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邢小群：大跃进时代的诗人郭沫若 |
| 作者：邢小群 时间：2013-12-16 来源：共识网 |
——从《百花齐放》到《红旗歌谣》 《百花齐放》 1956年，毛泽东提出要在文艺界和科学界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百家争鸣，是中国先秦时代曾经出现过的思想学术十分活跃的景象。百花齐放，对于已经为公式化概念化的意识形态所苦的艺术界来说，也是一个福音。在公民享有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的社会秩序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来就是常态。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却是知识分子的奢望。 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就“双百”方针作了报告，郭沫若也感到欢欣鼓舞，于是从1956年3月30日起启动了一个系列诗歌创作计划，写100首颂扬各种“花”的八行体新诗。这些诗先是在1958年4 月3日——6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连载，后结集名为《百花齐放》。诗中，每一种“花”都代表一种政治理念，一种时代精神。如： 《水仙花》 “碧玉琢成的叶子，银白色的花， 简简单单，清清楚楚，到处为家。 我们倒是反保守，反浪费的先河， 活得省，活得快，活得好，活得多。 人们叫我们是水仙，倒也不错， 只凭一勺水，几粒石子过活。 我们是促进派，而不是促退派， 年年春节，为大家合唱迎春歌。” 郭沫若先是在1956年暑期试写了三首，后因“所熟悉的花不多，有的知其实而不知其名，有的知其名而不知其实，有的名实不相符，有的虽熟悉而并非深知”而暂停。到了1958年，受“大跃进”精神的影响，决定完成它。他到天坛、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园艺部访问，北京和内地卖花的地方，他都去请教过；还得到热心朋友的帮忙，“有的借书画给我，有的写信给我，还有的送给我花的标本或者种子”，终于在1958年写完了《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这些诗在艺术上的缺点是明显的。当然，这种硬性的比附，主题先行，对他已不是偶然。新中国成立后，诸如学文化、抗美援朝、大跃进，除四害、讲卫生，他都做了诗。比如： 《学文化》 毛主席告诉咱： 工人阶级当了家， 要把中国现代化， 要把中国工业化， 当家的主人翁， 必须学文化。 《防治棉蚜歌》： 棉蚜的繁殖力量可惊人 人们听了会骇一跳。 棉蚜的生长季节里 一个棉蚜要产子六亿兆 这是单性生殖的女儿国， 一年间三十几代有多不会少。 《学科学》 大家齐努力， 一切动手干 光辉的目标在眼前， 加紧往前赶！ 和这些诗相比，《百花齐放》中还有一些对花的姿态的描写，诗味已多了不少。郭沫若在《百花齐放》后记中写道：“普通说 ‘百花’是包含一切的花。是选出100种花来写，那就只有100种，而不包含其它的花。这样，‘百花’的含义就变了。因此，我就格外写了一首‘其他一切花’，作为第101首。 我倒有点儿喜欢101数字，因为它似乎象征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这些有‘即济’、‘未济’味道，完了又没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就意味着不断革命。” 《百花齐放》从艺术上看怎么样，郭沫若心里是清楚的。当时还是中学生的陈明远直接写信给他，说不喜欢他的《百花齐放》。他在1959年１１月８日写给陈明远的信中说：“您对于《百花齐放》的批评是非常中肯的。尽管《百花齐放》发表后博得一片溢美之誉，但我还没有糊涂到丧失自知之明的地步。那样单调刻板的二段八行的形式，接连 101首都用的同一尺寸，确实削足适履。倒像是方方正正、四平八稳的花盆架子，装在植物园里，勉强插上规格统一的标签。天然的情趣就很少了！……我自己重读一遍也赧然汗颜，悔不该当初硬着头皮赶这个时髦。多年以来，我是愈加体会到：新诗，真是太难写了。所以当诗兴偶发，每每起笔就做成旧体诗。毛笔字也愈写愈滥，不可自拔。毛笔字、文言文、旧体诗，三者像向长袍马褂瓜皮帽一样，是配套的。……我何尝不想写出像样的新诗来？苦恼的是力不从心。没有新鲜的诗意，又哪里谈得上新鲜的形式！希望你在我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1） 现在看来，《百花齐放》的问题，还不只是艺术上的单调刻板，缺少诗味。更严重的是，在郭沫若开始这个系列创作的1956年，中国曾经一度出现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度有过百花齐放的意味。然而好景不长，到了郭沫若大量创作和发表这些诗的1958年，实际情况已经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南辕北辙。经过反右派运动的风暴，百家争鸣已经被解释成两家争鸣，百花齐放也成了只许放“香花”，不准放“毒草”，大批有才华的作家和有个性的作品被打入另册，所谓“百花”早已在寒风席卷之后一派凋零。郭沫若在1958年4月21日发表的《茉莉花》里也写道： 我们的花朵小巧，雪白而有清香， 簪在姑娘的头上，会芬芳满堂。 当然，人们也可以摘去焙成香片， 厨师们更可以用来点缀竹参汤。 有那肮脏的文人却称我们为“狎品”， 足见他们的头脑是荒天下之大唐， 这样的思想如果不加以彻底改造， 打算过社会主义革命关，休要妄想！ 这时再创作《百花齐放》，不说是粉饰，起码也是文不对题了！ 《红旗歌谣》 说到《红旗歌谣》，不能不从大跃进谈起。 1958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共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本来计划用 15年到20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三、四年时间就突击完成了。1958年毛泽东外出视察农村，有人提出要办人民公社，毛泽东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成为圣旨，中共中央政治局很快通过了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那一年，还提出了在工业战线搞“技术革命，技术革新”，“增产节约”，“超英赶美”和“向科学文化进军”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的热潮。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成为举国飘扬的三面红旗。在这种“大跃进”的背景下，文艺创作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民歌”。有代表性的如： 《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社是山中一株梅》 我是喜鹊天上飞， 社是山中一株梅， 喜鹊落在梅树上， 石磙打来也不飞。 《一挖挖到水晶殿》 铁蹶头，二斤半， 一挖挖到水晶殿， 龙王见了直打颤， 就作揖，就许愿， 缴水缴水，我照办。 《妹挑担子紧紧追》 情哥挑堤快如飞 妹挑担子紧紧追， 就是飞进白云里， 也要拼命追上你。 这些诗最初是工农诗人所作，还是“劳动人民自由创作”，不得而知。它的民歌形式和新的生活内容使文艺界将其视为“新民歌”，说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风”。郭沫若1958年在《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中说：“由于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诫我们应当下乡去或到工厂去‘跑马观花’或者‘下马观花’，我最近也到张家口专区去‘跑马观花’了两个星期。的确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今天，地方上的建设热情，真是热火朝天，正在排山倒海。……处处都在进行水利工程，在劈开山岩，抬高河流，使河水上山。……到处都是新鲜事物，到处都是诗，到处都是画，诗画气韵生动，意想超拔，真是令人深深感动。……生产热情高入云霄，把太阳当着月亮，心境安闲；月亮当着太阳，勤劳不倦。 月下挖河泥，千担万担， 扁担儿——月牙弯弯。 咕，咕，像一群大雁。 朔风呼啸，汗珠满脸， 今年多施河泥千斤， 明年增产粮食万石。 这是一首新的民歌。 东方白，月儿落。 车轮滚动地哆嗦。 长鞭甩碎空中雾， 一车粪肥一车歌。 这是又一首新的民歌。 ……我到张家口地区去，自然而然地写了几十首诗，最后一首诗的最后一句是：‘遍地皆诗写不赢’，完全是我的实感。……你看，猪肉在见风长，果实在见风长，粮食在见风长，钢铁在见风长，好像都在为实现总路线而作最大的努力、最亲密的团结。” 新民歌创作最初是有很大的自发性的，也不失想象的大胆与奇特。后来，随着劳民伤财的大炼钢铁；不合时宜的大办食堂；“放卫星”的浮夸风，文艺界也有人提出要放卫星。当时的文艺界领导不失时机地提出“人人写诗，人人作画，”的口号：“中国人多英雄多，一人一铲就成河。中国人多好汉多，一人一镐把山挪。中国人多画家多，一人一笔新山河。中国人多诗人多，一人一首比星多。” “放卫星”的 文艺创作很快变成一种行政行为。一些地方搞起所谓万首诗乡，万首诗兵营，万首诗学校，提出县县出李白，乡乡出鲁迅。一些基层领导强制性命令某车间、某生产队一夜之间要写出多少多少诗来，写不出来，不能睡觉，不能吃饭。搞得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为了完成写诗的政治任务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抄我一句，我抄你一首，使民歌创作成了运动群众的蠢事。如“人有多胆，地有多大产”，“敢问河西英雄汉，小麦何时上五千”。“一个萝卜有多重，十个后生抬不动，用刀砍回一半来，足够全村吃三顿。”这样的诗，不知编了多少。但是这种“创造”被郭沫若是这样看待的： “文艺也有试验田， 卫星几时飞上天？ 工农文章遍天下， 作家何得再留连。” “到处都是新李杜， 到处都有新屈原。 荷马但丁不稀罕， 莎士比亚几千万。 李冰蔡伦接联翩， 建筑圣人赛鲁班。 哥白尼同达尔文， 牛顿居里肩并肩。” ――（《跨上火箭篇》） 郭沫若在《长春行》等诗集中，也记载下这样的诗句：“水稻产量的惊人，已闻亩产几千斤！”“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还有“不闻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他还有诗曰：“各尽所能配所需，将成老生之谈。人间天国乌托邦，真是家常茶便饭。未来远景多灿烂？事在人为不虚玄。当前的跃进是榜样，跨上火箭往前赶。” 1958年９月４日，他给《人民日报》写了这样一封信―― 编辑同志： 我是８月３１日来长春的，参加了精密仪器八大件试制成功庆祝大会，不日将离此回京。 阅报见麻城早稻产量已超过繁昌，前寄上的“跨上火箭篇”中有一节须要全改。 “早稻才闻三万六， 中稻又传四万三。 繁昌不愧号繁昌， 紧紧追赶麻城县。” 请改为 “麻城中稻五万二， 超过繁昌四万三。 长江后浪推前浪， 惊人产量次第传。” 这确实证明：我的笔是赶不上生产的速度。 该诗如已发表，可否请将此信刊出以代更正。又钢产量千万二句，请改为“千万另”。 郭沫若 1958年９月４日于长春（2） 从这封信看，郭沫若是很认真地相信了当时的浮夸宣传。通常，人的轻信是一种可以原谅的失误。但在当时，也有不轻信不盲从的人。平时养成了随波逐流的习惯，遇到这种大面积的谎话，就不容易识别了。而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这样轻信，又会助长科学界的轻信。在大跃进的浪潮中，科学精神之光，在中国大地上熄灭了。 受毛泽东之命，郭沫若和周扬领衔合编的《红旗歌谣》，算是新民歌运动最权威的版本了。《红旗歌谣》的序言中说：“大跃进中产生的民歌是美不胜收的，我们以精选为原则。我们的标准是：既要有新颖的思想内容，又要有优美的艺术形式。我们看到很多的新民歌思想超拔，形象鲜明，语言生动，音调和谐，形式活泼；它们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我们带着无限的喜悦心情把这些民歌选在本集里。”比起大跃进时代各地制造的浩如烟海的“新民歌”，《红旗歌谣》编选的民歌，格调比较健康、清新。无论怎么歌颂，总还是“浪漫地”地夸张，人为地违背自然常识地胡吹滥造的没有。想象力“最丰富”的也不过是“玉米稻子密又密，铺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在浮夸风中还不算登峰造极。 后来，郭沫若还是看出了大跃进的荒谬。在1963年１１月１４日致陈明远的信中他说：“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后来强调重视调查研究，树立’三敢三严’的作风，稍有好转。但是直到如今，诗歌评论界（以至整个文艺界）的风气，还是没有彻底端正过来。一些所谓文艺界头面人物，再次败坏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名誉，把现实主义丑化为板起面孔说教，把浪漫主义丑化为空洞的豪言壮语。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3） 郭沫若在20世纪的中国，是影响巨大的人物。说他是政治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剧作家、诗人、学者、知识分子，他都当之无愧。对于作家、学者、知识分子来说，历史评价还有另一重文化尺度。这种文化尺度不是他看是否忠诚于他所效力的政权和领袖，而是看他的文化选择是否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郭沫若的晚年，不幸地处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整体被改造，精神被阉割的严酷环境中。遗憾的是，郭沫若虽然有着灵魂的挣扎与困惑，但他的主导面，不是疏离这种严酷的环境，而是顺应和强化着这种严酷的环境。从总体上讲，他成为知识界依附权势的标兵和表率。这就是他的身前身后引起了许多负面评价的基本原因。 注释： （1）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109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年版 （2）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144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年版 （3）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275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年版 |
| 晓英：“性格不定”的郭沫若 |
| 作者：晓英 时间：2012-04-23 来源：《文史天地》2009年第3期 |
|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顶级文化巨匠，也是“官”做得最大的文人之一。然而郭沫若却也是颇有争议的一位文人。他富于激情，政治敏锐，却又具有摇摆性。他的夫人安娜曾指出，郭沫若的“性格不定，最足担心”。在政治方面，郭沫若的性格不定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于蒋介石、鲁迅和毛泽东这20世纪三大人物的态度，彰显了郭沫若性格不定的政治品格。 对蒋介石：从声讨到吹捧 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在国民党内被推举为孙中山的接班人。当年7月7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军委主席。1926年3月18日，因为“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对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擅自采取军事行动极为不满，一气之下辞职前往法国。 汪精卫走后，蒋介石经李宗仁游说，决定率国民革命军北伐。当时正值用人之际，广东大学（即今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沫若由于出众的文采和声望，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营秘书长，不久又被蒋介石委任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1927年3月，蒋介石占领南京，其北伐军司令部遂迁往南京。国民党就此形成了南京北伐军司令部和武汉国民政府两大阵营。3月31日，郭沫若来到南昌，在第二十军党代表朱德家中写成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文中大骂蒋介石是“国贼”，说“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号召全国军民起来反蒋。“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郭沫若一面派人将文章送到武汉刚创刊不久的《中央日报》上发表，一面在南昌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一时间，郭沫若名声大振，俨然是工农武装的代言人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反蒋功臣。蒋介石看到檄文后勃然大怒，于5月10日发出了《通知军政长官请通缉趋附共产之郭沫若函》，诬郭沫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开去党籍，并通电严缉归案惩办”。 不久，蒋介石在南京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汪精卫在武汉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并任命唐生智为东征军总司令，准备武力讨伐蒋介石。此时，郭沫若辗转来到武汉，投奔汪精卫政府。令郭沫若意想不到的是，作为反蒋功臣的他，却遭到了汪精卫的冷遇。原来，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反共”一事上态度一致。因为郭沫若“趋附共产”，也被汪精卫视为另类。不久，汪精卫在武汉下令“清党”，解散工农武装。郭沫若回到南昌，参加了周恩来、朱德、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在李宗仁、朱培德等人的斡旋下，蒋介石下野，武汉国民政府于8月19日宣布迁都南京，史称“宁汉合流”。南昌起义也失败了，郭沫若于1928年2月由周恩来安排流亡日本。郭沫若在日记中写道：“定十一号走，心里涌出无限的烦恼。又要登上飘流的路，怎么也觉得不安。”从此，郭沫若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海外流亡生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战。蒋介石虽然曾下令通缉过郭沫若，但毕竟十年过去了，值此全民抗战之时，十年前的那点过节就算不得什么了。此前，蒋介石就已在陈布雷的劝说下取消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允许郭沫若回国。 1937年9月24日，蒋介石在陈布雷的陪同下会见了郭沫若。会见后，郭沫若写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在报上发表，文章中对蒋介石大加颂扬，三次描写蒋介石的眼睛：“眼睛分外的亮”、“眼睛分外有神”、“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不久，蒋介石任命郭沫若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管抗日宣传工作。之后，郭沫若积极投入抗日宣传工作，为全民抗战摇旗呐喊，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 对鲁迅：从批判到尊崇 鲁迅和郭沫若都是新文化的风云人物。他们生前，也曾有过相交、相见的愿望，可惜却未谋一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郭沫若和鲁迅在文学上的主张和政治态度的不同，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8年初，后期创造社的几位干将冯乃超、李初梨等，为了推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竟然将鲁迅当成了绊脚石。他们以《艺术与社会生活》等文章，向鲁迅发起了猛攻。猝不及防的鲁迅开始有点莫名其妙，因为他刚从广州到上海，目的之一便是与创造社组成联合战线。鲁迅也不甘示弱，先后写出了《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进行回答。在论战中，创造社元老郭沫若亲自操刀，用杜荃的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其中写道：“鲁迅先生的时代和阶级性，就此完全决定了。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建过渡期的反革命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郭沫若的笔调相当刻薄，对鲁迅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并且试图以此宣判鲁迅在中国文坛上的“死刑”。 鲁迅当时并没有回击，到了1932年8月，他在《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文章中，骂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鲁迅的评价，受到不少人的赞同，只是不知道郭沫若听后作何感想。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上海出现了万人空巷的悼念活动，包括那些曾经和郭沫若一起反鲁迅的创造社的成员，也被鲁迅崇高的人格魅力所折服，纷纷举行哀悼。面对全国人民沉痛哀悼鲁迅先生的历史洪流，正在日本的郭沫若立即转向，郭沫若连夜写了《民族的杰作——纪念鲁迅先生》的悼文，指出鲁迅的死，是“不可测算的重大损失”。接着，他又用日文写了《坠落了一个巨星》的悼文。两篇悼文都给鲁迅以高度的评价，表达了他对鲁迅的崇敬之情。后来，郭沫若又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感叹道：“这两位大师，在生前都有可能见面的机会，而没有见到，而在死后却同样以他们的遗著吸引了我的几乎全部的注意。”郭沫若说什么“鲁迅生前骂了我一辈子，但可惜他已经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样深切的关心了；鲁迅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但可惜我已经有年纪了，不能恭维得尽致”。甚至说自己是以鲁迅徒孙的资格追悼鲁迅。 11月3日，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东京日华学会举行悼念活动，郭沫若也匆匆赶到现场，题写了一副对联：“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陨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郭沫若在悼念会上高喊：“中国之伟大人物，过去人都说是孔子，但孔子不及鲁迅。”并且还一个劲地呼喊：“大哉鲁迅！鲁迅之前未有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1937年郭沫若由日本回国，他先后写了三首悼鲁迅的诗。《和鲁迅》（1937年）：“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努力，同心同德一戎衣。”《再和鲁迅》（1947年）：“成仁有志此其时，效死犹欣鬓有丝。五十六年余鲠骨，八千里路赴云旗。讴歌土地翻身日，创造工农革命诗。北极不移先导在，长风浩荡送征衣。”《三和鲁迅》（1957年）：“二十年前国难时，中华命脉细如丝。盟刑白马挥黄钺，誓缚苍龙树赤旗。大业全凭三法宝，《长征》不朽七言诗。卢沟桥上将圆月，照耀农民衣锦衣。”郭沫若还写了二十多篇文章对鲁迅大加褒扬，顿时成为拥护鲁迅的主将。在“文化大革命”中纪念鲁迅时，郭沫若说：“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 对毛泽东：为了迎合而不惜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 郭沫若比毛泽东大一岁，早在20年代两人就已有数次交往，毛泽东曾邀请郭沫若去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1938年夏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之继承者和中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各级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其文化界的领袖地位。从此以后，郭沫若的身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作为诗人的浪漫气质在慢慢消隐，而作为政治家言不由衷的品格却在增长。 1941年10月16日，根据周恩来的提议，重庆举行了盛大的纪念郭沫若创作25周年和50寿辰的纪念活动。郭沫若起初坚辞举办这样的活动，周恩来劝说：“为你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1944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杂志社等组织发表一批纪念明亡300周年的文章，意在用此历史教训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胜利时务必保持清醒头脑，不要犯骄傲自满忘乎所以的历史错误。郭沫若应约写出了《甲申三百年祭》，交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甲申三百年祭》。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提到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之后，毛泽东即指示将该文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8月下旬，郭沫若收到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带来的《屈原》剧本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当天晚上，他就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其他许多在延安的朋友一一修书致函，感谢他们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 11月21日，毛泽东亲笔复信郭沫若：“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郭沫若收到毛泽东手书后，自是大喜过望。只是，对于毛泽东提议他写的研究太平军经验的文章，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文。为此，他曾多次表示，未能完成毛泽东的嘱托，真是一件遗憾的事。 1945年春，郭沫若就跟一位与他亲近的青年说，他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这不仅因为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更因为他对毛泽东的才华和人格力量的“崇拜”。后来情况又有了变化，他又把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对共产党的态度融在了一起。1949年1月，沈阳各界举行欢迎从香港归来的民主人士大会。会上，郭沫若公开表示，今后要“以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为意见”。开国大典时，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无党派人士给毛泽东献锦旗，锦旗上大书：“我们永远跟你走”。 1949年10月，中国历史又完成了一次阶段性的巨变。对于郭沫若来说，这也是一次阶段性的巨变，不过，它带有二重性质。郭沫若的社会地位达到了一位学者知识分子当时可能达到的顶峰：政务院副总理、全国文联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然而，他的人格形象却急遽地下滑，正负两极的增长同时出现。 建国以后，在毛泽东领导文化工作取得的成就中，有郭沫若紧跟执行的一份；毛泽东在文化政策中“左”的错误与影响，郭沫若也跟着有他自己的一份。有时他也有迟疑和困惑，由于对毛泽东政治上的信服，立即打消疑虑，往往还自责自己，是否思想跟不上，以检讨开始作为自己的表态。1953年11月，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号召文化学术界各部门、每个人都要“毫无例外地参加到”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斗争中去。1954年的“批胡适”，郭沫若是排头兵。1955年的“反胡风”，郭沫若以全国文联主席的身份，充当了这场斗争的急先锋。 1958年“大跃进”时期，时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他的文学创作，多为配合政治形势。从他的诗歌，可窥一斑。在《迎春序曲》中，他高昂地呼喊：“赶上英国只需要十五年，农业纲要七年就可实现；一个大跃进连着一个大跃进，英雄气概可以覆地翻天。看吧，要把珠穆朗玛铲平！看吧，要把大戈壁变成良田！劳动人民历来就是创世主，在今天更表示了他的尊严。” “文革”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郭沫若的新作《李白与杜甫》，标明了他“扬李抑杜”的观点。而在此之前，郭沫若对李白、杜甫本来有过公正的评价。1953年4月，郭沫若为杜甫纪念馆的题联是：“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1963年春，郭沫若为李白纪念馆的题联是：“酌酒花间磨针石上；倚剑天外挂弓扶桑”。 那么，郭沫若的态度为何来了一个逆转？这就要说到毛泽东。毛泽东最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三李”中又最喜欢李白。对杜甫的诗，毛泽东一向不甚喜爱。1958年1月，在为大跃进作舆论准备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在游杜甫草堂时，毛泽东以不甚欣赏的口吻，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毛泽东尤其不满学术界“扬杜抑李”的倾向，要翻这个案。一向紧跟毛泽东的郭沫若，便响应号召，写了扬李抑杜的《李白与杜甫》。 在“文革”爆发的前夜，郭沫若已经感到了山雨欲来。1966年4月14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即席做了自我检讨，他公开宣布要“焚书”：“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好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经过毛泽东的批准，4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这篇检讨。5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全国各报也都相继转载。郭沫若的奇文一经公开发表，国内知识分子瞠目结舌，国外舆论更是一片哗然：中国要“焚书坑儒”，中国第一文豪郭沫若支持焚书坑儒。郭沫若的个人形象、中国的国家形象受到了难以估量的伤害。 郭沫若曾写过歌颂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诗。他对毛泽东的诗词可谓顶礼膜拜。1965年2月，郭沫若为《光明日报》刊登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的墨迹而写了一篇诠释文章《“红旗跃过汀江”》。其中说，“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为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 如果说郭沫若对毛泽东崇拜是发自内心的，那么他在“文革”初期对江青的歌颂则完全是溜须拍马。1966年6月5日，由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闭幕。郭沫若致闭幕词，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在向毛泽东表忠心之后，郭沫若仍感意犹未尽，以他特有的政治嗅觉向在“文革”中刚刚开始出头露面的江青即席朗诵了新作《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大拍旗手马屁：“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郭沫若原来是尊孔的。“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对此，郭沫若却有不同看法。他在给宗白华的信中说：“孔子这位大天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也有他的‘大同’底主义；要说他是哲学家，他也有他的‘泛神论’底思想；要说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底动态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的通人；要说他是艺术家，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便单就他文学上的功绩而言，孔子的存在，便是难推倒的：他删《诗》《书》，笔削《春秋》，使我国古代文化有系统的存在，我看他这种事业，非是有绝伦的精力，审美的情操，艺术批评的妙腕，那是不能企冀得到的……要说孔子是个‘宗教家’、‘大教主’，定要说孔子是个中国的‘罪魁’、‘盗丘’，那是未免太厚诬古人而欺示来者。” 40年代，郭沫若发表了《十批判书》，更是系统地表达了肯定孔子思想的观点：“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级中的先驱者”，“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猛烈鞭挞秦始皇焚书坑儒，对秦实施郡县制评价也不高，还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奴隶制的回光返照”。另外，这本书还赞扬孔子进步，“代表人民利益”。当时，他提出这些见解，一方面出于他原有的学术信念，同时也是有意用秦始皇来影射蒋介石，批评蒋介石的独裁政治。 当时，毛泽东也认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不赞成简单地打倒孔家店。但建国以后，毛泽东的观点有了变化，愈来愈明确地肯定秦始皇，否定孔夫子。1964年6月，毛泽东说：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的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赞成说他代表奴隶主、旧贵族的观点，不赞成说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因此郭老的《十批判书》崇儒反法，我也不那么赞成。70年代，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又说：林彪骂我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他还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毛泽东对儒法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郭沫若，他开始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观点。原先他曾把中国古代社会奴隶与封建制的分期放在秦汉之交，50年代，他改为春秋战国之交。这样，秦始皇就不再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表，而成为新兴封建阶级的代表。同时，他还为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暴政的统治者商纣王、曹操、武则天等一一翻案，以呼应毛泽东的思路。 但是，直至“文革”中，他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把自己的观点由尊孔变为反孔、由反秦变为尊秦。到“批林批孔”运动时，毛泽东还是把他当成了赞成孔夫子、反对秦始皇的代表。1973年7月4日，毛泽东曾对人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随后，在1974年1月25日召开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作了发挥：“郭老的功勋是很大的，这点应该同志们知道。他这个《十批判书》是不对的。”“他对待孔子的态度，同林彪一样。” 1973年5月，毛泽东写了一首五言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当然，对于郭沫若本人，他还是保护的，“批林批孔”时，他还特别嘱咐谢静宜：别批郭老啊！ 面对一言九鼎、对自己又批又保的毛泽东，郭沫若只得小心迎合，作诗表态。他以《春雷》为题，作七律：“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就这样，郭沫若一生对孔子的基本见解，转了个180度大弯儿，他对秦始皇的批判也完全抛弃了。只是在张春桥到他家当面指责他抗日战争时的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时，他才为自己的初衷作了辩解：“我当时是针对蒋介石的。” 10月12日，郭沫若在病中听了华国锋关于粉碎“四人帮”讲话的传达，心情极为振奋。10月21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郭沫若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郭沫若晚年虽然担任了许多高级职务，成为文艺界的领袖，但是他的内心并不舒畅。曾有人指出：“郭老晚年表面上地位显赫，实际上并无尊严。否则，年轻时曾经呼唤凤凰在烈火中再生，到暮年何必如此阿谀？”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病逝。在他病逝前几天，周扬到病房去看他，并称赞他是“新中国的歌德”，郭沫若开心地笑了。在郭沫若之后，经历了思想解放的中国再没有人为树立文化界领袖的做法，这是时代的进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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