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全球视野与本土经验”学术研讨会综述 - 教师之友网

切中莫言研究“第二波”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张志忠指出，中外学界因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展开的各种庆祝和讨论活动，目前已经进入“第二波”——第二阶段。世界性与本土性的融合，或者说地方性与普世性的交汇，正是莫言获得世界文学声誉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国内外学者的共识，因此，本次会议的议题，切中的正是第二波莫言研究的中心。
莫言的作品一方面受到西方现代的影响，在语言及叙述方式上是勇于革新的；另一方面，莫言的创作又是接地气的、有悲悯情怀和直面大众读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张炯认为，莫言获奖以来，其文学创作所提供的丰富的艺术经验和理论探讨的开阔空间——种种相关问题的讨论已经广泛展开，并为莫言研究打开了新的领域。学术界对莫言的研究已有丰硕的成果，但莫言创作的基因密码还需要进一步的解读。
现在莫言获奖的热度已经退去，正可以更冷静更深入地展开相关学术问题的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指出，在会议的众多议题中，白烨认为最重要和集中的是：莫言创作与本土经验，这是一个需要从各个方面加以发现和探讨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对莫言个人创作的一种持续评说，也是对莫言与中国文化的关联、莫言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的深入解读。他认为，莫言的成长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演变密切相关，以莫言的创作经验与格局为参照，可以看出当代文学创作存在的优长与不足。
高密莫言研究会副会长管谟贤认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所产生的正能量正在扩散，人们对莫言和对文学的关爱热情空前高涨，文学界和文艺理论界对莫言的研究正在深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不说明莫言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中国还有很多作家不比莫言差。大家都期待着莫言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有更多的中国作家能够捧回各种大奖。
植根本土经验的崛起
莫言所获得的世界性文学成就与声誉，首先是由他创作的本土经验所决定的，这几乎是本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和学者的共识。大会的六场讨论发言中，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谈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以“在地性”来阐发莫言小说的本土性。他认为，莫言的本土，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异本土的问题。如果回到80年代文学新潮的节点上看莫言的崛起，莫言恰恰是在现代派、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本土性三者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道路。
长期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存在着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进行优劣对比的惯性，且认为莫言与中国当代作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看法，如果放在现当代文学的整体视野下，其认识维度应当重新设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指出，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都传承了“五四”文学的主题。在莫言的作品里面，鲁迅反复书写过的暴力、围观、嗜血的主题，以及对国民性的分析，在莫言作品中都是非常丰富的。莫言小说对农业文明整体经验的书写对整个当代文学弥足珍贵，其魅性、神性、结构性的内涵，原始性、想象力和美感，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在将来的当代文学中或许不复存在。海南师范大学教授毕光明将鲁迅的《铸剑》与莫言的《月光斩》进行了对读，揭示了两部作品在同一主题下，与现实生活展开对话的不同内涵。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教授李林荣则以“中层的幽暗和斑斓”为关节点，讨论了鲁迅与莫言叙事的相关性。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季红真在《莫言小说与中国叙事文学的传统》一文中，深入探讨了莫言与中国古典文学叙事传统的深刻关联。她认为，莫言的小说创作虽然受到西方文学大师如福克纳、川端康成等影响，但他小说的叙述方式仍然主要是由中国叙事文学的传统滋养出来的。中国古代悠久的叙事文学传统，不仅为莫言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文化资源，决定了他基本的艺术思维方式、选材特征、叙述方式与语义结构，还影响和决定了居于整体美学风格中心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怀。山西大学教授王春林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莫言的艺术想象力的文化渊源，当然有西方文学经验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传统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掖平进一步指出，莫言虽然叙说的是中国的乡土故事，但他在民间乡土文化的熏陶和现代意识影响下，形成了一种独立、自由的个性化精神，同时也具有一般意义上现代性精神的光辉和神采。武汉大学教授樊星将莫言小说中所表现的中国农民的酒神精神与新文学以来的国民性主题联系起来，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他认为，要认识中国的国民性，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认识“农民性”。
批判之外，建构更具开创意义
作为莫言研究方面的资深专家，张志忠的发言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自鲁迅以来的批判传统存在缺憾的问题。他认为，站在更开阔的界面上，在文学创作中仅有批判是远远不够的。很多享有世界性声誉的优秀作品，如《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都是在批判之后有所建构。即使是鲁迅，也并不应将其理解为只会批判的“战士”。如果说80年代我们强调批判，针对的是50年代到70年代的社会、历史与政治文化，那么，在后来的时代转型中，文学的建设性更为重要。而莫言这一代作家，包括韩少功、王安忆、贾平凹，首先呈现在文坛的形象都是正面的、阳光的，但他们在80年代很快就转向批判和解构。到了90年代，作家就有必要重新思考面对现实的态度，以及文学的价值立场应当如何建立。在愤怒、批判之后是否应该思考和重建。《红高粱》当然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解构，但它同时又是一种红高粱精神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莫言的创作有得风气之先的开创性意义。自《红高粱》之后，莫言的作品也都有一定的建构性意义，这就显示了他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在重建民族精神方面的努力。在当今时代，文学作品应该更多地思考如何浸润人的心灵、调节舒缓和改善人的心灵，这应是许多作家努力的方向。
吉林省作协的张未民选择了“生”与“活”这两个关键词将莫言《生死疲劳》、阎连科《受活》与余华《活着》三部作品来阐释作家文学思想的变化，以及由此变化而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的思想格局。他认为，莫言与阎连科、余华等作家之所以重要，固然是因为他们的艺术高度，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文学的时代性和思想高度。在苦难之上，在政治与批判之上，在中国的乡土历史之上，三位作家借助作品所标明指示出来的是一种由“生”的传统意义模式向世俗普遍性的“活”的存在意义模式的转换，或者说，活着，就是一种思想，而并非一种没有悲剧感和崇高感的倒退。
与会学者的诸多论文中，运用新方法、从新的视角对莫言的小说文本进行细读，并进一步阐发其思想艺术特质的作品不在少数，这一部分讨论，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了对莫言作品的研究，而且多有不同的作家作品比较，对于将莫言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这部分研究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前面的本土性与文学传统等问题，构成了莫言研究的重要基础。
诺奖热后的冷思考
这次研讨会上，与诺贝尔文学奖相关的各种话题也是讨论的热点之一，学者们围绕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与意义、诺贝尔文学奖评价机制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中国作家进入后诺贝尔文学奖时代后该如调整创作方向等问题，畅所欲言，提出了一系列有现实针对性且有创建性的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包明德认为，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助推了文学自由、审美、强壮品格的张扬。在中国当代文学从窒闷、压抑中走出来的历程中，莫言是当代文学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代表。他认为莫言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文学的主体精神、文学的尊严和文学的品格，是他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青睐的重要原因。莫言获奖，提振了中国文学的自信，提升了文学的热情、阅读的热情，有利于营造更温润的土壤，更宽容的氛围，实现了国人的百年梦想，标志着中国文学在更深广的层面走向了世界。不过，他同时也对莫言小说在结构方面的先锋性提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他认为在莫言的小说创作中，结构有时能成就故事，有时超越了故事，但也可能解构了故事。另外，他还对莫言小说中的一些细节的荒诞描写（如狗鼻子上是否能有汗）是否违背了深入生活的真实，提出了疑问。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在《莫言的世界与世界的莫言》中以风趣幽默的语言，阐释了他对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等相关问题的看法。他将莫言的文学作品——包括在海外传播的那一部分，看作是另一类的“中国制造”，并阐发了莫言的小说在文化生产与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位置。他认为，借助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契机，纯文学在文学体系中的定位得以重新确立，在莫言获奖后，中国当代文学实现了纯文学与大众读者之间最亲密的接触。莫言作品的广泛传播，表现出纯文学作为全球高雅文学产品的一部分，已不再是政治性的，这是当代文学里天翻地覆的变化。北京社科院张泉对后莫言时代的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议题进行了独到而深入的研究。他以详实的数据和精辟的分析，令人信服地阐发了自己的观点：新时期以来，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大国的崛起步伐形影相随的诺贝尔情结，以及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标杆的文化认同焦虑，并没有因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因莫言的获奖而消解。在后莫言时代，仍有必要对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的议题进行再审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杨早归纳出了诺贝尔奖焦虑症、大国、消费、当代文学、80年代、农村、民间、软弱这八个关键词，借助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社会各界掀起的“喧哗与骚动”来对当代文学发展的某些方面进行反思，基本上概括了莫言获奖一年以来，国人争论的全部方方面面。论文对莫言“软弱”的解读和分析，力透纸背且意味深长。 （龙慧萍冯雷）