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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6 20:50
标题: >>>>2013年文学现象观察
新观察·年度综述 困顿与新生：2013年文学现象观察
2013年，困顿中有新生。
在这一年中，不仅有大量的长篇小说、非虚构文学、诗集、散文集的面世，更出现了许多此前罕见的文学现象。就此，我们特别邀请批评家张柠与“80后”学子霍艳、曾念长、董外平、李壮等，就2013年的文学作品及主要文学现象进行深入讨论。
张 柠：今天的对话，主要讨论2012年底至2013年底这一时段中国文学的基本状况。主要从3个方面来考虑：一是文学创作的情况；二是引人注目的热点文学问题；三是在大众中流行的文学的情况。
“50后”、“60后”作家集中亮相
曾念长：2013年，文坛老字辈的作家依旧活跃。1934年出生的王蒙为文坛贡献了多部作品，并没有“歇下来”的意思。其中最重要的是长篇小说《这边风景》，这部作品其实是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创作的，直到今天才首次公之于众。90岁的黄永玉更是推出了上中下3卷、共计80余万字的超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此外，“50后”、“60后”作家的集中亮相也是今年文坛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当然，他们亮相的方式也比较传统，就是出版作品。较受关注的作品包括贾平凹的《带灯》、余华的《第七天》、韩少功的《日夜书》、苏童的《黄雀记》、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金宇澄的《繁花》、林白的《北去来辞》等。但是从总体效果来看，这些“50后”、“60后”作家并没有给读者带来太多的惊喜。他们都试图“与时俱进”，用自己的小说介入当下现实，但读者却批评他们面对现实的“不及物”。苏童的《黄雀记》又回到了他的“香椿树街”，不免让人怀疑他已陷入“经验的贫乏”。
“50后”、“60后”面临的挑战和困境首先是社会巨变让他们“找不着北”了。“50后”、“60后”出道于上世纪80年代，在90年代创造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巅峰。他们对历史总体性话语的瓦解，以及对社会转型之初的精神失落现象的发现，都是有卓越贡献的。但问题是，在这些作家进入“中年写作”的过程中，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如何在这个巨变中寻找他们的写作资源，如何面对社会巨变中的读者，似乎都成了一个大问题。同时，80年代的“文学共同体”及其话语结构在90年代末发生了根本性的破裂。在自媒体时代，批评的声音不仅来自专业的文学评论家，还包括千千万万的读者。这不仅仅是“50后”、“60后”作家的问题，还是传统文学生产模式在大众狂欢时代需要面对的严峻问题。
李 冉：《带灯》《第七天》《黄雀记》《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都显示出作者关怀现实的强烈意识和明确的目的性，反映在小说中，就是作家不约而同地热衷于写“乱剧”场面。《带灯》中不断地写到农民、乡镇干部、农民与乡镇干部聚集在一起，发生言语甚至肢体冲突的混乱场面。我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小说就是靠一出又一出“乱剧”场面延展为长篇的。
与之相比，方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显得比较另类，方方写了一个关于“个人”的故事——主人公涂自强从满怀憧憬到悲惨死去。虽然这个“个人”故事写得不够细腻，但与企图靠“乱剧”这张大手抓住时代的“大动脉”的作家相比，方方的可贵之处在于观照了个体的灵魂和情感，直接地、实实在在地抵达阅读个体的内心世界，我想这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关键原因。
很多“50后”、“60后”作家的站位偏高，靠外在的、热闹的技术手法勉强支撑起长篇的架构，企图罩住每个角落和所有个体，却打不进读者的内心。而方方们却正朝着一个方向、一个人走去，走近之后观察、握手、交谈、拥抱甚至相拥而眠，一丝一缕的触碰最后化为了小说的内核。这种创作上的差异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
张 柠：你提到“50后”、“60后”作家爱用“乱剧”支撑小说情节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在经典作家里，混乱场面的描写有时能产生特殊的效果。文学史上最经典的“乱剧”描写是福楼拜写州农业展览会、托尔斯泰写安娜看赛马。这种场景描写用得好是经典，用得太多当然有问题。那些对细微情感描写力不从心的人，往往喜欢写大场面。
文坛新力量的崛起
李 壮：我首先关注的是文坛的“代际更迭”。今年，“50后”、“60后”作家集中拿出了一批有分量的作品，“70后”作家的创作进入了一个“爆发期”，“80后”则从创作和批评两个领域开始全面进入人们的视野。2013年，有一批“70后”作家推出了自己的精选集：阿丁的《寻欢者不知所终》、曹寇的《躺下去会舒服点》、任晓雯的《阳台上》、张楚的《夜是怎样黑下来的》、盛可以的《留一个房间给你用》、东君的《恍兮惚兮》、阿乙的《春天在哪里》、鲁敏的《九种忧伤》等，这些集子的出版，是作者创作的阶段性总结，也是他们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70后”作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他们擅长对当下的城市经验进行细微准确的捕捉，这也代表着，在经验史层面上“70后”一代的重要性：他们为中国当代文学打开了新的经验世界。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爆发后，在历史经验书写、乡村经验书写和形式实验等方面分别达到了高峰，之后便一直在等待新的可能，等待那些能够面对当下都市经验直接发声的作品。“70后”的成熟让我们的期待燃起了希望。他们熟悉这个时代，了解个体生命在其中的处境，能够从细节出发，进入时代生活的核心部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70后”在经验史上的独特性：他们好像走在一条索桥上，桥的两岸都与他们有关。在文学的黄金时代中扮演精神英雄的“50后”、“60后”作家在这一岸，在商业时代里成为市场宠儿的“80后”在那一岸；乡土经验是这一岸，都市经验是那一岸；总体性反思中的历史是这一岸，碎片化背景下的时代是那一岸。“70后”便是行走在此岸到彼岸过程中的一代——两岸都与他们有关，两岸他们都熟悉，任何一边发生的剧烈变动，都可以在“70后”的脚下形成震颤。他们对两岸的风景都有特殊的敏感，因此，他们的作品，常常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空气中那些细微却意义重大的电荷，表达出那些微妙但直通时代经验核心的生命体验。
霍 艳：2013年或许可以说是“80后”的黄金年：第七届“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的召开，《文艺报》《创作与评论》《名作欣赏》《大家》《天涯》等多家报刊、杂志开辟“80后”评论专版，各大杂志的奖项都出现了“80后”作家的身影……可以发现，经过若干年的喧嚣之后，“80后”内部已经分化，一些作家转入商业写作模式，另一些作家则遵循传统的文学生产方式：期刊发表、选刊选载、评论家跟进、获奖，最后结集出版。甫跃辉、孙频、马金莲、蔡东、蒋峰都是选刊的重点关注对象，他们逐渐从地方刊物走上国家刊物，从边缘位置走上头条。此外，在长篇小说领域，颜歌的《我们家》、郑小驴的《西洲曲》、王威廉的《获救者》、甫跃辉的《刻舟记》，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李 壮：以“70后”、“80后”为主的年轻作家正在逐渐成为文坛的主导力量。在6月召开的“青年创作系列研讨·70后作家的新变”会议上，施战军说，“50后”关注的主要是“我是谁”，“60后”关注“我怎么了”，“70后”则关注“我何以如此”。这种步步逼近的创作和思考姿态，显示出“70后”作家所思考的问题的清晰性和写作姿态的特殊性。他们面对生活，普遍选取了平视的视角，关注那些寻常甚至庸常的人物，进而从寻常的生活细节出发，去面对那些本源性问题。他们为自己设定的，是观察者、思考者，而非“50后”那样，以一种解放者、预言者的身份进入小说叙事。当宏大叙事的狂热已渐渐淡去，城市里的“游荡者”及其孤独、隔膜的处境正在悄悄变成小说的核心。
霍 艳：以往，“80后”作家由于语文教育、网络语言和视觉语言的影响，词藻的华丽已经到了对叙述产生阻碍的地步，他们无法还原人物话语，只能转述，将原本丰富性的多层次话语，转述为一种千篇一律的风格。“80后”作家从前的故作忧伤状，就在于他们用不属于自己的语言写作，他们使用的语言是课本语言加网络语言加幻想语言的拼接。《小时代》最能呈现语言的支离破碎，先是抒情加煽情，以“宇宙”、“世界”、“天空”之类的大词语来强化“我”微小的情感，以此来确认“我”的重要性。紧接着就是一段嘲讽，对其他城市、小资产者、同伴的嘲讽。如果说《幻城》里郭敬明的语言风格还可以用忧伤来统一，那到了《小时代》则是混搭，破坏了作品风格的完整性。“80后”的问题在于下笔的随意和语言的肆意。“80后”一直以为自己写的是细节，但其实他们呈现的细节是物质细节，而不是生活细节，到了生活描写，他们千篇一律，像铺在生活表面的一层厚重的棉被，而不是对生活有敏锐的多层次的发现。以往的“80后”写作下笔随意，以情绪作为主导，而不是情节作为主导，有时候为了情绪的连贯性，不得不用情节不合理的翻转、大幅度的跳跃来将情绪推向高潮，这在一定时间内的确满足了同代读者的阅读心理，但放到资深小说读者面前，却像是一个粗糙的情节剧。“80后”以往的写作路径是，直接将个人情感普泛化，写的都是诸如孤独、忧伤、叛逆之类的大主题，处理不好和现实关系，所以才会产生大量玄幻小说，他们虽然活在当下，心灵却抗拒当下，想回到儿童时的过去，他们在文字里有一种拧巴的姿态，既不妥协，又被裹挟。现在，他们是从个人经验的独特性上着眼，他们不再努力以代言人的身份，写一代人的情感，而是退回自己的故事。
现实经验遭遇表达困境
李冬雪：“非虚构”是这两年来兴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写作潮流，2013年又有一次小爆发，如《出梁庄记》《打工女孩》《工厂女孩》《双重生活》《生死十日谈》《阿勒泰的角落》等。这些作品的出现，弥补了文学创作与现实之间的疏离感。因此，无论“非虚构”概念在理论上如何不成立、写作上如何不文学，它都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那就是解决了文学创作审美性追求跟文学现实关怀之间的空档。“非虚构”包括两方面，一是非虚构，关注现实经验；另一点，它还算文学。但一般来说，在“非虚构”门类里面，我们不怎么讨论它的文学性问题，主要还是讨论它的内容，比如关注中国经验、现实生活、现实伤痛等等。所以，“非虚构”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一是它的可读性强、传播面广；二是它关注现实经验里非常鲜活同时又被文学虚构所忽略的东西。因此，“非虚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李慧君：现在对“非虚构”创作的鼓励和提倡，反映了当今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问题，即“文学如何找寻到通往当下现实的路径”。这个问题我最初是在阅读梁鸿的“梁庄系列”时意识到的，梁鸿的作品中有两条叙事路线：一条是一个返乡知识分子对自己往昔童年生活的追忆与眷恋，以及其中流露出的对于中国乡村文明的自觉意识；另外一条线索则是梁鸿在与村庄的乡亲们对谈时记录下来的类似“口述实录”的原始材料。梁鸿的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历史感与现场感，是一种宝贵的文学呈现，其中最打动人心的，正是那些祖祖辈辈都被动地生存于乡村中的历史亲历者们对于乡村人生的叙述还原。
相反，传统的精英文学，或者叫虚构叙事，往往在用文学想象掩盖现实感的孱弱无力。今年的两部虚构类文学作品《第七天》和《带灯》都是间接获取的写作资料。《带灯》的故事来自一个乡镇基层女干部的经历以及她所提供的现实资料，而《第七天》为人诟病最多的便是对于热点新闻事件的“拼贴”。当然，这种凭借间接资料的写作并不是完全不可行，其实许多小说写作所依据的都是第二手的材料，张楚的《七根孔雀羽毛》就是从一则当地新闻事件中获得的灵感，但同时，他有意识地在作品中通过审美的语言和对于细节的充分描写，引领读者进入一个能够生发出想象与联想的情感空间。这种文学性的呈现本来是虚构类作品的长处，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创作却是作家们对于现实表述的苍白无力，可能这一点也成为“非虚构”概念提出以及相关作品崛起的动因。
杜思聪：2013年，作家观照现实的企图非常明显。苏童曾明确表示，《黄雀记》就是要把历史、现实等多方面综合起来，企图对人以及时代有全方位把握；《带灯》写的是乡村社会内部错综复杂的基层权力变异；《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敏锐关注到农村少年如何进入城市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北去来辞》在写女知识分子精神史之外还夹杂了“80后”打工女孩的悲惨遭遇。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作者通过实践所呈现出的结果却是不同的。《黄雀记》在写香椿树街内部的故事时显得得心应手，而一旦苏童把香椿树街和现实联系起来，就不免别扭、牵强，这反映了作家在把握当代经验上的不足。
把“50后”、“60后”和“70后”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两代人感知世界的方式、对生活的理解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大部分“70后”熟悉城市生活，熟悉生活在城市里个体的精神、心理状态。但“50后”、“60后”更熟悉乡土世界。此外，在处理现实经验时，“50后”、“60后”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在场的姿态，他们多以批评的口吻来讲述当代；“70后”则更愿意用感同身受的方式，关注都市里个体的人以及他们的情绪。
李 壮：刚才谈到的一些文本，比如《第七天》等，几乎都涉及到老作家对新经验的处理。我所说的新经验，在空间上是“城市经验”，在时间上是“当下经验”。我从这些文本中看到了某种焦虑：一方面，“50后”、“60后”擅长表现的乡土或历史经验在文学上已日趋透支；另一方面，矿藏丰富的当下城市经验，却与“50后”、“60后”作家相距甚远。距离上的遥远造成了抵达路径的偏差，他们面对新经验时所选择的处理方式各自都是不尽相同的。对此，我大致归纳了几种类型：第一种，我称之为“正面强攻”型，代表是《第七天》。余华显然清楚，“细节”在一个总体性崩溃时代的叙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他在小说中加入了大量的细节，试图以此来掩盖内在的不自信。但《第七天》在这里做得并不成功。第二种以“写史”的形式为外壳，借助“神实主义”的风格，把主干故事架空，使之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的寓言，我称之为“侧面迂回”。第三种是“新瓶装旧酒”，例如《黄雀记》和《带灯》。《带灯》的故事就时间而言离我们很近，也写到了比较时下性的话题，但其核心还是“血缘”，它讲述的还是乡村经验。第四种是“点到为止”，规避风险。韩少功的《日夜书》整体弥漫着回忆和缅怀的气氛。韩少功基本上还是按照自己最擅长的路子在写，包括对知青生活的生动描述，以及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思辨闪光。但对现实则是点到为止，让人有点不过瘾。比较特殊的是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应当说，这部小说与我们的时代贴得很近，触及到当代青年人的许多核心焦虑。方方一直十分关注底层，在处理当下经验上显得更加顺畅、真实。但读着读着，感觉到它越来越像一部“问题小说”。
地域写作的可能与局限
李慧君：我们刚才都在讲“当下经验”，这实际是在时间上求新。其实作家对经验的开掘还可以有另一维度，就是“空间”，比如金宇澄《繁花》一类作品就涉及到地域性写作的问题。在《繁花》之前，以上海作为特定书写对象的作品也有很多，比如张爱玲、王安忆的作品，而《繁花》则从人物语言的方言化、生活场景的上海化、行为展开的历史感等诸多方面，精确而具体地书写了一曲“上海之歌”。《繁花》的成功之处在于描写上海人的具体而微观的经验的同时，又可以唤起每个读者心底深处对于历史追忆与人性体认的共鸣，从而达到既呈现出地域特点，又能够保持对于复杂人性的书写的目的。
李 壮：除《繁花》之外，今年还有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作品，比如颜歌的《我们家》写四川郫县、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写湘西。《繁花》的地域性表现在它的方言写作，但作者所表述的内容并未有太多上海地域经验特质。如果拿它与《长恨歌》比较不难看出，王安忆深谙上海的趣味、气息，小说虽然用普通话写成，但字里行间透露的莫不是旧上海风情；而以吴侬软语写成的《繁花》在表达上海经验上不如《长恨歌》。方言可以成为表达文学地域性的重要手段，但是否只要用方言写成的作品就一定具有最鲜明、最深刻的特质却并不一定。
其实每个作家背后都有一个地域空间，像莫言写高密东北乡，苏童立足于江南“香椿树街”，阎连科、刘震云等作家的作品里也有自己家乡的影子，但是他们更多的是以某一地域为背景表达一种普世性经验。或者可以说，有些作家是借地域文化空间写经验，而有些作家则纯粹囿于地域内部经验。
以前，作家写一个地方是隐约能看出影子的，需要结合作家成长经历来猜测，表现了一种普遍性经验。现在，作家明确地告诉读者，我们写的就是那里，这会不会处理得过于简单了？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地域写作、方言写作，是不是作家为了增强文本的辨识度，寻找个性所作出的选择？是不是因为其他资源匮乏时，选择地域只是无奈之举？
董外平：我个人认为《带灯》是一篇好小说，饱满沉淀的文字、从容自若的叙事在当下浮躁的文坛显得尤为珍贵。看完《带灯》，我不得不说贾平凹是一位充满“正能量”的作家，这种“正能量”并非来自官方意识形态，而是深植于贾平凹的“农业乌托邦”，他把一个只剩下老人和儿童的乡镇社会写得那么丰富有趣，让人感觉既熟悉又陌生，我不禁问自己，我的家乡有这么丰富多彩吗？好像没有。贾平凹在《带灯》里塑造了一个“正能量”的乡镇女干部形象，名字诗意而且品格优秀。读到最后，我竟然都被这个青年女干部感动了，可是我又马上清醒过来，那不是真的，这个干部形象太完美、离我们太遥远，我险些陷入贾平凹设想的“农业乌托邦”。毫无疑问，这个名叫带灯的青年女干部是贾平凹在“农业乌托邦”里想象的一个人物，贾平凹正是通过这个诗意化的形象来表达他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深深眷念和祝福，然而这个乡村只是贾平凹的，与我们无关。
霍 艳：“80后”作家颜歌在2013年推出了长篇小说《我们家》。这部作品一反颜歌之前的写作风格，开始回归底层和现实，这也代表了2013年“80后”创作的一个新趋向，其叙事语言的个性化、叙事视角的客观性、情节设置与叙事总体的关联性，都是她走向成熟的标志。
全媒体时代的大众阅读与写作
董外平：把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与郭敬明的《小时代》放在一起对照，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甚至会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我们的社会居然完全在两个不同的时空轨道运行着，一边是农民子弟的痛苦挣扎，一边是纨绔子弟的风花雪月，这两部小说分别投射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这两部小说都是关于成功与失败的故事，奇怪的是，我们并不能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两者的“成功学”和“失败经”。成功与失败需要被重新定义，对于《小时代》来说，成功只不过是他们战胜了自己的任性，失败也只不过是他们输给了自己的任性。对于《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来说，成功就是安居乐业、爱其所爱，失败就是居无定所、爱无所爱。按照涂自强的标准，《小时代》是没有失败的，按照《小时代》的标准，涂自强是没有成功的，这或许就是“成功”与“失败”的阶层性，富人的“失败”经验反而是穷人梦寐以求的“成功”，而穷人永远都不能成功地实现富人的“失败”。
曾念长：关于《小时代》的讨论，最热闹的话题就是“人民币”。“人民币逻辑”如今已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毛孔里，也很大程度地左右着当下中国文学的格局。与“人民币逻辑”相抗衡的是近年来不时有人重申的“文学的人民属性”。几年前提出的“底层写作”和“非虚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意与文学的“人民性”接轨的。陈崎嵘在这一年谈到网络文学的时候，就婉转批评了“以人民币为中心”的价值倾向。施战军也在一篇短文里谈到“为人民而文学”的问题，概括起来就是“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我认为这绝不是“说说而已”，应该绕到这种表态的背后，理解这些话的具体含义。实际上还有一种针对性的立场，就是对文学“人民币化”的批评。
今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发布了一份“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结果，“死活读不下去”的作品前十名全是经典：《红楼梦》《百年孤独》《三国演义》《追忆似水年华》《瓦尔登湖》《水浒传》《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西游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尤利西斯》。这个排行榜是根据3000人调查样本统计出来的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下大众的“反经典”倾向是相当明显的。
张 柠：这个调查，说明传统经典提供的审美范式和这代年轻人的阅读期待出现了某种错位。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刚出来的2013年作家富豪排行榜。今年进榜的有60个人，除了莫言因为获奖上榜，其他的以玄幻文学、网络文学、儿童文学创作者居多。这再次说明了传统经典与受众期待之间的错位。既然这种阅读错位是事实，那么，为什么文学史推荐的这些经典，读者不爱读？原因是否如你们刚才所说的：经典和当代经验没关系。如果是，那么网络文学也有大量和我们现实无关的东西：玄幻的、穿越的，等等，为什么受众那么多？阅读错位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刚才大家提到长篇小说《繁花》。这个作品实际上是在精英文学与网络文学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它最早在一个叫“弄堂”的论坛上发表，写作过程中，许多读者都参与了讨论、提出过建议。它的接受群体一开始就不是专业批评者，而是普通读者。我们读《繁花》会有很强烈的感受，我们评价它是通过作家语言所呈现出的一段“生活”，而不必定是一个所谓自足的“审美客体”。
网络文学中那些点击率较高的优秀网络文学作品，在叙事语言、情节设置上没什么问题，惟一的问题就是结构过于松散。而这个结构又是什么东西呢？《繁花》的叙事并没有什么结构，就是生活流本身(两条线索)，还有铺天盖地的日常生活细节，再加上语言干净精练。我甚至想做一个大胆的预言，网络小说走向经典化过程，就是逼近《繁花》的过程。
李 冉：今年网络文学没有特别轰动的作品出现，但今年却是网络文学产业化迅猛发展、与传统文学互动频繁的一年。
应该说，网络文学创作者还没有明确的“文学经典化”意识，但他们追求持续的影响效应和效益增殖，网络文学与其他产业的结合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前几年蹿红的网络言情小说继续引领着电视剧改编和版权出卖的热潮，同时一批网络“大神”创作的玄幻小说也在被改编为游戏和动漫。随着这些年网络文学的发展，读者的阅读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在大量同类型的作品中想要脱颖而出，获得较高的点击量并不容易，因此除了情节和语言之外，对作家的知识贮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大神”们在读者的逼迫和互动下，纷纷成为历史、考古、医学、军事等领域的“业余专家”，以充斥在小说中大量的“专业”知识来吸引和留住读者。
从网络文学兴起到今天，传统文学评价体系与网络文学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是令人头疼的问题。今年的网络文学评奖热再次引发了我们对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思考，对于不用遵循节约原则，脱离了纸媒空间限制(在虚拟空间内)和时间限制(填补网民的剩余时间)的网络文学来说，传统文学的评价体系已然失效，需要返回话语的源头，建立网络文学评价的新体系，提高网络文学研究和评论队伍的专业化水平。重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重要前提，是尊重网络文学存在和发展的事实，这是读者自由选择机制的结果。网络文学已经成为人类话语系统的一环，这种话语自身存在其连续性和逻辑性，我们没有必要急于做出价值判断，价值判断一定是建立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的，现在我们连事实是什么还没有搞清楚，当然更不能急于改变现状。
要提高网络文学研究和评论队伍的专业化，首先应该考察传统评价术语的可行性，对这些术语进行筛选和化用；其次要发明准确有效的新术语，这应该建立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还要采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加以逻辑学、分类学、心理学等研究方法。以传统文学作为主体，民间文学、人类学、社会学作为参考，传播学和符号经济学的方法作为必备部分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是必要的。
作为语言和文学种子的诗歌
张 柠：我们前面讨论的，都是些有强烈社会传播效果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讨论它们，不是因为这些东西对我们个人有多大的审美诱惑力，而是它们确实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一个问题，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传播权力和资本权力。按照我们所理解的文学，恰恰应当是抵制这些东西的，这里最典型的一种文体就是诗歌。诗歌是无法介入目前强有力传播领域的，但诗歌是文艺的母体，诗歌语言是语言的种子。
李 壮：诗歌在目前中国文坛比较边缘，但今年还是有一些引人注意的诗集。杨键的诗集《哭庙》得到了众多好评，这一诗集其实是对苦难记忆的重新开掘。作者把中国当代以来苦难历史用一种形象化的、类似于亡灵歌哭的形式表现出来，巧妙地从细节和场景展开书写，使得这些并不新鲜的经验爆发出惊人的穿透力。许多以往极具破坏力的诗人，在如今的写作中却慢慢回归于主流和常态。例如沈浩波今年出版了诗集《命令我沉默》，这本诗集反映了他这些年的转型与沉淀，以前那种粗犷、暴力、富于解构性的写作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作者的现实关怀、人文关怀，以及对时代精神症候的敏锐发现。
此外，许多诗人旧作的结集出版显示了推动当代诗歌经典化的努力：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标准诗丛”，楚尘文化推出了“新陆诗丛”，反响都不错。值得一提的还有诗坛的新力量，“90后”诗人陆续登场，持续冲击着诗坛。近年来一直在编年选的周瑟瑟指出，2013年“90后”诗人“如小兽一般”集体冲上诗坛，他们具有的“直接表达生活的激情”，正是在前辈诗人那里渐渐流失的东西。他们对时下全新的生活经验具有天生的敏锐，洞悉都市语境下的情感密码和灵魂秘密，同时对这些经验对象充满了表达的激情，显示出许多值得关注的趋势。
新媒体平台与诗歌新形态也是不得不说的一点。新媒体的兴起带给诗歌以意想不到的发展契机。微博的流行推动了诗歌的传播：以伊沙“新世纪诗典”为代表的诗歌推荐类栏目在网上流行，这类栏目对民间与新人加以较多关注，与读者的互动及时、充分，其迅捷、便利的阅读形态也与当下生活方式很贴合。许多诗歌选本都注重从网络发表中直接寻找好诗，有的选本甚至专门为网络诗歌开辟章节。这也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诗歌作为一种短小、浓缩、有冲击力、贴近身体经验的文体，按理说最适合今日的阅读节奏，为何却被格外地边缘化？我觉得，新平台的出现有望使这一问题出现转机：它们将好的诗歌更有力地推向大众，同时，受众群的增加以及对于诗歌的反馈也有可能反过来重塑诗歌的潮流与品质。
张 柠：通过对2013年文学的观察，我们发现，它呈现出近几年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向：第一，“50后”、“60后”作家日趋“导师化”，“70后”作家日趋“经典化”，“80后”作家日趋“成熟化”。第二，“主导文化”与“主流文化”同时并存和相互博弈。主导文化是指以传统审美价值为核心的文学趋向，继续在主导文学生产和评价的走向。主流文化是指在市场引导下的、传播力量巨大的大众文学，它的特征是以老的形式和新的内容在引导着阅读趋向。这样一种多元化的文学格局在相互刺激和催化，或许能够为文学的发展带来新的生机。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6 20:51
新变：迎面而来的文学劲风2013年的长篇小说、青春文学与网络文学
来源：文汇报 白烨
面对文学内部的日益分化，整体文学的严重泛化，盘点年度文学发展状况一事，显得越来越困难。因为不同版块的文学，都要有一定的了解，并在把握基 本资讯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取舍与点评。而这无论是大量资讯的消化与处理，还是不同板块的观察、分析与评论，都是大大超出了个人的精力与能力的。但正因变 化巨大，现象众多，才又更需要持续地跟踪与宏观地把握，并尽力梳理出头绪，寻绎出脉络，以使文坛内外更好地了解文学演进的轨迹与大要。
概要地来看2013年的中国文坛，可以说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两个方面，都以持续地活跃和丰盈的成果，延续了已有的发展态势。当然，在顺势而来 的文学演进中，一些新的倾向更加凸显出来，一些原有的现象又有新的深化与强化。择其要而言，在众多的文学现象与文坛动向中，构成2013年中国文坛的焦点 与亮点的，主要三个方面，这就是长篇小说、青春文学与网络文学。
长篇小说：名家新作在变招
人们已习惯于由长篇小说创作的情形，来看待文坛一年来整个文学创作的实绩。事实上，长篇小说创作因为写作者高度重视，出版者必欲求之，又由于便于商业运作与媒体炒作，还有获取各种奖项的热切期待，确实已成为整体文学创作中不能不引人瞩目的重头戏。
在2013年的长篇小说领域，不少文学大家与小说名家都有新作推出，而且都有一定程度的变招。这种小说写法上的适度更新，主要表现为观察生活的视点下沉，作品内蕴极具现实性；叙事文笔质朴无华，表现形式上更具故事性。
贾平凹的《带灯》，由一个名叫带灯的年轻乡镇女干部的经历，写出了当下基层社会不断涌动和深刻隐伏着的各种利益纠葛与人际矛盾。作品在这些错综 事象的细切铺陈中，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性意义，歌吟了蕴于基层干部身上的良善而美好的人性。较之他以前的《秦腔》、《古炉》，《带灯》不仅在直面现实上入木 三分，而且在细节描写上也如数家珍。作品有如一壶上好的西凤酒，既清醇引人，又后劲十足。
饶有意味的，是余华和马原这两位先锋小说家，分别以《第七天》和《纠缠》的新作，做了几乎是摇身一变的新的亮相。《第七天》以死人还魂再去赴死 的魔幻故事，打通了虚幻与现实的界限，实现了生活与戏剧的对接，作品以荒诞的艺术形式实现了真实的现实批判，存在的渴望与苦命的绝望始终相随相伴，让人感 到无比的痛心与彻骨的虐心。为了拉近与现实的距离，余华在作品中引用了大量的发生于近些年的社会新闻与网络资讯，这种魔幻与现实的有意对接，使得作品在评 价上毁誉参半，却也在市场上热销不减。马原继《牛鬼蛇神》之后新写的《纠缠》，一改过去的先锋姿态与形式追求，以近乎于案件调查、新闻纪实的方式，叙写了 一桩遗产遗嘱案件引发的家族夺产大战，由最日常化的生活事象，来拷问贪婪的人性痼疾，呼唤被泯失的亲情、被污损的真情。作品的奇妙之处，就在于由细针密缕 的家长里短的抖露中，自然而然地揭示出当下社会亲情与人情的溘然变异。余华和马原的这两部作品，都以借助社会新闻性以增强作品现实性的有意尝试，显示出先 锋小说家不主故常的新异视觉与力图变法的可贵努力。
韩少功的《日夜书》和苏童的《黄雀记》，都是以近二三十年的时间跨度，把过往的历史与当下的现实链接了起来。《日夜书》在不同类型的知青人物的 命运转折里，既写出了个体的知青在集体的生活里的磨损与销蚀，又写出了人的“个性”在不同时期的闪现与回响。知青生活日益成为过去的历史，而他们的“个 性”却在人们的记忆中依然不屈地活着。而无论是政治化的过去，抑或是商业化的现在，知青一代似乎一直偏离于社会生活的主流，总是难以真正融入进去。如果说 这是悲剧的话，那么，这悲剧显然不只属于知青个人。苏童的《黄雀记》，把艺术的镜头对准他所熟悉的香椿树街，由一桩错判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人生纠结与命 运转折，在保润、柳生和“仙女”的成长与碰撞中，探悉了善与恶、罪与罚、沉沦与救赎、绝望与希望的人生况味。作者一方面细写三位主人公乖蹇命运造成的紧 张、焦虑与痛苦，一方面又抒写香椿街上悠然、湿润、幽暗的市井万象与人生百态，冷与暖、动与静、明与暗，既反衬着，又并置着，构成了作品含而不露的内在底 蕴。
在2013年间，金宇澄的《繁花》，可谓不经意中冲出来的一匹“黑马”。金宇澄写过不少中短篇小说，文坛对他并不陌生。但人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想 到，他怎能一着手长篇，就如此地出手不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繁花》是近年来地域文化与时代风情特色最为浓烈的长篇，也是描写当代上海市井生活为数不多 的长篇杰作。作品由沪生等人的左邻右舍，狐朋狗友，写出了上海里弄的七行八作，声色犬马，在多声部的视角和话本体的叙事里，小日子、小情趣、小纠葛、小口 水，乃至小玩弄、小情色，汇成了丰繁而鲜活的生活万象与人性百态，引动人伸纸疾读，咀嚼回味。金宇澄由长篇处女作《繁花》营造的文学上海的繁华世界，有许 多奥秘需要索解，但他在长篇写作中的有备而来和精益求精，却是他首战即大获成功的显见的诀窍。
出现于2013年的王蒙的《这边风景》，也是一部十分独特的小说文本。其独特，既在于它是失而复得的一部旧作，又在于它的不加修饰的原样推出。 因而，这部写作于上世纪60、70年代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真实呈现了作者“文革”期间坚持写作却又不免“跟风”的实情。
青春文学：新锐写作有惊喜
这里的青春文学，是沿用一个流行说法，指称包含了“80后”、“90后”在内的青年写作群体。如果说青春文学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演进之中的话， 那么，2013年的青春文学从呈现出的作品来看，几乎是大幅度地改弦更张，整体性的焕然一新。这种令人格外惊喜的新变，既表现于“80后”中几位重量级的 作家，以老到的文笔书写厚重的故事，显示出几近炉火纯青的成熟气象。又体现为他们中的实力派作家，在原有的基础上，或蹊径独辟，或倍道而进，都显现出了更 具辨识度的个人特色。
一直葆有先锋情结的颜歌，今年推出的长篇新作《我们家》，可谓错彩镂金，又行云流水。这部作品以段逸兴一家人对于姓氏的过度注重与计较，先触摸 了家庭不同成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和矛盾冲突，继之又透过家庭这个流动的窗口，向人们瞭望了小城镇的日常生活：段逸兴的身为豆瓣厂厂长的父亲薛胜强， 在家族、生意与朋友之间穷于应对，忙乱的公务事与混乱的私生活搅合在一起，日子像辣椒和豆瓣混成的辣酱一样，油腻麻辣，活色生香。无论是被重新提起的往 事，还是现实中发生的新事，无论是家人之间的相互计较，还是亲人之间的相互温暖，唯唯诺诺的小人物，婆婆妈妈的小日子，都无不打上社会变异与时代变迁的印 记。显而易见，颜歌经由这部作品开始转型，她从前些年的实验性小说写作，转为了回到故事性的写实路数，由此又展现出以细腻的笔法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于细 微之处发现生活的诗意的潜能。
也是来自四川的七堇年，在新作《平生欢》里，展现了她以生活化的细节讲述青春成长故事的不凡功力。作品以川东南的小城雾江为场景，讲述了邵然、 邱天、李平义、白杨、陈臣等一群发小同学相互的人生交集与各自的人生轨迹，在多条线索的交叉行进中呈现了不同家庭背景、个人机遇所造就的不同个性与多样人 生。当年曾经莽撞轻狂、急着逃离故乡的小小少年，在经历时代的冲刷和遭际爱与痛的蜕变之后才终于明白，在青春那不可复制的年月里，他们应该庆幸遇到了彼 此，更该在意互知甚深的儿时学友。作品在平流缓进的文笔和从容不迫的叙事里，贯注着对于逝去的青春在思念与回访中流连忘返的深挚情感，更透显出一种含有反 省意味的人生醒悟。七堇年说，这本书“对我来说，它必然不是什么里程碑，只不过是路上又一级台阶。我踏上它，便看到更高一点点的天地，而它则留在了我身 后。”事实上，它确实是新锐小说家七堇年更上一个台阶的鲜明标志，无论是从人生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创作的角度来看。
属于“80后”实力派作家的郑小驴、祁又一、独眼，都在2013年的长篇新作里，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新的进取。
郑小驴的《西洲曲》，由主人公“石壶”的角度，以回忆往事的叙事方式，讲述上世纪90年代一个普通人家在实行计划生育中的命运遭遇。它既不同于 沈从文牧歌式的《边城》，又有别于莫言挽歌式的《蛙》，在看取人生的眼光里和描绘生活的笔触下，充满着显然是属于一代新人的底气、元气与生气。
祁又一的《探宝记》，通过男主人公齐天讲述的不无蹊跷的探宝经历，在貌似探险游戏的故事中，揭示了当下社会的某些人因耽于物欲的无尽追求，全然 把人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抛之脑后的现实。这部小说在似真似幻的故事中，最终指向的是青春成长的自省，内里蕴含的是初涉人生的反思。
独眼的《在无尽无序的汪洋里紧挨着你》，讲述了一个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我”，独自抚养儿子核桃的家常故事。在核桃的成长过程里，与父母家人 彼此挑剔又彼此包容，与去国的生母感情渐远却又相互纠缠。作品的奇特之处，既在于字里行间流淌着生活的细流、情感的涓流，又在于以一种嘻哈的风度、达观的 气度，讲述不无悲戚的乖蹇命运，并解构和质询那段“不能说的秘密”。
曾在“紫金·人民文学新人奖”中获长篇小说提名奖的“90后”作者冬筱，其长篇新作《流放七月》，也是让人为之惊异的意外收获。作品中的两位 “80后”主人公莱易和文森，他们背负着各自家庭的过去，在彼此支持和成长中寻找着对抗个人命运，抚平历史创伤的生活道路。在这个过程里，他们一边追溯缅 怀着祖辈七月派诗人的历史，一边经历着不断的自我拷问。
网络文学：多方发力图自立
近些年来，网络文学在信息科技化、传播多样化、写作平民化、阅读浅俗化的多重因素的合力推导之下，一直呈现出一种作者不断扩充，领域不断扩张、 影响不断扩大的基本态势。2013年，不仅这种强劲的势头有增无减，而且还在创作、运营等方面，以贴合网络传媒的自身特点，从自发状态向自立状态不断过 渡。
据有关统计数字显示，截止2012年，以不同形式在网络上发表作品的人数高达2000多万人，注册写手计有200多万人。其中通过网络获取经济 收入的已达10万人，职业与半职业的写作者超过3万人。而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络文学网民数为2.48亿，远高于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网络游戏等 的应用。与此同时，网络文学已走出写作与传播的平台与媒介的单一模式，正在走向“全版权营销”，即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不仅可以在线阅读和无线阅读，还可以 出版实体的纸质图书，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或网络游戏、动漫作品等，开发出相关的衍生产品。有人认为，现在的网络文学，“已由原生时代进入资本时代”。这样 的一个说法，已是不争的事实。
从创作方面看，点击量最高影响也最大的网络长篇小说，依然是虚构类的作品，尤其是玄幻、仙侠类，更是一路领先。综合年度各种排行榜的情况，排在 前10位的，依次是我吃西红柿的《莽荒纪》、唐家三少的《绝世唐门》、鱼人二代的《校花的贴身高手》、梦入神机的《圣王》、耳根的《求魔》、猫腻的《将 夜》、风凌天下的《傲世九重天》、辰东的《遮天》、御赐鹿鼎公的《网游之天下无双》、石章鱼的《医道官途》。10部作品，内蕴各各有别，但无一例外都是仙 侠与玄幻、灵异与超能一类。如果说穿越小说的流行，背后是作者通过大胆的想象来补偿历史的缺失的话，那么玄幻类小说所以流行，多半是经由放达不羁的想象与 幻想，对于人的能力的无限放大与对于人性的极端神化。正因玄幻小说中的人物往往能力超凡，武技诡异，拥有毫无限定的自由，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对于普通读者 来说，便构成了一种极大的满足与快乐的诱惑，提供了放松心灵、体验自由的机会。在充分地娱乐读者的关节点上，它们把自己与传统型的小说创作明显地区别了开 来，由此实现了自足与自立。
2013年的网络文坛，除去长篇小说创作的强势增长，还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现象，其中尤以两个方面的动向最值得关注。
一是文学网站与网络公司围绕着市场走向的并购与重组。今年以来，先是脱离“盛大”文学的原“起点中文”网核心团队，与“腾讯”合作另组“创世中 文网”。不久，“腾讯文学”高调亮相，宣告网络文学成为腾讯核心业务。此后，具有行业优势的门户网站，如“新浪”、“腾讯”等，将其读书板块独立出来，成 立了新浪阅读公司，腾讯读书频道。百度网和凤凰网也先后创建了自己文学网站和文学频道。百度在建立“百度多酷”之后，还计划并购纵横中文网，大举进军原创 网络文学领域。这些动向隐含的信息是，文学网站将以集团化、产业化的模式进而凸显和强化，过去的以内容为主的网络传媒的读书与文化频道，将以实体公司的形 式彻底转型，由传播性、媒体化，变为经营性和市场化。
二是网络文学成为网络经济新支点，网络作家日益成为吸金大户。网络作家通过阅读点击和纸质版税，由不赚钱到开始赚钱，是近年来逐步出现的现象。 2013年，这个现象更为凸显，尤其是那些在不同类型写作中作品较好、读者众多、影响甚大的“大神级”作家。12月初，《华西都市报》发布了2013“第 八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其中的网络作家子榜单，唐家三少、天蚕土豆、血红分别以2650万、2000万、1450万的版税收入排名前三。而作家富豪榜的主 榜单，莫言虽有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强力支撑，但仍以2400万元的版税收入排名第二，排名第一依然是年度版税收入2550万元网络作家江南。
以上情形都清楚地表明，在当下的中国文坛，立足于新技术平台的网络文学，已以持续而海量的生产与传播，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存在。而且由它的 从业人数、行业规模和社会影响来看，都呈一种几何数字的迅猛发展。网络文学的这种强劲崛起，从文学、文化的生态上说，消弭了文学雅俗分化的原有界限，扩大 了文学的社会影响，带动了文学的产业发展，在拓展文学领地、重构文学格局上，有其一定的积极作用与重要意义。但毋容讳言的是，它同时又带来不少新的问题， 提出许多新的挑战。比如，网络文学强化了文学中的通俗乃至低俗倾向，使文学在分化与泛化中，数量激增而质量下滑；网络文学从创作、传播到阅读，都更为追求 利益与利润的最大化，使得经济的追逐更甚于社会效益。还有，网络文学发展的迅疾与庞杂，超出了人们已有的文学经验，在管理与评价等方面，还缺少相应的有效 的应对措施，使得网络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基本上是在一种无监管、无批评、无制衡的自然状态中自我运行。这些情形从整体和长远来看，都是存在着诸多问题，隐 含着种种隐忧的。
网络文学如何在适应读者中引导读者，在普及中着力于提高，不要盲目地去迎合，一味地去迁就，是摆在网络作家尤其是“大神级”作家面前的严肃问 题。就网络文学的整体而言，如何避免文学的要素越来越淡化，经济的因素越来越强化的倾向，警惕“资本”成为主导网络文学生产与消费的主要力量，则是更为严 峻的问题。作为整体文坛的新兴力量，文学与文化的管理者如何以切合网络文学的方式，开展网络文学作品的评选与评奖工作，促使网络文学在有序的竞争中优胜劣 汰，良性发展；如何协同网络文学的创作者、经营者和研究者，尽快探讨和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培养和建立网络文学批评队伍，逐步建立起能够跟踪网络文学现 状，品评其中的代表性作品的评论家队伍，以便与数量庞大的创作队伍相适应等，都是迫在眉睫又需要花功夫、下气力的重要工作与主要任务。显然，这需要各方的 协同努力，也需要一定的过程与时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6 20:52
2013，这些作品我们共同关注
来源：文学报
《带灯》（贾平凹）
2012年岁末，作家贾平凹推出长篇小说新作 《带灯》，本报2013年1月3日阅读专刊进行节选。在小说中，贾平凹试图从一个叫带灯的女乡镇干部的 视角透视当下的中国社会，通过她的工作展现当前的基层中国现实，由此表达他对中国问题的关切和思考。在他看来，作家生活在当下，自然要有现代意识。现代意 识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人类意识，“我们的眼睛就得朝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当然不是说我们同样去写地球面临的毁灭，人类寻找新家园的作品。而是要做到清 醒，正视和解决哪些问题是我们通往人类最先进方面的障碍？比如在民族的性情上、文化上、体制上、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环境上，行为习惯上，怎样不再卑怯和暴 戾，怎样不再虚妄和阴暗，怎样才真正的公平和富裕，怎样能活得尊严和自在。只有这样做了，这就是我们提供的中国经验”。
此后本报刊发多篇评论，其中4月4日《新批评》刊发何英的评论认为，《带灯》 的语言风格表面上古色古香，而作者的内心节奏早已被现代生活控制——一 个追一个的动词和动作被写出来，而这些没完没了的小动作却在内部破坏作者一意要酝酿的古典情调，那种宁静和谐、松弛悠闲的韵味。
《假面吟》（王小鹰）
“人世非无假应酬，戏场也有真歌泣”，作家王小鹰的长篇小说《假面吟》演绎了一出以唱词勾连越剧演员数十年跌宕人生的现代折子戏，王小鹰从小痴迷戏 剧，幼年时即熟知许多唱文片断，青年时更一度考入杭州越剧院。作家的视角，戏迷的情结，对时代悲欢的深切感知，使其将几代越剧演员的戏曲与现实人生铺展得 从容深刻，摹写得荡气回肠。本报2013年2月7日小说版进行节选。
3月14日本报刊发长篇访谈中，王小鹰说自己愧对巴老“为读者而写”的要求，“现在的读者与那时不一样，时代也不一样，读者面临的娱乐选择太多了，能 坐下来安安静静看你的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她说，“但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到了这个年纪，很多事情会慢慢在心头浮现，我写作是因为自觉应该写， 为了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反映出来。”
《日夜书》（韩少功）
作家韩少功的长篇小说新作 《日夜书》 以知青年代为背景，关注青年知识分子、工人、个体户乃至官员，描绘一代知青的群像和命运。艺术青年大甲、“精 神导师”马涛、农村“大哥”郭又军……形形色色的人物在社会变迁中拥有着各自的人生轨迹，又在不自觉中拥有着有形无形的交集。本报2013年3月21日小 说版进行节选。
此后本报刊发多篇评论，6月13日《新批评》刊发谢尚发的评论认为，《日夜书》 在新和旧的交替往复之中，韩少功玩起了文学历史化、去历史化和再历史 化的博弈，却始终忘却不了描绘当代生活精神图谱的冲动，也忘却不了探索当代思想境况的使命。因此，可以说韩少功是在借助知青一代生活之酒杯，浇自己心中将 当代生活再历史化的块垒。
《这边风景》（王蒙）
《这边风景》是作家王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这部尘封40年后付梓的作品一经推出，便引起了文坛内外的关注。本报 2013年5月9日小说版进行节选。小说以新疆农村为背景，从公社粮食盗窃案入笔，用层层剥开的悬念和西域独特风土人情，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现代西域生活的 全景图。同时，也反映了汉、维两族人民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真实生活，以及两族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友爱共处。
6月27日《新批评》刊发陈冲的评论认为，如果我们不是不切实际地向王蒙要求所谓的真相，而是合情合理地要求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大体上能够“自 洽”的书写模式，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这边风景》确实提供了这样一个模式。在那个特定的意识形态允许的范围以内，你要写这件事，就只能写成这个样子。这 是王蒙的贡献。即使到了今天，这个模式的主要方面仍然是适用的。8月8日《新批评》刊发艾克拜尔·米吉提的评论认为，《这边风景》中的“小说人语”是一种 古老章回体式的推陈出新。在寥寥数语间，既体现了作者今日的视野，又将几近淡隐了的当年时空自然衔接起来，似乎更加凸显了陌生化效果，给小说注入了别样的 韵味。
《东岸纪事》（夏商）
作家夏商的长篇小说 《东岸纪事》让他“重获了写作的自信”，这部致力于刻画开发前浦东的风俗旧貌、人物世情的小说出版后获得读者和评论界的肯定。 2013年6月27日本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夏商将这部作品视作对上海文学的一种补充：“上海这个城市在文学文本中历来是阴柔的，但其实近代史上，重大的 历史事件上海从没有缺席，在各个行业里出现的阳刚的人物形象，表明上海有着阳刚的一面。但长时间以来这一面被遮蔽了，与文学对这一面的遮蔽与无想象也有一 定关系。《东岸纪事》里浦东这种蛮荒的、粗粝的人物性格与城市底色在过去没有写过，至少是没有这样庞大地、密集地描写过。”
5月30日《新批评》刊发郜元宝的评论认为，《东岸纪事》 的意义在于凭借对浦东平民生活大规模成功描绘，以群像矗立的浮雕效果和粗犷奔放的叙述风格，冲破了50-90年代上海文学囿于浦西城区的空间想象，接续了现代作家开阔自由的空间意识。
《第七天》（余华）
距离上一部作品《兄弟》推出七年后，作家余华的新长篇《第七天》自面世那日起便被争议包围。本报2013年6月27日小说版进行节选。小说用荒诞的笔 触和意象讲述了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故事：历尽生活辛酸的年轻人杨华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身亡，他的意识却存续下来，开始重新看待周遭的一切……作品中每个故 事都被迷雾所笼罩，看似遥不可及，却又与我们的日常经历似曾相识。余华表示：“假如要列出一部最能够代表我全部风格的小说，只能是这一部，因为从上世纪八 十年代一直到现在，我所有作品中的所有因素，它已经统统包含进去了。”
6月27日《新批评》刊发郜元宝的评论认为，小说与网络新闻互文效果如何，取决于“以死写生”的手法是否成功。但“以死写生”的“冤魂语”归根结蒂只 是一种艺术假定，它所能产生的情感认识的冲击力仍然有赖于作者在现实世界中的清醒思考。余华这种写法本身也运用得不够圆熟，许多地方勉强、生涩，读起来总 觉得不那么顺畅。7月25日《新批评》 刊发石华鹏的评论认为，在余华的《第七天》中，看到了写作胆量的爆发，余华在努力挣脱缠缚在小鸟身上的那根绳子， 他做到了，完美地解放了自己，解放了小说。余华《第七天》是一部难能可贵的小说，是一部意味深长的生死世界的寓言。
《黄雀记》（苏童）
在新作《黄雀记》中，作家苏童选择了延续和回归，他延续自己小人物叙事风格，重回其一生写作的“文学原乡”香椿树街，用“苏式”文笔风格书写一段爱与伤害交织的青春残酷、心灵成长故事，也是一个“关乎罪与罚，关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生存境遇”的故事。
本报2013年7月25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苏童表示，自己的一部分写作行动，“可以说是一场持续的‘造街’行动，我借《黄雀记》探索香椿树街的魂 灵”。他要求自己在小说创作中，“控制自己，坚决不捅泪腺，以免让读者流下任何廉价的即时性的眼泪。生活的本相或者事实，从来不在作家的掌控之中，都是靠 文本去发现，去辨析的。而作家道德伦理的倾向会以最自然的方式渗透在文本中，不必刻意表现，当然更不必去大喊大叫”。他认为：“我所信奉的作家与现实生活 的美好关系，其实从来不是亲密的拥抱，也不是攻击性的炮火，而是高度三公尺的飞行。这个距离可以想象为一种标准的若即若离的距离，而所谓的飞行姿势，当然 是主张作家关照现实的创造性，以及表达的自由性和排他性，只不过这种飞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非虚构类作品
《看见》（柴静）
《看见》是知名记者和主持人柴静讲述央视十年历程的自传性作品，既是柴静个人的成长告白书，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作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在这部作品 中，她记录下淹没在宏大叙事中的动人细节，为时代留下私人的注脚。一如既往，柴静看见并记录下新闻中给她留下强烈生命印象的个人，每个人都深嵌在世界之 中，没有人可以只是一个旁观者。本报2013年1月3日阅读专刊进行节选。
4月18日《新批评》刊发陈冲的评论认为，《看见》 是一个访谈类节目，新闻事件的事实、经过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重点在于当事人对那个事件的“说 法”。因为这个节目里的内容“听见”多于、大于“看见”。这样我们就跳出了那个“指点”，不局限于节目里能看见什么和看不见什么，而是节目里有什么和没有 什么。也就是说，《看见》 里让你看见的那些东西的实质，是由那些你看不见和不让你看见的东西决定的。
《出梁庄记》（梁鸿）
2011年1月和7月初，因为非虚构作品 《中国在梁庄》而被称为“当代乡愁的记录者”的青年作家梁鸿重回梁庄，着手收集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并在接下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奔波于中国的各个城市，采访他们，并创作了《出梁庄记》。
本报2013年2月7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梁鸿表示，真正呈现出“农民工”的生活，呈现出这一生活背后所蕴含的制度逻辑、文明冲突和性格特征，是一件 非常困难的事。“并非因为没有人描述过或关注过他们，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被谈论过多。而农村与城市在当代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被大量地简化，简化为传统与现 代、贫穷与富裕、愚昧与文明的冲突，简化为一个线性的、替代的发展，简化为一个民族的新生和一个国度的兴起的必然性。实际上，在这一思维观念下，农民工非 但没有成为市民，没有接受到公民教育，反而更加‘农民化’。”梁鸿说，“我想通过我的行走，我的眼睛，去思考、理解梁庄到底发生了什么。”
《倒转“红轮”》（金雁）
在《倒转“红轮”》中，作者金雁采用由近而远的倒叙方式，层层剥离，逐步推进，对于俄国历史上几个典型知识群体的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做了独到的解 释。本报2013年2月21日阅读专刊进行节选。在5月16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金雁表示，《倒转“红轮”》的写作缘起于她觉得“在谈论俄罗斯时，教科书 也好，我们日常的一些泛泛之谈也好，多有逻辑不通的地方，我们却没去深究。在我看来，我们的通史也好，历史也好，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厘清这个问题”。她认 为：“就知识分子的研究来说，第一步工作是搜集整理史料，然后是对这些史料进行综合处理，这第三步才是从中生发出一些思想来。以我的看法，所谓思想家主要 做的就是这第三步的工作。当然这三步是一个梯队的配合，相互不可分割，但可以有分工。”
《新批评》 于7月11日、7月25日刊发汪介之对该作品的长篇评论，他认为，对于20世纪前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评价，历来存在着不同观点的交叉，无论 是在俄罗斯国内还是国外，也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死后。如果真的能够依据作家作品和文学史实，破解高尔基的生活、思想和创作之谜，使人们认识真正的高尔基， 那无疑是《倒转“红轮”》的一大贡献。然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过是历来歪曲、贬损、诋毁高尔基的种种言论的大汇集，当然还加上了作者的“合理”想象和发 挥。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破解”还是曲解？
《打工女孩》（张彤禾）
2008年，花了两年时间在东莞跟随一群打工女孩，进入她们的生活，记录、观察她们的变化、挣扎和奋斗后，美国记者张彤禾出版了非虚构作品 《打工女 孩》，它用平等的视角，记录下中国工业化时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深入洞悉中国城市和农村生活的细节，当年获得《纽约时报》 好评推荐。2013年，该书中 文版面世，本报4月4日纪实版进行节选。
在4月18日本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张彤禾表示，她只是一个记者，记录自己所看到听到的，这就是她的职责。“我希望是我写了，让我们大家来了解、来判 断，然后来做一个决定。”她对知识分子的很多所谓讨论，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我觉得他们不必花那么多时间去制造和谈论话题”。她认为，如果仅仅围绕话 题，很可能造成误判。这些误判，很大程度上源于外国媒体看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及在这里发生的大事件，却独独忽略了个体。“当你回头检视这个时代，很可能那些 当时看起来很重要的大事件都已让位于表层下个人的生活变幻。很显然，中国不只是一个国家，或是政府，在它被经常谈论的经济、政治的话题下，还包含了很多个 人的故事。而只有从个人的发展中，才能看到国家发展的真实面貌。”
《工厂女孩》（丁燕）
2011年，女诗人丁燕隐瞒作家的身份，在东莞樟木头镇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家音像带盒厂的啤工。接下来的200天里，她在这家音像带盒厂和两家电 子厂做着最低级的工作，她与工厂女孩们相遇，看到她们如何爱、青春怎样消逝、看似机械化的身体里孵化着怎样的梦想与希望，这一切都裹挟在中国工厂、现代工 业的洪流里，最终汇集成了长篇纪实作品《工厂女孩》。
在2013年7月25日本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丁燕说，这次打工的经历让她“深刻地认识到，迁徙者所携带的经验是珍贵的，也是混杂的，有很多盲区未经 命名，但只要我们深入写作现场，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就能消除隔膜，打破边界，写出鲜活作品”。“我追求一种写作的真实：不夸大，不缩小，不回避，不虚 饰，刚健有力，纯正真诚。真实并非仅仅是作者的 ‘身体’ 在场，而是作者的‘心’也要在场。”
《命脉———中国水利调查》（陈启文）
继《南方冰雪报告》、《共和国粮食报告》之后，2013年，作家陈启文又推出一部着力于民生大计的报告文学作品 《命脉———中国水利调查》。 2008年起，陈启文一直奔走于全国七大水系流经的地区，调查水利状况，并深深焦虑于大多数人当时还一无所知的水危机。《命脉》不仅是一部为中国江河水系 立传的作品，更多则展现了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在行走和书写中的思考乃至困惑———面对曾经奔流不息、如今却连年干涸断流的河道，面对养育了鱼米之乡、现在却 被蓝藻覆盖的湖泊，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下一步又该去往何方？
在8月8日本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陈启文说，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是他选择了报告文学，而是逼人的现实让他选择了报告文学，“当我从不惑走向天命之际， 有越来越多的东西逼着我去直面绝对不能虚构的现实”。“我一直觉得，中国的现实不需要任何变形，照直写下来就是最荒诞的现代派小说，但小说就是小说，一部 优秀的小说，乃至一个优秀的作家，更重要的是走进自己的内心，倾听灵魂的声音，对于文学，这的确是一个真理。但我却只能越走越远，我也越来越强烈地感觉 到，面对无所不在的直逼人类基本生存的严峻现实，必须有一种直接面对这一切的力量，一种以真实直面真相的力量，这正是报告文学所具有的、也是别的文体无可 替代的功能。”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蒋方舟）
2013年，“年少成名”的青年作家蒋方舟出版杂文集《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这是她20岁后推出的第一部作品，也让她一下子从“正常上下班的工作 状态”到了“整天上台做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的日子。在11月21日本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蒋方舟表示：“我们这一代写作者，不曾灿烂，已经疲倦了。 ‘50后’、‘60后’作家交递来的文学的接力棒，目前的“80后”作家里没有一个露出能够稳稳接过的迹象，一个都没有，更勿论一代了。”
12月19日《新批评》刊发介康的评论认为，毒辣要像鲁迅那样，一刀刺进腹部，疼得你死去活来，见血封喉。但蒋方舟不够毒，所以大大的“审判”变成了 童年对成年人的报复，不禁多了几分做作，而又在不经意间透了奇怪的柔情。但没有复杂到让人回肠往复，又刺人不死，白白浪费了手中的鱼肠剑。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6 20:53
2013年小小说：乡土的溃败与历史的重叙
来源：中国作家网 卢 翎
如果将这一年又一年的小小说放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独立发展的小小说历史进程中考量，那么，今天的小小说无疑是精彩的、好看的，是日臻圆熟与精致的。其实，文学本身是一个不断积累与建设的过程，一年又一年，添砖加瓦，平缓而从容，却也有一种前行中的自足与欢悦。2013年，应该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段落，是走向“气象万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平实、稳健，应和着潮流与趋势。在现实与历史的双重维度上，它关注着进程中的当下，记录历史前行中的身影；在当下的语境回眸历史，在重叙中走向历史的深处。
一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漫长历史进程中稳固的农业文明传统不可遏制地龟裂、瓦解、消逝。近几年来，乡村的凋敝、家园的荒芜、传统乡村伦理的溃败成为小小说乡土叙事的重要表征。2013年的小小说在这一方面有着较为突出的体现。
土地就是家园，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根。陈柳金的《出阁》，在近60年社会历史变迁的宏阔背景下，以悲伤的语调讲述了农民在失去土地的那一刻无限的悲哀与无助。作品以祖母的“紫藤盒”贯穿始终，这个神秘的、祖母珍藏了一生的“紫藤盒”，是祖母出嫁时的嫁妆，它装满红枣、板栗、莲子、花生、稻谷、小麦，这是祖祖辈辈对土地和五谷的膜拜。“紫藤盒”还是祖母一生辛勤劳作、守护土地与家园的见证。如今，即将成为“裸体农民”的祖母，失去了一切。诀别时刻，仪式的庄严、“紫藤盒”的美丽、“撒帐歌”的欢快将失去土地、家园的人们内心的茫然映衬得无限凄凉。失去了土地、家园的人们，也就如同风雨中的浮萍。李忠元的《怀念一株稻谷》、赵明宇的《寻找一棵树》，以主人公近乎疯狂的行为，将这种失去家园的痛楚诠释得撕心裂肺。他们在城市水泥森林中的怀念与寻找，是唱给土地和家园的挽歌，也是人性被辚辚前行的历史车轮碾压时的呻吟与悲咽。还有《最后的鱼鹰》(陈柳金)、《麦垛》(芦芙荭)、《一头牵不上楼的黑驴》(徐国平)等等，它们不企求记录大时代、大裂变，借助小小说独有的品质，将一个个鲜活的、充满生命质感的片段、瞬间呈现出来，成为这个时代的注解。
以土地、血缘、亲情为根本维系乡村生活和睦与温馨的传统乡土伦理，也随着土地丧失而崩塌。贪婪、冷酷、丑恶……在乡间肆意横行。赵新在《两个幸福的女人》中，以“我”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幸福观”面前的迟疑与困惑，展现了失衡的乡村生活中滋生的无序与混乱，是非、善恶、美丑等等原本清晰的一切，现在都变得模糊了，不知所然了。在金钱面前，情义显得那般的无力。田洪波的《请叫我麦子》中，回乡报恩的麦子时时感受着恭敬之中阵阵的“寒意”，这不再是他所熟悉的家乡，那些“重情重义”的乡邻既熟悉又陌生，他渴望一声亲切的“麦子”，渴望那曾经的“情义”。安宁的《怯懦》则以女儿的忏悔，将亲情在金钱、地位、社会阶层差距面前的无奈与无助渲染得令人心酸。而江岸的《一个人的村庄》则将这乡村生活中传统伦理的溃败推向了极致。年迈的父亲被得到了财产的儿生子们遗弃在“大山的褶皱里”，父慈子孝温馨和睦的村庄，“成为了老人一个人的村庄”，一片狼藉，惨不忍睹，这也成为传统乡土伦理崩塌后乡土世界的真实写照。
二
遍体鳞伤、满目疮痍的乡土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地唤醒了那些沉潜于生命中的记忆与情结。着力挖掘生命记忆中往昔生活的诗意，成为一种普遍的审美诉求。江岸的《麦芽糖》中，田大妈终于在麦收时节回到了家乡，“那年秋后，整个村庄的孩子都吃到了田大妈亲手做的又香又甜的麦芽糖”。这“又香又甜的麦芽糖”是与明丽纯净的天空、恬淡温馨的日常生活、春种秋收日复一日的农事劳作的庄严与欢悦联系在一起的，是对田园牧歌生活的无限怀念。麦芽糖的“香甜”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刻入生命的记忆中，那些和麦芽糖一起融入生命记忆中的乡间挑着担子的货郎、走街穿巷的手艺人，他们的到来，是童年生活中最为快乐的记忆。衣袂的《捡豆腐》讲述了一位手艺人的故事。“捡豆腐”即手工制作豆腐，因为这“手艺”，吴二化敌为友，与马老六共赴岁月的艰辛。“捡豆腐居然捡得同生共死”，于是“手艺”就不单纯只是一种技艺，它还是担当、情义和质朴淳厚的人情。
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讲，手艺是前工业时代的产物，它不仅存在于乡村，也遍布于城市中。那些身怀绝技的人们，曾经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道风景。在工业化流水线可以生产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今天，他们隐没于繁华喧闹的城市边缘。明前茶在《包子王》《煮干丝》《烧饼葛》《药剂师》等作品中，为这样一群人留影。明前茶是深谙小小说之道的，在这些作品中，他并不急于表白什么，传达什么，只是平静、舒缓而又温情地讲述每一项平常却又绝世的技艺以及它的一招一式，专注于它们所蕴含的岁月沧桑、心灵的隐秘和对自然的敬畏。无疑，作者是要力图保存一些过去的东西，像传统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情感方式，而这一切又无不指向现代生活中的种种弊端。但同时，作者也深知，这些技艺终将会被机器替代，只适宜放在博物馆中，供人鉴赏、回忆。因此，很难用反抗工业文明或反思现代化这样的概念去概括这些作品，贴上某种理念的标签。或许明前茶也无意于急切地传达某种价值判断，他只是将生活中稍纵即逝的那一刹那捕捉到，并传达了出来，或许只为一次匆忙凌乱前行中的驻足回眸，为了农业文明残照中那一抹绯红的凄美，为了一种复杂而一言难尽的生命意绪……
三
几年来，在我的阅读视野中，小小说中书写“文革”的作品不多，且多注重荒谬岁月中美好情愫与高洁人格的呈现。总体上的印象是轻了些，缺乏一种诘问历史的力量。2013年的小小说中，我读到了这样一些作品，像陈力娇的《阴险时代》、谢志强的《欧远芳的誓言》(系列小小说)、陈敏的《距离》、杨小凡的《梅花引》、孙艳梅的《朋友》、李永生的《老孙》等，它们显示出小小说在走向历史深处中的一种努力。这些作品巧妙地以一个个蕴含丰富历史内涵的片段或物件作为叙述的核心，在冷静、内敛的叙述中，撕开历史的重重帷幕，展现出极左政治的荒谬和对人性的扭曲。
陈力娇的《阴险年代》讲述了一个阴险年代里的“阴险”故事，坦露出历史深处的生存真相与人性本质。故事中，每个人都是“阴险”的。真诚、纯洁、情义、良善被践踏，人性潜在的“狰狞”面目显示出“文革”对人的“非人化”。同样是以“革命”的名义，谢志强在《欧远芳的誓言》《沃土》等小小说中展现了政治权力伙同男性权力，压抑与戕害女性生命的惨烈图景。为了表明“扎根”的决心，欧远芳剪掉了婀娜多姿令男生们产生无限遐想的辫子，成为“誓言”的化身、政治的工具。然而，场长儿子使欧远芳怀孕了。虽然作者表达得十分隐晦，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出，欧远芳是不情愿的，她只不过是场长儿子的“猎物”。场长的权力使欧远芳避免了被批判的厄运，她却为了“誓言”一次次地堕胎，那象征着女性孕育生命沃土的子宫备受摧残，再也无法孕育生命了。失去了“传宗接代”能力的欧远芳，终被场长儿子抛弃。当“我”再次见到欧远芳，她的长发重又垂腰，仿佛又回到了“起点”，然而，此刻的欧远芳已被剥夺殆尽。“翩翩飞舞”的辫子将政治与男性双重权力下女性的悲剧和作者对生命内在疼痛的悲悯与体恤，意味深长地传达出来。
陈敏的《距离》、杨小凡的《梅花引》，都以“文革”非亲历者——“我们”探寻的目光展开叙述。“我们”不知道在那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从父辈“怪异”的行为入手，进入了他们个人的精神空间。“我们”看到了，“噩梦”并未随“文革”的结束而终结，相反父辈们的“噩梦”开始于结束之处：父亲在忏悔中度过余生，直到生命结束；三弄叔因无法赎罪，终在几十年后投塘自尽。还有孙艳梅的《朋友》，“你没经历过那个年代，你不知道其中的厉害。”——父亲一语道破“我”心中所有的疑惑。不难发现，这些作品的叙述无意于重返历史现场，探寻“真相”。已经长大成人的“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对“文革”结束后漫长岁月里父辈们个体精神空间的凝视，这种凝视，意味作品对“文革”的反思在“非人性”“荒谬性”中走向了荒谬历史中个体生命际遇的呈现。它昭示出，政治暴力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成为了一种特殊的记忆，它顽强地生长着，作用于人的心灵与精神，并使人们永远无法走出历史的阴影。这种凝视，也将拷问指向了个体，无论是施暴者还是受虐者，作为个体在历史悲剧中的责任。
在2013年阅读与遴选小小说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些作品成为了某种理念的直接演绎与诠释，为了所谓的深度、所谓的思想，牺牲了小小说的“小说性”。小小说创作中这种“小说性”缺失的现象令人堪忧。
诚然，传达作者的某种理念与意图是小小说创作的题中之义，但是它应当以小说性为前提，小说性缺失了，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小小说是小说，拥有小说的一切独特性，即小说文本区别于其他文本的一切独特性，也就是常说的小说性。它是小说的本性，是叙事性，而叙事又要有趣味，亦即趣味性。因此，小小说是有趣的、模糊的、感性的、具体的、丰满的、偶然性的、充满烟火味的，它所要传达的理念或意图就藏匿于这些具体而又感性的事物中、渗透于叙述的肌理中、隐迹于种种的意象中，如同肌体中的血管那样，深深地根植于肌体中，与肌体浑然一体。片面地强调意义，而忽视了小说性是不可取的，它只能伤害小小说自身。小小说又是短小的，篇幅的限制使它更喜欢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更倚仗高超的艺术的智慧，更向往羚羊挂角之境。它虽小，却不卑微。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对小小说创作中小说性缺失抱有一分应有的警惕。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6 20:53
2013年长篇小说：70后作家克服历史感不足之局限
来源：山西日报 王春林
2013年长篇小说写作，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一批70后作家写出了各自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我们发现，新锐作家此前的长篇小说写作所普遍 存在着的“历史感”明显不足的局限，在2013年这批70后作家的写作中，已然得到了极有效的克服。关于历史感，批评家张艳梅曾经有过很好的解说：“历史 感到底是什么？写历史，不一定有历史感；写现实，也不一定没有历史感。历史感是看取生活的角度，是思考生活的人文立场，是细碎的生活表象背后的本质探 求。”一句话，要想使自己的长篇小说显得雄浑博大，拥有突出的“历史感”，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象层次进行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的扫描，就必须以足够犀利 尖锐的思想能力穿越表象，径直刺进现实和历史的纵深处方可。
具而言之，在2013年，70后作家值得注意的长篇小说主要有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田耳的《天体悬浮》、乔叶的《认 罪书》、路内的 《天使坠落在哪里》、姚鄂梅的《西门坡》、柳营的《我之深处》、李凤群的《颤栗》、弋舟的《蝌蚪》、王秀梅的《蓝先生》、王十月的《米岛》等。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路内“戴城三部曲”的第三部《天使坠落在哪里》。小说讲述的是路小路、杨迟和小苏他们三位的成长故事。这中间，最主要的 故事情节，就是他们三位共同领养了孤儿院里一个名叫戴黛的小女孩。路小路他们三位的精神成长，与戴黛这位孤儿的被领养，存在着不容忽略的重要关系。实际 上，正是依凭着如同戴黛这样一种天使的存在，路小路们方才获得了一种精神救赎的可能，而他们的精神成长也恰好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最后完成的。不容忽略的 是，路内在描述、展示路小路们精神成长历程的同时，也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当下社会，有着对于社会矛盾冲突的关切和呈现。这一点，集中表现在茅建国一家 三口人的自杀事件上。能够在一部典型不过的成长小说中有机嵌入如此强劲的社会批判力量，一方面说明路内的小说创作其实在悄无声息地酝酿、发生着某种耐人寻 味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在为路小路他们的成长营造着特定的社会环境。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如此一种严酷的社会环境中渐次成长起来的路小路们，又怎么能够 不嬉笑怒骂、冷漠讽世、愤世嫉俗呢？！
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既是一部有着突出形式创新的作品，也是一部向历史的纵深处进行犀利洞穿的作品。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就是李浩的 历史观究竟如何。一个有志于历史小说创作的小说家，也只有在拥有了一种相对成熟深邃的历史观之后，方才有可能创作出一部思想艺术成熟的历史长篇小说来。所 谓的历史观，就是指写作者对于自己所欲加以艺术表现的那个历史对象所持有的基本看法。作家李浩之所以能够写出 《镜子里的父亲》这样一部沉郁厚重却又不乏先锋意味的历史长篇小说来，正与其一种历史观的成熟、独到密切相关。正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虽然对于其中的一些 事件也都可能会有所涉及，但就总体情形而言，李浩通过对于叙述者“我”的家族成员在当代中国的苦难命运的描写与展示，李浩把这段历史所具有的那样一种荒 诞、吊诡、邪恶、盲目的反人性本质淋漓尽致地凸显在了广大读者面前。
假若说乔叶的《认罪书》和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旨在对历史进行深入的反思，那么，田耳的《天体悬浮》则把自己的艺术聚焦点对准了可谓是变动的 当下时代。与一些作家总是会设定一种先入为主的预设立场不同，田耳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尽可能充分地尊重现实生活的原生性与复杂性。尽管说田耳的小说中 其实也潜藏有强烈的批判声音，但此种批判立场却是如盐一般地完全融入了水中。田耳的《天体悬浮》的一大令人惊异处，就在于它已经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天体悬浮》里思想艺术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恐怕就是发现并成功地塑造了符启明这样一位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复杂人物形象。作为一位派出所的协 警，符启明的精明强干，突出地表现在他那惊人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上。一个案件，是关于化名为李二全的杀人犯赖毛信的敏锐发现与判断。关键在于，最早意识到这 个秘密的，仍然是符启明。另外一个，则是夏新漪被杀案的巧妙侦破。在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是符启明凭借天生的职业敏感把关注的疑点对准了隔壁的哑 巴。在彻底解决了哑巴残余听力的问题之后，符启明最终以充分的证据锁定了哑巴的杀人犯身份。夏新漪被害案侦破不久，符启明就离开了派出所，一面组织天文爱 好者成立了所谓的“杞人俱乐部”，另一面则充分发挥自己的商业天才，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包括广告业、融资放贷、娱乐招嫖等一系列项目在内的经济活动之中，创 造出了颇为可观的经济效益。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符启明的性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合理延展，并最终由一个曾经的执法者变成了犯罪嫌疑人。按照叙述者“我”也即 丁一腾的理解还原，因为妓女马桑业已身患绝症，所以她便成为符启明彻底报复歌星安志勇的一个利器。马桑在应招抵达安宅后，以自我注射的方式自杀身亡，借此 而嫁祸于安志勇。一方面源于内心中积聚太久的仇恨，另一方面也为了获得最佳观星位置，当然也还有对自己的高智商的过分自信，曾经的侦破高手符启明，最终蜕 变成为借刀杀人的犯罪嫌疑人。至此，符启明的人性深度得到充分揭示，这一立体化的人物形象得以塑造成功。
徐则臣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设定了一个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同龄人群体，作为作品中共同的主人公出场。这批同龄人主要包括初平阳、易长安、 杨杰、秦福小、舒袖、吕冬等。这批同龄人都在运河边的淮海市的花街长大，其中大多数成人后远赴北京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事业。初平阳刚刚在北大读完社会学博 士，准备远赴更加遥远的耶路撒冷去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他之所以回到故乡作短暂停留，就是要把位于运河边的老宅子卖掉，以支付自己在耶路撒冷的学费。易长 安由于父母之间感情的紧张，从小就留下了难以抚平的精神创伤。或许正是与幼时的精神创伤有关，成年后的易长安走上了一条违法犯罪的道路，专门依靠制造贩卖 各种假证为谋生手段，已然成为了京城黑道上大名鼎鼎的伪证制造者。而杨杰，则是一位专营水晶工艺品的老板。尽管当初在事业初起时，也曾经历经艰难，曾经付 出过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努力，但目前正在京城发展的他，其水晶工艺事业正处于蒸蒸日上的发展状态之中。很显然，正是依凭着这样三位人物的设置，徐则臣很好 地把花街与北京联系在了一起。需要注意的是，把他们三位牵系在一起的，是他们共同的少年玩伴秦福小和她业已死去多年的弟弟天赐。天赐的自杀而亡，是小说中 一个极其关键的核心情节。秦福小之所以要远离故乡，很长时间一个人孤身漂泊在外，作为一个单身女子的她，之所以要执意领养景天送，根本原因正在于她对自己 弟弟天赐的自杀一直心存愧疚。他们之所以会一直以百倍呵护的姿态对待秦福小，关键原因显然也在于此。
以上，我们拉拉杂杂地对一批70后作家在2013年的长篇小说写作状况进行了相对深入的扫描与分析。可以确证的一点是，70后这批作家的长篇小 说写作其实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艺术平台。结束本文前，我们所寄希望于70后作家的，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力争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上取得更大成绩。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6 20:54
文学2013：碎片化的时代想象
来源：北京日报 申霞艳
转眼又是一年。每位作家在写作之前可能怀着各种整体的设想和宏大的意愿，但回顾这三百多日的阅读，最大的感受却是想象的碎片化。脑中飘拂的是记忆的云朵，我们再也无法通过满地零星的碎片拼贴出一个时代的整体图景，这就是文学的真实之处。
长篇小说：
老作家自我重复，“70后”介入历史
2013年，长篇小说在量上依然保持强劲的势头，代表性的有贾平凹的《带灯》、马原的《纠缠》、韩少功的《日夜书》、阎连科的《炸裂志》、林白 的《北去来辞》、余华的《第七天》、苏童的《黄雀记》、陈希我的《移民》、须一瓜的《白口罩》、艾伟的《盛夏》、乔叶的《认罪书》、田耳的《天体悬浮》和 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等等。
长篇小说的境遇在今天无疑是有些尴尬的：一方面小说家们乐此不疲，觉得不写长篇愧对作家身份，编辑们和批评家也对长篇小说有特别的期许，20世 纪以来小说的优势地位仍在持续；另一方面是大家其实没有整块的时间阅读长篇，不要说忙于工作的成人，就是在校的中文专业的大学生，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投入长 篇，中小学生就更不能指望了。在诗歌沦为自娱自乐之后，随着数字化强劲的传播趋势，小说尤其是长篇也正在坠入自我陶醉的境地。
贾平凹、韩少功这一代老作家，无论从艺术形式还是表达内容，都很难再给我们提供真正的新奇。尽管《带灯》比起《秦腔》来说似乎明亮、干净了， “带灯”这样的乡村女干部形象的确该受到文学的青睐，但年轻读者已难于接受贾平凹的叙事节奏，书中提到的一些乡村经验比之于新闻报道并没有多大的超越性， 而贾平凹的传统士大夫趣味在今天既让人迷恋也叫人不得不警惕。韩少功的《日夜书》中“知青”已退为叙事帷幕，但作家仍在一定程度上重复着他的知青经验。韩 少功自出道以来就被认为是一位思想性的作家，这顶沉重的思想帽子大风吹不掉，成为他写作的桎梏。他的写作过于倚重左脑，而心房却被裹紧，不能在作品中袒露 自己的内心，因而没有塑造出亲切可感的人物。林白的《北去来辞》在个人经验书写的基础上有所扩大，向“复调”靠拢，她的写作路径显示了一个以自我为圆心的 女作家在不断破茧而出的努力，强烈的抒情意味沿着叙述辐射开来。这一代人擅长处理历史经验，即便是日常生活也会因视点拉开距离而被历史化。回过头来看，他 们的历史经验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其成长经验，叙事焦点依然在他们出发的地方。
“50后”普遍勤奋、高产，弊端是对时代的大踏步向前不管不顾。他们沉浸在叙事的幻境，不厌其烦地自我重复！这是老一代作家与年轻读者造成隔膜的根本原因。精神也可能随身体一起衰老，坠入日常生活的漩涡之中——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对余华来说，死亡就像一个木桩，他就是那匹围着木桩旋转的老马。从《现实一种》开始，余华的视角就盯着家庭的内部：暴力、血腥是从无意识开始 的，在家庭的每个角落流淌。余华笔下的“家”当然不同于巴金等现代作家们革命叙事中的家。巴金、曹禺的“家”是宗法制的罪恶渊薮，是年轻人要反对、离开的 地方；而余华的“家”失去了这种整体反抗价值，只是一个符号，大家因为血缘或伦理而居住在一起，这个家与国毫无关联，甚至也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父亲这个 形象，存在一个由权力向爱和温暖变化的轨迹，尤其是那些养父。《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后来用卖血的方式修复了与养子一乐的关系；《第七天》的核心情节 是叙事者“我”在冥界中寻找养父，寻找与回忆穿插安排在时间的纵轴上，其他人的情节则被安排在空间的横轴上展开。“新闻串串烧”的诟病并非没有道理，因为 这类新闻事件缺乏直接的、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更重要的是未能与主要情节发生有机联系，这些只是纯粹的事件罗列而不是叙述者对生活的反映。新世纪以来，余 华执着地寻求一种打破由他的小长篇创立起来的线性叙事结构，他试图广延叙事空间，让当下生活与历史交集，增添叙述的丰富性和主动性。尽管这种追求在《兄 弟》和《第七天》中没能达到预期目标，但这种自我扩张的努力和不屈不挠的挣扎，使我依然对他抱着期待。
苏童的《黄雀记》围绕一桩强奸案叙述“昔日顽童”被此案改写的命运，故事仍然发生在香椿树街，但物是人非，保润、小白和柳生都被这桩强奸案改变 了。从这个标题已显示了苏童的写作重心在于营造宿命感，每个人以不同的途径抵达自身的命运。但我以为一个长篇光有宿命感是不够的，更正一下，宿命感不能单 独成为文学写作的目标(苏童的短篇《她的名字》同样致力于此)。苍茫的宿命感必须与深邃的历史感和鲜活的当下生活结合，人物的主体性才能确立，人物形象才 能丰盈而亲切。疯人院中那段金钱和权力的博弈很有当下感，最终老人拔出了别在腰间的枪，这是一把权力的枪，也是一把历史的枪！多么有意味的细节，可惜被作 者顺手又放下了。《黄雀记》中才华横溢的苏童没能给我们提供更丰富、更有力道的精神会餐，南方的阴暗、潮湿让他沉溺在童年记忆中难以自拔。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梦魇恐怕是马原的“纠缠”，就像这本书的封面一样，是一场难以摆脱的惊悚。生硬植入大段与遗产继承法相关的条例，不是增加陌生 感的方法，没有人渴望在阅读小说中获得百度的功能。像马原这样的作家最好的方式是直接进入文学史，躺在先锋小说的摇篮里。这不是一个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的题 材问题，也不是人物塑造、故事性等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关乎一个作家的生命境界的重大问题。一位剑走偏锋的先锋作家如果不能有与之并驾齐驱的思想资源，很 快就会让我们听到奇葩枯萎的声音。我以为只有那些与心灵自由相关的“纠缠”才值得大书特书，而其他细枝末节的都是些无谓的纠缠。
乔叶的《认罪书》显示了“70后”对“文革”的“介入”叙述，这种介入是后置的、想象的。想象是一种与经验互相依存的事物，哪怕是神话传说、鬼 怪志异，总能曲径通幽地找到经验的源头。过去的历史如何源源不绝地融入到今天的精神之流，传统的现存性何在？乔叶通过如洋葱般纷繁复杂的多层次叙事抵达历 史的核心：人人有罪的真相。故事光怪迷离，过多的巧合让读者在人物关系网中迷失，某种程度上削减了叙事的力量。田耳的《天体悬浮》依然执着于侦探题材，不 同的是故事在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内部展开，垄断凶宅和色情交易的就是知法懂法的执法人员！田耳的佴城不再是个诗意的世界，它臣服于强权意志的丛林法则。“黑 夜观星”是个反都市的意象，让人重新回到广大的自然中去，重建渺小个体与浩瀚星空的精神联系。天体的悬浮是由人心观照所得，它借助于高科技，但最终映射出 来的是我们的心象。
中短篇小说：
契合时代节奏，窥探当下痛点
中短篇契合时代的快节奏，能够在限定的篇幅里辨认当下的指痕，在冷静的书写中灌注热情，让文学超越廉价的安慰剂，谛听这个时代内部的喜怒哀乐。
方方的《涂志强的个人悲伤》这个标题很有意味，让我想起《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淡淡的反讽气味弥漫开来。方方用相对客观的叙事态度，对涂志 强自强不息的一生娓娓道来，她甚至没有蓄意去涂抹这种悲伤。叙述让涂志强“进城”过程中碰到了诸多好人，给字里行间送来缕缕暖意。但他们临别赠言无一例外 地是让他当大官，这是否也蕴含着官本位时代的底层想象？这是一个21世纪新型的“进城”故事。20世纪文学书写的是农民进城，比如《骆驼祥子》、《人 生》、《陈奂生上城》、《到城里去》……他们是徒手空拳地进城，失败是难免的。不同的是涂志强怀揣大学文凭，短短几十年过去，“天之骄子”的称号不翼而 飞，知识本身贬值了。文凭没能帮助涂志强当上官，甚至不能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在城市的处境不过重复了他家在乡村的境遇。涂志强的个人悲伤因此具有了时 代性。我们曾经信奉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过去了，“知识”这一唯一让底层进入社会中层的通道被堵塞了。涂志强一路上碰到的人都曾给过他帮 助、给过他温暖同时也有小小的嘲讽和微不足道的伤害，但没有人能帮他搬掉人生道路上最根本的绊脚石——身份以及与之相伴的贫困。涂志强来不及悲伤、来不及 感慨就与他的必然命运相逢。他的故事显示了社会最根本的“断裂”——这是不以个人意志、善良愿望和努力奋斗为转移的“断裂”，是知识也无法修复的断裂，是 彻底的、不可逆转的断裂。所以，他的个人奋斗和悲伤显得尤其惊心，具有深刻的当下性。陈启文的《回南天》(《花城》2013年第4期)、徐则臣的《六耳猕 猴》(《花城》2013年第3期)和《看不见的城市》(《北京文学》2013年第10期)也是“进城”叙事，只要我们的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进 城”就仍将盘踞文学的半壁江山。
读阿乙的《春天》(《收获》2013年第1期)，耳边回响着流行歌曲《春天里》。“春天”，一个生机勃勃的名字，一位充满盼望的少女，她死在人 生的春天。她的死亡就像涂志强的死亡一样具有内在的必然性。自杀是偶然的，但蕴藏在自杀背后的逻辑是必然的。春天与世界的隔膜而荒诞的关系，是“现代”文 明的副作用的体现。
毕飞宇的《大雨如注》(《人民文学》2013年第3期)、鲁敏的《小流放》涉及当下的教育制度，二者有不同的侧重。毕飞宇更看重全球化时代风暴 (“大雨”)对个体的裹挟，鲁敏实写近年来盛行的父母为独生子女升学而过的“陪读”生活。教育是当下的热点话题，且蕴含着民族的未来。作者的良苦用心和隐 忧从文本中传递出来。
尤凤伟的《中山装》(《十月》2013年第3期)以将军儿子回故里赠送遗物为主线，展示了当代社会欲望的复杂性；老家的养子想要一件“中山装” 的小插曲，映射出上流社会与底层社会的“断裂”与对峙，平常然而意味深长的篇名将当下与历史勾连起来。李佩甫的《寂寞许由》(《鸭绿江》2013年第8 期)以挂职副市长的视野呈现广阔的新官场“现形记”。薛忆沩的《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旅程》是大家早已熟悉的一个文本，现在经过修订再次在《作家》上发表， 这是电子产品日新月异的升级时代的写作尝试，比那些改头换面的重复性经验写作更可靠。他的《上帝选中的摄影师》(《新世纪周刊》2013年第11期)虽是 短篇，但其历史纵深度并不亚于某些长篇，作者将叙事直接对准摄影家和照片背后的历史。桑塔格有一篇具有原创性的论文《论摄影》，告诉我们摄影艺术的真相及 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现在我们已经普遍接受历史是叙事的结论，文本将叙事之刀插入历史腹地，探讨摄影是“记录”历史还是“创造”历史，个人与历史的复杂关系 等诸多问题。这部短篇堪称薛忆沩创作史上的标志性作品，是叙事的极度精简与历史容积最大化的探询，首尾呼应的结构也值得称道。
东君《我能跟你谈谈吗》(《十月》2013年第1期)让我想起蔡东的短篇《往生》，临终关怀这个敏感的题材是青年一代对身处的老龄化社会的思索 与回应。无独有偶，张怡微的《试验》(《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6期)也以独特的方式处理老人的内心经验。《往生》用诗意的语言实写已退休的儿媳伺候家 公的艰难；《我能跟你谈谈吗》针对老人的身体疾病与精神困苦探讨生与死，教授与农民、北京与故乡的人物和空间设置让小说的时空容积几何倍增，这是叙事的魔 术。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曾轻描淡写地谈到一个伟大的写作常识——“要让一个人物真实，必须同时平凡地和诗意地想。”蔡东的《净尘山》(《当代》 2013年第6期)践行了这个原则。她在平凡处打探诗意，当大家无谓地感喟都市生活的雷同，她却在日常生活的表皮下勘探内部的结核。对于多次减肥失败的女 主人公来说，那一身堆积的肉就是她的噩梦；而对于只有两件衬衣的男同学，出租屋就是他的牢笼。臃肿肥胖的肉身正是都市欲望的象征，狭窄的出租屋是都市的现 实，这就是时代给我们每人一个量身定做的牢笼，“净尘山”只是一个遥远的想象。
李敬泽的《赵氏孤儿》(《花城》2013年第5期)写得随心所欲，既有小说的气象，也有随笔的思想，以历史的酒杯浇当下的块垒。张惠雯的《醉 意》(《人民文学》2013年第3期)延续了她一直以来的写作风格，像榨汁机一样不厌其烦地从细微褶皱处榨出人生的滋味，纵使浅淡处，也能引起我们的一个 激灵。《作家》2013年第1期刊出叶弥的《亲人》、金仁顺的《僧舞》和戴来的《前线，前线》、朱文颖的《性·动词》，这组情爱题材的小说颇能显示“70 后”女作家的写作变化。魏微、金仁顺、戴来这几年发表作品不多，我将这看成她们的休整期，她们是以静制动，抵抗习惯性写作。我对这种姿态充满敬意，同时对 她们的再度出发充满期待。
贾平凹的《倒流河》(《人民文学》2013年第2期)、艾伟的《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上海文学》2013年第7期)、朱日亮的《鹊巢》 (《人民文学》2013年第11期)、甫跃辉的《朝着雪山去》(《收获》2013年第4期)、文珍的《录音笔记》(《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4期)、付 秀莹的《醉太平》(《芒种》2013年第7期)等作品均可圈可点，以不同的视角窥探时代的痛点。
非虚构写作：
还原生活，还原历史
非虚构成为这几年的文学热点不是偶然的：一是因为小说虚构的乏力，越来越多的写作沦为空洞的能指，切断了与现实的精神血脉；二是数字化时代，高 速度的传播方式让我们随时接受现实生活中目不暇接的故事。非虚构写作既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盛的报告文学直面现实的勇气，同时又告别了报告文学宏大叙事的 美学指向，回复到与肉身息息相关的当下追问。非虚构写作以亲切的个人视角还原生活、还原历史。
《父亲的奥德赛》(《花城》2013年第4期)是林岗第一次追溯父亲的足迹，讲述家族鲜为人知的故事。在显赫的高官身份背后，林若的婚姻、家庭 伦常烙着革命时代的印迹和悖谬。这类回忆文字很容易滥情，学者林岗以非常冷静克制且带点自嘲的笔调，从一个大的历史视野呈现父亲波澜起伏的一生，“奥德 赛”既是出发，也是回归。革命家林若的一生折射出现代性追求的曲折与复杂。文本的叙述方式显示了当代学者对20世纪革命史的深沉反思。
毕飞宇在自传性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花城》2013年第4期)中清晰地回顾了自己的童年，他的成长伴随着时代不断开放的轨迹和生活 的气息。从这种回忆中我们既看到了历史的脚印，也看到了个人命运的某种必然性。“堂吉诃德”这位异域的精神祖先在全世界各地拥有大量的徒子徒孙，这是无上 的荣耀。难得的是作家没有美化田园牧歌，始终如一的叙事态度大概也是非虚构写作的困难所在。
阿来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人民文学》2013年第8期)在杂志的卷首语中被称为“历史非虚构”，这个命名显示出编辑内心的纠结。阿来 以文学的方式讲述了瞻对清代两百年的历史。关于这次写作，他说：“是因为察觉到这部地方史正是整个川属藏族地区，几百上千年历史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样 本。”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曾经引起巨大的关注，他是以文学的方式叙述历史，写出了历史河流上升腾的热乎乎的生活气息；阿来则将历史的灵魂注入文学写作 中，使“瞻对”的历史得以复活，民族精神藉此飞翔。
石舒清在《黄河文学》上的系列日记是灵魂的打坐，散发出掩卷静思的安宁气息，是对我们躁动心灵很好的抚慰。
王手的《温州小店生意经》(《作家》2013年9月号)、陈离的《田田上学记》(《小说界》2013年5期)等作品细致入微地记载了河流及其浪花，是我们了解时代精神很好的个案。
2013年就在这絮絮叨叨的清盘中过去了。在清理的过程中，我也期待想象的双翼直上重霄。文学除了辨析时代印痕之外，还应该有更高更远的指向和维度，这一维度曾拥有多个名字，譬如：超越性，神性，未来性，等等。
申霞艳，文学评论家，现居广州。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6 20:55
梦想·岁月·真相——2013年文学创作掠影
来源：光明日报 梁鸿鹰
当代文学如奔腾不息的江河，旺盛而急速地前行着，沿途留下丰沛的精神印记，折射着中国文化的诸种特点。回首2013年，就会清晰地发现，文学创作繁荣之品质、生态、影响等呈现出的样貌鼓舞人心。
梦想
梦想是回荡于2013年文学天空上最嘹亮的声音。它照亮、温暖、穿透我们的精神世界，一路集聚着向上的力量。
贾平凹的开年之作《带灯》让读者与一个怀揣理想的女性惊奇相遇。她以自己的青春与聪慧，每天面对矛盾杂陈的基层农村，像带着一盏灯在黑夜中巡行，每天一睁眼就必须处理大量无从脱身的杂乱俗事，但内心却不断地向更高境界飞升，这是因为她有梦想和精神追求。贾平凹想通过这个可爱的乡间女性，探讨当代中国人“怎样能活得尊严和自在”。作品结尾处，无数萤火虫聚集发光的意象预示着梦想聚集的力量——只要无数人的梦想都能升腾起来，美好的前景迟早会变为现实。
现实是由建设者的梦想托举和造就的，辽阔土地上的日新月异，永远延伸着不朽的梦想。多次出入格尔木的老作家王宗仁在散文《青藏公路三过格尔木》里惊叹古老高原的巨变，他说三条过境路既记载着格尔木的历史，更交汇了时代前进的足音——“格尔木穿过了长长时光的隧道走到改革中诞生的这条柴达木路上，犹如一个中年汉子，虽然寒霜打湿了衣襟，赤脚上沾着新鲜泥巴，但却抑制不住满脸豪情奔放的笑容！”这种豪情属于时代的梦想。而无论是何建明的《心声》、黄传会的《国家的儿子》，还是李春雷的《我的中国梦》、李玲修的《乒乓中国梦》，均透过当代最美中国人既往的梦想与追求，倾力谱写中国梦的英雄乐章。“这个现代化的世界，某些方面，还是一片荒漠，等待着我们去开发的美丽，还有很多。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梦，需要一个新的中国梦。”在诗集《中国梦》里，八旬老诗人严阵这般表达对全新生活的畅想。在现实的巨变中，成功总是属于那些脚踏实地的劳动者。王宏甲、刘建的《农民：中国一户农民的百年历史》通过一户农民的百年历史足迹，追述他们的奋斗历程，探寻他们的精神嬗变，从当代农民的悲伤与欢乐中，清晰地勾勒出了百年来中国农村历史性进步的图景。
今天进步的图景是梦想的召唤，是历史的回响，善于从历史经验的书写中探寻与肯定未来方向的人，最懂得梦想的意义。年逾八旬的徐怀中以纪实文学《底色》，记下自己赴越南抗美前线采访的所见所闻，以便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发生在北纬17度线的那场战争，在“随手触摸时空的纵深，俯拾流云逝水”中，从容不迫地思考着战争、和平、人类未来等重大问题。是的，在战争年代身受其害的人们、经历了战争“长考”的人们，到底应该怎样面对未来？战争是人类梦想的最大敌人。消除这个大敌，应该成为人类必不可少的坚定选择，作品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结论，而是有力地激发人们面向未来、放飞梦想的精神感受。
岁月
岁月是人类的专宠，文学与岁月向来有着最密切的关联，岁月流逝中人类精神的旺盛或委顿，为文学书写提供着连绵不绝的资源。岁月、时光及与人生的关系，是2013年文学创作又一重要主题。韩少功的《日夜书》巧妙构建了一个时空网格。从时间的纵轴上看，文本是对知青一代受到磨难的回望，而在横向的社会变革中，则呈现出同时代人情感世界异常斑驳复杂的样貌。作品与南帆的《历史盲肠》一样，绝非简单意义上的知青文学，而是感慨沧桑的岁月之书、刻画人内心的精神挣扎之书，怀想、反思、悲悼、反讽的暗流，令作品气质超拔。项小米的《记忆洪荒》，以军旅生涯出身的女主人公许北北的生命轨迹为主线，描画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当今的广阔社会生活。作品试图告诉人们，即使在荒谬的年代里，仍然有年轻的生命和美好的爱情在顽强成长，正是在特殊年代里形成的信仰和人格，伴随了50后们坎坷跌宕的一生。迟子建的中篇小说《晚安玫瑰》，写了一个与哈尔滨岁月流逝同在的犹太老妇人吉莲娜，身世凄苦的赵小娥借住在她家，吉莲娜以宗教的虔诚和忏悔，完成了自我救赎。从赵小娥的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物质主义重压下失去理想的现代人难以挣脱的精神困境，昭示我们需要警惕理想缺失造成的灵魂扭曲。
文学要对抗时光的侵蚀，必须有效抵达人的精神世界，作用于人的灵魂，这对任何时代的作家都构成了考验。如何处理阔大、饱满的现实，如何处理人在岁月流逝中经历的一切，如何让艺术追求上的回应真正及物和有效？金宇澄的《繁花》格外出人意表。作家说自己立志做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宁繁毋略，宁下毋高”。文本看似饮食男女、众声嘈杂，飞短流长、市井百态，实则浮现时代变迁中人的精神轨迹，见出中国人的性情和处事方式。那些茶饭、言谈、坐卧、行止，透露的是现时世相的丰富信息，岁月流逝中人的精神气度、行为冲动统统隐在文字的背后，一如题记所说：“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
岁月的流逝同样是诗的永恒主题。诗是人的精神世界的盐分与营养，谁都逃脱不了岁月的照拂，有诗歌的洗礼，人的精神世界才会格外滋润。2013年中国天津诗歌节上，一位叫姜华的诗人以咏叹岁月的组诗《中年书》动人心弦。诗里说：“我中年的视野里 景物开始浑浊/一头牛或一只黄羊/没有多少区别 多少次我试图/滤出体内的泥沙 暗伤 和无奈/去市场廉价发表/又被中年的矜持驳回。”中年人的人生感慨跃然纸上。格绒追美的《时间之歌》对时光有这样可爱的诗句：“没有父母/却无边无际，无处不在/时间的生命像海洋/没有出生，也没有灭亡。”在无边无涯的时间中，生命的运动或生长，精神的旺盛或枯萎，都在静静地见证、绽放中汇入绚烂笔端。但90后莫小闲的伤逝让人意外，其组诗《时光书》有一首《锁骨》云：“我的锁骨被一个男人藏起来了/这个男人又被时光藏起来了/裙子和丝巾挤满了衣橱/它们只知道/回忆的藏身之地。”挥洒的是一个青年人天马行空的才情。
才情与2013年文学的光荣同样属于青年写作者们。70后、80后已经在身后留下了出征良久的可喜足迹。良好的知识储备、思维养成等，使得像冬筱这样的新人可以尽快超越肤浅的生活记录。他的首部长篇《流放七月》直面“七月诗派”中的历史人物，既有怀念也有质疑，讲述了追问、理解和继承的故事，并且跨越大半个世纪，用四条交叉融汇的线索，不断丰富着小说的肌理，意在启发当代年轻人正确面对家庭经历的创伤，不要遗忘中国人在20世纪的共同历史，使“精神奴役创伤”不在青年一代身上重演。祝福这些文坛新晋力量的旺盛生长吧。
真相
探寻真相是人类的天性，由于文学这个触角的存在，真相散发出格外奇异的光亮。在历史与现实的长河里，永远隐藏着不为人所知的能量。它们就是由真相构成的，等待着敏感者的开采。或许人们倦于虚构的冷艳、甜腻，或许真相可能更具诱惑力吧，总之，真相的揭示、重述，已然成为2013年的重要文学现象。阿来的《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讲的是两百多年间康巴传奇中一段段曾经被遮蔽的历史真相。“瞻对”原为四川甘孜地区康巴汉子集居地，藏语是“铁疙瘩”的意思。清朝政府、民国年间，都有多方力量以不同的方式发兵征讨这个只有县级建制的弹丸之地，但均不得善终。1950年，解放军未经战斗便将此地解放，瞻对这块“铁疙瘩”轰然融化。作品通过土司部落两百余年的风云，再现川属藏民的精神传奇和坎坷命运，文字扎实细腻，气息灵动，时有机锋。在梳理这段历史时作家感叹：“是啊，和平时代，刀箭都隐退了。历史前进，一些器物的退场自是必然，但何以连宽阔蓬勃的精神也一起狭窄委顿了。”这颇为引人深思。
精神真相的力量永远超过事实真相所能提供的一切，当一个特殊的年代过去之后，随着时间流逝而累积起来的精神财富，往往会成为传达恒久价值的持久见证。《大师的背影》作者侯钰鑫以亲身经历为素材，细致回望上世纪70年代自己与在河南辉县接受“改造”的郭小川、李凖、崔嵬、启功、赵丹、浩然等文艺界人士相处近5年的往事。从这些名人们某个人生“节点”入手，将他们各自的命运历程交织串联起来，不单记下种种人生侧面，更刻画出精神面貌，“他们在那个盐腌水泡的‘革命’岁月里，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理想。艰难的时代，终于成为他们的人生财富，让他们得以把自己和自己的艺术锻造得更加完美”。这部作品为那些闪亮动人的人性细节、可爱而耐人寻味的瞬间做了精彩的备忘。
真相不仅有温度、有重量，而且往往锐利、刺眼。在2013年的文学世界里，作家们和盘托出的真相告诉世人，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千百万卑微的人们艰难地生存着，他们出自一个个无名村庄、一条条细小河流、一座座贫瘠高山，手上升起了大都市的繁华，心里却失去了故乡的依托，迁徙、流汗、挣扎几乎是唯一的命运。比如丁燕在与南方那些潮湿大工厂里的女工们，肩并肩劳作与生活后写就的《工厂女孩》，不单真实刻画了卑微生命顽强挣扎的姿态，传达出五味杂陈的真实信息，而且力图定格打工妹们的可爱性情。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细心聆听精神苦闷无告者的心声，记下那些寻求精神出路的农村自杀者的真相，试图“让人们看到农民的尊严和高贵的情感，看到他们在黑暗里向着光明的挣扎，看到他们的坚韧和坚强以及自我救赎的力量”。葛水平的《河水带走两岸》对农村现实复杂性的大量发现与捕捉，让人感觉到了都市化进程中人、环境、传统等付出的高昂代价，敲起刺耳的警示之钟。梁鸿的《出梁庄记》则在“算命者”贤义的身上，看到还有一批人能够保持一种与现代精神并行的独立姿态，并拥有某种尊严。所有这些会有助于世人更好地思考自己的存在。
(作者为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6 21:01
2013名家新作年终回眸
来源：中国科学报 朱子峡
放眼2013年，不难发现，这是中国文学硕果累累的丰收年。众多文学大家在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之后，都在今年结出了果实。贾平凹、韩少功、王安忆、阎连科、余华、苏童、马原等名家都有新作，单看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就可知道今年中国文学的真正收获。
1月 带给文坛的一大惊喜便是著名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带灯》。贾平凹在该作中首次尝试女性主角，以自己身边基层女干部为原型，讲述发生在樱镇综合治理办公室这一中国基层矛盾最为集中的地方发生的故事。
2月 作家马原的长篇小说《纠缠》完稿。这位当年赫赫有名的“先锋文学”主将此前沉寂了20年之久。与以往较明显的先锋色彩比较，24万字的《纠缠》聚焦遗产纠纷，讲述了中产阶层的一家三代人面对财产的不同态度、纠结与烦忧，展现了世情百态。之所以选择这个背景，马原说：“是因为中国今天的麻烦，很多来源于正在变化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在从没有财产概念的时代走进有财产的时代。”
3月 “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韩少功新作《日夜书》出版，这是又一部被称作是“带来新的惊喜”的作品。该书通过几位“50后”从知青年代到转型时期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折射出人性的光辉和时代的变迁。评论家雷达如此评价：“《日夜书》是一部思想家气质浓郁的小说，是一部非典型知青小说。韩少功把时空、议论糅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
4月 文坛老帅王蒙尘封40年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问世。这是王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因各种缘由未曾付梓。小说以新疆农村为背景，从公社粮食盗窃案入笔，用层层剥开的悬念和西域独特的风土人情，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现代西域生活的全景图。同时，也反映了汉、维两族人民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真实生活，以及两族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友爱共处，带有历史沉重的分量，又将日常生活中的人物塑造得极为生动，悬念迭生，矛盾冲突集中，独具新疆风情，情节精彩，语言机智幽默。
茅盾文学奖得主王安忆的《众声喧哗》出版。该作延续《长恨歌》中写实的细腻笔触，描写了一群市井小民：妻子去世后为排遣寂寞开了一个小纽扣店的欧伯伯；高大俊拔、有些口吃、在妈妈姐姐们的宠溺中长大的年轻保安“囡囡”；离家出走、泼辣能干的东北女人六叶等。他们在上海滩喧哗和光怪陆离的背景里，上演了一段光影流变。
5月 著名作家叶兆言的《一号命令》推出。这部8万多字的中篇小说起源于叶兆言祖父叶圣陶和伯父叶至善在1969年期间的通信。在小说里，叶兆言用一个经历过抗战、内战、起义的黄埔生的视角，写了接到“一号命令”后的故事。但“一号命令”只是一个起点，小说的大部分内容是这个黄埔军人一生戎马生涯的回忆，以及对往昔恋人的眷恋。
6月 先锋作家余华铸造的最新长篇小说《第七天》面市。这是他继《兄弟》出版7年之后的又一个力作。全书13万字，以一个死者的视角，讲述了其死后7日的见闻，欲借此表现当下现实的残酷与荒诞。其中的内容多为强拆事件、卖肾事件、袭警事件、毒食品事件、弃婴事件等民生新闻和社会热点，余华认为这是他“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
8月 先锋作家苏童的新作《黄雀记》出版。作品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事风格和节奏。故事并不复杂，就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刑事案。“《黄雀记》是造街运动的一项大工程，我借它探索香椿树街的魂灵。”苏童如此解读。
9月 “神实主义”作家阎连科的新作《炸裂志》和读者见面。《炸裂志》讲的是耙耧山脉中的炸裂村如何在以惊人的速度由村变乡、乡变县镇、县镇变城市、城市变超级大都市的故事。这是一部充满悖谬与荒诞色彩的风俗志、沿革志与人物志。
10月 作家红柯的长篇小说力作《喀拉布风暴》出版。喀拉布风暴是沙漠中的黑风暴，其实也是一场爱情风暴。作品通过对男女主人公以及由他们所勾连的各个家族的描述，在西域大漠、边地塞外或繁华都市，演绎了一部极具震撼力和艺术表现力的人类生存史和生命史。
12月 知名报告文学作家理由创作的《八千年之恋——玉美学》新书发布仪式举行。理由花了3年的时间研究玉器，发现中国玉器的一个问题，即形式题材非常陈旧、庸俗，他认为中国的玉器艺术需要有一个提升，于是他将视角转向美学，用时3年系统学习西方美学，接着又花3年完成该作，整部书花了近9年时间，可谓严谨。
除上述作品之外，很多重量级作家在今年也推出随笔作品。茅盾文学奖两度得主张洁暌违多年推出旅游摄影随笔《流浪的老狗》；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也推出了共计18本的《万松浦记：张炜散文随笔年编》。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6 21:07
黄亚洲：办了一个书院 各种“微活动”正在进行
来源：杭州网
作家、杭州市文艺顾问黄亚洲，在杭州城北的建华文化产业园，古人范儿地办了个“黄亚洲书院”，八百平方米，已经做了四五场“微文化”活动，高朋满座。
“微文化”的概念，黄亚洲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那些小型的研讨会、座谈会、朗诵会、报告会等等。也许还排不上文联作协的日程，但其实那些诗人、作者、画家，还是很值得来做这样一次活动，记录他们的一段、或者半生的创作得失。”
说这话的半个小时之后，一场“老画家王承
武的艺术之路座谈会”就开了场。而几天之后，浙江作家李烈钧的创作研讨会也在此进行，然后再过两天，一个杭州诗人自发组织的诗会也开场来了，或缅怀诗人冀汸，或是朗诵自创的诗，或是朗诵冀汸的诗。
其实，不仅是书院。
黄亚洲还“捎带”来了他任职的四个文化机构：两岸四地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大运河文化论坛”、中国电影文学学会杭州创作基地、中国作家书画院浙江分院、浙江省文学志愿者中心。那个文学志愿者中心，集合了一群文学艺术界的志愿者：作家、诗人、越剧表演艺术家、画家，自愿为文学的普及做点儿事，比如为社区老人、民工，各种弱势群体提供各类免费的文化讲座。
他手上捧着的玻璃杯，上面印着雷锋的头像，“总得有些事情，你应该去做。”他说。
虽然退了休，黄亚洲照旧忙。他不停地在杭州和北京两地往返。手头正在写《邓小平传》，50万字，记录1976-1984年间的邓小平，必须在明年四五月交稿。小说根据拍摄过半的电视剧《邓小平》改编——明年8月登陆央视，他亦是编剧之一。所以即使在杭州，《邓小平传》的编辑也一起跟来，抽空，就开始黄亚洲口述，编辑码字。
去年10月底已经装修完毕的书院，其他空间都已古色古香，唯独黄亚洲自己的办公室，到现在还是一片清汤寡水：地上还躺着打包袋，墙上该挂起的画还窝在角落。在他看来，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各种“微活动”的进行。
他希望能招两个可靠的志愿者，帮他看着书院，“这样，即便主人不在，你都可以来这个客厅坐坐。”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7 17:04
2013年文化理论热点回眸2014年01月07日来源：中国文化报
2013年从国际到国内，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文化，中国都发生了影响深远的一系列事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经历了复杂的挑战和考验。2013年党和国家显著地加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和引导工作，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的舆论保障。2013年中国思想文化界密切关注时代变化，认真反映群众呼声，及时表达理论主张，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进行了良好的互动。
“中国梦”成为学术理论研究的热点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的重要论断。“中国梦”迅速成为思想文化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进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在同全国劳模座谈、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等不同场合讲话中，对中国梦的内涵进一步给以阐释和丰富。习近平总书记的论断使得“中国梦”的涵盖面和辐射力不断扩大和增强，“中国梦”在2013年一年中以重分量、高频度，不断出现在各大主流媒体的显著位置，成为引导社会舆论，凝聚社会正能量，助推国家大政方针贯彻执行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精神场域。
2013年4月8日，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召开深化中国梦宣传教育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同志指出：中国梦视野宽广、内涵丰富，升华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是当今中国的高昂旋律和精神旗帜。2013年5月14日，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强调：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把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作为首要任务。从2013年7月开始，中宣部会同六部委共同举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系列报告会，文化部部长蔡武在人民大会堂做了题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主要目标、显著成效和努力方向。
在中央的号召和舆论的助推下，“中国梦”也迅速进入学术理论的探讨领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开始了屈辱的历史，也开始了寻找中国梦的历史。孙中山先生提出“振兴中华”，但没有找到出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不懈奋斗，才逐步使这个梦想成为现实。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梦”的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梦”的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梦”的根本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夏春涛比较了“美国梦”和“中国梦”，他认为“美国梦”宣称通过个人奋斗，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但美国建国87年后才废除奴隶制，随后又长期推行种族歧视，种族藩篱消除了，阶级阶层的鸿沟依然存在。“美国梦”十分虚幻，而“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是强国富民之梦，是对“美国梦”的超越。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2013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就核心价值观建设出台重要文件，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意见》明确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十八大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字基本内容，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意见》强调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明确指出，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意见》还对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和开展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以及加强组织领导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要求和操作方法。《意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针对性、实践性，一经发布，即引发社会舆论和思想文化界的广泛关注。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确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随即开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十七大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作出24个字的新概括。此次印发《意见》，是中央下决心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的重大举措，必将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更加广泛地走向社会生活的实践层面。
中国文化走出去亮点频现，引发学界关注
2013年中国文化走出去变得日益常态化。从官方到民间，中国人主动走出去，推介、展示中国文化，开展文化交流。丰富多彩的“中国节”“中国日”在世界各地精彩上演，文艺演出、书画展览、电影放映、商贸展览等形式多样的内容，为当地民众开启了一扇扇感知中国文化的窗口。到2013年，我国已经跟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文化合作协议，我国以主宾国身份参与的国际文化活动越来越多。
另外一方面，在中国国内举办的国际性文化活动，也日益吸引世界眼光。2013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交易会有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第八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吸引了包括4个国际组织、26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个境外代表团组参加。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出台后，国内外许多文化企业纷纷来到自贸区内的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寻求机遇，入驻的文化企业已超过150家。国家大剧院截至2013年底已有500多支中外顶级艺术院团先后莅临演出。根据法国艺术市场专业统计机构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12—2013年度，中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大当代艺术市场。
中国文化走出去引起诸多文化管理者和学者的理论思考。中国对外演出集团董事长张宇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不能满足于一般性文化产品的输出。解决当前的文化贸易逆差，应该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支持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让中国企业成为中坚，真正担当起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力军作用，让中国企业大量生产推出适销对路的国际化优秀中国文化产品。中国美术馆馆长、学者范迪安总结了三个M：即Market、Media和Museum，来向国外推介和展示中国文化。文化批评家解玺璋认为：人类文明越来越显出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我们不仅要注重“术”的输出，还应该注重“道”的输出，中国文化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能否成功地与人类文明融为一体的问题。
理论界为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把脉
2013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劲头十足。在政策性支持有限的情况下，1月至9月，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2018亿元，同比增长39.4%，高于全社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6个百分点。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股市中的文化传媒板块已发生55起并购事件，涉及电影、电视剧、出版、广告、游戏等子行业，累计资金近400亿元。文化产业在市场消费、产业融合、创新提高、并购扩容等驱动下，在扩大规模和质量提升方面一路高歌。有论者指出文化产业正从文化领域的“小循环”，融入到国民经济的“大循环”中。
理论界紧扣文化产业发展的兴奋点，适时展开了学术讨论。2013年9月，全国知名高校的30多位业界专家学者及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人、文化企业代表在北京朝阳规划艺术馆参加了“2013中国文化产业高端峰会”，本届高端峰会以文化产业协同创新为主题，意在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资源整合和理论创新。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在演讲中指出，产业集聚是实现协同创新的重要途径，是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协同创新的主要推动力。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提出了文化力的概念，认为文化力是把物质财富转化成幸福的能力，文化力将推动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使得未来企业或者组织可能同时具有第一、二、三产业的特征。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主任梅松在演讲中提出：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两次飞跃，下一次的飞跃就是文化飞跃，文化协同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若不创新，其他环节的创新就没有意义。
文艺乱象促使文艺批评升温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消费不断升温，为图书出版、影视制作、文艺演出等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支撑。但是这种积极态势的背后仍然伴随着侵犯知识产权、奢侈消费、道德失范等严重问题。这种形势对文艺批评提出了新的要求。整个2013年，媒体中的文艺批评文章屡见不鲜，精彩迭出。《人民日报》专门开辟了“文化世象·警惕不良文化趋向”的栏目，先后组织了多篇文章，对当下文化领域的闭门造车、以丑为尚、网络暴力、政绩工程、浮奢之风、技术崇拜、比坏心理、形式主义、价值迷失等不良文化趋向进行剖析与批评。《光明日报》从2013年3月份起开辟“问诊报告文学创作”的栏目，“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短板’进行梳理与总结”，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现状进行了严肃的分析，其中不乏尖锐的批评。《中国文化报》也以专版策划、评论员文章等形式发表了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引发了社会共鸣，其中一些还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文化话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艺批评的广泛展开，部分媒体和学者，对文艺批评现状本身也进行了再批评，文章直指批评界的失语、错语、妄语、趋炎附势、拜金主义等问题，发人深省，针砭有力。在2013年11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主办的首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为学界所关注，白烨、王能宪、贾磊磊、张颐武等学者对青年文艺批评人才的成长问题发表了看法，殷切希望青年一代能够担负起时代责任，深入把握时代脉搏，建立一种真正的具有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体现中国自身价值观的话语体系，从而为中国文艺评论的发展和繁荣打开新的一页。
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渐成社会共识
十八大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调，越来越明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针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表言论，他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曲阜孔子研究院，对中华文化典籍表示了尊敬和喜爱。此事显示新一届党和政府领导人更加注重以文化力量推动社会健康发展。
多角度探讨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和继承发展路径在本年度成为学术热点。2013年各种有关传统文化研究主题的研讨会纷纷举办，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已经举办十届的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首次移师宝岛台湾举行，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了中国传统文化反思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主办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后现代心理应用学术研讨会。学者们在媒体发表的理论文章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高文兵认为，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上有大智，在科学上有大真，在伦理上有大善，在艺术上有大美。在中华民族艰难而辉煌的发展历程中，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始终为国人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认为，在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要注意其“时代融入性”，创造性地进行现代价值转换。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认为，100多年来，我们经历了几次政治和社会动荡，把一些日常的基本的生活样式和风俗习惯都给否定了，要接上过去的传统，把新的文化种植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发出新的内容和力量，比较困难，要特别注重树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理解中国文化。
多位著名诗人逝世，引发学界反思诗歌现状
2013年是中国诗歌界极为悲伤的年度。2月14日，当代杰出诗人、作家雷抒雁逝世，他曾以长诗《小草在歌唱》震动全国。7月22日，中国上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歌最后一位诗人纪弦逝世。9月29日，中国现代诗歌中七月派的著名诗人牛汉先生逝世，他曾被称为“骨头最硬的诗人”。11月12日，中国诗歌学会新任会长、诗人韩作荣因病逝世，享年66岁。悲伤并不掩盖希望。中国当代诗歌正是在这样一批优秀诗人的滋养下，不断接受时代的挑战，在曲折中坚强生长。 8月7日至12日，两年一届的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举行。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已经成为了继波兰华沙之秋、马其顿斯特鲁加等国际诗歌节之后又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诗歌节，已有近12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余名中外诗人参加过活动。11月28日，中坤诗歌奖在北京大学颁发，这一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的国际性诗歌大奖已经举办四届，今年的现场尤为热烈而庄重，中国台湾著名诗人痖弦和波兰著名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荣膺这一荣誉。本年度逝去的诗人形象和声音通过电子屏幕在大会现场得以重现。11月29日，在中国台湾举行的“2013两岸诗会桂冠诗人颁奖礼暨《乡愁》主题交响乐诗会”上，著名诗人余光中、郑敏、姚风、阎安荣获2013两岸诗会桂冠诗人奖，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顾问陈云林、海南省政协主席于迅、海南省委副书记李宪生为4位诗人颁奖。
诗人韩作荣在去世前不久还曾表达对诗歌界的信心，他认为现在是中国新诗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中国的诗人不仅人数上没有减少，而且越来越纯粹，创造力也越来越旺盛。如今的诗人眼界开阔，善于吸收世界各国优秀的文化养分为我所用，创作出的诗歌起点很高。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认为，诗歌有批判的功能，诗人是民族的良心，现在的诗人太关注个人，“社会兴衰、天下兴亡、世界风云都不关心，写诗何为？”著名诗歌翻译家屠岸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诗歌发展的未来表示了坚强的信心：诗歌不像政治、经济、军事那样，直接干预和改变人的现实命运，但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精神世界，用艺术之美纯化着一个民族以至人类的灵魂。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诗歌的声音，就缺乏精神上的丰富和优雅，就不会百花盛开，生气勃勃，就是粗鄙、单调的没有希望之邦，就有沉沦的危险。诗歌常新，人类的生命常新。
正负面道德问题引发社会讨论和思考
2013年是学雷锋活动开展50周年。3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意见》。9月，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结果揭晓，国家领导人接见54名全国道德模范及265名提名奖获得者。在媒体上，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和“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真诚沟通”栏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难忘中国之声——中国榜样栏目不断推出具有道德文化价值的基层普通人的生活故事，打动了亿万观众和听众。3月31日，上海作协副主席、新概念作文大赛创始人赵长天逝世，12月8日，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逝世，这两位文化人物都以高尚的道德赢得世人尊重。
与此同时，公民出境旅游不文明现象、“中国式过马路”陋习、公共交通吵架斗殴等不文明现象，通过新媒体不断暴露出来，受到大众舆论和专家学者的批评和剖析，中国人对公民道德的关注和敏感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集20多年学术积累推出的新著《新纲常——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出版发行。作者期待汲取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神，用“民为政纲、义为人纲、生为物纲”代替“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用“天人关系、族群关系、群己关系、人我关系、亲友关系”代替了传统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的五常伦关系，从而为中国人走出道德困境提供基本的范式借鉴。在学术组织建设上，6月，由东南大学牵头，联合众多单位和研究机构共同组建的“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揭牌成立，中心将通过对公民道德状况、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社会风尚等进行系统调查，每年小调查，两年大调查，五年描绘一次中国道德发展轨迹图，从而建立完整的道德国情数据库。记者 杨晓华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7 17:53
点评小说《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1月01日 05 版）
雷达 进一步“接近现实”
雷达(中国小说学会会长):2013年，长篇小说依然数量浩繁，有人称2013年为“中国长篇小说大年”。这里姑不论其大与小，事实是，许多名家竞相推出长篇新作，带动大量新作品的涌现:贾平凹首次尝试女性主角的《带灯》，马原聚焦遗产纠纷的《纠缠》，韩少功思想家气质浓郁的《日夜书》，文坛老帅王蒙尘封40年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王安忆的《众声喧哗》，林白具有时代感与精神力度的《北去来辞》，余华表现现实的残酷与荒诞的《第七天》，延续苏童惯常的叙述风格和节奏的《黄雀记》，“神实主义”作家阎连科的《炸裂志》，红柯的爱情风暴小说《喀拉布风暴》，还有严歌苓的《毕业歌》。
以上罗列接连不断的出版盛况，是想描述长篇小说的热度和名家竞写的热潮，这似乎是莫言获“诺奖”后的某种集束效应，也是名家们试图保持自己“在场”的努力: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当然名家力作远不止这些。像艾伟的《盛夏》，陈希我的《移民》，乔叶的《认罪书》，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王十月的《米岛》，李凤群的《颤抖》，田耳的《天体悬浮》，路内《天使堕落在哪里》，弋舟的《蝌蚪》，张浩文的《绝秦书》，钟平的《塬上》等等，都是引起反响的作品。
我们看到，除个别作品外，这些作品都表达了进一步“接近现实”，对转型时代复杂现实生活的大胆审美判断，表达出力图对现实发言的强烈愿望，这已成为当下长篇小说的主体格调。我以为这一点很突出，尚没有得到相应的正视，甚至不被提及。余华就认为《第七天》是他“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马原也说:“是因为中国今天的麻烦，很多来源于正在变化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在从没有财产概念的时代走进有财产的时代。”苏童说“《黄雀记》是造街运动的一项大工程，我借它探索香椿树街的魂灵。”阎连科说:“并非我的作品荒诞，而是生活本身荒诞。”而贾平凹更是1950年代的“发言人代表”，一直以关注转型现实而著名。这是一代作家的现实情怀，也是当下消费时代一种亟需肯定的文学书写的积极力量。问题在于，直面时代的勇气和思想艺术能力不逮的问题同时存在着。
白烨 名家变招
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回望2013年的文坛，梳理诸种感受与印象，一个无可替代的关键词凸现出来，那就是“新变”。这一年，作家们的各类创作都在尝试变招，理论批评也在直面新的文学现实中相应变调，网络文学更是在各种合力的推导下深层变异。这一切，使得整体的文坛，在2013年不可避免地显现出诸多新的变动，呈现出繁复多样的新的变局。
在2013年的长篇小说领域，不少文学大家与小说名家都有新作推出，而且都有一定程度的变招。这种小说写法上的适度更新，主要表现为观察生活的视点下沉，作品内蕴极具现实性;叙事文笔质朴无华，表现形式上更具故事性。贾平凹的《带灯》讲述一个名叫带灯的年轻乡镇女干部勉为其难的“维稳”经历，金宇澄的《繁花》，更是类乎以说书的方式汇成了丰繁而鲜活的生活万象与人性百态。饶有意味的，是余华和马原这两位先锋小说家，分别以《第七天》和《纠缠》的新作，作了几乎是摇身一变的新的亮相。值得关注的名家新作，还有韩少功的《日夜书》和苏童的《黄雀记》。出现于2013年的王蒙的《这边风景》，也是一部十分独特的小说文本。其独特，既在于它是失而复得的一部旧作，又在于它的不加修饰的原样推出。
2013年的青春文学，也以一些新锐作家的有意出新，带来令人惊异的欣喜。其中，颜歌的《我们家》和七堇年的《平生欢》最值得注意。近些年来，网络文学在信息科技化、传播多样化、写作平民化、阅读浅俗化的多重因素的合力推导之下，一直呈现出一种作者不断扩充，领域不断扩张、影响不断扩大的基本态势。2013年，不仅这种强劲的势头有增无减，而且还在创作、运营等方面，以贴合网络传媒的自身特点，从自发状态向自立状态不断过渡。
贺绍俊 “70后”咄咄逼人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2013年应该是长篇小说的丰收年，值得一提的有苏童的《黄雀记》、贾平凹的《带灯》、韩少功的《日夜书》、余华的《第七天》。更让人惊喜的是不少“70后”的长篇小说都在这一年出版，显示了他们的咄咄逼人的实力，如路内的《天使坠落在哪里》、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乔叶的《认罪书》、李凤群的《颤抖》、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田耳的《天体悬浮》等。“70后”活跃在文坛的中心舞台，他们的长篇小说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在2013年的长篇小说中，我发现作家们对于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视。
余华的《第七天》出版后引起较大争鸣，也是2013年的一大亮点。余华仿佛是向文学批评的池塘里扔进一块石头，检验一下文学批评还有没有活力。《文学报》的“新批评”栏目和《小说评论》等报刊都为《第七天》组织了系列批评文章，涉及到小说结构、主题表达，以及如何处理现实和新闻资料等多方面的内容。关于《第七天》的争鸣也让人们看到文学理论批评的“及物”性，这也是2013年文学的一个特点。文学批评的“及物”性，也就是文学批评更有针对性，更有鲜明的观点。体现“及物”性的例子还有:《人民日报》组织的“警惕不良文化趋向”系列批评文章，分别对闭门造车、以丑为尚、网络暴力、政绩工程、浮奢之风、技术崇拜、比坏心理、形式主义、价值迷失等九种不良文化趋向进行剖析与批评。《光明日报》开辟“问诊报告文学创作”的栏目，“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短板’进行梳理与总结”，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现状同样不乏尖锐的批评。《文艺报》开辟“聚焦文学新力量——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栏目，陆续对近50位“70后”、“80后”作家的创作进行评述，这些作家目前正活跃在创作前沿，具有较大的创作潜力，完全应该成为文学批评重点关注的对象。
孟繁华 “城市”突围“乡村”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考察当下的文学创作，作家关注的对象或焦点，正在从乡村逐渐向都市转移。即便到了21世纪，乡土文学在文学整体结构中仍然处于主流地位……但是，深入观察文学的发展趋向，我们发现有一个巨大的文学潜流隆隆作响，已经浮出地表，那就是与都市相关的文学。这一现象的出现重要无比:它是对笼罩百年文坛的乡村题材的一次有声有色的突围，也是对当下中国社会生活巨变的有力表现和回响。2013年的短篇小说创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
十年前的2003年，刘庆邦那篇宣言式的小说《到城里去》的女主人公宋家银，嫁给杨成方还只是为了做“工人家属”，那么，到了“保姆在北京”系列，刘庆邦通过保姆的视角，发现了城市深处无数隐秘的存在。“保姆”不仅发现了城市的细胞——家庭生活的外表与真相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城市人心的“恶”。《后来者》(载《十月》2013年5期)写的还是世道人心，还是城里人的冷漠与荒寒。
尽管如此，还有试图进城者绵延不绝前赴后继。付秀莹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书写她记忆中的乡村，近年来她的创作视野也逐渐转移到了城市生活。《曼啊曼》(载《芳草》2013年6期)题目就是慨叹。这一慨叹一言难尽欲说还休。在范小青的《梦幻快递》(载《北京文学》2013年5期)中，城市生活的荒诞性和不可捉摸可见一斑;吴君的《夜空晴朗》(载《中国作家》2013年6期)则是一篇表达城里人归宿焦虑的小说。“80后”作家文珍的《到Y星去》(载《光明日报》2013年8月23日)通过幻想从人间到天堂的故事，写出了现实生活的严酷性。
《曼啊曼》要进城，《后来者》进城受尽屈辱，《梦幻快递》生活恍惚亦真亦幻，《夜空晴朗》归宿难寻无所皈依，《到Y星去》不仅要逃离城市甚至要逃离地球。城市梦和“围城”悖论，就这样在2013年部分短篇小说中被完整地构建起来，从一个方面表达了当下城里人心的不安、惶惑和迷茫的状态。社会生活正在加速变化，某种变化尚未适应，另一变化已然到来。
批大师级人物的追求、遭遇和不同命运，笔力稳健，扎实厚重。徐怀中的《底色》，贺捷生的《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同样写出了历史之重、历史之真。
如何处理现实与历史，如何运用虚构与纪实，是考察创作的重要尺度。回望本年度文学创作时我发现，历史与现实、纪实与虚构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是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处理历史题材，在书写过去经验的时候，很多作家如鱼得水、得心应手;而在处理现实题材、面对当下经验的时候，则有不少作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应对失据。在文学表达方面，今年文坛的一个突出现象是虚构类特别突出的佳作较少，而纪实、非虚构类作品则无论在表达还是在社会影响方面均有超出虚构类作品的态势，这很让人深思。文学书写怎样才能贴近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作家怎样真正让艺术想象腾飞起来，恐怕还有不少考验在前面。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7 17:54
点评报文告学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1月01日 05 版）
何建明 私人化非虚构作品应引起警惕
何建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报告文学学会会长):2013年报告文学作品中有几大亮点，一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比较多，比如王宏甲和刘建的《农民:中国一户农民的百年历史》、陈启文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等作品，都有深刻的思想力和表现力;二是冒出了过去并未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年轻作家;三是更多的女作家充实到报告文学队伍中，写出了优秀力作;四是文本的探索及报告文学外延更为宽泛，无论是“非虚构”还是“纪实文学”的概念，都属于大的报告文学范畴。另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章刊发报告文学，具有标志性意义。中央提出开展以“中国梦”为主题的文艺创作，这对报告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整体看来，2013年有一些作品写得很有深度，比如余艳的《杨开慧》、马娜的《滴血的乳汁》、周国忠的《弟弟最后的日子》等，但仍然缺乏震憾之作，对反映现实的作品驾驭能力差、审视力不够。目前报告文学关注的人物有两类，一是已经树立起来的人物典型，二是凭借自己的判断和眼光去发现小人物，这比纯粹地记录时代更重要。无论是小说还是报告文学，优秀之作都是作家按自己的思维和眼光去关照社会，如果报告文学作家不善于发现，或发现得不够精彩，说明还是功力不够。还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一些所谓“非虚构”作品，写得精彩，其实有虚构的成份，是小说化的“非虚构”，这是报告文学应该严格排斥，私人化非虚构作品不是报告文学本质，这一点应引起警惕。
梁鸿鹰 真相最具打动人心的力量
梁鸿鹰(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梦想是灵魂的声响。在2013年依然风生水起、多姿多彩的文学创作中，中国梦想成为年度书写的重要母题，激情洋溢的作家们把创作与国家蓬勃发展的前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自觉联系在一起，书写中国发展、弘扬中国精神，像贾平凹笔下的带灯这样的形象之所以能够获得广泛认可，就是因为这个每天都要面对棘手问题的乡间女干部心中依然有梦想，有灵魂向上飞升的积极精神追求。王宏甲的《农民:中国一户农民的百年历史》，黄传会的《国家的儿子》等一批报告文学，对国家发展变化、社会历史进步、当代杰出人物进行热情书写，时代特色浓郁、富于激励人心的正能量。真相最具打动人心的力量，中国真相的纪实书写是2013年度文学创作的又一耀眼亮点。阿来的《瞻对:一块终于融化的铁疙瘩》通过追述中央政府200余年间对瞻对土司部落实行控制的历史，重构汉藏交汇之地藏民艰难而独特的生存境域，传达出作家对川属藏族文化的现代反思，思考深入、书写灵动。岳南创作多年的《南渡北归》充分还原历史细节，重彩描绘人物群像，再现抗战爆发后中国学术文化领域——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7 17:54
点评诗歌莫忘顾城张清华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1月01日 05 版）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关于2013年的诗歌，有三点不能忽略。一是诗歌民间力量的充分显现。前些年的喧闹早已不再，网络书写带来的伦理下降也似乎已经终结，反而是诗歌伦理精神与秩序的再度生长，以及资源的重新配置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变化。投资诗歌的“民间资本”越来越多，如今诗歌从编辑到出版，到传播推介、评价评奖，几乎无不是民间人士在资助，在诗歌界几乎有无数个由民间构筑的圈子或平台，它们以各种形式，结合各种力量，以不同的角色生成着今天诗歌日益彰显的良性生态。
二是杨健的《哭庙》。2013年好作品很多，但无法一一列举，只能选一个代表谈一谈，杨健的《哭庙》既可以看做是一部长诗，也可以读为一部诗集。某种程度上看，它与90年代于坚的《0档案》有点可比性，都是以一种刻意杂乱无章的方式，记录个体所感知的历史与成长记忆。
三是一个被忽略了的事件:顾城事件二十周年。对于当代诗歌来说，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有着象征意义的悲剧性事件，不该被世人遗忘。其中含义丰富，首先是一个时代的结束——类似于一个“黄金时代”的终结，我说的是神话与史诗意义上的“黄金时代”，但随之，一个真正收获的“白银时代”到来了，只是而今这个白银时代也早已终结。其次，作为一种诗人的人格类型，顾城属于那种一生也不肯走出“精神的童年”的诗人——这种“黄金时代”才能赋予的一种伟大和自恋的精神镜像的体现，永远不复存在了——在如今，卑微已经成为诗人身份的代名词。这也正是我们时代的诗歌精神。纪念顾城，我们会有更多的感慨。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7 17:55
点评散文没有太多亮点王必胜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1月01日 05 版）
王必胜(评论家):说到散文，想到一句诗，有星无星的夜晚，散文这一年的收成，大致如是。
过往的散文，在经历了前些年的花团锦簇之后，是一种沉静的状态，没有太多的亮点和新景。但也延续着多年来散文的几大文脉，一是历史文化的挖掘，写地域文化，读书思考，或者游历亲闻，这类多从历史中看取人文反思，多年来历久不衰;二是对亲情的书写，这是散文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散文最大的题材优势，同时，也成为散文的文体优势，亲情、友情的书写，是散文有别于其他文学样式，最可发挥和展示的。所以，亲情散文在任何时空下，都是散文的大户;三是面对生活的种种世相，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诸如自然的环保生态，诸如人文的习性情感尊严等，当下更为迫切而廓大的民生与社会问题成为不少散文的主打内容。四是一些节庆纪念成为散文家习惯的感怀触点。举凡此类，在散文的名义下，成为当下这类题材的集中现象。
这是就内容而言的，而在写作手法上，我以为，时下散文最为突出的是纪实性的增强，或者，写实类散文成为一个亮点。纪实性，因读者的喜爱，不同的文学都在倡导。小说和报告文学方面也分离出非虚构文学、纪实文学，引得众说纷纭，评价不一。而散文，这些年，也因为纪实性的增强，有了相当的份量。新近一些作品，沿习此路者是作者对自身生活状态的关注，是对于生活的底层与弱势群体的关注。也有从历史的关节点上切入，纪述人物，抒写大人物的功绩。比如，在革命叙事的作者中，像善于书写老一辈亲人或革命领袖生活与功绩者的贺捷生、梁衡坚持有年，前者写出《木黄木黄木色苍黄》，后者有《文章大家毛泽东》。比如，长期关注农民工的丁燕，写了一系列东莞地区打工者的文字，代表作有《女房主》，比如，李存葆的《乡村燕事》;比如，阿来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比如，新人冯唐的散文系列。新近的散文，我以为芜杂多于佳品，大雅之作少有。也许，杂而芜成就了其鲜活的生命。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8 22:03
偶像的坍塌与文学吹捧怪圈
作者：张定浩
导语：2013年已经走远，《洞见》栏目从文化批评角度，对2013年度的大众文化现象进行总结，涉及文学、诗歌、艺术、思想、戏剧、电影、音乐、词语、城市、身体、女性、生活方式等若干关键词。我们试图通过冷静的解读与回望，为过去的一年存留一份文化档案。
本篇为文学评论家张定浩对2013年小说的一个梳理。这一年几乎全部一线小说家都交出了作品，但无论余华苏童还是阎连科都让人失望。作品中充满了对他人的隔膜，对自我的无明，以及对于女性的缺乏尊重。而不难看出在这背后，是这些年环绕在创作者周围的、由商业利益和苟且放任共同构成的吹捧怪圈。
2013年成为了预料中的长篇小说大年。众多一线小说家都在这一年相继交出了新作，从年头到年尾，喜欢中国当代文学的读者算是狠狠过了一把阅读之瘾，但或许，也是狠狠地失望了一回。以正面强攻现实的名义，诸多成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男性作家所集体暴露出的，却是对他人的隔膜，对自我的无明，以及对于女性的缺乏尊重。这些昔日的文学偶像，一个个都在这一年默默倒塌。
先是余华。《第七天》最大的问题，还不是照搬新闻事件，而是平庸，以及在平庸背后的精明算计。面对《第七天》，人们最为气愤和不可思议的，是目睹一个名作家如此这般的懒惰与投机，他就像那些志得意满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不再致力于如何创造一幅作品，而是愿意炮制一个个能够产生话题效应的观念。其次是马原。去年的《牛鬼蛇神》高开低走，尚且还有昔日光环作为信任的底子，今年出版《纠缠》，甚至连圈内的老朋友们也集体在失望中彻底息声，他们惊讶于一个曾经被视为叙事之王的小说家，如何变得连一个无聊的故事都讲不利索，是江郎才尽，抑或原形毕露，谁知道呢。然后还有苏童。《黄雀记》让我们看到，一位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如何再次艰难地陷没于长篇小说的泥沼之中。苏童在这部新作里回到他似乎最熟悉的南方的穷街陋巷，回到他赖以成名的香椿树街，但给予我们的，却仅仅是某种从房间里向外眺望的封闭姿态。那只黄雀在几个房间里来回飞舞，翅膀被墙壁挡回的痛苦渐渐转化成心安理得的生活，它开始习惯眺望远处的螳螂和蝉，并一次次在假想中吞咽它们。至于阎连科。他似乎一直在挑逗这个共同体中最极端最难以撼动的那些题材，但我们更要赞叹的，是他事实上左右逢源的从容，一方面他是一位引起巨大争议似乎被这个共同体排斥的禁书作者，另一方面却也是这个共同体中诸多文学奖项的常客。因此，新作《炸裂志》的尴尬在于，它既不被赐予禁书的声名，又被排除在获奖名单之外，却让人们见识到，一个作家长久以来号称的对控构的所谓反抗，其实最终不过是对另一种控构的欲求。
但这绝非只是小说家自身的问题。如果有必要，没有人会完全丧失自省，就像没有人会完全避免虚荣一般，自省和虚荣原本同是健全人性之组成。然而，这些年环绕在这些名小说家周围的，由商业利益和苟且放任共同构成的吹捧怪圈，正逐渐令自省日渐懈怠，令虚荣无限膨胀。偶尔，在2013年，我们能看到，这种接近于疯狂的吹捧行为也会走向它的反面，即在某些文学批评类报刊上出现的、另一种疯狂的毫无技术含量的扑咬和攻击。但归根结底，那些吹鼓手和酷评家是一类人，倘若有必要，他们随时可以转身成为对方的一员。这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文学环境，它在自娱自乐和自欺欺人中日渐衰败，被离弃，当然也随之促生了新一轮的翻译和阅读异国文学作品的浪潮。年轻一代的文学读者，宁愿忍受那些翻译语言上的差强人意，只要他能从中感受到一点点、属于健全生命的自由与诚恳。
在贾平凹的《带灯》里，女乡镇干部带灯再怎么完美动人，她的精神世界始终必须依附于一个幻境中的男神；在苏童的《黄雀记》，被玷污过的女性就天然是不洁的，就注定会在这样的不洁中沦为更糟糕的妓女；在余华的《第七天》里，女人既需要主动为爱情献身，也需要承担生活中一切的重负和罪责，而她们热爱的男子则永远无辜，“永远热泪盈眶”；至于阎连科的《炸裂志》，里面更完全只有作为玩物和附庸意义上的女人……在这些年长的男性小说家笔下，我们不断看见一种惊人相似的、自我人格纷纷塌陷的女性命运，而这种命运与其说是来自现实的，毋宁说，是来自写作者内心深处、近乎野蛮和化石般的男权臆想。
2013年秋天，艾丽丝·门罗获得诺奖，对很多中国长篇小说家来讲，这或许又是一次重重的嘲讽。和我们那些习惯将短篇与长篇作势利区判的小说家相反，同样是今年诺奖热门的乔伊斯o卡洛尔o奥茨曾说：“我相信任何短篇都可以改成长篇，任何长篇也都可以缩成短篇，或一首诗。”门罗的作品是奥茨这句话最好的证明。她的很多短篇小说，实际上都拥有长篇的容量，以及诗的密度，它们很难被概括成某个故事，很难提炼出某种主题。门罗的小说都不够聪明，也不够愚蠢，一如世界之所是。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所以文学亦要陈言务去；日光底下无新事，因此写作者唯有修辞立其诚。这两者合在一起，或许就有机会接近世界之所是。在2013年，我们也可以惊喜地发现，有一些极其动人的、呈现出世界之所是的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也出现在我们身边。
比如金宇澄的《繁花》，又比如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这两部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均不在当代小说现有的诸趣味当中。它们都像是一个意外。在生活中，恰恰是那些意外时刻让习以为常的生活忽然变得虚假，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生活和自身，同样，阅读完《繁花》与《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感受，像置身于某种美学习惯的边缘，会有一种自我拓展的不适和愉悦，无论是面对文本，还是面对生活。这两部小说里有新的、没有被暴力和谎言败坏过的中文，有无数嘈杂且真切的活人的声音，又都有力量连通那个正在消失的老中国。某种程度上，《繁花》今年席卷无数文学奖项，正是读者对旧有文学生态的抗议，而《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虽然相对寂寞，但我觉得它或许还要更加丰厚与强健一些，因为它还没有写完，因为那个即将九十岁的老人，依旧在如同朝阳一般地奋笔疾书。
还有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和木心的《文学回忆录》上下册，虽名为回忆，本身也都是好的文学。木心说：“艺术是控制的，自主的。”王鼎钧说：“当有权有位的人对文学灰心了，把作家看透了，认为你成事固然不足，败事亦不可能，他瞧不起你了，他让你自生自灭了，这时候文学才是你的，你才可以做一个真正的作家。”这些看似轻淡的话，自有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辛酸作为底子。关于当代文学，有一种习惯的策略是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时代、社会以及世界潮流，然而无论盛世乱世，作家固有种种此在的限制，但却天然地拥有一种始终无法剥夺的自由，即写出好作品的自由，以及在写不出好作品时沉默的自由。木心和王鼎钧都是懂得沉默的人，在自觉“已没资格参加说谎俱乐部”的年纪，他们努力用词语的真实，来洞见事物的真实。好的文学，往往是作者先拥有了这样的洞见，然后再为其找到最合适表现的文体。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文学从来就没有衰落过，衰落的，只是这种或那种的文体罢了。
他们在垂暮之年依旧健朗清新的存在，还或许能帮助我们扫清长久以来以代际论文学的陈腐言谈。事实上，有很多70后、80后作家一旦尝试摆脱书写自我，尝试直面现实，照样暮气沉沉，毕恭毕敬地遵循文学期刊的普遍趣味。然而70后的路内，和80后的颜歌，却在他们2013年出版成书的小说《花街往事》和《我们家》里，既避免了同辈作者常陷其中的自我书写，也没有重蹈前辈作家向壁虚构的旧辙。他们在小说里对于不同历史年代的观照体察，对于他者世界的理解和呈现，老辣奔放，元气淋漓，诚挚动人，与那些老而弥新的典范一样，他们也同样在致力书写世界之所是。
当黄昏降临，暮色笼罩大地，那一瞬间我们也许会沮丧地失语，但世界一如既往流转不息。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一重重习惯了的隐喻，于是，失语其实意味着放弃用习惯的隐喻方式去理解世界，或许，就在这样的放弃中，新的篝火在四处点起，世界缓缓恢复它的新鲜与明净。
张定浩，1976年生，安徽人。写诗和文章，现居上海。《上海文化》杂志编辑。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10 11:42
2013年文学十大事件盘点
2013-12-27
来源：北京文艺网综合
又到年终盘点时。综观2013年的重大文学事件，回味无穷。小编在这里为您梳理一下。
1.央视“听写大会”掀起汉字书写热
从央视科教频道低调开播到收视飘红，再到挺进央视一套，“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今年夏天在中国中小学生、青年人中掀起了一场汉字书写高潮，连以前很少看娱乐、竞猜、选秀节目的父母们也对这档节目“痴迷”颇深，和电视上的小选手一起挑战每一个汉字书写的乐趣。
今年暑假以来，收看央视节目“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几乎成了很多家庭的“必修课”，以前很少看娱乐、竞猜、选秀节目的父母对这档节目“痴迷”颇深，就为了享受和电视上的小选手一起挑战每一个汉字书写的乐趣。这档汉字听写大会节目从开播之初的“毫不起眼”到几个月后“收视飘红”，甚至在中国中小学生、青年人中掀起了一场汉字书写高潮。
由于汉字本身特有的复杂结构，正确拼写每一个汉字显得略为困难。加之近年来电子产品的普及，通过输入法“打字”成了人们写作、交流的主要方式，越来越少在纸上书写大量汉字，催生了很多人“提笔忘字”的现象。不同于充满着争议价值观和为博眼球而炒作的相亲节目，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传达的是一种正能量，选手们因为他们对知识的追求而走红。
2.全民阅读立法列入立法工作计划
8月初，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称，全民阅读立法已列入2013年国家立法工作计划，争取在年底形成较成熟方案提交国务院，目前已草拟初稿。这标志着提高全民阅读水平的计划，将获得国家立法层面的引导和扶持。
早在今年3月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专门成立了全民阅读立法起草工作小组，草拟了条例初稿。下一步将通过征求部委意见、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地方调研等多种方式，广泛听取各界意见，继续修改完善。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全民阅读工作中需要立法推动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我国国民的平均阅读水平低于世界文化强国水平，需要采取有力的推进保障措施；未成年人阅读状况不容乐观，亟待改善；国民阅读公共资源和设施不足、不均衡；阅读内容良莠不齐，需要积极引导和扶持；全民阅读工作缺乏统一规划、组织保障和经费支持。
3.网络红词“土豪”“大妈”等有望进入牛津
“土豪”和“大妈”都是今年中国网络上当之无愧的热词。在全球化背景下，承载着“文化软实力”的汉语对英语影响力与日俱增。关于“Ｔｕｈａｏ（土豪）”“Ｄａｍａ（大妈）”等中文热词有望以单词形式收录进《牛津英语词典》的消息正是这一影响力的最新注脚。
据媒体报道，牛津大学出版社双语词典项目经理朱莉·克里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例如“Ｔｕｈａｏ”“Ｄａｍａ”和“Ｈｕｋｏｕ（户口）”等词语已经在牛津英语词典编着者的关注范围内。“如果‘Ｔｕｈａｏ’这个词语的影响力持续的话，会考虑在２０１４年的更新中把它加入词典之中。”
有评论称，热词走出国门，根本原因是国家影响力的提升，西方国家对中国从漠不关心到不可忽视，改革开放几十年，西方看中国的眼睛也发生转变，由宏观的国家意识形态转向微观的百姓市井家常，由务实的财经政治动向转向更深层的历史文化品位。
4.第八届作家富豪榜发布
2013年12月2日起，备受关注的“2013第八届作家富豪榜”重磅发榜：编剧作家富豪榜、网络作家富豪榜、漫画作家富豪榜、外国作家富豪榜、作家富豪榜主榜，五大着名榜单由华西都市报逐日发布，1300多家网站滚动热议，央视、新华社、中国日报、辽宁卫视等全国各大主流媒体追踪报道，各大图书网站和实体书店顺势推出作家富豪榜专题、专区，强力拉动了图书销售，据报道，很多平时不买书的读者也纷纷涌向书店，一时间盛况空前。让原本孤独寂寞冷的作家群体和原创文学，一次又一次成为全民话题举世瞩目，让繁忙的国人逐渐找回失落的阅读精神。作家富豪榜创始人吴怀尧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创立作家富豪榜的初衷，旨在推动全民阅读时代到来与文化产业繁荣发展，让作家群体成为时代偶像。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精神产品的提供者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者，作家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尊重与光荣。
2013年第八届作家富豪榜一经发布便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各界态度褒贬不一。有的认为将纯文学陷于尴尬的地位，认为文学不应该和金钱挂钩；有的认为作家富豪榜的发布鼓励了各种文学形式的发展与成熟，繁荣了文化。
5.网络文学的开始正规化与成熟
今年无意是网络文学突破障碍，开始正式的站在大众面前的一年。网络文学的本质也是文学。
10月30日，北京国子监彝伦堂，中国首家培养网络文学原创作者的公益性大学——网络文学大学举办了开学典礼。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被聘为网络文学大学名誉校长，并为网络文学大学的学员上了第一堂课。网络文学大学由中文在线发起成立，联合多家知名原创文学网站共建，为全国网络文学作者提供免费培训。
10月31日，北京文联下属的北京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创作委员会在京成立。唐家三少当选委员会主任。
盛大文学和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正式宣布，启动中国首个网络文学本科专业招生，致力于培养“学院派”写手。授课老师除了王安忆、叶辛等着名作家外，还有网络作家天蚕土豆、血红、骷髅精灵、格子里的夜晚，以及唐家三少。
6.人教社版语文教科书出现错误
人教版语文课本被网友发现了众多错误，顿时引起轩然大波。教科书因此引起了各方的质疑。
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教材出错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事件源于一位老师发现人教社新版初一（七年级）语文课本上有错误，因此将人教社告上了法院，随后，人教社网站上贴出了一则致歉信，根据致歉信，人教社在承认错误的同时承诺在未来积极予以改正。
尽管图书编校允许“差错率不超过1/10000”，尽管《咬文嚼字》也被咬文嚼字过，但无论有多少理由，教材特别是语文教材频现的硬伤，还是让公众难以接受，好在人教社公开承认错误的态度可谓坦诚。教材和词典一样属于规范性的出版物，其影响非一般出版物所能比肩。正如媒体署名评论所言，在任何一个行业和领域，想让老大低头认错都是极其困难的事。
7.图书出版是非多
一度盛行于电影界的广告植入风潮，正向文学领域勇猛挺进。据调查，尤其是一些写当代都市题材的小说家，在作品里植入广告的现象已经比较普遍。这一新闻引发了行业内各方人士的议论，有人认为这种行为会伤害到文学事业；有些人认为文学植入广告和影视植入广告一样，是一个趋势；还有人认为文学植入广告可改善作家生存条件；甚至还有人以明朝作品为例，说明这种形式的广告自古有之。
少儿读物不良内容增多，出版界应有行业自律。近年来，我国各地出版部门为给广大少年儿童提供优秀文化读物，推出了不少精品力作。但是，在少儿读物的出版正在走向繁荣发达的今朝，部分含有淫秽色情、凶杀暴力，和宣传封建迷信，鼓吹金钱至上，向往奢靡享乐等低俗内容的读物却不胫而走，有的甚至开始充斥全国城乡大小书店！这引起了许多学生家长、教师和社会正直人士的严重担忧和不满。
腰封喧宾夺主，成“妖风”。图书腰封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成为大部分图书的必备“装备”，而腰封上的名人也越来越多，宣传语也越来越夸张，诸如“全球最畅销”、“21世纪最惊悚”等词汇已经成了腰封中最基础的“配置”。
8.门罗获诺奖，村上春树再次当炮灰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于瑞典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1时（北京时间10月10日晚7时）揭晓，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击败大热门村上春树获此殊荣。
10月10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爱丽丝·门罗，赞誉她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
瑞典时间12月10日下午，2013年诺贝尔颁奖典礼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现年82岁的文学奖得主门罗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其女珍妮代表母亲也在领奖台上就座。当珍妮代表其母郑重地从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接过诺贝尔奖证书和奖章时，颁奖大厅里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而诺奖文学奖演讲，也将在近年内首次改由视频形式播出。
9.稿费新规征意见
国家版权局从9月23日起就拟定的《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个月过去了，有关这一办法涉及的非约定支付稿酬高低的争论仍在持续。
新规意见一：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应当由当事人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就要依据相关法规来支付。现行的非约定稿酬支付标准依据的是1999年发布施行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原创作品的基本稿酬为每千字30至100元，征求意见的《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则将这一标准提高至100至500元。作者出版方各执一词，出版社认为稿酬过高或提书价，作家则认为稿酬低限还应提高。
新规意见二：征求意见的办法中规定，在数字或者网络环境下使用文字作品，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使用者应当参照本办法规定的付酬标准和付酬方式付酬。并且网络文学作品稿酬标准理应规范。
10.阿多尼斯来中国对话莫言
被誉为“当今阿拉伯世界的精神脊梁”叙利亚着名诗人阿多尼斯今年来中国，在北师大与莫言完成了世纪对话。
8月13日，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来到北京与中国文学家莫言展开了一场主题为“从伤口长出翅膀：文学在古老东方的使命”的对谈。阿多尼斯与莫言都认同一个创作原则——站在人性的角度写作。
阿多尼斯认为有关文学的使命、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存在很大的分歧，因此他更愿意去谈自己的一些经验和体验。阿多尼斯称，他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愿意使用“人民”“祖国”这样的字眼，而更愿意使用“人”，诗歌应该是诗人与读者的一种相会。同时，阿多尼斯认为任何人都不能说很了解自身，这点恰恰是人的幸运，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诗人的写作目的首先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身、他人、世界。对于他来讲，写作意味着一种探索，一种对自我、对他者、对世界的探索。
莫言认为，站在人的角度上的写作，毫无疑问是小说家和所有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必须遵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一旦诗歌、小说具体到跟意识形态等量齐观一样高的层面上，我想这种艺术就失去了它超脱于现实的意义。所以好的诗歌应该是超越时空的。”
莫言称中国作家的作品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的关注，所以作品的翻译是整个作家人群面对的一个问题。阿多尼斯认为文学作品中，诗歌的翻译相对于小说更难。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结构，诗歌的翻译者要破坏原有的结构去建立一种相似的结构，从这种意义上说翻译就意味着叛逆，为了忠实原则而叛逆。诗歌的翻译者必须是诗人，但是小说的翻译者不一定是小说家。
对于思想者权势者必然存在矛盾这一现象，阿多尼斯用穆罕默德的一句话“知识虽然远在中国，也当求之”，莫言说：“创作者和权势的较量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方面，但是不能代表整个历史的全部，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非常复杂、立体，伟大的思想家不屑于跟他们斗争。我们看到每个时代，权势者总是和思想者之间存在矛盾，这是每个朝代都没法改变的。当然把历史简化成单线条或者简单的表述是难以概括的。”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13 11:25
中国小说学会2013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揭晓 2014年01月12日 作者：蒋芳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南京１月１２日电（记者蒋芳）中国小说学会２０１３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１１日在江苏兴化揭晓。２５部上榜作品展现了中国小说界新世纪以来良好的创作态势和繁荣景象。
据悉，来自全国各地的２８位评委，在力求公平、公正、准确的原则下，经过一天严肃认真、细致深入的遴选和讨论，遵循严格的投票程序，最终评出２５部上榜作品。计有长篇小说《黄雀记》（苏童）、《认罪书》（乔叶）、《带灯》（贾平凹）、《天体悬浮》（田耳）、《日夜书》（韩少功）五部，中篇小说《长河》（马金莲）、《红星粮店》（刘鹏艳）、《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方方）等十篇，短篇小说《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艾伟）、《火锅子》（铁凝）、《醉意》（张惠雯）等十篇。
中国小说学会会长、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认为，２０１３年的中国小说，继续保持着新世纪以来良好的创作态势和繁荣景象。许多深孚众望的名家大家，笔耕不辍，苦心经营，不约而同推出新作，长篇领域宛如井喷，佳构迭现。而广大青年作家英姿勃发，更是表现出旺盛的创作活力。他们强调对生活的真切体验，孜孜研习叙事技巧，艺术视野也空前开阔，尤其在描绘人的坚韧的生存和绵长的命运，传达丰富驳杂的城市经验，以及同代人的精神成长历程等方面，奉献出众多具有丰厚内涵和独特情思的精彩作品。这一点，在中、短篇领域体现得尤其鲜明和突出。总体来看，在２０１３年的小说创作中，作家们呈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人生关怀和创造精神。
坚守着“历史深度、人性内涵、艺术创新”的价值立场和艺术尺度，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小说排行榜活动迄今为止已持续进行十三届，通过密切关注、及时总结和科学研究中国当前小说的创作成就，在海内外均赢得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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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13 22:29
偶像的坍塌与文学吹捧怪圈
作者：张定浩
导语：2013年已经走远，《洞见》栏目从文化批评角度，对2013年度的大众文化现象进行总结，涉及文学、诗歌、艺术、思想、戏剧、电影、音乐、词语、城市、身体、女性、生活方式等若干关键词。我们试图通过冷静的解读与回望，为过去的一年存留一份文化档案。
本篇为文学评论家张定浩对2013年小说的一个梳理。这一年几乎全部一线小说家都交出了作品，但无论余华苏童还是阎连科都让人失望。作品中充满了对他人的隔膜，对自我的无明，以及对于女性的缺乏尊重。而不难看出在这背后，是这些年环绕在创作者周围的、由商业利益和苟且放任共同构成的吹捧怪圈。
2013年成为了预料中的长篇小说大年。众多一线小说家都在这一年相继交出了新作，从年头到年尾，喜欢中国当代文学的读者算是狠狠过了一把阅读之瘾，但或许，也是狠狠地失望了一回。以正面强攻现实的名义，诸多成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男性作家所集体暴露出的，却是对他人的隔膜，对自我的无明，以及对于女性的缺乏尊重。这些昔日的文学偶像，一个个都在这一年默默倒塌。
先是余华。《第七天》最大的问题，还不是照搬新闻事件，而是平庸，以及在平庸背后的精明算计。面对《第七天》，人们最为气愤和不可思议的，是目睹一个名作家如此这般的懒惰与投机，他就像那些志得意满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不再致力于如何创造一幅作品，而是愿意炮制一个个能够产生话题效应的观念。其次是马原。去年的《牛鬼蛇神》高开低走，尚且还有昔日光环作为信任的底子，今年出版《纠缠》，甚至连圈内的老朋友们也集体在失望中彻底息声，他们惊讶于一个曾经被视为叙事之王的小说家，如何变得连一个无聊的故事都讲不利索，是江郎才尽，抑或原形毕露，谁知道呢。然后还有苏童。《黄雀记》让我们看到，一位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如何再次艰难地陷没于长篇小说的泥沼之中。苏童在这部新作里回到他似乎最熟悉的南方的穷街陋巷，回到他赖以成名的香椿树街，但给予我们的，却仅仅是某种从房间里向外眺望的封闭姿态。那只黄雀在几个房间里来回飞舞，翅膀被墙壁挡回的痛苦渐渐转化成心安理得的生活，它开始习惯眺望远处的螳螂和蝉，并一次次在假想中吞咽它们。至于阎连科。他似乎一直在挑逗这个共同体中最极端最难以撼动的那些题材，但我们更要赞叹的，是他事实上左右逢源的从容，一方面他是一位引起巨大争议似乎被这个共同体排斥的禁书作者，另一方面却也是这个共同体中诸多文学奖项的常客。因此，新作《炸裂志》的尴尬在于，它既不被赐予禁书的声名，又被排除在获奖名单之外，却让人们见识到，一个作家长久以来号称的对控构的所谓反抗，其实最终不过是对另一种控构的欲求。
但这绝非只是小说家自身的问题。如果有必要，没有人会完全丧失自省，就像没有人会完全避免虚荣一般，自省和虚荣原本同是健全人性之组成。然而，这些年环绕在这些名小说家周围的，由商业利益和苟且放任共同构成的吹捧怪圈，正逐渐令自省日渐懈怠，令虚荣无限膨胀。偶尔，在2013年，我们能看到，这种接近于疯狂的吹捧行为也会走向它的反面，即在某些文学批评类报刊上出现的、另一种疯狂的毫无技术含量的扑咬和攻击。但归根结底，那些吹鼓手和酷评家是一类人，倘若有必要，他们随时可以转身成为对方的一员。这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文学环境，它在自娱自乐和自欺欺人中日渐衰败，被离弃，当然也随之促生了新一轮的翻译和阅读异国文学作品的浪潮。年轻一代的文学读者，宁愿忍受那些翻译语言上的差强人意，只要他能从中感受到一点点、属于健全生命的自由与诚恳。
在贾平凹的《带灯》里，女乡镇干部带灯再怎么完美动人，她的精神世界始终必须依附于一个幻境中的男神；在苏童的《黄雀记》，被玷污过的女性就天然是不洁的，就注定会在这样的不洁中沦为更糟糕的妓女；在余华的《第七天》里，女人既需要主动为爱情献身，也需要承担生活中一切的重负和罪责，而她们热爱的男子则永远无辜，“永远热泪盈眶”；至于阎连科的《炸裂志》，里面更完全只有作为玩物和附庸意义上的女人……在这些年长的男性小说家笔下，我们不断看见一种惊人相似的、自我人格纷纷塌陷的女性命运，而这种命运与其说是来自现实的，毋宁说，是来自写作者内心深处、近乎野蛮和化石般的男权臆想。
2013年秋天，艾丽丝·门罗获得诺奖，对很多中国长篇小说家来讲，这或许又是一次重重的嘲讽。和我们那些习惯将短篇与长篇作势利区判的小说家相反，同样是今年诺奖热门的乔伊斯o卡洛尔o奥茨曾说：“我相信任何短篇都可以改成长篇，任何长篇也都可以缩成短篇，或一首诗。”门罗的作品是奥茨这句话最好的证明。她的很多短篇小说，实际上都拥有长篇的容量，以及诗的密度，它们很难被概括成某个故事，很难提炼出某种主题。门罗的小说都不够聪明，也不够愚蠢，一如世界之所是。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所以文学亦要陈言务去；日光底下无新事，因此写作者唯有修辞立其诚。这两者合在一起，或许就有机会接近世界之所是。在2013年，我们也可以惊喜地发现，有一些极其动人的、呈现出世界之所是的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也出现在我们身边。
比如金宇澄的《繁花》，又比如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这两部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均不在当代小说现有的诸趣味当中。它们都像是一个意外。在生活中，恰恰是那些意外时刻让习以为常的生活忽然变得虚假，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生活和自身，同样，阅读完《繁花》与《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感受，像置身于某种美学习惯的边缘，会有一种自我拓展的不适和愉悦，无论是面对文本，还是面对生活。这两部小说里有新的、没有被暴力和谎言败坏过的中文，有无数嘈杂且真切的活人的声音，又都有力量连通那个正在消失的老中国。某种程度上，《繁花》今年席卷无数文学奖项，正是读者对旧有文学生态的抗议，而《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虽然相对寂寞，但我觉得它或许还要更加丰厚与强健一些，因为它还没有写完，因为那个即将九十岁的老人，依旧在如同朝阳一般地奋笔疾书。
还有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和木心的《文学回忆录》上下册，虽名为回忆，本身也都是好的文学。木心说：“艺术是控制的，自主的。”王鼎钧说：“当有权有位的人对文学灰心了，把作家看透了，认为你成事固然不足，败事亦不可能，他瞧不起你了，他让你自生自灭了，这时候文学才是你的，你才可以做一个真正的作家。”这些看似轻淡的话，自有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辛酸作为底子。关于当代文学，有一种习惯的策略是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时代、社会以及世界潮流，然而无论盛世乱世，作家固有种种此在的限制，但却天然地拥有一种始终无法剥夺的自由，即写出好作品的自由，以及在写不出好作品时沉默的自由。木心和王鼎钧都是懂得沉默的人，在自觉“已没资格参加说谎俱乐部”的年纪，他们努力用词语的真实，来洞见事物的真实。好的文学，往往是作者先拥有了这样的洞见，然后再为其找到最合适表现的文体。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文学从来就没有衰落过，衰落的，只是这种或那种的文体罢了。
他们在垂暮之年依旧健朗清新的存在，还或许能帮助我们扫清长久以来以代际论文学的陈腐言谈。事实上，有很多70后、80后作家一旦尝试摆脱书写自我，尝试直面现实，照样暮气沉沉，毕恭毕敬地遵循文学期刊的普遍趣味。然而70后的路内，和80后的颜歌，却在他们2013年出版成书的小说《花街往事》和《我们家》里，既避免了同辈作者常陷其中的自我书写，也没有重蹈前辈作家向壁虚构的旧辙。他们在小说里对于不同历史年代的观照体察，对于他者世界的理解和呈现，老辣奔放，元气淋漓，诚挚动人，与那些老而弥新的典范一样，他们也同样在致力书写世界之所是。
当黄昏降临，暮色笼罩大地，那一瞬间我们也许会沮丧地失语，但世界一如既往流转不息。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一重重习惯了的隐喻，于是，失语其实意味着放弃用习惯的隐喻方式去理解世界，或许，就在这样的放弃中，新的篝火在四处点起，世界缓缓恢复它的新鲜与明净。
张定浩，1976年生，安徽人。写诗和文章，现居上海。《上海文化》杂志编辑。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19 11:28
2013年报告文学：在韬光蓄力中寻求突破
李朝全
2013年的中国，是一个在韬光养晦中蓄力、在调整整顿中前行的阶段。这一年的报告文学同样在蕴蓄力量，努力在题材、内容、人物、样式、结构、语言、观念等各方面寻求创新、开拓，为这种特殊文体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
呼应时代，奏响强音
报告文学是时代的敏感神经，当今中国，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当然是“中国梦”。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也是每个个体事业成功、人生出彩的梦 想。王宏甲、刘建的《农民——一户中国农民的百年历史》通过描写广东湛江茂德公家族寻常而曲折的发家奋斗历程，折射出中华民族几代人孜孜憧憬并逐步实现的 小康梦想。何建明继续自己对改革开放重大题材的书写，他的长篇报告文学《江边中国》通过对长江边一个小村庄——江苏永联村数十年翻天覆地变革进程的书写， 揭示了中国梦、小康梦在实干得力的改革带头人的引领下变成现实的过程。他的短篇报告文学《让大海告诉你》反映辽宁省沿海经济带的改革巨变，《心声》则表现 改革在全面蹚进深水区之后，人们的热切心愿与期待。李玲修的《乒乓中国梦——走进蔡振华团队》试图通过全面记录蔡振华与中国乒乓球紧密关联的生涯，揭示作 为乒乓大国和强国的中国运动员如何为了祖国荣誉和人民信任而戮力奋战的场景，从极具代表性的体育视角来表现中国梦的实现与辉煌。纪红建的《冠军——一个国 家级贫困县的“中国梦”》则反映了湘中安化这样一个贫困县如何在体育事业方面孜孜以求，培育出龚智超等一批全国和世界冠军的故事。
在反映新鲜事物和事件方面，一合、薛景辰的《红脸——中国审计在行动》与蒋巍的《审计之剑》都是关于近年来“审计风暴”形象描述的文本。与当年 的《黑脸》相呼应，一合和薛景辰合作推出《红脸》聚焦国家财政、金融、经济命脉的守护者——审计干部，将他们视为与关公一样忠诚守职的典型。傅宁军的《淬 火青春——大学生从军报告》一书，突出表现了大学生从军实际上是一种青春的选择，一种命运的抉择。陈新的《探海蛟龙》描述近年来中国深潜工程的巨大进展， 为读者了解我国“蛟龙号”及海洋深潜这些尖端科技打开了一扇窗户。蒋巍的《中国能源的“秘密武器”——神华集团“煤制油”揭秘》为读者揭开了“煤制油”这 一新事物的神秘面纱，并将其作为国家能源发展战略之一给予了热情的赞颂。
对时代先锋或英雄模范等先进人物的刻画与塑造，是报告文学创作的常规内容与主题。在描写沈飞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歼-15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 生平事迹方面，有黄传会的长篇纪实《国家的儿子》、李春雷的短篇纪实《我的中国梦》和周建新的《最后的战场——罗阳在“辽宁舰”的日子》等。黄传会通过切 实深入的采访，以大量感人的细节刻画了一个真实可信的罗阳；李春雷则从中国梦的角度切入，重在揭示罗阳、航母演练与海军实现中国梦之间的关联，用剪影式的 镜头聚焦罗阳生前身后的闪光时刻。《光明日报》记者王国平为北川县因故英年殉职的副县长兰辉动情地写下了《一枚铺路的石子》，广受好评，彰显了新闻记者在 采写报告文学方面的优长。卞毓方的纪实作品《寻找大师》记述了自己与海内外众多文化大师级人物的接触交往，刻画了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提出了在这个百业 待兴的文化大发展年代中，呼唤大师、寻找大师的迫切性与重要性。郝敬堂的《芳草地》则以北京朝外社区志愿者作为描写对象，将他们视为都市中可贵的芳草地进 行热情的倡扬。
民生报告与社会问题纪实
中国报告文学历来具有关注国计民生的优良传统。2013年的报告文学中，民生报告和社会焦点热点问题纪实，依旧深受读者欢迎和喜爱。
本年度的“水利报告”格外引人注目。陈启文独行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以长江、黄河、珠江、淮河、海河、辽河、大运河等7大水系作为书写的对象， 亲临现场踏访，写出了洋洋60余万字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深刻反思当下中国水枯竭、水污染等水资源危机，对保持经济社会和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提出 严重警示。秦岭专注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写出了《水之殇》《在水一方》。裔兆宏是近年来创作势头强劲的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近期接连推出《中国志愿者》 《国家情怀》《美丽中国样本》，3部长篇报告文学分别聚焦志愿者群体、援疆工作和南水北调工程。既有对普通人群体的关注与描写，更有对国家行动、国家决 策、国家工程的反映和描述。靳怀春深入发掘三门峡水利枢纽前世今生历史的《悲壮三门峡》，试图对历史的功过是非进行个人化的评点与反思。丁春的《博斯腾湖 源流》关注新疆腹地河流与生态资源，揭示了生态与人的密切关系及保护好脆弱生态系统的紧迫性。
食品安全长期以来都是报告文学关注的热点。赵德发的长篇纪实处女作《白老虎——中国大蒜行业内幕揭秘》全面回顾和讲述了大蒜事件经过、反映大蒜 行业实情、刻画与其相关当事人形象，内容丰富而生动。作家深入反思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世道人心出了什么问题。吴恒的《舌尖上的安全》 则对当前食品安全状况进行一一梳理，对近年来的食品安全事件进行了逐一解剖，颇具现实针对性。咏慷的《中国殡葬报告》题材独特，反映了殡葬行业的种种乱 象，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丁燕的《低天空：珠三角女工的痛与爱》和《工厂女孩》以自己在广东东莞200天的工厂生活为依凭，通过深切描写南方工厂里这些“80后”、 “90后”女孩的青春、爱情和梦想，表现她们艰难却不肯屈服的生存状态，打开底层生活的某些真相，是转型社会一个鲜活报告文本，也是解读工业化进程的生动 读本。王伟举的《转型中国：东莞进行时》则是一份中国城市经济社会转型的调查报告，他不回避东莞在高速发展进程中曾经出现过或存在着的种种恶谥和各种社会 问题，不回避这座城市的阴暗面，亦是对当下社会转型的分析与反思。
涂俏的《大陆孕妇赴港生子纪实》揭开了赴港生子复杂的利益链及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生动好读。贺小晴的《艰难重生路——汶川大地震丧子家庭再生 育纪实》反映了2008年大地震后，丧子家庭如何从废墟上站起来，重新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开始新生活的艰难路程，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刘广雄、李海啸的 《闯海记》是关于我国开发南海历史特别是南海渔业发展历史的弥足珍贵的文本。作者从描写解放海南岛起笔，一直写到2012年我国成立三沙市，加强对南海主 权的管辖，贯穿起我国南海海域纷纭复杂的外交、军事事件，从而赋予了作品庞杂而丰富的内涵。
在教育、法制等题材方面，王敬东的《“囚犯”的救赎》首次揭开当前法院审理审判过程中依旧存在的大量“冤假错案”，采用的“揭秘”“曝光”式的 叙事。通过对那些典型案例的深入剖析，反思健全法制、依法治国的迫切性。向思宇的《中国代课教师》则为数十万曾经无私奉献的代课教师立传代言，为那些为民 族国家作出重要贡献的普通人发声，体现出作者可贵的社会责任担当。
历史纪实与往事钩沉
历史题材作品在报告文学中占有很大比例，也是最易受读者欢迎和拥趸的一种题材。历史纪实和传记作品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文献、史志、认识和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价值。
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本年度出现了一批与毛泽东有关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余艳的《板仓绝唱——杨开慧手稿还原毛泽东爱情》通过披 露杨开慧当年的日记手稿，考证她与毛泽东的爱情历程，内容真实可信，人物炽热的情感力透纸背，很好地补白了一段史实。丁晓平的《毛泽东的乡情世界》和梁衡 的《毛泽东怎样写文章》则分别从毛泽东与乡亲、亲人们的亲切交往及其如何撰写各类文章两个独特的视角，揭示了一代伟人深广丰厚的内心世界，令人看到了伟人 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卜谷《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的主人公是一位至今健在、已经102岁的女红军。她独自为毛泽覃守灵77年，最终挖开坟冢却是一座空墓， 这使她的经历更蒙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马娜的《滴血的乳汁》从苏区“奶妈”切入，描写了那些用自己的乳汁哺育红军后代的平凡女性，揭示敌人的凶残、狠毒与 “奶妈”们的温柔、大爱，在硬与软的鲜明对比中歌颂了无私无畏的母性。裔兆宏的《历史的选择：张闻天在延安》则是关于延安时期的红色文本，对革命领袖与革 命事业关系的描述真切可信。
在历史题材创作上，作家们特别重视新视角和新思考，赋予自己的作品以鲜明的历史理性色彩。薛媛媛的《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追本溯源，还原历史真 实，是对共和国橡胶开发史和经济发展史的一段补白。张雅文《百年钟声——香港启示录》生动地回顾了香港被英国侵占直至顺利回归155年的历史，以历史的关 节点为线索，连接起香港回归前后的变化，对香港社会存在的五光十色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可观的反映和思考。纪红建的《人民的记忆——华国锋的湖南情缘》则对被 遮蔽或妖魔化的历史进行了一次重新书写，从领袖与百姓关系的视角还原了一位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相信会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杨文学的《叩拜沂 蒙》、纪红建的《沿着雷锋的足迹》都有重新审视历史、审视历史人物的意味和价值，亦是对革命传统、高尚精神及人格的一种弘扬与倡导。
革命历史题材之外，其他历史题材也备受报告文学作家的关注。叶广芩的《张家大哥》是对陕商历史的追访与记述，作者以田野调查式的深入采访，试图 复原陕商群体的历史面目。张培忠的《海权战略：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纪事》用历史理性的笔触，从海权战略的角度入手，重新梳理和书写了郑芝龙与郑成功的 海上历史，对于我国今天的海洋战略、海上维权等都有鲜明的借鉴与启示意义。阿来的非虚构纪实作品《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通过对甘孜州一个叫瞻对的小村落 居民生存的描写和对藏民与政府当局关系的变化过程的描述，反映康巴地区200年传奇般的历史，故事跌宕起伏，人物性格鲜明，作家的笔墨老到娴熟，为非虚构 创作提供了许多新鲜经验。林那北的《宣传队》则通过叙写亲身经历与感受，对过去长期存在的“宣传队”这一独特的社会事物进行个人化的描写，为历史留下了一 段印记。李青松的短篇纪实《牙香街》用散文化的笔触，描述了东莞这座因莞香而得名的城市与香料的历史渊源，反映了东莞城市发展的新成就。
“私叙事”与人物传记
传记方面，本年度最突出的新现象是出现了很多“私叙事”——个人或家族叙事类作品。
陈希米的《让“死”活下去》讲述爱人史铁生远去之后，自己寂寥孤独却又丰沛充盈的内心。“让‘死’活下去”，就是要让死不再成为阴阳阻隔、天人 两界的分水岭，就是要跨越生死，搭建起生者与亡者心灵对话的桥梁，这种决绝的坚忍与努力，令人感佩。周国忠的《弟弟最后的日子》也是一部与亡灵的对话书， 是作者直面死亡的思索。弟弟被确诊为肝癌晚期之后，一家人戮力同心，共同挽救弟弟的生命。那是一次无望的宿命式拯救，其中既有弟弟自我的救赎，也有哥哥、 嫂子、妻子和母亲、女儿通过亲情的纽带、借助传统伦理道德和传统文化的力量对“弟弟”不舍弃不放弃的挽救。一家人面对死亡即将来临时所表现出的淡定、从 容、同舟共济，尤其令人动容。
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讲述了自己少年时期的经历，有关于当年的人、事和各种事物的生动描述，折射出一个特殊时代的鲜明烙印。温立三 的《怀念父亲》为我们描写了一个寻常却又可亲可敬的父亲。籍满田的《晴雨路干湿》讲述了一个迷途知返、浪子回头的故事，主人公因为赌博欠下巨债，最终幡然 醒悟、洗心革面、自立自强，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人们觉醒悔悟任何时候都不会晚，具有醒世的作用。周涛口述的《追赶自己的鞋子》是作者生平的简传，保留了众多 关于特定年代的特殊有趣的记忆，可以看出作者深刻的自省意识。杨晓升、马克燕的《2011年，美丽的遗憾——回眸女儿的求学历程》是关于作者女儿当年求学 过程的回述，贴近生活实际，对反思当前教育现状有启迪意义，对家长的家庭教育亦有启发。陈亚珍的《谁在守约》通过描述原晋中地委书记裴庆生的苦难童年、辛 酸婚姻、克己尽职、两袖清风的人生，刻画了一位终生遵循自己理想与信念的地委书记，具有很强的文学感染力。
施昌学的《海军司令刘华清》、王云林的《落叶——陈大戈传记》分别涉及海军领域和老红军题材，内容生动丰富，具有自身殊异的价值。张艳茜的《路 遥：平凡世界里的人生》为读者描述了一位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作家形象。王必胜修订再版的《邓拓评传》在叙事中兼有评价与议论，刻画了一位耿直有为的文人 知识分子典型。作家出版社推出首批10部《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由王充闾、周汝昌、陈世旭、徐刚等名家创作关于庄子、曹雪芹、王羲之、施耐庵、李煜、顾 炎武、梁启超等名人传记，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2013年的中国报告文学基本上处于一种韬光养晦、积蓄力量的阶段，其中涌现了一批在题材内容、主题及表现方式方面尝试创新与突破的作品。在受到“非虚构创作潮”冲击的同时，报告文学亦在努力重寻自身的定位，在日渐逼仄的市场空间的挤压下，谋求新变与新生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19 11:36
题材的兴衰与文学的转型
——2013年短篇小说述评
段崇轩
文学转型中的短篇小说
对短篇小说来说，2013年是一个值得庆祝、自豪的年度。加拿大82岁的女作家艾丽丝·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用八个字作为授奖词，称她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而评论界早已给她戴上了“加拿大的契诃夫”桂冠。世界级的文学奖给予一位终身从事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且尊称“大师”，这无疑是一个轰动性的文学事件，其背后的意义是极为丰富的。门罗说：“我得奖对于短篇小说来说也意义非凡。我希望人们能够意识到短篇小说是重要的艺术形式，让短篇小说还原它本来的地位。”① 这一文学事件，在中国的反响也格外强烈。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的短篇小说传统的国家，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短篇小说风光不再，而长篇小说、纪实文学等走俏文坛。短篇小说的式微，极大地影响、削弱着整个文学生态。新世纪初就有评论家、作家喊出：“重振短篇小说”的口号。人们期望借门罗的获奖，校正长篇小说独大的文学态势，恢复短篇小说的重要位置，提升整个社会的审美境界。
2013年的文学“气候”依然“风调雨顺”，短篇小说依然成果累累。比之往年，既无突破、也无退步。但当你仔细梳理、分析这一年的收获，会逐渐发现，短篇小说的题材比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并非现在才有，而今年显得格外突出。那就是乡村题材小说数量锐减，且质量有所下降；而城市题材小说明显增加，且质量呈上升态势。乡村题材小说自然不乏厚重、成熟之作，但它在内容、主题等方面，似乎已找不到新的“生长点”。城市题材小说整体显得清浅、琐碎一点，但它视野开阔、内容丰富、写法多样，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我们并不赞同“题材决定论”，但在某些时候，题材的兴衰、变化，又确实反映了社会的变动和文学的走向。乡村题材和城市题材的一衰一兴之间，又恰恰表现了中国社会从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时代转型。社会在转型、文学在转型。这种转型早已开始，正在进行。这是文学的宿命。短篇小说是时代的“风向标”，社会和文学的转型，敏感地体现在它的“摆动”中。正如贺绍俊所说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文学上引以自豪的是乡土文学。但新世纪以来，情况悄悄发生了变化。当下的文学创作，不仅早已不是乡土文学的一统天下，而且都市文学迅猛发展，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中短篇小说代表着小说的文学性标杆，因此可以从中短篇小说的现状判断都市文学的走势。翻开各类文学期刊，反映都市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占有大多数。从年轻作家的选择重点看，近些年涌现出的年轻作家，他们多半选择的是都市生活题材。这一点特别突出表现在70年代出生的作家以及80后的身上，这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知识结构有关。”② 中国文学已进入一个乡村文学衰微而城市文学兴盛的时代，这大约是毋庸怀疑的了。
社会的转型影响、带动着文学的转型。文学的转型又深化、校正着社会的转型。如果说，80年代农村的改革开放，打破了保守、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农村和农民走向了市场经济大潮的话。那么，90年代之后的城市发展，则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使国家进入了全球化格局。而今天，城乡协调发展、加速推动城镇化战略，又将中国推向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启动一个规模更广、难度更大、时间更长的特大型举国工程。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新世纪以来的短篇小说，城市题材不断成长、壮大，已然渐成主角，而乡村题材虽然还在坚守，但衰弱之势已现。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建设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表现。
乡村题材短篇小说毕竟有着强劲的传统，佳作还是不少。一年来，中青年作家不懈耕耘，涌现了贾平凹《倒流河》、朱庆和《回乡曲》、王保忠《安魂》、马金莲《项链》、付关军《回乡记》、杨遥《刺青蝴蝶》、温亚军《崖边的老万》、余同友《白雪乌鸦》、张国增《唐二狗的两次死亡》、阎连科《把一条胳膊忘记了》等一批优秀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它虽然保持着一定的思想和艺术水准，但从内容到形式，已很难看到新的拓展。城市题材小说近年来有一种勃发之势，一年来中青年作家特别是七八十年代的新锐作家，潜心创作，出现了毕飞宇《大雨如注》、邓一光《轨道八号线》、鲁敏《当我们谈起星座》、孙频《掮客》、刘树生《丙午八月祭》、付秀莹《醉太平》、徐则臣《成人礼》、贺奕《五道口贴吧故事》、蒋一谈《林荫大道》、刘庆邦《我有好多朋友》、邵丽《小舅舅死了》等一系列精品力作。它的题材领域在拓展、思想内涵在深入，表现方法在不断丰富。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局限和问题，特别是思想视野的狭窄和文化意识的匮乏，已成为严重的“瓶颈”，阻碍着城市小说的发展。
乡村题材的衰退与新的“生长点”问题
对独尊文坛近百年的乡土、乡村文学的衰退，许多评论家、作家都表现出一种很复杂的思想情感。贾平凹在最近一次记者访谈中说：“至于说乡土文学将来具体怎么发展，当然以前的写法估计就不可能再有了，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过去多少年取得成就的主要是在乡村文学上，我估计将来慢慢再过一两代人，这种文学类型慢慢就消退了。”他又说：“不过消亡我觉得不可能。乡土的东西肯定不会再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但乡土文学也不是很快就会消失，大量农村还在，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村文明的思维、生活方式还在，只要土地在、思维在，那农村的东西都还会在。”③ 农村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农民是一个根基性的群体。有农村、农民在，就会有乡土、乡村文学产生。但这一地域和群体正在逐渐城镇化、城市化，就势必会出现乡村文学的衰落。但这一过程是漫长的、悲壮的，它同样会孕育杰出的文学。贾平凹、莫言的代表性小说正是表现乡村陨落的“挽歌”文学。而未来的城镇化、城市化，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纽结与融合，乡村文化还会以另一种形态存在，乡土、乡村文学就依然会延续下去。
从2013年的乡村题材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对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多方面展示，特别是对农村和农民命运的揭示，它昭示了农村不可阻挡的衰落之势以及对发展的寻求，表现了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多变命运。贾平凹在长篇小说间隙中创作的短篇小说《倒流河》，虽然篇幅较长有18000字，艺术上也不够精雕细刻，但它无论如何是乡村题材创作上的一篇力作。小说讲述了市场经济时代的农村，一条倒流河南岸的河南农民跑到河北岸的河北山里挖煤、当煤老板的曲折故事。倒流河是一方地域风景，也是一个文学象征。它暗示了社会有时并不会按照预定方向发展，常常会出现倒流现象。就像农村和农民，人们怀揣理想去追求、打拼，有时理想实现了，但倏然间又破灭了，历史又回到了过去。在变幻莫测的社会运行和市场经济中，农村、农民都很难主宰自己的命运。小说用质朴的写法，刻画了立本与顺顺一对农民夫妻形象。他们能吃苦、敢冒险，从挖煤工到煤老板，由穷变富，实现了经济、人格的自尊。他们善良而慷慨，大行善事，支援教育、出资修路。他们固守着传统观念和行事方式，丈夫要弄一个县政协委员，妻子要在村里广结善缘，还要修一座祠堂似的老屋光祖耀宗。但在全球化的经济危机中，他们忽然间就陷入了经济、信誉乃至人际的重重困境里。贾平凹深刻地揭示了农村和农民发展的艰难性、偶然性，揭示了农民自身的文化心理和性格，同现代社会的巨大差距。是一篇从正面表现农村和农民的写实主义之作。朱日亮的《野猪泡，野猪跑》也是一篇描写农村发展的作品，但却充满了一种喜剧性和荒诞感。深山里的野猪泡村还处在原始状态，连电也没有通，可谓一穷二白。村干部一边打纸牌一边商议在天然湖上修小水电站的事情，但资金问题让村里和乡里一筹莫展。一个流浪汉式的青年人小国，随口虚构说湖里有怪物，立刻引起了村、乡、县领导的重视。信以为真，实地考察，登报宣传，要把这里开发成“摇钱”的旅游景区。小说故事情节有趣，乡土气息浓郁，真实地写出了偏远山村的生存情状。杨小凡的《梅花引》，以“我”回故乡为母亲上坟烧纸为线索，展示了农村的破败、空寂，还有曾经风云一时的大队治保主任三弄叔晚年的凄凉、悔恨和悄然死去，写出了农村“骨子里”的败落。我们的作家看到的是农村和农民的一幕幕悲剧，再难以找到农村的光明和新生之路了。
书写农村的种种现状、现象和问题，也是当下短篇小说着力的重心。温亚军的《崖边的老万》，展现的是城市化进程，给农民家庭造成的严重伤害和一系列问题。老万本来有一个和睦、安静的家庭，但老伴猝然去世，儿子进城打工，儿媳也不甘寂寞进城打工跟着有钱男人跑了，留下上初中的孙女由他照顾，但没有父母管理的孩子成了问题学生。老万既要操心儿子的再婚大事，又要担负孙女的生活和管教，弄得焦头烂额、身心疲惫。留守农村的老人、孩子，已成为当下农村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青年作家马金莲近年来在描写西部农村和农民生活方面，显示出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出色的表现能力。《项链》以一条金项链为道具，既表现了西部农村结婚要财礼的风俗习惯，又表现了这一习惯的时代变化。所谓“三金”：耳环、戒指和项链，最初是流行在城市的，但现在普及到西部农村了，且农村实行的更坚定。其中有诸多经济的、面子的因素在。但就是这一条金项链，给男女双方以及家庭造成了莫大的影响。男方马家卖掉了一大一小两头牛，父亲马万山卖牛钱遭到抢劫，大病一场，心病沉重。而新媳妇麦香虽争得了彩礼和自尊，但金项链后来的偶然丢失，弄得内心忐忑，又影响着她与丈夫和公婆的关系。作品深刻地表现了西部农民在追随现代生活方式中付出的沉重代价，让人感慨万端。王保忠执著于乡村题材短篇小说，发表了《借宿》《心爱的儿子》《安魂》等多篇作品。在他的后篇小说中，把笔触深入到了乡村的民情风俗和人际关系中。主人公陈树，莜麦垛被人放火烧掉，本该让人同情、帮助。但不谙乡情的他把全村人当嫌疑犯，怂恿派出所民警盘查，于是引起了全村人的愤怒和敌对。他盲目接电线被电死，村人不仅不同情，还集体上坟去唾他，以驱鬼魂。只有好心的顺莲为他烧纸安魂。通过这一故事情节，作家揭示了乡村社会看不见的人际关系和道德要求，驱鬼风俗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乡村文化。
农民工的生存与精神状态，是近年乡村题材小说着力的领域。但农民工横跨乡村和城市两端，侧重点在表现农村的可以放在乡村小说中，侧重点在表现城市的可以放在城市小说里。2013年，依然有大量的农民工题材小说，且思想和艺术质量有了提升。阎连科的《把一条胳膊忘记了》是一篇难得的力作。小说以惨烈的情节、滞重的语言、悲痛的情感，描述了17岁的打工少年银子送老乡金棒的一条胳膊回故乡的故事。金棒死在倒下来的楼墙事故中，一条胳膊留在工地上。包工方匆匆火化了他的尸体运回故乡，根本不理睬遗漏了的胳膊。金家得了一大笔赔偿，隆重而安心地安葬了金棒的骨灰，也不愿接受节外生枝的一条胳膊。一个鲜活的生命，一条完整的胳膊，在现实生活中竟遭到了如此的漠视、冷遇。只有纯朴、善良、仁义的少年银子，带着一条胳膊千里迢迢送回老家，默默埋葬。小说强烈地表现了农民工生命在现实社会中的无足轻重，一个真诚少年对生命的关切、呵护和尊重。是一曲悲怆的生命之歌。朱庆和的《回乡曲》描写了农民工刘泉梦醒之后的无路可走。城里打工多年，既没有赚下钱，也没有找到女朋友，而公司即将倒闭，他再次面临失业。回到故乡，昔日的美好田园已经破败，父亲、哥哥、同学都活得很艰难。城乡两边的梦想都破灭了，他不知何去何从。但他内心涌动着一个念头：“多想成为一个农民。娶陈艳或像她一样的女人当老婆，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哪儿也不想去了，他就想跟他的亲人在一起，看着他们劳作、痛苦、微笑、悲苦……”小说尖锐地提出了青年农民工最终的出路问题，他们中间有的留在、融入了城市，但大多数依然要回到故乡、家庭。他们为国家的发展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余同友的《白雪乌鸦》同样写的是农民工的还乡，但不是身体的还乡，而是灵魂的还乡。年轻媳妇王翠华是村里最后一批进城打工的，但她绝不愿与同乡姑娘媳妇们开洗头房、做皮肉生意，因误导了外乡姑娘小芳沦为了卖淫女，她几次上访请求公安局解救，最后竟变成了乌鸦，跟着丈夫回到村里，整日在空中盘旋，嘴里叫着：“苦哇！苦哇！开洗头房丧天良，我对不起小芳，我要上访！”乌鸦是王翠华灵魂的化身，她虽然成为卑微的打工者，但依然坚守着善良、纯洁、正直的品格，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和不屈的精神，反抗着现实社会的污浊和人性的堕落。作品成功地运用了荒诞和象征手法。
乡村题材短篇小说在表现当下农村的衰落命运，揭示农村社会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刻画各种农民特别是农民工的生存和精神境遇等方面，确实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但存在的问题也是不言而喻的，它看到了农村衰败、农民不幸的一面，但忽视了农村发展、农民奋争的一面。它关注了部分农村无可奈何的破败乃至消亡，却没有昭示出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痛苦蜕变。对于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城镇化建设，当下的短篇小说涉猎甚少，表现不力，而这恰恰是中国农村的新生之路，乡村题材小说的“生长点”。
城市题材的兴盛与文化意识的匮乏
在乡村题材小说逐渐衰退的同时，城市题材小说却不断生长、壮大，改变了乡村文学独步文坛的格局，形成了乡村文学与城市文学二元并存的文学态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小说将取代乡村小说的主流地位，迎来中国文学真正的转型时代。但目前的城市小说还处在探索、发展时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缺乏自觉的文化意识，大部分作家的创作还处在感性的、自发的状态，凭借的是个人感受、生活诱发去创作；而没有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从历史的、文化的角度去观照、去表现。也没有去探索一座城市以及城市人的文化精神和性格。其次是作家对城市的认知普遍存在着偏见，认为城市是丑陋的，需要审视、批判，而乡村是美好的，应当美化、歌颂。这些问题，都阻碍着城市小说的健康发展。
在2013年的城市题材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些中青年作家，努力从宏观视野，对城市问题、现象乃至城市人心理等的探索和把握。城市社会比之乡村社会，更加复杂、隐晦、多变，把握也显得更加困难。但只有一步步地深入城市的深层和内核，文学才能显示出它的力量和价值。毕飞宇的《大雨如注》，切入的是当下中国特别是城市的社会难题——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小说描述师范大学管道工大姚以及妻子韩月娇对女儿姚子涵的抚养、教育、管理等一连串故事情节，逼真而鲜活地表现了当下“教育竞争、成龙变凤”意识，不仅深入到了作为父母的心理和行为中，也植根在了孩子的灵魂和成长中。这种残酷的竞争，改变了父亲母亲的人生和生活，也摧残了孩子的心灵和身体，成为城市社会愈演愈烈的文化病象。毕飞宇的小说写得敏锐而雅致、调皮而锐利、精微而夸张，形成了自己的鲜明个性，充分显示了短篇小说的美妙与魅力。范小青的《五彩缤纷》写的是城市中随处可见的造假现象。大学毕业生吴中奇——“我”——在城里买房子，却遭遇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丢了身份证，有人弄到手，竟以“我”的名义买了首套优惠房。“我”要买房，新规定要求必须有结婚证，“我”托老家的村长办了证，寄来的却是假结婚证。真真假假、以假乱真、假相横行，让人处处碰壁、欲哭无泪。深入地揭示了当下城市的一种时代特征，城市人特别是年轻人在虚假世界中生存的艰难。小说颇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此外，作者的《梦幻快递》《真相是一只鸟》，也都是不错的城市小说。青年作家贺奕的《五道口贴吧故事》，表现的则是城市网民的社会心理。一帮网民在网上围观、议论俄罗斯女孩柳芭被杀一案，参与者众多，时间长达三个多月。楼主是“随处是终点”。案件扑朔迷离，公安局结案之后依然留下种种疑点。网民的议论分析头头是道、独出心裁，充分显示了他们的公民意识和聪明才智。既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案件，又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这是一篇真正具有城市感和现代感的作品。
表现现代人的生存与精神困境，是城市短篇小说长袖善舞的一个领域。本年度这方面的优秀之作可谓俯拾即是。首先是现实的、环境的、物质的生存困境。吕魁的《朝九晚不归》写年轻律师马山一天多的时间安排，真实表现了一个大龄白领疲于奔命的工作、麻木的情感精神、世俗的生存欲望。城市生活已经把他异化成一个没有自我、激情、理想的机器人了。裘山山的《对影成三人》写音乐教师包晓妮假日旅游，她、男朋友、旅游地司机，都置身在一个复杂的利益、人际关系网络中。看似活得潇洒，其实都没有个人的自由和空间。孙频的《掮客》写某公司的四男一女五个白领，公司的裁员决定使他们都觉得利剑高悬，他们相约吃最后一顿晚饭、到按摩中心放纵，把他们生存的艰难、内心的孤独乃至爱情的幻灭，展示得淋漓尽致。青年作家蒋一谈的城市题材小说写得敏锐、严谨而沉郁，发表了《透明》《故乡》等多篇作品，《林荫大道》描述的是刚刚毕业的女博士夏慧，在职业、爱情上的无奈选择，真切地表现了年轻知识分子面临的生存窘境和对事业理想的放弃，精辟地揭示了现代人在五光十色的物化时代的心灵博弈和精神痛楚，令人感慨、深思。
其次是情感的、心灵的、良知的精神困境。李治邦的《给我一个理由》刻画了一位小公司的副总经理李重，年近不惑，人生不顺，他固执地要人们给他一个“理由”，但总是难以得到。活得认真因此就分外艰难。甫跃辉的《饲鼠》写了一位商界精英顾零洲，幼年时全家同住一屋老鼠的作乱，年轻时住筒子楼与老鼠的搏斗，竟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心理、生活乃至爱情。反映了人生中的某些经历对人命运、情感的微妙作用。鲁敏的《当我们谈起星座》描写了文学艺术圈外表的风光、热闹、浪漫，内在的空虚、无聊、隔膜。没有专业特长，甘愿做联络、服务工作的大林，突然跳楼自杀，才使那些所谓的名家、大师们，开始反思“江湖”的堕落、人生的虚幻。付秀莹是一位视野开阔、富有才华的新锐作家，她的《醉太平》同样表现了文化学术圈外强中干的颓废景象。人到中年的老费，既是知名学者又是名刊主编，但春风得意的人生中，却掩盖着婚姻的破裂、情感的空虚，以及对圈子的厌倦、对学术的怀疑。学术圈沦为了名利场，高尚的学术变成了世俗的工具。作品写得细微、感伤、流畅、抒情。她的另一篇《曼啊，曼》写北京白领的日常生活和内心纠结，蕴含着现代都市的新鲜气息，表现了城市人生命中的难以承受之轻。
如上所述的作品，深入地表现了城市社会的种种现象、问题乃至阴暗，揭示了城市人的生存与精神困境，显示了文学的审视、批判作用，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正如卡尔唯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所描述的，城市有两种形态，既有“乌托邦城市”也有“地狱城市”。其实这正是城市既对立又统一的深层特征和性格。文学就是要表现出城市的这种两面性、完整性来。而当下的城市小说，只表现了“地狱城市”的一面，忘却了“乌托邦城市”的一面。作家常常站在乡村文化的立场，用理想化的纯朴、自由、和谐的乡村特征，去反观城市的虚伪、压抑、冷酷的种种“病症”，强化了城市的丑恶，掩盖了城市先进、开放、文明的一面。傅秀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说，乡村是我的过去时态，那么城市，则是我的现在进行时。我身处其中，每天与她晨昏相对，耳鬓厮磨。虽然，我常常念及乡村的美好，然而，我却实实在在地，享受着现代城市的种种便利之处。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常常想，我该如何与城市相遇？在城市生活浩浩荡荡的河流中，我的文学想象，从何处开始，在何处结束？从某种意义上，斑驳丰富的城市生活，或许能够更清晰地映出大时代的投影。如果把乡村比作梦里念里的情人的话，那么与城市，则是日夜相守的世俗夫妇。”④ 这些话是值得作家们品味、思考的。
城市底层民众与打工者，是宝塔型的城市社会的庞大基座，表现这一阶层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传统了。在2013年的短篇小说中，依然涌现了描述这一阶层的众多佳作。苏童的《她的名字》刻画了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段福妹，为了与命好的女朋友一样有美好的人生，三次煞费苦心改名字，但并未改变了自己曲折艰苦的命运。表现了底层女性同命运的不懈抗争。刘庆邦近年来营构“保姆在北京”系列小说，写活写透了城市保姆群体的生活遭遇和情感命运。新作《我有很多朋友》，描写了一个工作尽职尽责，向往城市生活，不愿再回到农村，虚荣心很重，渴望城市爱情婚姻的小保姆形象。徐则臣的《成人礼》塑造了两位打工者形象。主人公行健是一个从蒙昧走向觉悟的年轻人，而“她”则是一位在打工生涯中化蛹为蝶的完美女性。“她”给予他的关爱、性爱、勉励，使他迅速地成长起来，懂得了打工、奋斗、人生的真正意义。他们在打工生涯中收获的不是金钱和物质，而是经验和智慧、思想和精神。这是从正面表现打工者和他们的人生的。小岸也是一位善于书写底层人物的青年作家，她的《寻父记》描写了父子俩光棍，父亲在街头干修车活儿，儿子韩宝军在澡堂做搓澡工，两人相依为命、父慈子孝，勤奋干活、憧憬未来。而人有旦夕祸福，面对父亲的重病，儿子要动用全部存款为父治病，父亲为了儿子的未来悄然失踪，充分表现了底层民众人生的艰辛、亲情的真挚、人性的美好，使读者在无言的悲伤中，感受到了底层社会的纯朴与温暖。
城市小说可以写城市的现在，也能够写城市的过去，后者不妨称为：古城叙事。我们有一批年龄较长的作家，始终在发掘着古城的旧人旧事，捕捉着其中的传统文化和城市性格，源源不断地创作出一些优美篇章来。王雄的《八宝印泥》，以御用八宝印泥为故事线索，展示了半个世纪的历史传奇，书写了民间艺人为承传文化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所体现出来的高洁人格和精神。刘树生的《丙午八月祭》，讲述的是“文革”年代，一张沉香条案与一只名贵信鸽的悲剧遭遇，凸显了昔日市民的生活情趣和文化性格，揭露了“文革”运动的荒诞、疯狂和残暴。小说有浓浓的“京味”。聂鑫森的《典当奇闻》写的是湖南湘潭三四十年代的典当行业，刻画了一位学识渊博、有仁有义、外柔内刚，在日本浪人面前大智大勇的英雄形象。黄咏梅的《八段锦》写的是现代城市一景，描写了梧城老中医傅少杰与他的宝芝堂中医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在体制式的群众药店的排挤下，怎样一步一步地萎缩、消亡。作者实际上写的是古城传统文化、传统人格在今天的悲凉命运。我以为，这些作品虽然写的是城市的旧人旧事，但它恰恰是真正的城市小说，其中有人物、有文化、有思想，值得年轻作家研读、借鉴。
城市小说风生水起，强势登场。但由于根基不深，又缺乏理论引导，因此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譬如在思想观念上，还没有确立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什么是城市意识？就是把城市当作一种描写主体，发掘和表现出它的现实情状、历史演变、文化性格，以及各种各样城市人的现实生存、性格命运等，彰显出作家对城市的深入洞察和宏观把握。既写出城市“地狱”的一面，也写出城市“乌托邦”的一面。但这样的城市小说我们还很少看到。而源远流长的乡村小说，始终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城市小说应当从乡村小说中汲取经验。譬如在艺术表现上，还没有形成一种丰富的、成熟的写作方法和范式。存在着普遍的类型化、碎片化现象。应当说，城市题材是最丰富多彩的，但我们在作品中看到的，常常是“千部一腔”、“一地鸡毛”的景象。这种现象源于作家的思想资源匮乏和流行文化的同化，也源于作家文学准备的不足和艺术追求的狭窄。譬如在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的自身修养方面，普遍存在着思想理论的欠缺，特别是对城市历史发展、对城市深层矛盾的认知方面，缺乏理性认识和思考。这就必然导致城市小说的浅薄、雷同、冗杂、碎片等种种现象。城市小说尚处在突发期、探索期，还需要克服诸多问题，还需要走很长的道路，还需要几代作家的努力。
在城乡交织地带的探索
乡土、乡村文学的衰退，并不意味着它的完全消亡、退出舞台。作为一个依然是农业大国的中国，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学传统，它自然还会存在、绵延下去。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甚至还会“老树新花”、再度振兴。而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就提供了这样的契机。那就是新农村建设、城镇化战略的展开给文学创造的火热现实和文化语境。新农村和城镇化建设，决不只是政治、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是文化、思想的创造。在当下的短篇小说中，表现这一内容的作品还不多，但在有限的篇什中，我们看到了新的萌芽、新的因素的生长。
城镇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域，它既包含着乡村文化，也渗透着城市文化，在这种城乡交织地带，更可以折射出两种文化的冲突、交融来。傅关军的《回乡记》是一篇正面展示新农村建设图景的小说。故事以城市企业老板宋词为躲债回到故乡的所经所见为线索，展示了宋庄在城镇化建设幌子下出现的乱象。盲目上马工业项目，土地、河水、空气严重污染；村干部贪污腐败，民风民性堕落；强拆传统民居，引发了村民的暴力反抗。宋词以一个城市人的眼光，目睹了故乡的衰变，传统文化和现代工业科技文明的剧烈冲突，痛感自己已经无家可归。这是一篇直面农村现实的小说，提出了新农村、城镇化建设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一些尖锐问题。杨遥是一位有着独特的艺术追求的青年作家，《刺青蝴蝶》描述了80年代初期一个小镇上发生的青春故事。来自大城市的初中女孩段雯丽，虽然学习不好，又有点风骚。但她漂亮、大方的英姿，擅跑步、会画画的特长，十足地表现出一种城市文化和作派。深深吸引着众多的农村男学生，改变、提升着他们的观念和行为。一个叫刘满意的不起眼的男生，竟暗恋上了城市女孩，大胆地追求、保护着女孩，甚至退学要去城里寻找她。小说表现的是城市文明对农村孩子的巨大吸引力，一个农村孩子在两种文化的交织中的成长，城市在他们心里还是一个“乌托邦”。
当今的农村与城市，已犬牙交错地结合在了一起。各种阶层的交往、多种文化的碰撞，使现实生活变得斑驳陆离、意味无穷。只要深入观察，就会发现一些深层规律和奥秘。邵丽的《小舅舅死了》就是一篇重新审视城乡关系的力作。作品从一个城乡交错的家族历史中，从亲人之间的关爱和无意伤害中，一点一点地发掘和凸现了一个卑微、屈辱而又本性善良、纯朴的小舅舅的形象。小舅舅窝囊的一生，折射了城里亲人们的冷漠、虚伪，农村家庭传统文化道德对人的扭曲、压抑，整个家庭对一个年轻、自由生命的漠视和戕害。而事实上，正是“小舅舅在家伺候老人，支撑门面，为这个家族默默地垫背和牺牲，哪还有什么家族的荣耀？”这是对乡村文化、特别是城市现代文化的一种反思与批判，对乡土人生以及文化性格的发现和哀悼。作品富有纪实特色，写得扎实、刚健而沉郁。
城镇的社会与人生是一座文学富矿。城镇化建设将加速中国现代化步伐，促使数亿农民完成身份上的转变和人格上的提升，在更广大、深入的层面上实现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对接与交融。现代城镇、城市依然需要传统文化、农业文化的滋养与支撑。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的大转型中，乡土、乡村文学依然大有用武之地，依然有浴火重生的历史机遇。短篇小说也将承担起自己的“前锋”角色来。
注释：
①转引自朱又可：《“短篇小说有了一次复兴”》，《南方周末》2013年10月17日。
②贺绍俊：《从地域文学到文学社区》，《光明日报》2013年11月19日。
③贾平凹：《不要嘴说，要真操那个心》，《南方周末》2013年11年7日。
④付秀莹：《在城市灯火中回望乡土》，《光明日报》2013年8月23日。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21 10:09
微小说年度评选揭晓 贾平凹等人作品获一等奖2014年01月21日
记者18日从镇江金山杂志社获悉，第十一届全国微型小说(小小说)年度评选经初评和终评，于日前揭晓，《泉》(贾平凹)等10篇作品获一等奖。本届活动由中国微型小说学会、镇江市委宣传部、镇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金山杂志社承办。
记者18日从镇江金山杂志社获悉，第十一届全国微型小说(小小说)年度评选经初评和终评，于日前揭晓，《泉》(贾平凹)等10篇作品获一等奖。本届活动由中国微型小说学会、镇江市委宣传部、镇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金山杂志社承办。
《鸟窝》(刘黎莹)；《半夜急救》(万芊)；《泉》(贾平凹)；《转场的哈萨克》(刘斌立)；《陶之恋》(申弓)；《谁来证明你的马》(伍中正)；《寻找仇家》(何百源)；《怪病》(远山)；《最后一幅画》(吴鲁言)；《梦工厂》(秦德龙)等10篇作品获本届评选一等奖。另有30篇作品获二等奖，60篇作品获三等奖。《天池小小说》、《幽默讽刺精短小说》、《周口日报》获优秀组织奖。(通讯员 王红蕾 记者 万凌云)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26 01:38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28 01:24
回赠现实的精神需求——2013年中短篇小说评述(贺绍俊)来源：光明日报 贺绍俊
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作家门罗，并称其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这大大鼓励了坚持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们。国外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统称为短篇小说，门罗的小说更多属于中篇小说，她本人称她写的是“篇幅稍长的短篇小说”。门罗的获奖或许能让“长篇小说热”降降温。事实证明，不会写中短篇小说的作家肯定写不好长篇小说。至少在目前来看，真正代表当代小说文学水平的，仍然是发表在各类文学报刊上的中短篇小说。
现 实
中短篇小说最适宜作家表达他们对现实的直接关注。阅读中短篇小说，也可以检验作家对现实关注的程度。当代作家是经得起检验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有着忧国忧民的胸襟。
2013年最突出的一篇作品便是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主人公叫涂自强，是一名贫困的乡村青年，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毕业后不想回到农村，在城市继续努力奋斗。但他辛劳过度，患上不治之症，还不得不瞒着老母亲悄悄离世。方方给这样一位努力奋斗的农村青年取名为“涂自强”，是别有深意的。“涂自强”不就是“徒自强”的谐音吗？“徒自强”，就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揭示出社会机制是存在问题的。
陈应松的中篇小说《去菰村的经历》几乎就像是一篇纪实性作品。作者去菰村了解基层民选的情况，却一路看到了环境污染、黑恶势力渗透、养殖业种植业的添加剂等各种触目惊心的问题。毕飞宇的短篇小说《大雨如注》关注的则是当代教育问题，裘山山的短篇小说《课间休息》写了越来越严重的空巢问题。
作家的现实感不仅体现在直接书写现实生活的作品中，而且也体现在历史题材的书写中。刘鹏艳的中篇小说《红星粮店》，讲述的不过是二三十年前的事。它通过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去反映计划经济的时代特征，同时也通过日常生活的变迁勾画出一个时代消失的轨迹。作者并不对历史进行臧否，而是努力去体会人物在历史境遇中的情感沉浮，看到情感中的一丝温暖。80后作家霍艳的中篇小说《李约翰》对人物的观察和理解充满了历史的眼光。她笔下的海外移民形象也不是一个平面式的人物。这篇小说似乎在证明，80后也可以背负起不曾叨扰过他们的历史。
精 神
文学是人类的一种精神需求。好的文学就是一座精神的寺庙，能够抚慰人的心灵。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的精神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文明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但人的精神问题并不因为进步和发展而减弱，反而更加严重。对精神极为敏感的小说家自然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小说家把更多的笔触伸向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这时，小说家更像是一名心理医生。
陈谦在中篇小说《莲露》里，设置了一个心理医生的角色。不妨把这个角色视为作家本人。事实上，陈谦就是以心理医生的眼光来审视她所写的人物和事件的。作者本人曾经获得过作为美国临床心理医师的友人耐心而专业的帮助，这使她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有了更为真切的感受，从而将心理医生的隐喻性变得活灵活现。
蒋韵更像是历史的心理医生，她的许多小说都是为情爱在历史中的伤害而探脉的。中篇小说《朗霞的西街》里，她通过朗霞这个人物心理世界的大起大落，显示出爱与善所具有的穿越岁月的永恒性。朗霞并不是故事的主角，故事主要围绕朗霞父母的爱情悲剧而展开。但这个悲剧在朗霞的内心发酵，让人们懂得了爱与善的珍贵。朗霞童年生活的西街，是她的“活泼地”，因为这里有太多的爱与善。然而朗霞还不懂得爱与善既像玻璃一样透明澄澈，也像玻璃一样脆弱易碎。随着击毙朗霞从未见过面的父亲的枪响，西街的“活泼地”烟消云散，朗霞的心理世界也冰封了起来。但有一种温暖让她死去的心重新“活泼”了起来，这就是赵大夫不间断的关爱。朗霞的心理世界从无忧无虑地敞开，到冰封般的冷漠，再到充满沧桑的宽容，见证了历史的变化，也让她回过头去更理解那些善良的人们。
蒋一谈的短篇小说在叙述上不急不缓，真的像一名善解人意的心理医生，将精神上的心结一点点化开。如《透明》中的人物陷入男女情、亲情和家庭责任的纠葛中，但因为他们内心透明，便会对生活抱以体谅。《故乡》则通过一位老者异邦探望亲人所经历的家庭小事，让国族意志、故乡情结、文化以及代际的差异，汇聚到一起，作者最终却又能将其化为涓涓溪流，将故乡这个文化主题变得更加深邃。
都 市
都市小说逐渐成为中短篇小说的主力。
当代的都市小说有一个共通的问题，就是平面化和去历史化，也许这是因为都市的瞬间物质享受过于诱人的缘故吧。但南翔书写深圳都市生活的小说总会带着历史的思索，并始终是以人文精神为宗旨的。在南翔的都市小说中，往往会看到物的进步与人的困境所交织的矛盾。当然，在时代前进的步伐中，总会有一些落伍者。然而正是从他们身上，作者发现了人文的缺失。如短篇小说《老桂家的鱼》中写的当代的“疍民”，并不是因为他们懒惰或愚蠢，而是因为都市化一再地剥夺了他们的生存环境。南翔敏锐地发现，在现实中有些人已经被这个时代遗弃了，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弱者，南翔要为之呼吁。
贺奕的两个短篇《五道口贴吧故事》和《一个故事的两面》，均冠以“五道口”系列小说的副题。五道口是北京的一个地名，毗邻中关村，多所重点大学都聚集在这里，成为那些期待得到最新、最高教育的学子们格外钟情的地方，甚至有人把这里称为“宇宙中心”。五道口的特殊性还在于，这里曾经属于城市的边缘地带，尽管全球化时代的迅猛扩张，逐渐把这里变成了大学教育和科技开发的核心地带，但它曾经的卑贱身份仍然留下了痕迹，因此在这里更容易触摸到现实生活的肌理，特别是那些人烟密集之处，如廉价的咖啡店、拥挤的出租房，仿佛就是后现代的柔软褶皱。贺奕的这两篇小说写的都是柔软褶皱里的故事。《五道口贴吧故事》《一个故事的两面》分别关注了网络与电脑。这都是信息化时代的标志，是与“五道口”这个“宇宙中心”最相匹配的叙述主体。前者通过一桩凶杀案件所引起的网络讨论，揭示出凶杀如何成为了网络上饶有兴趣的谈资，也揭示出人们被一桩凶杀案刺激下的种种心态，让读者看到一个虚拟的网络空间是如何与活生生的现实对接的。而在《一个故事的两面》中，两个主人公虽然相互之间有了关心和帮助，但事实上他们彼此并不信任，他们更愿意相信电脑，从电脑上获取信息以窥视对方的内心。小说揭示了人与人的隔膜，这正是城市的顽疾。而人们只能把信任寄托在高科技的电脑上，这也许将会成为人类社会的危机。
作家特别关注都市中各种各样的特殊群体。如黄咏梅的中篇小说《达人》，其主人公丘处机是一名下岗工人，但他想凭着绝技成为当地的“达人”。作者不仅写他的辛劳，也写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纠结。现实中的“达人”远没有电视上的“达人秀”风光，而“达人”往往成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不妨把各种特殊群体看成是各种“达人”。
津子围的中篇小说《明天的太阳》写的是另一类“达人”吸毒者。小说不仅写出吸毒者的病态，而且也写出吸毒者在戒毒所里遭遇到的恐怖。显然作者是想以这种惊悚的叙述来警告人们，一定要远离毒品。但我更加看重的是作者为人物设置的身份。主人公贾春是省话剧团的编剧，因为这层身份让他在戒毒所里得到了沙管教的关照。沙管教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业余也写作，有个绰号是“莎士比亚”。但文学并没有使沙管教成为有素养、有品位的人物，权势者的恶习不时流露出来。也许社会面临两种毒品的危害，海洛因等物质性的毒品和权力、等级等精神性的毒品。无论是吸毒成瘾的编剧贾春，还是痴迷权力的沙管教，文学都无法将他们拯救出来。这不禁令人感慨，明天的太阳在哪里？
生 态
2013年，中国普遍感受到了雾霾的危害，也许这会促使文学更关注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这一年的中短篇小说也有一些涉及这个题材，有两个中篇对比起来读会很有意思，一篇是陈河的《猹》，一篇是傅泽刚的《红殇》。
陈河的《猹》讲述的是他在加拿大的生活。浣熊闯入他的居所，他需要“合法”地将浣熊赶出去，于是便与浣熊斗智斗勇。傅泽刚的《红殇》讲述的也是人与动物的故事：猎人老山爷与一只红山羊朝夕相处，红山羊又与白狼有着超越物种的恋情，因此故事带有非现实性。作者生活在云南边疆，那里还保留着未被城市恶魔吞噬的自然生态环境，那里流传着许多关于自然与动物的神奇传说。但作者最终将这个非现实的故事写成了一个生态主题非常明确的现实小说。像所有的生态主题一样，批判的矛头直指人类的贪婪。
其实作者所讲述的故事内涵要远远大于他所要表达的关于生态的公共性主题。在这个故事里，山爷是猎人，但动物又能成为他最亲密的伙伴，山爷、红山羊、白狼，以及险峻的五指莲峰，相互之间爱恨情仇纠缠在一起，就像人类最初以狩猎为生，却要以一种动物作为图腾崇拜，人类其实在文明懵懂期就明白了自己与大自然相依为命的道理。这才是真正的自然生态。今天，作为强势的城市以及财富的拥有者，往往会凭借话语权的优势，以现代化或生态等理由，对相对落后地区追慕先进文明的举动横加指责，将落后地区的现状贬责得一无是处，他们在这种贬责中就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在这篇小说的叙述背后，我似乎感受到了一位生活在边远地区的作家的潜在焦虑。
这是一个充满焦虑的时代。也许小说就是消除焦虑的一味清凉剂。小说来源于现实，又是回赠现实的精神需求。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1-29 12:49
追“梦”路上的心灵交响——2013年散文随笔创作的主旋律
2014年01月27日 来源：光明日报
2013年，中国文坛的散文随笔创作依旧乱花迷眼，万象辐辏。回望这异彩纷呈的散文现场，有一种景观格外抢眼。这就是：一大批作家呼应着实现中国梦这一时代强音，将精神触须与艺术目光，更多地聚焦于历经沧桑的中华大地，自觉围绕国家改革与发展、民族振兴与进步、人民幸福与
安康的基本主题，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多维空间展开真诚的言说与真实的讲述。于是，追“梦”路上的心灵交响，承载着铿锵有力的时代足音，构成了年度散文随笔创作的主旋律，同时也铺就了进入散文随笔创作现场的重要路径。
为新世纪中国把脉
实现以民族复兴为旨归的中国梦，是历史赋予国人的神圣使命。要让这一使命化为可以直观的现实，需要奋进路上的中华儿女，立足当下，再度出发。这时，摆在作家、学者面前一项无法回避的任务，便是在把握国际环境与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深入观察、辩证分析今日中国的历史选择、时代境遇及其社会现象，通过厘清其中的是非成败、利弊得失，帮助国人确立正确的观念与认识，从而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遵循这样的逻辑，2013年的散文随笔创作，出现了以往并不多见的景象：若干学者或学者型作家，推出了一批直接为新世纪中国把脉的随笔作品，展开了以思想解放为底色、直面社会热点或重大问题的知性言说。
譬如，
王蒙的《文化梦的高度》，由中国梦说到文化梦。他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来就是“看高不看低”。因此，以中国梦为旗帜的文化建设，应当重在推出高端的文化人才与经典的文艺成果，重在培育与中国文化相匹配的高雅的国民精神气质。这对于文化领域迄今每见的过度市场化、娱乐化、快餐化的现象，是一种强力矫正与反拨。
张颐武的《2020年给朋友的一封信》，通过虚拟的通信方式，预支了自己八年之后的一次发言。而之所以要做这样的预支，则是因为作者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社会和国情会越来越好，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会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获得各方的认同。
成熟的历史意识
去年的思想随笔创作，体现了对中国热点和重大问题的高度关注，同时又保持了开阔的视野。张炜的《谈简朴生活》，一边清理观念的误区，一边强调行动的意义，由此传递出健康而睿智的人文立场。莫砺锋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诗意生存》，解析了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六位诗人的生命旅程与生存方式，发掘出中国民族一向崇尚的诗性精神，进而呼唤这种精神的当代赓续与现世承传。
而在这丰富的思想盛宴中，有两个话题值得格外留意。一是，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引发知识界的热议。围绕该书谈到的革命与专权等问题，朱正琳的《改革的风险与化解》、宣晓伟的《都是中央集权制的错？》、
张千帆的《重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等文章，都努力还原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现场，披露了敏锐而深刻的识见，从而为今天的读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是，因恰逢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一些作家泚笔为文，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再度回望这位中国革命的伟人。其中
梁衡的《文章大家毛泽东》、
唐双宁的《毛泽东的气质》、徐国琦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等，不仅视角新颖，材料翔实，而且观点独到，论述公允，其意脉深远而又质朴无华的叙事，体现出成熟的历史意识。显然，这些作品有效地丰富了实现中国梦的精神资源。
深切透视民生中国
中国梦是人民的梦。人民群众是中国梦的主体，也是实现中国梦的主角。这样的性质与关系决定了聚焦中国梦的散文家，必然会将人民群众当作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描述对象。于是，深切透视民生中国，潜心倾听大地回声，努力书写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与生存状况，是2013年散文随笔创作又一稳定的取向与宏大的主题。
在许多作家笔下，生活之路也许不是春光无限，尽善尽美，但跋涉其中的主人公，却总是怀着向往与期待，并因此而具有奉献与担当，热情与坚韧。请看王巨才《父老乡亲》所绘制的人物肖像：走过战争年代但文化水平不高的曹老，一向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身为领导干部，他时常为百姓的事着急，而当变化了的环境使他意识到群众更需要有文化的领导时，便以主动辞职来践行自己的群众观念。陕北妹子王二妮凭着特有的音乐才华，征服了作家，也征服了歌坛。在她成功的路上，固然洒下了歌者的辛勤汗水，但又何尝没有来自一个族群和时代启人向上的暖意？
惯于行万里路的陈启文，在邂逅龙羊峡水库时写下了《如果这就是命运》。其刚健悲怆的笔墨，不仅激活了当年水库建设者不畏艰险、勇于牺牲的历史画面，而且于现实场景中凸显了孟朝云大姐的精神世界。她既是烈士遗孀，又是烈士母亲，面对残酷命运和艰难生存所表现出隐忍与淡定，足以净化读者的灵魂。
军旅女作家李美皆捧出了状写青藏高原军旅生活的散文集《永远不回头》。该书不夸饰、不虚美、不煽情，坚持以平视的目光、内敛的笔调和质朴的语言，贴近高原军人的生活与内心，同时将作家的自省与反思融入其中，于是，一种崇高和圣洁悄然升起，感人至深。
以书写呼伦贝尔草原风情见长的女作家艾平的《额嬷格》，驱动蒙古长调般的深情咏叹，活画出一位既“陌生”又“熟悉”的老祖母—她饱经风霜的生命旅程固然植根于大草原特有的历史文化，但推动其生命旅程不断延伸的精神原色，是她的善良、勇敢、大气，她的知恩图报、乐于助人和是非分明，映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江子的《我成了故乡的卧底》，讲述了作家的奇特经历：“我”作为农民的后裔，虽已生活在城里，却无法割断与乡村的联系。为此，“我”不得不接受来自乡村的指令，去承担一个个能完成或完不成的任务。这当中虽然不无怨怼、疲惫和无奈，只是这一切的背后依旧传递出历史的正能量—正是在“我”和无数“卧底”的忙碌中，中国大地终将摆脱城乡二元结构，迎来一体化的共同富裕的明天。
对于生活的亮色和人性的暖意，散文家给予了热情讴歌和由衷赞美，但却不曾因此就忽略社会现实依然存在的某些问题和缺憾。在不少散文家心中和笔下，历史发展的曲折失衡，社会病灶的积重难返，底层生存的困苦窘迫，始终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身为电视台记者的江少宾，一连发表了《乡村铃响》《塌陷的胸腔》《逝者如斯》等作品，或直面经济转型带给农村教育的问题和矛盾，或揭示贫困与疾病导致的农民命运的辛酸，其触目惊心的生活景象及浸透其中的那份悲悯与焦虑，让人动容。
钱红莉的《故乡帖》，由眼前感触和故乡记忆交织成文。其语言叙事保持着女作家的婉约柔润，但贯穿其中的对土地退化、生态恶劣、水质污染、食品有害等问题的忧思，依然有撞击心灵的力量。此外，王月鹏的《被悬置的人》、
王新华的《流转》，对房屋拆迁、土地流转中的社会病象痛下针砭，亦显示了文学的匡时之功。
在这类写作中，两位女作家的重磅出击值得重视。继《中国在梁庄》之后，梁鸿又推出了《出梁庄记》。作品围绕51位梁庄外出打工者展开笔墨，通过作家转述和口述实录，既写出了他们充满哀痛的境遇与命运，又环绕这一切再现了当下中国因城乡演变而形成的新的人际关系与社会问题，其为一个时代备忘的意义显而易见。
丁燕在《工厂女孩》之后又写出了《双重生活》。该著旨在记叙作家从乌鲁木齐到东莞的迁徙之路，但视线不断向四周扩展和辐射，以致囊括了广阔的社会场景与丰富的生活现象，且不乏一定的深度和典型意义。雷达称《双重生活》是“现实中国人伦生态的最佳报告”，洵非虚美。
中国梦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但也不乏广泛的包容性。这无形中为散文家各领风骚提供了有力支撑，反映到去年散文随笔的创作中，便出现了百花齐放、各有收成的生动局面。贺捷生继续耕耘于革命历史领域，其新作《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眷恋这片大地》等，依旧燃烧着理想的光焰，读来令人激情澎湃。胡冬林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持久采撷，一册《狐狸的微笑》，以“零距离”的观察与描写，赢得了多方好评。历久不衰的历史文化散文仍是佳作迭出，王充闾的《诗人的妻子》、赵丽宏的《望江楼畔觅诗魂》、蒋蓝的《石达开的铜河》、耿立的《被侮辱被损害的灵魂》、祝勇的“故宫的风花雪月”系列等，都是别开生面而又意味深长的精彩之作，读罢令人或扼腕，或沉思。刘上洋的《从
高峰跌落的文明》，记录了作家的埃塞俄
比亚之旅。该文的超卓之处在于，不仅写出了这个非洲古国今日的贫穷落后和昔日的辉煌优越，更重要的是抓住二者之间的巨大落差，展开分析与思考，从而揭示了该国由古代文明高峰沦为现代文明低谷的种种原因，其中承载的警示意义，显然不局限于某一国家。
还有一些作家侧重在“怎么写”的意义上做积极的探索与实验，其别具一格的文本颇值得细读。这里我想加以推荐的，是周晓枫的《齿痕》和高海涛的《英格兰流年》。前者讲述作家被误导的齿形矫正过程。按说是件很无趣的事，只是一旦出现在作家笔下，竟是那般跌宕起伏、摇曳多姿，令人不得不赞叹文学修辞的力量。后者用一本英文的文学历法书，将作家寄寓了别样乡愁的
英国和留下了切身体验的中国联系起来，然后展开对应描写。其笔墨所至，既打捞异域风情，又钩沉乡土记忆。而无论写异域还是写乡土，都充盈着作家特有的知识修养和诗情理趣，于是通篇作品别有一种魅力。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2-1 10:34
2013年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热烈中的沉潜
来源：钱淑英
2013年，中国儿童文学在创作、出版、阅读各领域可谓是景况热烈。李东华在《2013年儿童文学主题与亮点》(《文艺报》2013年12月27日)一文中，全面盘点了2013年中国儿童文学发生的重要事，由此表明中国儿童文学正不断提升自身的水准和高度，并在“走出去”的步伐中逐渐确立自信。
在这一年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并没有呈现出和创作、出版、阅读现场直接呼应的热闹景象，显得有些平淡无奇。面对这一状况，我们一方面可以将它理解为理论滞后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应该相信它所反映的是学术研究所需的沉潜姿态。其目的是在与现象保持距离的警醒和反思中，等待时间拨开理论的迷雾，从一片片森林中发现研究的矿藏，进而延展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广度和深度。
理论研究的多重视角和成果
2013年出版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主要有《中国儿童文学史略(1916—1977)》(刘绪源)、《大众文化视域中的中国儿童文学》(陈恩黎)、《中国西部儿童文学作家论》(李利芳)、《爱与美的馈赠：幼儿文学与文学启蒙》(金波)、《童书识小录》(眉睫)、《鲁迅论儿童文学》(徐妍编辑)等，它们反映了本年度儿童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另外还有孙建江的三本学术专著《童话艺术空间论》《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和《飞翔的灵魂——解读安徒生的童话世界》再版。在今天这个理论式微的时代，由老中青三代儿童文学研究者共同呈现的这些学术著作，为当下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注入了活力和动力。其中，《中国儿童文学史略》和《大众文化视域中的中国儿童文学》这两部专著尤其值得一提。虽然两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和文字之前已在报刊发表，但当作者的观点和文字以更加完整、细致的学理脉络呈现时，它们为我们带来了更富冲击力的阅读启示。
在《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中，以犀利文风见长的刘绪源凭借他对历史的熟稔把握和对儿童文学的独特见解，向我们揭示了重写儿童文学史的另一种可能性。作者以其擅长的书话体，依照“纯文学”的标准阐释自身的文学史观并完成对具体文本的重新评价，由此构建了一部个性化的儿童文学史。正如徐妍所说：“《中国儿童文学史略》的用意所在并不是为了开创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写作范式，而是为了实现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当代重写，进而确立叙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审美本质论。”(《投放自身，叙写审美本质论——读刘绪源的新著〈中国儿童文学史略〉》，《文艺报》2013年8月21日)
身处这个新媒介时代，对儿童文学的观察和思考，不仅需要审美本质论的立场，还需要文化研究的视角，如此才能对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做出应有的学术诊断。正因为充分认识到儿童文学与大众文化内在的文化逻辑，陈恩黎所以选择了以大众文化的视角来考察中国的儿童文学。《大众文化视域中的中国儿童文学》是陈恩黎历时5年独立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优秀成果，作者试图通过刊物、作家、文本、事件等典型个案所构成的横截面，从多角度梳理出中国儿童文学大众化实践的脉络和进程，并对中国儿童文学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的今天所表现出的种种症候做出文化阐释，由此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找寻新的学术增长点。
现今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文化研究的新视野，和一些学者对文化研究方法的倡导和践行是分不开的。方卫平是其中最重要的推动者，他在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所创建的儿童文化研究学科队伍已日臻完善，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研究开拓了学术领地。同时，在个人学术研究领域，方卫平自觉地将文化研究作为考察和分析当下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视角。2013年，方卫平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商业文化精神与当代童年形象塑造：兼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艺术革新》一文，同样反映了他的文化批评立场。作者肯定了现代商业文化滋养下当代童年形象演变所反映的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革新，但他同时发现了一个悖论性的命题：“商业文化的精神既促成了儿童文学艺术探求的美学丰富，但它自身的资本逻辑也可能会阻碍这一探求的深入。”作者因此而担忧，如果仅以市场为标准，那么中国儿童文学从商业文化中汲取的艺术革新的能量，最终将转变为商业时代对于儿童文学整个文类的艺术束缚。如此客观清醒的把脉和诊断，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出版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警示意义。
2013年，在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评奖及述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群体研究及个体评价、对“黑暗童话”现象的回应等方面，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表现出了应有的参与意识和理论关怀。不过从整体上看，研究者们并没有对当下儿童文学的发展走向给出及时和有效的学术判断，缺少学理性的深度探究和分析。例如，面对儿童文学畅销书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化、娱乐化、类型化的写作模式，除了“纯文学”立场的批判之外，还应有跨学科的多元视角的剖析，从而准确把握商业化进程中中国儿童文学的现状和未来。总而言之，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可以在更为开放的观念和更为积极的学术姿态中，显示出理论研究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进一步探讨“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
在2013年发表的儿童文学论文中，比较多地涉及“儿童观”这一话题。无论是历史材料的梳理还是理论问题的阐释，包括创作现象的考察，研究者们都直接或间接地转向对“儿童观”的重新探讨。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陈晖的《中国当代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文艺争鸣》2013年第2期)是对中国儿童文学语境中“儿童观”及其“儿童文学观”发展变化的系统考察。作者认为，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者、研究者，“当前确实有深刻思考和全面检视儿童观及儿童文学观的紧迫的必要”，因为“我们一直遵循着的——在‘儿童读者特殊性’的名义下——儿童文学的思想、艺术、美学标准，儿童文学的内容、题材、表现方法、审美趣味，包括儿童阅读与接受方面的看法和体认，很可能是经验主义、泛化和固化的，并不直接、准确、深刻地针对和联系着各个儿童年龄阶段，由此生成的儿童文学基本法则也难免失之于宽泛和笼统”。在她看来：“无论是整体来看还是就具体篇目而言，儿童文学都是既给儿童也给成人包括成人作家自己的。儿童文学在诞生之初力求以特定内容和艺术表现独立区别于成人文学，现在已逐渐融入成人文学成为整个人类文学的组成部分。”
儿童文学既属于儿童同时也属于成人，这一观点虽然已在中国儿童文学界形成共识，但是研究者们对于“儿童本位论”的理解却存在理论分歧。以朱自强为代表的研究者坚持“儿童本位论”，他们在五四时期创建的“儿童本位论”基础上注入了新的理解和阐释。2013年，朱自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的《“儿童的发现”：周作人“人的文学”的思想源头》一文，就是对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本位论”进一步解读和研究。在文中，朱自强提出，“儿童的发现”与“妇女的发现”共同构成了周作人“人的文学”这一新文学理念的重要思想源头，其动力主要源自对“男子中心思想”的批判以及为妇女和儿童争取“人”的权利的愿望。这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儿童本位论”增添了新的理论注脚。
与此相反，以吴其南为代表的研究者则站在后现代建构论的立场，对“儿童本位论”进行了批评和反拨。他们认为，儿童是被建构出来的，是“他者”塑造的结果。在《昆明学院学报》2013年第1-2期发表的论文《儿童文学不只是写给儿童的——关于儿童文学中“双隐含读者”问题的探讨》中，吴其南通过儿童文学“双隐含读者”的理论探讨，再一次强调了这一观点，认为“儿童文学是社会、成人和少年儿童的文学对话”，既要适应儿童的兴趣、能力和成长需求，又要表现成人的理想、愿望。其实，不论是本质论者还是建构论者，作为成年人，以护卫者的姿态面对童年才是真正重要的。这也正是今天我们再一次讨论“儿童观”的价值所在。相信童年自身的力量，或许是弥合这两种理论分歧的一个共同基础。
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如此执著于儿童文学本质以及读者对象的界定和讨论不同，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者的观念显然要解放得多。他们不会刻意在儿童文学与成人之间划定一条清晰的界限，而是更多地关注儿童的整个成长过程，重视其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将人的主体性建构作为儿童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显示出开放、多元的学术面貌。不过，令人感到欣喜的是，近些年来，受到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影响，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开始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为当下的儿童文学批评增添了新的理论话语。
《当代外国文学》2013年第3期登载的《认同危机中的挑战——论当代美国校园小说对少年主体性的构建》一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谈凤霞以4部美国获奖小说为例，考察了美国当代校园小说对处于身份认同危机中的少年主体性建构的叙述策略。文章虽没有直接论及“儿童观”的问题，但作者对4部具有历史性和当下性的作品的选择，实际上就已经表达了她对少年文学及其包含的童年观的认识。这些获奖校园小说都以激进的态度和多向度的复杂的话语形式，对迎合读者的儿童化写作构成了极大反拨。当代美国作家在少年小说上的艺术实验，确实值得中国少年小说创作者借鉴。
关于儿童文学出版和翻译的考察
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的出版盛况，受到了文学界和出版界的普遍关注。有关儿童文学出版、传播的话题，自然也成为本年度的一个热点。围绕童书出版现状、儿童文学怎么走出去等问题，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分析和思考。
杨小彤的《文化战略趋势下童书出版大时代到来：2012中国童书出版观察》(《出版广角2013年第2期》既是对2012年中国童书出版的总结和观察，也是对当下少儿出版总体状况的梳理和分析。作者在文中提出的国内少儿出版市场的过剩现象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在《中国儿童文学出版持续发展及成因探析》(《中国出版》2013年第11期)一文中，作者孙建江用一系列的数据和图表向我们表明，在整个中国少儿出版的版图中，儿童文学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尽管孙建江对中国儿童文学出版总体持乐观态度，但在文章最后，他也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出版社片面追求出版速度和印量而忽略图书质量，而严重的盲从和跟风又导致出版的单一化。在童书出版繁荣发展的大时代中，保持这种审慎的姿态和批评立场，对于出版者而言确实是非常必要的，其目的是为了保持童书出版的品质及其长足发展。
透过出版的视角，我们不仅可以解析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状貌，还可以借此重新发现和梳理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胡丽娜在《儿童文学的返观与重构——基于当下民国童书开发的思考》(《中国出版》2013年第11期)一文中，就从出版视角提出了重构中国儿童文学的必要性。作者在肯定民国童书开发之于重构儿童文学的意义的同时，指出大陆儿童文学研究缺少从出版视角书写儿童文学史的事实。她认为：“在大陆现有的儿童文学史和儿童文学研究视域中，作家作品维度关注和研究仍是儿童文学史研究的重头戏，与之对应的是，长期以来与儿童文学发展紧密相连的更为多元和丰富的诸如编辑、出版机构、市场、图书馆等因素都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尚未给其以儿童文学史上应有的定位。”由此，我们看到了重构儿童文学的更多可能性。
如今的中国儿童文学出版，已经向世界儿童文学发展主流汇合，开始呈现出国际视野。国外儿童文学生产与传播的许多经验，可以供我们借鉴。姜洪伟的《美国绘本题材对我国绘本生产的启发及思考》(《中国出版》2013年第15期)和韩丽萍的《日本经典儿童绘本国内畅销的启示》(《编辑之友》2013年第6期)两篇文章，都把目光对准当下十分热门的图画书这一品种，分别对照美国和日本图画书生产的经验，试图通过观念、题材、主题、技术等多个层面的解析，为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创作和出版提供理论支撑和启示。而在提高本土创作、出版水准的基础上，中国儿童文学的确需要进一步考虑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我们清楚地知道，走出去的关键环节是翻译。要解决儿童文学翻译的困境，除了要挖掘和培养优秀的翻译者之外，还应该重视儿童文学的翻译研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推动中国儿童文学对外翻译、出版、传播的进程。
从2013年度呈现的学术成果来看，儿童文学的翻译研究仍亟待跟进。滕梅、许宏《林纾的儿童文学翻译》(《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和秦弓的《鲁迅的儿童文学翻译》(《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两篇论文，分别对林纾和鲁迅的儿童文学翻译历程及其贡献进行了梳理与分析。江曙的《小说观念和读者定位：影响晚晴小说翻译的两个因素——以〈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的翻译为例》(《文艺评论》2013年第4期)通过考察《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翻译版本，分析小说观念和读者定位如何对晚清小说的翻译策略和风格产生影响。杨帆则在《从叙事角度和视域融合看儿童文学作品中风景描写的翻译》(《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只有从叙事视角出发并与儿童视域相融合，才能实现儿童文学的有效翻译。这些观点，对于外国儿童文学的中文翻译实践而言，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问题是，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对外翻译研究上，我们似乎还没有开始起步。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2-1 18:00
2013年理论批评：寻找适合当下现实的批评声音 2014年01月20日 来源：中国作家网 王清辉
2013年的文学批评继续沉稳前行。文学批评的自省精神、现实关怀和自我意识得到不断深化，对文学现场和文学思潮热点的介入能力明显增强。关于“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现代性转型”以及各门类文学发展现状、网络文学的评价标准与发展方向等问题，批评界都有相对集中的研究和比较深入的探讨。其中，青年批评家以鲜明的学术风格和学术姿态快速进入当代文学批评现场、介入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他们的集体登场成为本年度文学批评的最大亮点。与此同时，对当代文学作品译介问题的研究也是本年度颇有新意的批评现象。
学术自觉塑造文学批评的精神形象
2013年，文学批评的主体自觉、责任感和现实情怀进一步增强。文学批评家们能以更加自觉的现实情怀和责任感介入文学实践与社会现实。特别是在改进文风、重建文学批评的精神形象和学术品格、坚守主流价值导向和精神立场等方面，批评家均体现了清醒的学术自觉和职业担当。雷达的《重新发现文学——论当今文学的自信力》、赖大仁的《当代文学批评价值观的嬗变与建构》、董学文的《文艺理论和批评需要改进文风》、贺绍俊的《当前文化语境中的文风问题》等文章都对此给出了深度思考。
赖大仁指出，当代文学批评在打破过去僵化的批评模式及其“批评标准”之后，既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批评功能弱化和批评价值观迷乱等问题。如当代文学批评所关涉的审美价值观、社会历史价值观、人性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等等，都在社会变革与文学发展的交织互动中不断嬗变，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值得关注和重视。当代文学批评形态及其价值观念建构理应坚持多元性与主导性、历史继承性与当代创新性的辩证统一，重视主导性价值观的辐射性作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精神对于当代文学批评仍具有一种“价值源”的意义。 贺绍俊认为，文风看上去是一个形式主义的表现，其实这种形式主义的背后反映的是思想贫乏的问题，思想的贫乏只能用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来掩盖。反过来，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又会遏制思想的创新。不仅如此，纠正文风不仅是形式问题，还涉及到文化领导权的问题。
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联系日益紧密
同时，文学批评的问题意识、理论自觉和学理性得到了显著改善。当代文学史研究、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三者之间的距离日益缩小，文学批评的理论含量得到了强化。这尤其表现在对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的思考方面。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契机，批评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标准与途径等问题开始了正面的、积极的探讨。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与当代文学价值重估”、“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从鲁迅到莫言”、“从泰戈尔到莫言：百年东方文化的世界意义”、“莫言·诺贝尔奖·中国当代文学”、“莫言作品的乡土情结”等一系列研讨会纷纷举行。莫言的获奖进一步激发我们思考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但同时，它并不代表中国文坛“经典化焦虑”也随之化解。相反，这一事件甚至将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更突出地摆在读者、评论家与作家面前。陈晓明的《“在地性”与越界——莫言小说创作的特质和意义》、陈思和的《在讲故事背后——莫言〈讲故事的人〉读解》、温儒敏的《莫言历史叙事的“野史化”与“重口味”——兼说莫言获诺奖的七大原因》、程光炜的《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研究》、李建军的《直议莫言与诺奖》、谢有顺的《莫言获奖的文学思考》等都是有一定思想高度和理论深度的力作。程光炜提出，在文学的经典化研究中，应特别注意史料整理和积累的工作，即使“作家排行榜”出现反复波动的“经典化危机”，建立在史料整理雄厚基础上的“反复经典化”和“再次经典化”也有着自己清晰稳定的历史路径。相反，没有史料累计的经典化研究，最终也只是一纸空谈。
青年批评家集体登场
近年来青年批评家成长迅速，为批评人才的培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以“70后”、“80后”为主体的青年理论评论家的集体登场成为本年度的一大热点。2013年5月，中国作协创研部举办“青年创作系列研讨·‘80后’批评家研讨会”，李敬泽、吴义勤、南帆、程光炜、陈晓明等表达了对青年批评家的寄望。6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作者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一批客座研究员，全是“70后”、“80后”青年批评家，包括杨庆祥的《分裂的想象》、李云雷的《重申“新文学”的理想》、梁鸿的《黄花苔与皂角树——中原五作家论》、张莉的《魅力所在——中国当代文学片论》、房伟的《风景的诱惑》、霍俊明的《无能的右手》、周立民的《人间万物与精神碎片》等。11月，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80后”批评家文丛，包括金理的《一眼集》、杨庆祥的《现场的角力》、黄平的《贾平凹小说论稿》、刘涛的《“通三统”——一种文学史实验》、周明全的《隐藏的锋芒》、何同彬的《浮游的守夜人》、傅逸尘的《叙事的嬗变——新世纪军旅小说的写作伦理》和徐刚的《后革命时代的焦虑》。《文艺报》开辟了“聚焦文学新力量——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栏目，陆续对近50位“70后”、“80后”作家的创作进行评述，9月，该栏目内容结集为《聚焦文学新力量》一书，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外，多种文学刊物都开辟了以“80后”文学或青年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专栏，包括《名作欣赏》的“80后·新青年”、《西湖》的“80后观察”、《创作与评论》的“80后文学大展”、《百家评论》的“青春实力派”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从12月开始也推出了“青年作家研究”专栏。
与上世纪80年代批评家和作家一起成长的历史经验不同，当下的青年批评家是在学院和大量经典作品的浸染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有较好的理论功力，能关注最新的文学现象并对网络文学、青春小说等文学创作进行及时研究，既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又有独到的创见。比如，黄平的《青春过于苍老，怀旧无法治愈》《郭敬明：历史的孤儿，物质的病人》《〈小时代〉：物质吞噬人性》《〈戏仿的江湖〉：从〈武林外传〉到〈龙门镖局〉》等文章，既是尖锐的文学批评，又是有社会针对性的文化研究。金理的《知识分子人文传统与当代文学批评》、何同彬的《历史是精神的蒙难》等文章也都显示了青年批评家的理论锐气与朝气。
作家作品研究取得新的成绩
如何保持对当代作家作品的感受力和判断力，文学批评怎样才能不缺席、不失语，一直是文学批评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吴义勤的《“贴地”与“飞翔”——读贾平凹长篇新作〈带灯〉》、姜涛的《“历史想像力”如何可能：几部长诗的阅读札记》、杨庆祥的《历史重建及历史叙事的困境——基于〈天香〉〈古炉〉〈四书〉的观察》、李遇春的《“说话”与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文体美学——从〈废都〉到〈带灯〉》、何英的《作家60岁——以〈带灯〉〈日夜书〉〈牛鬼蛇神〉为例》、刘复生的《掘开知青经验的冻土——评韩少功的长篇小说新作〈日夜书〉》等文章都有效而及时地对本年度新推出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有价值的阐释。而南帆的《文学、家族与革命》、何平的《论阎连科的中篇小说兼及中篇小说的当下境遇》、谢有顺的《重构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张莉的《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孙犁》、张丽军的《未完成的审美断裂——中国70后作家群研究》、陈仲义的《现代诗语与文言诗语的分野 ——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等文章对诸多有价值的文学话题的思考也都切中肯綮，见解独到。
当代文学作品译介研究颇有新意
在“莫言热”中有一个关于翻译的话题，即是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作品被译介到国外数量最多的人就是莫言。2013年，翻译和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话题在批评实践中获得不断的提升和理论总结，如王侃的《翻译和阅读的政治——漫议“西方”、“现代”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体系的调整》、熊修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影响力因素分析》、崔涛涛的《莫言作品在德国的译介与接受》、吴赟的《西方视野下的毕飞宇小说——〈青衣〉与〈玉米〉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胡安江和祝一舒的《译介动机与阐释维度——试论阎连科作品法译及其阐释》、杜文晓的《越南读者接受中国“80后”文学的情况》、张元的《中国当代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传播》、叶子的《猪头哪儿去了？——〈纽约客〉华语小说译介中的葛浩文》、史国强的《葛浩文文学翻译年谱》等论文无论是反思翻译与文学史的建构，解读译介中的重要现象，还是回答翻译与研究中的突出问题，都显示了深厚的学养和理论勇气。
对类型化写作和类型文学的思考更加深入
随着网络文学的井喷式发展，类型化写作与网络文学研究成为批评中值得重视的组成部分。如何正确认识网络文学、类型文学的成就与局限，如何健全网络文学、类型文学的评价体系变得日益重要。张燕玲指出，海量的网络写作需要批评的甄别、需要批评引导阅读和提升文学品质。关注网络文学成为批评家对时代的一种艺术担当，而健全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也变得日益重要。
欧阳友权在《当下网络文学的十个关键词一文》中，将当下网络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归纳为：作品海量、类型写作、影视改编、互动交流、全版权、反盗版、去草根化、网络批评、排行榜及网络语文等关键词。骆田茵的《论当代官场小说中的文化原型》应用文学人类学批评，在当代的官场小说中识别出四种比较重要的心理原型：德(德配天地、天人感应)、变(易)、浊世、权力魔力与敬畏。谢志远的《商界小说中的“商业场域”探析》应用布迪厄的场域观念，分析商界小说中商人或商人团体的空间场所的属性、功能和艺术特征。
总之，2013年的文学批评面对不断更新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取得了诸多开拓性的进展。作为文学事业极有力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引领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是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批评家们需要创造超越传统的理论框架。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继续借鉴西方的文艺理论，也可以从中国传统的文论中寻找资源。但最重要的是，当代批评家要根据自己的现实和经验，发出适合当下现实的批评声音。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2-1 18:03
2013年中国小说的新变
来源：中国作家网 李晓晨
对中国当代小说而言，2013年可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无论从作品数量还是从质量上看，这一年都是值得记录和梳理的一年。小说家们以旺盛的创造力赋予当代小说更丰富的内涵意义和多样的艺术品格，从而使这一文体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1月12日，中国小说学会2013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在江苏兴化揭晓，25部作品榜上有名。其中，包括苏童的《黄雀记》等5部长篇小说，马金莲 的《长河》等10部中篇小说，艾伟的《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等10部短篇小说。这一由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年度小说排行榜迄今为止已评选了13届，随着时间 的推移，这一榜单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成为人们总结、研究中国小说创作的重要依据。
令人欣喜的艺术探索
2013年的中国小说，继续保持着新世纪以来的良好创作态势和繁荣景象。许多业已成名的作家在这一年相继推出新作，并对以往的创作路数进行“变革”，而青年作家则在小说艺术方面继续着辛勤的探索。
在总结本年度的榜单时，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认为，总体来看，在2013年的小说创作中，作家们增强了主体意识、人生关怀和创造精神，积极探索 中国本土经验和民族语言风格的表达，无论在乡土还是城市、现实还是历史、社会还是人心等叙事维度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深孚众望的名家笔耕不辍，长篇小 说领域宛如井喷，佳构迭现。青年作家表现出旺盛的创作活力，他们加强对生活的真切体验，孜孜研习叙事技巧，艺术视野更为开阔。尤其在描绘人的坚韧生存和生 命意味、传达丰富驳杂的城市经验，以及同代人的精神成长历程方面有所突破，这一点在中短篇小说领域体现得尤其鲜明。小说家们的审美触角深入到现代化进程 中，许多作品从人心深处落笔，同时也有意识地让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之中。
长篇小说创作“大年” 勾画小说叙事走向
本年度上榜的5部长篇小说是从36部推荐作品中脱颖而出的，而整个2013年亦可毫不夸张地被称为长篇小说创作的“大年”。作家们在各自的叙事矿藏里锐意掘进，共同建构起一个炫彩流丽的文学世界。同时，他们也以各自的创作实绩，勾画着此后小说的主要叙事向度。
段守新认为，此次上榜的长篇小说对应着新世纪以来中国小说的几条重要叙事潮流，主要体现为对乡土世界的书写、对历史的记忆，以及对现代经验的传 达。比如苏童的《黄雀记》是作家个人美学风格的一次回归，“香椿树街”的文学地理、虚实浮动的时代背景、主要人物的成长和命运，以及由此生发的人性纠葛， 再次成为苏童的记忆和想象。贾平凹的《带灯》以一种细碎化的叙事美学，在对乡村日常生活的精微描绘中，展现转型期中国乡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伦理和人 心等等各种问题。韩少功的《日夜书》则强化了个体视角对知青一代历史和现实的介入、呈现与阐释，为此类文学的书写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相较前辈作家，乔叶的 《认罪书》和田耳的《天体悬浮》则更着意于对无根的、破碎混乱的现实的把握。他们写出了现代人在欲望的旋涡里身不由己的浮动，也写出了心有不甘的煎熬和挣 扎。
中篇小说“新变” 艺术美学上有所突破
相对于长篇小说的大体量，中篇小说似乎更能及时反映时代的脉搏跃动，以更加切中的姿态书写中国故事。特别是在2013年，中篇小说的创作成就特别引人注目。
王干认为，2013年的中篇小说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拓展方面有了新的推进，尤其在中篇小说的艺术美学方面取得了进展。他认为，马金莲的《长 河》的出现，令人感到惊艳。小说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由一个儿童视角来讲述不同年龄、性别、身份的四个人的生命逝去的过程，写 出了生存的艰难，同时写出了生命和灵魂的尊严，蕴含着对生活、对人性、对自然、对灵魂的无限热爱。刘永涛的《我们的秘密》同样出自青年作家之手，作品在处 理小说的寓言和现实意象方面做到了虚实合一、天衣无缝。
在题材上，李唯的《暗杀刘青山张子善》、蒋韵的《朗霞的西街》、刘鹏艳的《红星粮店》和拖雷的《叛徒》在对历史的重新书写中建构了新的空间。 《暗杀刘青山张子善》写的是历史上著名的大案，但处处显示出与现实反腐败的对称性，也预示着反腐败的艰难与复杂。《朗霞的西街》通过类似白毛仙姑的传奇， 写出了爱情的艰难和坚贞。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是年度小说中最令人动情的作品之一，作家贴着人物的命运写，写出了个人悲剧和时代的沧桑。此外，还有 很多中篇小说，虽未入选本次排行榜，但同样值得关注。比如，李佩甫的《寂寞许由》对中国乡村经济发展中的悲喜剧作出了貌似黑色幽默的感慨。吴克敬的《阁楼 上的庄稼》写出了城乡差异背后阶层的断裂。贾平凹的《倒流河》、张炜的《小爱物》、小白的《特工徐向璧》、蒋峰的《手语者》、季栋梁的《大地钢琴》、迟子 建的《晚安玫瑰》、潘灵的《一个人和村庄》、海飞的《麻雀》等也在各自的领域作出了新的尝试。
短篇小说“做长线” 显示出自信稳定的态势
本年度上榜的10部短篇小说也体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显示出短篇小说这一文体更加自信和稳定的创作态势。
汪政用“做长线”来概括短篇小说的特点。他谈到，2013年的短篇小说创作延续着近年来这一文体的总体美学趋势，这说明经过努力，它已经抵抗住 了许多新兴媒体的冲击，变得更加自信和稳定。相对于新兴媒体和网络文学，短篇小说做的是“长线”，善于反复思考那些困扰人们的问题。所以，在这些优秀的短 篇小说中，人们会看到日常的现实生活，它们在安抚心灵的同时又不断启迪人们进行思考。而从艺术层面来看，这一年的短篇小说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许多实验和 探索都可圈可点。谈到作家队伍，他说，套用一句老话就是——老中青每代作家都贡献出了不俗的作品，尤其青年作家的成熟更加值得关注。青年作家成长速度是惊 人的，在今年的优秀短篇小说中，总能发现以前未出现过的年轻作家的身影。因此，当人们一方面为2013年的短篇收成而高兴时，也有理由更信心满怀地期望来 年涌现出更多的好作品。
盘点过去一年中国小说的创作情况，探索创新成为了2013年小说发展的基本态势，这在小说的题材、叙事、结构等方面都有所体现，并成为不同代际 作家共同的追求。虽然变化本身只是一个中性词，但透过变化，我们能看到的是小说家对既有创作路数的不满，打破熟悉写作模式的勇气，以及在艺术上渴望突破的 真诚愿望，而这些正是中国当代小说谋求发展的珍贵动力，亦是中国小说融入世界的重要途径。2014年，期待着这些探索结出更多硕果。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2-1 18:23
2013年网络文学：从“量”到“质”的文学转型(王颖)
王 颖
网络文学从诞生到发展至今已走过了异军突起的15年，它不仅改变了文学产业的格局，也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随着大众参与度与受关注度的提高， 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如今，网络文学已成为当代文学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013年，主流文坛和传统文学界通过吸纳新 会员、举办研讨会和培训班等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大了对网络文学的扶持和介入。同时，网络文学内部也在高速发展中发生着一些值得重视的变化。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2013年上半年网民规模继续上升达到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44.1%。在新增加的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达70%。3G技术普及、无线网络发展都与手机应用创新的强大力量支撑密切相关。具体到去年的网络文 学中，手机网络文学的用户规模相比2012年底增长了12%，移动电子阅读方式方兴未艾。无线阅读的广阔市场就像是一块亟待开掘的新大陆，引得各网站和相 关互联网行业的竞争进一步加剧。文学网站也由此进入了内部的结构调整和重组期。
如果说以往我们谈论网络文学更多地停留在它的商业模式和市场性，那么，经过近些年的努力，网络文学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已逐渐加强，网络文学内部对 此亦产生了自觉的认识。总的来说，主流文坛和网络文学内部多年来持续进行的沟通和交流已初现成效，当下双方都在思考着如何能令网络文学更好而不只是更快地 前进的方向和方法。
主流文坛的推动和努力
2013年，中国作协继续从各方面给予网络文学以支持和引导。在去年的会员发展工作中，申请入会的网络作家有52人，16位最终入选为新会员。 为吸纳更多更好的网络作家入会，中国作协为网络作家采取了单独评审的方式，此次提交申请的网络作家与之前相比不仅数量多，而且知名度也高。例如有因《甄嬛 传》《步步惊心》一战成名的流潋紫、桐华等。新会员中，以创作言情类型为主的女作者占了半壁江山，可见这一类型在网络文学中所占的创作基数与成果均比较突 出。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工程同样为网络作家采取了单独评审的方式，2013年，网络文学共有8部作品入选，分别为张威(唐家三少)的《绝世唐门》、朱洪 志(我吃西红柿)的《莽荒纪》、吴美美(墨舞碧歌)的《传奇》、苗振雷(萧子云)的《秀才用兵》、王普宁(求无欲)的《诡案组系列》、杨勇(杨阿里)的《 桃花潭》、刘耀辉的《山有扶苏》、朱克恒的《返回地球的前生》。
此外，中国作协还组织召开以探索网络文学创作规律为主题的“类型文学的现状与前景研讨会”以及“起点中文网作家作品研讨会”，网络文学重点园地 联席会议每月进行，鲁迅文学院继续举办第六届网络文学作家专题培训班。在“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中，唐家三少、猫腻、月关、烽火戏诸侯、天蚕土豆等19 位网络作家代表参加了会议，可以看做是网络作家在主流文坛的第一次集体亮相。它既说明网络文学和网络作家旺盛生长的态势，亦表明了主流文坛借青创会加强与 网络作家合作的态度。
与此同时，各地作协都逐渐把网络文学纳入了工作的视野，加强了对网络文学的关注、研究、扶持、引导和管理。北京作协成立了网络文学创作委员会， 成员有唐家三少、辰东、唐欣恬、宋丽晅、毕建伟、蝴蝶蓝、百世经纶、雁九、谢思鹏等作家、评论家20余人。浙江作协作为最早成立“类型文学创作委员会”的 地方作协，为了把年轻的网络作家聚集起来，积极筹建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未来还将建立网络类型文学创作研究基地，创办网络(类型)文学研究性刊物，支持类 型文学双年奖的举办，完善评奖机制，加强网络文学的跨界交流和活动。广东作协在全国率先创建了网络文学院、创办了《网络文学评论》杂志，去年继续与中国作 协合作召开了“广东网络文学研讨会”，集中研讨新世纪广东网络作家代表林俊敏(阿菩)、贾志刚、杨林清(无意归)、边晓琳(乱异)、丘晓玲、艾静一(猗兰 霓裳)6位作家的作品。上海作协也在筹备网络作家协会，并与劳动报社联合主办了“2013中国网络文学年度好作品”评奖，“90后”作者张晓晗的短篇小说 集《末日那年我二十一》拔得头筹。它在长篇小说作为网络文学主流的当下，这无疑是一个不一样的讯息。
网络文学的调整与变化
现代化的生活使大众的时间不断碎片化，人们在公共交通上或工作间隙等各种零散时间中，利用手机、ipad等无线终端看视频、玩游戏、读网络小 说，不仅是一种打发时间的消遣娱乐，更成为一种与时俱进的生活方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2008年至2012年，我国18岁到70岁人群中，人均阅读 图书量远低于发达国家这一状况正在发生变化，各类网络文学作品和电子化的传统纸质图书正润物细无声般进入大众的生活，提升着人们的阅读兴趣。而庞大的阅读 市场亦吸引着腾讯、百度、新浪等互联网巨头纷纷将网络文学列为工作重点，加大、加深对其的投入，各方力量的角逐触发了网络文学产业的变革。
首先，腾讯网旗下主要针对男性读者的原创网站“创世中文网”于5月底上线，其诞生意味着网络文学创作正式进入“战国时代”。该网站骨干以从盛大 离职的起点原创业团队为主，提出了“创造(网络文学)新世界”的口号。随后，腾讯网9月发布了“腾讯文学”品牌，推出女性原创文学网站“云起书院”，并将 在未来搭建一个全内容(包括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在内)、全用户、全平台和全产业链的文学体系。另一巨头百度则成功从完美世界收购了纵横中文网。这样，百度 就拥有了3大网络文学业务：百度多酷、91熊猫看书和纵横中文网。今后，纵横中文网可以不断向多酷和91熊猫输出独家网络文学作品。而作为主流网站之一的 人民网亦发布消息：将收购主营玄幻、都市、武侠、言情等类型小说的网络文学企业古羌科技。与此同时，新浪网也分拆读书频道成立独立的公司，网易已强势推出 “云阅读”等，都说明网络文学行业的潜力越来越受到重视。
以往独占鳌头的盛大文学在压力和挑战之下也在思变，一是启动“圆梦计划”，10月圆梦频道上线，是一个充分调动用户参与和市场潜能的创意。二是 12月与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合作成立首个网络文学本科专业。三是重视用户体验，制定网站特色。如晋江原创网推出“V文限免”、召开10周年庆典，邀请百位知 名作者参会与读者沟通交流，潇湘书院举办时空作者粉丝同乐会等。各网站都培养了一批核心作者并积累了相关作品，如起点中文网的唐家三少、潇湘书院的天下归 元、晋江原创网的匪我思存、起点女生的吱吱、榕树下的蔡骏等。四是完善产业链。如推出纪实频道，创办第一份网络文学杂志《起点》，成立优秀作家个人工作 室、成立国内首家编剧培训公司，带作者集体进军编剧业等。
中文在线则另辟蹊径，牵头成立了多网站共建、首家公益性培养网络文学原创作者的网络文学大学，莫言担任名誉校长。它站在网络文学发展全局的高度 和立场，因此得到了中国作协等单位的全力支持。目前，网文大学的网站已开通(http：//daxue.17k.com/)，目标是每年培训10万人次， 通过指导作者写什么和怎么写，使作者能从自发走上自觉创作。申请者须完成两万字以上的文学创作并通过审核。同时，网文大学还将加强校园推广，招募更多大学 生参与其中。以往网络文学的发展不是借助vip收费模式就是依靠无线收费模式，真正针对网络文学内容的自省和思考还不充分，对网络文学有认识和见地，能对 作者提出要求和指导的编辑亦太稀缺，如今，各网站能打破门户之见，为网络文学的发展寻找积极的增长点，对于网络文学的未来意义重大。
总而言之，各大网站通过数年努力正逐步形成“第三方平台”资源共享的共识，它不仅有利于作者扩大传播，也方便读者不用一一再去各网站寻找感兴趣 的作品，各网站亦不用再为争抢作者而恶性竞争，对整个网络文学的发展是有利的。同时，各网站都在完善作者福利、丰富用户体验上做了许多工作。一方面使作者 能没有后顾之忧地专心写作，一方面更好地服务读者，吸引用户。此外，各网站在新人作者的培养上也花了很大功夫。
最后，各网站对内容都更重视，从简单的追求“量”到注重“质”。随着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短篇小说的重要性再度被提出，各网站也对以往在网络 文学中不占优势、更讲究文学艺术性的中短篇加大扶持，如起点中文网展开“单行本”大赛，17k小说网鼓励中短篇创作和非热门的其他类型创作，塔读文学网举 办原创大赛，主推小众类中短篇作品等。其实，中短篇小说在相对注重文学性的榕树下、天涯、豆瓣等网站中一直存在，只是之前被资本的力量压制而未受到关注。 虽然中短篇小说在短期内可能不会产生如长篇小说那样的市场效益，但对网站来说，只要做成持续性的事业，终会形成自己的特色，网络文学的格局很可能也因此发 生改变。
作品与研究期待融合
2013年第八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继续发布网络文学子榜单，上榜仍以唐家三少、天蚕土豆、血红、我吃西红柿、月关、辰东等我们已熟悉的“大神”为 主，其创作也多集中在玄幻、仙侠等领域。即使是鱼人二代笔下的都市、校园题材亦杂糅了异能、重生等类型，这些题材仍是目前网络文学的主流，因其描述场面刺 激、情节充满想象力、有强烈的代入感而受追捧。在这一背景中，去年表现较为突出的作品有仍在连载的《雪中悍刀行》，它虚构了春秋时期的北凉国，讲述了玄武 大帝降世人间的北凉王世子徐凤年如凤凰涅槃的传奇命运，他游历江湖与庙堂、直挑天下纷争险恶，问尽不平事、尝尽人生百态，终成一番霸业。这个充满玄幻武侠 色彩的故事，勾起了每个读者心中的侠客梦。作品文字老练、构架宏大、气势磅礴，有金古之风。作者烽火戏诸侯现驻纵横中文网，曾著《极品公子》《陈二狗的妖 孽人生》等。2013年，起点中文网的作者打眼开始连载新作《宝鉴》，之前的《黄金瞳》书写了一个在典当行工作的小职员庄睿因一次意外眼睛带有异能，不仅 能鉴宝还能治病，从此人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后，作者凭借对风水相术、易经八卦等的兴趣写下《天才相师》，同样将特定人群的生活写得流光溢彩。还有曾 写出该类型优秀之作《庆余年》《间客》的猫腻，作为文笔最出色的起点中文网的作者之一，目前正连载《将夜》，因病放缓更新。作品设置了一个庞大的东方玄幻 式的背景，凡人和修行者的世界互相交汇。作者化用了中国传统文化，营造了一种深具古典气息的意境。主人公开始只是个小人物，背负血海深仇，走向了强大之 路。在动则数百万字的长篇写作中，作者的结构能力、对叙事的掌控力、突破旧有套路的能力乃至体能都会受到严峻考验。
另一方面，在都市言情类型中，2013年最受瞩目的无疑是辛夷坞《致我们终将腐朽的青春》。作品早已完结，因2013年被赵薇拍成电影并上映而 广受关注，唤醒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以至于集体怀旧“致青春”成为一年的文化基调。小说突破了一般言情小说设定的主人公的个性和感情线，执拗和飒爽 兼具的“玉面小飞龙”郑微，她的性格伴随着自己跌跌撞撞的成长经历而逐渐成熟，却也逝去了最宝贵的青春。赵薇执导的电影将小说题目中的“腐朽”改为“逝 去”，将一个个人的情感经历提炼为有爱的能力和没有爱的能力这两个阶层之间的痛楚。影视作品《甄嬛传》《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成功表明，好的网络文学 作品在走向更广为传播发挥影响力的路上是需要转码，也经得起转码的。
时至今日，网络文学的发展依然远远走在其批评研究之前，期待既符合网络文学特点又符合文学本质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建立。臧否一种文学，最终是 要令其有更好的发展，这是我们在讨论如何建立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中重要的一环。201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网络文学研究团队系统探讨了网络文学与ACG文化 的渊源性，《光明日报》开设“网络文学面面观”栏目，通过《网络文学批评标准刍议》《形式之魅：网络文学的新贡献》《警惕网络文学的“网游化”趋势》《试 论网络文学批评的困境》《追求“俗不伤雅”的艺术趣味》《网络文学审美特征考察》等系列文章，将网络文学研究引向各个方面。期待明年文学网站能通过网络文 学大学、研究院的机制加入到体系的建设中，丰富网络文学批评研究的声音和维度。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2-1 18:24
2013年网络文学报告：“三足鼎立”格局渐成(叶丹)
来源：南方日报 叶丹
近日，易观智库发布《中国网络文学产业年度研究报告2013》，报告中提出网络文学产业“一起创”三足鼎立之势形成。据介绍，“一起创”是指：以17K小说网为代表的中文在线，以起点中文网为代表的盛大文学，以创世中文网为代表的腾讯文学。据易观智库预测，2014年中文在线、盛大文学、腾讯文学将稳固“市场领先者”的地位，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17K小说网、起点中文网和创世中文网将成为网络文学原创网站的第一军团，与其他网站形成竞争壁垒。
易观智库指出，网络文学内容提供商在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内容的生产能力、内容的聚合能力、以及内容的销售能力。并据此对网络文学代表网站进行综合打分，最终位于行业领先地位的“一起创”三家公司浮出水面，网络文学三足鼎立格局初现。内容的生产能力包括两个方面，内容的数量以及质量，主要取决于编辑与作者的组织能力。内容的聚合能力取决于与上游版权供应商的合作，包括合作模式、供应商管理体系、供应商数量等。内容的销售能力表现在与产业链下游内容分发渠道的关系，一般是自建渠道与合作渠道相辅相成，但实际上这两类渠道之间存在着博弈，如何协调好两类渠道之间的关系，分别将它们的潜力挖掘出来，实现利益最大化，是内容销售能力的体现。
易观智库分析称，中文在线依靠多年的积累，以及长期对作者与编辑的培养，具有较强的产业影响力，尤其在合作渠道数量及规模方面占据领先，其旗下17K小说网通过创办网络文学大学来培养作者，培训规模空前，使得其作者数量增长迅速，现已成为活跃作者数最多的网文创作平台，同时其拥有规模最大的网编团队，来保障网文作品的品质，中文在线以更加开放的心态面对市场，以其突出的产业协作能力，为自身的发展以及网络文学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环境。
盛大文学旗下拥有众多网络文学网站以及名家作者，虽然起点中文网吴文辉团队的出走削弱了其实力、盛大文学CEO侯小强辞职从侧面反映了其内部存在不稳定因素，但凭借其长期在网络文学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其仍然将保持着行业领先，但是其一家独大的垄断格局已被打破。
腾讯文学投资创世中文网之后，弥补了其在内容生产环节的短板，虽然创世中文网成立不久，但是其凭借吴文辉团队在产业中的影响力，以及腾讯平台海量用户对网络原创作家与上游版权方的吸引力，将迅速提升内容资源方面的市场竞争力，使其迅速崛起，成为网络文学市场中的又一巨头。2013年是市场格局重建的一年，更充分的市场竞争能够促使市场健康快速发展。
此外，易观智库认为网络文学将产业向合作、开放、融合、共赢发展，代表性事件是，2013年12月，17K小说网与创世中文网在京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在版权合作与开发、作者及编辑培养、版权保护等方面达成战略合作。之前网络文学产业的合作更多的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而17K小说网与创世中文网合作，开创了友商合作的先河。市场参与者除了竞争关系之外，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促使产业健康发展，共同将网络文学市场的蛋糕做大。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2-1 18:25
网络文学变局凸显新视野(陈静)
来源：经济日报 陈 静
制图：徐 红
制图：徐 红
在iPad上展示的各类网络图书。如今，IT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人们看书读报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本报记者 徐 红摄
随着网络文学进入巨头主导的“战国时代”，资本的活跃和产业化浪潮正在为这一曾经饱受盗版困扰的内容制造产业带来曙光
2013年底，百度1.915亿元收购纵横中文网、盛大文学联合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创办“网络文学专业”、腾讯旗下创世中文网推出“网游造文学新星计划”，一系列重磅消息都为2014年网络文学的激烈竞争埋下伏笔。
来自市场研究机构易观智库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收入规模达46.3亿元，较2012年环比大幅增长66.7%。预计在2015年，网络文学整体市场规模将突破70亿元；截至2013年底，网络文学活跃用户达到4.3亿人。网络文学已成为增长最快的互联网细分产业之一。
鼎足分立“吸金”移动端
盛大多年来在网络文学中一家独大的“江湖地位”，在2013年随着手握分发渠道的巨头们纷纷入局，而被迅速地打破了。
2013年年底，百度宣布以1.915亿元全资收购纵横中文网，通过纵横中文网的内容资源，百度实现了在网络文学上的正版化，“洗脚上岸”。同时通过纵横中文网与91熊猫读书、百度文库和多酷书城等多款网络阅读产品多点开花，力图通过个人电脑、平板和手机端的全终端拓展其网络文学版图。
在此之前的2013年5月，腾讯将盛大旗下起点中文网的多名核心编辑和明星作者招致麾下，成立了创世中文网，同时在QQ商城、手机阅读等多个渠道进行布局，推出腾讯文学。同年12月与另一国内在线原创文学平台17K小说网实现战略合作，加强其内容资源储备。
让互联网巨头们下定决心在这一时间点杀入的重要原因，正是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在移动端，阅读体验的优化和简洁支付流程带来了新的读者群，而他们更容易建立起阅读正版的消费习惯。去年7月，盛大文学副总裁崔嵬就曾透露说，盛大文学自有移动端阅读发展惊人，每天活跃500万用户，移动端销售收入已超过电脑端销售收入。
但更重要的变化来自于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全版权开发的新商业模式。此前，网络文学的版权增值多来自于实体书和影视作品改编，渠道相对单一。尽管从2010年起就不断有阅读平台试图将热门网络文学作品改编为网络游戏，但成功者寥寥无几。然而，从2013年起，开发周期更短的手机游戏为网络文学作品改编打开了“新大门”。去年9月，根据盛大文学旗下起点作家唐家三少的作品改编的手机游戏《唐门世界》上线，一周内进入grossing榜前20名，此后根据天蚕土豆、辰东等网络作家的作品改编的手机游戏先后上市，在其粉丝们的支持下，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长效机制面向未来
2014年1月7日，国内第一家省级网络作家协会在浙江省诞生。当选为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的网络作家流潋紫表示，网络作协将一方面为网络作者们提供服务，组织经验交流、写作资助、书稿推介、作品研讨等活动，促进网络文学和市场的良好结合；另一方面则是行业自律，引导网络作家注重文本质量和人文承担，身体力行地净化网络环境；三是维权，为版权被严重侵犯的网络作家提供权益保护。
对于网络文学产业来说，内容资源始终是最宝贵的财富。百度和腾讯进入网络文学领域，首先争夺的也是编辑和作者资源。然而随着产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网络文学也面临着如何与主流文学接轨正规化发展的问题。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坦言，网络文学应向“主流文艺”的“主阵地”方向努力。网络作协的成立，正是建立长效机制的途径之一。
长效机制建立的另一条途径则在人才培养。2013年12月25日，盛大文学宣布将和上海视觉艺术学院联合宣布创立“网络文学专业”，并将于2014年招收首届30名应届高中毕业生。盛大文学新任CEO邱文友表示，这一专业与传统中文系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互联网元素的注入，知名网络作家唐家三少、血红、骷髅精灵、格子里的夜晚等均受聘为兼职教授，他们将向学生们提供的重要经验就是创作“如何与市场结合”。
长效机制建立还来自于上层的扶持力度。2014年年初，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传来消息称，总局将进一步扩大非公企业从事网络文学出版试点范围，规范网络文学出版秩序，打击非法出版和侵权盗版行为，加大网络文学鼓励扶持力度，为网络文学发展营造更好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2-1 18:26
网络文学，学得会吗？(何映宇)
来源：新民周刊 何映宇
在网络文学界一呼百应拥趸无数的写作者，居然清一色，没有一个是中文系毕业的。
网络文学，本草莽英雄用武之地，英雄莫问出处，但是现在，盛大文学和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共同联手，培养中国第一个网络文学本科，大有将草根纳入正统之意。
先来看看网络文学的各位大神，都是什么出身？唐家三少，河北大学法律专业；南派三叔，毕业于浙江树人大学电子商务专业；江南，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曾留学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学习分析化学；沧月，浙江大学建筑学硕士；骷髅精灵，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系……
这些在网络文学界一呼百应拥趸无数的写作者，居然清一色，没有一个是中文系毕业的。他们靠的是个人对写作的热爱和不懈努力也好，或者有一点点小运气也罢，总之，和他们大学里的专业无关。
那么现在，盛大文学和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打造网络文学本科，是不是有点缘木求鱼的味道呢？
网络文学运营链
盛大集团总裁、盛大文学董事长兼CEO邱文友当然不这样认为：“之前网络作家的专业背景不代表大学不可以进行专业的训练。我们现在创立中国第一个网络文学本科专业，目的就是要使网络作家主流化，让更多人认可并接受甚至向往这个职业，让网络作家可以安心创作更多精彩的小说。在我们整个业务体系里，作家是最重要的一环，没有作家就不会有内容，没有内容就不会有其他的一切。所以对我们来说，怎么样能够源源不绝地去培养、发掘、培训出越来越多网络文学的作家，是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只有新作家源源不断，我们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才会越来越好。”
盛大文学是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董事单位，陈天桥先生是学校的董事，所以当盛大方面与学校接洽时，双方一拍即合，校方的考虑很简单：“我们的表演学院比不过上戏，我们的美术学院比不过上大、中央美术学院，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只有创新才可能超越，才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如果你认为这个专业就是培养写手的话你就错了。在邱文友看来，网络文学已不能停留在文字阅读那么简单的层面上。“我们要树立全运营的理念，今天，在网络的环境里创造出一部受欢迎的小说并不是整个运营链的终结，而恰恰是它的开始。书完成之后，我们怎么通过对这本书的了解，对用户的了解把每一个版权衍生的价值能够做出来，不管它是无线阅读也好、网络广告也好，当然改编成电视电影或者说网络游戏、线下出版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将来可能还会衍生商品，其实我们现在讲的网络文学其范畴已经有大的拓展，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已经不只是写手、作家那么简单，需要有更新的技能。”
学校方面已经确定，新成立的网络文学专业将于2014年2月进行生源面试，并根据6月全国统一高考分数，进行首批网络文学本科专业学生的录取工作。学生学业期满，修完规定学分，考试合格将颁发普通本科毕业证书，符合授予学位条件的颁发学士学位证书。
所谓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家码字的网络文学本科生，这样的理解在邱文友看来实在太过想当然：“我们今后培养的学生是要市场需求的，既有一定写作能力的，同时也有一定策划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学生。”邱文友对这个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一点都不担心，他一再强调，他们更多的是为这个行业链的健康发展培养人才，这样的人才，是可以“被六七个不同行业所需要的”。
在大学设立网络文学本科，是炒作，还是真正为未来的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提供人才保障？似乎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拼脑力还是拼体力
坐在南派三叔边上，如果你细心的话，你会在他的手腕上看到一个黑线圈，他自己称之为“提醒手环”，就是提醒自己要靠谱。
南派三叔说除了写小说之外，他做事八成有点不靠谱，比如，开车，他的朋友宁愿自己走路回家也不搭他的车，因为他开车，就和玩命没什么区别。南派三叔写小说也是玩命，区别在于，那是靠谱的玩命。所以他说：“只靠写作生活会变成疯子。”
基本上，网络文学作家都差不多，成为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网络文学本科兼职教授的唐家三少也是个玩命的疯子，连续一百个月不断更新他的小说，你想想：每天创作八千到一万字，这什么概念？不仅要才思如涌，而且打字的速度慢一点也不行啊。
三少说他自从写了网络文学之后，他最大的收获就是生活规律。必须合理安排时间啊，否则谁的身子骨能受得了这样的写作强度？更何况是连写十年。这是唐家三少的“论持久战”，十年如一日。
这是由网络文学的性质决定了的。传统文学，十万字就可以算是长篇小说了，可是网络文学，十万字也就是个“起步价”吧。在起点中文网，1000字算一个订阅，分配给作者大概1分钱。比如你每章3000字，一个月10万个订阅，这样算起来就是：3000/1000×10万/100=3000块钱。当然前提是你写的有够多，同时又有很多粉丝追看赏识，还要剔除吊读者胃口的免费开篇章节，这就决定了网络写手的写作范式：基本上，在网络文学世界，从字数上分，一般是20万字以下的是短篇，中篇在20万-60万字，长篇在60万字以上，其中100万字以上的为超长篇，而月写十多万字是网络写手的生存底线。
起点中文网的大神级白金作家血红就对记者说：“你要想坚持一年的话很简单，一股冲劲就够，但是网络文学你想坚持十年八年的话，你得真心实意地热爱它才行。”
所以唐家三少一方面现在依然在坚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继续积攒人气，另一方面，他也在悄悄转型：“网络文学之中，历史类小说还有都市类小说会相对更容易改编成影视剧，而玄幻作品则容易改编成网络游戏，所以你写作的类型决定了未来做延伸的方向。一个网络作家，就是写自己擅长的东西做自己擅长的事，然后把你的版权逐渐地延伸。”(记者 何映宇)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3-8 17:06
2013年散文：在融合中凸显特质
纳 杨
散文的新变是2013年文坛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柴静的《看见》登上了亚马逊中国2013年度最畅销图书排行榜第一名，且前10名中，还有韩寒的《我所理解的生活》、张小娴的《谢谢你离开我》、十二的《不畏将来 不念过去》共4部散文作品，这几部作品的内容、主题都来自作者自身成长经历和人生感悟，与此同时，也在记录着这个时代和这一代人的成长的心路历程。这类型作品在写作手法和风格上与我们熟悉的散文作品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些看起来很轻的文字，是不是散文，目前仍有争议。
散文本就是一个疆域辽阔的文学世界，有着强大的包容力，越是随意，越是自由，就越难突破。从《看见》我们可以看到，一股新兴的散文风气正在改变着散文的整体格局。
深厚的人文底蕴
散文一直以来都是文人气质最显著的。许多散文家不单以美为追求，他们更追求内容的真实饱满和文字的力量。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一定要对当下发声，否则就会成为画上繁花，美则美矣，不能留香。
贺捷生的几篇回忆散文，如《外公在母亲心中》《庭院深深深几许》《逃离雅丽山》等，因作者的特殊身份而与众不同，但让人印象深刻的不是那些特殊经历，而是作者在写作中表达的情感。读了这些作品，一个强烈的感受是，在任何一个时代，人都不可能脱离大环境而存在，要么与之妥协，要么与之抗争。那些特殊年代里发生的事情，在今天看来多么不普通，但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又是那么普通，这就是那时那地人们的生活状态。特别感动我的是《庭院深深深几许》，文章写自己在与父母分离期间的经历，写了可以牺牲生命来保护我的养父、虽不真心对我好却也没抛弃我的养母、照顾我却突然离家参军的三哥、身世凄惨的大嫂……都是一些普通人却遭遇了不寻常的世界，最让人感动的是作者在写作中的平和心态。作者跳出了事件本身，抛弃了个人恩怨，以对所有人同情、理解的悲悯之心来叙述那些痛苦的经历，使文章显示出一种大气、豁达的智慧。
安黎的《风从塬上刮过》，以深厚的人文底蕴写下了中国北方一个普通小镇关庄的前世今生。文章分为“官之庄”、“民之学”、“人之墓”三个部分，从一个文人的眼里看到这个“仰望城市，俯瞰乡野”的小镇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变迁，特别是其中关于教育的讲述，发人深思。
王英的《叶嘉莹：一个人的阁楼》描写了一位可歌可敬的文化人为追求精神的最高殿堂而甘于寂寞的生命旅程，同时更写出了当今社会极缺而又急需的一种精神：安详、简单。正如文中所说：“叶嘉莹其实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她身上延续着旧时代的文明和雅致，流淌着遥远的风韵和生命，她是同另外一种正在流逝的美好文明共同呼吸的人。”
祝勇的《一半是海水 一半是火焰》是历史文化散文中比较突出的一篇。散文贵在真实，历史散文更是如此。忠实于史实，还原历史真相，是历史文化散文的主旨。本文以可信的资料为底本，以作者的理解思考为内核，记述了郑和三下西洋的壮举和死后档案被付之一炬，最终什么也没留下的壮烈人生。文章在写人的同时也分析了历史的成因。历史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而是由一个个人物、一个个事件串成的，每一个人物、事件之间都有着或多或少、或远或近的联系，一步改变，步步皆变。从郑和的个人历史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思想中与世界发展进程不合拍的种种因子，正是这些因子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而看清这些，对于中国明天的走向有着深刻的意义。
文人的哲思和顿悟
文人看世界，往往不从理性出发，而是带着感情，带着个人的独特体验，因此往往能有独到的感悟和见解。这样的文字，注重的是作者与读者心与心的交流。
周晓枫的《盛年》将生命、死亡这一古老的命题讲出了与前不同的新意，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看世界。虽然写的是对死的感悟，但文字间充满了生命的气息，那是一种积极寻求生之意义的精神力量。
王小妮的《上课记》从大学教授的角度观察自己的学生，体会他们的喜好与苦恼，记录他们的彷徨与躁动，发现他们青涩思考中的光芒和力量，呈现出一个纯真与复杂并存的青年自我成长的心灵世界。其中的《我们的存在感》写学生们对正能量的推崇、对年代标记的焦虑、对存在感的执著，写出了面对社会的巨变，年轻人有着更多的迷茫和无力。
对昔日农村的记忆和对今日农村的思考是文学不可缺少的主题。王新华的《流转》提出土地转出后哪里是故乡的疑惑，以文学的形式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土地之于农民，是根，是归宿，是存在的意义，土地问题不单是生产资源的问题，更是人的精神家园的问题，绝对要慎重对待。厉彦林的《土地，土地》则深入思考了与土地相关的方方面面，写土地对农民的意义，也写土地对城市人的意义，写中国过去对土地的做法，也写了今日中国对土地的做法，更提出未来对土地应有的态度。李成的《乡村散板》像一曲悠远的田园牧歌，是对传统农村图景的诗意描绘。作者忠实描绘了记忆中的美好，没有加入过多的今夕感叹。而塞壬的《悲迓》，表面上讲述的是自己对家乡民间戏曲艺术“悲迓”的怀念，实际上真切地表达了作者对已然逝去的昔日农村文明的悼念。
帕蒂古丽的《苏醒的第六根手指》写出了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的精神变异。像作者这样生活在两个甚至是三个不同文化习俗并存的环境里的人，有着比单一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多的精神指向：宗教的、种族的、异乡的、文化的、语言的。在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这些差异会被提炼、放大，进而对文明的进步发生作用，而这也正是保存文化多样性的意义所在。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各种类型的纪念文章非常多。梁衡的《文章大家毛泽东》很独到，以毛泽东的诗词文章为研究对象，总结出一个观点：打天下靠笔杆子，治天下更要靠笔杆子。文章抛开毛泽东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形象，为他树起一个新的文学形象，显示出文人与众不同的视角。
在怀念中拷问生命的意义
亲人是永远唱不完的歌。艾平的《额嬷格》写自己的奶奶，写出了草原儿女与草原无法割舍的拳拳深情。额嬷格是蒙语“奶奶”的意思。奶奶是呼伦贝尔草原上一个平凡的女性，有着草原女性的坚韧性格和顽强的生命力。她以草原为家，一生都在为家人的幸福而操劳，面对生活的重压，她从不退缩。她坚守草原牧民的生活习惯，似乎是一个与现代社会脱节的人，但她的生活却如此真实，如此鲜活，如此令人敬佩。
还有几篇回忆父母亲的作品很有特点。刘亮程的《先父》是写给自己童年时就失去的父亲的一封信，是作者与父亲的一次谈心。幼年失父这样的人生经历或许不少见，但作家这样的感悟却并不多见。“你给我童年，我自己走向青年、中年。”在带着诗性的文字里，我们可以逐渐拼凑出一个英年早逝的父亲形象，以及这一遭遇在孩子的成长中留下的阴影。同样是回忆父亲，施圣扬的《握住老爸的手》就写出了儿子对父亲的另一种深情：父亲永远是我的精神后盾。幼年失父的他带着缺少父爱的遗憾，在成长中逐渐学会了如何去爱。
林纾英的《母亲的天空》选取了一个特殊的人生片段，身为母亲的我为重病女儿担心痛苦，却得到了自己的母亲在自己最无助时刻带来的抚慰和支援，写出了父母亲情的伟大无私。寇英的《母亲》写自己的母亲甘愿忍受青年丧夫的痛苦，一个人辛苦养活自己和妹妹，不让我们受一点委屈。文章写到我们都习惯了接受母亲的照顾却忽略了她也需要照顾，情真意切，发人深省。
回忆历史人物，“真”字当头，有的是为历史人物正名，有的是为褒扬其价值，都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耿立的《被侮辱被损害的灵魂》讲述近代史上一个备受争议的人——武训。文章的价值并不在于作者个人对武训不公平遭遇的愤慨，而在于其对社会忽视教育的反思。一个用尽全部生命办义学的人，应该被尊重、被学习。如果我们的社会真能形成尚学重教的风气，这样的悲剧就不会重演。
诸荣会的一系列散文，比如写京剧名伶孟小冬的《回头是岸》，写女地下党关露的《千古情人独我痴》，为《色戒》里的王佳芝原型郑如萍正名的《不幸成了“王佳芝”》和写一代电影明星王人美的《星光是怎样消褪的》等篇什，在考证史料的基础上，为这些近现代史上的艺术女性作传，讲述她们的人生际遇，满含作者对她们独特人生的思索。
休闲怡情的阅读乐趣
阅读的一大功能是休闲怡情。散文以优美著称，许多精致的篇什，都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李存葆的《听雨》在听雨的经历中分享对人生变幻的感悟，薛保勤的《爱之说》则是关于爱的冥想，都是精致美文。
胡冬林的散文集《狐狸的微笑》对长白山的原始生态面貌进行了多角度的呈现，为森林里的熊、紫貂、狐狸等美丽生灵深情画像，描写它们的生活习性、生存状态，为读者揭开了大自然面纱的一角。他散文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不是一个从外部观察、表现自然生态的“他者”，而是作为一位“森林人”，与一切的生灵保持平等，从而探寻万般生灵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每个人都梦想去旅行，看看那些不同的风景，体验那些不同的人生。捧一本优美的游记，就可以享受悠闲的人生；读一篇讲述异域风情的散文，仿佛置身异地。但更让人获得阅读乐趣的，是文学作品中散发出的作家的独特思考。朱琦的《百感交集看恒河》带我们感受印度城市瓦拉纳西的历史，感受虔诚信徒对世界、对生命的别样理解；丁燕的《舌尖上的陷落》带领我们透过美食感受新疆，从而让我们看到了新疆人的热情、善良以及他们对生活的热情。
跨界写作：在融合中凸显特质
2013年散文创作中的“跨界”现象值得关注。这里的跨界写作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散文与其他文体的相互交融。小说家写散文比较常见，其中给人印象较深的有王安忆的《像套娃一样爱你》、范小青的《回到苏州》、肖克凡的《青春纪事》、葛水平的《颜色绚丽》、方方的《一碗热干面》、乔叶的《以路之名》、袭山山的《人不可貌相》、王族的《猎痛》等。小说家写散文都有比较浓的现场感，但更明显的是贯穿文字的深厚情感。这种写作的转换，更加突显出散文以情为核心的特质。
散文家写小说比较少见。格致的长篇小说《婚姻流水》一度被认为是小说的新尝试，而其中以感情为推动情节发展的结构手法，其实仍是散文的特点。格致的散文本身就很难用传统散文理论去评价，她的某些散文在写法上加入了不少小说的元素，比如虚构。《两重虚》以“梦说——”“我说——”来区分梦境与真实的世界，但其实对于作者来说，两个世界都是真实的，是作者对世界的独特体验。格致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生命体验中敏感细腻的神经，但过分强调个人感受的同时，也缺少了一些人间气、烟火气和温暖感。
散文作家任林举转而写报告文学，一部《粮道》被认为体现了散文的灵动和报告文学的责任道义，但也有人认为其中报告文学的成分太少。尤其是第一篇《上善若水：粮食与大道》，完全可以看作一篇优秀的散文。在散文与小说、报告文学的融合中，散文的一些特质更加得到了凸显。
另一种跨界写作是指跨行业。网络媒介的迅速发展，给人们发表自己的文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一些文学界以外的人开始从事写作，这些文字带着与生俱来的民间气息，与广大读者最接近，也最容易被理解、被认同、被转达，因此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力。这些作品所写内容紧跟当下社会的变化，尤其是关注人精神层面的变化。在这类散文中，“人”被放到了最高的位置，人的欲望、人的无奈、人的堕落，都被平视地书写。
柴静的《山西，山西》写记忆中的山西，也写今天看到的山西：写煤炭资源的开发给山西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写给当地人民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影响，生活上的影响、身体上的影响、精神上的影响。文章语言平实，感情表达比较克制，反而给人带来一种强烈的心灵冲击，这种力量源自所写内容的真实。
东珠的一系列散文，如《门框在哭》《战地记者》《扒山岭上》《一夜北漂》等，以年轻女性的视角看社会，文字简单而生动，散发着青春热度，写出了处于奋斗期的年轻人对未来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妥协。但有的地方过于随意，还有打磨的空间。
跨行业写作大大充实了文学创作的空间，给文学带来新兴的风气。同时，在这个写作不再神秘的时代，写作的难度却在加大。文如心声。要想写出漂亮的散文，还需要不断提升个人修养、思想境界，好文章也是作家的心胸、智力、情感的呈现。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4-3-8 17:07
短篇小说安静前行
程天翔
与长篇小说在2013年的“集体爆发”不同，短篇小说创作在安安静静地前行着，作家在探索性、突破性、原创性等方面仍有不小的上升空间。如今，各种新的现实问题接踵而来，作家在把握题材的选择上可谓丰富多样，如何在文体自身的调整、变革上做文章，如何继续开掘探索新的题材领域，如何与世界短篇小说的繁荣快速“接轨”，依旧是国内作家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总的来看，2013年的短篇小说创作主流是：聚焦社会热点，描摹时代画卷；突出婚姻家庭，探究人性细微；叹咏乡村世界，记录底层声音；发掘题材多样，丰富民族特色。这一年，老中青三代作家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足够重视，相继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的精品力作。特别是“80后”、“90后”等年轻一代作家的异军突起，成为2013年短篇小说创作领域一抹耀眼的亮色。
城市题材日渐突出
随着国家城市化进程的提速，城市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与此同时，人口膨胀、房价飞涨、交通拥堵、就医难、入学难等各类现实问题随之产生。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领域的城市题材热也在逐步升温，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需要对现代社会和城市生活具备审视、反思和批判的创作态度，才能有效地捕捉现实，透过现象挖掘本质，写出好的作品。从2013年的短篇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毕飞宇的《大雨如注》是一部反映教育问题的作品。作家在情节设置方面回避了较为常见的学校教育，而把关注重心放在家庭和社会教育上。小说中，底层市民大姚夫妇“望女成凤”心切，不断安排、干预着女儿姚子涵的生活。米歇尔的出现，象征着一种西方文化的强势输入。在她的引领下，姚子涵在大雨中用近乎疯狂的举动表现出了一个孩子天真本性的回归。
范小青的《梦幻快递》通过一个找不到的“快件”，表现了人性深层的迷失和荒谬。作家从日常生活出发，以小见大，深刻阐释了对人的生存处境的思考。
小岸的《失父记》写的是底层小人物的悲哀。主人公韩宝军是一名澡堂的搓澡工，为了给父亲治病，父子玩起了“躲猫猫”，最后以父亲的出走而告终。小说让我们看到了浓浓的父爱和赤子之情，看到了因贫寒陷入困窘但不丧失人生希望的积极元素。
胡学文的《我们的病》是一篇很有意味的小说。“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这天因听到一对男女乘客吵架而想到了自己的家事。小说深刻揭露了生活中人的病态，进而联系到社会的扭曲，生活的变形，以找不到的“北斗路”暗喻北斗星，从而呼唤温暖亲情、爱情的回归，发人深省。
蒋一谈的《林荫大道》写两个年轻人一次偶然入住豪华别墅的经历，展现了当下青年的生存和精神窘境。他们正值最好年华，又受过良好教育，本该有强大的精神世界，但前所未见的物质世界冲击着他们的心灵，险些让自己多年历练形成的人生观发生崩塌。小说提出了一个物化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与重建“精神家园”的问题，这是城市文学值得深入挖掘和拓展的重要主题。
邓一光的《轨道八号线》写的是4个年轻打工者的故事。与以往从生活、物质角度来写打工者不同，这部小说将关注的重点伸向了底层群体不为人知的内心深处，反映了整个群体孤独、窘迫的现状。在邓一光笔下，他们的内心是一把火——青春之火，欲望之火，甚至毁灭之火，随时会因生存环境的恶化而燃烧。
徐则臣的《六耳猕猴》借主人公冯年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六耳猕猴，身上拴着铁链，在大众面前表演杂耍，反映出小人物艰辛、无奈、无望的现状。小说以虚实相间的笔法赋予了故事多重阐释的空间，表达了对底层人物强烈的人文关怀，深具现实意味。
此外，以城市题材、底层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佳作还有南翔的《老桂家的鱼》、王祥夫的《积木》、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前三门四号楼》、叶兆言的《再痛也没关》、徐坤的《地球好身影》等。这些小说特色鲜明、立意丰厚，无论是描摹时代的风云流变，还是展现各个阶层的生存镜像，无一例外都饱含着强烈的悲悯情怀。
人性、情感的深层挖掘
在2013年，更多的作家试图将笔触深入到各阶层的精神情感领域，对人的欲望、情感、精神等进行深层挖掘，涌现出了不少优秀之作。
铁凝的《火锅子》通过描写一对相亲相爱的老夫妻极为平常的一天生活，展现了他们厮守一生、相扶相携的爱情态度。小说中，两个暮年老人围坐在火锅前，互相夹菜，相敬如宾，这些细节的刻画颇为传神，也给当下的浮躁爱情做出了典范。
苏童的《她的名字》是一篇很值得玩味的小说。名字本是“自我”的一个记号，在主人公段福妹那里，却成了影响其一生的“魔咒”。从“段嫣”到“段菲菲”再到“段瑞漪”，最后重新回归本名，“名字”的魔力经久未散，左右着主人公的心智和命运。福妹与名字的抗争，更是对命运的一种抗争，在苏童举重若轻的文笔下，我们感受到了人的渺小和无奈。
冉正万的《路神》是一部多元素融合的作品。小说写了空巢老人的内心世界，写了“请神”这一民族习俗和当下社会的拜金现实，是一部呼唤亲情、莫忘故土的心灵告白。小说的主题提醒我们：当传统不再，金钱变成了惟一信仰，还有多少人会回望和思索生命最初所追随的轨迹？
裘山山的《寒露寒》记叙了两个曾经是情敌的老同学，时隔30年后再相聚的故事。作品没有复杂的情节，寥寥几笔就把中年人那种谨慎、不安和见面时不胜唏嘘的复杂心态刻画得真实感人。作者以其独到的笔触呈现了人世无常与岁月无情，也表达了人性之于命运的旷达与宽厚，流动着温暖的人文关怀。
鲁敏的《小流放》写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利用心理刻画将自我悬置，隐约流露出对时代的拒绝和反思。穆先生和妻子为了让儿子更好地迎接中考，在离学校最近的小区租了一套一居室。此后，生活条件的绝大反差让穆先生如同坠入空洞，他开始靠打听、揣测以前的租户打发时间，甚至以冒充别人的身份取乐。小说侧面表现了现实环境挤压下人的心灵所承受的重负。
艾伟的《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借一个双目失明的孩子，阐释了心灵想象空间的无限大以及宇宙意识超越生命个体经验的奥妙。小说深刻指出了当下人精神、情感空间的狭窄逼仄，无法走出大众经验心理的束绑。
金仁顺的《喷泉》写的是矿工的故事。小说没有正面写矿工张龙和老安的艰辛生活及工作的危险性，而是通过他们与吴爱云的情感纠葛展现了底层人波澜起伏的内心世界。小说的情节设置颇为精巧，笔法大开大合。
姚鄂梅的《一次出轨》写了主人公朱方元因和保姆一次偶然的出轨而引发的家庭危机。小说在人物心理的刻画方面是充分的，反映了当下人因环境影响致使人性压抑难以解放的普遍现象，借“出轨”这个话题探讨了家庭生活和谐的重要性。
在对人性情感的深层挖掘方面，好作品还有不少，如李治邦的《给我一个理由》、薛忆沩的《剧作家》、陈年的《九层塔》、柳营的《对偶》、何玉茹的《我们的小姨》等，把这些作品糅合在一起，可堪称一本研究当代中国人人性情感的奇书。
农村题材及其他：沉默中的求索
与近年来时兴的城市题材热相比，短篇小说在乡村题材的发展显得略为缓慢。作品数量虽然不少，但那些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思想力度的精品还有待挖掘。这一方面固然和时代发展有较大关系，另一方面，恐怕也和之前的农村题材开掘过度，以致作家创作热情不高有关。2013年，比较出色的农村题材作品有贾平凹的《倒流河》、晓苏的《酒疯子》、东西的《蹲下时看到了什么》等。
贾平凹的《倒流河》记录了西北地区部分农民为了改变贫穷而冒险下矿井挖煤的生存现实，表现了当下农民现实的人性和生存意识的变化。从文本象征意义上来说，“倒流河”这个意象更像是贾平凹对农村社会现状的一种暗喻，鞭挞了那些为钱铤而走险、道德沦丧的社会现象，呼吁淳朴善良的民风回归，这也是小说想要表达的积极意义。
晓苏的《酒疯子》是今年农村题材的又一力作。主人公袁作文发现自己的女人与村长苟合，而他却被村长赶出门来。袁作文除了借酒消愁、身心狂躁之外，似乎没有别的选择。作品着力塑造遭遇物质、精神双重困境的小人物形象，深刻展现了农村的现实图景。
东西的《蹲下时看到了什么》写出了“习惯”给人的生活带来的困扰。“习惯”作为情节发展和人物行为的一切动力，遮掩了“人的再度动物化和符号化”；小说中人物的出场更多具有漫画的特点，作者以乡村趣闻的形式，以冷静、理性、富有张力的语言，为我们摆出了一道人性难题，凸显了洞察世事后的明净与宁静。此外，残雪的《外地人》、周建达的《自留地》、王忠保的《安魂》也都是今年不错的农村题材小说。
除了农村题材，部分作家在民族题材方面也有涉猎。了一容的《我的颂乃提》以写男孩伊斯哈格举行成人礼的故事，详细描述了伊斯兰的民族习俗“割礼”及其地域环境和文化特征，并以伊斯哈格成长的心路，深刻展现了伊斯兰民族吃苦耐劳、磊落宽容、勇敢机智的优良品质。小说通篇闪烁着圣洁美好的光彩，对当下社会的成人礼过于注重“形式”，而轻视“核心”的现状进行了理性而深刻的反思。叶舟的《我的帐篷里有平安》写得跳动洒脱，轻松自如，有武侠小说之风范。小说通过描写两个身份悬殊人物行为的强烈反差，将小说主题直指当下现实：有的人生来富贵，却耽于玩乐；而大多数真正有才干有信仰的平凡人，是否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空间？
“80后”已成气候 “90后”初登场
在2013年各大文学期刊的版面上，“80后”作家的作品占到相当篇幅，而且亮点颇多，他们的成长正为日后文学的繁荣发展做着不断的贡献积累，理应得到更多的尊重和认可。
蔡东的《无岸》以“45岁这年的一个晚上，柳萍宣告自己的人生失败”为开头，将一个正经历人生各种危机的中年女人刻画得淋漓尽致，女儿的未老先衰，丈夫的“受辱训练”等，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式的生存经验和竞争法则，宣泄了主人公一家作为小人物的悲哀。
陈再见的《微尘》写出了底层小人物的无助与挣扎。文学青年“我”离乡打工、穷困潦倒，父亲的突然离世，让我在一场荒诞而辛酸的乡村葬礼中，看清了“我”、罗一枪以及诗人朋友各自的命运。小说的心理描写极为细腻，侧面揭示了现代都市的咄咄逼人和乡村发展进程中的畸形现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孙频的《杀生三种》与其以往的小说主题相比有所突破，在这篇小说里，她探讨的是个人与文明的关系。小说将3个人与一条蛇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了环环相扣的3种谋杀方法，让人在惊心动魄中不免唏嘘与思考：到底是先有病态的个人，然后有病态的社会、文化与文明，还是病态的社会、文化与文明造就了病态的人？
林森的小说着力描写转型期的社会激变、人生起伏与民俗变异，展现现代思潮、物质变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他的《有几条路飞往木桥》以第一人称展开家族叙事，在转型的文化与社会环境中，关照了一家四口的思想交锋与人生困境。
吕魁的作品多数关注“80后”卑微的梦想、岌岌可危的当下境遇，心怀怜悯同情，却不悲观颓废，对美好未来充满希望。他的小说《朝九晚不归》叙事节制，角度新颖。作品通过对马山这个都市白领一天生活的细致描写，写出了年轻人在大城市打拼奋斗的不易。
李唐出生于1991年，已表现出不俗的文学才华。他的小说《斯德哥尔摩》以先锋的笔法写出了现代人内心无所依托的精神困境，流露出浓郁的卡夫卡气息。
2013年算得上青年作家在短篇小说领域集中爆发的一年，除了上面提到的几部作品外，还有甫跃辉的《饲鼠》、彭扬的《皮囊》、王小忠的《小镇上的银匠》等。这些作品在文学探索上各具特色，各有气韵，展现了青年作家的青春风采和创作实绩，也为当下文坛注入了一股全新的力量。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4-3-18 16:41
评论家眼中的2013年中国文学
《中华读书报》2014年1月1日第5版）
点评小说
雷达 进一步“接近现实”
雷达(中国小说学会会长):2013年，长篇小说依然数量浩繁，有人称2013年为“中国长篇小说大年”。这里姑不论其大与小，事实是，许多名家竞相推出长篇新作，带动大量新作品的涌现:贾平凹首次尝试女性主角的《带灯》，马原聚焦遗产纠纷的《纠缠》，韩少功思想家气质浓郁的《日夜书》，文坛老帅王蒙尘封40年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王安忆的《众声喧哗》，林白具有时代感与精神力度的《北去来辞》，余华表现现实的残酷与荒诞的《第七天》，延续苏童惯常的叙述风格和节奏的《黄雀记》，“神实主义”作家阎连科的《炸裂志》，红柯的爱情风暴小说《喀拉布风暴》，还有严歌苓的《毕业歌》。
以上罗列接连不断的出版盛况，是想描述长篇小说的热度和名家竞写的热潮，这似乎是莫言获“诺奖”后的某种集束效应，也是名家们试图保持自己“在场”的努力: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当然名家力作远不止这些。像艾伟的《盛夏》，陈希我的《移民》，乔叶的《认罪书》，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王十月的《米岛》，李凤群的《颤抖》，田耳的《天体悬浮》，路内《天使堕落在哪里》，弋舟的《蝌蚪》，张浩文的《绝秦书》，钟平的《塬上》等等，都是引起反响的作品。
我们看到，除个别作品外，这些作品都表达了进一步“接近现实”，对转型时代复杂现实生活的大胆审美判断，表达出力图对现实发言的强烈愿望，这已成为当下长篇小说的主体格调。我以为这一点很突出，尚没有得到相应的正视，甚至不被提及。余华就认为《第七天》是他“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马原也说:“是因为中国今天的麻烦，很多来源于正在变化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在从没有财产概念的时代走进有财产的时代。”苏童说“《黄雀记》是造街运动的一项大工程，我借它探索香椿树街的魂灵。”阎连科说:“并非我的作品荒诞，而是生活本身荒诞。”而贾平凹更是1950年代的“发言人代表”，一直以关注转型现实而著名。这是一代作家的现实情怀，也是当下消费时代一种亟需肯定的文学书写的积极力量。问题在于，直面时代的勇气和思想艺术能力不逮的问题同时存在着。
白烨 名家变招
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回望2013年的文坛，梳理诸种感受与印象，一个无可替代的关键词凸现出来，那就是“新变”。这一年，作家们的各类创作都在尝试变招，理论批评也在直面新的文学现实中相应变调，网络文学更是在各种合力的推导下深层变异。这一切，使得整体的文坛，在2013年不可避免地显现出诸多新的变动，呈现出繁复多样的新的变局。
在2013年的长篇小说领域，不少文学大家与小说名家都有新作推出，而且都有一定程度的变招。这种小说写法上的适度更新，主要表现为观察生活的视点下沉，作品内蕴极具现实性;叙事文笔质朴无华，表现形式上更具故事性。贾平凹的《带灯》讲述一个名叫带灯的年轻乡镇女干部勉为其难的“维稳”经历，金宇澄的《繁花》，更是类乎以说书的方式汇成了丰繁而鲜活的生活万象与人性百态。饶有意味的，是余华和马原这两位先锋小说家，分别以《第七天》和《纠缠》的新作，作了几乎是摇身一变的新的亮相。值得关注的名家新作，还有韩少功的《日夜书》和苏童的《黄雀记》。出现于2013年的王蒙的《这边风景》，也是一部十分独特的小说文本。其独特，既在于它是失而复得的一部旧作，又在于它的不加修饰的原样推出。
2013年的青春文学，也以一些新锐作家的有意出新，带来令人惊异的欣喜。其中，颜歌的《我们家》和七堇年的《平生欢》最值得注意。近些年来，网络文学在信息科技化、传播多样化、写作平民化、阅读浅俗化的多重因素的合力推导之下，一直呈现出一种作者不断扩充，领域不断扩张、影响不断扩大的基本态势。2013年，不仅这种强劲的势头有增无减，而且还在创作、运营等方面，以贴合网络传媒的自身特点，从自发状态向自立状态不断过渡。
贺绍俊 “70后”咄咄逼人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2013年应该是长篇小说的丰收年，值得一提的有苏童的《黄雀记》、贾平凹的《带灯》、韩少功的《日夜书》、余华的《第七天》。更让人惊喜的是不少“70后”的长篇小说都在这一年出版，显示了他们的咄咄逼人的实力，如路内的《天使坠落在哪里》、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乔叶的《认罪书》、李凤群的《颤抖》、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田耳的《天体悬浮》等。“70后”活跃在文坛的中心舞台，他们的长篇小说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在2013年的长篇小说中，我发现作家们对于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视。
余华的《第七天》出版后引起较大争鸣，也是2013年的一大亮点。余华仿佛是向文学批评的池塘里扔进一块石头，检验一下文学批评还有没有活力。《文学报》的“新批评”栏目和《小说评论》等报刊都为《第七天》组织了系列批评文章，涉及到小说结构、主题表达，以及如何处理现实和新闻资料等多方面的内容。关于《第七天》的争鸣也让人们看到文学理论批评的“及物”性，这也是2013年文学的一个特点。文学批评的“及物”性，也就是文学批评更有针对性，更有鲜明的观点。体现“及物”性的例子还有:《人民日报》组织的“警惕不良文化趋向”系列批评文章，分别对闭门造车、以丑为尚、网络暴力、政绩工程、浮奢之风、技术崇拜、比坏心理、形式主义、价值迷失等九种不良文化趋向进行剖析与批评。《光明日报》开辟“问诊报告文学创作”的栏目，“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短板’进行梳理与总结”，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现状同样不乏尖锐的批评。《文艺报》开辟“聚焦文学新力量——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栏目，陆续对近50位“70后”、“80后”作家的创作进行评述，这些作家目前正活跃在创作前沿，具有较大的创作潜力，完全应该成为文学批评重点关注的对象。
孟繁华 “城市”突围“乡村”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考察当下的文学创作，作家关注的对象或焦点，正在从乡村逐渐向都市转移。即便到了21世纪，乡土文学在文学整体结构中仍然处于主流地位……但是，深入观察文学的发展趋向，我们发现有一个巨大的文学潜流隆隆作响，已经浮出地表，那就是与都市相关的文学。这一现象的出现重要无比:它是对笼罩百年文坛的乡村题材的一次有声有色的突围，也是对当下中国社会生活巨变的有力表现和回响。2013年的短篇小说创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
十年前的2003年，刘庆邦那篇宣言式的小说《到城里去》的女主人公宋家银，嫁给杨成方还只是为了做“工人家属”，那么，到了“保姆在北京”系列，刘庆邦通过保姆的视角，发现了城市深处无数隐秘的存在。“保姆”不仅发现了城市的细胞——家庭生活的外表与真相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城市人心的“恶”。《后来者》(载《十月》2013年5期)写的还是世道人心，还是城里人的冷漠与荒寒。
尽管如此，还有试图进城者绵延不绝前赴后继。付秀莹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书写她记忆中的乡村，近年来她的创作视野也逐渐转移到了城市生活。《曼啊曼》(载《芳草》2013年6期)题目就是慨叹。这一慨叹一言难尽欲说还休。在范小青的《梦幻快递》(载《北京文学》2013年5期)中，城市生活的荒诞性和不可捉摸可见一斑;吴君的《夜空晴朗》(载《中国作家》2013年6期)则是一篇表达城里人归宿焦虑的小说。“80后”作家文珍的《到Y星去》(载《光明日报》2013年8月23日)通过幻想从人间到天堂的故事，写出了现实生活的严酷性。
《曼啊曼》要进城，《后来者》进城受尽屈辱，《梦幻快递》生活恍惚亦真亦幻，《夜空晴朗》归宿难寻无所皈依，《到Y星去》不仅要逃离城市甚至要逃离地球。城市梦和“围城”悖论，就这样在2013年部分短篇小说中被完整地构建起来，从一个方面表达了当下城里人心的不安、惶惑和迷茫的状态。社会生活正在加速变化，某种变化尚未适应，另一变化已然到来。
批大师级人物的追求、遭遇和不同命运，笔力稳健，扎实厚重。徐怀中的《底色》，贺捷生的《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同样写出了历史之重、历史之真。
如何处理现实与历史，如何运用虚构与纪实，是考察创作的重要尺度。回望本年度文学创作时我发现，历史与现实、纪实与虚构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是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处理历史题材，在书写过去经验的时候，很多作家如鱼得水、得心应手;而在处理现实题材、面对当下经验的时候，则有不少作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应对失据。在文学表达方面，今年文坛的一个突出现象是虚构类特别突出的佳作较少，而纪实、非虚构类作品则无论在表达还是在社会影响方面均有超出虚构类作品的态势，这很让人深思。文学书写怎样才能贴近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作家怎样真正让艺术想象腾飞起来，恐怕还有不少考验在前面。
点评报告文学
何建明 私人化非虚构作品应引起警惕
何建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报告文学学会会长):2013年报告文学作品中有几大亮点，一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比较多，比如王宏甲和刘建的《农民:中国一户农民的百年历史》、陈启文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等作品，都有深刻的思想力和表现力；二是冒出了过去并未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年轻作家；三是更多的女作家充实到报告文学队伍中，写出了优秀力作；四是文本的探索及报告文学外延更为宽泛，无论是“非虚构”还是“纪实文学”的概念，都属于大的报告文学范畴。另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章刊发报告文学，具有标志性意义。中央提出开展以“中国梦”为主题的文艺创作，这对报告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整体看来，2013年有一些作品写得很有深度，比如余艳的《杨开慧》、马娜的《滴血的乳汁》、周国忠的《弟弟最后的日子》等，但仍然缺乏震憾之作，对反映现实的作品驾驭能力差、审视力不够。目前报告文学关注的人物有两类，一是已经树立起来的人物典型，二是凭借自己的判断和眼光去发现小人物，这比纯粹地记录时代更重要。无论是小说还是报告文学，优秀之作都是作家按自己的思维和眼光去关照社会，如果报告文学作家不善于发现，或发现得不够精彩，说明还是功力不够。还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一些所谓“非虚构”作品，写得精彩，其实有虚构的成份，是小说化的“非虚构”，这是报告文学应该严格排斥，私人化非虚构作品不是报告文学本质，这一点应引起警惕。
梁鸿鹰 真相最具打动人心的力量
梁鸿鹰(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梦想是灵魂的声响。在2013年依然风生水起、多姿多彩的文学创作中，中国梦想成为年度书写的重要母题，激情洋溢的作家们把创作与国家蓬勃发展的前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自觉联系在一起，书写中国发展、弘扬中国精神，像贾平凹笔下的带灯这样的形象之所以能够获得广泛认可，就是因为这个每天都要面对棘手问题的乡间女干部心中依然有梦想，有灵魂向上飞升的积极精神追求。王宏甲的《农民:中国一户农民的百年历史》，黄传会的《国家的儿子》等一批报告文学，对国家发展变化、社会历史进步、当代杰出人物进行热情书写，时代特色浓郁、富于激励人心的正能量。真相最具打动人心的力量，中国真相的纪实书写是2013年度文学创作的又一耀眼亮点。阿来的《瞻对:一块终于融化的铁疙瘩》通过追述中央政府200余年间对瞻对土司部落实行控制的历史，重构汉藏交汇之地藏民艰难而独特的生存境域，传达出作家对川属藏族文化的现代反思，思考深入、书写灵动。岳南创作多年的《南渡北归》充分还原历史细节，重彩描绘人物群像，再现抗战爆发后中国学术文化领域——
点评诗歌
张清华莫忘顾城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关于2013年的诗歌，有三点不能忽略。一是诗歌民间力量的充分显现。前些年的喧闹早已不再，网络书写带来的伦理下降也似乎已经终结，反而是诗歌伦理精神与秩序的再度生长，以及资源的重新配置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变化。投资诗歌的“民间资本”越来越多，如今诗歌从编辑到出版，到传播推介、评价评奖，几乎无不是民间人士在资助，在诗歌界几乎有无数个由民间构筑的圈子或平台，它们以各种形式，结合各种力量，以不同的角色生成着今天诗歌日益彰显的良性生态。
二是杨健的《哭庙》。2013年好作品很多，但无法一一列举，只能选一个代表谈一谈，杨健的《哭庙》既可以看做是一部长诗，也可以读为一部诗集。某种程度上看，它与90年代于坚的《0档案》有点可比性，都是以一种刻意杂乱无章的方式，记录个体所感知的历史与成长记忆。
三是一个被忽略了的事件:顾城事件二十周年。对于当代诗歌来说，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有着象征意义的悲剧性事件，不该被世人遗忘。其中含义丰富，首先是一个时代的结束——类似于一个“黄金时代”的终结，我说的是神话与史诗意义上的“黄金时代”，但随之，一个真正收获的“白银时代”到来了，只是而今这个白银时代也早已终结。其次，作为一种诗人的人格类型，顾城属于那种一生也不肯走出“精神的童年”的诗人——这种“黄金时代”才能赋予的一种伟大和自恋的精神镜像的体现，永远不复存在了——在如今，卑微已经成为诗人身份的代名词。这也正是我们时代的诗歌精神。纪念顾城，我们会有更多的感慨。
点评散文
王必胜没有太多亮点
王必胜(评论家):说到散文，想到一句诗，有星无星的夜晚，散文这一年的收成，大致如是。
过往的散文，在经历了前些年的花团锦簇之后，是一种沉静的状态，没有太多的亮点和新景。但也延续着多年来散文的几大文脉，一是历史文化的挖掘，写地域文化，读书思考，或者游历亲闻，这类多从历史中看取人文反思，多年来历久不衰;二是对亲情的书写，这是散文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散文最大的题材优势，同时，也成为散文的文体优势，亲情、友情的书写，是散文有别于其他文学样式，最可发挥和展示的。所以，亲情散文在任何时空下，都是散文的大户;三是面对生活的种种世相，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诸如自然的环保生态，诸如人文的习性情感尊严等，当下更为迫切而廓大的民生与社会问题成为不少散文的主打内容。四是一些节庆纪念成为散文家习惯的感怀触点。举凡此类，在散文的名义下，成为当下这类题材的集中现象。
这是就内容而言的，而在写作手法上，我以为，时下散文最为突出的是纪实性的增强，或者，写实类散文成为一个亮点。纪实性，因读者的喜爱，不同的文学都在倡导。小说和报告文学方面也分离出非虚构文学、纪实文学，引得众说纷纭，评价不一。而散文，这些年，也因为纪实性的增强，有了相当的份量。新近一些作品，沿习此路者是作者对自身生活状态的关注，是对于生活的底层与弱势群体的关注。也有从历史的关节点上切入，纪述人物，抒写大人物的功绩。比如，在革命叙事的作者中，像善于书写老一辈亲人或革命领袖生活与功绩者的贺捷生、梁衡坚持有年，前者写出《木黄木黄木色苍黄》，后者有《文章大家毛泽东》。比如，长期关注农民工的丁燕，写了一系列东莞地区打工者的文字，代表作有《女房主》，比如，李存葆的《乡村燕事》；比如，阿来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比如，新人冯唐的散文系列。新近的散文，我以为芜杂多于佳品，大雅之作少有。也许，杂而芜成就了其鲜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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