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异类研究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幽灵仍在中国大陆游荡。 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文化的革命，还是革文化的命、革文明的命？看上去这似乎是个悖论，但它却发生了。它之所以发生，自然有它的现实基础和历史渊源。它轰轰烈烈发生了，惨惨烈烈逝去了，但它的幽灵仍在游荡--而这一切，正像老黑格尔说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一，文化大革命：一个历史逻辑的产物 文化大革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大陆爆发是有其历史渊源与现实基础的。要在一篇文章中详细论证是不能承受之重，我们只能选择简略的叙述。 1，专制王权的魅影 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姑且如此假定），信史的大部分都是封建社会。如果依有的史学家的西周封建论，那绝大部分都为封建社会了。封建社会最突出的政治形态就是世袭的王权。天无二日，皇帝至尊。臣民的生死予夺都在皇帝的一颦一笑之间。所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即是“君为臣纲”的冷酷注脚。由于漫长封建社会的浸润，这种封建专制不仅成为历代帝王的思维模式，也积淀成为臣民的集体无意识。在这种封建社会形态中，开明帝王可以疏通言路，任贤纳能，营造本朝盛世。暴虐之君也可肆无忌惮诛灭重臣，滥杀无辜，恣意妄为。如果说商纣王以“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剖杀比干视其心或只是个传说，那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则是不争的史实。这种不受制约的无上权力之梦对有帝王思想的历史人物来说，是难以抗拒的诱惑，是致命的魅影。袁世凯即是一个被魅影缠身的标本。而不幸的是，被颂为伟大的革命导师、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恰恰也具有浓厚的帝王思想，没有摆脱王权魅影的诱惑。 有人举出毛泽东少年时代的小诗《咏蛙》来佐证：“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这明显缺乏说服力。不说这仅是少年的心高气傲，它只是一种诗的比拟，缺失实在的指称。实际上还远未达到陈涉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与黄巢的《咏菊》“待得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实指意义。至于《沁园春 雪》虽然实指意义高于《咏菊》，但诗终归是诗，抒情远大于指称。鲁迅读了毛泽东的诗，说他有“山大王”气势。但“山大王”与帝王，一个呼啸草莽，一个高居庙堂，这点区分，对工于文字的鲁迅来说，是很清楚明白的。我们认为，最能体现毛泽东的帝王思想的还是他的直接言行。 据《别了莎菲》一书记载，丁玲曾向书作者讲过毛的两件事，“一是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的住处去。······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 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了人名。反正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听了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定会打死我的。’”如果说这只是孤证，那么李锐曾说道，在延安，毛泽东曾戏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照书本知识说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其实是一样的！”这就不是孤证了。还有，毛在不同场合说过下面类似的话：“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在1950年4月审定“五一”节口号时，毛自己亲笔加上一条：“毛主席万岁！”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而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在尼克松访华前与之谈到毛泽东时说过：“有一次我問他是否把自己看做是16世紀中國最後幾個偉大皇帝的繼承人。毛說：‘當然我是他們的繼承人。’ 總統先生，你是在理性範圍內行事的，但毛卻不是。他腦子裏有個幻象，這幻象迷住了他。”显然，这个幻象就是帝王梦。 刘邦和朱元璋是毛泽东特别属意的两位帝王，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卑微出身和夺得帝位的经历在历代帝王中与毛相近，也符合毛的“老粗出人物”的观念。刘、朱登基称帝的风光必定带给毛无限的遐想。尤其是从此施行的“君臣有别”的朝廷仪礼完全吻合毛的帝王梦。从延安时期起，毛泽东就在逐步地把战友们置入必须服从君命的臣子之列。一部《资治通鉴》烂熟于胸的他当然对如何驭臣治吏很有心得。 1935年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作为总书记负总责。然而几年之后，毛泽东夺得最高权力，却将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着意贬为自己的政治秘书之一，在延安高层中公然进行羞辱。以后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又被贬做外交使节，只“享受”副部级待遇。在出使前毛仍忘不了叮嘱：“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一个外交使节竟然被封嘴！“进京赶考”之后，毛学着刘邦削藩，撤销五大行政区，主要领导人入京“行走”，时称“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然而不久，这一马当先的高岗就和饶漱石一起被打为“高、饶反党联盟”，尽管他们之间并无确定的组织关系。个中缘由，至今仍有点云山雾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毛泽东的点头，高岗不可能“一马当先”，高、饶也不可能被打成反党联盟。彭德怀与毛泽东是湖南湘潭老乡，井冈山时期，彭德怀与毛泽东是“哥们”相称，常常在午休时间闯进毛的住处把毛闹醒。然而到了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致信毛泽东，在充分肯定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的成绩，颂扬毛的英明指示“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的前提下，提出要注意当前存在的两个问题：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却未料“逆了毛的龙鳞”。接下在顶撞毛之后，当年的“唯我彭大将军！”被毛无情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首领。在彭、毛争执时，朱老总曾试图从中调和，不料刚说几句，毛却将脚架到桌上来，敲着鞋帮子说：“朱老总，你在隔靴搔痒啊。”把朱老总说得一脸涨红。 这一幕幕，不啻是活生生的君臣演义。 2，中国社会发展缺失的拼图板块 马克思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列宁作了根本的修正，十月革命首先在俄国这个资本主义最薄弱环节的落后国家取得成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又作了伟大的跨越，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直接带进社会主义（几十年后，又回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三个阶段的理论与实践谁正确呢？或者说，谁比较正确呢（如果有比较正确的标准的话--就像一个现代童话说的：亚当回到家骄傲地对老爸说：“今天的生物课我的成绩最优！”“是吗？得了多少分？”“及格。”“及格？这还最优？”“别的同学都不及格呢！”“哦？······”“老师问：鸵鸟有几只脚？”“你回答几只？······”“三只！”“天哪！”“别的同学都说是四只呢！老师说，我的回答比较正确。”）？历史证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最终是失败了。中国的跨越式革命至今还在回头补课：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课。（有人争辩说，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他们忘了，马列主义的经典政治经济学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不能一句“发展马列主义”就似乎解决一切了事。）“中国今天远没有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温家宝语）。这跨越成功了吗？其实，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反倒是说不清楚了。比如，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三大差别，消除贫富两极分化。你倒是瞧瞧，今天的城乡差别、贫富分化是在填沟，还是在把沟挖宽？邓小平也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是我们社会的剥削现象是消灭了还是增多了呢？暴富的官商们是不是掠夺了人民的财富？民营企业家是不是剥削了工人的“剩余价值”呢？别以为那些富豪穿上了“民营企业家”的马甲就不是马列主义抨击的资本家。再说，“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看看全球500强，了解一下经济发展的全球化的来龙去脉，你会发现，“资本主义”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上其实跑在“社会主义”前面。所以，论“比较正确”的话，还是马克思的预言比较准确。今天在欧美，尤其是北欧的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倒真是高福利民主社会主义。不过，这个社会主义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码事，与当代中国官方权威解释的（依然解释不清的）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也不是一回事，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因此，值得认真反思的是：当年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是真的是一件幸事？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深受毛泽东斗争哲学的熏陶，党内党外都习惯于用运动去消除矛盾，以斗争去解决问题。这种行事方式会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代价很大。冤假错案不少，造出新的矛盾，形成族群分裂。尤其是不断沉积下藐视法律，不依法办事的恶习。历次运动、历次斗争都存在程度不同的违法行为，以违法对非法，有的甚至是以违法行为去处置不同思想观念之间的矛盾，成为一种违法的堕落。这种积习是造成至今中国社会法制观念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直露地表达了这种意识：“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 毛泽东思想原教旨派希望用文化大革命，或者类文革的运动、斗争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比如反贪反腐，这是不现实的。即使如法炮制了，对社会发展也会造成长远的损害。因此，建构对权力能有效制约的政治制度屏障，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公众的监督中运行，这才能最有力地压缩贪腐的滋生空间，这才是反腐“创”廉的长远之计。要建构这样的制度屏障，当前要务就是像有识之士呼吁的：实行宪政--依宪法行政（这是当务之急的一大步）。真正确立宪法的权威，就像习近平所说：宪法的权威就在于她的实施！人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中国社会离宪政还有很长路程要走。利益凝结的冰山还耸立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前进道路上。譬如，有关建立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的提出过去25年了，官员财产申报列入立法规划也提出18年了，但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房产信息全国联网也说了多年，总被以这个缺条件那个不成熟挡了回来，千呼万唤不见面。可是一有人网上揭出“房叔”、“房嫂”，一些地方政府立马就风风火火动起来，设立规矩：不准私查房主信息。以保护个人隐私权的表面理由掩饰维护贪官腐败利益的实质。 联合国《反腐败实际措施》强调：公务员全面公示个人所有财产、债务和社会关系，以及每年的全部收入和经营活动，这是很有效的反腐手段。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说：“如果政府中谁不愿意公示自己的财产，那他一定是个贪官，是禽兽不如的东西！”前任总统梅德韦杰夫也说：“公务员受欢迎程度就是腐败水平。青年争当公务员，说明政府腐败很严重。” 而中国南京零距离官方版孟菲在江苏城市频道中指出，百分之九十七的官员不同意申报财产！在中国，青年人申请报考公务员的人数与录取名额之比已经超过1000：1 ！这就是视为家珍的中国特色？！ 显然，没有健全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反腐败也将是一句空话。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建立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这个国家的反腐败就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2007年，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发布了第一份民族复兴指数报告，据此报告评价指标体系，有专家言之凿凿：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这个数字表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完成了总任务的62.74%。 一个宪政尚未实行的国度，一块贪污腐败风行的大地，一方天上空气雾霾地下水质90%污染的空间，一片小悦悦的灵魂在天堂哭泣俯瞰的家园······竟然完成了民族伟大复兴总任务的62.74%！谁为之骄傲？！ 反思中华民族走过的漫长历程，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人们心中有种隐隐的痛：内斗耗损这位老人太多的精力。奇怪的或者不奇怪的是，人们乐此不疲。作者有两个观点可能不会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一个是“反右”斗争对中华民族的戕伤远大于文化大革命。它打断了中华民族“士”的精神脊梁，致使知识精英们丧失斗胆诤言拼死相谏的勇气，患上依附的软骨病。有的甚至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反右”斗争，就不会有大跃进，不会有人民公社，不会有三年“自然灾害”，不会造成饿死几千万人的悲剧。令人痛心的是，为尊者讳，至今饿死人的事还不能解密。“右派分子”99.9%都平了反，却坚持几顶帽子不能摘，只是为了证明“反右”斗争的正确。而尤其使人心寒的是，“反右”斗争当时竟然得到近乎全民族的拥护！我们也可以说，没有“反右”斗争的历练，也不会有文化大革命的如火如荼。须知，文革前期的五十多天，就是新一轮“反右”斗争的彩排。我们的另一个观点是，迄今为止，中华民族一直是个早慧而不成熟的民族--这会受到更多人的抨击。这里我们不想详尽论辩，只是稍稍提示，以文化大革命为例，为了维护一个心中的神祇，为了捍卫一种类神的信仰，狂热的群众可以以“正义”之名，杀害观点不同的同胞，将其剖腹挖心取肝食肉，甚至把受害者的头颅当做篮球投掷。不受法律制约的权力可以以“法律”之名，割断张志新的喉管，用竹签穿透李九莲的下颚和舌头，进行违法的公审、处决。这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已经拥有引为自豪的“五千年文明史”。我们怀疑，一个性格偏执，好走极端，不会宽容的民族会是成熟的民族。中国需要一场类似“启蒙运动”的最好更为成熟一些的“理性精神启蒙运动”。要认识到，一个成熟的民族应该会“吾日三省吾身”，去“认识你自己”，善批判我自身，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今天，在动不动就“国贼”、“汉奸”帽子像耍杂技一般随意飞舞、任意扣戴的舞台，我们听到背景音响传出尚未完全陌生化的文革呐喊声，我们没有看见成熟的标志。 历史已经证实并将继续证明，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实行完善的宪政，一个社会没有实现充分的人权、自由、民主、法治，一个民族不能敞开博大胸襟海纳百川、包容异端，那么，他的GDP哪怕是全球第一，他仍然是个有严重性格缺陷的智慧退化、肌肉发达的歌利亚。他可以在权力“配置”的豪华殿堂啜饮小蜜捧上的含有“无害”塑化剂的茅台，和众“奶”们一道品味有三聚氰胺调味的重金属鱼翅与野味熊掌烹制的火锅······不过这时，在醉眼陶然中，他会听见咆哮的喇叭声从窗外传来，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愤怒幽灵手持新式的弹弓，驾驶着二十一世纪的新款宾利在肥沃冒油的中国大陆游荡！ 注：文中使用了一段寓言式表达文字，目的主要是减弱直白叙述带来的不必要的刺激性，也多留下一点思考的空间。特此说明。如蒙刊用，此注不必照登。——作者 |
来源: 共识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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