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回望内参片 |
作者:丁东 时间:2012-05-04 来源:共识网 |
1895年,以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放映《火车进站》、《工厂大门》为标志,电影呱呱坠地,并成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综合艺术。电影进入中国并不晚,1903年就有电影放映,1905年,中国人就拍摄了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艺术已经相当繁荣,鲁迅就把看电影作为日常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 然而,到了文革年代,电影却变成了公众生活的稀缺品。造成这一局面的也是一位曾经的电影演员蓝苹,她后来嫁给毛泽东,改名江青,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在文革发动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举动,就是1966年初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这个座谈会规模很小,参加者只有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总政宣传部长李曼村、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人。江青让他们陪着看了几十部电影和几出戏。她对大部分影片横挑鼻子竖挑眼,形成了一个座谈会纪要,把整个文艺界说成漆黑一团。这个纪要经过毛泽东精心修改,强调会议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出。这样,江青个人对电影的好恶,对文艺的好恶,就成为国家意志。此后,不论是国产电影,还是进口电影,几乎都被打入封资修行列,老百姓再无观看的权利。数年间,能和公众见面的故事影片,就剩下《地雷战》、《地道站》、《南征北站》、《英雄儿女》、《平原游击队》等有限的几部,以及引进的少量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故事片。文革中后期,恢复了故事片创作,但江青把电影视为自己的地盘,居高临下,说三道四。故事片《创业》连王洪文都同意公映,江青仍然横加指责,让电影界无所适从。毛泽东不得出来说话:“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江青让老百姓几乎没有电影可看,她却不少看电影。在陈墨、启之主编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中,电影资料馆专家戴光晰女士回忆了相关往事。“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刘庆棠等人负责选片小组。说是为毛主席为中央首长选内参片,又让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专门为他们译片。“四人帮”里看片的主要是江青和王洪文。那些尚未译制的影片,就让戴光晰等懂外语的专家现场口译。 “钓鱼台的人都是半夜看影片。但是他们手下的人要提早好几个小时准备。比如晚上八点就把你接进去,免得有差错。先到那里吃一顿晚饭,吃完饭就在客房里等着,一直要到凌晨快两点江青才来。这些人在钓鱼台都是一个人一个楼观看。王洪文跟江青一个是17号楼,一个是14号楼,楼下是服务人员呆的地方。江青看电影不带别人,自己一个小放映厅,沙发前还有一个脚凳,后面有两个护士随时给他测体温。她看《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时好多东西都没有看进去,倒是注意女兵洗澡。俄罗斯人洗澡都要用白桦树枝拍打身体,她看不惯,说:‘这是很下流的。’王洪文跟江青不一样,他是从上海的一名工人当上副主席的,我去他的楼里,听见他在楼上叫:‘再来一瓶茅台。’他在那里大吃大喝后,醉醺醺地下来看电影。他对严肃的影片不感兴趣,《悲惨世界》看了一半多点就不看了。他感兴趣的是美国三四十年代的歌舞娱乐片。姚文元是搞评论的,也不看这些东西,他热衷于耍笔杆子。张春桥看片子也不太多。” 江青、王洪文能看内参片,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能看。戴光晰回忆到翻译内参片时感受的微妙气氛:“70年代初,朱老总常把内参片调到‘中联部’礼堂与一些靠边站的老同志一起看,我非常愿意去为朱老总翻译影片,因为在那里我经常见到耿飚等老同志,复出的邓小平也常去那里。老同志们都默默地坐着,寡言少语的彼此相见知道都平安无事就够了。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前的两个星期还在中联部看片,有一天他没来,老同志们的心情都很沉重,似乎已预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叶帅经常把影片调到西山的依据去看,经常请荣毅仁夫妇看内参片,利用这种场合彼此见面很好,因为这不是聚会,只是一起看影片而已,其实叶帅看片时经常打瞌睡,他调片常常是为了别人。宋庆龄最了不起,她在自己的寓所看任何语言的影片都不需要翻译,而且从下午四点一直看到午夜一两点,一口气看四五部影片。陈毅同志到‘中影’公司来看片,一边走一边用四川话大声嚷嚷:‘什么《山本五十六》,什么《虎,虎,虎》,我怎么都不知道!’” 粉碎“四人帮”以后,电影开始了逐步解禁的过程。有关部门开始影片的节奏,远远满足不了各界人士的文化饥渴,于是,看参考片成为一时的风气。当时各部门召开全国性会议,都要找电影资料馆调几部尚未公映的电影,招待代表。电影资料馆也举办了日本、意大利、法国电影回顾展等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请外语专家现场配音放映。不论是电影圈里的人,还是电影圈外的人,纷纷通过各种门路,搞来票子观看。倒票的黄牛,也趁机小赚了一笔。当时中国电影资料馆,成了最风光的地方。 随着技术的进步,看电影的门槛一下子降得很低。有了网络、光盘等传播渠道,普通人不出门,不进电影院,只要有一台电脑,成千上万部影片就可以自由选择。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看电影成为政权高层特权的局面,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如今,普通公民已经不满足于拥有看电影的权利,还要拥有拍电影的权利。一些个人,手持家用摄像机,就要尝试拍片子。独立电影制片人,已经拍出了不少让人刮目相看的作品。电影就其本来的特性而言,就是一种属于大众艺术,在多数国家一向如此。国家权力对电影制作、传播和欣赏的垄断,是不可能持续的,也是不应该持续的。 |
李翊:文革后六百多部电影的解冻全过程 |
作者:李翊 时间:2011-11-03 来源:人民网 |
第一批复审的“文革”前电影有《红孩子》、《平原游击队》、《上甘岭》 1979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一个很重要标志是对“文革”中被禁锢的文化产品的解放,这其中,对大量“文革”前拍摄电影的解禁成为重新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决策。 “两年的时间内,我看了600多部电影。多的时候,一天要看6部。”作为当年电影复审小组的工作人员之一,现在已经退休的陈少舟说。 那时候,“在审片过程中,起初还有30多部因为各种现在看来很可笑的理由没有被批准,到1979年复审小组解散,随着形势越来越开放,所有的片子最后都通过了。” 1976年11月,陈少舟接到通知,到电影局“电影复审小组”报到。与他一同进入复审小组的,还有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李梦学。当时,中共中央在18号文件中专门提出,为了满足广大群众长期以来看不到电影的状况,要文化部组成“电影复审小组”,逐一筛选建国17年来曾被江青打为毒草的600多部影片,只要没有大的问题中外电影都可以公开放映。 为此,电影局特意从长春电影制片厂调来武兆堤厂长担任艺术处处长,负责复审工作。当时成立的审片组成员还包括从电影学院抽调的史宽、李文彬等人。 陈少舟说:“当时复审的大原则是,毛主席判别香花与毒草的六项政治标准。”另外的原则,李梦学概括为:“首先要看片子里有没有涉及到‘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其次是有没有涉及到中央领导人,尤其是那些还没有被平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如果有歌颂他们的必须重新修改或者不能通过。另外,如果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损主席形象的也不能通过。第四条是片子里的演职人员‘文革’中遭迫害还没有平反的必须暂缓通过,最后一条是,在‘文革’前就一直有争议的,如《武训传》、《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影片也不能公映。” 据陈少舟介绍,根据中央18号文件精神,文化电影局首先对“文革”以来的各类影片进行复审。审查通过的舞台艺术片有:《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白毛女》。通过的故事片有《创业》〉、《海霞》等23部。 第一批复审的“文革”前电影有《红孩子》、《平原游击队》、《上甘岭》。复审前,各电影厂先初审,选出没有太大政治问题的影片,然后交由各电影厂所在的省委或者市委宣传部再审,电影厂与省委都必须给出意见,在报告上写明影片所有演职员的政治面貌,影片简介。而影片简介又包括三部分:影片内容,何时拍的,每个演职员的过往历史,现在的政治状况。如果演员所犯的是类似生活作风之类的错误,可以在报告中注明,在审查时一旦对影片反映不错,可在片头字幕中把有问题的人的名字抹去,而不影响影片通过审查。 工作组成员一般集中看几部影片,写一个总的报告交文化部党组,同意后就划个圈退回来。然后由工作组成员写成正式文件,交国务院。中宣部恢复后,改交中宣部。审查通过后,再由工作组写批件同时发给电影厂与中国电影公司,中国电影公司通知洗印厂印拷贝,根据影片质量考虑是否需要国内外同时发行。拷贝印好后,根据分配比率分发给各个省。 李梦学回忆说:“我记得那批片子里有《南征北战》、《烈火中永生》等,看得人热血沸腾。”在描述那个年代人们文化生活的状态时,他用了一个词,“饿狠了!”在复审过程中,李梦学印象最深、感觉最欣慰的,是影片的公演改变了一批艺术家的命运。“有的片子,复审小组认为没问题,但导演可能受历史问题牵连一直没工作。随着影片的上映,他可能从此恢复了艺术生命。” 由于通过复审就可以重新印拷贝,影片一上映电影厂就能凭借拷贝数量从中国电影总公司拿钱,电影厂几乎以10为单位送审影片,以至于在放映片库里,装着50斤重的片子的大铁桶堆积如山。 由于当时忙着大批判,复审组的工作人员换了一拨又一拨,固定下来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人,陈少舟是其中之一。他后来常感慨:“这段时间把别人需要看一辈子的电影都看完了。”他说,在这段审片的过程中,随着时间推移,对影片的限制越来越少,逢年过节,为配合节日推出一批好片子,工作组经常是集中看两个星期的片子,多的时候一天6部,然后上报。上面基本不用再看片子就能通过。 这时看参考片,成了枯燥的审片过程中惟一的娱乐方式。李梦学也说:“在当时,人们以能看到参考片为荣。”陈少舟解释说:“‘文革’后,所有的外国电影都叫参考片。”到了晚上,参加审片的领导、专家累了,就会提议,“今晚有空,看看参考片吧”,工作人员就会问清楚,是想看美国片,还是苏联片,要看战争片,还是爱情片。在得到答复后,陈少舟要到位于东郊,有军队层层把守的中国电影公司资料片片库取片子。工作人员要陪着,直到看完再送回片库。 1978年11月,复审小组向中宣部报告,要求一次批准包括《红旗谱》在内的50部影片。隔了半月,又审了20部。到1979年初,复审小组的工作接近尾声。此时,共上映了600多部影片。另外还有一批外国片,如苏联电影《母亲》、《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英国电影《雾都孤儿》、《百万英镑》;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朝鲜片《卖花姑娘》等也陆续通过审查。此时也有30多部电影没有获得批准,如《风从东方来》、《哥俩好》、《柳堡的故事》等。但在几年后,这些影片全部上映了。用一位电影工作者的话来说,“兜兜转转划了一个圈,一切又回到了起点”。 |
孙渝烽:说说“内参片”那些事儿 |
作者:孙渝烽 时间:2011-10-26 来源:东方早报 |
英国影片《女人比男人更凶残》讲述风度翩翩的保险调查员卓曼独自追踪两个妖艳性感的女杀手的故事。 《红菱艳》(1948) 《解放》(1969) 《女人比男人更凶残》(1967) 《虎!虎!虎!》(1970) 《魂断蓝桥》 (1940) 说起“内参片”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上海电影译制厂。“内参片”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因为当全国所有的文艺单位、电影厂几乎都停产闹革命时,只有上海电影译制厂从1970年初一直忙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止,都在忙于译制“内参片”。上译厂跟着“内参片”而闻名全国。当时社会上流传“路道粗的人”就是能看上译厂“内参片”的人。 我当年是上影演员剧团的演员,在奉贤“电影五七干校”劳动、学习。剧团的演员按编制分归海燕、天马两个电影制片厂。1970年,我们海燕厂演员高博、仲星火、康泰突然被借到上海电影译制厂参加工作。当时译制厂在万航渡路,和美术电影制片厂在一个大门里。他们去干什么均属保密,工作结束后回干校什么也不能说,当然谁也不便去问,神秘极了,只听工宣队说:他们是去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重要任务,听上去可是了不得的大事情。没想到1971年初我也被从“五七干校”调上译厂参加工作,更没有想到我居然从此就留在上译厂一直干到2000年退休。 什么是“内参片” 当年“内参片”搞得挺神秘,说白了就是不公映的内部参考片。上译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都译制过少量的参考片,这些影片是供中央少数首长和外事部门的人员观看的,以了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动态。而“文革”后期集中译制了几十部“内参片”,这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事情,而且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这就更增添了它的神秘色彩。 从“内参片”的内容来看,并非社会上所流传的那种说法——“四人帮”要看的黄色影片——这完全是一种误传。“内参片”有分类,编号如“特内”、“沪内”、“影外”、“影资”,下达译制任务时只说编号不说片名。其中有江青私人保留的美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些文艺片,如后来公映的《魂断蓝桥》,也有一大批欧美拍摄的最新故事影片,其中有描写外国宫廷政变的,有讲暗杀活动的影片,如《女人比男人更凶残》、《被玷污的勋章》等。 “内参片”中有一类影片政治目的是很明显的,比如日本鼓吹军国主义复活的影片如《日本海大海战》、《山本五十六》、《虎虎虎》。我们还译制了一批苏联拍摄的反映二战时期的影片,如《朱可夫》、《解放》(上中下)。 这期间译制“内参片”有严格的规定。首先是严格保密,所有参加译制工作的人员一律不得外传片名、影片内容,配音用的对白剧本不得带回家,配音完成后一律上交、统一处理。凡是不参加这部影片译制工作的,不管是厂内领导、工军宣队,甚至局一级的领导也一律不得看片,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命令。其二,这些“内参片”译制完成后统一由徐景贤(当时称他为徐老三)审查,印制拷贝要用最好的伊斯曼胶片,直接送中央。有些是文化部直接派人来上海取片。当时译制厂是直接受市委领导,也就是徐老三的领导,“内参片”的一切事务他说了算。 晚上加班译片 白天批判“消毒” 译制“内参片”期间的怪事、趣闻也挺多。 当时译制“内参片”都是“特急”、“加快”的命令,弄得我们长时间加班加点,每天夜里十一二点才到家,有时干脆睡在厂里,因为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必须赶到厂里参加“天天读”,这一小时是雷打不动的。开始大家还能咬咬牙坚持,时间长了就不行了,打盹是免不了的。实际上工军宣传队跟我们也差不多,手里拿着“红宝书”也在那里打盹。戏重的演员就利用这一小时背台词,桌上放一本“红宝书”下面是一本台词本。 更荒谬的是当时上面下达了一条严格指示——每部影片译制完成后,所有参加工作的人员必须开展大批判,肃清影片对我们的毒害,叫“消毒”。当时让我负责影片的大批判工作。批判会必须有重点发言,而且要做到“人人口诛笔伐”。所以在影片进行工作时,我就跟翻译、导演、配主角的演员打好招呼,早作大批判的准备;同时也组织写批判稿的快手苏秀、伍经纬,查阅一些资料作系统的批判。工军宣传队也参加每次批判会,实际上是一种监督,他们每次都要写简报向上报告。 影片搞多了,批判内容也就雷同了,不外乎是:这些影片是在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宣扬爱情至上、美化资本家、鼓吹阶级调和、毒害劳动人民、影片的女主角是化成美女的毒蛇、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涂脂抹粉……有一次配音演员潘我源私下发牢骚:批来批去怎么几句话捣轱辘转,烦人,还不如让大家休息休息有精力把戏配好。高博早就对我说过:“小孙,批判稿都留着,下次批判换个片名、换个主角名字又好用了。” 徐老三(景贤)对我们厂搞影片大批判还特别关心。有一天快下班时,老厂长陈叙一对我说,下班后留下来,晚上徐景贤来厂审片。当时有规定,“内参片”完成(对白)后立即通知徐景贤。中央明确由他来厂审查,有时把片子送康办(康平路市委办公室)由他审看,由于在康办放映对白双片(有两条片子,一条是画面,一条是对白)不方便,多数是徐景贤来厂审看。审片时规定该片导演陪同看片,以便随时回答徐的提问,或记下修改意见。所以那天我很奇怪干吗让我也参加?晚上准七点,徐景贤坐着小车来厂看片。老厂长这时悄悄对我说:“万一徐景贤要问起影片大批判来,你就汇报。”看完影片,徐景贤对配音很满意,我们送他上车,我正在庆幸用不着说大批判的事儿了,没想到徐景贤突然关上汽车门转身问老厂长:“你们影片的大批判还进行吗?”老厂长示意让我汇报。“影片的大批判照常进行,从不间断,有时因为配音太忙,两三部影片会合并在一起开展批判,有重点发言,并做到联系思想实际,人人口诛笔伐。”徐说:“这样好,这样好。再忙,大批判、思想上的消毒工作也不能放松。”他这才上车走了。我对老厂长说:“老头儿,你真神了,你怎么会知道徐老三今天要问大批判的事情?”老厂长说:“你留心看看最近的报纸就知道了,每天都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 “杀人”“放火”吓坏居民 译制“内参片”期间还发生了扰民事件。上译厂当时的工作条件很差,录音棚搭建在二楼的大阳台上,是个又小又闷的标准“漏音棚”。可这个“漏音棚”功不可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这里录了三四百部译制片。 扰民事件是这样发生的。有些戏需要有残响、混响声,必须在棚外过道里安装大喇叭,要开棚录,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声。现在录音时不用这样麻烦,开个混响器就解决了。当时这些戏一般都放在晚上夜深人静时录。开始我们没有注意。“着火啦,快来救火啊!”“杀人啦,快来救命,救命!”——这样的台词喊声把厂周边的老百姓惊醒了。“哪里着火了?”“谁杀人啦?”很多居民走出家门询问出什么事啦!录戏只好停下来,第二天工军宣队去厂周边的居委会向居民作解说工作。从那以后凡是晚上要录大混响声,都得事先向厂周边的居民干部打好招呼、出安民告示,不然我们录日本的那几部反映军国主义复活的影片,周边的老百姓肯定是要联合起来围攻上译厂,因为片中的台词有“大日本天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赤膊上阵”一度也传为笑谈。每到夏天,在棚里录戏实在是受罪。录音棚又小又闷,只有两个旧电风扇,有时进棚的演员又很多,棚内温度高达40℃。每天都要买几大块冰块放在大木盒里,电风扇吹着降降温。可正式录音时,红灯一亮,电扇就得马上关掉,避免有杂音。演员进棚录音如同洗桑拿。有一次全是男演员的戏,演员康泰(已故)实在热得受不了啦,什么也不顾带头把汗衫脱了,只穿短裤衩,赤膊上阵配音。后来我和高博一直拿康泰开玩笑:“你为‘四人帮’真卖力,赤膊上阵配黄色影片。” 康泰说:“去你们的!当心我揍你们。” “内参片”的得与失 现在回过头来看,“文革”后期译制这一大批“内参片”还是有得有失的。 首先这些“内参片”中很多影片让上级了解了世界动态。周总理曾指出:日本的《战争与人》是一部吹捧法西斯的影片,表面上反法西斯,实际上却在歌颂军国主义,影片内容很毒,要让我们的外国使节们了解。李先念同志对几部日本影片也有过指示:可以在内部小范围发行、看看影片,事实证明日本在复活军国主义。 其二,“文革”中搞了八个样板戏,我们译制了一大批欧美影片,为样板戏的创作人员提供了参考片。如影片《红菱艳》,芭蕾舞剧组的同志跟我聊过,这部影片很有借鉴作用,还说看了多部上译厂译制的“内参片”很有启发,不然我们太闭塞了。 其三,这些影片在我国电影事业恢复期间,让电影工作者补上了一课:了解“文革”中断的外国电影生产创作情况。对中国电影后来的复兴,上译厂应该说出了一份力。 其四,当时能参加译制片工作的人都会感到是一件幸事,又看片学习,又不荒废自己的业务,极大地锻炼了译制厂的创作队伍,这期间又培养了一批新人,上译厂第二代的配音演员大多数是那个时候锻炼出来的。 要说失也是有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群众观看外国影片的权利被剥夺了,当时的文化生活只有八个样板戏及几部阿尔巴尼亚、朝鲜影片,让全国人民度过了一个封闭、文化饥渴的年代。这样的历史再也不能重演了。 (作者系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导演) | ||
欢迎光临 教师之友网 (http://jszywz.com/) | Powered by Discuz! X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