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北京四中是文革的“恐怖中心” - 教师之友网

昨日，北师大女附中的几位“老三届”学生给文革中遇难的卞校长雕塑鞠躬默哀。(左二：刘进；左三：宋彬彬）新京报记者韩萌摄

宋彬彬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被人称为“宋要武”。对于“宋要武”的由来，宋回忆称，1966年8月18日，她在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了红袖章。毛主席得知她叫宋彬彬后说了句“要武嘛”。事后有媒体采访了她，并发表了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一文。宋彬彬说，文章非自己所写，她也未改名“宋要武”。

昨日，宋彬彬在见面会上。新京报记者韩萌摄

　　包括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她和同学刘进等人向文革中被伤害的校领导、老师道歉
　　新京报讯（记者朱柳笛张寒）昨日，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
　　这些经历过文革的学生，会上，有的对文革中身为学生运动领头人深怀歉意，有的为副校长卞仲耘被部分学生殴打致死时的“不作为”懊悔痛苦，有的因批斗过老师而渴望当面道歉。
　　在道歉的学生中，66届的刘进和宋彬彬最被人熟知。前者是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师生代表会”主席。后者则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因登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献红袖章，被人称作“宋要武”。
　　“为贴第一张大字报伤害老师道歉”
　　昨日，不到10点，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一间狭小的会议室挤满了50多人，除学生外还有20多名老师。
　　会议室的一角，放置了卞仲耘的半身塑像，她两手交叠在一起，表情和善温柔。塑像是女附中校友于2007年倡议，由500位师生捐款建成，于2011年安放在此的。校友们希望能以此表达对卞校长的纪念。
　　1966年的8月5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在部分学生发起的游斗中，被殴打折磨致死，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难的教育工作者。昨日，女附中几位“老三届”学生给卞校长雕塑鞠躬默哀。
　　刘进第一个发言。“48年前发生的劫难，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创伤，我的内心充满懊悔痛苦。”话音未落，刘进哽咽，摘下眼镜擦拭泪水。
　　她的情绪有点激动，大声说：“我要向老师们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道歉，为了40多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校友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道歉。”
　　刘进的最后一个道歉对象，是同班同学宋彬彬，“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们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在见面会上，宋彬彬也数度落泪。她做了约1500字、题为《我的道歉和感谢》的发言。宋彬彬首先向当年在校的所有老师同学道歉。她称卞校长被“暴力致死”前，自己和刘进曾两次阻止，看到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就走了。“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装。”
　　宋彬彬还表示：“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女附中曾参与批斗校领导和老师的几个同学也临时发言，说自己做过很多错事。
　　“如果我曾批斗过的高老师今天来的话，我也会当面道歉，她90多岁了，再不道歉，真来不及了。”66届王思梅说。
　　“母亲生前说学生都是好孩子”
　　这一天到场的女附中老师，有的也发言表达了对道歉学生的宽容和理解。当年的教师储瑞年认为，情况超出了学生处置的能力，他为学生的诚恳道歉感动，理解她们做过的事情。
　　女附中文革时期的校长胡志涛的女儿丁东红也来到了见面会。在1966年的8月，校长胡志涛同样被学生批斗。胡志涛在挨打时，仍然在记挂其他老师的安危。
　　丁东红说，母亲经常提起那些批斗她的学生，有的不止一次点名道姓，说这些学生都是好孩子。在丁东红的记忆里，母亲是一个讲原则的人，很多问题宁死不弯。唯独这个问题，特别宽容。
　　这一次，可以说陈小鲁的道歉是一个催化剂，我们也看到社会上对他的道歉很认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时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北师大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的“师生代表会”主席、“革委会”副主任刘进
　　■ 对话
　　宋彬彬：再不道歉就没机会了
　　“最感动老师的宽容”
　　新京报：来参加这次道歉会，首先想说些什么？
　　宋彬彬：北师大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不仅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并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我首先要向当时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道歉。
　　新京报：前一天晚上想的最多的呢？
　　宋彬彬：我想的终于有一个机会跟老师道歉了。对这个机会我盼了很久。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今天你们也看到了，老师很多都80多90多了，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我希望我们的道歉老师都能看到。有的老师已经走了，我不想留下更多的遗憾。
　　新京报：怎么想到道歉的？
　　宋彬彬：从我个人来说，2003年回国，和几个同学一起参与了对学校文革初期及八五事件的调查。在和大家不断交流中不断受到教育。我希望有一天有个机会，向老师表达歉意，也促进大家对文革进行反思。
　　新京报：道歉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宋彬彬：最感动的就是老师们的宽容，尤其是听到胡校长的女儿说，胡校长生前多次说过，女附中的学生都是好孩子。我非常非常感动。
　　新京报：你希望这次道歉达到怎样一个效果？
　　宋彬彬：引起大家的反思，只有真正的反思才能走得更远。
　　“40多年两个宋彬彬”
　　新京报：你在道歉信里说，40多年了，一直有两个宋彬彬？
　　宋彬彬：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
　　新京报：你有没有改名叫“宋要武”？
　　宋彬彬：从来没有。8月18号之后，有很多人写信给宋要武收。很多很多信，我从来没有拆过，因为我不承认宋要武是我。
　　新京报：你说“宋要武”成为文革的一个符号。你怎么看待这种符号化？
　　宋彬彬：这么多年，作为一个符号，我经历很多，我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在很多语境下没有办法去澄清这个事情。
　　但我也会想，其实文革时，“右派”也是符号，老师们未必不是符号，他们被当做黑帮被打骂、被侮辱，而他们因为这个符号，有的生命都消失了。这样想，我个人的委屈也就不算什么了。
　　所以我想如果不从根源上认识，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整个文革的思维和基因进行认识。
　　“没准备好不会站出来”
　　新京报：有人将卞校长的死和你联系在一起。你之前写文章，也引来很多质疑。想没想过这次道歉可能会有更多质疑？
　　宋彬彬：如果没做好准备，我就不会站出来了。
　　新京报：可能有人会说你的道歉只是对自己的洗刷。你们也说过，有人称你们“假道歉，真反扑”。
　　宋彬彬：无论我走到哪里，身边只要认识我的人，都对我特别好，无一例外，特别保护我，给了我一个保护壳。这是我走到现在的原因。
　　新京报：这是一次个人的道歉，还是一个群体的代表去道歉？
　　宋彬彬：其实我们这次站出来的是一个群体。八五事件作为文革中的标志性事件，必须反思。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

来源：新京报


	（一） 1965年暑假收到录取通知，我终于考上北京四中。　　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对我来说就像天堂那么遥远。小学考初中先填志愿：第一四中，第二13中，第三41中，这基本是我们那一带成绩中上的男生的共同模式。通考时，我因未识破语文考卷中“极积”这一词序颠倒的陷阱，在去天堂的半路拐了个弯，进了13中。　　记得那天是董老师监考。她在我书桌前驻足长叹，提醒大家交卷前一定要细心检查。我扫了一遍考卷，没错呀，于是信心十足提前交了考卷。结果名落孙山，被父亲臭骂一顿，那年暑假我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　　初中三年，在教室门前那棵大槐树的摇晃中悄然逝去。从初三上半学期起，在父亲的压力下，我起早贪黑，深一脚浅一脚“积极”赶路。　　临近通考，我变得越来越迷信，尤其对“四”这个数字。一天，我从学校沿大翔凤胡同回家，闭眼走四步睁开，再闭眼走四步。走着走着，快到了柳荫街，猛一睁眼，迎面是位老奶奶，满脸惊讶。一见我睁眼，她咯咯乐了：“我心说，这可怜的小瞎子咋没拄根棍儿呢？” 　　此情可问天，我这小瞎子终于摸进天堂门。那年夏天，我的社会地位有明显提高：父亲另眼相待，亲戚邻居赞许有加，再别上校徽，几乎成了全人类的宠儿。更让人高兴的是，楼下一凡也考上了四中，我们俩还分在同一班。　　（二）　　北京四中创建于1907年，起初叫顺天中学堂，1912年改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1949年定名北京第四中学。距离跟13中差不多，从家步行20分钟。　　9月1日开学那天，我起得早，磨磨蹭蹭，打开书包又合上，心不在焉，然后跟着一凡去学校。由郭沫若题字的“北京四中”，刻在校门门楣石头上，涂上红漆。那水泥墙体和大小铁栅栏门有些阴森，据说曾出现在某国产故事片中，冒充日本宪兵司令部。　　开学第一天是老师与学生见面。我所在的高一（5）班除了一凡，全都是新面孔。我隐隐感到不安，是那种系错纽扣出现在公众前的不安，既无法掩饰又来不及纠正。　　开学后不久，扒拉小算盘，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语文优势不再，但还说得过去；关键是数理化，梦魇一般，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尤以数学为甚，一过整数我就如坠五里雾中，分不清东南西北。而周围同学你超我赶，甚至有人提前读高三的微积分课本。我暗自叫苦，悔不该混进这数字的天堂。　　说实话，整个学校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又很难说清来龙去脉，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比如衣着，简直朴素到可疑的地步：带汗碱的破背心，打补丁的半新衣裤，露脚趾头的军用球鞋。可尽人皆知，四中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班主任田佣是数学老师，只比我们大五六岁。他戴白框眼镜，面色红润，精力充沛，整天跟我们跑步打篮球，蹦蹦跳跳，像个孩子王。他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不久，每月工资56元，单身，留北京，在名牌中学教书，这是命运的良好承诺。　　跟我们一起下乡劳动，除了带头干活，还要照顾全班的起居伙食。他腰扎草绳，亲自生火掌勺，我和另一个同学给他打下手。肥肉炼油，白薯切丁，过油后用酱油一烹，香飘四溢。开饭了，他再一勺勺分给大家。　　那年正搞“四清”运动，重提阶级斗争。我母亲调贵阳一年，参加当地银行系统的“四清”。而我们下乡碰上的首要难题是，和农民打招呼，万一赶上地主富农怎么办？大家议论纷纷，认定他们一定鬼鬼祟祟。问村干部，发现这标准靠不住，索性跟谁都不打招呼。　　一天工间休息，Ｋ同学用小刀顶住我腰眼儿，先是开玩笑，随后认真起来：我不肯求饶，他就暗中使劲儿，刀尖越扎越深。我们对视，僵持了好几分钟。突然剧痛难忍，我一把推开他。他冷笑说，这是考验我的革命意志。此后对他敬而远之。好勇斗狠，正伴随着阶级意识而觉醒。　　1966年春，暴风雨将临，有种种前兆可寻，我们像小动物般警醒。课间休息，同学们大谈革命理想与生死关头，好像每个人都在面对最后的考验。我暗中编造牺牲前喊的口号，并反复排练，在想象中，周围必是青松环绕。我甚至把指头放进门缝，越夹越紧，直到疼得大汗淋漓。我承认，若大刑伺候，我当叛徒的可能性很大。　　我连团员都不是，有一种被排斥在外的恐惧感，但不知如何向组织靠拢。一凡是我的入团发展介绍人，也就是说他代表组织，这给我带来希望——毕竟是哥们儿嘛。我试探口风，他守口如瓶。　　（三）　　“文化革命”爆发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四中从此正式停课。听到这一消息，我跟同学一起在教室欢呼雀跃，但自知动机不纯：那正是我数理化告急的关头——期末考试在即。老天有眼，当年把我领进天堂，如今又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每天醒来，我都感到不怎么踏实，担心毛主席又改了主意。他老人家最终下定决心，永远关上学校大门。　　自5月下旬起，我和几个同班同学每天早出晚归，去西郊大红门外的北京食品学校煽风点火，鼓动学生罢课闹革命。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不给资产阶级做蛋糕”。可一提起蛋糕，大概与饥饿经验有关，难免多分泌口水，故我演讲时唾沫星乱溅。食品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社会底层，费尽口舌，还是闹不懂为什么要罢课，为什么不做蛋糕。在辩论中，一个女学生反问我：“那你说说，蛋糕跟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大多数的敌意坚不可摧，我们只好撤退。　　四中校党委瘫痪，由高三各班团支部联合接管。我在学校抄写大字报，三天两夜没睡觉。第三天晚上，和同学一起去清华附中，声援被压制的红卫兵。我精神恍惚，脚下软绵绵的，灯光耀眼，声浪忽近忽远。而革命就像狂欢节，让人热血沸腾。　　有一天在教室，同学的装束让我大吃一惊。他们摇身一变，穿上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将校呢制服，脚蹬大皮靴，腰系宽皮带，戴红卫兵袖箍，骑高档自行车，呼啸成群。让我想起刚进校时那莫名的压抑，原来就是优越感，这经过潜伏期的传染病终于暴发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口号应运而生，几乎把所有的人都卷了进去。我们班同学Ｌ把它谱成歌曲，流传甚广。在当时的辩论中，对方头一句话是：“你什么出身？”若出身不好，上来就是一顿臭骂或暴打。我出身职员，但父亲旧社会在银行工作过，属可疑之列。我再次被排斥在外。　　在操场靠校墙一侧的树丛中，我发现一辆没上锁的自行车。那是辆倒轮闸，锈迹斑斑，辐条稀少，车铃上拴着细麻绳，一拽叮当响。观察几日，竟无人认领，我如获至宝，权当借用。　　骑破车的好处是，即使没锁，停放在任何地方都很安全。虽说与高干子弟的“永久13型锰钢车”不可同日而语，但自我感觉良好，这毕竟是我拥有的头一个交通工具。由速度所产生的快感，是靠步行的芸芸众生无法体会的。我骑车出入革命洪流，不再把自己当外人，甚至产生幻觉，自认为是革命的中坚力量。后读堂吉诃德才恍然大悟，准是他的坐骑把他弄疯的。　　一天，骑车沿德内大街从家去学校，快到厂桥十字路口，顺大陡坡滑行，一个跟头栽在警察岗楼前。顿时围满看热闹的人。我浑身是伤，更倒霉的是丢人现眼。那似乎是个严重警告，我激流勇退，把车悄悄放回原处。没过半天，那车就神秘地消失了。　　（四）　　那是个疯狂的夏天。6月4日，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学校；6月15日，全校召开女校长杨滨的斗争会。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四中学生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书；8月4日，一个冒充红卫兵的“反动学生”在王府井被发现，被带回学校，在操场上被活活打死。与此同时，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被游斗，被学生们拳打脚踢；8月25日，以四中几个高干子弟为首，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接连发布了十号通令…… 　　四中成了北京“文化革命”的中心之一。除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各种密谋正在进行，为随后出现的各种派系组织留下伏笔。由于出身问题，同学之间出现进一步分化。一个“贵族”学校，突然卸去朴素优雅的伪装，露出狰狞面目。　　最让我吃惊的是，我们班同学T的遭遇。他生性腼腆，曾在入团书面“思想汇报”中坦白了自己关于性的想像，包括女性生殖器和乳房的形状。谁料到，这些忏悔的细节被大字报公布出来，成为大家的谈资笑料。T被划为反动学生，从此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到底是谁把这些玩意儿公布出来的呢？我暗自庆幸，好在没有为入团干这类傻事。　　8月18日，我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一早在六部口列队等候，被人流裹挟着涌向天安门广场。我们雀跃高呼，踮脚仰望天安门城楼，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几个绿点，我猜想毛主席就在其中吧。在那狂热记忆的深处，最难忘的就那么几个绿点。　　暴力随着暑热升级，到处是批斗游街抄家打人。北京城充满了血腥味。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红八月”，让人不寒而栗。　　1966年8月2日，是我17岁生日。白天家中无人，我拉上窗帘，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心绪低落到了极点。在人生转折时刻，我试图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但什么也看不见，内心空空如也。　　35年后，因父亲病危我回到北京。那天我和弟弟乘出租车，经平安大道回父母家。他指了指铁栅栏后面的白色现代建筑群，突然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试图辨认，但一点线索都没有，茫然摇摇头。“这就是四中。” 　　（五）　　当年全北京的中学只有四位特级教师，四中就占了两位，化学老师刘景昆和物理老师张子谔，那都是国宝级人物。有一年，张子谔老师辅导高三物理，据说高考六道题押中四道，学生提前交卷，高呼“张老万岁”。　　教三角函数的老师李蔚天三角眼，下巴刮得铁青。每次上课，他提前几分钟到教室，在黑板上画一道题。那对我来说如同鬼画符——眼晕，而同学们几乎个个胸有成竹，举手抢答。李老师不慌不忙，用三角眼扫视一圈，习惯性摸一下铁青的下巴，慢悠悠，用浓重的河南口音点名“赵—振—开—”，还把“开”读成第三声，更加勾人心魄。我一问三不知。这竟成了我永远的心病：多年后我帮女儿做作业，一听说三角函数，第一反应是头晕恶心。　　《学习》杂志1958年停刊，部分编辑改行当老师，于是黄庆发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四十出头，谢顶，一脸苦笑，好像在为自身的存在表示歉意。他教古文有一套，让我们写批注。他摇头晃脑领读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停顿一下，念批注“当乐”，然后继续朗读下去。照猫画虎，没想到我的批注竟得到赏识——孺子可教，于是让我当众宣读。我美滋滋地摇头晃脑，待读到“心乐之”也停顿一下，接着读我的批注——“颇为不错”，竟把“颇”错读成pi音，引得哄堂大笑。　　俄语教师凌石军肥头大耳，没架子，但骨子里透着股傲气。他每次上课只捏着一张小卡片，嘟噜嘟噜说个没完，好像那是一种语言戏法。他出过俄语语法专著，且日文好，据说他的俄文是靠日文课本自学的。他另有一手高招，可仰躺在学校游泳池的水面上看报纸，手脚不动。我俄语没学好，倒是暗中偷学了这一手，但一不留神会灌上两口水。　　英语老师项立斜穿校园，总会引起注意。他教英文，把自己先教成英国绅士：夏天穿白色西服；冬天穿吊带短裤，白色长袜，锃亮的皮鞋。他上课会把全套刀叉带到教室，配上餐巾，演示西餐的规矩。据说他当年在教会学校考了第一，外籍老师请他到家中做客，端出奶油蛋糕，而这时他用错了一个词，女教师把蛋糕收回以示惩罚…… 　　两位体育老师韩茂富和吴济民，都是国家级篮球裁判。韩茂富个儿不高，精明强干。吴济民人高马大，都管他叫大吴。据说苏联国家女篮来京与中国女篮比赛，由韩茂富在场上主吹，大吴坐镇裁判台。临近终场正打得难解难分，这两位暗中串通好，停表加时间，被苏联队发现提出抗议，大吴被降级成一级裁判。　　女校长杨滨，延安陕北公学出身，参加革命后的重要见证人填的是叶群。解放后曾长期担任女一中校长，1965年调到四中。据说在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和四中校长两个职务之间，她选择了后者。　　副校长刘铁岭踌躇满志。“文革”中揭发他在日记中的志向：二十岁当校支部委员，三十岁当区委委员，四十岁当市委委员，五十岁当中央委员。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文革”开始时他四十出头，已当上了市委委员。　　谁承想，这些老师校长，一夜之间斯文扫地。“文革”爆发后，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没完没了的批斗会。高潮是1966年8月4日，那是个星期天。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戴高帽挂牌子游斗，最后集中到操场上，他们在学生的喧嚣、羞辱和拳脚中蹒跚穿行。最后让他们齐唱《鬼见愁战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的铁锤，把我砸烂砸碎……”其中顶数副校长刘铁岭的嗓音最嘹亮。　　在一次由军宣队主持的批斗会上，大吴跳出来指着校长杨滨说：“杨滨，你胆敢反对解放军。”然后振臂高呼“打倒解放军！”愕然惊醒，意识到犯了大忌，面如土色嗫嚅道：“我有罪，我向毛主席请罪。”于是到毛主席像前弯腰撅腚，豆大的汗珠噼啪滚下来。　　最让我震惊的还是语文教师刘承秀的自杀事件。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她因受审查而导致儿子从部队转业。那天凌晨五点，在食堂后面的小夹道，她用剪刀割断并揪出自己的喉咙，据说惨不忍睹。一个中年女人用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到底为什么？当这消息传遍宿舍小院，我正在六斋生火，浓烟呛得我睁不开眼。　　（六）　　1966年8月初，我搬到学校住。学生宿舍在学校东南角，与教研组小院毗邻，由两排相向的平房构成独立的小院。开间不等，上下铺，按数字排列，一律称为“斋”。我先住十三斋，后搬进六斋，一住两年多。学生宿舍本是为家远的同学提供的，趁“文革”之乱，没人管，大家纷纷搬进去。　　由于顶棚相通且破败，隔墙有耳，易于小道消息的传播。每次生炉子起浓烟，邻居跟着一起咳嗽。“文革”前，每晚十点熄灯，提前十分钟响预备铃。宿舍小院离厕所较远，由于是男校，毫无顾忌，住宿生纷纷冲出来，在下水池或树旁撒尿。宿舍小院永远飘散着浓烈的尿骚味儿。学生辅导员禹启中，每天晚上差十分十点来小院检查，一时奏效，传为“大禹治尿”的佳话。　　和我同宿舍的Z是干部子弟，他爱吹牛，好色，说话幽默，是个挺好玩的伙伴。1966年8月底，有天晚上，他说刚抓来个本地流氓，关在地下室，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出于好奇跟他去了，蹲在地下室窗外，向里窥视。　　那天由Z主审，两个穿军装的老兵充当打手。那“流氓”光着上身，跪在地上。Z厉声问了一句，他含糊其词，一个打手抡起粗铁链，哗啦抽在他肩上，顿时留下道深深的血印。待铁链再次抡起，Z赶紧拦住……实在看不下去，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半夜Z回来了，有点儿兴奋有点儿得意，问我观感。我把话题岔开。由于他属于那残酷的一幕，我和他渐渐疏远了。不久我从十三斋搬到六斋。　　“文革”期间，学校宿舍的流动性很大。1967年春，六斋搬进来个新住户，是前国家主席的公子。他住在上铺，郁郁寡欢，平时只是回来睡觉。我们讲鬼故事时，他也支着耳朵听。一个多月后，他又神秘地消失了。　　讲鬼故事要先关灯，同时需要特殊音响效果。比如口头音乐伴奏，并事先备好破脸盆，关键处扔出去，或索性推出护床板。一惊一乍，连讲鬼故事的都吓得半死。这几乎是每天睡觉前的保留节目。　　食堂伙食太差。趁夜色，我们去偷食堂的白菜和煤，给自己做饭。更有甚者，由于冬天教室不生火，来学校的同学纷纷到六斋取暖，但要投足硬币才给开门。他们跺脚诅咒，但冰天雪地，没辙，只好留下买路钱。我们还到处收集书报，卖给废品收购站。眼见着玻璃瓶的硬币快满了，我们摩拳擦掌，先订菜单，再采购，大快朵颐，最后撑得走不动道儿。　　（七）　　北京四中既是“贵族”学校，又是平民学校。这其间有一种内在的分裂，这分裂本来不怎么明显，或许被刻意掩盖了，而“文革”把它推向极端，变成鸿沟。　　学校只有一栋二层教学楼，条件极差，冬天没暖气，天一冷就要安装煤球炉。家境贫寒的子弟多自备午饭，铝饭盒装在网袋中，课间休息送到食堂的大蒸锅腾热。有的同学图省事，索性放在煤球炉台上，课堂上飘荡各种混杂的香味。　　再说食堂，每天伙食费是三毛三，主食一毛六。食堂大，能容下几百号人。每桌十人，自由组合，没椅子，直立就餐。大师傅用木杠抬着大木桶进来，引起一阵激动——那些年轻的胃。各桌派代表用两个脸盆排队。一个脸盆盛主食，一个盛菜。校长杨滨发现营养标准不够，提出把伙食费加到每天四毛，即隔天加个有肉的甲菜，竟有一多半学生没有响应，可见平均家境之贫寒。这在“文革”成了杨滨搞修正主义和挑动学生分裂的罪名之一。　　那正是发育期，到处是带酸味的饥饿感。有学生贴出大字报：“两个窝头夸好饭，一行长队上青天。窗含师傅丰脸笑，门泊学生瘦骨寒。” 　　“文革”爆发后，停课串连，食堂秩序被打乱。而学校规定，只能退主食的伙食费，每天一毛六。一凡告诉我，有一回去食堂小窗口退饭票，排他前面是前国家主席的公子，为了退伙食费跟食堂管理员刘庆丰争了几句，居然遭断然拒绝：“不行，开了证明再来。”弄得他面红耳赤，悻悻而去。而拒绝前国家主席公子退饭票的刘庆丰，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揪出来，跳河自杀了。　　人世沧桑，公子落难，这本是个老掉牙的故事。后听说他发迹了，但愿没忘掉当年的落魄感，能多替老百姓着想。　　（八）　　1966年9月初，我自制了个小木箱，用红漆写上“把毛主席的话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这小木箱刚好装进四卷毛选。随后我到积水潭医院去看望父亲。他写标语时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断右手腕。我没带水果或营养品，只带来一个毛主席半身塑像，放在床头柜上。　　由于搞到一张介绍信，我们七个平民出身的同班同学，决定一起去全国串连。到医院看望父亲的第二天，我背着装毛选的小木箱上路了。　　一个多月后回到北京，形势大变，由于对“血统论”的批判，彻底动摇了老红卫兵的统治地位。以平民子弟为主的各种造反派组织应运而生，包括我们班成立的“红峰”战斗队。　　1967年开春，校内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四中公社”。北京中学分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属于温和的“四三派”。发表在《四三战报》上的《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提出“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打碎特权阶层”。作者张祥龙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哥哥张祥平是“新四中公社”的笔杆子。　　由四中几个学生办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出身论》，是对“血统论”和“特权阶层”最彻底的批判，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作者遇罗克1968年被捕，1970年3月5日在公审后被处死，年仅27岁。　　两年前是北京四中的百年校庆，据说搞得轰轰烈烈。我不知道，我的母校到底应该庆祝什么？据说老校长刘铁岭在庆典仪式上致辞，想必依旧声音洪亮。我不禁想起1966年那个夏日，他和被批斗的老师一起唱《鬼见愁战歌》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