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上海青年顾振彪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乘火车进京。火车走了一天一夜，烧煤的蒸汽机车始终冒着浓浓的烟。他行李中带着一本1956年出版的语文教科书，据说也是令莫言念念不忘的那一版。
顾振彪的目的地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这家出版社的语文教材曾经一统天下。后来，他编辑过文革后所有的中学语文教材，每一个版本都离不开鲁迅。
顾振彪热爱鲁迅，可他仍然认为，鲁迅这么大规模、频繁地进入教课书，“我之前的编辑不会，我之后的编辑也不会”。
20世纪20年代的鲁迅，从事新文学创作不过两三年，他的作品就被认定为“第一批现代白话文学精品”。
当时，北京孔德学校编印的非正式出版物《初中国文选读》，首次将《风波》、《故乡》、《鸭的喜剧》、《社戏》等鲁迅文章收入其中。随后，大东书局的《初中国文教本》、开明书店的《开明语体文选类编》等教科书，也都收入了鲁迅的多篇文章。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温立三认为鲁迅当时“受宠”的原因是“出于自发，那些国文教材大多由持民间立场的知识分子编撰，他们对鲁迅作品的选编，多是从思想或人文角度出发，单纯地把它当做是一项‘立人’的事业”。
但真正把鲁迅推上现代文学头把交椅的却不是这些热爱他的知识分子，而是鲁迅从未谋面的“伟人”毛泽东。引荐鲁迅的冯雪峰，曾与鲁迅家同住一个弄堂里，而且两门相对，往来很方便。在鲁迅逝世后，冯雪峰曾撰文《回忆鲁迅》等著作。
1933年底，冯雪峰在瑞金成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在瑞金见到毛泽东后，便告诉毛“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此话令毛哈哈大笑，继而陷入沉思，后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两年后的1月9日，毛泽东在陕北发表长篇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演讲中称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并给予鲁迅“三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最高政治定位。
此后，解放区的语文教材开始大量增选鲁迅的“战斗杂文”，在小学用《国语新略》中收录了《半死半生的苟活》，在陕甘宁教育厅编撰的《中等国文》中收录了《非攻》、《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不识字的作家》、《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象的愚蠢》、《中国语文的新生》等。与此同时，国统区则开始禁止学生阅读鲁迅，禁止发行鲁迅的一切出版物。
而实际上，对于自己和作品的被热捧，鲁迅始终未全盘消受，他曾对冯雪峰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
1936年，鲁迅于上海逝世。他或许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如此大规模地走进教科书中。没有人会在乎他曾经反感过自己的文章给中小学生看。孙伏园1924年曾刊登文章：“他说他一听见《呐喊》在那里给中小学生读以后，见了《呐喊》便讨厌，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有让他绝版的必要，也有不再做这一类小说的必要。”
1949年9月29日，新中国成立前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出台，其中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被赋予了“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主要任务。
共和国第一批中学生，拿到手的是以老解放区《中等国文》为蓝本修订出来的一套临时课本。在这一版本中，23篇鲁迅作品被保留了下来，并在新的意识形态指导下被赋予新的主题，同时新选入《为了忘却的记念》、《祝福》、《“友邦惊诧”论》等文章。
1950年12月1日，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共同组建了以编辑出版中小学教材为主要任务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泽东亲笔题写了社名。1951年7月，人教社第一套初中语文教材出炉，这套教材仍以老解放区课本为蓝图。
在后来很多研究这一时期教材的文献中，都认为这些课文比较重视政治思想性。“1951年7月由人教社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及1953年经改编出版的语文课本，都强调从各个方面反映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清除旧社会所用的国文课本里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内容，用革命思想教育下一代。这样的使命，也贯穿进鲁迅的文章中”，温立三在《语文课程的当代视野》一书中写到。
但很快，死板而政治意味浓厚的语文教学被来自苏联的教育专家普希金娜打破。1953年5月，她来到北京女六中，用苏联式的教学风格为中国学生上了一堂语文课，学习的课文是《红领巾》。
普希金娜的苏氏语文课分三个步骤：朗读，复述，分析课文。很快，与工业领域一样，中国的语文课也开始向社会主义老大哥学习。此后，分析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等成为中国语文课堂的固定流程，影响了几代中国学生。与此同时，普希金娜对当时中国的语文课本提出批评：不重视语言因素和文学因素，“政治说教”太多。
由此，在叶圣陶的倡导下，1956年“语文”课被一分为二，分为语言部分和文学部分分科教学。这年出版了《初级中学汉语课本》六册和《初级中学文学课本》六册，借鉴了当时苏联语文课本分为俄语和文学的做法，并收录了国内外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个版本也成为顾振彪与莫言共同的“心头好”。
在这一版本中，鲁迅的作品不断增加，《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1956年）甚至为鲁迅及其作品做了特别说明：鲁迅的作品，在教学大纲规定的现代文学作品里要占最大的分量。
这个短命的课本只存在了两年，1958年“大跃进”之后，在“教育大革命”的影响下，有关部门停用了56年的教材。新编的1958年版教材中，则充斥着浓重的“左”倾思想内容，导致语文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在这一版语文教科书中，鲁迅杂文再次成为主流，《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答北斗杂志社问》、《“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人生识字糊涂始》等走进了中学语文教科书。
与此同时，鲁迅同时期的名家作品在这一版本中几乎“集体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反映和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作品。
顾振彪所读的就是58年版的语文课本，“语文课本的开篇，都写着最高指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
“然而，长期被政权神化、非人化、政治化后，鲁迅反而被过度简化，绝大部分人谈起他，就是好斗、多疑、不宽容，他早就成了一个被简化的脸谱”，文化批评家陈丹青在其作品《笑谈大先生》中屡屡为鲁迅叫屈。
1965年，23岁的顾振彪作为人教社新招入的大学毕业生，开始了自己的编辑生涯。但他并未想到，入职后不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在那场浩劫中，人教社的领导陆续被打倒，编辑部也是人人自危，“教科书也不编了，就是编了当时也没有用。”文革后的语文教科书，在最初两年将鲁迅作品赶了出去，因为那些文章并不能完全符合政治思想宣传的目的，当局者需要的是更直接的武器。
1968年，工宣队接管了人教社，顾振彪被下放到安徽凤阳县。次年，变身为“政治课”的“语文课”，开始被高层提出异议，使得其所谓“文”的范围稍有扩大。但是，知名作家中除了去世的鲁迅先生，大多数都被打倒了，“没人敢用反革命的作品，能收录的作家作品所剩无几，选不出来只好恢复了鲁迅的文章。”于是，在上海市1972年《初中语文课本》一、三、五册中，就出现了毛主席文章和诗词、马恩列斯文章、鲁迅杂文占50.2%，样板戏选场、评论、总结、家史和通讯占37.3%，古代诗文仅占2.4%的样貌。
1970年，顾振彪被重新分配到江苏师范大学，直到“文革”结束之后，他才回到1977年重新组建的人教社。
1978年，在邓小平的主导下高考被恢复，同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发布，语文这门课程的特点被表述为“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知识教学的辩证统一 ”。人教社也开始编写“文革”后最新版本的教科书，但那时许多作家仍未被平反，“我们放不开手脚，鲁迅的作品选择的还是最多，因为最保险。”《拿来主义》、《范爱农》等篇目被新选入1979年《高级中学语文课本》。
1980年，国家对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大纲再次进行了修订，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训练过程中进行”的要求。在这一要求下，人教社开始修订78年的语文课本，80年代初部分作家被平反，教科书选择的余地大了很多，但鲁迅作品仍然占据重要位置，《论雷峰塔的倒掉》等篇目继续入选。
“这两次编辑和修订和文革时相比，变化都不大。直到1986年才有了一次比较大的修订”。修订的背景缘于当年国家再次颁布新的语文教学大纲，作为新中国建国后颁布的第一个 “正式”大纲，新大纲第一次从素质教育及培养“四有”公民的高度来强调语文教学的重要意义，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渗透在教学过程中”。因此，新修订的语文课本在篇目调整和练习题设置上做了较大调整，鲁迅一些过度批判性的文章被更换。
但中学教科书的真正变化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由于国家《义务教育法》的出台，人教社的编辑人员在1992年和1997年两次对对旧版教科书进行了修订，1997年时还为天津、山西、江西三省市编辑了新版实验教材，包括必修课本和配套的选修课本。
在这两次修订中，《门外文谈》、《野草题辞》、《春末闲谈》、《阿长与山海经》、《从孩子照相说起》、《过客》等陆续入选。对于这些篇目，编委之一的温立三认为“有一半存在问题，或背景过于复杂、或过于艰深、或语言过于晦涩，但另一半却富于现实意义。而作为主编的顾振彪最钟爱的却是在三省市推行的中学语文实验教材，“选修课本大量选用了国内外优秀作家的篇目，更加强调文学与文化的含量”。
回忆改革开放后的历次修订，在顾振彪看来，鲁迅的作品仍然是最为重要的部分，“教材修订要经过编辑室小组讨论、社内讨论和外部审议，之后将征求意见上交教育部中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他们同意了，这个版本才能出台。教材审定委员会有时会提出很大的修改意见，但对于鲁迅的文章却从来没有提出异议”。
这样的局面在新课改之后被打破，始于本世纪初的新课改改变了人教社一统天下的局面，教育部允许各地和各出版社自行选择和编辑教材，最后报教育部审定。新政之下，国内中学语文教科书的出版单位增至七家，各家适用区域不同，其中人教版、苏教版与语文版的使用最为广泛。
在这些版本中，鲁迅作品的选篇数量与之前一统天下的人教版相比都有所减少。即便是人教社自身，近几年也有鲁迅作品的缩减，特别是今年9月七年级语文课本中《风筝》一文的删除，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而除了《风筝》，《药》、《狂人日记》、《阿Q正传》、《为了忘却的纪念》和几年前刚刚重新被认识的《流产与断种》、《春末闲谈》、《示众》等已经渐行渐远。
同时，在苏教版中，初中教材编入鲁迅作品六篇，高中教材编入三篇；山东版和广东版必修教材只收入两篇。2007年，更是出现北京版中学语文教材用金庸的《雪山飞狐》替代了《阿Q正传》的新闻，虽然已经辟谣，但鲁迅作品的减少却已是事实。顾振彪对此并不完全认同，作为老主编，在《风筝》被撤下时，他曾力主保留，但由于各种原因并未成功，“ 都反映鲁迅的作品难理解，但恐怕是教育本身把它教歪了，鲁迅的文章是真正的好东西”。
语文课本主编认为鲁迅被“教歪”了，这恐怕是鲁迅走进教科书后最大的悲剧。
再回到鲁迅最初进入教科书的年代，那时，没有那么复杂的中心思想，只有一点点拨性的文字。
20世纪30年代王伯祥编辑了《开明国文读本教学参考书》，其对孔乙己的解读为：“这样一个平常的堕落的酒徒，给作者这么一描写，遂使人深深觉得我国社会的冷酷和长衫帮的日即没落。”
“这里的‘平常的堕落的酒徒’、‘ 我国社会的冷酷和长衫帮的日即没落’相对此后教科书出现的封建社会、封建文化、科举制度等政治观念的概述，显得更为含蓄，表述更为中性。”温立三如此解释。
而这种含蓄、中性的解释，在1949年后的语文课本中，再也没有出现。在配套的语文课本教学参考书中，每一篇鲁迅作品都被规定了明确的政治思想教育重点。鲁迅的文章，被力图解读出旧体制的灭亡和新体制的存在的种种理由。即便是让莫言等一代人念念不忘的50年代中期昙花一现的文学课本，在为它配备的教学参考书中，也处处充满了图解政治观念的文字，比如：
《社戏》：作品里写的都是农村日常生活里极平凡的事情，这些事情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农民孩子优秀品质的赞扬，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和对封建教育的不满。讲授这一课，目的在使学生认识农民孩子的优良品质，体会作者热爱劳动人民反对封建教育的思想感情。
《故乡》：讲授这一课，目的在使学生认识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农民生活日趋恶化的痛苦和作者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学习作者热爱劳动人民的精神，培养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品质。
《祝福》：讲授这一课，目的在使学生认识旧中国被压迫被侮辱的劳动妇女的悲惨遭遇和封建制度吃人的罪恶，因而更加痛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
这种做法在“文革”中更是走向了极端，鲁迅的作品解读已经和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联系在一起。尽管，“文革”期间学生已经停学，但当时全国许多大学中文系都编写出版了鲁迅作品讲解之类的书，帮助读者通过学习鲁迅作品来认清所谓的阶级敌人。在1972年由山东大学中文系编写的《鲁迅作品选讲》中，对于《祝福》这篇小说，除了进行一般政治图解，就联系实际专门加上了一段话，“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经常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经常进行新旧社会的回忆对比，鲁迅的《祝福》正是一份极好的教材……令我们感到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幸福，激发起对毛主席的热爱和信任。我们要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指引下，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散布的剥削有功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等一系列反动谬论，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文革”结束后，这种性质的表述仍然没有灭绝。1980年代，以人教社关于初高中语文教学参考书对鲁迅作品有这些的解读：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作者先写童年时代在百草园玩耍，再写在三味书屋读书。文章通过两种不同生活的对比，含蓄而深刻地批判了腐朽的封建教育制度对儿童身心发展的束缚。
《祝福》：小说通过祥林嫂一生悲惨遭遇的描述，揭示了旧中国劳动妇女在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制度统治下的悲惨命运，对万恶的旧社会和吃人的封建礼教提出了有力的控诉。
正是这些出于被政治图解的“语文教科书长期强迫学生阅读鲁迅，成功地使一代代年轻人厌烦他，疏远他，今日的文艺中青年多半不愿了解他，因为怎样看待鲁迅早已被强行规定，以致几代人对威权的厌烦、冷漠和敷衍，也变成对鲁迅的厌烦、冷漠和敷衍。”在《民国的文人》中，陈丹青代鲁迅发出了“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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