与读者的关系常有真知灼见，无论是谈“反艺术”，谈文学的“后现代”还是其他，都能服人——“不管艺术作品具有怎样的表现力，它都奇特地依赖于那些有此种体验的人的合作，这是因为，一个人或许可以看出艺术作品所‘说’的东西，但出于麻木迟钝或心不在焉，依然无动于衷。艺术作品提供了一类被加以构思设计显示不可抗拒之魅力的体验。但艺术作品如果没有体验主体的合谋则无法引诱他们。”经过她的解说，文学作品的魅力缘何而生，就成了非常好理解的一个事情，也成了很朴实的一个道理，只是很少有人讲得这么清晰。她的意思很简单：无论一件艺术品具有怎样强大的表现力，它还是要“奇特地依赖于那些有此种体验的人的合作”，艺术作品如果没有阅读者（或观众）的合谋，则无法产生吸引力和感动力。魅力就是在这个合谋的过程中滋生、并一点点展现出来的。而现在我们流行的文学教育正在做相反的事情，即不是将文学作品放到体验者的“合谋”之中，而是制造起一道技术的隔离墙，最大限度地把二者隔开。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完全忽视体验主体，或抹杀和扼制它，使它不复存在。在某些研究者和教学者眼里，好像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不需要合作、不需要“合谋”的，仅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一种类似于物理机械等工业制品。
网络时代的教育更像工业生产，从幼儿、小学、初中、高中，然后到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严格讲它是一步步地机械化了，搞起了一个教育流水线。从应试教育中的什么“重点词汇”、“填空”、“选择判断”、“中心思想”，一直发展到大学里那些半通不通的所谓博导理论。从大学开始的教育就是急欲让你掌握一套方法、就范于一种系统。所有的方法和体系都是发明出来的，并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即认认真真地干一种可笑的事情。所有的研究都在按照这个“方法”来做，研究当代文学作品，即便作品与他的方法毫不搭界，也一定要挤到这个方法的模型里去，要使劲塞进去，到时候把模型一撤，一部作品也就成了一个凝固的形状，再也不得舒展。那些“胸怀大志”的老师总是急于教给学生一个“方法”。表面上看一个教师有一个教师的个性，但“方法”的本质却奇怪地趋向一致：同样是不能贴着作品走，同样是忽视了一个作品血肉相连的一体性，忽略了体验主体，而只用“技术”（方法）去肢解和圈套。
二、文学与科学都有大关怀，都追求完美
这是个批量生产的后工业时代、商业时代。与之相适应的是它的教育体制，所以必然会出现批量生产式的教学方法，流水线式的教学方法，所以应试以及应试教育也须有极大的可操作性。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倾向。在这样的一个商业的信息技术的时代，我们会发现它有几个特点，这就是：
技术代替了科学——大量的实用技术得到非常的推崇，而真正的科学创建，真正意义上的基础科学，像８０年代初期陈景润式的数学玄思，已不被社会所理解和重视。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些东西，像最了不起的科学洞察和科学探索，在这个时期是很难纳入一些人的视野的，具体下来就是作为科研项目被舍弃或被轻视，因为不符合实用主义的社会。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科学和理论科学的牵引，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的存在，技术根本走不远。发明一个什么物器，明天就能转化为商业利润。而科学转化为技术需要一个过程，但科学是哲学和诗的孪生兄弟，技术还算不上。现在蔑视和轻视的常常是最根本的东西，这多么可怕。
知识代替了思想——它们之间的关系和技术与科学的关系差不多。商业时代一定是推崇知识的，一定是蔑视、抹杀、甚至是排挤思想的，而思想却是更有价值的。知识有助于思想，但知识并不等同于思想。所以在这个时期，那么多有创见的、真正能思考的思想家并不如一些知识专家受到礼遇；非但如此，有的还会受到极大的误解甚至谤毁，招致很多人生磨难。反过来，像一些单纯以知识和专业立身的人物，则很容易被封为学界泰斗。应该承认知识的价值，承认作为一个学问家和知识家的纯粹性，他在积累过程中时常显现的思想火花；但整个看单纯的知识积累过程还完全不能等同于建立一个思想体系的辉煌。知识不仅无害，而且有益，我们的知识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治学的严谨精神，知识的广博，从来都是思想者的特征，所以虽然不必将知识与思想对立，但也须将二者加以区别。技术和科学在我们这个时代是这个命运，知识和思想也是这个命运。我们现在的语文及文学教学，从小学到中学直到大学研究生博士生教育，强调的也是知识。它试图把知识独立出来，作为一种工具，大批量地生产和普及，以用于社会。这有多么荒唐。思想是难以批量生产的，更不能简易传授。思想必须立足于生命个体，它是个人的、个性的，很难被重复的和有所发现的。老师不可能代替学生的思想，老师只可能去调动学生的思想，引发学生的思想。国际上一些好的学校有个传统，就是从一开始就诱发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必须是自己所想、尽可能地拿出自己的见解。而我们这里正好相反，老师急于让学生进入自己的知识体系，而不论这个体系本身有多么荒谬和脆弱。
娱乐代替了艺术——艺术与娱乐在商品社会里不是混淆了，就是后者完全取代了前者。在金钱社会里，不仅在认识上把文学艺术等同于娱乐，而是直接奔向了娱乐。有一种合力在把受众径直引向娱乐，从而抹杀了文学艺术的全部特性。因为文学艺术是对思想、对完美的不妥协的追求，它必然是有锋芒的，生长的，它在一刻不停地创造。文学以及所有真正的艺术，必然拥有个人独立思考的空间，它对世俗不会是简单模仿和依附的。娱乐品则不需要如此，所以有人极乐于让文学艺术沦化为娱乐，或者让娱乐覆盖了它们。
现在一些杰出的教育机构已经在考虑许多重大问题。如国际上一些理科教学，比如学天文、物理和生物的，交给学生的必读书目里也有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像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东西，都列为必读书目。当然科学和文学有极大的不同，这里暂且不谈；只说其一致性：科学也需要人的想像力创造力、人的个性的发挥。如果把想像创造和个性的空间压缩了，还有多少科学思想可言？文学与科学的相通部分，如它们都让人有大关怀，都尽力追求完美。正是这些本质的要求促生了重大的科学成果。像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看他们的传记即可知道他们对文学的崇敬，艺术对他们的重要；弗洛伊德一生中最崇拜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华裔科学家接受采访时说，对他一生的成长影响最大的事件发生在托儿所：老师让他们把用过的东西一定放回原处。他说从那时起就被告知，生活中任何事物都要讲条理，讲秩序，要为别人负责——我不放到那个地方别人再用就找不到了。他说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教读《四书》《五经》。照理说《四书》《五经》和科学发明最没有关系了，为什么他觉得如此重要？因为这是中华文化中的精华，它包含了道德的、伦理的、民族的大学问和大奥秘，他作为一个求学问的人，一生的思维要有根，文化要有根，他站在这个有根的文化上才能成长，才能发力，做什么才可以成功。搞科学，搞治理，都必须有文化的根，都需要强烈的人文关怀，需要道德和伦理方面的把握力。缺乏这些，就不可能有大的成功。而我们现在从中学的语文应试教育到大学的文学教学，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忽略和抹杀文学本身，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教育危机和精神危机。
三、文学教育是可能和必须的
大学里的某些人正热衷于将文学充分地技术化。而文学的技术部分对于文学显然不是最重要的。强调技术是为了大规模地炮制出一些“文学通人”。现在的研究生博士生甚至本科生毕业后可以直接到文学出版社和报纸副刊去工作，好像大学真的制造出了一批“合格人材”。其实这是不存在的。一旦成了“文学通人”，也就成了与文学毫无关系的人。
有人提出疑问：文学是教出来的吗？我认为不是不能教，而是应该怎样教。我也在怀疑，但我更多的是怀疑它的教育方法。我觉得文学教育到了彻底改变面貌的时候了。变成什么面貌？除了一些文学基本常识这些技术部分以外，课堂分析、由分析而产生的一个又一个结论是不应该太多的。最好的文学课就是把它办成一场文学的盛宴，即搞成一堂集体欣赏课。尽可能地诱发每一个体验者，让其个人经验复活，活生生地、一个一个地，从群体中分离出来。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具体的生命有了具体的感动，而不是把大家的感受搅和到一起，模糊化和统一化，或得出一个最大公约数。文学欣赏是一次充分激活，是一次呼唤，以此求得千姿百态。在这场文学盛宴上，关于文学的理解不再是上对下，高学历对低学历，而是互相启示，没有什么固定的方向。老师不是一个传授语文和文学知识的人，而是一个提供更大空间的主持人。他是一个诱导者，组织者，是司仪，更是一场文学盛宴的布置者和发起人。他更多地撩拨和鼓励，有更多的热情。他不是一个导师，尽管他可能８０岁了，也不见得比一个６岁的小孩对文学的某个方面感触更深。他是一个“人”，他明白，要获得淋漓尽致的体验和表达，就要尽可能地把这场盛宴上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可能性全都调动起来，从而形成极其活泼的局面，一瞬间让生命中最敏感的因子飞扬起来。这才是一堂真正的文学课。如果文学课离开了这种状态，文学也就真的不可以教学了。
因为任何一种活动都要有一定的体量，授课也要讲个体量。比如说研究生，带一个和带四五个不一样，太少了没有“场”，即没有生命共舞的那种气氛。不要说人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智能动物，就说狗和猫吧，它们在一块儿时也和独处时大不一样。单独的一个狗，它往往是沉静的，低低头，在院子里看看草木——两个三个一起就不一样了，它们会更活跃，有更多的生命特质焕发出来。再比如看电影，一个人欣赏与满屋里的人一起当然不一样。氛围是营造出来的，这即是一种“场”，只有在这种“场”里，生命的某些特殊部分才展现出来，焕发了激扬了，没有死角了。文学教学，课堂，就是把“场”的能量调动起来，使大家都在同一种氛围里去欣赏和领悟。当你在一个点上激动起来的时候，很可能正好启发了另一个人，让他在另一个点上活跃起来——这又将启发其他的点——所有的点都可能活跃。这么多的兴奋和体验一齐参与，那是什么局面。如果反过来，把一套现成的文学模具拿到课堂上，用来用去，去套一篇篇作品，找它的关键词是什么、中心段落是什么、中心思想是什么，那肯定要全完了！让十年不变百年不变甚至千年不变的一个兴奋点去限制所有的人，第一残酷，第二不合理，第三非常荒谬。
正像桑塔格说的，无论一个文学作品的表现力多么强，它还是无法脱离体验主体的“合谋”，不能独立地完成自己。无论一部作品写得多么了不起，多么深刻，作品本身仍然无法完成自己。它起码是依靠两个要素来合成的：一是文字载体中的活的灵魂，二是读者。当这二者接通的那一刻，一场“合谋”即开始了。僵死的文字突然会活过来、从纸面上立起来。复活总是有条件有过程的，把复活的过程省掉了，还要让一部作品活着，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文学阅读的基本事实。
现在的文学教育抽掉了一个前提，抽掉了一个支柱，毫不顾及这个文学的基本事实。他们大概误认为文学作品放到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课堂是一个“场”，它可以让文学的“合谋”更敏感更充分，这是文学课堂的目的。这个“场”可以呼唤出更多的经验和灵性，这是文学课堂的魔力或者魅力。
有人指出：现在的教材从内容上看越来越重，越来越深，而教师和学生的理解力却是越来越浅。这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通病：虚荣和急于求成。一些生僻的文学作品、还有极怪异的先锋小说，常常作为符号硬塞到教材中。一方面极想把文学的“卫星”和“魔器”放进课堂，另一方面连最普通最基本的文学训练都没有。孩子们损失了一堂朴素而健康的文学课，失掉了一次真正阅读的机会。淳朴幼稚没有了，却换上了孩子们根本就无法理解的莫名其妙的东西。我们宁可回到最简单的文学欣赏上来，但要有真正的追求和真正的理解。
四、应试教育对文学的损害和催生
现在人们越来越怀疑应试教育的结果，怀疑“高才生”的基本水准、他们的创造能力和道德素质。由于这种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立人”的宗旨，许多优秀的文科生几乎不曾考过高分——因为真正的语文天才只会是更加不安的灵魂，他们天生就不会接纳别人的“关键词”和“主题思想”，不会归顺于那种蹩脚而简单的思维方式。如今的语文考试竟用上了计算机，用计算机审批标准答案，这几乎是对语文教育的某种捉弄和嘲讽。
理解应试教育对文学的损害，最好的莫过于略萨所说的：“一个没有文学的社会，或者文学在社会里作为不可言说的嗜好而置于社会生活的边缘，以及变成几乎是有强烈派别意识的信仰，那么这样的社会注定会从精神上变得野蛮起来，注定会危及社会本身的自由。”我们可以深味其意，以感受它此时此地的深刻。可见，略萨指责的那三种情况在今天出现了。
一种庸俗化、简单化的教育框架，已运用和普及到整个社会的范围。狭义的教育和广义的教育是一样的，它们都存在于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之下。社会是立体的。有人常说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是一个学习的时代，这并不错；问题是怎样学习，用什么方式去学习，学到什么内容。如果在整个社会上运用应试教育这样的模式，我们就会招致意想不到的损失。从一个学校的教育再到广义的教育，其情形和意义都差不多。我们不能忽视活跃的生命、有创造力的生命。像中小学语文教学那样找出“关键词”和“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还有“填空”之类的简单化和机械化，都是常见的。这是一个大环境。从另一方面看，一些微小的局部，这个幼儿园，那个中学和大学——这些具体的教育状况再返回来促进大的环境。这种互相仿制互相促进是可怕的。
商业时代对文学、对美的伤害，严格讲对活泼的生命个性的伤害，其表现是非常明显的。那些不通的艺术批评，让我们很容易就从中嗅到了初中高中应试教育的刺鼻气味。也只有目前的应试教育，才能按部就班地把一个幼儿送到初中，送到高中和大学，最后读完研究生博士生，最终成为一个古怪的所谓“评论家”。工序完成，出来的却是一个残品：文气不通，振振有词，引经据典，仨俩洋词。他实际上要花费许多时间才能掌握一种方法、一个体系，所以今后必要扩散这种方法和体系，必要努力把这一套推广开去。他要把从小学到大学以及后来学到的一整套东西再送到下一个流程中去。这种循环愈演愈烈。某些艺术批评，一些怪异的理论，让人想到一台复印机：经过奇怪的复制，并呈现出一种家族密宗性质。它会有自身的禁忌和规范，有基因，有内部遗传密码。可是这些似乎深奥的经典演译有一种最根本的缺陷——浅薄，它不能从根本上理解作品，因此只好离题万里。
真正的阅读是让文字恢复生命。现在的社会如果还有一个伟大的抱负，就是让自己的民族学会阅读，让自己的时代走进阅读。看起来这儿是在讲“读书”，实际上在讲整个世界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讲人类的基本生存伦理。
如果整个社会生活走向概念化、简单化，走向无知和浮浅、愚昧和盲从，当然是可怕的；可从另一方面看，它也可能是一个脱颖而出的时代。比如电子网络时代既是扼杀个性的时代，又可以说是一个个性毕露的时代。因为每当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蒙蔽生命的时候，另一类生命脱颖而出的时刻就快要到来。只把这个时代作为一种“背景”去理解，就会产生新的希望。这就是为什么商业和经济运作特别炽热的国家，反而产生了那么多大艺术家大科学家的道理。因为它的背景较大，土壤较厚，某种荒谬、刻板、程式化走到了极数；金钱统一、技术统一；高度发达的商品社会——这一切会遗留出很多奇怪的死角，斜逸出奇怪的反抗。那儿极有可能生存着了不起的人物，有世界上最清醒最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比如美国，就是这个世界上许多人向往和憎恨的地方，这个扼杀精神、倡扬物质和欲望的土地上，一些真正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还是脱颖而出了。
对应试教育耿耿于怀，是因为它严格讲来不是一个狭义的教育问题。我们在讨论精神生活和精神空间，讨论其中的无秩序和无理性。我们不仅忧虑种子，而且更忧虑土壤。
但现在还需要不需要乐观？不仅需要，而且仍有理由。前边讲过文学的背景，这里也可以从背景的意义去思考：一个时期的浅薄，游戏，精神上的混乱无序，都不过是构成了一种背景而已——作为背景，它也许正不可避免地催生了另一种积极。植物学家认为，只有腐殖土的增厚，才能有强旺的生长。但是即便这样我们仍要反思和追问，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竞相逐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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