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天，第一次暴力高峰
提到文革针对教师群体的暴力，大多数人会想到1966年夏天。这年夏天，“大规模迫害同学和打老师的事件同时发生，并从北京蔓延到全国”，文革研究者王友琴说：“据现有资料，我们还没有找到一所学校是没有发生打老师也没有迫害‘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为什么大规模的暴力行为会在1966年夏天降临到千千万万的教师们头上？
文革初期对教师的暴力迫害，与“老红卫兵”把文革当成反右搞有很大关系
尽管毛泽东早在1965年1月就曾有过内部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但直到文革爆发，绝大多数人仍不了解这场运动的真实指向。不但普通人不了解，中央领导层乃至大多数地方省、市领导，也不了解，以至于刘少奇在1966年7月29日北京市委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公开表示：“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不知道。”曾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德也回忆：“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这种“摸不着头脑”，使大多数人误以为文革将继续沿袭之前的反右传统，仍以“地富反坏右”为主要斗争对象。
在这样一种认知下，最早兴起的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和各地省市区由党组织出面创设的“官办红卫兵”，迅速将他们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各自所在学校的教师群体。这些“老红卫兵”和“官办红卫兵”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对教师群体的批斗是“正确”的，因为就在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一封给林彪的信中明确写道：“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6年北京“恐怖的红八月”，许多教师倒在了红卫兵的皮带之下，正是这样一种“反右传统”的结果——1966年9月份之前，北京基本上是“老红卫兵”和“官办红卫兵”的天下，“造反派红卫兵”直到周恩来、陈伯达代表中央亲赴清华大学为蒯大富等人平反后，才在9月份渐成气候，随之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与“老红卫兵”和“官办红卫兵”展开激斗。在此之前，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校领导、工作组及校文革都普遍认为：文革就是反右的翻版。故而相当积极地或明或暗地把校内的教师、学生按之前反右运动的逻辑和标准，划左、中、右，进行隔离审查乃至暴力批斗。8月份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后，95%的各校工作组被认定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局势才开始逆转，之前被“老红卫兵”和“官办红卫兵”压制、打击成“右派”的“造反派红卫兵”得以翻身。但教师群体的境遇并未因此好转。
对文革初衷认知错位，把文革当成反右来搞，并不仅限于北京。以宁夏为例，6月4日，自治区党委按照刘少奇的指令，派出工作组进驻银川各校领导文革，即按反右运动的逻辑，将运动矛头指向了教师和基层干部。6、7月间，以宁夏大学为例，83%的老师遭到了大字报批判，42%的教师被划为坏份子遭到批斗，许多出身非红五类家庭的学生，也成了工作组重点斗争的对象。直到10月份，以这些受打压的非红五类学生为骨干的“造反派红卫兵”，才在北京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占据上风，将运动的斗争矛头重新定位为“官僚主义者阶级”，即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详细1]…[详细2]
左：陈毅之子陈小鲁；右：陈小鲁通过网络公布的道歉信。
文革初期教师群体所受暴力缺乏统计数据，但可参考“反右运动”中教师的遭遇
文革初期发生在北京各大院校针对教师群体的种种暴力，已有相当多的资料披露，此不赘述。尽管在此一期间所发生的惨剧并没有也不太可能有详细的数据统计，但这些惨剧既然以“反右”的逻辑进行，则不妨参考一下反右运动期间教师群体的遭遇。
据中山大学李若建教授统计披露，“一般认为，右派是知识分子，这并没有错，但是右派是哪一类知识分子，却少有人注意。根据大量的地方志和地方文献记载，半数左右的右派是中小学校教师。1957-1958年河南省有7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教师4.1万人，占58％，是笔者所见到省级右派职业构成中，教师比重最高的。在河南省内部，一些地区右派中教师的比重更加高。55万多名右派当中，绝大多数并非著名人士，而是受过一点教育的普通人。……过去受到关注的往往是工作生活在大城市的右派，其实绝大多数右派工作生活在小城市和乡村。而且越是基层，右派的比重越高。……笔者估计在右派分子中间，大约40～50％是中小学教师，另外20～30％左右是县级以下基层干部，还有5％左右是大中专学校的学生。也就是说，这些小人物构成右派分子的70～80％，甚至更多一些。”（李若建：《庶民右派：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开放时代》（广东）2008年第4期）
上述数据提醒我们，按50年代反右运动的逻辑，1、教师群体在“右派分子”中占据着绝对的数量优势，是整个反右运动中受灾最惨重的群体；2、这一群体内部，受灾最惨重的是基层中小学教师，但后世对反右运动关注的焦点，往往集中在一些著名知识分子或著名大学教授身上，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历史的真相。文革初期对教师群体的斗争，既然沿袭了反右的逻辑，大约也应该具备上述两项特征。…[详细]
“造反派红卫兵”亦曾参与迫害，其上台并未改变教师群体的境遇
诚然，许多“造反派红卫兵”骨干因出身并非“自来红”，曾和教师群体一起，被“老红卫兵”和“官办红卫兵”打入“右派”另册。但这并不意味“造反派红卫兵”压倒“老红卫兵”和“官办红卫兵”后，教师群体的境遇能够得到改善。譬如，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在和“老红卫兵”隔楼对垒时，即曾用布蒙住两位校长和三位老师的眼睛，将五人驱赶到四层楼顶，用皮鞋底抽打。如此做的原因，是对面楼上的“老红卫兵”骂他们“保守”，故而欲以此来证明自己“革命”的彻底程度。
当然，一者，“造反派红卫兵”的主要斗争对象是“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故而多在社会上活动，对校内的“地富反坏右”关注度有限，1966年夏天那种对教师群体狂风暴雨式的的暴力迫害已经有所缓和。此一过程，正如文革学者王友琴所描述的那般：“1966年7 月28日决定从学校撤离‘工作组’，8 月5 日就有老师被打死。到8 月下旬，发展到在北京每天有几百人被打死。9 月后每天被打死的人数渐降。”二者，为了区别于“老红卫兵”和“官办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也曾将部分被打倒的“右派教师”重新树立为“革命教师”，如“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写的《天翻地复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修订本，北京，1967) 1966年6月23日条下，就有这般记载：“仅在二十四所高等院校统计，反革命工作组把一万零二百一十一个革命小将打成‘右派’，把二千五百九十一个革命教师打成‘反革命’”，这2591个被打成右派的教师，又被重新确认为“革命教师”。但总体上，只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学校”这一定论不变，无论哪一派红卫兵在校内掌权，教师群体的境遇始终都好不到哪里去。…[详细]
1966年8月18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宋要武（左二）
1968-1969，第二次暴力高峰
文革期间教师群体所遭遇的暴力，有两次高峰。第一次即前述1966年夏天由“老红卫兵”和“官办红卫兵”为主体掀起的针对教师的集体暴力。第二次迫害高峰始于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更为组织化、系统化，持续时间也更长，但了解者却并不多。
“不是所有教授、教师一个也不好，但有一部分很不好。这次文革就是清理他们”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缘自高层对文革愈演愈烈的武斗现象的一个基本判断。1967年12月18日，在同阿尔巴尼亚外宾谈话时，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这（武斗）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毛泽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武斗是“反动势力”操纵的结果，不好判断。但在1968年，面对武斗失控，毛泽东曾多次发表过类似的讲话。譬如6月21日，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毛泽东甚至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过去我们留下了一批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地隐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部分很不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
所谓“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显然并非由衷之言。文革的初衷，是针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并非是为清理“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但文革进行到1968年，欲破者已破，欲立者未立，亟需想办法收场，此种论调显然是为收场服务。更早一些时候，1968年5月11日，毛泽东在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谈话时，已明确将文革基本性质从“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转换为“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毛泽东说：“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这种转换，究竟是出于策略（与党内高级干部和解），还是发自肺腑，自可见仁见智（事实上，“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所打击的对象，仍包括大量省部级在职高官，换言之，虽然叫法不同，但“打倒走资派”和“清理阶级队伍”，在内容上仍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一句“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对教师群体而言，则意味着又将面临一场狂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正如《毛泽东传》（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所总结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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