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9月24日，香港九龙大角咀金山酒楼街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前夕，女服工会在金山酒楼组织餐叙活动庆祝国庆，左派摄影师蒙敏生参加并拍摄了此次活动。
如果看过诸如蒙敏生先生的摄影集《香港的另一面：一位摄影师眼中的六七十年代》，就会知道香港有过一个真正唱红歌的年代，那是香港传统左派最兴旺的六十年代。这是香港最复杂的历史话题，香港老左曾经为低下阶层发声抗争、对抗殖民统治，一度颇得民心，但随着他们对“文革”的盲目追随，最后甚至发动六七暴动（也称六七起义，两个角度的叙述）滥放炸弹伤及无辜市民时，老左的民心顿失，暴动被殖民政府镇压下来，老左的理想主义也受到香港传统的实用主义否定，从此退出了历史的主舞台。香港左派自此大致分裂为二，一是固守亲中、配合总路线的一批，他们冒着被称为土共的嘲讽，“忍辱负重”到回归后终于重返政治舞台；另一批则与国际新左派思维结合，扎根基层社会运动，坚持对权贵的不合作态度，至今仍是民间的活跃力量。在香港的老镜头中，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老左们红光满面引吭高歌的镜头，照片无声，但我们知道他们唱的不外乎《洪湖水浪打浪》、《东方红》、《公社是朵向阳花》等等，这些歌本来和香港一点关系都没有，维多利亚港不是洪湖，洋行也不是公社，可是因为这些歌本来脱胎于旋律优美的传统民歌，所以与老左血液里的草根美学呼应起来了，使得这些歌在六十年代的香港广泛传唱，连不知道共产主义的老百姓，或者刚刚开始反思殖民教育的中学生也朗朗上口。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富含中原旋律的歌曲，也成为了当年向往祖国的有志青年所能得到最感性的情感滋养—他们曾经发起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言运动，又发起“认祖关社”运动（认识祖国，关心社会），也可以视作这么一种纯精神层面的乡愁的延续。革命的冲动最初往往来自美感，要不是那些传统红歌有那么优美的旋律，估计也不能感染那么多单纯的理想主义青年。
现在看来那是多么超现实的一景，身陷资本主义丛林里的无产阶级，只能通过《北京的金山上》的旋律来想象西藏、通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旋律来想象新疆，并且歌颂一个与己无关的救世主—虽然红歌也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但当超现实延续，就变成了另一种美学。八十年代，朋克音乐来袭，香港的年轻左派无政府主义者们，用另一种方式改编革命歌曲，反击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反思传统左派的僵化和盲从。比如著名的黑鸟乐队，他们改编了《国际歌》，使它更符合《国际歌》原版的精神了：“把官僚极权彻底粉碎，我们要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没有力量，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
与此同时，内地也流行起类似的摇滚改编传统革命歌曲，他们称之为“红色摇滚”，1992年结集出版的《红色摇滚》，这张侯牧仁和“现代人乐队”的神奇之作现在已经成为另类经典，当年以黑胶唱片和磁带流传到香港也成为很多摇滚青年的稀罕货。现在看来《红色摇滚》不算很摇滚，却以摇滚为幌子向一代摇滚青年传达了一种朴素的“革命情怀”，里面能听出理想主义的没落，也能听出九十年代初的反讽，甚至不合时宜者的绝望。
1994年，香港的摇滚中青年才正面被摇滚版的《国际歌》震撼，那就是著名的魔岩三杰与唐朝乐队的红演唱会，作为压轴出现的这支曲目足以令台下不少张学友装扮的白领窒息。老五的吉他一路摧枯拉朽地狂奔，丁武凄厉的长啸逆流而上，真正应了毛泽东“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那“悲”的本义。这个版本的《国际歌》，直到今天香港的街头运动现场，仍然有愤怒中年叔叔手提录音机边走边播放边唱。
除了《国际歌》，在香港社会运动现场被重新唱起的还有《啊朋友再见》的意大利文和中文版，但更多的是自己创作的斗争歌—我们记得，革命歌曲或者红歌的最初面貌，就是鼓动受压迫者抗争的歌曲，这样来说，真正的红歌，就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