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历史：关于记忆与忘却 |
| 2009年7月25日三味书屋演讲 |
| 作者：郭于华 时间：2009-09-02 来源：三味书屋 |
| 主持人：今天我们请到了郭于华老师为我们作演讲。郭于华老师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郭老师的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民间文化研究，多年来一直关注乡村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社会及现代性的关系、民间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等等。 对于我们的历史，我们记住了太多的不该记住的假象，太多的黑白颠倒，太多的谎言和编造，而忘却了应该记住的真实、经验教训和恢复历史真实面貌的勇气和责任，这是我们直到今天对未来仍然感到迷茫困顿和失落的根本原因。现在请郭老师为我们作《口述历史：关于记忆与忘却》的演讲。 郭于华：谢谢大家利用周末一起来做一些交流和探讨。今天与大家交流探讨的目的是珍视历史，拒绝遗忘，我想讲三个方面的内容。 社会记忆是一个民族的良知 我们国家是一个有着悠久而丰厚文明史的古国，有过辉煌的历史，同时我们又是最健忘的民族。比如，对60年前的历史、甚至对50年前“反右”运动的历史，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很多亲历者记忆变得模糊甚至扭曲，由此也产生了有很多的争论。对40年前的历史――文化大革命，我们也没有很好的反思，也被遗忘了很多，更近的20年前的历史我们也在遗忘。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很健忘的民族，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有共识。 我们国人最骄傲于自己民族久远的历史，却又最拿历史不当回事。大家都不会否认我们中华民族既勤劳又勇敢，既聪明又智慧，难道我们都有健忘症吗？当然不是，大家都会明白，健忘的原因是有人要我们健忘，记不住的原因是有人不让我们记住。下面是几个被遗忘和被丢弃的具体事例。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栏目曾播出这样一个节目：河北保定农民李红旗十年前从古董市场高价“淘”到五张抗美援朝烈士证书，这个爱好收藏且原本以赚钱为目的的普通农民，从此开始了贴钱寻找烈士家属的过程。十年间，李红旗在不懈的努力和有关部门与媒体的帮助下，找到了三位烈士的家人，使自己成为送这些英雄魂归故里与其家庭团聚的使者。烈士的家人在接到证书之前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人五十多年来身处何方、魂归何乡——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当他们手捧烈士证书老泪纵横甚至嚎啕失声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到李红旗的确很像上苍派来的使者。 大家或许看过《集结号》这部电影，《集结号》的原型是山西的一位退休检查官王艾甫，他在旧货市场地摊上发现4本1949年解放太原战役中牺牲战士登记册，其中有84份未发出的阵亡通知书。这位老先生散尽家财，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十几年间他千辛万苦为84份名单中的26位烈士找到了亲人。在寻找过程中，因为要与有关（民政）部门联系，却常常被推之门外，被指责说：“你尽给我们找麻烦，这些材料早就过时了”，“滚出去”，有的甚至还要对他动手。 还有，湖北老警察余法海，他在他的老家发现一块墓地，墓地中全是战争中牺牲的战士，他不能忍受“英烈长眠地下，50年不为人知”的状况，他为墓地中埋葬的烈士寻找家人，经历了很多艰辛。 我们在看到这样报道的时候，心里会产生很多疑问，比如说，烈士证书为什么没有送达烈士家庭？即使送交有困难也应该在相应部门存档，但却为什么流入旧货市场？谁有权力这样地处理这些宝贵资料，把它们当作废品卖掉？这些牺牲于战场的英雄对于国家来说可能只是千千万万英烈中的一员，而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却是唯一、是一切，他们难道仅仅是国家获得和巩固政权的工具？普通人的历史命运难道就是在历史中消失的无影无踪？应该由政府来完成的工作为什么却由一个普通农民千辛万苦地来承担？……媒体除了表扬这类“好人好事”之外，是不是也该问几个为什么？ 我们进一步的来提问，一个连自己的英烈都不能善待的国家会有美好的前景吗？遗忘――无意识的遗忘甚至有意识的遗忘，这样的民族会有光明的未来吗？这些英烈他们只是工具吗？一个把人当作工具用完就丢弃的制度能够持久吗？普通人的历史命运难道就是在历史中消失的无影无踪？ 社会记忆是一个民族的良知。首先我们必须知道前人的历史，了解和记住前人的经历、功过、是非，是有着不言而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作为后人我们不应该忘恩负义。这是一简单的常识（常理）。同时重要的是，记忆是思想和理性的源泉，是明辨是非、以史为鉴的先决条件。如果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和材料，记忆则是思想的源流，如果没有了社会记忆，思想的河流就会趋于干涸；当然更不会有反思、有质疑、有批判，因为没有记忆就不会有基于历史的比较、分析和判断。 记忆和历史是对权力的限制，是对统治者约束。大家在学习（了解）历史的时候，都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古今中外，古往今来，统治者（特别是暴君）都惧史，为什么害怕历史？他们害怕留下罪恶的记录，有意识的篡改或消灭那些罪恶的历史证据。“防民之口”的时候，是因为担心在人们口耳相传的历史中遗臭万年。所以历史具有一种力量，通过记忆对权力统治有一种制约。 历史是权力的产物 历史并不是生来就客观存在于那里，等待我们去认识它、挖掘它。法国著名社会、历史学家哈布瓦赫曾说，“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历史的“重新建构”依靠社会记忆，而记忆却是权力和治理的产物。决定什么被记住和什么被遗忘的是权力。 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本书虽然是一部文字作品，但是却以近乎天才式的寓言描绘了极权主义所能达到的思想和心理控制的极致，其中最重要的权力技术之一就是对社会记忆的消灭和对历史的篡改：种种历史记录被有计划地销毁，各类报刊被不断地修改重写，以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正确的印象。“历史就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以权势者们所希望的样子存在。所以，奥威尔总结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现在和将来；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过去。”这非常经典地道出了历史与权力的关系。 我们看看身边近期的案例。我在陕北一个普通的村庄中，做了十年农民的口述历史的研究，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中就有遗址的问题。遗址与历史是有关的。我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是西北山村——骥村的“新院”的故事。但是“新院”是它以前的名字，现在是叫“旧居（毛泽东旧居）”，毛主席1947至1948年率党中央转战陕北时在此生活战斗过。其实这一称为“新院”的院落始建于上个世纪20年代末，由毕业于同济大学并曾留学东洋、主攻土木工程的马氏子孙设计修建，历时十年而成。其“主体建筑为十一孔石窑，有出有收，一破呆滞。平面成倒山字形，穿廊挑檐高昂大方，挑石细雕应龙祥云，搭檩飞椽举折，檐随窑转，回折连接，檐面青瓦滴水，窑上砖栏花墙。……体现了中西合璧的风格，成为窑洞建筑的典范”（引自《马氏家族志》）。 在毛主席率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在此居住四个月。不仅如此，毛主席还在这里发出了“小米加步枪”的动员令，写下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四十篇文章；此外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也在此召开。这所地主庄园因为毛主席“生”（方言：居住）了四个月而成为当地的一处“重要的人文资产”——1971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12月26日恢复原貌，开放展出，命名为“毛主席旧居”。近年又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名为“革命纪念馆”，尤其是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运动中成为“红色旅游”的重要景点，普通门票19元，邮资门票20元；此外，修路、栽树包括周围山上的绿化也都是围绕着这一红色景点实施的。“旧居”所在的村庄也因此而获全国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称号。 “新院”变成“旧居”，不独是房屋功能、属性的改变，更是象征和意义的转变。重要的是村民们也已经完全认同了这种变化，他们非常一致地以“旧居”指称那处地方，如果不是那院落大门上镌刻着“新院”二字，这个名称几乎被人们遗忘了。虽然村民们对政府有关部门从这一原本属于村庄的“景点”获取不少好处而这些好处与村民全无关联多有抱怨，但并不影响他们对“毛主席旧居”的认可和景仰。 发生这种功能、属性和象征意义转变的还不止“旧居”，当年马氏家族的祠堂和学校也正在经历这种变化。作为重视教育、尊崇“耕读传家”的名门望族，马氏在辛亥革命后改私塾为学校，马子衡在寨子上最高的峁顶修建三孔石窑，办起私立小学，命名为“讲堂”。到40年代马氏家族的这所“扶风小学”改为县办公属，不仅马氏子女，其他姓的村民甚至一些长工、佃户等穷苦人家的子女也有了上学接受教育的机会。在上个世纪20年代，时任扶风小学校务主任的润书受族长委托，在子衡修建的“讲堂”北面又建起了三楹二进的石结构大开厅作为马光裕堂的祠堂，祠堂内设祭祖贡案、神主龛，供奉自先祖嘉乐开始的各门各辈祖先牌位。至此，“讲堂”与祠堂成为不仅是马氏家族的物质与精神财产，也是村庄里最重要的人文景观。 1947至1948年毛主席和党中央在此居住时，祠堂曾经作为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的会址。据说毛主席发布东渡动员令即在此地，因而该地被誉为“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标志着革命转折点的革命遗址。 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是，这地方无疑是一个遗址。但是，谁是遗址的主人？专属的遗址还是共享的遗址？这种情况我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鸠占鹊巢”，这个意思我想大家都会明白。 今天我们大家都很有权利的意识，特别是财产权的意识。我们如果购买了一处房产，或者遭遇了拆迁，我们都会追究产权的问题。遗址也有产权的问题，但是今天这个问题在骥村的“新院”没有提出来，这个遗址是被占领了，这个占领是有一种逻辑的，谁有权势，谁有历史的讲述权，谁就占领这个地方。历史的被占领和遗址的被占领，是按照同样的逻辑发生的，这个逻辑就是权力的逻辑、统治的逻辑。 我们所看到的是，遗迹的象征和意义被重新生产出来，我们所能想到的是，历史的构建又何尝不是如此？历史的被占领与遗址的被占领一样地发生，历史按照同样的逻辑被书写、被表述和被接受。我们还会提问，被支配者能够否记忆和讲述自己的历史？就如那些村民村妇，他们生活在底层，他们能否有自己的历史？ 这十年，我们一直在做跟踪调查，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其实是可以讲述，他们不是没有记忆，只不过他们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记忆、来讲述、来评说所亲历的那段历史。 但是，遗忘是如何发生的？大家现在常常会听到这样一些话语，比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一切往前（或往钱）看”，这是有意识的遗忘；“不争论”——搁置不论，殊不知在搁置的时候很重要的东西就会遗忘，就会扭曲，就会变形；还有我们听到“青春无悔”，“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尤其在反映知青历史的时候，这是一代人有血有肉的生命，融贯着他们多么的沉重的情感，直到今天还在发生着影响，这岂止是如“青春无悔”这四个字这么轻松简单。如果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那也要看你是如何看待这个苦难，你要对它进行思考，有思考才能成为财富，如果它被遗忘它又如何成为财富呢？知青这一代人的历史正在消失当中，而且在今天，很多记忆已经发生了改变，过去痛苦、沉重的，现在变得不无美好——这是记忆扭曲；再有一种就是设置历史研究的禁区，不反思、不批判。比如，60年前的土改的历史，有很多的禁区不能研究、不能探讨。这些都是遗忘的机制，它们遵循着权力的逻辑，控制着、左右着我们的记忆以至我们的历史。 普通人的历史权利与历史责任 哈布瓦赫曾说“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我们作为普通人怎么样来面对历史？在历史中有什么样的权力和责任？这些问题我们要加以思考。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要将文明落实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普通人卑微琐碎的经历和记忆便具有了非凡的意义，可以成为宏大叙事的有机部分。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民间讲述，草根写史？我们的历史有一种存在的状态，就是“唯一”的状态。所谓“唯一”就是官方式。但是历史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种声音的历史是不完整的、不全面的，甚至是扭曲的、不正确的。历史应该有多种声音，是多声部的历史。普通人都应加入到构建历史的工作中来，因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跟共和国宏大的历史是血肉相联的，是情感相继的。这也是我们去做中国农民社会生活口述历史搜集与研究的初衷和动力所在，虽然他们不能书写历史，但是他们可以讲。民间讲述与官方的、正式的、文字的历史有着同样真实和重要的内涵与意义；底层应该也可以发出声音。 大家是否看过《半夜鸡不叫》这本书；作者是孟令骞，是高玉宝《半夜鸡叫》中周扒皮原型人物的曾外孙。孟令骞出于对真相的追讨，出于生之为人的尊严，也出于不甘自己先人所蒙受的耻辱，历时五年，千辛万苦地寻访历史真相，终于写出《半夜鸡不叫》一书，交给读者一份历史真相的答案。《半夜鸡不叫》，从根本上解构了高玉宝《半夜鸡叫》故事。周扒皮的真名叫周春富，是大连瓦房店乡苦某村很不起眼的小地主（甚至算不上地主），非常勤俭，对家人节俭到吝嗇程度，但是据村民反映，他对雇工不吝啬。周扒皮的这个绰号是高玉宝起的。孟令骞经过调查证实，周春富不是恶霸地主，虽然他在土改运动中遭到错杀。半夜鸡叫的事实不成立，完全是文字创作，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对此，也有人骂他，说这样做是“翻案”，还有说高玉宝的《半夜鸡叫》是名著，名著不能“下蛆”。孟令骞对这些都不以为意，因为他“只关心真相”。他的努力向人们昭示，草根的历史也是历史，而且因为一直被权力精英的历史掩盖而尤为宝贵。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普通人在追寻历史真相、进行历史反思中的权利与责任。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个人的苦难都有历史的重量！每个人的记忆都弥足珍贵！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 所以，每个有历史能力的普通人，都应该记下自己的、家庭的、家族的、社区的乃至更大范围的历史事件与经历，为自己与民族的生存做见证，也为改变历史的（垄断）存在状态尽一份力量。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及演讲PPT稿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整理者：陈源 |
| 被忽视的细节和被湮没的声音 |
| 作者：刘宜庆 时间：2009-08-20 来源：人物2009年5期 |
| 五四运动，这种教科书式的定义，已经深植中国人的心中。90年前的那一天，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是历史学家关心的问题。我们不妨通过五四运动的亲历者、见证者的回忆，回望五四运动中被遮蔽或被忽视的细节，重温当时报刊的报道，重返历史现场。也可以从个体记忆和公共舆论中聆听那些被历史烟云湮灭的声音，感受悲欣交集的历史表情，省察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继承“五四”的精神之光。 新闻报纸上的“五四”旧影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准备在丧权辱国的合约上签字，这一外交的失败，是引发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五四运动能够一呼百应，波及全国，和进步报刊的宣传报道有关。当年记者的报道和评论，透露出重要的历史信息，那些被湮没的声音，隔着90年的时光，又变得清晰。 1919年5月1日，上海《大陆报》最先透露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的消息，说中国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青岛）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 1919年5月2日，北京《晨报》上刊登了一则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新闻，确定了中国外交的失败：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将不国。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处置，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遽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1915年之廿一条条约，以及1918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实，呜呼，廿一条条约，出于胁逼；胶济换文，以该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这篇文章骤然点燃全国同胞的爱国烈火，两天后爆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写这篇文章的人是林长民，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事务主任，由总统徐世昌特聘。林长民的堂兄是因“一封《与妻书》，千行离人泪”而为世人熟知的林觉民；林长民的爱女则是“一代才女”林徽因。 巴黎和会上，日本拿出杀手锏——把北洋政府向日借款时签订的换文公开了。这一换文的内容，是中国的谈判代表们此前从未知晓的。在如此被动的情况下，毫不知情的顾维钧急电北洋政府。消息传到外交委员会，林长民非常激愤，立即写文送到《晨报》馆，同时密电在巴黎的梁启超通知巴黎的中国留学生。《晨报》总编辑陈博生虽然明白这则独家新闻的价值和分量，但考虑到北洋政府对报纸的管制，坚持要求林长民标明外交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林长民敢作敢为，答应署名。这则消息几经周折，得以见报。 1919年5月3日晚，一个不眠之夜。北大学生高君宇、许德珩得到政府已密令我国代表可以在山东条款上签字的消息后，召集北大和北京各高校代表在北大政法礼堂开会。会上，邵飘萍以北大新闻学会导师、《国民》杂志顾问、《京报》社长的身份，介绍了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经过，最后振臂疾呼，号召同学们起来抗争：“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北大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自己的衣襟，写下“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全场气氛慷慨悲壮。 邵飘萍连夜撰写有关北大“五三晚会”的报道，调整版面，重点介绍学生的集会和行动，在广告栏通知社会各界出席将于5月7日举行的群众游行示威运动。邵飘萍还赶写了评论，并于5月4日在《京报》头版发表。4日上午，邵飘萍参加了国立政法专门学校的学生集会。此后，他接连在《京报》辟出专栏，揭露当局的腐败和卖国行径。 在众多关于五四运动的描述中，陈平原先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一文，选中1919年5月5日《晨报》题为《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的文章，作为基本的叙事线索。我们不妨将《晨报》的报道转述如下： 昨日为星期天，天气晴朗，记者驱车赴中央公园游览。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记者忙即下车，近前一看…… 1919年的5月4日是个“星期天”，陈平原先生强调这点至关重要。记者的报道，给了我们了解“五四”的另一条途径。历史充满了偶然。历史又是一个筛子，有时会筛掉极为重要的信息。有赖于记者的报道，为我们复原了关于“五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信息。 陈平原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一文中分析：学生之所以游行至东交民巷，目的是向美英等国公使递交说帖，表明誓死收回山东权益的民意，并“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寄希望于美、英等国主持公道，是否过于天真，这且不论，倘若并非星期天，起码美国公使可以出面接纳说帖，若如是，学生之激愤将得到很大缓解，事件很可能不会进一步激化。无论是当时的文件，还是日后追忆，都表明学潮的组织者事先并无“火烧赵家楼”的计划。学生在烈日下苦等“递交说帖”无果，遂转向赵家楼发泄怒火。 火，出现了。5月4日下午，住在赵家楼附近的郑振铎午睡刚起，便听见有人喊失火，紧接着又看见警察在追赶一个穿着蓝布大褂的学生（《前事不忘》）；从什刹海会贤堂面湖的楼上吃茶归来的沈尹默，走在回家路上，“看见满街都是水流，街上人说道是消防队在救赵家楼曹宅的火，这火是北大学生们放的”（《五四对我的影响》）。 从后来五四运动亲历者的回忆来看，火，是高师的学生放的。高师数理部的匡互生被认为是“火烧赵家楼第一人”。在杨振声、罗家伦的记忆中，也印证了这一点，提及有几位高师的学生带了自来火游行。但在当时，这一英雄式的业绩，无人敢认领。罗家伦对放火、打人事件，感到不安。 火究竟是怎样起来的？1919年5月10日，英文《字林西报周刊》这样描述：“当时与警察争执之际，竟将电灯打碎，电线走火，遂肇焚如。”该报还称，教育部为了息事宁人，也“答应以曹家着火乃因电线走火的说法以争取释放被捕学生”。 杨亮功、蔡晓舟编著的《五四》一书，谈到起火的原因： 曹宅既遭焚，起火之因，共有四说：（一）谓群众觅曹氏不得，故毁其宅以泄忿；（二）谓曹氏眷属纵火，冀惊散众人以免曹氏于难者；（三）谓群众毁曹家具，误损电灯，流电起火者；（四）谓曹宅仆人乘乱窃物，放火灭迹者。以上四说皆有理由，究竟如何起火，至今尚无人能证明之者。 杨亮功归结的起火原因，想来汇总了《字林西报》等报纸的报道。火的出现，使得“五四”选择了激进的路径，事件急剧升温。 5月5日的北京《晨报》又发表《为外交问题警告政府》的评论，鲜明地表明立场：“须知昨日群众集合未必尽属学生，而被逮之三十余人又未必为主动者。以数千群众通力合作之事，而任拘三十余人，欲在此少数之身，求一结果，此必不可通之事……无论如何着想，均非立释此被拘之少数不可。”甚至有些资产阶级政客和国会议员也发表声明，或提出弹劾，谴责军阀政府。 这时，全国各地的舆论纷纷声援。5月6日《晨报》，《学生界事件昨闻》共分9个小标题：昨日各校之罢课、被捕学生之姓名、学生被捕后之况状、各校长之会议、北京社会之不平、汪王林等请保释、教育厅长之辞职、六国饭店之会议、章宗祥之伤势。其中“学生被捕后之况状”一则，对我们了解被捕学生在狱中的生活状况，有直接的帮助： 各学生被捕入警厅后，前夕即由该厅略加讯问，未有结果。闻厅中对于学生尚不苛待，前夕共腾出房子三间，使三十二人者分居之。而学生则不愿分居，仍在一处住。昨日由该厅备饭，每餐分为五桌，每桌坐六人或七人。有前往看视者，学生皆告以我辈在此尚未所苦，惟外交问题如何则极为关念。中有托人带信，勉勖同学仍以国家为重者，并谓在厅阅报等尚颇自由云。 学生刚被捕时，难免吃点苦头。对被捕学生施虐的是步军统领衙门，而警察厅的警察则宽容，甚至“优待”被捕学生。吴炳湘之所以主张“优待”被捕学生，是因深知“事体重大”，被捕学生“与寻常罪犯不同”。这一点，从1919年5月11日《每周评论》记者综述稿《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可得到印证。笔名为“亿万”的记者，这样述及被捕学生在狱中的遭遇： 游缉队捕几个人到步军统领衙门去，很虐待的，曾把他们放在站笼里登了几点钟。当晚十二点钟送到警察厅去了。巡警、宪兵捕去的稍好些。但是被捕之时，也不免捱几下打。到警察厅的第一天，很受罪，行动言语都不自由。第二天早晨吴炳湘去看，待遇就好些，可以在院子里自由活动。第三天给了一份《益世报》。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5月6日，当蔡元培到警厅以身家作保，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时，当局不得不勉强同意。7日，被捕学生回校，各校同时复课。 5月8日的《晨报》上，有一则小文，题为《北京警察之爱国》，其中有云：“此次逮捕学生一事，警厅举动极为文明，待遇亦佳，逮诸人释放后，北京全体学生联合会特派代表一人，持函前往致谢。”那些被隐蔽的史实，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如此警察，并不可恶。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一文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参加游行的13所学校中，还包括内务部直属的高等警官学校，更不敢将民初的警察说得一无是处。”罗家伦的回忆中，还有一个滑稽的细节，是关于吴炳湘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医专校长汤尔和等人要求吴炳湘放人，吴要求学生先复课。校长们问，如果学生复课了，警察不放人怎么办？吴炳湘发誓说：“如果复课不放学生，我吴炳湘就是你们终身的儿子。” 按说，被捕的学生全部释放了，章宗祥被打得死去活来，曹汝霖的房子也被烧了，这件事情可以告一段落了。但山东问题没有解决，蔡元培校长秘密出京南下了。而北洋政府不仅不听取民言、民意，而且倒行逆施，采取高压政策，引起了更大的风潮。有“屠夫”之称的王怀庆取代李长泰为步军统领，意图对学生罢课、游行进行镇压。5月24日，北洋政府“封闭五七日刊，拘捕代印者。北大四学生为保释被拘者往警厅，则并保人而拘之”。为了钳制新闻报道和言论，北洋政府封闭北京《益世报》，“并派兵监视在京有力之各报馆，凡新闻非经政府许可登载者不得登载”。 随后，风云突变。6月3日，因对北洋政府为曹、章、陆辩护不满，北京的学生大规模上街演讲，军警包围北大三院（法学院），将其作为临时监狱——“狂风怒号”、“黑云遮天”之类的描述见诸报端。6月5日《晨报》发表的“时评”《咳，这是什么景象》： 前天下午，北京的天气，忽然间大变起来，狂风怒号，阴云密布，继之以打雷，闪电，下雨，一时天地如晦。本馆的电话也坏了，电灯也灭了。记者这个时候，不禁发了悲天悯人的感想。何以故呢？因为当老天大怒的时候，正是那几百位青年学生被围的时候。记者此时想到北河（沿）一带的光景，不觉于电光闪闪之中，发了一声长叹，说道：咳！这是什么景象。 在北大教授、教职员会书记马叙伦的回忆文章《我在六十岁之前》中，详细记录了这一次学生被捕的情形。总统徐世昌听信三个卖国贼里面陆宗舆的怂恿，“居然下毒手了，把一群一群的大小学生（那时中学生也响应了）捉来，……把他们囚犯似的关着，把北大三角形的三座校舍，都用兵围着，校舍门外排列了帐篷，真有‘连营七百里’的样子”。这一次被捕学生没有得到“优待”，整日水不到口，饭不入肚。“教联会的各校代表得了消息，设法送茶送饭，都不许进去。直到第三日舆论有了反响，学生的家族也和政府打麻烦了，一辈军阀政府的官僚，还读过些四书五经，舆论倒还很注意的，所以茶饭也送得进去了”。 从马叙伦先生的回忆中，我们可知，北洋政府的新闻管制大约没有起到什么效用，舆论照常对政府施加压力。显然，北洋政府对局面开始失去控制力。 当时新闻报刊对“五四”的关注和支持，从著名报人邵飘萍的作为可见一斑。邵飘萍的《京报》进行了大块、专版报道，他还日发评论，在舆论上给予支持，并明确指出：“镇压学生的爱国反帝运动，就是为卖国扫清障碍。”他警告政府不能用“军警之办法”对付学生，这样做只会为学生运动推波助澜。他鼓励社会各界要“持久进行”斗争，把反帝爱国运动进行到底。邵飘萍还陆续撰写了《和约签字后如何》、《挽回而后签字乎抑袖手以待签字乎》、《我国不签字之影响》、《拒绝签约后之一致》、《望主张不签字者奋起》等评论，敬告当局要从维护国权、顺从民意的立场出发，“沉舟破釜，置死地以求生”。 正是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6月12日之后，上海、天津等地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远在巴黎的中国全权代表接到国内“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的专电。6月28日，中国外交官拒绝出席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五四运动中的宣言和标语 据台湾“国史”馆出版的《罗家伦先生文存》记载，1919年5月4日上午10时左右，罗家伦的同学狄君武找到他，告诉他今天要发生学生运动，需要一份宣言，北京八家大学的学生推荐北大起草宣言书。而北大新潮社要罗家伦执笔。罗家伦当即起草了宣言书，后由狄君武拿到民间印刷所印刷。到下午一时，两万份《宣言》很快飞向北京街头。全文如下： 现在日本在国际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力，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要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农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今与全国同胞立下两个信条： 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罗家伦是胡适的学生，胡适提倡白话文，他大概也不会料到，会在这个历史时刻发挥作用。这份沿途散发的传单，“最简单明白”（这是《晨报》记者全文引录时所加的评判，5月8日的《救国日报》以全文刊登），容易被接受，故流传也最为广泛。此通告虽慷慨激昂，其实没有采取激烈行动的想法，只是呼吁国民起来关注青岛问题。所谓“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也只是寄希望于“国民大会”之召开。当时赞成白话文、加盟《新潮》的北大学子，多有社会革命的主张、急遽变革的观点，但这宣言并不极端，反而有一种难得的理性在里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五四”那天出现的标语，这既是历史不可磨灭的声音，也是学生的呐喊和爱国心声。 1919年5月4日下午2时，北大和高师、工业专门学校等13所大专学校的学生，约3000多人，挥舞着小旗，高举标语牌，来到天安门。标语牌上写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宁为玉碎，勿为瓦全”、“拒绝和约签字”等字样。有的标语牌上还画着山东省地图或者宣传画、讽刺画。学生的抗议游行，既指向列强，也指向当局。集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标语，当属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五三夜晚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的“还我青岛”。天安门前竖起一面旗帜式长白布，上面写着一副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落款为：“北京学界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这副对联是高师学生张润芝所撰。 事实上，“五四”当天的游行和抗议，秩序井然。但群众运动受偶然因素影响大，后来的发展就超出组织者的预料了。1919年7月出版的《五四》一书，不只记载了上述宣言、传单、标语、挽联等，还用简洁的语言，渲染集会氛围： 最先至者为高师、汇文两校，北大因整队出发时，有教育部代表及军警长官来劝阻，理论多时，故到天安门最迟。凡先到者辄欢迎后来者以掌声，而后来者则应和之以摇旗，步法整齐，仪容严肃，西人见者，莫不啧啧称赞。 天安门集会由各校代表纷纷演讲，痛斥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大会一致通过了由“国民杂志社”代表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宣言》如下： 呜呼国民!我最亲最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企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恶耗传来，天黯无色。……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夫日本，虎狼也，……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许德珩起草的《宣言》和罗家伦的白话《宣言》相比，可就激进得多了。“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这种极端的政治措施之所以能够提出，一方面是热血青年的爱国激情使然，另一方面大概与晚清暗杀之风有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想法死灰复燃。 傅斯年、罗家伦的反思 在五四运动中，傅斯年成为学生领袖，被推举为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后来，有人回忆说，学潮爆发后，只见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有一位威武的山东大汉高举大旗走在大家的最前面，他不时地带领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又偶尔暂缓脚步，与身边的几位同学低声交谈。——他，就是这次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北京大学国学门学生傅斯年。” 火烧赵家楼事件后，因与其他人意见不合，傅斯年从学生运动中退出。傅斯年为何在学生运动的激流中抽身而退，他的好友、《新潮》的主编之一罗家伦在《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文中回忆说：在火烧赵家楼，痛打了卖国贼之后，游行的学生们在北大院内开会，“大家本来要推傅斯年做临时主席，忽然有一个浙江籍的学生姓陶的，打了傅斯年一拳，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干了。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发生关系了。因为他是一个以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万念俱灰了。我当时因为在各处接洽的事太多，所以不愿意做会场上固定的事，经大家一想再想，最后推出段锡朋来，由他做北大学生会的代表，结果就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主席。” 傅斯年是最早理性反思“五四”的人之一。他首先肯定了“五四”的重大影响，在1919年10月出版的《新潮》2卷1期发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雳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作为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欣喜地看到国民的觉醒、社会团体的大量涌现、青年人个性解放的发端以及男女平等、自由恋爱等移风易俗的新气象。同时，傅斯年也隐约有所担忧。他指出，五四运动原是无领袖，不用手段和不计结果的，是自下而上生发出来的社会运动。他说：“我觉得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认为思想界“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他还希望胡适警惕成名所带来的危险，“愿先生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的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由此可见傅斯年的成熟和理性。在“五四”的第二天抽身而退，或许不是一时冲动的选择。 岳南在《傅斯年是五四运动学生总指挥吗？》一文中说：“但无论如何，傅在当时和之后，一直是不赞成学生们到曹家进行打砸抢烧行动的。”罗家伦也曾对五四运动史的研究者、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说过，“他们多数人从开始就不赞成暴动行为”。 历史的演进往往出乎人的意料。1919年曾是五四运动学生罢课领袖的傅斯年，1945年“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一周，却作为西南联大的常委之一处理联大师生的罢课事件。傅斯年拿重庆的消息，向联大教授施压——当局要学生尽快复课，不然，蒋介石要派霍揆彰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编入青年军。在教授会议上，冯友兰对傅斯年开玩笑说：“你原来是个学生头头，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但对于从五四运动中抽身而退一事，傅斯年一直没有作出解释。 无独有偶，另一位反思“五四”的亲历者是罗家伦。罗家伦在五四运动的激流之后，总结“五四”，反省“五四”，可能源于他在五四运动中目睹了一些尴尬的状况。在罗家伦的回忆中，“五四”那天痛打章宗祥，导致章非常危险，“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刚巧北大有一位学生叫郭钦光，在这个时间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就死了。罗家伦说：“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硬说郭钦光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牺牲的烈士，受到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在上海还有一位女士，当众痛哭郭烈士。”罗家伦认为郭君那一天走路过多，身体过劳而使肺病加重是事实，这是应该同情的，但是把他塑造成“五四”烈士，全国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点滑稽”。 历史，大概就是这样的生态，谎言与真实交织在一起，供后人辨析。傅斯年、罗家伦最早反思“五四”并非偶然，一方面他们是见证者、亲历者；另一方面，他们具有一流历史学家的敏感和素养。 最早提出五四运动这一概念的，正是罗家伦。罗家伦在1919年5月2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以“毅”为笔名发表文章《五四运动的精神》，不但最早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内涵丰富而又意义明确的概念，而且分析了五四运动所反映的基本精神。这些精神是：（一）学生牺牲的精神；（二）社会制裁的精神；（三）民众自决的精神。 在这篇文章中，罗家伦说：“学生是运动的先驱，是最先觉悟，最早奋起的力量。他们无所倚傍，赤手空拳，为国家，为民族的命运奋斗。这显然是极可贵的牺牲精神。”并且预言：“这样的牺牲精神不磨灭，真是再造中国之元素。” “五四”一周年时，罗家伦为《晨报》编辑“五四纪念增刊”，征集了蔡元培、胡适等人的专文。蔡元培虽赞许学生的努力、奋斗和牺牲，但希望他们以后不要再采用罢课的手段，“专心增进学识，修养道德，锻炼身体，如有余暇，可以服务社会，担负指导平民的责任，预备将来解决中国的——现在不能解决的——大问题”。 罗家伦在《新潮》第二卷第四号（1920年5月）发表的长文《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则对五四运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剖析和反思。罗家伦重申了一年前对“五四”精神所下的定义，并认为那三种精神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就是：（一）思想改革的促进；（二）社会组织的增加；（三）民众势力的发展。但他也承认学生的失败之处，在于他们产生了万能的观念，导致了学术的停顿，行为落于形式的窠臼。不断地通电、游行、罢课，效果愈来愈小。他与蔡校长一样，主张在中国没有解决国计民生问题以前，学生所能贡献社会的，是专心去研究真的学问，翻译国外有价值的著作，以期建立思想改革的基础。他坦率地承认自己“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 1928年9月18日，罗家伦就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具有戏剧性的是，他是被学生运动驱逐而走的。罗家伦在清华大学，大刀阔斧，卓有成效，但却出力不讨好，学生因对他不满而发动驱罗运动，教授们站在一旁袖手旁观，罗家伦无可奈何，只好离开清华。 梁漱溟的另类声音和观点 对于这场刚刚兴起的运动，国人投入极大的热情，报刊上的文章几乎一边倒，社会各界人士全都认定学生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即使进入民国以后思想保守、参与复辟的康有为也在致政府电文中说：“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行天讨，以正曹汝霖、章宗祥之罪。举国逖闻，莫不欢呼快心，诚自宋大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稀有之盛举也。……则学生此举，真可谓代表四百万民意，代伸四百万之民权，以讨国贼者，孟子所谓国人皆曰可杀者也。”康有为的电文，道出了民意，也代表了当时舆论的声音。 出版界不失时机地推出关于五四运动的读物。《上海罢市实录》（6月）、《民潮七日记》（6月）、《上海罢市救亡史》（7月）、《五四》（7月）、《青岛潮》（8月）、《学界风潮记》（9月）等书的出版，让人惊讶于出版界立场之坚定、反应之敏捷。 在众口一词之中，也有独特的、另类的声音和观点。时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梁漱溟，在北京《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一文，一石激起千层浪。 梁漱溟在这篇被视为唱反调的文章中说：“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查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遵判服罪。检查厅如果因人多，检查的不清楚，不好办理，我们尽可一一自首。”梁漱溟的理由是：“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梁漱溟设想：“经过审判之后，可以由司法总长呈总统特赦。一方面顾全了法律，一方面免几个青年受委屈。”最后，梁漱溟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最好到检厅自首，判什么罪，情愿领受，那真是无上荣誉，绝好榜样，可以永远纪念的。” 以梁漱溟的名气，他的观点的确影响到了一些学生。一位自称是梁漱溟朋友的人，赞同梁漱溟的主张。此人在北京《晨报》响应说：“这种光明磊落的气概，敢作敢为的精神，实在可以令人佩服，听说各校的学生，现在正照着这样办法进行。”但更多的学生却不能原谅梁，于是写了许多匿名信警告他小心些。 被捕的北大学生中，有梁漱溟的“熟友”，但梁并不为学生的罪责开脱，而是基于对法制社会的向往做如此主张。这篇文章刊发之后，《国民公报》的主笔蓝公武把该报记者的意见写出来形成文章《评梁漱溟君之学生事件论》，以笔名“知非”发表。蓝公武的文章认为，学生如果照着梁漱溟的主张做，恐怕未必能保全法律道德。他反驳说：“当天步军统领和警察厅所逮捕的学生，乃是学生散后，随便在街上捞来充数的。如何可以把罪名都移在这几个人身上？”并认为梁君的议论和“中国向来有一种不管情理的服从论”相似，“阻塞文化的进步”。 梁漱溟这篇文章引发了学生事件与国家法律问题的争论，北京《新民报》、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纸都发表文章，在法理、国情等层面进行探讨。尽管梁的声音被淹没在同情学生、爱国无罪的众口之中，但他的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价值和意义。 在五四运动前夕，新文化运动发源地的北大，主要有新派和旧派之争。梁漱溟和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人办的《国故》，被视为旧派，与新派的主要人物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人活跃的阵地《新青年》唱对台戏。当然，梁漱溟的《论学生事件》一文，并没有反对五四运动的意思。在情感上，梁漱溟是倾向于学生的，但理智又让他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 晚年梁漱溟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一文中论及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时说：“论人则蔡（元培）先生居首，论事则《新青年》出版在先。许多人的能以聚合是出自蔡先生的延聘，而《新青年》的言论倡导正都出自这许多人的手笔。”可谓客观之言、公允之论。 胡适对“五四”的态度 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天，胡适不在北京。 1919年4月30日，胡适的老师杜威完成在日本的讲学乘船到中国，这天，胡适和蒋梦麟、陶行知等杜威的弟子一起在上海的码头接杜威来中国讲学。5月4日，杜威在上海演讲，胡适出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不在五四运动的历史现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弟子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他们做了什么。直到第二天，住在蒋梦麟家中的胡适刚刚起床，就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张东荪，出乎他意料的是还有几位记者。是记者告诉胡适，5月4日，北京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吃早餐时，报纸送来了，各报的头条都是有关北大学生游行示威以致被抓捕的消息。后来，自京而沪，“五四”那天的学生游行，发展壮大为波及全国的爱国运动。胡适不在现场，是否意味着他会更加理性和冷静？他对北大学生发起的运动持什么观点呢？ 1920年5月4日，蒋梦麟和胡适在《晨报·副刊》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除了对五四运动的肯定，值得注意的是对学生运动的隐忧。胡适认为：“凡在变态的社会和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那么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也许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之后的一年间，“教育界的风潮几乎没有一个月是平静的”。胡适洞察到学生频频罢课的弊端，忠告学生：“人人要负责，要尊重自己的主张，要用正当的方法来传播自己的主张。”胡适不赞成以罢课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一再强调学生关注的是自己的学业，爱国，也要体现在学习上，而不是短暂的运动，罢课不是根本之计，学生请愿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对于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胡适多次强调发现“人”的意义，认为“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胡适又将五四运动看做是一场政治运动，破坏了中国的“文艺复兴”。用他本人的话说：“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大陆学者李泽厚也曾有过一个后来变得很流行的说法，就是“救亡压倒启蒙”。 “五四运动虽然是一个很纯粹的爱国运动，但当时的文艺思想运动却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1935年5月12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150号发表文章《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文中说，“孙中山先生理想中的国民革命是和五四运动走同一方向的”，并强调这样一个判断：“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的事”。胡适认为：“思想的转变是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条件之下个人不断努力的产儿。个人没有自由，思想又何从转变，社会又何从进步，革命又何从成功呢？”在胡适看来，新文化运动似乎比五四运动更具有普世价值，倡导“科学”与“民主”，还倡导多元的价值观念，带来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同为自由主义者，陈独秀是激进主义的自由主义，胡适则是渐进主义的自由主义；同为保守主义者，张君劢是保守自由主义，梁漱溟则是保守传统主义。这时，作为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思潮，无政府主义也存在着不同的派别，或者倾向于社会主义，或者倾向于个人主义，或者主张互助，或者主张暗杀，主张可以很不同。 五四运动之后的历史走向，越来越清晰——革命的价值压倒了一切，当然也就压倒了民主的价值。五四运动产生的效果非常明显，这使当时（以及此后）的中国政界受到不少启发：赤手空拳的学生也能逼迫当局让步。于是，学生运动变成一种斗争武器，一种可以运用的力量。胡适说，就学生运动干涉政治而言，青年学生的牺牲，实在太大了。 就在新文化运动的盛期，在“问题”与“主义”还未停歇的论争声中，胡适“整理国故”去了。胡适遭逢的革命与学术的两难境遇，为后来的知识者留下了一个有意味的话题。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视角，是胡适的老师杜威提供的。1919年5月29日，胡适和杜威等一同到北京，这时，学生还在罢课。 杜威对五四运动耳闻目睹，有切身的感受，对这块急剧变动的古老的土地，以及生活和斗争于其中的知识界同行充满了礼赞之情。1919年6月，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一位曾对五十种学生报纸作过仔细研究的朋友说，这些报纸的第一个特点是有大量的问号，第二个特点是要求言论自由，以便能够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一个信仰既定权威的教条、又是使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杜威一方面对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启蒙运动的前景非常积极、乐观，另一方面又对五四运动的急躁声调表示怀疑。1921年他在《亚洲》杂志上发表文章时说道： 这场运动的感情成分多于思想成分。它还伴随有夸张、混乱以及智慧与荒谬的杂合。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使这场运动在开始阶段具有急功近利特征。……人们可以讥笑整个运动不够成熟，不够深刻；也可以讥讽它是或多或少地把一些不相关的观点、一些支离破碎的西方科学与思想胡乱地拼凑在一起。……但是，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未来奠定最牢固的希望基础。 杜威作为外国人，显然看不到问题的根本以及潜伏的隐忧。但胡适看得到，也想得到。胡适为学生罢课深感不安，他要求学生复课，并建议将北大迁往上海。 1919年5月4日，开了20世纪学生运动的先河。学生运动的历史功绩毋庸置疑，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当年蔡元培请辞北大校长，一则是对北洋政府的抗议，一则也是觉得北大“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胡适、蒋梦麟等人的隐忧就在于此。你可以说胡适看到了五四运动的另一面，但不得不承认，胡适的观点和主张自有其道理，当然，他的声音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 |
| 口述史的困境：一九六六如何打捞出来三个老舍 |
| 作者：陈焱 杨东晓等 时间：2009-08-05 来源：新世纪周刊 |
|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了一位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并没有随着他那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人们仍然在纪念日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这位作家：老舍。 四十年前老舍纵身一跳的太平湖早已被填平了。老舍在跳湖自杀后的第十二年也已获得平反，但关于老舍之死、关于谁打捞了老舍的尸体，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上篇：“只相信一个人的叙述是冒险的” 从一九九三年至今，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对“老舍之死”进行了长达13年的追踪采访，有趣的是，在“谁打捞了老舍尸体”这一环节上，前后出现了三位不相识却又自称自己才是惟一打捞者的“历史见证人”。不同视角的叙述，把由模糊的历史记忆所带来的多元性呈现了出来，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原生态过程背后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下面是傅光明接受采访时的谈话摘录。 其实开始的时候动机特别简单，就是想事情过去了将近三十年，通过寻访一九六六年的历史当事人，把当年的历史现场做一个尽可能逼真的还原。 第一位是请朋友帮忙打听到的，采访他之前，我们夫妇充满了兴奋的期待。当然不会想到对他的访谈发表，并经发行量很大的《作家文摘》转载以后，相继出现了第二位、第三位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在那次采访后的半年，我们采访到了第二位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证人白鹤群先生。 那是二ＯＯ一年九月十一日一大早，我赶到北京市政协门口，并从这里搭车去平谷，应邀给那里的由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的“文史培训班”主讲《由（老舍之死）谈谈口述历史》。下午的会散了以后，市政协文史委的一位朋友问我是否采访过白鹤群，说白先生了解打捞老舍尸体的经过。我在与白先生电话联系时，白先生显得十分激动，说非常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并说自己是打捞老舍先生尸体的人。 但更令我们吃惊的是，在又过了半年之后，我们采访到第三位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证人朱军，巧的是他还与第一位打捞者当时同在北太平庄派出所工作。他是找到《作家文摘》编辑部曾经担任过丁玲秘书，也曾做过我同事的编辑，说他才是真正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并留了联系电话。 三位证人都说老舍尸体是他们在渔场渔民的帮助下独自打捞的，但他们却是在同一时间（1966年8月24日清晨，朱先生记得好像应是8月23日）和同一地点（太平湖）打捞上同一个人（老舍）。 当初我对这些“记忆”也没有什么质疑，想法很单纯，觉得他们（三个口述者）谁也不会编造历史的故事，直到今天，我想他们大概也不会刻意地伪造历史，但是“记忆”可能在经过时间、岁月的打磨后，出现错觉或某种暗示，并不自觉地修正了某种记忆。而这个修正了的、不自觉的记忆，又可能使叙述出来的历史文本和当时历史真实的样子相差得非常遥远。 我经历过一个很长的困惑阶段，我发现我采访的人越多，好像越无法还原那个历史现场，因为大家说得都不一样，特别是细节问题，比如说“老舍之死”这个事件——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老舍到了文联，在文联经历了一场批斗，后来自杀了。这是“硬”的历史，很简单。都是客观的、真实的历史存在，但它背后的很多细节则复杂到你根本无法把它们拼接成一个历史现场的还原图。 比如：（老舍）到文联的时间，是上午、中午、下午，说法不一样，有人说“是我亲眼见老舍下午几点就到了”，有人说是“下午三点到的。我看他从电报大楼那儿走过来的”；又比如说“老舍那天穿的衬衫是白的还是灰的”，有人说“是白的”，有人说“是灰的”；所有人在叙述的时候都说“是他亲眼看见的”，作为叙述者来说，他不可能说自己“我在编故事，我在说瞎话”。 这似乎令人困惑，但呈现出来的这种历史多元，对于口述史研究是可以解释的，即不同的人，不同的叙述、不同的记忆，导致了不同的结果。这三个人里面谁说的是真的，如果有，只能有一个，不可能三个全是真的，如果那样，就意味着有三个老舍。 十余年间我做“口述历史”获得的最大收获就是，我现在更愿意相信历史背后的那种丰富性、复杂性．远比口述的叙述要多得多。搞历史不是要把历史弄明白，而是要努力让那个历史呈现出一个多元的、复杂的样子，不要结论。 在这些口述者的身上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时他们的身份、境遇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事过三十年之后对于那个事件叙述的态度、立场。从口述史理论上来说，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它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对一个历史事件，如果你只相信某个个人的叙述，这是带有冒险性的。 老舍夫人和老舍之子都曾经说过，当年太平湖公园的看门人曾经见一个老人在公园的湖边坐了一夜，但是这个老人（指看门人）已无从去找。当老舍夫人去寻找老舍尸体的时候，公园渔场的一个老头告诉她“在那儿”，但这里面提到的可能的证人也已无法找到，除非将来有档案解密。历史就是留下来的文本叙事，没有那个客观实在，历史在发生的一瞬间就不复存在了。你根本无法还原。 中篇：难道他们打捞了三个老舍？ 三个不相识的人，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捞上了同一个人。如果说他们当中有真实的，只能有一个人真实，如果三个人都真实，就等于那一天打捞起了三个老舍。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三个都不真实，他们三个人捞起来的都不是老舍。 口述者之一：原北京北太平庄派出所民警郝希如先生 采写：傅光明、郑实 时间、地点：二ＯＯＯ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郝希如先生家 郑：一九六六年八月时，您正在北京北太平庄派出所工作，那时是什么职务？ 郝：是片警，没有行政职务。老舍的事当时都有记录本，但我1968年调离北太平庄派出所后记录本上交了，估计很难找到了。我记得老舍是二十四日出的事。“文革”当中事情太多了，这件事我为什么记得呢，因为后来每年到这个时间，都登一些文章。那天正好我值班。派出所是轮流值班。我是早上六点左右接到电话的。 傅：这个日子您能肯定吗？ 郝：是这个日子。一个男同志打来电话说湖里死了人。我问是男是女，他说看不清楚。我问他在什么位置。他说在太平湖的东南角，离岸有二十多米。我让他在那里等我，我说马上就去，得叫他把发现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起来以后，没洗脸，没漱口，叫了一个人看电话，就去了。让那个人先别向分局报，我看看是什么情况。好像是派出所的赵守信，或者是朱军。派出所就在现在的北太平庄立交桥，骑车过来就几分钟的工夫。那个报案的在公园门口等我。老舍死的地方离太平湖公园门口不远。进去，我一看，是个男的。他问怎么知道是男的。我说男的死面冲下，女的死面向上。这个人住在电影演员宿舍院里。我当时看了一下表是六点四十分。 郑：报案人是来太平湖遛弯的吗？大约多大岁数？ 郝：是。记不太清了，也就四十来岁吧。详细的在记录本上。养渔场有船。我就去了值班室。当时值班的还没起床呢。是韩文元值班看渔。我说，老韩，你快起来。那边淹死一个，咱俩把他捞上来。我们就划船过去了。我说，看样子岁数不小了。当时拿了一支竹竿，就咱们搭蚊帐那种。还拿了一个消防用的带一个钩的竿子。我说别用钩，钩坏了。用竹竿试试，看能不能给弄走。用竹竿一拨拉，能跟着走。他面冲下，我用竹竿搭着他的肩膀，就划着走。 太平湖有个小桥，我们划过桥到了太平湖西边，桥头那边，水离岸比较近。我们把他放在地上。他怀里还抱着一摞纸，有这么厚吧，很不整齐，就像咱们的报纸折起来这么大，捆着，是宣纸。 根据情况判断，他投水时间不长，顶多一个多小时。纸外面全湿了，里面没湿透多少张。我印象中老舍当时穿的是一个浅色的大褂。过去文人穿的那种到脚面的大襟。穿的是中式圆口步鞋。身上没伤，脸上也没伤，头上也没伤，衣服整齐。这些对判断是自杀还是他杀特别重要。我认为是自杀。我看了看手稿，大概是《骆驼祥子》或者是《茶馆》的手稿。写着老舍的名字。全都是墨笔写的。 郑：您一直在现场吗？ 郝：一直在现场。 傅：胡洁青第一次来看到老舍尸体时有什么表示？ 郝：掉眼泪了。没有大哭。站在那儿挺难受的。胡那种表情肯定也有想法，因为正是“文革”。 郑：您检查老舍遗物时，有没有眼镜、手杖、钱包之类的东西？ 郝：没有，都没有。我说了，惟一的就是那些纸。 口述者之二：原北京市汽车修理总厂第四修理厂工人白鹤群先生 采写：傅光明、郑实 时间、地点：二ＯＯ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白鹤群家 傅：您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还是25日发现老舍尸体的？ 白：24日。确信无疑。 傅：您家住在哪儿？ 白：太平湖的北岸。我那天上中班。我每天有到太平湖遛早儿的习惯。 傅：您记得早上到太平湖大约是几点？ 白：大约是六点五十。整个太平湖一共有两个码头，一个在东湖一个在西湖，游泳的人在东湖，跳湖自杀的人在西湖。我家距离太平湖超不过60米。我那天上中班，下午两点半到晚上十点半钟。 郑：您说您知道是谁打捞的老舍尸体？ 白：我看见有人说是他捞的老舍尸体，我说是我捞的。一共是三个人捞的，另外两个人的姓名我都可以告诉你们。第一个站在岸边的是绰号叫麻子李三的，他是柳和居的掌柜；第二个是铜厂李棋王，因为他们老去，我们都认识，但不知道叫什么；第三个是唐浩澜，我就是通过他知道死者是老舍的。 郑：就是说捞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是谁。 白：对。惟独唐浩澜知道。当天九点钟，他就告诉我消息了，他来我们家告诉的我。 傅：您当时不是在现场吗？ 白：七点钟就完事回来了。我们那时捞上来就算完事儿。到十点多钟知道是老舍的人已经特别多了，一个叫刘正和，是北京美术公司工艺美术厂的画家；还有一个叫张芳禄；还有关增铸，是对外经贸大学的。我说的这些人当时都在湖边住，都能找的着。 傅：您那天有没有等到警察来？ 白：没有。当天最早发现死的是老舍的就是唐浩澜，打捞完尸体，九点多钟，唐浩澜就到我们家告诉我死的是老舍。 傅：您九点多离开现场，后来还去过吗？ 白：十一点多我又去了。 傅：您那时去有没有见到警察、法医？ 白：没有。 傅：有没有见到家属？ 白：没有。 郑：有什么遗物吗？眼镜、手杖什么的？ 白：没有。 郑：您捞的时候也没有？ 白：没有。 傅：有没有警察？ 白：没有。 傅：就一个孤零零的尸体在那儿摆着？ 白：对。 郑：您刚才提到的唐浩澜，他怎么会知道死者是老舍呢？ 白：唐浩澜是中国著名的金石鉴定家，解放前大概是故宫博物院的鉴定人员，好像是故宫文物陈列所的副所长。他爱人王学敏是张大千的学生。他和老舍是亲戚。 郑：您从什么地方上的船呢？ 白：从渔场码头把船划过去的。那时候没有人肯下去把人给拉上来，因为那会儿自杀叫“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我们能对反革命好吗？所以就是拿棍和钩子钩过来的。 郑：那有没有可能碰破尸体？ 白：有。腋窝就是破的。其实用的也不是钩子，就是用松树钎子连打带扒拉，因为到岸边起码十几米船就过来了。 口述者之三：北京颐和园派出所退休民警朱军先生 采写：傅光明、郑实 时间、地点：二ＯＯ二年六月二十日下午颐和园派出所会客室 傅：是您接到通报说太平湖发现了尸体吗？您记得这个通报的日子是八月二十四日，还是八月二十五日？ 朱：印象当中，我总记得是八月二十三日。可是现在呢，人们都说是八月二十四日。 傅：大概几点。 朱：大概七点多钟。谁值班记不得了，反正值班员说了，太平湖死人了。我说那去吧。那个地方死的人多了。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就开始上街了，扫“四旧”。那地方死的人是城里边的人多，城外的少。都是自杀的，最多的一天我跟湖里捞上来十好几个。 傅：是您自己去的吗？ 朱：还有另外一个人，叫葛林。 傅：照您的说法，郝希如根本就没去？ 朱：他没去。当时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是不是他值班，我记不很清楚。如果说他们对这事很清楚，有可能是他值班。当时我和葛林骑着自行车，几分钟就到了太平湖。 傅：那天您发现老舍尸体的时候，是在湖的什么位置？看到之后，是您又叫人去捞的吗？ 朱：我上渔场找船。 傅：您刚捞上来的时候，尸体是仰面朝天，还是趴着？ 朱：仰面。 傅：您跟胡洁青有交接吗？ 朱：对。 傅：胡洁青是什么时候来的？您又是怎么确定这个人是老舍的？ 朱：当时捞上来之后，有个演毛主席的特型演员，姓什么我不太记得了，反正老见面。他在马路西边原来老的电影学院，这地方归我管。所以一些老师、演员当时我都认识。这个特型演员，那天到太平湖玩去了。我们一进太平湖东门，他就匆匆走过来说，这死的人是老舍。 傅：他在你们一进东门的时候就说死的人是老舍？ 朱：对。老舍我们从来都没见过，仅仅是听说过。但他说见过，就是我们捞的时候，这人一直在。 傅：可在没捞上来之前他怎么知道这个是老舍呢？ 朱：人家见过，这尸体浮在水里，他能看得见。 傅：那他怎么知道的？ 朱：咱就不好说了，反正他说我见过他，我认识他。我说我们可不认识，咱不能说这死的人是谁。 傅：就等于说这位特型演员是在没捞之前，就说这人是老舍。 朱：我们没敢确定这个人是不是老舍。捞上了人，他拿着个钱包。 傅：胡洁青在看到尸体，并确认是老舍之后，有什么反应吗？ 朱：没表情，很严肃，一点眼泪都没有。 傅：遗物里有什么东西吗？ 朱：我记得当时在河边只有散落的一些稿纸。字不多，是毛笔字，就是一般的纸。印象当中写的好像是香山红叶之类的内容。 郑：您有没有统计过，一九六六年在太平湖自杀的大概有多少人？ 朱：死了有几十人吧。八月前后那一段死的人不多，八月二十四日，就老舍一个。那时不像现在工作上这么规范，那时有记录的拿个笔记本哗哗这么一写就完事了。 下篇：弃世的老舍与太平湖记忆 老舍投湖至今是一个谜。 有人称看见他四十年前的那个八月二十四日，在太平湖边一直坐到黎明前，但是那位“目击证人”已无处觅踪；无数人在猜度他在太平湖畔最后一夜的思考，正因为无从了解他的内心，从而生出更多的想象空间。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有人把老舍的遗体自太平湖中打捞出水起，喜爱他的人，就一直被多个版本的目击和见证所还原的历史困扰着。老舍决意弃世的那一天，被无数个“当事人”和“亲历者”复原成了他们本人意识中的老舍。 老舍为什么“弃世”？仅仅是因为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被红卫兵殴打吗？在后来见诸文字的报道和口述史中，“扬起的皮带和铜扣、从额头流到眼角的鲜血、推搡……”的现场里一位六十七岁刚刚走出医院的老人被打倒在地。但这些肉身上的痛苦尚不足以使这位文艺老者放弃整个世界。 这一天，被记录在案的还有：一位“站了出来”的同事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国”，老舍又遭到第二次痛打。 但是这种揭发并不足以摧垮他的世界，还有更鲜为人知的史实：在老舍回国后的五十年代初，他同意加入美国作家协会。这一细节对研究老舍的自由主义倾向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九年以后，是很重要的依据。在他与其在美国的版权代事人的通信中，老舍同意加入美国作家协会并每年缴纳美元会费。当然，这一活动自然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他的自由主义精神情结可见一斑。 目前的研究对于老舍身上浓重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几乎被忽略了。他的穷人出身与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共产党是那么的吻合，他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新中国成立两个月时回到北京——是年十月他接到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信件。而当时他正在美国养病。 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的迫切心愿、龙须沟的实地调查、对党的热情歌颂、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使人们无论如何不会把他和胡适、沈从文、傅斯年这些主流的自由知识分子进行类归。因此，人们把他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间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情结、那种超阶级反内战的态度顺理成章地忽略不计了。 此后，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眼中看到了什么呢？ 一九五四年，胡适被批，俞平伯被批；一九五五年，胡风被批，“丁陈反党集团”出现；一九五七年，他的朋友，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吴祖光被划为“右派”。 老舍在距弃世不到半年的一九六六年春天，还主动跑到顺义县陈各庄，为宣传科学养猪写出了一首热情洋溢的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 剧作家苏叔阳提到舒乙讲过的一个例子：“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老舍怀着极大的热情，想参加农民艺术团，去访问农民。但是没让他去。此事使老舍彻底失望，觉得党已不再信任他了。 苏叔阳很干脆地说：他看不到出路。 老舍回国后，一直是人民艺术家，他规规矩矩，怀着要报恩的感情，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老舍一直用生命去寻求他所热爱的文化，但在“文革”一开始就遭到了“横扫”，面对这些现实，自尊的、以中国文化为生的老舍，看不到出路。 老舍在湖边徘徊了一天一夜，在25日的打捞现场上，人们看到很多写过字的纸扔在湖面上，有人称：上面写的全是毛主席诗词。老舍先生追慕崇高，所以先生的死，在某种程度上，是清高的表现。当他觉得活下去的理由已不存在了，要么跟着别人走，起哄；要么不跟着，那还是死。活下去已经没意义了。 老舍在选择另一种存在方式的时候，也选择了走水路。太平湖接纳了这个冤屈的灵魂。离太平湖不远的西南，有个叫葡萄院的地方，是老舍母亲去世时的旧居；再从这里往西北蓟门故里，留着老舍父亲的衣冠冢。这湖水，使一家人再一次三位一体地存在。 在这里，老舍把躯体交付给湖水，把性命交还中国文化，把信仰收归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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