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1915年7月，出生于上海。1934年，转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底，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48年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曾任理论教育处副处长、科学处处长，直至1975年。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64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1966年，“文革”开始，受迫害，被下放到宁夏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底，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担任负责人之一。1977年，被重新任命为国家科委副主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2年、1987年，当选为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1年，因患癌症住院治疗，在治疗期间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并于1992年8月出版，这被认为是十四大之前唯一一部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专著。1992年，列席中共十四大。1993年，提出“要成为二十一世纪文坛新秀”，出版了《碎思录》、《古稀手记》两本带有文学性的书。1997年，列席中共十五大。1998年，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年之际，出版了《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2000年，85岁生日后“换笔”，开始用电脑写作。2002年，列席中共十六大。2007年，列席中共十七大。2008年，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办评选的“改革开放经济人物奖”和“改革开放杰出人物奖”。
2013年9月26日，于北京逝世，享年98岁。
9月26日凌晨3时，于光远先生走了。
4天后，在北京医院西门那个略显局促的告别室里，近千人自发地来为他送行，安详静谧的乐音代替了凄楚沉重的哀乐。前来送行的人们有满含热泪者，却也有面带微笑者，光远先生或许更愿意看到人们笑着目送他的背影远去。
生前，先生曾说，自己的墓志铭上就写一句话：大玩学家于光远走了。他说，我走了，你们还得玩啊！
被称为“地方改革家”的吕日周送的花圈和挽联置于追悼大厅的入口处，挽联上写着：“于老，您发现了改革的规律，曾给我说改革是对不断产生的阻力的不断克服。”
每一个从光远身边走过的人都会从心底咀嚼出这句话不同的含义。
灵车渐行渐远，好在光远先生留下了他的思想。翻开先生的近百本著述，我们走近光远，走进光远……
剪影之一
1934年，于光远通过严苛的考试，从上海大同大学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插班，与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等成为同班同学。这一年，他19岁。于光远的研究课题是当时号称“世界上只有不超过3个人懂的‘广义相对论’”。1935年，老师周培源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学，他把随身带去的于光远的物理学论文交给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两眼放光，亲自对论文提出了修改意见。可是，等周培源回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于光远成了最积极的学生运动参与者。他最终放弃了成为一个大物理学家的梦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抗日救亡。
1937年，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要在中国招收一名研究生，于光远本很有竞争力。但他正面临着“从一个有职业的人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的选择，他“没有犹豫”。
“当我知道同班同学钱三强也准备应约里奥·居里招收研究生的考试时，我真高兴极了。他使我有了一个不去报考的借口。我对大家说，我不想和同班同学争这个名额。”
不久，考试成绩揭晓，钱三强真的被录取了。出国前，钱三强要于光远在他的纪念册上写一段话，于光远写道：
“我现在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斗争，目的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革命成功之后要进行建设，你出国深造，回来之后就可以为这样的国家服务，到那时候我们还会合作。”
10年后，钱三强回到祖国。又过了10年，于光远和钱三强都参与了周恩来主抓的《十二年科学规划》。
剪影之二
“文革”开始，中宣部成了重灾区，毛泽东说它是“阎王殿”，陆定一、周扬分别是阎王殿的大、二号阎王，于光远作为副部级的处长，成为了阎王殿的“大判官”。他分管的事多、面宽，“罪行也就很全面”，所以他的批斗会也格外多。为此，北京组织了一个“批斗于光远联络站”，联络站下设若干分站，各个分站轮流给他开批斗会。
开始的时候，都有红卫兵押送，于光远嫌烦，说，你们也不用押送了，我就自己去，反正我也不会逃避。小将们说，好吧！
那天，批斗会场设在木樨地的政法学院，于光远要进会场，红卫兵让他出示门票。
“我不知道要票，也没有人给我什么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去！”对方的回答斩钉截铁。
“别人没有票不能进，我没有票可是还要进去。”“不行，就是不行！”
很多人过来围观。
“你这个人真不讲理，这个会没有你，难道就开不成吗？”“正是这样，没有我，你们的会就开不成！”
对方猜不透于光远的来头，有点懵。
“今天你们开什么会？”“批斗会。”
“斗的是谁呀？”“于光远。”
“我就是于光远，没有我，这个会开得成吗？”“……”
于光远后来写到：“我便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进去之后，便坐了‘喷气式飞机’。”
于光远挨斗也和别人不一样，站在台上，低着头，弯着腰，听着批判，人家高举手臂大喊“打到于光远”，他也喊，而且手举得特别高，他这是想借机活动活动筋骨。
光远生性爱笑，在牛棚里，也常常哈哈大笑。“棚友”林涧青认真地劝他：“我们过这种日子，有什么好笑的？你这样，别人会说你态度不好。”于光远说，“我接受他的意见，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每天都会遇到我觉得好笑的事情，每当这时，我就又控制不住哈哈大笑一阵”。
特写——
改革大潮中的于光远
1975年，在政研室的岁月
1975年的春天，刘世定从山西回北京探亲。刘家与于光远家同住东城区的史家胡同，放下行李，他就直奔于家的院子。
于光远还像以往那样，爽朗地大笑着迎接了这位小字辈的忘年交。后来，刘世定成为于光远的研究生，并担任他的秘书。
那个时候，于光远从宁夏的中宣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在干校的最后一年，军管组为这个“阎王殿”五七干校的头号人物作出了最终的处理决定：
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属“敌我矛盾”，但“人民内部处理”，保留公民权，保留公职；开除党籍，撤销党内一切职务，行政级别降到14级……
于光远坐在台下品咂着这几顶大帽子的滋味，心情并不那么沮丧，他明显地觉得“这不过是走过场而已”。“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已经有了一种预感：我当时的那种处境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而听了这样的决定之后，我认为它是不会作数的。”
回到北京不久，于光远身边就集合了一群老朋友、老同事，他们自发地重新开始研究因为“文革”中断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刘世定1975年在北京再见于光远的时候，发现他又开始忙碌起来。于光远对刘世定说：去读读经典吧，读一读列宁，梳理一下他关于国家的论述，看看苏维埃国家体制中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
“十月革命之前，列宁想得很好，要建立一个比议会制民主更好的民主制度，把行政权和选举结合在一起。他认为更好的做法是直接选，直接管。当然，今天来看，这种方法未见得好，因为没有制衡。”没有制衡的体制必定要出问题，于光远对刘世定说：“为什么会出文化大革命？看来是我们的政治体制出了问题！”
对这一“逆天”的言论，刘世定没有惊讶，在通读《列宁全集》的时候，他也朦朦胧胧地悟到了些什么。刘世定所不了解的是，当他和于光远在书房里讨论国家政治体制的时候，对于中国政治权力中心的邓小平来说，更加迫切的问题是补天。近10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让中国的天塌了半边。
让邓小平负责全面工作，这其实是毛泽东无奈的选择。因为国内的经济形势已经严重地崩坏。毛只能让邓来收拾烂摊子。
那些年，“四人帮”控制了所有的舆论阵地，要想发出自己的声音，邓小平想到了这群从牛棚回到京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1975年6月至7月，根据邓小平的建议，经中央批准，国务院设立了政治研究室，于光远被任命为负责人之一。
“我完全没有想到会分配给我这样一个工作。”于光远后来说。
胡乔木找于光远谈话，说“小平同志需要有一个这样的机构为他服务”，考虑到工作上的方便，这个机构不是设在中央，而是设在国务院。
于光远当时就明白了邓小平的用心。“当时党中央好几个机构都在‘四人帮’手中，这个机构如果设在党中央就很难工作。”
政研室由邓小平直接领导。
在不长的时间里，他们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篇16000字的长文同“四人帮”强调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针锋相对，提出了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反修防修的指示、促进安定团结的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显然，政研室对于邓小平的用心心领神会，他们要把毛泽东的三项指示、特别是第三项指示竖立起来，它成了一面同极“左”势力进行公开对抗的旗帜，也成了邓小平全面改革的理论依据。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取得了良好的成果。1975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467亿元，比1974年增长11.9%。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进出口贸易额147.5亿美元，超过以往任何一年。
充满期待的于光远度过了这些年中最令他兴奋的一个夏天。万万没想到的是，政局的逆转竟来得那样突然和迅速。
“进入十一月，忽然小平那里不再找我们了。”
1975年11月下旬，毛泽东发动的最后一次政治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邓小平的整顿被冠以“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邓小平被再一次赶下台。
随即，“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机关内部的运动开始了”。政研室是“邓记谣言公司”，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于光远面临着“又一次受批判”，他的工作被再一次停止，“那些日子研究室天天开会，有人批，我们这些人就天天作交代和检讨”。
但终于有人受不住，“精神完全垮了”，把连续20多次邓小平对政研室的谈话一点一滴地回忆起来，记录下来，汇报了上去。于光远痛苦地看到了这一幕的再次发生。但作为“老运动员”，他非常清楚，1976年已经不是1966年了。
很多年后，当年的政研室工作人员郑惠在临终之前回忆起这段历史，他特别提到了于光远——“于光远那次是表现最好的! 他在批斗他的会上可以东拉西扯，天南海北，交待一个多小时，什么也没有交待出来。”
周恩来去世，是于光远最感到痛苦的时刻。“在那些天，白天开会，晚上就思索中国可能的发展。我认为中国的形势，一定会有比较大的变化。而且不会很久，这是可以肯定的。中国不能也不会沿着‘文革’十年的路走下去了。”
1976年10月7日，于光远从唐山大地震的现场回到北京，一进家门就听说：“那四个人被抓起来了！”
那个晚上，于光远带着夫人，叫上黎澍、李鑫走在长安街上，边走边说。他们试图分析出“四人被抓”的消息的真伪。半夜12点，又把老朋友李昌、冯兰瑞叫到家里，大家越说越觉得这一定是真的，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这实在是一个10年来最让他们高兴的日子。
“这一天晚上，我们真可以说是‘奔走相告’！”
为“按劳分配”正名：与真理标准大讨论比翼齐飞
1976年12月，中央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要在会上讲话。讲话稿起草者把征求意见稿寄给了于光远，让他提意见。
“稿子虽然批判了‘四人帮’，强调抓生产，但是却把‘唯生产力论’当作错误观点。我给起草文件的同志打电话，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还写了两页信。”
过了几天，于光远接到通知，来到了中南海怀仁堂。他发现李先念、纪登奎和陈永贵三位副总理都正等着他呢。
等他坐定，纪登奎说，关于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文件草稿，我们收到了许多意见。他用手比画了一下，“有这么厚一沓，原则性的意见只有你提出的这条，因此请你来详细讲讲你的看法”。
于光远直言不讳：“‘唯生产力论’并没有什么错。承认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力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第一性的，理应称为‘唯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
于接着说：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可以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
纪登奎面露难色，说：批判“唯生产力论”是党的“九大”报告明确写了的，而这个报告是毛主席审查过并表示了同意的，学大寨会议只是中央召开的讨论一个方面工作的会议，我们无权不按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来写。
“我听了以后心想，党的代表大会文件写的东西要是不对，为什么不能改变？”临走时，于光远对三位领导说：“我还是保留自己的观点。”
一个月后，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华国锋的讲话中，真的删去了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内容。
这件事引起了于光远的深思。“‘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但是，因为仍然受到‘文革’中的那套理论的束缚，许多工作开展不起来。大部分报刊上讲的仍然是‘文革’时期的理论。不改变这种状况，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活跃，都是不可能的。”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样的言论让于光远顿时觉得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一刻也不能耽搁了。于是，他找来了冯兰瑞和周叔莲，加上吴敬琏等人，开始“密谋”“应当做点什么”，“研究针对‘四人帮’宣传的那套理论，首先讨论什么问题”。
冯瑞兰回忆说：“这个时候，我们几个人，主要是在于光远同志的领导下，从理论上面来揭批‘四人帮’，于光远组织了三个小组，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按劳分配原则的讨论，二是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三是讨论关于民主与专政的关系问题。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按劳分配”、“生产力标准”为何成了一个需要“密谋”、需要“突破”的问题，就如同后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何成了思想解放的号角，这不都是常识吗？
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常常出现的问题就在于此——常识被颠倒了。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党的基本路线，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还将长期“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一路线的理论依据就是：以按劳分配为基本形式的分配制度是资产阶级法权，只要这一制度继续存在，资产阶级就必然会不断产生。因此，必须长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须坚持阶级斗争。
于光远太清楚这里面的诡异：要想冲破“两个凡是”，要想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首先就是要给“按劳分配”正名。
同样，他和他周围的人都十分清楚，这一大讨论的政治风险也在于此，它绝非仅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绝非是一个劳动报酬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
于光远没有退缩。
就在“两个凡是”方针提出半个月后，1977年2月25日，于光远组织人员，在北京地区召开了按劳分配学术讨论会。
4月，于光远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大会第一次从正面论证恢复奖金制度的必要性。奖金，多么激动人心的字眼！
6月，于光远组织召开第二次全国按劳分配讨论会。代表们的发言再次深刻触及了理论禁区，比如吴敬琏的发言主题是“物质刺激”。
邓小平在不远处也关注着这场讨论。他仔细阅读了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并且约谈于光远等人，说作者的思想放不开，要组织力量再写一篇，把问题说透，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于是，政研室起草了一篇重头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交小平审阅。“念给小平听了两遍……”冯兰瑞回忆说。
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找胡乔木、邓力群和于光远专门谈到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总之，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
文章再次修订后，交给了《人民日报》。5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上述文章。此文颇长，头版占了大半个版，然后转第三版，占了整整一版。全国各大报同时转载，中央及各地广播电台同日播送。文章发表后，人民出版社马上出版了单行本，影响极大。
6天后，《光明日报》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两篇檄文的矛头所指正是“两个凡是”，因此在中央负责宣传的最高领导人那里遭遇痛斥。
5月18日上午，汪东兴找熊复和王殊谈话，批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汪东兴说：“这两篇文章当时看来还可以，现在看来问题很大，是针对毛主席来的。不知是代表哪个中央的？”
邓小平对此很不以为然。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说：“理论问题主要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我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我看了，先念同志也看了，提过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要让人说话，现在刚刚讲了一下，就说是针对毛主席的，那怎么行呢？”
从1976年冬天发轫，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于光远总共组织了7次“按劳分配”及“唯生产力论”的大讨论，参加会议的人数超过两千人。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力之深远，都是十分罕见的。
为“按劳分配”正名，就打破了绵延多年的大锅饭，打破了“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现行体制。在农村，它积极推动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在城市，它为企业争取了自主的权利。所有这些，已经开始悄悄侵蚀到了中国顽固的计划经济的基石，并最终让市场经济的萌芽生长起来。
1978年，从中央到地方，从理论界到舆论界，大转折的时机正在到来。
剪影之三
1978年11月14日晚，邓小平从东南亚出访归来，立刻就来到了京西宾馆。这里，正在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将是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
早在会议之前，胡乔木就邓小平在闭幕式上的讲话准备了一份讲稿。但形势出乎意料，僵局已被打破，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历史性转折的机遇出现了。
他找到胡耀邦说：“这个稿子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重写。”
胡耀邦找到的人就是于光远。
光远回忆说：
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是八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会议的评价。他说：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第二个问题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 第三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第四个问题是向前看。 第五个问题是克服官僚主义。第六个问题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他说这是一个大政策。第七个问题是加强责任制。第八个问题是新措施新问题。
从邓小平那里回来，于光远又找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只用了两三天时间，讲话稿就完成了。
这就是邓小平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那个著名的讲话，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标题是小平亲自拟定的。《讲话》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指出了“文革”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正确方向和指导思想。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这一振聋发聩的声音，终于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几天后，1978年12月18日上午10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一定要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写入党中央的报告
三中全会结束，不到半个月，中央又召开了理论务虚会。这是叶剑英提议召开的，邓小平对此也十分赞成，“索性摆开来，免得背后讲”。于光远成为11人组成的会议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会上，冯兰瑞作了一个发言，题目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文章认为：（1）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之前，社会的发展必然要经过几个阶段；（2）我国当前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
董辅礽听到他们的发言后，很感兴趣，遂将此文在他主编的《经济研究》上发表了。
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看到文章后认为，“说中国现阶段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处在过渡时期。这个观点……公开发表，问题就比较严重了。简单地做出结论并公开发表，可能会被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所利用。说得再严重些，会引起公愤，全党会反对，全国人民会反对。”
他对于光远的秘书交代：“你跟光远同志讲一下，希望他能运用自己的影响，改变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
于光远一笑了之。
“我对苏、冯的文章给以充分肯定的评价。”于光远说。
虽然于光远“并不完全同意这篇文章中说那时中国还处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个说法”，他认为应该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表述，但这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可以讨论，不应上纲上线。
于光远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初级阶段”的表述，却一直被几个理论权威上纲上线，须全力奋争，才最终得以正名。
1980年，于光远参加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小组。
“我主张要将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写入文件，以便更深刻地认识走过的弯路。”作为起草小组的重要一员，于光远甚至窃喜或许有机会实现这一愿望。而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想的却正好相反。他再次批判了1979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那篇冯兰瑞的文章——
“这些同志既然不愿意承认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也就不愿意看到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不愿意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连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公正人士也不能不称道的优越性。”
要把这样的文字写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于光远坚决反对。于光远去找这位领导，明确地对他说：“你这样做非常不对！”
“这次谈话，我因为很生气，表现得非常激动。我对他说：‘你至少要承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讲我的意见时嗓门越来越高，激动得都拍了桌子。”
在于光远的强烈抗议下，最终在《决议》第33节才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是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这是党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的提法，羞羞答答地，藏着掖着，希望人们尽量不要注意到它的存在。
但它的意义决不可小觑。于光远说：“这样，“初级阶段”的研究具有了‘合法性’”，而不至于动辄被扣上“否认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大帽子。
这是第一个回合。
第二次，起草十二大报告，于光远依然坚持一定要写进“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这一想法再次遭到反对。
最后，胡耀邦亲自审稿，于光远不失时机地说：“我认为应该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
于光远的话音刚落，胡耀邦立刻表态：“很好，应该写！”
第三个回合，1986年，胡耀邦召请于光远担任十二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起草小组顾问。
报告的草稿这样写道：
“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观念。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道德……决不是否定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决不能把平均主义当作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
对这一提法，有人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还对《决议》修改稿提出了另一个修改稿。在这一稿中，加入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仍将长期存在”、“要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等词句，且引征十二大政治报告中的“共产主义”段落，突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
看到这样的修改意见，胡耀邦亲自给小平写信，申明不再沿用十二大报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个提法的理由。
9月14日晚，这封信送邓小平。第二天上午9点，邓小平办公室即告：小平同意了耀邦的意见。
9月17日上午，胡耀邦特地去向邓小平汇报请示，谈了近一个小时。小平说：现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们的政策是还要放，而不是收。
最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终于光明正大地写入了决议，并被作为制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目标的基础。
几个月后，邓小平再次同意了十三大报告“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立论，……把必须避免的‘左’、‘右’两种倾向这个大问题说清楚”的请示报告。
1987年10月25日，中共十三大在北京召开。那几天，许多报纸在头版刊登了一幅照片，照片摄于浙江温州，百姓排队争相购买全文刊有十三大政治报告的党报，争抢一空！
十三大报告在我们党的纲领性文件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和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路线、战略和各项基本政策；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报告提出了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
“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至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才终于真正确立起来，它最终成为邓小平理论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今后中国共产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今天，“初级阶段”的理论思想早已深入人心，而它在30多年前的起点却是“割喉”式理论论争，是于光远顶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棒，拍着桌子，激动地为之辩护，用尽心机地一点一点将其写入中央文献。
中国的改革何其难也！正如光远所说——改革是对不断产生的阻力的不断克服。
烈士暮年
正因为数年中于光远的种种坚持，因为“生产目的”的讨论，因为“人道主义”的讨论，因为“精神污染”、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等等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他一直都在高压之下。
于光远自己回忆：“对那些诋毁我攻击我的批判，我都硬顶。”
有一小篇文字出自董辅礽先生，或许是于光远式“硬顶”的一个注脚。2004年4月，董辅礽已是弥留之际，他把自己最后的一篇文章发给了于光远的秘书胡冀燕，请她转交于光远，文章的题目是《守身为大》。守身，乃守住自身的节操。
董辅礽在文章写到：
我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改革与保守或反对改革的斗争异常激烈，每前进一步都有斗争，有时甚至转变成政治斗争。面对这种斗争，理论工作者是否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改革的方向，就是是否能坚持学术节操的考验。在这方面，于光远同志是一个典范，为学术界所敬重。
他曾多次因为倡导改革的理论而受到批判，并几乎丢了党籍，但他始终坚持真理，毫不动摇。我曾参加过一个高层机构对他的批判会。我是唯一一个以陪他受批者的身份参加的。会议充满了火药味，激烈时，有位批判者竟拍着桌子，破口大骂，于光远也拍着桌子回击，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进行反批判。他的这种坚持真理的学术节操，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也顶住了要我批判他的压力。
董辅礽提到的这个场景，已经不是在十年“文革”之中，而是出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中国改革的步履之艰辛，中国改革理论家的命运之坎坷，于光远的后半生，正是一个真实的写照。
光远先生回顾以往，曾说：“我更感觉到鲁迅喜欢引用的裴多菲的那句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意义，鲁迅提倡的韧性的战斗，在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个革命者，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者，要用这个精神来奋斗。”
<INPUT style="DISPLAY: none" value=0 type=checkbox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