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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子滨＊ “斑马线上的中国”并非某种隐喻，而是以法律规则的眼光，参酌斑马线上的乱象，解说对中国法治的十年观察。国家法治，不妨从斑马线做起，从整饬“中国式过马路”开始。斑马线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法治就有希望了。而整饬“中国式过马路”，在我看来，应当从理顺人车关系、落实车让人入手。且不说《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明确规定，即便是从情理上讲，汽车也应当礼让行人。可在现时中国，汽车不但不礼让行人，还经常与行人抢行；纯粹抢行倒也罢了，有时竟然加速冲向斑马线，用机器的咆哮和铁皮的剽悍来恫吓驱赶行人；行人则报以鄙夷和敌视，蓄积着无奈，阴燃着肝火。这是中国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一幕，也是中国现时法治状况的缩影。虽然我们有了一定的法治标示和路径，正如我们有了斑马线，但我们并没有认真遵循法治的规则，正如我们并没有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瞥一眼斑马线，就能立刻体察到我们离文明还有多远。“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这种区分是成问题的，因为如果没有车德，驾车就算不上文明，最多是一种享受，偶尔还是粗蛮和凌弱的写照。斑马线是当今中国城市人际关系中一处莫大的隐痛，它隐隐作痛，正在不断提醒我们：温良恭俭让的世情民风正在远去，法治之下的和谐敦睦还未到来。 蒿目时艰，班荆道故。汽车不让行人，首先源于历史惯性。中国最早的车族无疑是达官贵人，因而在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汽车和权势联系在一起。平头百姓给汽车让路，就是在给权势让路。追忆汽车以前的时代，一定级别的官员出门，坐官轿不说，还少不了差人衙役鸣锣开道。“闲人闪开啦，大老爷过来啦！”你听，路上的百姓都不过是些“闲人”，官老爷经过，不但要让，而且要快让，也就是“闪开”。这种意识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当市民社会普遍有车后，人让车已然成为习惯，而当前的路权分配和管理思维也延续并增强了这种定例。汽车时代，何止行人，成荫的树木、古老的屋宇，一切都要给汽车让路。 有资格享受警车开道待遇的毕竟是少数，多数车辆都是争道抢行，根本原因在于路面资源短缺。人多车多，暴塞狂堵，等于坐在车里烧钱，这使得温雅闲适的“中产者”都狂躁不安起来，而原本属于“尽速通过”的个人理性，在交通压力下聚合为“你挤我抢”的集体非理性。“僧多肉少”作为集体记忆，甚至形成一种“灾民心态”，下意识地进行全时空的争抢。即使人不多，也会“前胸贴后背”地簇拥上车；即使人人有座位，也要争先恐后地登上飞机。 汽车的速度不但改变了人们的时空感，也相应改变了路面资源的利用方式。人与人拥挤时，每个人实际占用和能够争取的空间大致均等，各进一步的本事既然差不多，也就更容易各让一步。但在人与车遭遇时，轻点油门就能瞬间赢得较大的空间，轻踩刹车则意味着让出本可争得的优势，重新加速则意味着油耗的增加。对驾车者而言，减速让行不仅是一种资源的损失和浪费，一定程度上还受制于后车的通行要求。只有当后车同样具有礼让心情，给予理解而不是鸣笛催促时，礼让行人才是一种受到普遍欢迎的行为。 汽车的外壳遮蔽了人的面孔，使礼义廉耻的信息传递受到阻隔。驾车人不再顾忌脸面，无须说“对不起”，也听不见“没关系”，甚至不必理会行人的抱怨和谩骂。铁皮和玻璃不仅挡风，而且遮羞。机械力则使驾车人自我放大，自我膨胀，随之有了“车脾气”。好端端一个人，一旦开起车来，立刻性情迥异，车德尽失，甚至飞扬跋扈，乖张暴烈。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戾气，“正在失去节制与方向”。 汽车不让行人，也可以曲折地归咎于行人，因为有太多的行人根本不走斑马线。哪个驾车者没受过行人乱穿马路之苦！你不走斑马线，妨碍我舒畅驾驶，就别怪我在斑马线上不让你愉快通过。不少国人就是这样反向总结并付诸行动的。必须补叙一句：至少在大城市，在有信号灯的斑马线前，汽车还是能够“红灯停绿灯行”的，而此时恰恰是行人不守规则，红绿灯对他们只起参考作用。 许多人为了少走几步路，即使有过街天桥也不走；明明来不及穿越马路了，也争分夺秒地往前冲，宁愿把自己“晾在”路中央，任凭双向车辆贴身呼啸而过，绝不甘心在路边稍等片刻。还有自行车，它们在路口每每“探出头来”，使右转车辆严重受阻。某些行人似乎忘了自己为何上路，冒着生命危险与汽车比拼勇气，甚至翻越护栏。在悲剧发生后，旁观者只是唏嘘叹惋，很少吸取教训，下次依然故我。 行人不走斑马线，无视红绿灯，同样有很多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向来重目的、轻手段，或者说，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稍作延伸，就是重实体、轻程序，重成效、轻规则。哂笑“只看红灯绿灯，不看有车没车”，与嘲笑宋襄公“不鼓不成列”是一脉相承的，暴露出国人聪明算计背后的功利和短视。每当想到别人可能一样聪明时，国人的解决方案是让自己更聪明，更胜一筹，而不是共同回归规则。因为他们担心，别人一旦不守规则，自己就吃亏了，还不如自己先把规则打破。宁可自己不受益，也不让别人得到好处，也就是“损人不利已”。 并且，过去若干年，我们滥用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使其庸俗化，喜欢一切操之在我，推崇相机而动；挞伐教条僵化，鼓励便宜行事，贬斥墨守成规。视规则为束缚，视遵守规则为呆傻，不愿忍受遵守规则的代价，乐于玩味突破规则的利益。又总是相信，破坏规则的恶果只由别人承担，或者别人和他分担，而自己却能独享其利。 总体而言，国人不敬畏规则，只惧怕规则背后的人。摄像头之所以比信号灯更有威慑力，是因为人们相信它背后有一双权力的眼睛。而体现权力的交通执法，却从未在“车让人”方面用心用力。究其原因，或许这种执法不好取证，又不便处罚，因而缺乏执法动力；又或许这种立法本身就不合理、不现实。如果是这样，还不如干脆去掉“车让人”的规定，也免得某些人因为信赖法规而受害。2013年5月，全国各地曾短暂有过治理斑马线的尝试，但它的重点是整饬行人闯红灯，而不是督促车让人。不成想，国人对于过马路的“自由”相当在意，执法者遇到的阻力相当大，甚至有中年妇女追着往交警身上吐口水。 毋庸讳言，规则不受待见还缘于路面上存在的所谓“特权车”，它们在众目睽睽之下频繁地破坏规则，在百姓中不仅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也树立了极坏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坏榜样的力量更是无穷的。一万次法制宣传，也抵不过一次对法规的凌驾。总体说来，社会特殊号牌的车辆数目与法治进步程度成反比。因此，由于特权对规则的扭曲，法治或者一直在昏睡，或者根本就不被信仰。 其实，“礼让斑马线”这个说法并不准确。礼让以有路权为前提，而斑马线上行人拥有路权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汽车必须避让行人，谈不上“礼让”。只是在有信号灯的斑马线上，只是在行人闯红灯走上斑马线或者根本不走斑马线的时候，才谈得上礼让。必须强调的是，即使在汽车有路权的情况下，也应该礼让行人。这问题并不容易说清楚。说“铁皮”强“肉身”弱，强者应当礼让弱者，这个理由固然不错，但还不够有力。因为如果“强不凌弱”只是道义的要求而非法定的义务，那便意味着，强者须有较高的道德水准，有时还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才能做到对弱者的礼让。而一旦将道德要求推及如此众多的驾车者，不仅注定要失败，而且道德的泛化意味着道德的贬值以至沦丧。所以，仅有这个理由是不够的，还应当付诸法律上的强制。 法律上的强制必须针对重大的利益或者事项，汽车让行人，就涉及重大的利益，因而也是一个重大的事项。与一般的强者让弱者不同，在路面上，行人作为弱者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一句话，谁处于更大的危险中，就要让谁先行。这种行车伦理上升为法律规则之后，它所要保护的其实是人车双方的安全，如果行人身处危险并且遭受伤害，那么造成行人伤害的车辆也难逃干系。 不妨将“为什么让”与“为什么不得不让”一并考虑。推想和经验都告诉我们，如果规则设定为汽车可以不避让行人，那么，驾车人在斑马线前就不会有停车的念头。相反，他会蚕食斑马线，使车身无限接近、压迫、挤推行人；或者在看到行人后，第一反应不是减速，而是兴奋地鸣笛加速，以便“促使”行人快些走开。这样一来，行人不但没有安全感、尊严感，还会感觉受到强烈的刺激和挑衅，难免衍生出类似兰州老人砖头砸车的事件。砖头固不可取，但也不可再麻木不仁，否则，率性肆意的飙车党、醉驾帮将会把更多的斑马线变成死亡线，会有更多的谭卓死于对规则的信赖和遵守。 杭州胡斌飙车案之后，我曾撰文认为，飙车不是交通行为，因为飙车有着特定的行为程式，其目的有别于交通活动；谭卓也不是死于交通事故，而是死于胡斌以飙车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行。这是因为，走在斑马线上的人，原本有理由相信那里是法律划定的安全堡垒，而如果有人居然死在这个堡垒中，死因是对法律的信赖，那就意味着法律只是陷阱。我们容忍对这个堡垒的误入，但不能容忍对它的挑衅。所以，只有真切意识到“汽车不让行人”是文明社会不能容忍的龌龊，只有真正认识到“汽车避让行人”是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环节，并且真诚相信现状必须改变，也能够改变，我们才能认真说服自己，由衷地从我做起。或许有人会说，中国人太多了，如果车让人，那车永远过不去。我的回应是，这种情况下应当改变的是路面通行设施，比如建过街天桥、修地下通道，而不能以牺牲既有规则为代价。 环顾周边，汽车礼让行人，香港做的最好，澳门次之，算是给国人争了口气；台湾像块跷跷板，由北向南一路滑坡，台北很好，高雄很糟；放眼欧洲，大致情况是瑞士、德国、英国最好，西班牙、法国次之，奥地利、意大利又次之，捷克、波兰只能说等而下之。这个排列，同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法治程度是大致匹配的。法治越健全，斑马线上越是秩序文明；法治越败坏，斑马线上越是乱象丛生。法国很有特点，行人不怎么看信号灯，他们看上去很善于同环境协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过他们坚持走斑马线，汽车也绝对让行人。 我问过几个瑞士人，开车时为什么能够做到礼让行人？他们的回答是：已经习惯了。习惯从何而来？我以为来自教育、奖惩和模仿。就斑马线上的国民表现而言，不得不说我们的国民教育是失败的。从幼儿园开始，我们被教导要成为一个英雄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守法者；长大以后，我们期待着有朝一日能见义勇为，却不屑于日常生活中依从交通标志、排队等候或者不随地吐痰。因此，斑马线问题，应当从娃娃抓起。 仅次于教育的是奖惩，或者说奖惩也是教育手段的一部分。奖，不只来自官方褒扬，更来自路人赞许的表情和手势；惩，不光来自警察罚款，也来自社会舆论的批评和指责。我曾设想，能否让汽车也有“表情”，民间可否发明一种“灯言手语”，说“请您先走、谢谢、对不起、没关系”。不过，如何确保让汽车只说礼貌话，不说骂人话，倒是个问题。说到模仿，当今世界不乏公认的、现成的好榜样，就看我们愿不愿意去模仿。 车让人，目标是好的，但方法和途径需要讨论和斟酌，不能不择手段。比如，禁止吃猫吃狗，禁止未成年人用手机，禁止黄色短信，立意和目标可能都是正当的，但对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是否正当，我们向来关注不够。掀开每个锅盖？搜查每个书包？还是组建一支道德水准极高、抗黄能力超强、以关怀他人生活品味为己任的职业队伍？如果手段的损害大于目标的收益，那就不值得追求这个目标。 官方的提倡，交警的努力，必然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交警的执法重心需要调整到人们有亲和感的地方，整饬斑马线上的乱象，总比抓压实线、罚乱停车更关乎生命、更贴近民心。毕竟，所有交通规则的核心目的是保证人的安全。要有持之以恒的严格执法，而不能指望暴风骤雨式的运动，因为它不可持久。公交站点的排队可资借鉴，经过社会各界的努力，人们终于认同排队并且逐渐习惯排队了。 回想一下，学习排队的过程，成本是很高的，有许多协管员和志愿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不过，这个过程也告诉我们，很多事情没有警察也是可以办好的，甚至办得更好。试想，让每条斑马线附近都站上警察，那对于斑马线上的秩序一定是极为有效的。但我宁可不要这种“有效”，因为身边站满警察只能说明法治败坏、社会动荡。斑马线是具体而生动的全民法治的课堂，应当在这里学会建设无须权力的秩序，也由此提升人的尊严和自治。 摘自《斑马线上的中国》 邓子滨 著 邓子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律出版社 2013年7月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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