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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严春友:毛泽东时代值得留恋吗?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5 13:50
标题: 严春友:毛泽东时代值得留恋吗?
严春友:毛泽东时代值得留恋吗?
作者:严春友      时间:2012-06-11   来源:共识网
  涉及政治的文章,我是向来不写的,因为衷心地厌恶政治;在我的文章中,也从不使用政治上的流行语,因为,政治与学术,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话语,不可相提并论。当然,我并不反对学者谈论政治,只要从学理角度出发,并无不可。

  今天,我之所以改变一向的习惯,是出于一种深深的忧虑:人们正在忘记历史,而被忘记的历史是很容易重演的。

  前不久,学生答辩结束后,大家一起吃饭,谈论起毛泽东时代的事情,尤其是谈到“大跃进”后饥荒年代饿死很多人、且有吃人现象发生时,不仅在座的同学不相信,而且连一位四十多岁的老师也感觉是天方夜谭,甚至认为是西方人在污蔑中国。

  这使我感到很吃惊。历史才过去了三十多年,就被遗忘成这个样子!联想到这些年来,不少人怀念起毛泽东时代的现象,不由得产生了上述的忧虑。如果说只是某些平民百姓有这种留恋也就罢了,竟然连某些知识分子也产生了这样的情绪,问题就有些严重了。

  人们怀念过去的原因,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的确,三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中,确实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悬殊、严重的腐败、道德风尚的败坏、环境的污染等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如果因为有这些问题就要回到过去,那实在是一种糊涂到家的想法,因为那个时代绝不像现在人们怀念的那个样子,是什么“太平盛世”。

  今天的改革虽然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毛时代绝不可同日而语;从历史的角度看,历史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今天取得的成果是来之不易的,应当好好珍惜,这绝不是一句套话。

  毛时代与改革开放,的确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时代,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恍若隔世。

  我在那个时代生活了接近20年,对于那个时代记忆尤深,以下便是我依据这些记忆而得出的结论。那时年龄尚小,没有参与到“文革”中去,因而与那个时代之间没有个人的恩怨,我这里所谈的是我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应当说是较为客观的。以我在那个时代的经历和感受来看,毛时代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那时根本就没有太平可言。1949年以后,大大小小的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众所周知的大运动有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然后就是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其间又贯穿着一系列小的运动,如文革期间就有反“五一六”运动、批林批孔运动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等。各个运动的形式尽管不同,但根本的精神只有一个,就是“整人”。大家相互揭发、互相告密,以至于夫妻反目、父子相仇,结果是人人自卫,人伦关系几乎崩溃。被整死的人更是不计其数,而这些被整死的人大多数是我们社会中的精英--著名的知识分子和一些共和国的功臣。

  人们的日常生活政治化了。由于倡导“阶级斗争为纲”,人们的任何言行都有可能被上纲上线,即都具有政治上的含义,因而发生了很多文字狱,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话被人告密后,就成了“反革命”的罪证。后来得知,那时发生了无数骇人听闻的事件,如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其残忍程度亘古未有,的确如“文革”宣言所说,是“史无前例”。我们莒县也有一个人,因为到天安门贴大字报,表达不同意见(据说是反对江青)而死在监狱里。

  有人怀念那个时代,是觉得那时没有贫富悬殊,大家都差不多。那时确实没有现在这么大的贫富悬殊,但我们应该知道,那是建筑在几乎是赤贫意义上的所谓“平等”,人们只是勉强维持生存,能够度日而已;况且还饿死过很多人呢。你愿意要这样的“平等”吗?据我了解,那时大家也是不满意的,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罢了,背后也多有议论,我常听到老人们感叹不如旧社会生活好。

  现在的贫富悬殊与那时的所谓“平等”,完全不是一回事,不具有可比性。现在是富裕了之后大家产生了分歧,是面对财富进行分配时产生的问题,而那时根本就没有什么可分的东西。即使在现在的生活中处于生活较差状态的人们的生活,也是那时的生活状态所无法比拟的:那时是为了生存,现在是为了更有尊严的生存,两者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

  在政治上当然也存在着“平等”,但那类似于卢梭所说的暴君面前的平等,即每个人都等于零。

  还有人说,那时没有官员的特权和腐败。这恐怕不符合事实。这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其一,那时并非没有腐败和特权,而只是由于贫穷,官员的特权和腐败不明显罢了。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三年大饥饿时没有一个官员饿死,而老百姓饿死无数,这是为什么?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有特权吗?这难道不是腐败吗?其二,从官方发布的关于“四人帮”的有关材料看,他们有相当的特权,在全国各地建有不少别墅,生活奢靡。恐怕不只是他们四个人如此吧?有外国的左派到南方参观江青曾经的别墅,为其奢华而震惊,留着泪说:无产阶级的政权怎么会置人民于不顾,而腐败成这个样子?

  总体上看,那时人们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似乎比现在高一些,可是那种幸福感和满意度是怎样造成的呢?一方面是绝对的封闭,对于国外的情况没有任何了解,因而没有对比,感受不到自己生活的真实水平;另一方面是长年累月的宣传,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如何优越,而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如何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旧社会如何黑暗和恶劣。那时的状况,跟现在的朝鲜极其类似,有熟人到朝鲜参观,他们那里的大标语上写着:“全世界的人都羡慕我们!”可以推测,现在的朝鲜人民是世界上幸福感最高的。人的脑子经过这样的清洗,就没有不幸福的感觉了,即使肉体上感受到了痛苦,精神上也不会相信的。

  社会风气、道德水平表面上看都比现在好,犯罪率明显较低。然而,我们要看这种状况是用什么手段达到的。那是通过高度的政治控制而达到的,不断地进行各种各样的“运动”,整得人心惶惶,不敢轻举妄动,感觉每个人都如囚犯一般被监视。因此,在这样看似“文明”的状态中,人们丝毫也没有安全感和尊严感。相反,由于持续灌输阶级斗争的观念,以至于看上去每个人都像是“阶级敌人”。人们感觉犯罪率低的另一个原因,是官方只发布好的信息,而负面的新闻则采取封闭手段,所以即使有犯罪,老百姓也不知道。

  我们还应当看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那是一种整体主义的道德,个人只是国家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个人的意义就是献身于国家,根本就没有个人权利的意识和概念。当时流行的一个话语是:“很斗私字一闪念”,个体的利益连想一想都不可以。总体上是限制甚至杜绝个人的欲望,与中世纪的观念是十分相似的。

  这尤其表现在性爱观上。以我所在的农村而言,自由恋爱被认为是有伤风化,是严格禁止的,一旦发生这样的事,家人都感到是一种耻辱。当事人的意见虽然占主导地位,但当时的婚恋只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是合法的;未婚同居,则简直是一种流氓行为,是为邻人所不齿的。“文革”前的文学作品里还有爱情,但到了“文革”则完全取消了这个词汇,这个词比现在网络上的“敏感词”还要敏感得多,因为那是资产阶级才有的东西。因此我们看到,在“文革”时期官方出版的小说、诗歌、京剧等文艺作品中,两性关系完全是被回避的。由于这个原因,当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爱情成了一个“问题”,竟然需要作家刘心武专门写一篇小说《爱情的位置》来予以恢复。这篇小说轰动一时,大街小巷都在播送。也由于对“爱情”两个字的过度敏感,以至于八十年代初我一位同学的弟弟到书店买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集《爱之路》的时候,不好意思说书的名字,而只是用手指着说:“要那本书。”这与现在的非爱不谈、非爱不说,形成何等鲜明的对比!所以现在听来让人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事。还由于这个原因,才有了八十年代末期的人体美的再发现,书摊上摆满了人体摄影、人体绘画以及色情小说。

  不难看出,那是一种缺少人性的道德,是一种没有个体位置的道德,一种抑制甚至根绝人的欲望的道德。这样的道德能够是高尚的吗?

  在言论上舆论一律,根本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不仅官方媒体上从来没有负面报道,而且在生活中人们也不敢说负面的东西,更不敢表达自己的不满。即使是在家里说到敏感话题的时候也要立刻低八度,生怕隔墙有耳,被人告密。因而在公开场合,没有人讲真话,而只是打哈哈而已。

  在政治上,全部权力都集中于毛一人之手,他的话直接传达到每个人那里。不仅全国人民乖乖地听他指挥,就是他那些老战友也被玩弄于股掌之间。同时,最高权力实行的是终身制,归毛一人所有。大家倒也没有异议,因为经过“文革”的造神运动,他已经成为新的神,以至于没有人会想到他还会离开这个世界,因而都已经把世世代代托付于他。

  毛去世后,由于毛当主席时间太长了,人们已经把他和主席这个位子合二为一,忘记了别人也可以当主席。因此,华国锋上台后,村子里有人说:又换了一个毛主席!

  当时在价值上是一元的,只有一种价值观,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它是由官方制定的,所有人都必须按照它来思想和行为。因此不存在个人的价值观,自然也不可能存在个人的权利。

  常言说,看人要察其言而观其行。许多人之所以对毛时代有好感,一个重要原因是只看到了那时的“言”,而没有看到其行。这实在是本末倒置了。那些美好的名词,怎么能够代替其所导致的种种悲剧?

  通过上面这些挂一漏万的描述,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应该是清楚了。现在的朝鲜就是那时的缩影,你觉得值得留恋吗?你愿意生活在那种状态吗?谁要是怀念那个时代,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移民朝鲜,保证可以完全满足他的愿望,因为在那里他可以彻底回到那个时代。

  后来为什么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改掉那个时代的种种弊端,使我们的社会走向现代文明。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这是走向更文明社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果因此就向回走,那可就是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了,那是在走向与现代文明相反的方向啊!对此,我想借用老毛时代的一篇有名的小说来予以回答:“不能走那条路!”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5 15:13
红歌在香港
作者:廖伟棠      时间:2011-06-27   来源:南都周刊2011年第22期
  1968年9月24日,香港九龙大角咀金山酒楼街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前夕,女服工会在金山酒楼组织餐叙活动庆祝国庆,左派摄影师蒙敏生参加并拍摄了此次活动。
  如果看过诸如蒙敏生先生的摄影集《香港的另一面:一位摄影师眼中的六七十年代》,就会知道香港有过一个真正唱红歌的年代,那是香港传统左派最兴旺的六十年代。这是香港最复杂的历史话题,香港老左曾经为低下阶层发声抗争、对抗殖民统治,一度颇得民心,但随着他们对“文革”的盲目追随,最后甚至发动六七暴动(也称六七起义,两个角度的叙述)滥放炸弹伤及无辜市民时,老左的民心顿失,暴动被殖民政府镇压下来,老左的理想主义也受到香港传统的实用主义否定,从此退出了历史的主舞台。香港左派自此大致分裂为二,一是固守亲中、配合总路线的一批,他们冒着被称为土共的嘲讽,“忍辱负重”到回归后终于重返政治舞台;另一批则与国际新左派思维结合,扎根基层社会运动,坚持对权贵的不合作态度,至今仍是民间的活跃力量。
  在香港的老镜头中,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老左们红光满面引吭高歌的镜头,照片无声,但我们知道他们唱的不外乎《洪湖水浪打浪》、《东方红》、《公社是朵向阳花》等等,这些歌本来和香港一点关系都没有,维多利亚港不是洪湖,洋行也不是公社,可是因为这些歌本来脱胎于旋律优美的传统民歌,所以与老左血液里的草根美学呼应起来了,使得这些歌在六十年代的香港广泛传唱,连不知道共产主义的老百姓,或者刚刚开始反思殖民教育的中学生也朗朗上口。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富含中原旋律的歌曲,也成为了当年向往祖国的有志青年所能得到最感性的情感滋养—他们曾经发起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言运动,又发起“认祖关社”运动(认识祖国,关心社会),也可以视作这么一种纯精神层面的乡愁的延续。革命的冲动最初往往来自美感,要不是那些传统红歌有那么优美的旋律,估计也不能感染那么多单纯的理想主义青年。
  现在看来那是多么超现实的一景,身陷资本主义丛林里的无产阶级,只能通过《北京的金山上》的旋律来想象西藏、通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旋律来想象新疆,并且歌颂一个与己无关的救世主—虽然红歌也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但当超现实延续,就变成了另一种美学。八十年代,朋克音乐来袭,香港的年轻左派无政府主义者们,用另一种方式改编革命歌曲,反击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反思传统左派的僵化和盲从。比如著名的黑鸟乐队,他们改编了《国际歌》,使它更符合《国际歌》原版的精神了:“把官僚极权彻底粉碎,我们要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没有力量,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
  与此同时,内地也流行起类似的摇滚改编传统革命歌曲,他们称之为“红色摇滚”,1992年结集出版的《红色摇滚》,这张侯牧仁和“现代人乐队”的神奇之作现在已经成为另类经典,当年以黑胶唱片和磁带流传到香港也成为很多摇滚青年的稀罕货。现在看来《红色摇滚》不算很摇滚,却以摇滚为幌子向一代摇滚青年传达了一种朴素的“革命情怀”,里面能听出理想主义的没落,也能听出九十年代初的反讽,甚至不合时宜者的绝望。
  1994年,香港的摇滚中青年才正面被摇滚版的《国际歌》震撼,那就是著名的魔岩三杰与唐朝乐队的红演唱会,作为压轴出现的这支曲目足以令台下不少张学友装扮的白领窒息。老五的吉他一路摧枯拉朽地狂奔,丁武凄厉的长啸逆流而上,真正应了毛泽东“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那“悲”的本义。这个版本的《国际歌》,直到今天香港的街头运动现场,仍然有愤怒中年叔叔手提录音机边走边播放边唱。
  除了《国际歌》,在香港社会运动现场被重新唱起的还有《啊朋友再见》的意大利文和中文版,但更多的是自己创作的斗争歌—我们记得,革命歌曲或者红歌的最初面貌,就是鼓动受压迫者抗争的歌曲,这样来说,真正的红歌,就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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