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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能不能批评单位领导？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3 15:39
标题: 能不能批评单位领导？
能不能批评单位领导？
张鸣
能不能批评单位领导？这个问题，好像不是问题。理论上，不仅可以，而且提倡。试问，哪个单位领导在开会的时候，不说希望大家批评呢？别说现在提倡批评自我批评，就是不提倡，理论上也没人拦着你。
但理论上可以做的事，在现实中却未必能做。批评这点事，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如果批评是指说领导不注意休息什么的，这倒是可以。如果你玩真的，这事可就大了。尤其，是在领导真的做错了，而你也真的把实话说出来的时候，事实上你已经犯了大忌。
眼下，有容人之量的领导，是越来越少了。很多领导，你刚刚把话说完，人家就已经雷霆之怒了，当即就会把你批个体无完肤。其实这样的待遇还是好的，更糟的境遇是，人家表面表示诚恳接受，背后一连串小鞋递过来，让你穿个没完。基本上，你在这个单位，就别想出头了。
也许，更让人寒心的是，只要你敢于这样干，单位里基本上没有人赞同你，尽管人们心中也知道你说的对，领导不像话，但就是没有人会认同你。只有少数想看领导和你的笑话的别有用心者，会对你说点面子话，表示鼓励。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社会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共识，可以批评高层领导，越高，越够不着，越可以批评，但绝对不能批评你所在单位的领导，顶头上司，尤其碰不得。一旦你越过了这条红线，不仅在单位里成了公敌，就是在你所在的系统里，你都成了麻烦。如果你想换一个单位，对方领导知道了你的事迹，马上会想，这家伙干批评他们单位的领导，到了我们这里，还不是照样，这样的刺头儿，我们不能要。
其实，批评不意味着决裂，批评，即使很尖锐，出发点多数都是好的。批评本身，是对被批评者负责表现。比起当面批评，背后的下绊子，打黑枪才是真正可怕的。但是，现在的人们，没有人想到这一层。自己心怀恶意，对任何人都想到的都是恶意。只要有人提意见，就是跟我过不去。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之类的话，已经变成了没有人听的老生常谈。流行的东西，就是恶意的揣测，阴谋论。人人都倾向于把彼此的动机，往坏了想，但凡在会上，有人放了炮，领导就会想得很多，会想到这些话背后的动机，背后的人和事儿。每每一个简单的批评，就变得非常复杂了。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还有批评的话，也往往存在于不同单位之间。这个学校的人，可以批评那个学校的领导，批评那个学校的事儿，但对自己单位的人和事，闭口不言。其实，他们真正了解情况的，恰是自己的单位，真该批评的，也是自己的单位的领导。
不能批评自己的领导，批评两个字，就等于被束之高阁。没有了批评，领导们面子上很好看，但实际状况却很糟，没有了批评，领导就特别容易自我膨胀，所谓的自我批评，就更谈不上了。大家你好我好，领导更好。一般都等到领导真的栽了，大家再一拥而上，纷纷说，我早知道这家伙要坏事！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4 02:46
语言贿赂：更需警惕的糖衣炮弹
发布时间：2013-12-20
据中新社报道，最新一期《学习时报》刊发《警惕“语言贿赂”》一文。文章指出，有的人不仅送钱赠物，还善于运用“语言贿赂”。“语言贿赂”有多种形式：奉承式、客气式、汇报式、排场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语言上的贿赂比金钱贿赂更具有隐蔽性、欺骗性和破坏性。
曲意逢迎、阿谀奉承，极尽讨好之能事……类似溜须拍马之为，古往今来实在不少，一些人已见怪不怪，甚至变得麻木。如今将其上升到“语言贿赂”的层面，无疑是提醒官员和公众，语言的糖衣炮弹看似与金钱利益无涉，其实是在间接攻破某些人的心理防线；而频繁的甜言蜜语，则很可能就是一种暗中渗透。面对“语言贿赂”，相关人士不仅要有辨识力，更要有免疫力。
赵春青/图 韫超/文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5 14:16
| 作者：孙玉祥 时间：2012-04-16 来源：南方报业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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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导读]凡是斯大林写“爱情”写少了末尾的一个字母。两位教授撰文论证：“世界上存在着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爱情，也存在新生健康的无产阶级爱情，这两种爱情绝然不同—————其拼写岂能一样？！”
拼写出错，我们小人物固然在所难免，就是一些大人物也躲不过，本来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过，不同地方的大人物犯了这同样的错误，结果也大不一样———或许，这也是一种“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2011年元旦，匈牙利总统施密特·帕尔在国家电视台作了短短的新年贺词讲话，这本来是例行公事，没什么值得稀奇的。可在他回家时，他犯了一个小错误，那就是随手将讲稿塞进了走廊上的垃圾桶里。不幸的是，一位名叫特米斯·拉吉的清洁工在清扫卫生时意外地发现它，更不幸的是拉吉以为这是一份再好不过的新年纪念品，把它带回了家。
接着，就有了下面的故事：当拉吉在回家向家人展示这份“再好不过”的新年纪念品和仔细阅读过程中，发现这份讲话稿不仅有许多语法错误，内容中也有多处表达上的歧义：标题中“新年贺词”的“新年”一词就不符合标准写法，而且有好几个应为小写的字母却被无端写成了大写，两个合成词中间出现了空格，几处多了不该有的逗号。尤为严重的是，贺词最后引用匈牙利国歌歌词开头一句的8个单词中有两个被写错，还有一个标点出错……因为书面上不合规范的匈牙利语，在念读时经常无法让听者发觉错误，可当这些问题出现在文字上时就一目了然。这拉吉不是省油的灯，她鼓足干劲将这讲话稿从头到尾进行了仔细核对，结果发现一共有16个错误的地方！这下她不干了，俺还把这当“再好不过”的新年纪念品呢，你却这样糊弄我！
于是这个清洁工跑到复印店，把这份总统讲话稿复印了两百份，然后来到了布达佩斯最为繁华的解放广场。她站在一个高高的水泥台上向四周的人们高喊：“总统的讲话稿有16个错误之处，这不仅表示他的工作不仔细，而且还显示出总统对工作的懈怠和对民众的不尊重！”听众纷纷加入声讨队伍，高喊：“我们无法接受自己的国家被这样一个不尊重工作、不尊重民众的总统掌管着！”媒体也高调介入，他们纷纷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还评论说：“我们必须要看到总统将如何回应此事！”匈牙利的《语言与科学》杂志甚至还在网站上说：“这样的稿子就连小学二年级的考试也无法通过。”总统大人于是只得在1月4日晚的黄金时段发布电视讲话，承认贺词中发生“打字和文字规范上的错误”，表示“今后将竭力不再发生类似的问题”，同时，他还请求民众“宽恕”他的错误，给他一次机会，继续支持他信任他。“如果失去你们的信任与支持，我将会是一个可悲的总统”，最后，总统对着镜头，奉上了一个深深的鞠躬！而拉吉则在1月5日接受国家电视台的采访中说：“匈牙利的民众是善良真诚而且有力量的，我们暂且相信总统的诚意，但如果以后再犯，我们一定不会轻饶他！”总统施密特·帕尔在电视中看到这个场景后，既羞愧又欣慰地说：“任何来自于民众的质疑，对我个人来说都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压力，而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发展来说，那又是一种珍贵的动力！”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比如说，前苏联，又会是怎样的场景呢？我们不妨将镜头转向80多年前的莫斯科。
1931年10月11日，伟大、英明、正确的斯大林同志在读了高尔基的《姑娘与死神》后信手在书末写了：“这本书写得比歌德的《浮士德》还要有力—————爱情战胜了死亡。约·斯大林。”按当时惯例，凡是斯大林写过的文字，除了需要保密的以外，都得及时公布，让大家贯彻学习，以便和我们的伟大领袖时刻保持高度一致。这次当然也不例外，可批示上的“爱情”一词的俄文拼写有误：少了末尾的一个字母。也就是说，斯大林写了一个就是小学生也可以判断的错别字！怎么办？那些水平远比小学生高的宣传大员可一下傻了眼：大家都知道这是个错别字，可是斯大林的错，当然也就不是错了—————伟大领袖是不会犯错误的！可这玩意儿又要对外宣传……怎么办？他们最后的办法是在发表斯大林手迹的同时，由两位教授在《真理报》上撰文论证：“世界上存在着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爱情，也存在新生健康的无产阶级爱情，这两种爱情绝然不同—————其拼写岂能一样？！”看到没有？在那里，因为这拼写错误是最高领导犯的，就不仅不错，而且还对得一塌糊涂。最后，还是斯大林在看到《真理报》这两个教授的大作后，自己轻批了这么一句话：“笨蛋，什么两种爱情？那是我的笔误。约·斯大林。”
毛泽东生前的俄语翻译师哲在其回忆录《我的一生》中就给我们回忆过这么一桩事：1927年，师哲留学苏联，在位于基辅的军官联合学校学军事。当时教他们俄语的是一个叫伊万诺夫的教授。师哲同学雷放的英文、俄文都比较好。有一次，他从《列宁文选》上抄了一句话写在黑板上，然后问伊万诺夫教授：这句话是否合乎文法？教授不知来自何处，也不知前言后话，看了以后说：“文法不通，俄文不能这样讲。”雷放便把《列宁文选》拿了出来，指给他看。教授看了，面有难色，可是他马上又有了说辞：“这句话是不合文法，我们不可以这样说。但是列宁可以这样说。”换言之，在苏联，只要是领导，只要是列宁，拼写错了，那也是对的。
看了这样对比鲜明的故事，我们或许多少会弄明白：为什么东欧会发生那样的巨变而苏联会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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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5 17:40
吴思：历史上的平反周期率
作者：吴思 时间：2009-01-20 来源：天益网
一
我和岳飞的一位后代聊天，问到宋朝给岳飞平反的时间。他开出8个日期，从初步昭雪，到发还田宅，到复官改葬，再到赐谥追封，直至追封三代，全程历时99年。首次平反是1162年7月，岳飞冤死21年之后。他笑道：正好和右派平反的时间一样。我心中一闪：莫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竟是平反的周期率？
回家后查史书，1162年6月，宋高宗赵构退居二线，太子即位，是为孝宗。7月，昭雪岳飞。——原来最高领导换人了，冤案制造者离开了宝座。
我在《明史》中读过无数平反昭雪的案例。有的几个月就平反了，例如因为骂皇帝而下狱论死的海瑞，以及为海瑞鸣冤的何以尚。有的拖延170多年，例如被明成祖灭十族的方孝孺和建文朝的众多忠臣。这些参差的时段背后有一个共性：制造冤案的权势不再阻拦。海瑞与何以尚能够出狱，是因为下令关押他们的嘉靖皇帝突然死去。建文忠臣得以平反，是因为推翻建文帝的明成祖及其子孙，作为权力传承体系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而褒奖敌方忠臣却有利于激励属下的忠诚，同时美化自身形象。总之，随着时间的流逝，平反的利益递增，风险递减，最后利大于弊，于是就平反了。
1630年，清太宗皇太极用反间计，害死劲敌明将袁崇焕。1784年，乾隆皇帝下诏为他平反，这种时隔150多年的跨朝代平反，也可以用利弊的递增递减解释。
以明朝而论，拖延百年的平反很少见，只有开国祖宗办错的几件大案。历代皇帝驾崩之后的平反和清算却如同常规。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确实不错。不过，明朝历届皇帝的平均执政时间只有16.2年，假定执政前期和后期制造的冤案同样多，冤案的平均持续时间约为8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恰好对上八年之数的好汉，就有自称“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先生。当然，碰上在位时间特别长的荒唐皇帝，冤案的持续时间也只好跟着延长。例如嘉靖帝在位45年，就有一大批蒙冤43年的人。万历帝在位48年，真正说了算的时间30多年，也就有一些蒙冤30多年的人。
一般说来，皇帝越荒唐，执政的时间越长，留待平反的名单也越长。执政时间长，冤假错案就难免多一些，不制造冤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执政时间短，冤假错案却未必少。天启皇帝在位七年，整天做他喜欢的木匠活，任凭魏忠贤胡作非为，结果留下300多人的平反名单，也留下了270多人的清算名单，其中判凌迟者2人，处决者25人，充军者11人，徒刑者129人……这等成就，比嘉靖和万历更加辉煌。
二
平反和清算都是对正义的恢复。这种纠错机制的要害，就是避让权势。在皇权独大的帝国制度中，权势可以压倒正义，正义只能作为维护统治的手段退居二等。面对最高权势制造的冤案，正义最好保持沉默。碰上嘴硬的言官，拼了命也要鸣冤叫屈，他们很可能成为新的冤魂，下狱贬官，廷杖瘐毙等等。嘉靖和万历皇帝经常这样堵人们的嘴，也确实能堵住一时。但皇帝的寿命毕竟有限，任何权贵都无法永远掌权，正义最终还是有机会说话，把冤案翻过来。皇帝们也努力控制后世，下令千秋万代永不翻案，他们刻石碑，立铁牌，可那些石头铁块的寿命并不比权势长多少。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正义对权势无可奈何。权势对时间无可奈何。后来的权势又需要声誉和稳定，正义与声誉和稳定的铁打关联也让人无可奈何。各方都追求自身利益，又都拿对手无可奈何，于是，平反就成为各方博弈的一种均衡，大家在这里打了个平手。在这个过程中，时间是一个重要因素，时间的变化意味着利害主体的兴衰更替。
倘若把三权分立看作彼此制衡的横向纠错机制，平反昭雪就是纵向的纠错机制。横向纠错并不排除依靠时间澄清某些难题，但帝国制度延续两千多年，主要用熬时间的办法耗赢权势，而不是澄清难题。不过，纵向纠错也是纠错，我们祖先毕竟有了改正自身错误的能力。
据说西方有句谚语：迟到的公正不是公正。这要看对谁而言，还要看如何折旧。现代西方讲究个人本位，横向纠错机制发达，此论自有精益求精之妙。但就中国历史而论，迟到的公正不可低估。
首先，对冤案制造者来说，平反的存在可以确立一种预期：既然权力不可能永恒地掌握在某个人手里，既然公正难免恢复，那么，错事就不应该做绝，免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知道了这种机制的存在，权势就可能稍微收敛一些。这是一种抑制大肆作恶的机制。这么说是有历史事实支持的。北宋奸相章对付政敌，企图将司马光曝骨鞭尸，摧残元党人和他们的子女。正是对冤冤相报的担心，才让他放弃了赶尽杀绝的计划。
其次，这也是一种激励机制。对于正义的追求者来说，确信公正终有实现的一天，人们就比较容易不计利害地追求正义。如果权衡利害，那么，仗义执言固然有一时之灾，但也可能成为对未来的投资，在平均迟到八年的公正中捞本甚至获利。在这个意义上，迟到的正义就是对高风险的高回报。如此投资获利的历史事实不时可见，以致古人创造出“沽名卖直”之类的术语。
可惜的是，公正的行情通常不够好，八年之后官复原职，只能算捞回本钱，利息却损失了。更何况这八年还吃了许多苦。人的职业生涯有几个八年？假设有五个，净亏损20%。倘若圆滑地混下来，九年考满，本来还能升一级的。话说回来，行情如此不好的生意仍不断有人做，可见当事人未必想做生意。或者他们对人的本质及最高利益另有看法。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就是儒家教育的成就。迟到的公正有助于维持儒家世界观的说服力。
再次，迟到的公正可以让受害者及其子女获得补偿，至少停止继续迫害。有所补救总比毫无补救更接近公正。按明朝规定，平反补救分为五等，即“赠、荫、祭、葬、谥。”复官赠官是初级平反，赐祭葬高一级，再加上追谥追封和荫子就更高级了。平反的逐步升级，往往对应着冤案制造集团的逐步淡出，呼应着人们对蒙冤对象的越来越高的尊崇，岳飞享受的逐步升级的平反就是如此。追补到最高级别，假如当事人还活着，并且感觉连本带利都能补足，公正竟近乎完美了。在当事人已死的情况下，如果他所追求的正是不朽的声名，迟到的公正也算不错的补偿。
总之，“平反昭雪”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迟到的公正虽然不是头等的公正，却不妨看作第二等公正。第二等公正的存在，可以维持人们对制造冤案的体制的信任，鼓励耐心和等待，缓解暴烈和绝望的反抗。
问题在于，很多人连第二等公正也得不到，只能摊上第三等公正。
御史王朴性格梗直，多次与朱元璋争论，有一次争急了，惹皇上动了气，下令拉出去砍了。到了刑场，又召回来问他改不改。王朴说：皇上看得起我，让我当了御史，奈何如此摧辱我！如果我无罪，凭什么杀我？如果我有罪，又何必让我活？我今日惟愿速死！朱元璋大怒，催令赶快行刑。路过史馆，王朴冲着里面大呼：学士刘三吾记住，本年本月本日，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随后被杀。
朱元璋后来撰写《大诰》，里边还提到王朴，说他诽谤。《大诰》的地位近似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名列其中，自然难以平反。我在史书上也没有看到为他平反的记载。如此说来，王朴之流连第二等公正也享受不到了。但是，史家记载了真相，后人自有公论，这本身也是一种平反。这就是第三等公正。在我的读史印象中，能够享受这等公正的人，大概有办理平反手续者的四分之一。
中国人喜欢说“让历史如何如何”，表达了对第三等公正的信赖。史家讲究隔代修史，距离作恶权势的时间已远，不用怕他们，于是我们就可以指望公正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数小民连第三等公正也沾不上，他们既无申冤的人力物力和能力，又无详加记载或考证的史学价值，便无声无息地白死了。史书上有大量杀人冒功或残害良民的记载，我们却查不到那些被害者的姓名。尽管被平反的官员多得难以计数，比起沉冤难雪的小民来，他们仍是露出水面的冰山。
三
中国皇帝并不都是无法无天的家伙。有的文弱心虚，有的信仰神明，有的重视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于是我们也可以发现最高权势的自我纠错。
1425年，朱高炽刚当皇帝，弋谦就上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折子批评时政。皇上知道弋谦这人骨鲠，也不怪罪他，可是忍不住厌恶，见了他就没好脸。众臣看出皇帝的心思，便联合起来攻击弋谦“卖直”，要求皇帝法办他。皇上宽宏大度，仅仅剥夺了弋谦上朝的权利。没想到，消息传开，众臣纷纷闭嘴，一个多月没人上疏言事。皇帝急了，他刚刚登基，很想做好工作，众人自我保全，默不作声，这工作如何开展？于是皇帝下诏做自我批评，让众臣直言无讳，并恢复了弋谦上朝的权利。可惜，这位善于正确处理个人情绪与长远利益关系问题的皇帝不到一年就死了，我们无法把少见的好人好事讲下去。不过，一旦皇帝当久了，位子坐稳了，有了自信，谦虚的皇帝也难免霸道起来。这也是一种常规。朱高炽死前已经显露出这种迹象，他将一位劝他养病期间远离女色的大臣关入监狱，临死那天还痛骂他，要治他重罪，留下一个需要平反的冤案。
嘉靖皇帝英察自信，果于刑戮，又颇护己短，弄死过许多要求他平反冤案的人。这样的皇帝可能为自己造成的冤案平反吗？可能。我知道有过一次。嘉靖迷信神仙，大兴土木修建大高玄殿，谁反对就把谁痛打一顿投入监狱。有三位跳出来反对，已被关押多年。又有两位跳出来营救，也被“棰死狱中”。嘉靖二十六年（1547）十一月，大高玄殿发生火灾，皇帝上露台祈祷，火光中隐隐约约听到那三位的名字，说他们是忠臣。皇上赶紧传诏将他们释放。由此看来，皇帝怕天地神灵，也是小民之幸。碰上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皇上，大家就只好看着他一条道走到黑了。
四
《明史》给我留下一个印象：在有名可考的记载中，清算力度不如平反力度。一正一反，同属让开权势的公正，善有善报如果还有七八成，恶有恶报似乎不足四五成。一些当时已经臭名昭彰的家伙，例如特务头子太监汪直，引导刘瑾作恶的焦芳父子，万历派下去搜刮的税监们，经常留下一笔“竟得良死”的记载，连清代史家的笔下都透出一股怨气。这是什么缘故？
崇祯皇帝为人刚愎操切，惩罚的力度往往大于奖励。看看这位偏爱报复的人如何清算前朝阉党，可以明白恶报弱于善报的道理。
《明史》说，崇祯收拾掉魏忠贤之后，开始清算逆党。他让大学士韩、李标和钱龙锡（近似总理和副总理）开一个名单。这三位大臣不想“广搜树怨”，仅仅开出四五十人。皇上嫌少，让他们重新讨论，结果又增加了数十人。皇帝不高兴了，亲自分出“赞导、拥戴、颂美、谄附”四项，让他们往里添人。皇帝还让他们把内廷宦官的同恶者列入名单。韩等人推脱说，他们不知道内侍的情况。皇上说：岂能完全不知道？就是怕得罪人吧。
过了一天，皇帝将这几位召入便殿，只见桌上放着一个布囊，里边装了许多章疏。皇帝指着说：这些都是奸党颂扬魏忠贤的上疏，你们可以把这些人的名字整理出来，列入逆党。韩等人知道皇帝的决心难以挽回，就设法把此事推给别人，说：臣等的职责是起草文件，不熟悉法律条文。于是皇帝召来吏部尚书（近似组织部部长）王永光，让他处理，王永光也说自己“不习刑名”。皇帝又招来刑部尚书（近似最高法院院长）乔允升、左都御史（近似监察部部长）曹于汴等人，这才开出一份包含270多人的逆党名单，并拟出了从凌迟到革职的处理意见。
一件并不复杂的事，皇帝亲自布置，亲自推动，甚至亲自提供证据材料，居然让臣下连踩五脚刹车。假如皇帝拿不出那些“黑材料”，假如皇帝不一催再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结局不难想见。这其中的利害计算，皇上圣明，早已一语道破：怕得罪人。史家也写得明白，那些人不愿“广搜树怨”。
清算与平反不同。清算可以为受害者出一口恶气，却不能带来官职俸禄，损人不利己的事自然人人回避。平反则不然，既光明正大又有正面好处，利人利己，愿意做的人自然比较多。这一利一害之差，足以解释清算力度不及平反的现象。设身处地想一想，面对利害屏障，皇帝尚且让人推来挡去，那些受迫害的当事人又能闹出什么名堂？这些前劳改犯，或者他们的文盲后代，满脸怯色一身灰土，让人家推三阻四折腾了几个月，究竟是出气呢还是找气呢？报复的心思能不衰减吗？衰减了，无人追究了，恶报又从何而来？
更要紧的是：最高权势几乎是不受追究的。崇祯清算魏忠贤和阉党，却不追究他们的总后台、自己的长兄天启。嘉靖和万历皇帝是制造诸多冤案的主犯，但他们的接班人是亲儿子，大平反只能配以小清算，弄出几只替罪羊来就算交代了。最高权势清算前任是有底线的：他们必须尊重传位的先辈，必须维护皇权独大的体制，这是他们合法统治的基础。而且，恩归自己，怨归他人，这种体制正是最高统治者为自己精心设计的。既然这套报应机制的核心就是一个大漏洞，我们对整个体制的公正程度自然不能期望太高。
清算不足和平反不足并非小事。在时间和力度方面的利害计算对当事人的选择大有影响。魏忠贤的死党之一，右佥都御史（近似监察部部长助理）刘志选，曾经挺身抗议万历皇帝钳制言论，为忠臣鸣冤，结果被皇帝贬谪，被贬之后又挨整，家居三十年不得平反。万历死后还是靠拉关系当上工部主事（近似处长），恢复到被贬谪前的官职。此时刘志选年过七十，弥补损失之心极其强烈，于是一改前辙，帮助魏忠贤钳制言论，冒着生命危险替他攻击皇后，迫害清流，吹捧恶棍同党。他也知道这些罪恶将遭到追究，但《明史》上说，刘志选认为自己年老，必定死在魏忠贤之前。那是天启六年，魏忠贤58岁，几乎比他小20岁，刘志选的利害计算透彻之极。奈何人算不如天算，第二年，天启皇帝23岁驾崩，魏忠贤败，刘志选被判死刑，自己先上了吊。假如天启不那么短命，假如崇祯不那么操切，刘志选就投资成功了。同样，假如万历冤案的平反更加彻底，让他的第一次投资得到合理回报，刘志选也就不必冒险改辙了。
总而言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话大体不错，但要打个折扣。从数目上说，前一句大概七八折，后一句大概四五折。接下来的话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何时才算时候到呢？一代权势淡出之后。时间越久，折旧越重。经过两次打折，尽管平反了，但是补救不足。尽管清算了，但是追究不足。这些不足部分，就是当事人的净损失和净收益。一代又一代地积累下来，这些损益必将产生影响，类似自然选择对不同物种的影响，就好像降水量减少三分之一将导致众多物种的兴亡及生态系统变迁一样。一年又一年，一轮又一轮，大好河山逐渐改变了模样。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5 20:08
张维迎：中国教育最大失败是说假话不脸红
经济学和宗教伦理的基本假设是，人是自我中心的。宗教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最大不同是，宗教的逻辑是通过改变人的心来达到善的行为，市场的逻辑不想改变人的心，而是规范人的行（行为），即以利人之行，实现利己之心！
1. 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市场本身没有改变人的本性，市场从不试图改变人的本性。
人类犯错误或干坏事有两种原因，一是无知，知识有限，不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想干好事，结果却成了坏事；二是无耻，明知这事坏，损害别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仍然去做。比如，在广泛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整个链条中，好多人做了负面贡献，其中有些人可能出于无知，有些人可能出于无耻。
现实中，这二者很难区分。许多无耻行为从根本上讲也可以说是因为无知，是缺乏智慧的表现，结果常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我提醒大家，不要简单地把人类犯的所有错误，都归于无耻，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关于市场经济，学者包括经济学者都要保有这样一种认识：市场本身没有改变人的本性，市场从不试图改变人的本性，拥护市场的人没有想过用市场改变人的本性；反过来，正因人的本性没法改变，所以才有了市场经济，也才需要市场经济，市场使人的行为更符合善的要求。
人的本性是什么？宽泛点说，就是几乎所有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self－cen-tered）。我不一定说人是自私的，但是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和孔子这样看，亚当•斯密也这样看。
亚当•斯密说同情心普遍存在，即使最坏的人也有同情心，但所有的同情心都是围绕自己展开的，同情心的大小，一是与物理上的距离有关，二是与生理上的距离有关。人因为能设身处地，才会同情他人；因为能将心比心，才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可能。看到自己的亲人过世，比看到几千公里外非洲人的过世时的同情心肯定要大；看到猴子被杀，比看到蚂蚁被杀时的同情心也要大。为什么？因为猴子比蚂蚁与人的相似性更大。而你对蚂蚁的同情心，可能比对植物的同情心更大，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信奉佛教的人，不吃荤，只吃素，因为动物在形象上、生理上跟人的相似性比起植物来更大。所以同情心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基础上的。
并且，即使利他主义也是自我中心的。为认识的人牺牲自己利益的人，比为不认识的人牺牲自己利益的人多；拔己一毛而利天下的人比比皆是，但舍己一命而救他人的寥寥无几。这些，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都讲到了。
我的理解，儒家的一整套伦理体系也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基础上。儒家伦理是有等级的，为什么从亲情孝悌扩展到宗族、国家层面？因为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爱国主义也是自我中心的表现，否则你为什么不爱其他国家？
事实上，所有的宗教都假定人是自我中心的，这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没什么不同。关于人性的假设，无论科学的宗教的，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都一样。亚当•斯密如果不假定人以自我为中心，就不会写出《道德情操论》，也不会写出《国富论》。同样，孔子如果不是假定人是自我中心的，就不会有儒家的道德伦理系统。正因为自我中心的这个本性可能带来问题，人类才需要被教导，才产生了宗教。儒家内部有人性恶、人性善的争论，西方启蒙思想家霍布斯和洛克对自然状态下人的行为描述也大相径庭，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都根本上假定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切主张都从这个假设展开。
2. 市场的逻辑和强盗的逻辑
如果没有自由竞争，靠政府垄断，只允许一部分人干，这就不是市场的逻辑，是强盗的逻辑。就像国有银行，赚那么多钱，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强盗的逻辑。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人是自我中心的，但任何人要生存都离不开他人的合作和协助，人类怎样从以自我为中心到达合作和互助？或者说，自利的本性如何能够给他人带来好处，而不是伤害？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幸福，都不断追求better life。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归纳一下，大概两种：第一，是通过让别人不幸福而使自己幸福，即用伤害别人的方式为自己得到好处。我称之为“强盗的逻辑”。第二，是通过让别人幸福使自己变得幸福。我称之为“市场的逻辑”。仔细想一下，市场的逻辑其实也是宗教的逻辑，所有宗教都教育人要积德行善，也就是通过利他而实现自己的幸福。比如，老子讲“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佛教主张通过了悟“空性”达到“无我”的境地，以“普度众生”来实现自己的幸福。当然，无我要修炼才能达到，不是天生无我，要是天生无我就没必要修炼了，也就没有宗教了。从这方面讲，宗教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最大不同是，宗教的逻辑是通过改。
变人的心来达到善的行为，市场的逻辑不想改变人的心，而是规范人的行（行为），即以利人之行，实现利己之心！
我上次去山西榆次，看到县古衙门有一幅对联，大概是这样的：
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门无孝子
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
什么意思呢？善以心论，恶以行断。一个人是否是孝子，不能看这人给了父母多少钱、盖什么房子、买什么车，如果这样，穷孩子就没办法当孝子了。但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恶人，不能看有没有恶的心，而要看有没有恶的行。道德伦理规范的是行为，而不是心！这就是宗教和市场逻辑的基本差别。市场不求改变人的心，只求改变人的行为，市场就是你必须通过满足别人的需要来实现你自利的动机。从这个角度讲，市场本身是最讲伦理的，它使得你不能伤害别人，你致富也好，地位提升也罢，一定得建立在给他人创造幸福、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基础上。这是我理解的市场的逻辑。
认为市场的逻辑和伦理宗教对立，完全不对。与市场的逻辑真正对立的是强盗的逻辑。强盗的逻辑随处可见。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强盗行为的出发点可能非常善，当初搞计划经济就是这样。当然，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这两种逻辑是共存的，有些人赚了钱不是因为给别人带来了幸福，而是因为给别人带来不幸，但这本身不是市场的逻辑。从长远看，在市场中一个人能持久致富，一定是靠诚实守信，而不是靠坑蒙拐骗，如司马迁所言，“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我认为市场制度是最符合伦理道德的，但是，正如我们对好多问题都有理解上的偏差，我们对市场也存有误解。
对市场的偏见可能与感情色彩有关。简单地说，市场给每个人发财致富的机会，只要你为别人创造价值。健康的市场中谁赚钱最多？就是提供服务人数最多的人。一个保姆，只能服务一个人或一家人，挣不了多少钱，但是生产iPad或iPhone，就可以服务几千万人，几亿人，赚的钱就多得多。市场就是按照你给多少人带来幸福回报你。给别人带来的幸福越多，赚得钱就越多；带给别人的幸福越少，赚得钱就越少，这就是市场的逻辑。
有时，同样情况别人赚钱了，你没赚钱，你会不满，这跟人性的一个特点有关：我们往往把成功归于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失败了总怨恨别人；我们常把自己看得比本来高尚，把别人看得比本来卑鄙。赚不到大钱的人，往往有这样一种心理：不是我没本事，而是我道德水平太高，不愿骗人。那些人为什么能赚大钱？心黑。这是自我安慰。现实生活中，批评别人道德水平差的人，相当一部分道德水平最差。要求别人大公无私的人，可能最贪婪，他们喜欢占领道德制高点，忽悠别人以谋取私利。他说别人太贪，往往是嫌对方要价过高，希望能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入；而从对方的角度看，也觉得另一方想占便宜，花这么点钱就想买我这么值钱的东西。如果仅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可能会做出和事实相悖的评价。
关于市场和伦理的关系，从古到今还是有好多误解，有必要澄清。大家都同意，通过给别人带来幸福从而使自己变得幸福，最符合伦理。但我的观点是，仅仅靠说服人，没用，还得靠制度。这个制度就是自由市场，就是自由竞争！如果没有自由竞争，靠政府垄断，只允许一部分人干，这就不是市场的逻辑，是强盗的逻辑。就像国有银行，赚那么多钱，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强盗的逻辑。你存款时它只付百分之一二的利息，而它贷款时收取百分之五六的利息，这么大的利差，傻瓜都能赚钱。银行的高利润，有一部分靠的是剥削储户，而不是创造价值。这不是市场，这是反市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太强了。
微观层面上，每个人做事都是有目的的，每个人都有一双看得见的手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宏观层面上，市场是双看不见的手，这双看不见的手监督看得见的手一定不能偷偷干坏事。看不见的手一定是帮助别人的手，而不是伤害别人的手。如果在宏观层面还有其他看得见的手，这时候市场就可能无能为力，你的看得见的手就会伤害别人，而不是给别人带来幸福。
3. 道德只能在市场中实现
市场经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竞争中只有着眼于长远利益的人，才能够真正赚钱，所以市场经济里的人特别注重自己的名声。
前文的意思不是否定宗教的、伦理的追求，它们和市场本身是一样的，使人有善的行为，只是宗教和伦理是从人心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市场是从行为上考虑问题，“原迹不原心”。
亚当•斯密原话的意思是，在竞争的市场上，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并不是什么坏事，并不是恶的行为，相反，他这样做的时候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比他直接去追求社会利益时还要大，还要好。这就是亚当•斯密的伟大之处，他看到常人看不到的，现实中也确确实实如此。再看看计划经济的后果，很难说它初始的目的有多不好，但带来的却是灾难，但那些卖瓜子的人，出发点不过是自己赚钱，但必须做出别人喜欢吃的瓜子才能赚到钱。
其实亚当•斯密的基本思想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就提出了。司马迁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坚定的自由放任市场主义者，他说得很清楚，人们追求快乐幸福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你说服也没用。“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就是要顺其自然，不需要政府搞出那么多的规划，那么多的产业政策，征集动员大家干这干那。所以我认为司马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市场的坚定的主张者、捍卫者。
早司马迁几百年的老子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主义者。老子承认人们追求幸福的正当性，他对政府干预政策对人类幸福的危害有深刻的认知，但他没有理解市场的奥妙，所以他教导人们，追求幸福的办法是节制欲望，清心寡欲。与老子不同，司马迁深刻认识到，节制欲望不是追求幸福的最好办法，市场经济可以将人的利己之心变成利人之行，农工商虞，分工合作，“各劝其业，乐其事”，“各任其能，竭其力”，财富就像水从高处往低处流一样，不召自来，不求自出，“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是最自然而然的事情。他并且认识到，财富是道德的基础，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市场经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竞争中只有着眼于长远利益的人，才能够真正赚钱，所以市场经济里的人特别注重自己的名声。一瓶矿泉水，它是谁生产的我们不知道， 这个矿泉水公司的老板我们不认识， 我们为什么能够放心喝它？就是因为利润制度的作用， 你的利己之心， 一定要变成利人之行。伦理、 宗教、 哲学， 我觉得和市场没有任何矛盾， 只是考虑问题角度不一样。好多科学的不同， 不是研究对象的不同， 而是研究方法的不同， 趋于这个目的的方法不一样。因为人是无知的， 教育就非常重要，就是让人们更懂得自己的长远利益所在，不要为短期利益牺牲长远利益。
有一点要强调，利他主义并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比方说，一样东西我说两块卖给你，你说不行，得五块才买，我说五毛就行了，你说不行，得二十块，这个交易绝对成交不了，因为都太为对方考虑了。市场是建立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才能讨价还价，才有利益均衡，如果都是慷慨君子，交易价格反倒没办法确定了。
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基础，但这一道德只能在市场中实现和找到，也可以反过来说，道德需要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因为善的动机既可能做好事，也可能做坏事。我们需要一个制度，使你要满足自己的利益，必须首先满足别人的利益；第二还要教育人，教育不是给人灌输什么，而是让人明白事理，不犯傻。就像我经常给企业界讲的，什么是企业？一个企业真正的竞争力是什么？是你的声誉，是名声。我们天生就看得比较近，要让一个人看得远一点，需要有好的制度，还需要好的理论研究。这么讲是有依据的。世界范围看，哪个地方市场经济比较发达，比较健全，哪个地方人的道德水平就比较高，更诚实守信。不诚实守信你企业是存在不下去的，很快就会完蛋。相反，哪个地区的市场经济不发达，受到政府的干预多，哪个地方坑蒙拐骗就多。
当然我不否认修心很重要，但修心本身也是自我利益的需要，因为一个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别人对自己的认可。我们希望自己比别人好，希望受人尊重，所以必须有个好名声，这些本身也是自我中心为基础的需要。人的道德、善心，还是基于自我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套用亚当•斯密的话，劝道人们行善的最有效方法是告诉他，这样做是他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不是别人的需要。如果一个人不关心自己，你瞪我一眼有什么关系，我不在乎自己，你打我一顿我也不在乎，又何必关心他人呢？
4. 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说假话不脸红
如果社会不注意制度建设，不尊重人权、财产制度，仅仅靠说教，最后恰恰是人人都变得虚伪。
由于否定了市场的逻辑，才使得社会变得如此虚伪，如此假话连篇。
人类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每个人都自我中心，但又需要别人的合作，怎么能够这两方面统一起来，这是所有的哲学、道德学、市场理论都希望解决的。我深信，市场经济本身是解决这个矛盾和挑战的最有效的方式。
前面讲到，支配人类历史的就两大逻辑，一是强盗的逻辑，一是市场的逻辑。国家之间打仗是强盗的逻辑，自由贸易、交换是市场的逻辑。我相信这两个逻辑未来仍然会并存。我们希望处理国际关系也能用市场的逻辑，比如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是靠自由贸易，而不是靠征服、靠武力解决问题。好在人类都有学习的能力，中国有句古语，“不打不成交”，开始可能喜欢用打的方式，用侵害别人的方式，最后两败俱伤，之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开始“交”往。“交”就是交换、互利、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德国企图用强盗的逻辑富强，没成功，二战后日本和德国靠生产汽车、电子等产品发展起来，依靠的是市场的逻辑。人类的进步就是不断走向市场的逻辑。我们跟美国人坐下来谈判，说这对美国好，美国人也说这对中国好，这就是人类的聪明之处。
如果社会不注意制度建设，不尊重人权、财产制度，仅仅靠说教，最后恰恰是人人都变得虚伪。由于否定了市场的逻辑，才使得社会变得如此虚伪，如此假话连篇。
过去研究伦理学和研究市场的学者之间误解太多，其实人类的分歧好多都是由误解而来，是无知导致的。在化解分歧和误解上，伦理学者和经济学者应该像亲兄弟，因为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伦理道德和市场的研究在未来应该完全成为统一体。事实上，西方中世纪的时候，经济学不过是伦理学的一部分。我是搞经济学的，从来不否认道德伦理的重要性。制度是大框架，同时也要道德伦理。
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是在哪里？不是抑制了青年人的创造性，消灭了他们的好奇心。最大的失败是使人变得虚伪，说假话不再脸红！为什么？就是因为没建立一个好的私有产权制度。西方没有一个企业贴标语说要诚实守信，不用贴，这是自然而然的，这就是市场。丢掉了市场的逻辑，丢掉了基本的市场规则，只能用虚无缥渺的说教，最后就是言行不一。
以前上学时，一个同学铅笔刀丢了，老师让学生排成一队，看谁脸红，脸红的人就是偷铅笔刀的人。现在再把人叫一块儿，不再脸红了，这方法没用。由于否定了市场的逻辑，才使得社会变得如此虚伪，如此假话连篇，这是让我最痛心的。强调伦理时不要忘记这一点，否则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建设贡献不大。
除了无知和无耻，社科院钱津教授讲的“无奈”，非常有启发性，也有活生生的例子，如央视经常播些节目，他们自己也不喜欢，很无奈。但我想，无奈是因为意志或能力软弱，通常是由无知或者无耻派生出来的。
5. 普适价值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
如果不承认普适价值，等于中国文化永远不能走向世界，中国永远不能崛起。
价值是我们普遍认可的行为准则，目的是解决我们的冲突和约束我们的行为。比如开车要靠右行，有这样一个规则，冲突就大大减少。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自然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则。全球化出现后，一些地方的价值观、规则还会保留，但一些基本规则就得统一了。在中国开车靠右行，在英国靠左行，如果英国人和中国人在同一条马路，就要统一规则。欧洲各国原来的交通规则也是不一样的，拿破仑以来的欧洲一体化导致了欧洲交通规则的统一。瑞典在1967年之前是靠左行，后来改成了靠右行。
在全球化时代，一定要有全球共同遵守的规则。现在有些人过分强调中国价值的独特性，按前文的逻辑，可能是因为无知，也可能是因为无耻。反对普适价值可能对人类本身不是件好事，如果没有普适价值，人类怎么可能相互交往呢？比如，不同国家之间要按照市场的规则交 换产品，就得尊重每个人的权利。私有财产制度就应是普遍认可的规则，我不能抢你的东西，我也不能强迫你买我的东西，只有通过谈判，才知道什么是公平价格。 有个共同的规则，从平衡利益的角度看是非常有必要的。不承认普适价值，等于说开车不需要统一的交通规则，结果可能是冲突甚至更为悲惨。当然，普适价值并不 是简单地把某一方的规则强加给另一方，规则的形成可能是相互妥协的结果。
再举一例。如果各国都坚持说自己国家的语言，大家就没法交流。一百多年前有人创造了世界语，但没流行起来，语言是数千万年历史积累起来的，人为创造一种语言可能像计划经济一样不可行。我的意思是，交流首先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其次才是使用哪种语言。具体使用哪种语言可能与历史有关。英语成为世界商界和学术界的通用语言，有诸多历史原因，其中一个就是美国成为世界大国。现在学中文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是因为中国崛起。中国人的一些价值观念也可能变成普适价值，儒家、道家等传统哲学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重视就是证明。如果不承认普适价值，等于中国文化永远不能走向世界，中国永远不能崛起！
普适价值也是可能的。人类本来就是同宗同族，一万多年前的冰盖融化把各大洲分开，人类现在的不同文化是在一万年以内形成的。人类来自共同的祖先，基因上不应该有文化冲突。
其次，人类好多利益冲突被我们大大夸大了，这些夸大有的是出于无知，有的是因为无耻。有思想者把人类的冲突都归结于不可协调的阶级矛盾，最后将一切都归为斗斗斗。我们应该认识到，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比想象的少，好多利益冲突是发生在工人内部，而不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现在反对中国出口的美国人主要是美国的工人阶级，而不是美国的资本家，帮助中国游说美国政府的反倒是美国的企业家，而不是美国的工人，就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和美国工人阶级的冲突大于中国工人阶级和美国资本家之间的冲突，尽管前一个冲突也由于我们的无知被夸大了。中国和美国的冲突，中国和东南亚、日本的冲突，真的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小。无知的教育灌输的理念导致我们夸大了冲突。现在，完全有可能通过更多沟通，尤其是中国的崛起使得普适价值的形成应该更加容易。过分强调中国的独特性对中国的利益或者说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不好的。这是我的基本判断。
如果大家都按照市场的逻辑去做，都想办法通过为别人创造价值，为别的国家、民族带来财富而获得自己的幸福，那么这个世界的冲突就会变少，自由贸易非常非常重要。我在美国演讲时推荐美国政治家读两本书，一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自由贸易的理论；二是老子的《道德经》。老子讲“大邦者下流”，说的是真正做一个世界的领导者，不能太趾高气昂，不能太跋扈，要有胸怀和气量。要领导不同文化的人民，尤其如此！伊斯兰文化虽然与我们不一样，但人的本性一样，他们也热爱和平，问题是我们需要真正理解他们。
普适价值，第一是必须的，第二是可能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只能走向强盗的逻辑，世界没有宁日，只有末日。
（作者为北大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个学术对话上的发言修改而成。作者感谢对话组织者阎雨博士的组织工作。文章大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5 20:23
掌声献给齐奥塞斯库
袁凌，《财经》记者，原《凤凰周刊》主笔
出品：“热历史”工作室
出品人：黎凤
在北京的某个地摊上，碰见一本特别的书：《齐奥塞斯库选集1974-1980》。暗红精装封面，书页已经泛黄，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定 价2.55元，原为人民大学图书馆藏书，盖有藏书公章。附带的借书卡显示，有一位国政系学生曾经在1985年借阅过，算来已历近30年。这本曾贵为兄弟国 家领袖著作的书，不知在哪一轮的世事淘汰下流落书摊。我花5块钱买了下来。
买下这本书，不在于它的作者齐奥塞斯库统治前罗马尼亚长达24 年，拥有罗共总书记兼罗马尼亚总统、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总司令兼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社会主义民主和团结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全国劳动人民委员会主席、甚至还包括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和名誉院长这么一长串复杂又显赫的头衔；也不是选集内容有什么超出同类领袖 著作之处，或者是齐氏曾经位列少数几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之列；而是这本书的特殊体例：在它的每篇文章，也就是齐氏在历次会议上发表的讲话正文之中，附有与会者的鼓掌和欢呼。
这些附录的巨细无遗和郑重表述，体现出原编者认为，掌声和欢呼是齐奥塞斯库讲话的必要组成部分，也就是齐氏著作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正文，不能拿掉或以注释方 式体现。这自然是执行齐氏本人的意愿。而中文译者也认同这一理念。齐奥塞斯库著作集《罗马尼亚在建设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道路上前进》一共煌煌31卷， 这本选集是根据11——19卷选译的，至少可以说明在这9卷中，“正文+掌声”是一种固定体例。
而且，中译者注明，选集中有一篇是根据罗马尼亚《火花报》译出的。由此可以推见，当时的罗马尼亚报纸登载齐奥塞斯库的讲话，也必须是正文加掌声一样不可少。
就笔者孤陋所及，这种体例在全世界的出版物中或许独一无二。古代的君王固然以山呼万岁为成例，但并不在诏书或起居注中注明臣民三跪九叩的情形和次数。现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中，马恩无缘热烈鼓掌和山呼万岁的待遇，有了待遇的列宁和斯大林著作中也没有掌声和欢呼的记载，至少翻译成中文的没有。
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虽然在国际共运史中地位和齐奥塞斯库相比不啻天渊，享受的崇拜也登峰造极，却也没有在语录和选集中记录掌声和欢呼。资本主义国家元首的著作更不可 能，譬如克林顿和奥巴马的自传，还得饱受争议。不知在其它的几个社会主义小国中，有无这样的领袖著作面世，考虑到齐奥塞斯库喜欢标新立异的个性，这种“正 文+掌声”的体例很可能别无榜样，而是出自原创。
独创之余，它也真实地保存了那个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态。掌声和欢呼是当时的政治生活常态，只有齐奥赛斯库的著作把它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下面我就出现在这本书中的掌声和欢呼略作分析，以助大家理解。
掌声的频率
这本书内容的特别，首先在于掌声的频率之高。
全书的第一页以鼓掌始，末页以鼓掌终，586页的篇幅中，95%以上的页码是有鼓掌记录的，而且基本是多次鼓掌或热烈鼓掌。根据笔者统计，全书共记录鼓掌800次。仅用于记录鼓掌和欢呼的字数，已经达到上万字，占全书篇幅的近3%。
鼓掌频率集中者，一页之中可以有五次以上的鼓掌记录，几乎讲话的每个自然段都要鼓掌，有的是一个自然段几次鼓掌。在一个论述人道主义问题的自然段里，听众六次热烈鼓掌。
1974年11月25日的《罗共中央关于党在十大和十一大期间的工作和今后任务的报告》第二节“罗马尼亚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部分，从全书第8页到22页，共有43次鼓掌，而齐氏的讲话正文不过一万余字。
计算下来，平均齐氏每讲300余字就有一次鼓掌。每到讲话的某一大部分结束，尤其是讲话末尾，鼓掌更是达到高潮，像前锋进球后球迷席上的人浪一样起伏不息。 在庆祝罗马尼亚建国六十周年的集会讲话中，最后一部分共20个自然段，全体听众共鼓掌19次，只有一个段落没有“热烈鼓掌”的记载。
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十大和十一大工作报告讲话的结尾，共有六个自然段落，全部讲话字数连同标点共243字，六次热烈鼓掌，平均齐奥塞斯库每讲不到40个字就要接受一次掌声和欢呼。以人的语速每秒4字计算，齐氏每讲话10秒钟就要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一次。
看到这些记载，可以想见当时的会场情形，齐氏每讲一段的话音还未落下，就淹没在会场狂热的鼓掌声里，鼓掌的长度超过了齐奥塞斯库讲话的长度。鼓掌者的手还没 来得及在桌面下放稳，又得举起来鼓掌。掌心从发红发热到麻木，手腕从酸痛到僵直，却没有休息的机会。这样的情态，上一代国人想必记忆犹新，现在也还有流风 余韵。
掌声的等级
《选集》不仅详细记录了鼓掌的次数，更详尽地标明了每次鼓掌的热烈程度、时间长度，是否伴随欢呼、起立，欢呼的内容，肢体动作，以致会场气氛、鼓掌者的情绪活跃度等。
由低到高，掌声分为十七个等级：
鼓掌；
活跃，鼓掌；
热烈鼓掌；
会场活跃，热烈鼓掌；
长时间鼓掌；
长时间热烈鼓掌；
鼓掌，欢呼；
热烈鼓掌，欢呼；
热烈鼓掌，全场起立，欢呼；
热烈鼓掌，全场起立，高呼；
长时间热烈鼓掌；欢呼；高呼；
热烈鼓掌，欢呼；全场起立，高呼；
长时间热烈鼓掌，欢呼；全场起立，热烈高呼；
全体与会者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起立，长时间欢呼；
热烈鼓掌，欢呼，历时数分钟高呼；全场起立，在激动人心的热烈气氛中，热烈欢呼；
热烈欢呼，鼓掌；长时间高呼；全场起立，在热情洋溢的团结气氛中持续数分钟地欢呼----，欢呼------，欢呼-----，欢呼-----
热烈鼓掌和欢呼；在代表大会大厅里的全体与会者起立，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长时间欢呼-----，欢呼-----，热烈地高呼-----
这样的区分，已经竭尽了官样文章语言表达能力。也可见会议监控者如何细致地对每一次鼓掌的细微区别了然于心，并记录在案。在这样的情形下，谁又敢在自己的掌声中稍微露出懈怠呢？
这并非笔者望文生义的臆测。《炎黄春秋》载文披露，齐氏在位时期每次举行大会，罗马尼亚官方都组织一批保安部队成员坐在会场的头七、八排。齐奥塞斯库讲话时，隔两三分钟这些“政治拉拉队”就站起来鼓掌、叫好。出席大会的其他人也不得不站起来鼓掌。齐奥塞斯库每讲一次话，大家不得不站起几十次。谁又敢于坐着 不追随这些保安部队人员呢？
各个等级之中，“热烈鼓掌”和“长时间鼓掌”的频率最高，合并占到60%以上；伴随着鼓掌的欢呼、起立、高呼、热烈欢呼大都出现在讲话的结尾，或者某个重要章节的告一段落。虽然频率不如热烈鼓掌，但每次出现时记载的内容却最为详细，显示其比通常的鼓掌来得重要。
这也符合大会的实际情形，每到领袖讲话结束，会场总是淹没在掌声和欢呼的狂风骤雨之中，会议也就此胜利落幕，对外宣布为一次团结的、圆满的、成功的大会。没有了群众的掌声和欢呼，会议就好像缺乏一个合理的结尾，领袖的讲话也落了空，文章没有做完。
耐人寻味的是，处于最低等级的“鼓掌”本应是最经常动作，在选集中出现的频率却极低，全书加起来不过10余次。这似乎形象地说明了，会议参加者不仅没有不鼓 掌的权利，甚至没有一般性的鼓掌权利，这样的鼓掌很可能被认为是敷衍。一定要表现出热烈度，具有时间长度，才能被认为是真实的内心表达，虽然在“热烈鼓掌”之下发热的也许只是手掌。
“鼓掌”集中出现的一篇讲话，是1978年8月罗马尼亚欢迎中国领导人华国锋访问的宴会祝酒词。或许是由于掌 声的对象不仅仅是献给齐奥塞斯库，而更多是给予来访的外国元首，关于掌声的记载一律为简单的“鼓掌”。此前一篇齐氏访问中国时在欢迎宴会上发表的讲话，则没有掌声的记载。当然这次宴会中不可能没有掌声，或许齐奥塞斯库不便于在著作中表现出坦然领受兄长国家的掌声，这成了全书中唯一没有掌声记载的讲话。
鼓掌之外，编者还偶尔记录了与会者的“活跃”情态。在以严肃为己任的官方语言中，“活跃”这个描述算是对与会者个人情绪的一种不失分寸的宽容（估计听众是得 体地笑了起来，而不是窃窃私语），或许也体现了与会者在此处的鼓掌是自发、衷心的。但它总是让人想起对类似鱼缸里的金鱼这种小动物的状态描述。
在一次农业问题的讲话上，齐奥塞斯库提到要让人们唱唱歌、跳跳舞，但也必须干活，用了一个比喻说，“只靠跳舞是不能生活的，那你就会像蟋蟀和蚂蚁一样倒霉。”此处记录“会场活跃，热烈鼓掌”。
可以认为，齐氏用蟋蟀、蚂蚁这样的比喻调动了会场的气氛，让代表们感到了某种松弛。但从另一面来说，这些代表的情绪松弛，是否也是对讲话者需要效果的自觉配 合呢？譬如说，换一个普通人用倒霉的蟋蟀和蚂蚁来比方懒汉，是否就能让会场“气氛活跃”，代表们情绪松弛呢？此处表现得“活跃”或松弛的代表们，也不过是 近似于齐奥塞斯库口中的蟋蟀这样的小动物，在豢养者撩拨下奉命活跃而已。
自然，连这样的“活跃”机遇也甚少，全书中仅出现了这一次。齐奥塞斯库并不是一个善于开玩笑的人，或者说他不觉得有必要常开这样的玩笑。他更需要的不是气氛的活跃，而是鼓掌的热烈。
欢呼的语式
鼓掌只有热烈度和时间的分别，毕竟与会者的一双肉掌发不出复杂的音效。但欢呼不一样，既可以在热烈度和是否起立上有所区别，欢呼的内容更是大有讲究。
尽管所有欢呼的内容都是围绕齐奥塞斯库，但一般来说，需要把齐奥塞斯库和某个另外具有永恒性、崇高性的事物联系起来。
最直接的欢呼语式是：“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
更常见的欢呼语式是“齐奥塞斯库和-----”，“和”的对象只有一种：人民。这个欢呼用语出现相当频繁，尤其是在群众大会的讲话上，似乎说明着齐氏和人民的良好关系。
最常见的欢呼语式是“齐奥塞斯库——”，破折号搭配的对象有好几种，包括：“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共产党”；“齐奥塞斯库——和平”；“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最经常出现的是第一种搭配，可算标配；“齐奥塞斯库——和平”的搭配通常出现于赞美其外交政策，因为齐氏施政的最大亮点似乎是他和中国一起奉行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苏联对其它“兄弟国家”的霸权，齐奥塞斯库历次讲话中的外交部分永远是鼓掌和欢呼频率出现最高的段落。
而齐奥塞斯库与罗马尼亚的搭配出现极少。即使是在庆祝罗马尼亚作为统一的民族国家建国六十周年的集会上，也只出现了两次“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和平与友谊”的记载，却出现了数十次“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欢呼，这形象地说明了齐氏虽然具有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统的身份，却远不如他的执政党总书记权 位来得实质，后者甚至是一个不适宜经常提到的名词。
这样的欢呼在西方语境中固然突兀，但在经过文革年代的中国人看来，又未免繁琐。我们的欢 呼并不需要在领袖的名字后面加上其它的对象，不论是领袖和什么或者是领袖等于什么；如果需要同时欢呼几项，那么也是排比句式，连串的几个“万岁”，总之领 袖的名讳必须单独出现，单独享受光荣。倒是在领袖的名字前面，往往会加上几个“伟大”的定语，譬如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等。这和古代中国的皇帝名讳前加 上一系列封号类似，但皇帝使用这些封号通常是身后哀荣。
对齐奥塞斯库的欢呼中有一项值得注意：“齐奥塞斯库——长寿！”“长寿”类似于“永 远健康”，我们或许能立刻回想起文革年代一句普遍的欢呼口号：“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但“长寿”毕竟比“永远健康”的层次要弱一些。更不用说和“永远健 康”的前一句“万寿无疆”比了。当年红卫兵出版的宣传画册里，还有“周副主席比较健康”的标语，齐奥塞斯库的待遇看来是介于“比较健康”和“永远健康”之间。
此外，“齐奥塞斯库——长寿”的欢呼两次出现在庆祝齐奥塞斯库60大寿的大会上，其它场合偶有出现，频率极低。足见地处东欧的罗马尼亚 民族还多少保留着摩尔多瓦大公国传统，不是太习惯如此欢呼一个人。而在中国，“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却曾经是“早请示、晚汇报”的口头语，就和呼吸进 食一样成为国人日常生活的需求，浸透于灵魂血液。
从这本选集看，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齐奥塞斯库始终没有得到过“万岁”的欢呼。齐奥塞斯库作 为70年代“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曾经在1971年访华会见毛泽东，不可能不熟悉他的中国朋友享受的待遇。他显然也从中国大哥处学到了不少东西。但即使是 对于掌声和欢呼如此看重的他，并没有能够得到这个称号。
这或许是由于“万岁”在罗马尼亚语言中找不到合适的对应词，它是中华帝国土壤中孳生的专有名词。一般以为苏联人民也曾欢呼“列宁万岁”或“斯大林万岁”，但在俄文中实际是呼喊“乌拉”，与中文的“万岁”相去甚远。
掌声与子弹
作为执政党的领袖，齐奥塞斯库如此需要全体党员以及群众的掌声和欢呼，掌声和欢呼托起了他的灵魂。
在当时的一张宣传画里，齐奥塞斯库站在云端，被党旗和国徽的云彩烘托围绕，云端之下是罗马尼亚的普通民众。在另一张宣传画里，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一起站在人群头上挥手，他们似乎是直接踩在人群头顶。
但问题是，这些宣传画里，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都没有脚，他们并没有站在罗马尼亚的地面上。
在长篇大论的讲话中，齐奥塞斯库偶尔体现出一种文人情怀，想要把自己打扮为一个文学艺术家。在一次“社会主义文化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里，齐奥塞斯库引用了达 芬奇的话“能到泉边去打水的人就不要求助于水罐了”，要求文学家脱离“为艺术而艺术”，受到了与会者连续两次的“长时间热烈鼓掌”。此时齐氏的心情想必是 非常得意。齐奥塞斯库还经常引用罗马尼亚诗人爱明内斯库的诗句，并且在讲话中“步韵”做诗，得到听众的“热烈鼓掌，全场起立，高呼”。
齐奥塞斯库在讲话中喜欢以自己的外交成就自诩，沉浸在创造世界和平的感觉里。他曾经谴责苏联出兵捷克斯诺伐克，也不乏对“人道主义”“个性”“进步与文明” “民族平等”的宣扬，并得到与会者热烈的掌声回报和欢呼。齐氏的这些言行，也并非毫不足取，或许在同时期的国际共运领袖中算是比较开明的，而这更足以增强 他自己的良好感觉。
此时的齐奥塞斯库眼中，罗马尼亚想必是“春风杨柳万千条”，沐浴在他的光辉之下。实际罗马尼亚却是社会困顿、民怨堆积， 以致政治笑话流行，这些段子自然不会透过掌声和欢呼到达齐奥塞斯库耳中。对现实的盲视和在掌声中培养出来的过分自尊心，使得齐氏要求全民勒紧裤带偿还外债，最终在外债偿清的同时政治倒台。
谁能想得到，离这本选集中的最后一次鼓掌欢呼不到10年，齐奥塞斯库猛然从云端坠落到地面，曾经毫不吝 惜地将掌声和欢呼献给他的人们断然抛弃了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齐氏倒台的直接原因恰恰来自他对自己讲话能力的迷信。在边境发生民众抗议后，齐奥塞斯库要 求在首都召开群众大会，希望通过从党中央大厦阳台上发表讲话解决危机。最后一次讲话的齐氏得到的不是掌声而是“打倒齐奥塞斯库”的口号，这种情形完全摧毁了齐氏的自信，他从此似乎失去了应变能力。
坠落人间的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土地上难觅立足之地。在齐氏匆忙出逃途中，亲信先后离他而去，没 有任何一个普通人愿意帮助他，广播里反复播放着“通缉人民公敌齐奥塞斯库”的消息，最后齐氏“自投罗网”，在一个县警局被捕。齐奥塞斯库被判决犯有杀人和 贪污罪，与妻子一起被处决。
《选集》里潮水一样的掌声和欢呼，变成了冰冷的子弹，想必齐奥塞斯库很难理解，同样在台下的一群人，怎么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
说起来也简单，看似自愿和热烈地爆发出的掌声背后，是集权的压力，齐奥塞斯库以一人之身拥有的众多头衔说明了这一点。掌声和欢呼的热烈程度和频率，不过说明了这种压力的沉重。
蓝英年在苏联作家爱伦堡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的序言中提到了一次爱伦堡亲历大会的情形：1935年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大会，会议结 束时，人们对斯大林一再鼓掌，“当掌声逐渐平息下去的时候，有人高喊了一声：‘伟大的斯大林，乌拉！’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最后大家落座，这时又响起一个 女人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光荣属于斯大林！’我们又跳起来鼓掌”。
在这样的会场上，没有人敢于先停止鼓掌和欢呼，人们是靠着一种动物一样的感觉本能逐渐地停止鼓掌的，这种本能往往还会被打断。
爱伦堡感到疲惫不堪，并在散会后“腹诽”斯大林像是萨满教的巫师，但他立刻自觉地打断了自己的想法。
爱伦堡为什么不敢在会上首先停止鼓掌，甚至是在散会后腹诽？不是因为单纯地崇拜斯大林，而是此时处在大清洗前夜，会场上的人活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烈的恐惧中。会场内的掌声和会场外的大清洗一样，都是“苏联制造”或“斯大林制造”。
齐奥塞斯库讲话之时，会场上带头鼓掌的保安部队人员，或许是下属投其所好，齐氏并不知情；或出于齐氏默许和有意安排。不管哪种情形，会场上的掌声都来自于对齐氏权力的恐惧，可以称作“齐奥塞斯库制造”。
这种制造出来的恐惧感没有淹没斯大林或者类似的“伟大领袖”，却最终吞噬了根基不如老大哥们扎实的齐奥塞斯库。从这一点来说，齐氏的命运多少有些伤感意味，连同这本由图书馆“国际共运领袖”的专设书架上沦落到地摊的选集。
设想一下，当齐奥塞斯库逃亡和以后被审判时，就算有以往曾受惠于他的人想要出手搭救或仅仅是不参与举报他，是否可能呢？这就像以往在会场上某个人独独不鼓掌欢呼一样不现实。这个局面是齐氏自己造成的。
昆德拉的《玩笑》中有个情节，主人公路德维克在一次组织会议上遭到所有同志的举手表决，被开除出党。路德维克以为是他的同志们在开玩笑，结果却是真的。对于政治年代中的国人来说，这个玩笑自然不陌生：在批判胡风的大会和把刘少奇开除出党的中央全会上，都只有一个人不举手，前者吕荧被打成胡风分子，后者陈少敏则失去了中央委员身份并下放劳动。
但在中国，这个玩笑还得加上一个结尾才合理：路德维克举起手来，同意将自己开除出党。人民日报记者刘衡回 忆录《只因我对党说了老实话》（收入牛汉、邓九平主编《荆棘路》）记载，1957年反右中，同事林钢被举手开除出党，林钢本人举手同意；随后举手表决开除刘衡本人，刘事先表态同意自己被开除，却因不能接受自己被打成右派分子临时“弃权”，遭到主持者批判。刘衡这篇文章还记载，刘志丹在陕北根据地被开除党籍 时，自己也举了手
生活在中欧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昆德拉想象力毕竟不够，就像布罗茨基批评哈维尔不懂得西伯利亚水泥劳改营的寒冷。
在罗马尼亚的军事法庭上，齐奥塞斯库并不需要举手同意自己的死刑判决。但仍然可以说他其实举了手。因为正是齐奥赛斯库当初亲自制造出来的掌声，最终制造了他的死亡。这个爱好掌声的独裁者一生，终究是一部失败的著作。
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5 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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